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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岁空军中将马占民回忆抗美援朝的空中遭遇战

  • 时间:   2020-05-06      
  • 作者:   马玲      
  • 来源:   灵子策     
  • 浏览人数:  803

马占民中将,1932年出生,1947年入伍,1950年4月从陆军选拔进入空军第六航校学习飞行,属于建国后的第一批空军飞行员。

马占民曾在航空兵师任飞行中队长、大队长、团长、师长等职,后调任空司军训部长、空军副参谋长、空军参谋长以及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北京空军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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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日马占民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建国70周年阅兵

马占民1947年从河北深州护驾池家乡入伍,当年尚不足15岁。那时,正是国共对峙的解放战争时期,因为兵源缺乏,马家需要出一名男丁当兵,他的两位哥哥都在北京从商,于是 正在上学的马占民辍学从军。

他在陆军干了两年,参加过青风店、石家庄、济南等战役后,和战友们一起迎来了全国解放。1949年10月1日,他作为首长的警卫员,陪同首长亲临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在开国大典上,他看到飞机掠过天空时,心里又激动又向往。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马占民梦想成为飞行员的机会来到了。

空军招收第一批飞行员的时候,马占民报名参选,经多项测试后,虽然各方面合格,但因年龄未到十八岁,被退回了陆军。不甘心的他,等来了第二次机会。1950年4月,他再次从河北来到北京参选。这次他被选中,成为中国空军一期乙班的飞行学员。

挑选飞行员的要求特别严格,马占民所在的纵队5万多人,经过初检以后剩下100多人,复检后只剩下20多人,这20多人再到北京接受校长和政委的亲自面试。

校长安治敏问了马占民十个问题,他答对了九个,其中一个问题答错了。他答错的问题是这样的:为什么爬山时,爬得越高喘得越厉害? 他回答,爬得越高就越累,所以喘得厉害。校长告诉他正确答案:越往高处空气越稀薄,氧气不足就会喘气厉害。由此,他学会了“空气稀薄”一词。

参加校长和政委面试之后,他们20多人中留下了8人,8人中有5人因文化程度不达标先去其它地方补习文化,直接进入航校学习飞行的只有3个人,马占民是其中之一。

1950年4月26日,马占民作为飞行学员正式进入空军第六航空学校。他进入航校后印象最深的是第一顿饭吃的大米饭炒鸡蛋,以前在陆军他们吃的都是小米饭,而且很少能吃到鸡蛋,所以这顿饭让他感觉特别香,吃过之后嘴里和心里都回味无穷。

他是第六航校年龄最小的学员之一,但心气颇大。进校后,他连续两晚上都兴奋得睡不着,心里不停感慨,机会太难得了,一定要认真学习,做个优秀的飞行员。

冥冥中,马占民与飞行员似乎有种特别的缘分。他人生中第一张相片是在北京某照相馆拍的。在日军于河北进行的五一大扫荡之后,马占民随父母兄弟来到北京逃难谋生。他12岁在照相馆驾着假摩托车、戴着皮制飞行帽,小小少年已有了飞行梦。另外他和小伙伴在天桥看杂耍把式时,被人偷拍的照片上也戴着“飞行”皮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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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民12岁到13岁的戴飞行皮帽少年照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和国民党的军队经常在东单练兵场演练。一天,美军的一架小飞机要在那里降落。因为怕撞上附近的哈德门城楼,所以飞机反复飞了多次徐徐降落下来。看热闹的市民人山人海,马占民也在其中,那是他第一次在地面上亲眼看到飞机,激动之余心里很痒痒,他也想开飞机。没想到,数年后他真的开上了飞机,而且还驾驶战斗机和美军在朝鲜对打上了。

他们一期乙班共有60多个学员,分成若干个小组,他所在的小组有7个学员。1950年4月—7月开始学习航空理论,1950年7月—1951年1月参加飞行训练。飞初级教练机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放单飞的飞行学员;飞中级教练机的时候,他还是第一个放单飞的飞行学员。

在六航校学习期间,他飞了292个起落,总计61小时16分钟。其中飞雅克—18是146个起落,飞行时间31小时47分;飞雅克—11是146次起落,飞行时间29小时29分。

那时的他,像着了魔一样,学得极其投入。他们一个宿舍住7个飞行学员,另外配有一名航空医生。航医要求大家每天晚上九点半必须熄灯睡觉,并随时过来检查。为了钻研飞行技术,他发明了“捂被子学习法”。等他人睡着、航医检查完后,他偷偷坐起来,捂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着学习,有时会一直学到凌晨。因为热爱飞行,他没觉得学习辛苦。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刻苦勤奋得到了回报,在航校的各科目考试评选中,他总能取得优异成绩。

学习飞行时,一个小组有两个教官,一个是苏联教员,一个是从国民党起义过来的助理教员。苏联教员脾气火爆、急了还会打人。他们驾驶的教练机,前面是学员后面是教员,前后都有操纵系统,并且这两个系统是同步的。苏联教员如果觉得学员飞得不好,就在后面向一侧猛拉操纵杆,学员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猛拉的操纵杆打在腿上,很疼,甚至能把大腿部位打得红肿起来,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但苏联教官奖惩分明。教官对掌握飞行操作快并且学得好的学员,不仅经常表扬,而且安排先飞和多飞;对掌握飞行操作慢并且学得差的学员,不仅经常批评,而且安排后飞和少飞。

苏联教员讲俄语,但好多学员不懂俄语,沟通成了问题,所以大部分学员喜欢和中国助教学习飞行。这样长此以往,就形成了恶性循环,飞行成绩好的学员喜欢和苏联教员学飞行,结果越飞越好;经常受到苏联教员责骂的学员,喜欢跟中国助教学飞行,结果飞行技术差距越拉越大,最终导致一些学员被淘汰。马占民尽一切可能努力学习俄语,也尽可能多向苏联教官请教,所以最终成了飞行学员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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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民和苏联飞行教官的亲密照

他们那批学员里,有个叫傅采亭的学员,是个连级干部,谨慎到“胆小”的程度。一次单飞螺旋训练时,本应按螺旋飞行的理论高度1500米改螺旋,但他认为飞得越高改螺旋的时间越多,也就越安全,所以他擅自飞到2500米才改螺旋,结果发生了机毁人亡的一等飞行事故。1500米的高度空气密度大,最适合改出螺旋,而2500米的高度,空气密度稀薄且阻力小,反而不利于改出螺旋。他的小聪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结果成了60多个学员中唯一在飞行训练中殉职的,很可惜。

1951年1月,他们这批学员毕业后一锅端全部被送进在北京南苑机场行将成立的航空兵14师,成为航空兵14师的第一批飞行员。空14师是在华东军区直属步兵第95师的基础上组建的,1951年2月14日正式成立。马占民进入14师后,被直接任命为14师40团3大队中队长。

马占民在陆军的工资,相当于六斤半小米,成为一名正式飞行员以后,他每个月能拿到十几块钱。从中也能看出,国家在当时一穷二白的状态下,对飞行员颇为重视。

进入14师后,他们开始改装米格9的飞行训练,改装先用雅克—17带飞,雅克—17是教练机,必须先飞过雅克—17,然后才能飞米格—9。马占民是中队长,要带头。他飞雅克—17,只飞了7—8个小时后就开始飞米格9,依然是第一个放单飞。飞米格—9后,飞了7个小时后就开始改装米格—15。

当时,由于没有飞米格—15的教练机,就用雅克—17代替,由于米格—15飞机和雅克—17相差较大,初飞米格—15时,感觉和雅克—17很不一样。雅克—17的速度很小,可是米格—15的速度很大,已经接近超音速。他是中队长,一样要带头,所以他又成了第一个放单飞的米格15驾驶员。

这时,已临近1951年10月1日的国庆阅兵,马占民他们被选拔参加国庆阅兵。1951年的国庆阅兵,是喷气式飞机第一次亮相,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1950年的阅兵,飞过天安门上空的都是螺旋桨飞机。

十月一日那天,每3架歼击机组成一个三角形品字编队,马占民是最后一组编队的长机。但是他们这组编队飞到中途时,马占民左边的僚机突然出现故障,不得不临时返回机场。

他们这组只剩下了两架飞机,还要不要飞过天安门上空?马占民赶紧用无线电请示:“剩下的两架飞机是否还要编组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但无线电里迟迟没有答复。飞机速度很快,眼看就要到达天安门上空却仍然没有接到回复。马占民当机立断,按原计划继续飞行,顺利通过天安门上空。阅兵结束后,由于马占民的临场处理得当,师里给予表扬。

阅兵结束当天,毛泽东率领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体人员,宴请了参加阅兵的军队各方代表,马占民作为空军阅兵编队长机之一也参加了宴会,他在济济一堂中,近距离感受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风采。

阅兵氛围刚刚过去,1951年10月10日,空14师就接到命令,全师准备开赴前线,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11月16日,空14师师长王毓淮、政委谢继友率领43名飞行员和40架米格-15飞机,由北京南苑机场起飞,途径唐山机场和沈阳北陵机场,到达中朝边境的大孤山机场,参加空军安排的轮战锻炼,准备让经验丰富的空3师某团带领作战。

马占民随同部队奔向抗美援朝前线时,从学习飞行到奔赴战场,飞行总时间不足100个小时。空3师的飞行员基本上都是东北老航校毕业的,已多次参战,比马占民他们这些新飞行员经验丰富得多。

东北老航校成立于抗日战争后的1946年,培养出100多名飞行员。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驾驶各种型号飞机接受检阅的就是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员们。东北老航校的飞行教官是日本人,马占民他们的飞行教官是苏联人。

1951年12月13日,40团副团长刘英带队(团长来自陆军,不会飞行),共出动了18架飞机,分成三个梯队,马占民在第一梯队,从辽宁大孤山机场起飞升空。大孤山机场是临时修建的战时机场,为了抢时间,地面压平后在上面铺设了带洞的钢板作为临时跑道,每有飞机起飞都会尘土飞扬。

没想到,14师40团第一次参战就赶上了遭遇战。当机群飞到博川西南上空时,地面指挥刚对领队的刘英副团长说完,“356,前面没有情况,你们继续飞。”结果,美军的F-86机群就包抄了上来。

当时,带领40团战斗出航的3师39团也起飞了18架飞机,但相隔距离较远。按预定计划,苏联友军空军也在附近空域起飞了三个团。但因地面指挥未能及时发现敌机偷袭,3师的18架飞机组成的机群也未能及时掩护,导致40团飞行员初上战场便孤军奋战。

已经89岁的原14师作训参谋袁惟朴回忆:下午2点左右,发现美军F86飞机在平壤东北地域活动,并有大机群陆续出动,美军机群逐步达到116架。苏联友军的一部分兵力飞到宜川一带的前置海面阻击,不曾想40团突然遭到美军50多架F86的偷袭,一下子陷入到极度被动。

空战打得异常激烈。马占民为了保护带队的副团长刘英,连续向美军飞机开炮。与此同时,身为中队长的马占民,还指挥中队飞行员胡春友击落1架美军F-86飞机。

激战中,40团副射击主任智学仕击落一架美机后英勇牺牲,飞行员谢连海操纵错误进入螺旋后跳伞未能成功也牺牲。副领航主任曾广富、飞行员石书芳、刘光泽、陈凤仁、桓树林、姜永丰六人驾驶的6架米格15飞机被击伤后跳伞成功,安全落地。

马占民驾驶的飞机也被击伤,他没有跳伞,顽强地驾机飞回了机场,但降落时遇到了问题,起落架放不下来。由于飞机放起落架需要靠高压油,但他飞机的高压油导管被美机打爆,已不能正常放起落架。

这时,他采用应急办法,用冷气放起落架降落,但冷气管也被打爆了。无奈之下,他只好用载荷把起落架甩出来,也就是飞机俯冲时加大油门用大速度拉杆升高,反复多次以后,起落架终于甩了下来。但这时问题又来了,由于冷气导管被打坏,冷气全跑光了,着陆时没有冷气无法刹车,他就用大仰角小速度接地,最后飞机冲出跑道,总算停了下来。

愿航空兵十四师40团一位机械师去年在网上连载了一篇“口述历史------88岁抗美援朝离休干部回忆”,其中一段提到,“我们三中队马占民队长,一次在与美国空军F-86战斗的遭遇战中,以大无畏的精神在空中翻腾拼斗,他击跑敌机的同时,也被敌机的炮火击中,他拼打到燃料耗尽,三箱炮弹(HC-23小炮弹二箱,H-37大炮弹一箱)全部射完,直到弹尽油绝,最后以沉着机智加勇敢,安全顺利飞回基地,我们地勤接到他凯旋归来后,数数他受伤的机身上,共被敌机的炮弹穿有21个弹孔,真可谓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受伤的米格-15飞机,经紧急抢修修复后,仍重上前线参战。”

这次空中遭遇战,我方被美军击落飞机7架、击伤2架,另发生战斗事故1架。美军被我军击落两架、击伤一架。从交战结果看,我方损失惨重。

遭遇战发生的第二天,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专程从北京赶赴大孤山,他对参战人员说:新兵第一次上战场,虽然有损失有代价,但也有收获有意义。40团在遭到敌机突然袭击的情况下,没有惊慌逃跑,而是坚决与敌人展开空战,而且胆子越打越大,劲头越打越足。

刘亚楼总结道,从组织指挥方面看,这次空战的主要教训是,由于没有根据空中敌情及时改变预定作战计划,没能使空战编队及时改变攻击目标,而且编队距离拉得太长,使担任掩护的部队顾此失彼,并错误地降低了高度,进而陷入被动失利的境地,结果第一次出战的新部队遭到美军大集群的偷袭,碰了硬钉子。

刘亚楼总结说,通过这一战例,说明在空战时必须搞好编队协同,把力量集中起来才能战胜敌人。

在这次遭遇战之后,中国空军推出了双机攻击双机掩护的作战方法。这个战法,后来被抗美援朝时担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兼志愿军空军司令的刘震归纳发表,名为“ '一域多层四四制' 空战战术原则的形成”。刘震的文章中写到,为了使飞行员对这一战术思想加强理解,刘亚楼司令员还做过生动的比喻,他说,“可以把飞行员中的领队长机形容为一群蜜蜂中的蜂王,机群内的其他飞行员就是蜂子,蜂王向哪里飞,蜂子就向哪里飞,任何时候都不分散,使我们的机群团结的像蜂群一样。”

中国空军从教训中形成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的机群编队作战的战术原则。这个原则对空中和地面指挥都提出了高要求,要求必须基于客观情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整个空战过程中,实行灵活不间断的空中指挥才能打胜仗。

在这场遭遇战之后,40团飞行员憋着一股劲又数次飞临战场,但是未能再遇到敌机。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找到再与敌机交手的机会,便被其它航空兵师换防离开了战场。

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按功授奖,颁发给马占民的立功证明书上写道,“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大胆沉着机动灵活勇敢驱逐敌机保护长机安全胜利返航”。

与马占民失去联系几十年的原14师机务大队的机械师潘言,2020年3月意外看到一篇写马占民的文章后,让人在文后留言,“马司令赴朝参战时是14师40团的飞行中队长,一次战斗中,由于联司情报失误,打得很惨烈,我方损失较大,马司令驾驶的战机多处中弹,但还是顽强地飞回来了。不过这架飞机短期内不能再飞。后来,马司令再次作战,就驾驶我维护的赵沛章副师长那架飞机。每次出动前要交接飞机,使我对英武帅气的马占民中队长印象深刻。空地勤的关系是生命相托的亲密战友。”

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飞行员的平均飞行时间是130多个小时,而美国飞行员的大部分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平均飞行时间达到1500—3000小时,彼此差距10—20多倍。

有许多人不清楚,我军采用的苏制飞机比美军的先进。最初,我军参战的飞机是米格—15,美军参战的大部分飞机是F—80和F—84。美军飞机的最大速度是960公里,而我军飞机的最大速度是1070公里,比美军快了110公里。如果我军开到全速,美军根本追不上,而我军追美军则比较轻松。

后来美军配置了F86,性能与米格15已差不多,不过仍然各有优劣。米格15的升高性能比F86好,但F86的转弯性能比米格15好。米格15有三门炮,两门23毫米,一门37毫米;F86有6挺12.7毫米的机枪。F86的巡航时间比米格长。其后,我军又改装了米格15比斯,飞机性能上又略胜美军。

1953年空军选拔了“一百单八将”,组成两个飞行团,进入苏联空军驻旅顺的第三军去接受培训,以掌握昼间复杂气象和夜间复杂气象等四种气象的飞行能力,学期一年。马占民是其中之一。他们到了那里,仿佛抵达苏联境内,从培训教员、机务人员、航空医生到厨师和餐厅服务人员全部是苏联人。

前面的战斗中,曾提到苏联友军空军。中国空军在朝鲜战场上不弱于外军,苏联空军直接参战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这个秘密,其实美军早在韩战中就知道,只是当事几方谁都不捅破而已,因为一旦捅破,美苏两军发生实质性对垒,容易诱发新的世界大战。

1988年,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高级智囊赫伯特提到韩战美军与苏军交手时说:“当时我们必须保守住这个秘密,一旦把它揭露出来,我们就会受到巨大压力——要我们与俄国发动一场战争。”

1992年6月,俄国也开始公开谈论这一敏感话题。叶利钦在给美国参议院战俘和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信中称:“我们认为,有1309架美国飞机在北朝鲜上空被击落,有262名美国飞行员得救。”叶利钦在信中没有具体说明这些飞行员是被苏联空军击落的,还是被中苏空军共同击落的。罗波夫中将透露,苏军战机的损失比是4:1,如果叶利钦提供的数据准确的话,苏军大约有230—250架左右的飞机被击落。

1995年3月21日,俄罗斯《红星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喷气式飞机之战的王牌飞行员》一文中提到,真正的喷气式飞机之战是50年代初在朝鲜展开的。

1999年7月,中国《扬子晚报》披露了一则消息:“苏联4万军人曾参加朝鲜战争。”消息源自俄国防部战史研究所编纂的有关解密文件。这些文件表明,苏军在朝鲜战争的全过程都进入了中国和北朝鲜领土内,发挥积极作用的是飞行员。苏联空军最精锐的近卫军一、二、三师都在中国轮战过,最高年份是1952年,兵力达2.6万人。

马占民的飞行技术得到军内一致认可。他是五十年代歼击机空中表演队的牵头人,他们五人小组多次给外国来华访问的领导人进行空中表演,包括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巴基斯坦总理乔杜里·穆罕默德·阿里等,创下了高度仅为15米的低空飞行最低记录。巴基斯坦总理看过他们的表演后,曾给他们每个表演者送了数百美金,当然全部上缴了。

1959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时提出8机护航的要求,马占民他们承担了护航任务。完成任务后,周恩来总理得知执行护航任务的8架飞机是临时指派的,当即提议空军组建专门的护航表演大队。1962年2月12日,“护航表演大队”成立,这个大队1987年8月1日被正式命名为“八一飞行表演队”。

马占民1978年随中国军方代表团前往英国伦敦参观航空展。因为中方打算购买一批鹞式飞机,所以当中方提出有意让马占民试飞时,英方研究后很快答复可以。马占民等人从伦敦搭乘女王专机前往英军飞行基地,机上人员特别提示,不能坐女王专座。

马占民在基地先飞了一周的模拟机,然后正式驾驶鹞式飞机升空。鹞式飞机对飞行员的技术要求较全面,需要有驾驶歼击机和直升机的两种能力,因为鹞式飞机是垂直起降。

英国国防部长宴请中国代表团时,还未入席他就询问哪位是飞过鹞式飞机的马先生。马占民走过来,他握着马占民的手问,“中国空军像你这样飞行技术的飞行员有多少? ” 马占民回答,“我的飞行技术在中国只算中上等。”如此回答让英方感到愕然。这是中国空军飞行员首次在西方国家飞尖端战斗机,所以引起他们关注并不意外。后来西方媒体对马占民驾驶鹞式飞机的报道,中国的“大参考”也曾转载过。

回国后,马占民受邀进入中南海,参加分管航空工业的副总理王震召集的介绍会,给中国航空领域的顶级专家们介绍鹞式飞机的有关情况。整个介绍会持续了三个小时,马占民站立讲解,滴水未进。并不是他不渴,而是他当飞行员后养成的习惯作祟,因为担心染上肝炎影响飞行,他从不在外面用公共茶杯喝水。尽管讲得口干舌燥,而且他自带了喝水杯,但在这个重要的场合,他始终没有拿出来喝水。

意外的是,一周后马占民收到了一张来自中南海的欠费通知单。通知单上写着马占民和其秘书某年某日在中南海喝茶两杯,补缴茶资两毛钱。1978年的中南海,还执行着这项规定。

当时,美国空军的F—15系列飞机不卖给中国,法国空军的幻影系列飞机也不卖给中国,只有英国空军的鹞式飞机可卖给中国。但遗憾的是,中国最终放弃了购买鹞式飞机,因为英国报价太高,中国承受不起。

每架鹞式飞机的报价是555万英镑,而当时中国外汇只能依靠两油(游),一是出售石油,二是接待旅游,因为外汇短缺不得不放弃。

后来,拥有特殊垂直升降能力的鹞式战斗机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创下不少传奇。错过机会的中国,有眼光但没钱,便不得不在尴尬中遗憾。

这之后的1978年秋天,空军在天津杨村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汇报表演。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以及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的负责人悉数来到杨村机场检阅空军部队。

马占民担任总指挥员的同时并兼任飞行指挥员。

这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军队汇报表演,表演中有不少精彩之处:参加的空靶、地靶、轰炸全部实弹演练,尤其是空靶极难命中,两个航空兵师长在空中亲自打靶,他们有顾虑,担心现场打靶成绩不佳有损空军形象,但空军领导班子有胆略,决定即使现场空靶成绩不尽如人意也要全面实弹演练。中靶情况让中央和军委首长当场过目,结果成绩相当出色。这两位师长心中悬着的石头也终于落了地。另外,飞机在检阅台上空飞高难度螺旋,也是十分罕见的。

1980年,马占民作为中国军事代表团成员访问美国,中美两军的关系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而改善。当年的敌手,也在一些领域展开合作。

1980年,在空军司令员张廷发的主导下,中国空军借鉴外军的训练方法进行训练改革后,部队战斗力提升很快,取得了三个突破:1.一般飞行气象和复杂飞行气象的突破,2.白昼和夜间飞行的突破,3.飞行低空、中空、高空的突破。马占民任空军副参谋长时,负责修改大纲并带头飞行。一年365天中,他每年下部队的时间都在200天左右。凡是空军部队发生严重飞行事故,他都会亲赴现场去处理。

马占民狠抓训练,在基层部队有目共睹。以前,中国飞行员的训练大纲基本上都是采用苏联的方式,其特点是科目分段训练,各种科目之间的综合衔接能力差。后来开始采用西方的空军飞行综合科目练习,即每次飞行都把多种科目技能综合在一个练习,注重培养飞行员的综合能力,由此飞行员的综合能力很快得到提升。

马占民是中国空军第一个会飞行的参谋长,他对飞行事业特别热爱。他从不足18岁开始飞行,一直保持飞行至55周岁,创下连续飞行战斗机38年的历史,在中国空军至今没有人打破此项记录。

马占民虽然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了功,但对未能亲自打下敌机一事相当抱憾,尽管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当年空中交战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迄今,已经88岁的马占民,身体依然健康,也一直保持着坚持了70年的锻炼习惯,体重和飞行员时期没有多少变化。他每天关心时事,必看《新闻联播》和《参考消息》,精神饱满地踏着时代的脉搏迎来送往每一天。

(我在微信朋友圈发过父亲马占民参加抗美援朝空战的小片段后,有朋友建议我把这段历史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来。为此,把这篇文章献给那些曾经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勇士们-----马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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