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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老母

  • 时间:   2020-06-24      
  • 作者:   谢飞      
  • 来源:   太阳寨      
  • 浏览人数:  152

【作者按语】母亲王定国6月9日仙逝,享年实岁107,虚岁108岁。二月份疫情期间,我把母亲之前撰写的自传整理出来,计划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为一本新书《百岁红军百年路——王定国自传》,当时写了这篇序文,现在先把它奉献给读者们,以表达对母亲的哀悼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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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家有老母便是福;家有老母胜似一宝。我今年78岁了,可还有个107岁的老母健在,岂不是非同寻常的幸福啊!

我母亲王定国1913年2月4日出生,恐怕是仍旧健在的参加过长征的年纪最大的老红军战士了。母亲出身穷苦,七岁便为人磨豆腐打工,后又被卖为童养媳。她只记得外婆说她是“皇帝倒台的那年腊月二十九出生”,参加革命后在延安、北京每次填写干部表格时,总是在到底是1912还是1913年出生上犹豫; 后来确定了现在身份证上的日期,即是13年,又是阴历12年底。

母亲生育了我们兄妹五男二女,加上孙辈、重孙辈,早已是四世同堂。两年前,母亲还没有病重住院时,除了两个常年陪母亲居住的兄弟以外,每到周末,我们大家,还包括母亲扶养大的表姐弟十多家的几十号人,都会到母亲家里团聚;2018年11月,母亲发烧住院不能再下床走动之后,每周七天,我们七个兄弟、表弟们,每日都会轮流到病房里去探望她,并在微信群中时时发布交流着母亲的病情。 家有老母在,多大的家也不会散;家有老母在,几代家人的心才同热同欢。母亲是家庭的福,母亲是亲情的宝!

2012-2014年,我搬到母亲家陪住期间,在母亲的关注下,我编辑出版了父亲的遗墨:《谢觉哉家书》,并写了篇序文,叫“读懂父亲”;现在我又来为这本新编辑出版的《百岁红军百年路——王定国自传》一书,写下这篇序文。


读过《谢觉哉家书》的读者应该知道,我母亲1937年与我父亲结婚时是个不识字的文盲,是跟随我父亲在延安、北京工作中扫盲、学文化的;到五、六十年代后,她不仅可以自己看书、写文章,还跟着父亲作诗、写日记、学书画了呢!文化革命后,她领导着编辑小组整理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日记》(解放前部分)、《谢觉哉文集》等几百万字的文献后,又出版了自己的文集和自传。本书这篇自传写于1994年12月,那时母亲还只有八十岁出头,身体康健,头脑灵活,还在连续三届出任着全国政协委员,为政务、为公益事业,时时奔走在大江南北、祖国各地。 我也是近来才再次细读了这篇自传,觉得它真实细致,文笔流畅,可以让后人具体、实在地了解我这位“百岁红军”的母亲早年投身革命、长征西路的艰苦历程;以及解放后踏实工作,文革后焕发“青春”,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的人生轨迹。我以为将其编辑再出版,让我们,以及更年轻的一代代中国人,了解和记住已经或正在完全逝去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革命者的业绩与历程,将会有着深远的意义。


对我们家庭来说,母亲最大的功劳应该是——“生育之恩”!

前面说过,母亲共为我们家庭生育了七个孩子,五男二女。父亲在1942年10月6日的日记里记载着:“飘飘(注:我大哥谢飘)今日满三岁。生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六日早二时,时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定定(注:我姐姐谢宏)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下午二点四十分生育兰州牟玉光助产所。飞飞(延河)(注:延河是我的小名,大学毕业后改名谢飞)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生于延安,送到中央医院路上,延河边。”儿女的生日日期、地点,连时间都有记载,恐怕现在的父母没有多少有这样细心的了。从1937年到1955年,约18个年头里,我母亲十月怀胎,生孕了我们七个姐弟兄妹,加起来孕育期就长达70个月,折合5.83年! 想想,我们每个儿女都是母亲在身体里孕育那么长的时间后,“掉下来的肉”啊! 这是母亲对我们家庭最大的奉献,更不要说以后的婴儿哺育、儿童教养中,她所花费的体力和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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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我与母亲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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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能够找到的我和父母最早的两张照片。一张我半岁,在延安;一张我五岁,在山西。

从父亲的日记上可以随处看到,在那个抗日、解放战争的艰苦时期,他们能把我们七个孩子抚养长大,付出了多少爱心和劳苦:1942年12月31日,我不足五个月,“飞飞咳嗽,系伤风。携飞飞去请鼎老诊视。”43年3月4日,我七个多月,“昨夜飞飞大发热,今日未止,下午请张医师诊视。”

我父亲谢觉哉那时已是近60岁的老人了,担任着延安边区政府参议会的副秘书长职务,每日忙着政权、法制建设的大事,但也不能不尽可能地做着养育儿女的“生活琐事”。在他1943年2月18日的日记里,他摘录了自己的一篇杂文《汝到成人》之片段:“定定、飘飘、飞飞三孩,从出生到现在,喂饮食、拉屎尿、洗澡、睡觉很少离我。”“小孩离乳后,差不多同大人吃一样的东西,一样的次数,要替他们另外弄,苦于乏育婴常识及用人的愚笨,总弄不好。” 要知道我父亲是个典型的中国老文人,出身地主家庭,从小读私塾,曾参加过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过秀才。他参加革命之前,在家乡湖南宁乡老家里,也曾有过六个儿女,当然那时候他从来没有自己动手伺候过孩子。只是参加革命到了延安解放区里,不论你多高的官职,却也得自己动手换尿布、搞吃的,带孩子。

幸好我妈妈王定国是个体力劳动的好手。她是四川北部山区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小时候就做过童养媳,干过苦活。 生育我们前四个姐弟的时候,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僵持阶段,延安边区经济条件很差,“定国写了一个报告给政府,说去年生产成绩,建议秘书处伙食单位宜喂十五至二十头猪,可以供给足够的肉食,而喂的得法,自己开磨坊,拾废菜,也不会多费粮食。”(父亲日记43年1月11日)。“定国养的大猪杀了,除头足板油,得肉一百零四斤(二十四两秤),油二十四斤。”“证明养猪是有利的,买糖渣、豆腐渣养,划得来。”(43年11月29日父亲日记)。母亲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表现突出,获得过“劳动模范”称号,还得到了毛主席题字“自己动手”的奖状呢!

下面这张由摄影家程默拍摄的有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历史照片中,坐在中央纺线的女干部就是我母亲王定国,站在她旁边的小男孩就是不足三岁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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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在想,父亲和母亲年纪、出身、文化差距那么大,他们是怎样相濡以沫、共同走完了这漫长的婚姻与家庭人生呢?互敬互爱,取长补短,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年纪轻、会劳动;在那个物质、人力匮乏的战争年代,她承担起了生儿育女、纺线养猪的生育和体力劳动任务!

在她的这本自传里,母亲详细地回忆了童年的苦难和参加革命的具体历程,讲述了她如何辅佐父亲在兰州、延安、北京的革命政府工作,却只字未提她生育、抚养儿女们的事情,好似这些是私事,并不重要。但是,我以为这却是母亲一生对我们家庭、儿女们最不应该被忽视和忘却的功劳。我们的生命和一切都来自母亲含辛茹苦地孕育和抚养,作为儿女,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和歌颂我母亲,以及世上所有家庭的妻子、妇女们,歌颂她们生育儿女的这项丰功伟绩!

“独生子女政策”三十年,我们及更年轻的中国几代家庭已经深深的为生养孩子代价之高昂所控制,不想多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象开始普遍。年轻人会奇怪我们的父辈、曾父辈们,怎么能生育那么多孩子们呢?可是你们应该知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只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4.5亿),人均寿命才37岁。处于抗日、解放战争的残酷岁月,兵力匮乏、物质贫瘠是鼓励国民家庭多生多养的重要时代因素。人类的繁衍,永远是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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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拍摄于1950年,在我父亲做了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后的北京居所院子里(那个胡同叫“大四眼井”,后来建设人民大会堂时已拆掉了)。 姐姐、哥哥已经加入了少先队,我和来京的表姐(后改名谢媛)也开始上小学;未来的妹妹(52年)和弟弟(55年)还未出生。当然,当时实施的供给制、干部子弟学校、配给公务员等,也是母亲能把我们这么多孩子养大、养好的关键。不过那时是人类物质匮乏的时代,没有精制奶粉和规格化的尿不湿,母乳加米汤、面糊糊,“补丁落补丁”、“大的穿了小的接”的艰苦朴素的“穷养”,还是把我们都健康地养了大。时代虽然不一样了,但是贯穿中国历代家庭中的慈爱精神和勤俭态度,还是永远值得我们今天的家庭借鉴和继承。

话扯远了,无非是让读者记住我对母亲养育之恩的赞颂。


 三

1963年父亲在给母亲五十寿诞的贺诗是这样写的:

暑往寒来五十年,鬓发猶衬腊花鲜。

几经沧海人猶健,俯视风云我亦仙。

后乐先忧斯世事,朝锄暮饲此中天。

三女五男皆似玉,纷纷舞綵在庭前。

父亲用诗词夸赞母亲几十年来辛勤劳作、养儿育女的功劳。不是说五男二女吗?怎么又成了“三女五男”了?那是因为父母亲那时把十一二岁就接到家中抚养的侄女正式收为女儿,改名谢媛了。

许多人常问,你母亲从小到大吃了那么多苦,怎么会如此长寿,活到108岁了呢? 我经常回答是:她很少吃药,坚持用自身力量克服小病小灾。 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以为是她心地善良,同情弱者,一辈子为别人做了太多的好事情。古语说“交善人者道德成,存善心者家里宁,为善事者子孙兴。”善有善报嘛!

五十年代一进北京,她就把还在四川边远山区农村的舅舅、姨姨的几个学龄孩子接来抚养,一直到他们长大成人。幸亏那时候我们几个男孩子从小学就都住校上学,减轻了母亲在家中的许多负担。可是家里每到吃饭时,特别是周末,孩子大人几十个,那可是热闹呢。当年常到我们家采访的北京晚报记者丁浪,就曾在文章里记述过那个场面:说“吃饭简直像打仗一样”,“菜一上来,我还没动筷子,就被十几个孩子们一抢而光;王老总是忙着让赶紧再炒个四川泡菜,给大家下饭。”父亲1959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职务后,我们家搬到东城前园恩寺胡同的一个独门大院里。母亲就带着孩子们在院里养猪、种菜,还和外婆一起弄了一屋子四川泡菜坛子,“朝锄暮饲”,供养着我们这一大家子人。

母亲的善心当然不仅仅是对着亲戚,还遍及友人、同事。在这本回忆的“经受严峻的考验”一节里,母亲只是简略地写着“外地许多老战友被揪斗、批判弄得无法安身,先后到北京来避难,找到我这里来的就都住下来了。因来的人多,我家大院子中的空房都住满了。”保护了谁她没有写,也很少给我们孩子们讲。传说是电视剧《亮剑》主人公的原型王近山将军是母亲红四方面军时的战友,这位在抗日、解放、朝鲜战争中都战功赫赫的将军“王疯子”,50年代却因为“婚外情”被“一抹到底”,成为一基层农场副厂长;有病了进京连医院都不再接待。 母亲一听到他的消息,马上把他接到家里住下,并积极照顾其看病治疗。文革初期,江青突然在北京大学的群众大会上宣布:不承认毛主席第二个儿子毛岸青的妻子邵华,宣布她是个坏人!母亲又是冒着风险把邵华和她年迈的母亲革命老人张文秋藏在家里躲灾。直到她自己也身陷囹圄,因为“西路军被俘”历史被拘留审查。

在那个“极左”思潮猖獗的时代,母亲凭着朴素的善心,冒着风险做了许多好事。文革一结束,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后,她就名正言顺地开始做更多更大的好事、善事了。

本书的“帮助红军老战士”一节记述了母亲在八十年代初期,几回甘肃寻访失散的西路军战友,并联合伍修权同志一起上书中央,要求为西路军失散老红军战士们正名,为他们争取生活保障。她自己记述得很简单,但这实在是做了一件涉及成千上万人命运和我党我军历史的大好事! 我看过一些拍摄母亲在甘肃农村见到当年失散战友的纪录片,场面动人,催人泪下。不忘战友情,永记贫苦人。

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也正是母亲70到80岁“身强力壮”的好时期。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们都在忙着开始自己被耽误了的事业和生儿育女,多数不在她的身边。 她就自己,联系着过去的战友、同事和几个年轻的助手,奔走四方,开始了创办“中国长城学会”、“中国老年文物学会”,参与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协会”等许多的社会工作;甚至还参与了我的专业,拍摄电视专题片《望长城》、《长城风情录》等的摄制工作,成为当时有名的“社会活动家”。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那些当时陪伴和帮助我母亲的前辈伍修权、魏传统、杨国宇等领导,以及张晓雨、黄景渊等年轻人,是他们代替了我们儿女,帮助母亲完成了她晚年想要做的这么多好事、善事!

人们说,“善良的心地,就是黄金”(莎士比亚)、“善良的心就是太阳。”(雨果)、“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史记),母亲长寿,行善是重要的根源!


写这篇序文的时候,正逢湖北武汉封城,全国处于抗击新冠状肺炎病毒的持久战,我们都封闭在家里,无法去医院看望母亲;每日只靠微信了解情况。回想起许多母亲和我们子女们的往事,历历在目。

2003年SARS病毒猖獗的时候,我不幸染疾,在北京住进地坛传染病医院隔离病房。那时候母亲恰出访在杭州,无法回京;家里人怕她着急,一直对她隐瞒着我的病情。80年代中,我姐姐谢宏因肺癌去世,还不满50岁;白发人送黑发人,母亲当时强忍悲痛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2009年,96岁的母亲身体仍旧康健,第一次也应该是最后一次带着我们五兄弟重返延安,在宝塔山、延河边、枣园里、黄河边和我们一起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及照片。

延安时期是父母一生里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一段记忆,边区的民主法制政权建设和自己动手的“大生产运动”的事迹,促成了我们为父亲和母亲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墓地建造塑像时选择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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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墓雕于2017年清明节揭幕)

2010年之后,接近百岁的母亲就较少去外地了,我们兄弟们也都退休赋闲,都有时间可以多陪陪老人家。大哥与小弟多年陪着母亲居住,从2012年起,我们其他兄弟们也三年一轮流,去替换他们陪住。 此外,母亲每年暑期到北戴河国务院的度假村避暑40多天,我们兄弟媳妇们、孙儿女们也轮流过去短期陪住;三代、四代人欢聚一堂,其乐融融。这十几年是我们儿女、孙辈们陪伴老人家,也是亲近与了解她老人家最多的时期。下面两张照片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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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母亲103岁,在北戴河的怪楼公园的“母与子”雕塑前,我抓拍了这张情意深长的照片;2017年,母亲104岁,我73岁,也是在北戴河拍下了这张我的生日照片,母子同禧,白发童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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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四川人,吃辣椒、做泡菜是她的爱好,可是近百岁以后,她是不吃辣,不吃咸,专爱吃甜! 每次开车带她去逛“怪楼”,登山海关,游动物园,如果没给她买个冰激凌吃,她就很不高兴,像个孩子一样地埋怨:“连个冰激凌也没吃上!” 她血糖高,但她拒绝打针吃药,还偏爱吃糖、吃甜;加上她一直也没有糖尿病的多少症状,只好由着她“爱吃啥吃啥”吧。

玩扑克、打麻将是母亲的最大乐趣;还不断地告诉我们是周总理教会她打麻将的: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时,总理教她学麻将,说是要去做达官贵人太太们的统战工作。人们常说“返老还童”,还真是如此。母亲近百岁以后,一把扑克拿不住、理不清了,留着大小王总不出;麻将也渐渐摆不清、出不对,只好不打啦。为了寻找适合老人的玩具,这些年出国时我到处询问,买回来的外国老人玩的“西洋名画拼图”等,她无法接受;晚年母亲只好还是用麻将或扑克当拼图、数数的玩具玩耍,无论是在家里或北京医院的病床上。

在此期间,我编辑整理了父亲的家书和日记(《谢觉哉家书》已于2015年出版,再版十余次,发行了近10万册;包括了解放后的全部日记的新版《谢觉哉日记》,也将在2020-2021年出版。)用现代数字扫描技术把母亲保存多年的父亲各种墨迹、手稿高质量地印刷出来,每次把它们给母亲看时,她虽然已经无法仔细品阅,但总是流露出“爱不释手”的欣喜之情。我以为,把我们家庭父母留下的这些“财富”,整理印刷出来,贡献给社会和后人们,应该是我们后辈对父母孝心的最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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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母亲只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革命者中很普通的一员,无论是在红军时期和解放后,她都没有做过什么高官或重要岗位的工作。 比起她自传里提到的那时西路红军中最大的女干部组织部长张琴秋,或者人人皆知的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等她的老战友、老同志们来,母亲的工作成绩和贡献都差得很远。母亲现在这么有名,是应为她活的长久,108岁,可谓稀有的传奇!

母亲虽然参加革命工作很久,但从不争级别和待遇,退休时只是正局级;1971年,父亲一去世,她就要求搬离了父亲在时的独门大院,说“是什么级别就享受什么待遇,不能特殊。” 近五十年来,所有请的照顾她的阿姨的工资都是用的她自己的工资。

百年人生,点点滴滴,母亲为我们留下了数不清、道不尽的人生榜样。 人终有一死,唯有他(她)们一生中的奉献和精神将会永存。 按照这个意愿,我向推荐读者们推荐这本《百岁红军百年路——王定国自传》的书。

最后贴上几张母亲百岁后几张好看的照片,记得当时发朋友圈时我题了个题目:“百岁像花儿一样”,愿母爱永远充满人间!


 2020年2月10-20日初稿


补  记:

6月9日母亲去世后,于15日举行了亲属遗体告别仪式,由于北京突发的疫情,仪式只有直系亲属参加,各级领导和机构都送了花圈;母亲去世后,先后有数百亲友们到家里进行了吊唁。在此,对所有亲朋好友、社会机构的哀悼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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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人过8、90岁以后,就是喜丧;过了百岁更是“老喜丧”了!“所谓喜丧者,则以死者福寿兼备为可喜也。”确实,母亲高寿离去,留给我们更多的是人生经验与教诲,是福,是喜!

最后摘录几则好友们发来的吊唁对联,哀悼母亲:

百年革命九死一生换天地

千古留名儿孙万代祭忠魂

高院先首觉哉明

百年巾帼定国魂

鼎定信念志 懿范久钦 历尽两万五千里征途 兰桂齐芳 五福咸备 美德堪称典范

家国皆衔悲 慈容安仰 无愧一百零七年人生 斗宿敛光 含笑仙逝 遗训常昭子孙


2020年6月16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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