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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国需要共产党

  • 时间:   2020-07-03      
  • 作者:   王水禄      
  • 来源:   中华魂网     
  • 浏览人数:  351

【编者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笔者有幸看到王水禄同志撰写的理论文章《中国需要共产党》。王水禄同志是1976年入党的老同志。在“事事久久”吉利之日,他将《模范中国、模范党》一书的“中国需要共产党”章节单独发布给大家,请分享。

三、坚持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现实之需要

过去,在中国,如果说是时代和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话,那么在当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则是中国现实之需要。

在夺取政权以后,虽然多有曲折,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绩依然有目共睹;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国家得到统一;二是民族得到团结;三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增长;四是国家的基本建设得到增强;五是老百姓公平、幸福的生活得到初步体现;六是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可是,截至目前,这一切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可能,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比执政前,所要承受的责任担当以及所要经受的考验会更大。

解放初,要铲除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所留下的“后遗症”很难,其必须由中国共产党勇挑重担才能够完成。然而,在今天,若要建设一个公平而幸福的中国,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可以说会更难。首先,难就难在理论体系的转换上。因为,在理论上,虽然说还要继续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即,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可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机制又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甚至是“硬伤”。其次,中国毕竟是一个多民族的人口大国,底子太薄,历史欠账太多。所以,若要在思想和实践上,完成这种时代大跨越或社会大更替,其困难之大可以想象。这仍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奉献精神领导全国人民继续砥砺奋斗。当然,也需要时间。

那么,从主客观来说,在现阶段,中国共产党所担纲的责任是什么呢?或者说,从中国现实出发,为什么还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呢?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共产党要建立公平幸福社会的承诺还没有兑现

三农是中国现代社会最为棘手的问题;所谓的三农乃是农业、农村和农民。2000年,随着当时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一封信在《南方周末》的发表,“三农问题”即被提了出来。信中,这位来自农村一线的乡党委书记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真情感慨,并迅速引起全国上下的强烈共鸣。可就是这样一位对农民具有关爱之心,对农村工作具有责任之感,并最具发言权的农村基层干部,也终因这封信而遭受到当地有关上级领导的责难,而致使其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而另走他乡。

通过这件事情说明:从古至今,中国的农民问题依然是敏感问题,也是根本问题。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其朝代的更替大多都与农民起义有关。因为,官逼民反,农民总会在被官家被逼的几乎不能生存之时,才会组织起来奋力抗争。在冷兵器时代,大刀长矛即可随时打造;这样,人数的众多,武器的相当,也就每每可以使起义获得一定成功,从而对封建王朝产生重大冲击。可是,由于受封建文化和农民意识限制,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往往会以失败而告终。

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其间也已夹杂着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因素,可在实际上,其革命的性质和目的也无不都是围绕着农村和农民而展开。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依然是农民起义的性质。那么,既然如此,土地则是焦点。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之所以能够振臂一呼能够把皇帝拉下马,其主要得益于他提出的口号太具号召力;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即是推翻清朝后所要建立的国体及纲领。所谓的民国,即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即是天下为公,以及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所谓的“平均地权”即是在核定地价的基础上,能够做到使国民共享土地、“家给人足”。即,说到底,最终都是要体现在土地上的一种公平,从而让人人都能够过上幸福的日子。由于这些内容与国际共产主义思想有很多近似之处,所以,孙中山也赞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可是,在其仙逝后,由于接班人蒋介石的背离,再加之北伐及抗日等一系列战事的发生,民国政府也就无暇顾及中国的土地及民生的公平与幸福了。

应该说,在解放初,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为标志,这才把中国以土地为先导的公平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因为,这也是自建党后,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承诺。当然,也正是这种承诺,才使中国共产党聚拢起了人心,并迅速拉起了庞大的以农民为主的革命队伍;从而能够在抗日战争中站稳脚跟和不断扩大根据地,并最终在解放战争中以风卷残云之势击败国民党。

很明显,中国共产党所主持的土地改革与国民党所倡导的“平均地权”是有区别的。即:国民党所主张的土地改革,实质是均田性质;其平均地权则是在原来土地基础上,用征收地价税和土地增价归公的办法,从而调节或防止地主在地租及地价增长活动中获得暴利。无疑,从公平程度而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要比中国国民党所主张的“平均地权”要高出一筹。同时,还可看出,中国共产党把土地改革,是作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成果而无偿分配给农民的。这的确也为中国农民解决了基本的生存和相对公平问题。所以,中国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感恩,就在于自己能够平均获得土地。

从古至今,中国的农民都是绝大多数。因此,在解放初,农民土地的平均获得,农民基本生存和公平的保障,即可以说是中国公平社会的初步确立。

然而,在求公平的道路上,这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所迈出的第一步。也就是说,公平而不幸福终不是目的。可是,在建国初期,由于左倾冒进思想作怪,农村工作已陷入到极度被动状态;即,在人民公社里,享受着公平待遇的农民实则是越来越穷了。最终,至上世纪80年代,在农村,人民公社不得不解体,从而开始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又一次重大调整,也是中国全面改革所迈出的第一步。今天的农民由于可以外出打工的因素,是比过去自由富裕了一些;但从总体上讲,其也只是解决了温饱而已。即,说到底,现在中国的农民与历代农民一样,其依然还是最穷的一个阶层。

这显然有失公平。

在改革开放后,由于计划经济的弱化和粮价的放开,中国的农业与工业好像已不是从前的那种“捆绑”关系了。这样,所谓的重视粮食生产也仅限于是解决吃饭问题。因此,在目前中国的工业化、资本化进程中,似乎农业、农村、农民这一块已是越来越边缘化起来。突出表现就是,在改革过程中,农民与城镇居民(包括国家行政及企事业工作人员)的实际收入和福利待遇的差距已是更为加大了。首先表现在福利分房方面,其次是医疗与养老保险等等。即,改革的红利几乎与农民无关。一度,由于粮价的低廉及还要承担高额农业税等原因,在几乎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农民不种土地了,心也凉了;同时,原本脆弱的农村基层政权也基本不复存在了。这样,随着农村邪恶势力的抬头和生活的日益艰辛,农民的情绪已几近崩溃的边缘。因此,这就有了李昌平先生“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真情告白的大背景。

中国的问题,历来是农民问题。中国农民不富就谈不上中国的富裕;农民过不上现代化的生活就谈不上中国的现代化;农民享受不到公平待遇,就别侈谈中国公平社会的建立。不要以为,把土地一承包就可以不去管他们了,这实在有甩包袱之嫌。我们不应忘记当初对他们的承诺;即,让他们能够过上公平和幸福的日子。值得欣慰的是,在胡锦涛和温家宝主政时期,解决农民贫穷的问题即被提上议事日程。首先就是,再也不让农民交农业税了,同时,还有种粮补贴;其次是,诸如低保、合作医疗及免费实行农村中小学教育等工作也都在着手进行。当然,尽管是如撒胡椒面般的微乎其微,可这仍不失为一种壮举。即,种粮纳税,这一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留下的“铁律”,终于还是被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共产党所打破。它终于使农民又重新看到了希望,也使中国人看到了在中国终究还是要建立公平而幸福社会的希望。

那么,在此基础上,我认为,在当前的农村与农民问题上,除将其土地国有化外,还可具体到这几点进行大幅度倾斜。一是,取消带有歧视性质的城镇居民户口与农村居民户口的区别;二是,将城市居民区建设延至农村;三是,让广大农民在住房及福利方面也能够享受到城里人的待遇;四是,进一步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总之,就是能够让农民都过上同城里人一样的现代化生活,让“乡下人”这个字眼再也不属于农民,还农民以尊严;就是人人平等,让中国的公平社会建设真正落到实处。

目前,中国正在倡导城市化,其目的也是在吸引农民进城。可是,若是农民失去土地,到城里又没有工作可做,那么,其不是还要过“乡下人”的生活吗?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有谁还记得在打江山时农民为建立新中国所作出的流血牺牲问题,以及建国后,其在计划经济年代为中国的工业及经济发展所作出的奉献问题。无可讳言,在党内党外,很多人都把这些给淡忘了,或者是在推聋装哑般“装作”不知道。现在,必须明晰:一是,新中国的江山都是农民子弟兵(包括支前农民)流血牺牲打下来这一事实。二是,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年代,农民所生产的粮食都是以极低的价格被征用(统购统销)的,因而才换回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和城市的发展。三是,中国目前改革开放的成绩,也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前提换来的。这就是土地。具体为:国家以极低的地价把农民的土地征用过来,而后,就用作一些基本建设用地,再就是以极高的价格转卖给房地产商以及有关企业。也就是说,地还是那块地,可就是因为政府的一纸文件,地价即有了天壤之别。试想,为什么土地在农民手中时就那么不值钱,而到了官方那里就身价倍增了呢?说到底,这就是官贵民贱的封建思想在作怪,亦或还是官商勾结。所以,现在,房地产商人已是中国最富一族,农民则是最穷一族,其根源就在这里。

说到底,也就是,在目前的中国,有谁还为农民说话的问题。因为,这协会那协会,就是没有一个农民协会的建立。那么,终究,要伸张农民的利益与公平,也只有靠中国共产党了。可话又说回来,从长远计,中国共产党也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够坐稳江山。因为,中国共产党终归是一个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党,而中国的农民就是一个最大的群体。所以,中国共产党不为农民说话是说不过去的,也是有违初心的。同时,社会再现代化,吃饭的事情都是第一位。要鼓励农民以地为生,以耕土地为荣,要政策性地使种地成为一个抢手行业。可现在,农民在土地上的收入,与各行各业相比都是最低的。当然,与歌星、影星以及国企、金融大款们相比更是不值一提。甚至,在收入方面,与国家公务人员也有天壤之别。比如,谁都可以退休并可拿到一定数额的退休金颐养天年,而唯独农民不能退休。他们即是七老八十了,还在勤爬苦做,以度残年;并且,还要给极不容易的儿孙们增添负担。所以,一个老去的中国农民,不仅在世人面前抬不起头,即是在家人面前也很少有尊严之说的;有的即是无奈与冷漠,甚至等待自己的还不乏有虐待与绝望事件的发生等等。

这就是中国农民最后悲惨的下场吗?对此,不知如今的当政者该作何感想!是视而不见或装作看不见吗?别说是公心与党心了,即是自己的良心又何忍呢?还是把难题一任又一任的交给下任去处理吗?那么,积重难返;届时,若农民起事,其也就再无力回天了。所以,对于农民的公平待遇问题,早解决要比迟解决好;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真的是来不及了。

说到底,其主要问题还是表现在国家对收入政策的制定及分配上;即,就是,在分配领域并不能一概市场化。

实际上,在给劳动成果——产品(包括精神文化产品)定价这个问题上,其权力依然还是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国家对各种劳动成果都应制定出价格范围;即,给出最高价和最低价,而不是一味的交给市场来决定。这样,无论是什么劳动成果,国家在平衡个人收入分配上就可做到具有主导权;从而不至于出现农民种一辈子粮食,还不如一个歌星唱一首歌,一个国企高管一个月收入多的窘迫局面。

当然,在目前中国,低收入人群还不止是农民。在城市,由于多种原因,也还有不小一部分的低收入群体;其中,有这几类人员值得关注。一是,在国企改革中被一次性“买断”的原国企职工;二是,由于经营不善,已垮台的原集体性质的企业员工;三是,因城市扩大或发展工业,被征占土地的失地农民。这部分人虽然有低保的待遇,可是,随着物价及生活成本的不断攀升,他们的日子过得依然十分艰难。在这里,对在城市生活的失地农民要格外重视。因为,由于土地流转,今天很多农村的农民也都有失去土地的可能;这样,他们的生计即是问题。那么,若失地农民的数量过大,这无疑就是潜在的重大政治风险。可想而知,如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或政治风波,这部分人就会率先对政府发难。而这部分人若发难,随之响应的有可能就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体农民;那样,其局面就很难控制了。

现在,农民的情绪之所以还算平稳,其主要原因是,在胡锦涛、温家宝主政期间,政府针对农民及低收入群体所施以的有关惠民政策和低保措施在起作用。应该说,目前,他们都是出于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感恩才忍气吞声的。当然,他们也在期待,期待今后还会有更大的惠及。可是,面对数亿农民及低收入群体,依目前的财力及思路,中国政府有能力负担吗?或者说,还愿不愿意承担呢?所以,这就是症结所在;即,在中国,其贫富悬殊还会继续加大。不患寡而患不均。倘若不积极采取措施拉近贫富差距这道鸿沟的话,那么,其前景势必堪忧;甚至,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政坛也不排除产生大动乱、大洗牌的可能。

2、中国集法制与道德建设为一体的社会机制还未形成

要实现当初建立公平而幸福社会的承诺,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在建设“法制中国”和“道德中国”上下功夫。所谓的“法制中国”,即是说,在行将到来的科学社会中,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生活领域,无论是国家(集体)和个人行为,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都要把其纳入到法制体系来规范。这也可谓是,在法的面前人人平等。所谓的“道德中国”,即是说,在全面法制建设体系中,一定要彰显道德的诉求。

应该承认,由于经历过漫长封建社会的滋养,在道德建设上,中国的基础还是比较敦厚的。只不过是,自五四运动起,中国人的道德被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给冲击的过于猛烈,以至于到今天几乎难以为继罢了。当然,这也正是中国的软肋。即,今天,在道德的原产地,人们反而不知道德为何物了。所以,在行政方面,其出台的有关政策或措施,更多彰显的不是以德治国,德行天下的理念,而往往就是一种干巴巴的行政敕令了事。在选人用人方面,名义上是以德才兼备为基础;可是,在年轻化知识化的遮掩下,在裙带关系盛行的今天,实际上也把使用干部对德的考量给抹去了。于是,在很多官员那里,对老百姓没感情,对工作没热情,处理问题没能力,其有的只是对自己名与利的投机与钻营。这样,上仿下效;反映在高层的对德的忽视与缺失,即直接影响着普通老百姓。无可置疑,现在的世风已是愈加低下了。具体就是:对摔倒的老人没人敢搀扶了,见义也不敢勇为了,见死也不敢相救了;当然,也就更别侈谈助人为乐,“学习雷锋好榜样”了等等。

这无疑是一种无奈与悲哀。

所以说,要建设“法制中国”,必须辅以建设“道德中国”;否则,即是重大缺失。其实,法制与道德应是一对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即:若一任道德长期得不到法制的护佑,其就会枯萎;而法制社会若没有道德来“滋润”,其架构也会显得苍白而无力。总之,“法不容情”是错误的,至少是一种不完备。

法理应是情感和道德的升级版;它从情感和道德而来,又从情感和道德而去。

过去,为什么一谈到法,大家好像就犹如宿敌来临般而避之不及呢?皆因为,我们的立法思想更多的是建立在惩罚基础之上的,而全然把奖励撇在了一旁。事实上,法的惩罚性只是一方面,其另一面则是它的鼓励性;哪怕,这种鼓励往往只是精神性的。因为,一个三岁孩子都知道,你说他好比批评他要好就是这个道理。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强调法的鼓励性时,只是纯精神的表彰与鼓励,而是还可辅以物质。即,不让好人吃亏。一部好的法律,并不单在罚,也要有赏;这就叫赏罚分明。比如:在刑法中,对刑满释放人员,只要他能够做到在若干年再无重新犯罪,就可以有适当的精神或物质奖励。还有,若出台《信誉法》,对不守信义者肯定要有惩罚措施;可是,对那些典型的守信义的人和事就要实行奖励。还比如:婚姻法是保护人们婚姻自由的,但说到底即是坚守一夫一妻制的底线,从而反对一夫多妻、同居及婚外情的;那么,为了鼓励一夫一妻制的实施和对婚姻的忠诚,在婚姻法中,即可增加对银魂、金婚夫妻的奖励条款等等。

可以这么理解,要建设“法治中国”与“道德中国”,在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上,“法治中国”更多注重的应是惩处,而“道德中国”更多注重的应是奖赏。这样,一硬一软,既打又拉;即可使刻板的法治建设也能够活跃起来,从而实现法治的科学化。实质上,法治的科学化就是社会管理的科学化。那么,法治与道德建设之于科学社会之两轮,在其共同推动下,才能够为社会管理的科学化,以及中国的科学社会增添了新的内涵与动力。当然,这也是一种创新。这样,由于是法治与道德做基础,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中国即可把科学社会提早建成。从而即可做到对内更具执行力与亲和力,对外更具说服力。

无可讳言,自建国直至改革开放,中国的法制建设差不多就是一片空白。在建国初期,由于忙于治理内忧外患和阶级斗争,立法工作显然没有得到重视。同时,也是由于广大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只要是党说的话坚决照办就是;所以,也就无所谓法不法了。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其本来就十分单薄的法制体系也几乎涤荡得差不多了。事实上,在很长时期,中国实行的就是“以党代法”制。即:从上到下,都是党说了算;只要是党委决定,那就是最高指令。比如,在一个时期,一个单位如有人违法,只要不是情节特别严重或是能够捂住,党委就可建议或决定该人下不下大狱。当然,若是一名领导干部犯法,其更是上级党委说了算。甚至,即是一些较大的刑事案件也都要向上级汇报等。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党委,并不是党委必须开会集体研究,其往往也只是党委书记的一句话而已。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应该说,在改革开放以后,以党代法或人治现象还是有所改观;但是,党与法的关系也还是未能理顺。所以,至如今,在法治问题上,依然也没有完全摆脱人治的痕迹。

显然,党与法的问题与其它诸多问题一样,业已牵涉到了深层次原因,还需要用智慧和时间才能够予以化解。现在,重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围绕“法治中国”与“道德中国”这个主旨,如何加快立法工作的问题。这也叫运筹帷幄,提早布局;否则,将会迟滞社会管理的科学化及创新型中国科学社会的建立。

3、中国的民族问题依然复杂而敏感

前面曾讨论过,中国现在的规模及中华民族的形成,是56个民族大汇聚的结果。其凝聚的核心力,即是以汉文化为基础的包容性文化。所以,正是这个前提,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在打江山时格外重视民族问题;而且,在建国后,对民族问题就更是煞费心机了。甚至,“治大国若烹小鲜”,可谓“民族无小事”;在民族问题上已是达到小心翼翼的地步。比如,在一段时间里,在计划生育上,汉族只能生一胎,少数民族可以生二胎。在对工作人员的工资发放上,亦还有少数民族的生活补贴等等。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力的增强,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民生关怀及扶持力度也在加大。可以说,就农村而言,现在,有关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已经领先于了汉族。当然,正是这样一种执政态度,在民族问题上,也为中国换回了总体的安宁与和谐。目前,可以自豪地说,就全世界而言,中国乃是民族问题处理得最好的国家。

当然,在中国,潜在的问题也不是没有。即,由于国际民族问题的日益复杂化与尖锐化,尤其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出现,致使中国民族分裂的危险也在加剧。因此,对于中国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来说,即是对其执政的严峻考验。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坚决反对分裂的。因为,分裂就意味着动乱,甚至还意味着战争。若如此,无论结果如何,其最终遭殃的依然是老百姓。这有违中国共产党的初衷,也是广大老百姓所不愿看到的事情。

分裂还意味着倒退。现在,在热衷于分裂的地区(不仅仅是民族问题),一些热衷于闹分裂的人并未看到,其所彰显的往往只是个人或少部分人的一种政治诉求,或者干脆就是为追求所谓的尊严罢了,因而也很难得到广大地区与大多数人的支持与呼应。所以,在全球一体化趋势日渐明朗之时,其任何与世界团结及大一统趋势背道而驰的行为,任何在原基础上欲“化整为零”的想法都不现实也行不通。再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显然已经在发生融合,我们人类正在向科学社会而跨越。那么,如果此时有人依然还是戴着“社资”的有色眼镜来起事,也未免太过短视或无趣了;甚至,即与文不对题或无病呻吟差不多。

大凡主张民族分裂者,其大都是以血统为前提的唯民族论者。然而,在今天,可以这么认为,已没有哪个民族敢说自己的民族就是一个血统纯正的民族,在其身上没有流淌着其他民族的血液。别说是民族了,即是在人种间也不行。事实上,在日益科学化的今天,由于交通与信息业的发达,我们人类的活动无论是在地域还是在人文上,都已在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向在归拢。所以,独而不立,孤掌难鸣;其任何的独立即是“独”了也只能是一种孤独,从而也不可能会得到普遍的响应或支撑。

尽管和谐统一是一种大势所趋,但是,在局部地区,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被独立”的危险。中国面积辽阔,民族众多,在加之有关境外因素,其也存在着这种危险。因此,在中国,更需要一个坚强领导核心和统一意志——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只有这样,才能够不生乱,才能够有力量凝聚起整个中华民族。否则,尽管不能同日而语和没有可比性,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垮台,致使民族问题已近乎白热化,且使得整个国家大有崩盘之势,以至于使老百姓成为国际难民或饥民的教训就是前车之鉴。总之,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够使中国不生乱;而只有不生乱的中国,才是对中国老百姓利益和世界秩序的根本保证。

4、中国的国力还做不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解放后,较之以前,中国的国力得到了一定提高。可是,由于在前期太过注重意识形态而相对轻视经济工作的原因,中国的综合国力还是与有关国家拉大了距离。好在,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与邓小平的主政以及后来者的坚持,发展经济即成为了工作重心。这样,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建设,中国的经济即得到快速发展,其综合国力也得到快速提升。可是,面对中国的崛起,总有人心里觉得不舒服。于是,一开始,在地缘政治上,欲对中国实施围堵即成为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的一厢情愿。这样,在中国周边,或策动或拉拢,大有把中国包围起来之势。后来,随着中俄边境线的勘定和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不结而盟,以及中国所极力推行的“以邻为伴”外交策略的成功,在陆地上,其欲包围之势已基本得到化解。然而,回过神儿后,重返亚太;在海上,美国即把有关国家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又欲在海上起事围堵中国。固然,尽管剑拔弩张,该围堵不可能把中国给堵上;可不管怎样,这样的行为也给兴头正起的中国平添了不快与麻烦。

当然,中国历来不愿与任何人为敌,也不愿与美国为敌。在东海和南海,兵来将挡,与之周旋便是了。这不是中国的软弱,而是一种韬光养晦。即,以时间换空间,从而能够把中国国内的事情做好。即,利用难得的发展机遇,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争取在本世纪中叶,以其雄厚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及民生领域具有一流水平的国家。

所谓的硬实力,可以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和有关领域的基本建设规模来衡量;所谓的软实力,可以在国是管理及创新思维与科技、文化认知等方面所取得的,在国际上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公认度与话语权来衡量。现在,在硬实力方面,如近期不出现大的战事和天灾的话,对于将来冲刺目标已具备一定基础。可是,在软实力上就是问题了;这也是中国的软肋。在目前,中国虽有莫言、屠呦呦分别在自己的领域获得过诺贝尔奖,可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当然,中国的软实力也不能完全以能够获得多少诺贝尔奖来评判。可不容忽视的是,显然,在国际很多领域,中国是极为缺乏话语权的。这样,由于游戏规则大都由他人所主导的原因,这就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形成了障碍,与其大国地位也不相称。即,尽管中国已具备一定水平的“硬实力”,可中国依然还会被人所轻视。那么,在与中国共事时,其在心里还会别扭,从而也不会对中国心服口服。

事实上,软实力与硬实力也可谓是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即,只有软硬的结合,才能够互为推动使之走得更远更稳,否则,硬实力若没有软实力的注入也硬不到哪里去。所以,在中国,当务之急即是对软实力的开发与培养。主要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就要求在国家层面不只是专注“国家队”,而是把视野扩至民间,在那里发现或挖掘闪光的东西。中国有着近万年的文明史(以河南贾湖、三里岗文化为标志);文明史也可谓是智慧史。显然,从古至今,之于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智慧;在民间,则蕴藏着巨大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只不过,只是由于所谓“国家队”对此的不屑一顾或遮蔽,亦或还是官办科研与智囊所带来的慵懒及碌碌无为,其大量成果大多都还深埋民间而没有被挖掘出来罢了。重要的是发现,是有目的的发现,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的发现。在科研和智思方面,要广开渠道,主动给民间活动搭建平台,并形成一种长效的评判机制。即,凡是那些能够给中国和世界带来利益或正能量的东西,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民间人士,其都要进行有目的的扶持与提高。这样,在国家的托举之下,就可使蕴藏在民间的智慧及创新积极性调动起来,从而就可为冲刺国际水平打下坚实基础。

我认为,要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除加强硬实力和软实力建设外,在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乃是定力。表现在国内方面,定力就是吃准政治清明,国力增强,民生公平而幸福这条底线,不怕闲言碎语,大胆割除痼疾,矢志不渝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自己的路。表现在在国际方面,所谓的定力就是任凭世界风云乍起,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就是除非万不得已,绝不与任何人交恶;就是以自己的实力说话,争取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以自己的风范与正能量,为在全球建立一个和谐世界做贡献。

定力来源于自信。

目前,在中国,很多人已是不自信了;而是无端的在涨他人威风,灭自己的志气。其实,目前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是有理由自信的。从大的说,国家的安定就值得其他国家羡慕。可以看到,中国有中东的战火纷飞与民不聊生吗?中国有西欧的经济下滑及难民潮之虑吗?在反恐怖方面,虽也有担忧与防范,但中国有美国及有关西方国家那样的神经紧绷吗?显然,都没有;有的只是各地如火如荼的基本建设,以及日渐的政治清明和朴素、幸福民生的价值取向。从小的说,单就饮食的充盈及低廉就可让他国侧目。去年(2015年),很多人对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首站不是北京而是成都,并像一个女人或家庭主妇那样逛市场大惑不解。其实,她此访的目的不外是:作为一个极有心机的西方强国总理,她是借道成都通过考察中国的农贸市场,在掂量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并与西方相比对,从而即可在国际层面能够更多的增加对中国因素的考量与把握。所以说,中国正在如日中天,西方正在夕阳西下,已是不争的事实。历史是公允的;世界已迎来中国时代。当然,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平衡因素所致。对此,我们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

然而,在目前中国,无论是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上,其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都较为欠缺;中国还需要一个和平与安定的空间。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争得机会实现和平崛起。而崛起后的中国,即可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而以其自己的实力与德行说话,取得在世界诸领域的参与权、话语权,进而以自己的风范与引领,与全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生共赢,共同打造全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促进科学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早日来临。

5、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具备胜任领导中国的能力

在目前中国(不包括港澳台)的政治舞台,存在着九大政党组织,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依通常解释,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党则为参政党。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其他政党为辅;从而通过民主协商,使得国是策略的制定更具代表性、合理性或公平性。这样的政党形式在国际上独一无二;即,它既不是单纯的一党制,也不是多党制。可能,在中国,采用这样的政党形式即是一种历史的选择。毕竟,与其他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资格、人数上都要胜出其他党,而且在民族振兴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及影响也是独树一帜。这样,其他党派作为兄弟党,以参政、议政的形式,而不是以执政的方式进行国是活动,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结果。

可以看出,大陆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是区别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而成立的;可是,现在,随着蒋氏政权在台湾的弱化及淡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现居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又是什么关系已很难说清楚了。同时,在实力上,它也不可能与中国共产党相提并论。所以,即是冠以中国国民党的名号,它也不可能担纲领导中国的重任。至于其他政党,由于大多是某个领域利益代表的原因,从而也缺乏广泛的代表性和实力领导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则不同,它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现在还赋予了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新内涵。这应是一种与时俱进。即,随着执政角色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已由过去的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进而已成了为整个中华民族谋利益的政党。当然,这也意味着,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质上已是“全民党”了。

所谓的“全民党”,即是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其性质上已在发生了很大改变。即,事实上,随着时代的进步,“无产阶级”这个词汇已成为历史。大家都是“有产阶级”,只不过是产多产少的问题罢了。那么,如果中国共产党处处还是以“无产阶级”彰显的话,无论怎样都说不通。当然,中国共产党由无产阶级的政党而过渡到全中华民族的政党或“全民党”,也不是一件坏事,因而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或底气不足。同时,还应该看到:在全世界,政党的全民化倾向已是一种普遍存在。因为,历史就是历史,没有一成不变,其是不会很在意你用什么词汇来修饰的。即,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其政党只要是始终能够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对公平公正社会的追求,并不把自身独立于广大民众之外就是了。这样,无论其贴上什么标签,它依然还会得到广大人民的承认与爱戴,还会具有核心领导力和号召力。否则,无论过去功劳有多高,其最终都有被抛弃的危险。

总之,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的需要,目前的中国,以及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的中国都不能够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表现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滋生出的官僚与腐败,对国是管理的不给力或不到位,以及对前途和目标的迷茫等等。但是,无论怎样,中国共产党毕竟已诞生近百年之久,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与全体中国人的命运已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即,作为支柱,共产党立则中国立,共产党倒则中国倒。那么,若在此时,仅仅因为中国共产党身上有几处痼疾,就轻易将中国共产党这棵大树连根儿拔掉,恐怕也不是中国老百姓的选择。

应该说,在中国,老百姓对共产党还有感情和期许。中国需要共产党;当然,中国共产党也需要时间自我磨砺,自我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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