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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张西蕾生平及承传父亲张太雷遗志

  • 时间:   2020-02-20      
  • 作者:   崔景明      
  • 来源:   安徽延安精神研究会     
  • 浏览人数:  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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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蕾遗像,1922.11--2020.2,享年98岁

惊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新四军老战士、离休干部张西蕾因病于2020年2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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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雷烈士遗像

张太雷(1898.6-1927.12),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参加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过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和八七会议,是四届候补中央委员、五届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担任过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等职。

张太雷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使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派往青年共产国际的使者之一。 张太雷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1927年12月12日在起义中牺牲,年仅29岁,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新四军老战士张西蕾是为革命先驱张太雷烈士的女儿, 1922年11月30日出生于江苏常州;自幼便深受父亲精神影响,加入了革命队伍。1938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西蕾在她的自传前言中写道:“从幼年起,就有一团烛光在我心中闪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烛光愈加明亮灿烂,它给我温暖,给我鼓励,给我信仰,给我支撑。追循这烛光,我走着自己坚实、无愧的人生。这烛光是我的父亲张太雷为民众解放事业不懈追求、英勇奋斗的崇高灵魂……”。这深深地感动着后人。

1936年至1937年就读于江苏省立苏州女子师范学校高中师范科。1938年春,从常州前往上海寻找到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女生队政治指导员、分校训练部教员。

1942年1月,任华中局党校教育科科员、党支部书记;1943年1月,任中共苏中二地委东台县西渣区区委书记;1944年1月,任中共东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1945年2月,在苏中区党委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945年12月,任苏皖边区政府财经干部学校政治处副主任;1947年1月,任苏北军区(兵团)直属政治处副主任、机关党总支书记;1949年4月渡江战役之后,临时担任常州师范附属小学校长;1957年2月,任化工部有机化工设计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

1958年9月,在天津大学化工系参加调干学习,后转学至北京化工学院有机系高分子专业普通本科学习;1969年11月,参加解放军总后勤部“2348工程”建设,任工程指挥部生产组组长兼设计研究院院长。1978年11月任化工部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化学工业部科技局)副院长,期间被评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80年开始,先后当选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27年张太雷领导广州起义牺牲时她刚满5岁。父亲牺牲后,一家人本来就清贫的生活因突然失去唯一的生活来源几乎陷入绝境,她们姐弟3人和瘫痪在床的祖母,靠着母亲陆静华惊人的坚强,白天去有钱人家帮佣,晚上做针线、手工的微薄收入艰难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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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雷子女(左至右:张一阳(烈士),张西屏,张西蕾)

母亲为了实现父亲的嘱托,既拼命干活,又四处寻找办法,最终以“每学期考试成绩进入前3名免收学费”为条件,先后把他们三个孩子送进了学校。张西蕾凭着自己的勤奋,以优异的成绩读到高中,受到初步的中等师范专业教育。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不久常州沦陷。1938年9月23日张西蕾抵达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正式参军投身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6日,她在军部受到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召见,周副主席鼓励她:“好好锻炼,继承父亲的遗志,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继承父亲遗志、做合格的共产党员”也成为她一生的座右铭。

1.张西蕾任女生队政治指导员。在极其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她先后在新四军教导总队、抗大五分校和华中局党校从事教育工作,后来主动要求下基层,先后担任中共东台县西渣区区委书记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尤其可敬的是,张西蕾在抗日游击区残酷、复杂的战争环境中,能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经受住了意志力锻炼和生死的考验。

抗日军政联合大学(简称抗大)的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办校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继承与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光荣传统。她们就是在这样的校风哺育下,训练成有理想,能经受艰苦环境考验而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战士。

抗大五分校是一所由在盐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直接领导下的,新型的,培养部队与地方军政骨干的干部学校。抗大五分校于1940年11月25日开学(正式开学典礼是在1941年元旦)。校本部下辖3个男生大队和1个女生队。男生一大队是五分校的武装主力军,这个大队的学员是部队的基层干部和部分老战士,他们久经战火考验,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二、三大队则是军政混合队,学员中部分为部队的干部战士,大部分是大江南北长途跋涉投奔这所革命大熔炉的抗日爱国青年。女生队有一部分是在根据地工作过,或打过游击的女干部,大多数则是来自苏南、上海、浙江一带的青年学生,以及从大后方转来军部而后调到抗大来学习的女知识青年,还有少数自愿参军的小城镇女青年。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虽然年龄悬殊,最小的12-13岁,最大的有40来岁,文化程度从略识字的半文盲到大学以上不等,出身成分更是雇工、佃户、童养媳、工人、富家小姐五花八门,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为了抗日,都是拥护或爱慕共产党、新四军而艰辛到此。在第一期女学员队中有七对姐妹同时入伍,一对母女齐参军(名单附后)。

女生队位于离军部不远的一坐废塌的旧中学校内(现盐城中学)。这是一座饱受战火摧残,遍地乱石碎瓦,墙壁残缺不全,几根木头、水泥柱支撑的木板楼房。我们入校的第一课,便是用自己的双手,去填坑、垒墙,清除残渣、泥沙、石块,建造我们的教室、寝室。

尽管这里仍四面透风,窗户仍然是可以容纳两个人并排侧身爬行的大方洞,但当我们用破草席挡挡风,在地上铺上干稻草时,这里便成为我们的“软席”通铺了。在这“软席”上睡觉、学习知识、讨论救国道理,那个舒心,那个自豪感至今不能忘怀。

2.穿上了军装,像个军人样,抖擞精气神。

刚过了劳动建校关,却不料又来了一个轰动女生队的爆炸性命令——剪发关。队长动员要求女生队剪掉长发、卷毛(烫发),标准是发长不过耳垂。当然还要脱掉皮鞋,换上布鞋,脱掉旗袍,换上军装。剪发命令让女生队开了锅似地乱哄哄起来,有的人看着留了多年的秀发一朝被剪,怪舍不得的,要求留一截作“纪念”;个别人觉得是来抗日的,为什么一定要剪成“尼姑头”而纳闷。但是,最终女生队还是剪短了头发,戴上了军帽,换上了布鞋,穿上了军装。既然是革命军人,就要像个军人样,一律整齐,精神抖擞好神气啊。这以后,慢慢地,大家有空便向排长、老同志学打绑腿、打草鞋。女同志毕竟心灵手巧,打的绑腿有“一字长蛇形”、“横竖八字形”等,打的草鞋、布筋布鞋还打出“蝴蝶结”、“花结”、“十字交叉结”等花样……

   1.新中国成立前后,用共产党人以身作则的形象团结群众

解放战争时期,她从事政治工作,先后担任苏皖边区政府财经干部学校政治处副主任和苏北军区(兵团)直属政治处副主任,机关党总支书记。

新中国成立以后,她来到南京,主动要求下基层,担任了南京市一女中(现南京中华学校)校长。在校期间,她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用共产党人以身作则的形象影响和团结广大教职员工,积极探索教育改革的方法、途径,为后来她担任市教育局中等教育科科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52年,丈夫冯伯华奉调前往当时我国最大的化工企业南京公私合营永利宁厂担任厂长、党委书记,那时工厂正处于战后艰难的恢复时期,工作异常繁重,为支持、照顾丈夫的工作和生活,1953年9月,她毅然放弃自己所熟悉和热爱的教育事业,调永利宁厂担任厂党委副书记,与丈夫冯伯华和同志们一起共同奋斗,用短短4年时间,克服重重困难,迅速的完成了工厂战后恢复、重建,把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带入产量、利润倍增,重大科技创新硕果累累,人才辈出的良性发展轨道。她为此作出积极的贡献,从此跨入新中国化工事业的大门,开始了40年漫长的化工生涯。

1956年,她调往新成立的化工部工作,先后担任化工设计院人事处长,有机化工设计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她长期从事教育和政治工作,不满足于在化工行业内“外行领导内行”,渴望系统地学习化工科技知识,成为又红又专的领导干部,为新中国化工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1958年9月,当时她已经是正处级干部,不顾长期离岗对职务升迁的影响,申请脱产到天津大学化工系参加调干学习,调干生的学习内容不能满足她的求知欲望,又申请加入普通本科班学习,经过考试合格获得校方批准,后来转到刚刚成立的北京化工学院有机化工系高分子专业读普通本科。那一年,她已经36岁,是5个孩子的母亲,与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同学们同班学习,困难可想而知。她靠着在革命战争中练就的坚韧和毅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苦读5年,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本科毕业。

1963年8月,她担任刚开始筹建的化工部直属北京合成纤维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独当一面的领导这个国家级合成纤维研究机构的创建。当时合成纤维研究是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急需,是化工科技研究的前沿,又正好是她所学习的专业,她学有所用如鱼得水,倾注全部的智慧和精力,与全所的同志们共同努力,通过近3年奋斗,研究所从当初的几十人发展到近500人,成为一个初具规模和实力的充满朝气的研究单位。

2.在“文革”中仍然坚守崇高信仰

“文革”中,她是单位的“一把手”,受到冲击、批判,被打倒、“靠边站”,但仍然坚守崇高信仰。

1969年,为了完成军队战备任务,她被“解放”出来,率合成纤维研究所500余人(含400多名科技人员)迁至湖南岳阳云溪,参加解放军总后勤部“2348工程”(现为巴陵石化)建设,担任工程指挥部生产组组长兼设计研究院院长。该工程是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建设的第一个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设备、自行安装的,为改善部队士兵着装,生产合成纤维为主的联合石化军需工程,实际上是我国化学合成纤维工业化产业发展的先驱工程。参加三线建设,从首都来到穷乡僻壤的山沟里,靠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生活和工作条件异常艰苦,她作为工程技术总负责人既要率领科研、技术人员克服种种生产和技术上的难关,又要与“文革”中盛行的不尊重科学、蛮干瞎指挥等极左思想作斗争。

3.积极为国家建设与振兴,作出最大贡献

1971年5月,工程从炼油、化工、出丝、纺布整个工艺流程全部打通,工程指挥部召开了万人庆功大会,标志着工程建设任务顺利完成,她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2年,为了保障对印边防斗争的需要,中央决定铺设一条从青海格尔木到拉萨的输油管线。当时,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寒冷地带建设千里输油管线在国内尚属首次,也是世界管道史上的壮举。工程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军令如山,必须按期完成。她被任命为该工程设计总负责人。当时青藏公路通行状况和沿线兵站的生活保障条件很差,海拨都在4000到6000米,她不顾自己已经50岁又身患冠心病,亲自率队上高原第一线考察,研究、审核设计方案,充分考虑青藏高原严酷的自然条件,科学大胆的使用了一系列新技术,新方法,新材料,克服种种困难,依靠团队的力量,共同努力提前5个月完成了全部施工图纸的设计任务,为国防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72年11月,她调北京先后担任石油化工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化工部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化学工业部科技局)副院长,长期从事化工科技管理工作,主管计划和规划。当时,化工科研机构因为“文革”动乱遭到很大破坏,科研工作多数已经中断。她深入基层科研院、所了解情况,在科研队伍的恢复与整顿、科研布局的调整、科研体制的改革等方面做了许多调查论证、制定方案、组织实施等大量工作,为化工科研队伍的建设和化工科技工作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1980年开始,她先后当选担任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担任政协委员期间,她深入全国各地,走访考察,了解情况,为发达地区的发展而欣喜,同时也为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而焦虑,她作风严谨,实事求是,为祖国的建设事业积极献言献策,贡献自己的知识、经验和聪明才智。为了更好地担负起人民赋予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重任,她克服多种疾病的困扰,坚持到公园和大家一起参加体育锻炼,倾听民声,了解民意,许多人都认识她,亲切地叫她“张大妈”“张大姐”,却很少有人知道她就是张太雷烈士之女。

值得称道的是,研究、宣传好父亲张太雷烈士的革命事迹和精神,是她多年的心愿。1980年退出一线工作以后,她发起成立张太雷研究会,协调各方力量,积极推动张太雷研究,倾晚年的全部精力为“广州起义纪念馆”、“常州张太雷纪念馆”的建立和发展,为《张太雷文集》、《张太雷文集续》、《回忆张太雷》、《张太雷年谱》、《张太雷》画册等书籍的出版,为电视纪录片《英才一代青春魂》、《热血英魂》和电视连续剧《大雷雨后》等作品的拍摄、播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自己出资动员家人参与,在天津大学设立张太雷奖学金并倡议设立《太雷班》,激励天大学子,不负韶华,努力继承先烈革命精神,争做对国家和人民有贡献的人。

张西蕾同志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与丈夫冯伯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相知、相恋而结合,几十年来既是爱人,也是战友、同事。他们性情相投,晚年生活很幸福。1993年丈夫去世以后,她满怀深情地搜集、整理了50多篇战友、同事和亲属的回忆文章,编辑出版了《缅怀冯伯华同志》一书,以寄托自己的思念。

张西蕾同志和丈夫对孩子以身作则、严格要求,经常告诫孩子们:人要正派,书要读好,有知识才干,才能为国家奉献。在他们的影响和教育下,5个孩子都学有所成,在各自的岗位上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贡献之人。她对在皖南事变中英勇牺牲的弟弟张一阳念念不忘,多次去上饶集中营旧址缅怀吊唁。她还在母亲陆静华和姐姐张西屏“文革”中不幸去世后,给周总理写信向组织反映情况,使两人的后事得到料理,最终得到平反昭雪。她对姐姐的5个孩子,竭尽所能的给予关心和照顾;对同父异母的弟弟张芝明,给予了母亲般的关爱。张芝明早年在苏联学习和生活,1965年回到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的迫害,导致精神失常,被丢弃在郊区的民政收容所无人问津。在其生母不能尽责的情况下,她承担起照顾弟弟的全部责任,不断通过有关领导和组织上为其改善生存环境,又带领家人在生活上精心照顾长期住院的弟弟近40年。张芝明2008年10月因病离世,享年81岁。

张西蕾同志从16岁参加革命,经历了10年革命战争,又在化工战线辛勤耕耘了40年,为了民族和人民解放,为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贡献了自己的一切。2000年,她的口述自传《烛光在前》一书出版,记述了她不平凡的一生。她说:自己的一生没有虚度,每逢重要的人生选择,都不放弃理想追求,迎难而上,把握自己的命运。她又说:从幼年起就有一团烛光在我心中闪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烛光愈加明亮灿烂,给我温暖,给我鼓励,给我信仰,给我支撑。

综上所言:追寻这烛光,张西蕾走着自己坚实、无愧的人生路。这烛光就是父亲张太雷为民众解放事业不懈追求英勇奋斗的崇高灵魂。

(一)张太雷为中共创建的历史贡献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当然也与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介绍分不开。

   1.积极投身于爱国运动,在运动中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 年 2 月,张太雷在天津创建了以建立民主自由、有科学文化的社会为主旨的“社会建设会”团体,成长组织和参加北洋大学讲演第二团赴塘沽及郊区向听众宣传反帝反封建的讲演。他于1925 年 9 月起执教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从事政治学和政治学史的教授工作,并讲授英文。据阳翰笙回忆,“太雷同志讲课时,他从理论上分析帝国主义的实质,特别是举出当时声势赫赫但外强中干的英帝国主义为例,分析其基本矛盾和不可避免的前途。”得到学生的广泛好评。

  2.参与中共早期的党团建设并代表中共亮相国际舞台。

1921年6月22日,张太雷、俞秀松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后接着他们发布了《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的信》,揭露江亢虎是十足的政客及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7月12日,张太雷将在今天的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作《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演讲。1920 年末,张太雷与邓中夏等人来到长辛店机车厂和工人亲切交谈,积极推动补习学校开学。深入工人群众中去讲解马克思主义,以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在这些活动斗争中锤炼培养出了一批共产主义者,赢得共产国际的好评。

  3.通过发行《劳报》报刊 、深入工人中办学校等多种方法对民众进行广泛有效宣传。作为革命宣传家的张太雷先后创办了《劳报》《先驱》和《人民周刊》等近十种进步革命报刊,……并写了大量政论文章,开辟了革命舆论战地。在《人民周刊》第 2 期,他号召民众 “我们一定要与全国的民众一起来赞助国民军。”张太雷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张太雷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实际的最初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张太雷为中国青年运动事业的创立、发展和壮大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在1920年底,他创建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我国最早的青年团组织之一,1922年5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先生称赞张太雷 “学贯中西、才华出众”,也正是如此,使他在党内受到广泛的尊重。在1925年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张太雷的这种对理想和信念的英勇奋斗的精神,正是他超凡的人格魅力中最耀眼之处。

正如包惠僧所言,“马林和陈独秀关系的改善和意见的基本统一,为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否则,中国共产党就难以与共产国际建立起正常的关系,更谈不上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与国民党进行联合了。”张太雷在此过程中功不可没,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党内开创了良好的局面。他于1921 年 6 月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呼吁共产国家和西方共产党要更加重视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的革命,……主张共产党和资产阶级结成“暂时同盟”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

(二)张太雷奋进历程的现实意义

1.“广州起义”之光引领:新时代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张太雷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艰难复杂历程,既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期马列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一般规律,也展现了张太雷等先贤追寻“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大众获得解放理想的独到视觉。也正如2018年2月20日习近平所话:“做人,不一定要风风光光,但一定要堂堂正正。”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为人类发展现代化开辟新路径。

2. “广州起义”之灯:指引新时代敢为人先,创新奋斗

总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前辈们:他们有着非常强烈的使命感,始终有自己清晰的奋斗目标。其二,他们意志坚定且脚踏实地、善于学习且有大局观和创新精神。应该向前辈们致以深深的敬意!习总书记多次发表讲话,强调奋斗的价值与意义。

3. “张太雷先烈”之行:光耀中华复兴,人人担责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张太雷革命先辈,以先天下之忧为忧,以民族复兴为使命而担当责任。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不负韶华,砥砺前行”。 

 张西蕾同志安息吧!您和父辈皆是可敬、可佩的贤辈,您们永远是我们后人心中的“烛光”和楷模。

 

参考文献:

{1}参见杨晓伟:博士论文《从道德理想主义到政治现实主义一一新民学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中的个案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2012年。

{2}参见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叉的传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杜,1979年,第210页。

{3}参见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叉的传播》[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杜,1979年,第215页。

{4} 王一知:回忆张太雷[J].近代史研究,1983(02):1—31.

{5}温炳禄:“.陈独秀同共产国际代表在建党实践中的分歧”[J].党史文汇,2002(4) :46.

{6} 缪国庆:“亮相前的生死较量”《中外书摘杂志》 2018年-05-16.

{7}丁言模:“张太雷:第一个红色外交使者”2018年第5期《上海滩》杂志。{8}吴基民:“揭秘俞秀松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内情” 《世纪杂志》2018年3月9日

{9}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研究会,张太雷纪念馆.张太雷研究史料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340-341.

{10}郭瑞,刘永萍.试论大革命时期的领导权[J].济宁学院学报,2008(1):67-71.

{11}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20.

{12}冯海龙提供的文字资料:2020年2月16日(发于张太雷研究微信群).


 【作者简介】

崔景明,女;安徽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先后主持省部级人文社科项目9项。个人专著《道家思想教育新论》。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教育研究》《思想战线》《人民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复印刊》《庄学研究》集刊等核心期刊公开发表论文4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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