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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23:​五十五师巩县起义始末

  • 时间:   2020-08-13      
  • 作者:   孔从洲      
  • 来源:   中华魂网     
  • 浏览人数:  380

前言

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是一支能打硬仗、积极抗日的队伍,被称为中条山的铁柱子。队伍中有许多的共产党员,又被称为“七路半军”,毛主席曾赞誉:“第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同时三十八军也是蒋介石眼中最不放心的杂牌军。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利用多种“吃杂牌”的手段,千方百计地削弱和消灭这支队伍,抗日战争胜利了,蒋介石一心消灭这支抗战有功部队,让我们分享一下孔从洲将军有关“五十五师巩县起义始未”一文。


五十五师巩县起义始末

五十五师的前身,是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的一部分,不是国民党的嫡系,被称为杂牌军队。十七路军积极参加了西安事变,蒋介石对这支部队非常痛恨。西安事变时,我任该部警备第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负责解除国民党在西安城区的反动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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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夏,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逼迫出国,这支部队由孙蔚如领导,被缩编为三十八军,辖十七师、一七七师和警备一、二、三旅以及军直教导团,我仍任警二旅旅长。从西安事变到抗战前夕,这支部队一直在我党中央领导下,同红军、东北军密切协同,为巩固西安事变成果进行斗争。同时,开始对部队实行政治改造,准备抗日。抗日战争时期,这支部队的番号先改为三十一军团,不久又改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先后任军团长和总司今,辖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警二旅先后编为独立四十六旅、新编三十五师、五十五师,我一直担任旅长、师长,始终归三十八军建制。    

“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大,十七师师长赵寿山在庐山代表这支部队请缨北上抗日。经蒋介石批准,孙蔚如军长派段象武副军长率领教导团、十七师、一七七师五二九旅,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由于蒋介石分割使用前线部队,段象武无法指挥本部,孙蔚如遂将段撤回。赵寿山率十七师在保定打了一仗,接着同军部教导团转战娘子关,在雪花山、乏驴岭、旧关打得非常英勇、艰苦。许权中率五二九旅在忻口战役中也打得很顽强。太原失守后,三十八军在前线的部队遵照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撤到山西离石碛口、交口整顿。接着,党中央派南汉宸到部队慰问,八路军派了很多干部来部队帮助整训。1938年初,赵寿山到延安见毛泽东主席和叶剑英同志。毛主席向赵提出了“培训干部,改造部队”的建议。赵寿山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接受党的领导。从此,这支部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39年3月,成立了中共三十八军工作委员会。

1938年春,十七师和五二九旅开赴晋东南归第二战区东路军建制,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下,协同八路军粉碎了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的九路围攻。警二旅和一七七师(缺五二九旅)在河西岸朝邑、合阳、韩城一线担任河防任务,阻击日军向陕西的进犯。6月,这支部队编为第三十一军团,孙蔚如任军团长,辖三十八军、九十六军,并指挥四十七军,担任保卫中条山的任务。它坚守中条山二年半,与日军大小战斗百余次,阵地仍在我手中。尤其是1939年的六六战役与日军一个师团、一个旅团、一个炮兵联队血战二十余天,双方伤亡都很大。当我西线守备部队陷于三面被围、背临黄河的严峻形势下,我主动率独立四十六旅向敌后突围,消灭日军两个炮兵中队和后方医院,缴获山炮12门(只留了瞄准镜,其余全部推入山沟)、迫击炮4门以及步、机枪等武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保障了友邻部队突出重围。后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看我们坚守中条山战绩显著,名声大,更重要的是发觉我们与八路军来往密切,就于1940年9月下令,把第四集团军调到河南,将中条山防务交给胡宗南部队担任。哪晓得我们交防不久,在1941年5月日军再次进攻下,蒋嫡系16个师10万多人,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高级将领数人阵亡或被俘,中条防区遂全部落入敌人之手。

第四集团军调到河南后,担任郑州(不含)至洛阳(不含)间河防任务,我新三十五师防守汜水至广武段。郑州及以东地区河防,由孙桐萱部担任。1941年10月初,日军从尉氏渡河进攻,孙桐萱部放弃郑州,仓皇南撤。这时,第四集团军为阻止敌人西进,转过来防守虎牢关、密县,登封及偃师府店一线,经与日军反复拼搏,挫败了敌人西进企图。11月初,第四集团军在友邻部队的协同下发起反攻,激战一月,收复了郑州、古荥镇、广武等地,将敌人赶到邙山头上的黄河桥头堡。三十八军十七师及新三十五师负责围攻该敌,因久攻不克,我军遂在邙山头上的汉王城至黄河铁桥桥头堡的西侧,转入与日军长期对峙的阵势。这时,三十八军军部驻荥阳的苏寨,十七师师部驻广武之高村,新三十五师师部驻古荥镇附近的苏楼。

第四集团军担任河防任务,达三年半之久。在此期间,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千方百计分化瓦解这支部队,它派了许多特务,将其安插在重要岗位上,用来监视我们的行动。1944年2月,蒋介石下令把赵寿山军长调离三十八军到甘肃武威当第三集团军的空头总司令,换来一个蒋的嫡系张耀明当军长。张来了以后,每次讲话都说这个部队有共产党,并威胁说,谁是共产党站出来自首,否则,查出来就要杀头。那时,部队团结很好,明知谁是共产党员。也无一人告发。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安插进来的几个坏家伙也被我们赶跑了。赵寿山离开部队前,同孙蔚如商量确定,三十八军由我负责掌握。赵对我说,你要积极支持、配合工委的工作。这时,中央有指示,要求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我们同蒋派来的军官和特务斗了很长时间,粉碎了他们分化瓦解这支部队的阴谋,终于把杨虎城将军创建的这支爱国武装力量保存下来了。    

1944年4月,日军为了打通平汉线南段交通线,在河南发动了中原战役。在此期间,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不战面逃;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的其他中央军也是一触即溃。日军在洛阳以西的白浪渡偷渡成功,坐镇洛阳的蒋鼎文也落荒而逃。只有第四集团军在东线顶了19天,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并且在虎事关、府店作战中,还有相当缴获。毛主席讲:“河南战役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①毛主席这里说的杂牌军指的就是我们。第四集团军后来转进到卢氏、洛宁一带布防,阻击敌人的进攻,置到日军投降。

 中原战役后,由于部队伤亡很大,处境非常困难。这时,我专程到西安同原三十八军工委书记蒙定军商量,请他转报党中央,派人到部队帮助工作。1945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真派周仲英、张西鼎秘密到前方。我和周、张谈过四五次。周、张转达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少奇、彭真对部队的问候,我向他详细介绍了部队的情况。周仲英说,中央指示:“部队应提高警惕,做好应变准备,一旦部队处境危险,便毅然自决行动,总之,一切以保存抗日力量为主。”   

1945年6月,蒋介石下令把第四集团军的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并编为三十八军,4个师编为3个师,14个团编为9个团,撤销了九十六军和新十四师番号。他又用明升暗降的手法,调孙蔚如到湖北恩施第六战区当空头司令长官。整编后的第三十八军,由张耀明任军长,辖十七、五十五、一七七师。蒋介石还要将十七师团、营干部调走,名义上是受训,实际上是抽梁换柱,瓦解十七师。1945年7月14日,中央指示,这完全是排除异已,消灭进步势力,准备内战的阴谋。为反对这一阴谋,必须将我党能掌握的部队坚决拖出来。7月17日十七师在洛宁县故县镇宣布起义,将部队拉到八路军河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后来又过黄河到了太岳解放区。十七师的三个团,除四十九团的团部和一、二营因洛河水涨未行动外,其余部队都到了解放区。    

 在此以前,1945年7月10日左右,孙蔚如先生前去第六战区的时候,第四集团军曾经举行宴会送别。在宴会结束返回部队的路上,我和刘威诚研究分析部队的前途时,我说:孙、赵两位都走啦,今后咱们的担子更重了。他说:是的,部队的前途,现在所处的态势,咱们要好好研究。我说:咱们做好一切准备,不得已时就打红旗。在谈到部队态势和今后行动方案时,一致认为:当时十七师处境危险,但驻在第二线,便于行动。新三十五师正展开在第一线阵地上,与日军呈胶着状态,敌我阵地犬牙交错。5月初,杨健团和敌激战数日,长水镇曾一度被敌人夺去,经多次反击,才收复。同时也谈到,中原战役部队损失较大,一0五团去陕西接新兵尚未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新三十五师骤然后撤,日军乘虚而入,我们在军事上将十分被动,不仅新三十五师会遭受损失,十七师的行动安全也难以保障。当然,十七师走后,新三十五师留下来处境会更加困难。我们权衡再三:一致认为:最好新三十五师暂时留下来,坚守阵地,顶住日军,保证十七师起义成功,以后待机行动。刘威诚表示,他去老虎头和李森等商量再告诉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以后刘并没有把研究的结果告诉我。过了几天,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十七师举行了起义。十七师行动后,当时我师一O五团二营营长李慕愚临时来找我,说他在这支部队中做党的工作18年,已被特务察觉,组织决定他随十七师走。我照三十八军党组织的决定,就让李慕愚追赶十七师去了。行前,我请李慕愚带了一封信给刘威诚,祝他们起义成功,我们后会有期。十七师到解放区以后,周恩来在重庆告孙蔚如:“十七师到解放区后,番号不变,同八路军一样对待。”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部奉命以受降先遣部队名义,星夜开赴郑州,并由我担任郑、洛警备司令。我想,抗战八年,我军始终在第一线与敌人拼杀,作出了巨大牺牲,理应乘此受降机会,把部队装备一下。但是,所有胜利果实,都被蒋介石嫡系部队独吞了,我们只是担任看管城市、维护治安,连受降的资格都没有,真是太欺负人了,全军官兵十分气愤。10月下旬,郑州秩序整顿任务刚刚完成,部队即奉命开往商丘,后来又调到开封,1946年元旦又移防到黄河以北的阳武(今原阳)县城,继又开往新乡的小冀镇。3月下旬,由小冀镇调驻巩县。半年之内,部队始终处于频繁的调动之中。    

抗战胜利后:十七路军只剩下三十八军所辖的十七师(新组建),五十五师和一七七。一七七师长李振西是蒋的嫡系,很坏,那里的共产党员处境困难:五十五师虽然还有一部分党员骨干,力量也单薄,我于1945年年底即请示起义,中共陕西省工委派王国与我联系,说为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同意我们起义,当时部队驻在新乡附近的小冀镇,形势很有利,我就积极进行准备,等候行动。不久,王国第二次又来,转达了中央“暂停起义”的指示。王国说,国共两党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政协正在开会,党中央指示目前暂不行动,待争取到美械装备以后,看情形再决定。   

1946年3月间,党中央指示,要我和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直接联络,我即派乔阶平和明蹈前往晋冀鲁豫军区联系起义事宜,乔在濮阳见到了刘威诚,刘传达了中央关于“三十八军不宜拉出”的指示精神。刘说:政协会议刚开过不久,国共双方都要缩编军队,这时起义师出无名,时机不利,要争取部队存在,待机行动。乔阶平还未回来,部队就奉命由小冀镇开到巩县,师部驻站街巴沟,乔回来向我汇报了上述情况。此时,五十五师处境险恶,东面有驻州的整编二十七师王应遵部,西面有驻洛阳的整编九十师严明部,东南有驻新郑的交警总队,南面是地方部队,三面都有敌人重兵驻守,北面有黄河阻隔,形势对我十分不利,这时,我在站街到神堤间的洛河上架了一座浮桥,名义上是为了利军利民交通,实际是为起义做准备的,1946年4月上句,部队整编方案已发到张耀明手里,如果再不组织起义,行动时间晚了,部队就会被人家瓦解掉,到那时就失去时机了。于是、我又派乔阶平到邯郸去找刘威诚转报刘、邓首长说明目前部队情况紧急,请准予起义。我交给乔阶平一本密电码,叫他到达后用无线电同我联系。乔阶平走后没几天,胡宗南把张耀明叫到西安开会。那时,西安火车不通、张取道郑州坐飞机去西安,我在站街西头候他,问他干什么去?他说去看看关麟徵(张的老上级)。这当然是幌子,他实际是去研究如何解决五十五师的,张从西安回来就传令部队要整编,军编为师,师编为旅,我们五十五师要编为五十五旅,由一个副师长当旅长,叫我到另一个军去当副军长,又来一个明升暗降。我识破了这个阴谋,表示:“我坚决不去。我在三十八军多年了,留下当马夫、伙夫都可以,就是不愿离开三十八军。”正、副军长、参谋长都劝我说:“上边已决定了,委员长、胡主任都希望你按命令办事。”还说:“以后可以当军长。”我说,我可没有那个本事。五十五师原来的那个政治副师长徐幼常,是蒋介石安插到我师的特务,他也劝我,叫我委曲求全。我顶着说:“既不全,何委曲?一个师变成一个旅,一个旅变成两个团,两个团变成四个营,是什么全?这是既委曲又不全。”这次没谈好,他们请示胡宗南,胡开始说:“那不行。”后来又说:他既然不愿到别的军去,就留在三十八车当副军长吧。”    乔阶平是5月初回来的,这时我已到了整编三十八师师部,住在焦湾谢友三家里,张耀明派了四个警卫人员监视我的行动。我叫人通知乔阶平爱人,告乔回来后不要直接找我,可将情况告诉孟修齐(我的副官、中共党员)。乔回到巩县,写了一封信,由孟修齐转给我,这封信的内容是,邓小平政委根据中央关于“孔师可立即起义”的精神,做的六条指示:   

 1、现在动,正是时机。东北四平街已经打响;   

 2、我们造船,你们过河到温县。渡河时,我们派部队到黄河南岸占领阵地,掩护你们;   

 3、渡河时间,以造好船为准,什么时候造好船,什么时候行动;    

 4、我们那边有人,过来时帮助你们,把其他部队也带过来;    

 5、过来时,多带子弹,不要带笨重的东西;   

 6、对张耀明军长,不要伤害他。他愿过来就过来,不愿过来过黄河时放他回去;    

1946年5月10日左右,国民党《扫荡报》登了两条消息:一条说,共“匪”温县造船,企图不明;另一条说,李先念“匪”部企图从宣化店突围。我从这两条消息判断,蒋介石似已察觉我们的行动企图了。果然,没过几天,胡宗南就下毒手解决五十五旅了。胡派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到郑州同裴昌会密商,董向裴说:整编三十八师五十五旅内共产党干部很多,胡宗南要解散这个部队。请您令郑州铁路局备车两列开巩县;命令整编三十八师转饬巩县的五十五旅轻装乘车开豫北新乡;我到新乡告诉第二十六整编军王仲廉,让他在55旅所乘列车进入包围圈,就勒令缴械,士兵就地补给王仲廉部。5月14日,裴昌会转令张耀明,着五十五旅于5月15日上午4时由巩县上火车到新乡增防。我看到这个命令后分析,到新乡增防是假,火车缴械是真。怎么办?部队要行动,成功的成分少,失败的成分多。因为北渡黄河船未造好,东、南西三面都有重兵,很难行动。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又必须行动。行动三个好处:一,有可能胜利,突围到伏牛山和商洛地区与游击队会合;二,军事上如果失败,政治上也能取得很好效果;三,可策应李先念宣化店突围。    

我是5月14日下午4时接到去新乡增防命令的,命令要求15日晨4时上火车,其间只有12个小时的时间。当时,我从焦湾谢老家里出来,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只带两个警卫员随我过洛河去站街作起义动员。走到孝义大王沟时,恰好碰到姚国俊(整编三十八师副师长)和徐幼常。他们问我干什么去,我说;很久没有洗澡了,去孝义洗个澡。他们顺着说,我们也很久没有洗澡,咱们一块去洗吧。洗澡后,我请他们吃了一顿饭,一块回到康店。他们要留我住在康店,我坚持回焦湾谢老家住。大约到夜里10时,我又转身去站街。那时,深夜就不摆渡了。我装着在河边散步,有个船夫姓曹,问我干什么,我说有个客人在孝义,不知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船夫说,你是不是想过河去接他?我说是,他说,好,好,这是最后一班船,把你们送过去吧!我过河后先到白沙去看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兴中,把自己的想法给他说了,因为我们在第四集团军共事多年,我相信告诉他不会出什么岔予的。然后,我到大王沟找原五十五师特务连长戴定霖(此时,戴在这里帮助整编三十八师举办新武器训练班),对他说,好好干吧,你将来很有前途。戴反应很快,当问我去哪里?我说,那你就不要管了。他接着说,你放心走好了,我随后就到。

我从白沙去五十五旅,向南走小路,经大黄冶、小黄冶,翻山越岭,绕道步行了二十多里,到了一六四团一营,即戴定江营。这个营部住在小黄冶下边离铁路不远的新沟村,营里有几个共产党员。我抓住这个营就下命令,召集五十五旅旅长孙子坤(住巴沟)和整编后的两个团长(杨健、陈日新)以及其他干部开会动员。我说,抗战八年,蒋介石消极抗日,退到重庆。我们部队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卢沟桥事变不久,就开赴抗日前线,先后转战河北、山西、河南各地,前仆后继,英勇杀敌,与日军血战八年,牺牲了那么多官兵,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可是,抗战胜利了,我们竟连受降的资格都没有,蒋介石却迫不及待地从大后方钻出来,派他的嫡系部队独吞胜利果实。不仅如此,还要进一步发动内战,残害人民。我们要举反内战的旗帜,举行起义!我们这个部队,原是杨虎城将军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参加过辛亥革命,靖国军反袁斗争,北伐战争,我们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同东北军一道发动了西安事变。总之,这支部队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始终站在正义的一边,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个光荣传统。现在,蒋介石又要向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开刀了,我们坚决反对他的反革命内战政策。我们的起义是革命行动,我们是正义之师,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支持的。我讲话后,大家精神振奋土气高昂,表示愿意跟我起义。在研究行动计时,起初想找些民船从裴峪口抢渡。我们用电台和邯郸联,呼叫了半天没联系上,估计驻郑州、洛阳之敌都会出动,一七七旅在回郭镇也会出来,向北已不可能,只有向南和西南比较有利。会上又分析了这次行动,胜利和失败两种可能性都有,就是失败了也是光荣的,在军事上失败了,政治上是胜利的,对反内战的影响很大。我们部队大部分是陕西人、河南人,即便被打散了,散开后可以到处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主张,散播革命的种子。我们在研究行动计划的同时,向全国发出起义通电,揭露蒋介石反动派的内战阴谋,提出我们反对内战、要求在全国实行和平民主的正义主张。通电发出后,部队随即向南开进。敌人发觉后,企图分几路包围我们。洛阳的整编九十师、郑州的整编二十七师、南阳的保安团都出动了,一七七旅也来了。起义部队边打边行进,到了五指岭及其附近地区,就被敌人团团住。这时,大家心情很沉重,我和大家研究尽量分散突围,以减少损失。预定的突围方向是拉向伏牛山,与商洛游击队会合,若突围不成功,干部可分散活动,由豫北或鲁西南进入解放区。    

我们在巩县境内同敌人打了三天,与整编二十七师交战最激烈。到第四天,包围的敌人愈来愈多,由于力量悬殊,寡不敌众,继续打下去就有被全歼的可能,于是我下令分散突围。我带了一六三团突围到登封,在那里遇到保安团,打了一阵,禹县方向也来了一个保安团,后面是整编二十七师,也追上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起义部队支持不住了,我决心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大家很关心我,我不离开,他们就不走,于是,我带了两个连先突出去。突出去后就分散,我身边留下二十几个人到了禹县。这时,整编二十七师也快到达禹县了,我们又化装分散活动。那时,有的干部有记者证,给了我一个。我带了几个警卫员和杨健到叶县去了。叶县警察局查得很严,说北山有部队叛变了,他们把我的“记者证”看了很长时间,才放我走。到镇平后,我派杨健去陕西商洛地区联系。那里有几个保安团的领导人,是我过去推荐的,我叫杨健去和张效骞联系。    

这时,我住在镇平孔令敏(我的随从副官,有病在家)家里,以后又转移到位于伏牛山南麓的镇平菩提寺隐蔽,等待起义部队的消息,杨健走后,我叫孔令铎去邓县联络,那里我们也有点基础。五十五师过去补充兵员时,有一部分新兵就是这一带的人,他们在抗战胜利复员回家了。孔令铎联系后回来说,不得已时可到那里去,我又派警卫员王德义去邯郸汇报,王去了十几天回到镇平,并带着晋冀鲁豫中央局联络员王国来接我去解放区。王国过去在独立四十六旅工作过。他告诉我;“中央决定,你无论如何不能在白区呆,不管部队剩多少,一定要到解放区去,到解放区后再组织部队。”随后,我经过化装,在王国的带领下,沿途克服许多困难,顺利地应付了国民党军宪警的盘查,在第四集团军谍报站站长霍子昭(中共党员)等的帮助下,通过了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来到了解放区。  

我到菏泽时,刘(伯承)邓(小平)首长正在指挥作战,他们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代表党中央向我慰问,真是关怀备至。尤其是周恩来副主席,对我特别关心,他通过三十八军原工委书记蒙定军的关系,把我全家老老少少都安全接到解放区,使我终生难忘。    

1946年9月13日,根据中共中央命令,在邯郸成立了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我任军长,辖十七师和五十五师。以后,我们在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的领导下,参加了解放战争。1947年8月,我军随陈(赓)谢(富治)兵团渡过黄河,解放了灵宝、陕县、渑池一带。郑州解放后,我被任命为郑州警备司令。这一带,国民党军队遗留下来的枪支很多,还有迫击炮。我们组织的地方基干民兵,其中有一部分是五十五旅起义后留任此地的士兵,以后都补充到参加淮海战役的部队里去了。    

五十五旅起义中,旅长孙子坤和译电员孙乃华(中共党员)不幸被俘,被蒋介石枪杀在南京雨花台,壮列牺牲。    

这次起义,我到邯郸时总结了四句话:“识破敌人阴谋,采取果断行动,一切准备仓促,突围参加革命。”    

党中央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对于我军起义,表示亲切的关怀和激励。我到达解放区后,朱总令给我来电说:“郁文将军勋鉴:欣悉将军反战起义后已安抵邯郸,谨致慰问欢迎之忱。”1946年9月13日,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成立,晋冀鲁豫边区各界在邯郸市隆重集会,热烈欢迎我军起义官兵,对我军表示热情的祝愿,并寄予殷切的希望,使我和全军官兵深受鼓舞。的确,五十五师和十七师的起义,标志着第三十八军的新生,是十七路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孔从周

1988年11月

摘自:中央文史出版社<<丹心素裹>>第三册199---214页 

 

 附件:孔从洲将军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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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从洲,原名孔从周,西安市人。生于1906年10月2日 ,逝世日期1991年6月7日。

1924年参加杨虎城部,历任团、旅 、师长。

1924年,参加杨虎城部队,参加过北伐战争,是杨虎城将军的爱将。

1936年任国民革命军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独立第四十六旅少将旅长,新编第三十五师师长,第五十五师师长。

1946年作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八军中将副军长。

1946年5月,孔从洲率部于河南巩县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后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后任豫西军区副司令员,郑州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

全国解放后,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第二炮兵学校校长、西南军区军械部部长,高级炮兵学校校长,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为我军炮兵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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