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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红军过元旦

  • 时间:   2020-01-11      
  • 作者:   大龙      
  • 来源:   重走长征路     
  • 浏览人数:  280


在长征路上,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度过了农历乙亥年(1935年)的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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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元”是“初”“始”的意思,“旦”指“日”(也是早晨的意思),“元旦”意即“初始之日”,公历11日,即公历新年。

1934年的年末,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境内,抵达黔北余庆、黄平、瓮安一带,往乌江挺进,意图攻占遵义。1935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野战军通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急令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和红三军团分三路抢渡乌江——红二师四团是渡江的主攻力量,突破地点是江界河(瓮安县);红一师一团突破地点是迴(回)龙场渡口(余庆县大乌江镇);红三军团四师十团渡河地点是茶山关渡口(开阳县)。红军在抢渡乌江、打开前往遵义的通道的紧张战斗中度过了元旦。

19341231日傍晚至193511日凌晨,红军中央纵队、军委纵队陆续抵达猴场(今贵州瓮安县草塘镇),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猴场会议”,此次会议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之后的又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进一步的准备,被周恩来称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了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实行了“转兵”——不去湘西会合二、六军团,转而进入贵州。在通道会议上,中央红军不再听命于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李德,才得以“转兵”。

“转兵”进入贵州后,当中央红军前卫部队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准备跨越乌江天险时,“洋顾问”李德仍顽固地坚持“三人团”(指长征前期为准备实行战略大转移而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掌管中央和红军的最高权力,其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的既定方针,提出不要过乌江去,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回头再图东进,仍去与二、六军团会合。而党的总负责人博古(秦邦宪)左右摇摆。显然,黎平会议后仍不能解决中央红军战略性、方向性的根本问题。于是,中共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是否执行黎平会议决议问题。这就有了猴场会议。

19341231日下午至193511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下司村宋家湾豪绅宋泽生的住宅举行会议,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据党史记载:出席会议的,有博古(秦邦宪)、周恩来、洛甫(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邓发、刘少奇、陈云和李德。还是伍修权任德语翻译。会上,毛泽东再次成为主角,嬉笑怒骂般驳斥了博古、李德的主张。李德和博古坚持的意见第三次被否决。多数人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且提出红军应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决议,作出了《关于野战军通过乌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即猴场会议决议,决议提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是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议作出的最重要的一条决定,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条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另外还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中央红军立即抢渡乌江。

《中国共产党大事典》: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王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的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注:猴场会议前后),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猴场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了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

猴场会议被周恩来誉为“‘遵义会议’的前夜”,即转折的前夜。

张闻天会后说,“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还是要他出来。”

如今,在猴场会议会址院内竖立着“转折的前夜”主题雕塑群像,是毛泽东、周恩来等10位参加猴场会议的领导们。“转折”指的是遵义会议,所以,在遵义会议之前的猴场会议被誉为“转折的前夜”。

以我的理解,这几个会议在军事上解决了中央红军战略方向、方针的问题,从此,中央红军不再被动地“转移”、逃跑;在组织上解决了军事指挥权问题(此乃战争时期的头等重要问题),从此,中央红军不再被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李德所摆布,毛泽东逐渐回归领导地位(此前,他虽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但这个“主席”在长征出发前和长征途中,连军事“发言权”都没有,更谈不上指挥权)。

而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进一步的准备,被周恩来称为伟大转折的“前夜”。在猴场会议上,除了“党的总负责人”博古(秦邦宪)和“洋顾问”李德,与会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们都站在了毛泽东方面,赞同他提出的主张。

 

猴场会议会址原是猴场下司村宋家湾豪绅宋泽生的住宅,为带有藏式风格的四合院型,主建筑为两层木楼,始建于1912年,俗称“一颗印”。宋泽生(小名宋小安)因长期在西藏等地做生意,觉得这种带风火墙的房屋易于防火防盗,于是便仿造了这幢藏式房子。该建筑内有正厅5间,下厅和两厢各3间,天井为石板镶嵌,四周有砖砌桶墙。会址大门上方的“猴场会议会址”六个大字是国防部原部长张爱萍亲笔所题。

猴场会议的会议室在二楼,会议从19341231日傍晚开到了193511日凌晨。会议室里摆放着长桌、10把靠背椅,桌子上摆着茶壶和2盏马灯(通宵开会要照明)。可想而知,灯光亮了大半夜。会议现场的油画,画的是处于中心的毛泽东正在怒斥博古。会议室的墙上挂着猴场会议10位参加者的老照片。一面墙上的老照片是:秦邦宪(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洛甫)、毛泽东、朱德;另一墙上的老照片是:李德、邓发、刘少奇、王稼祥、陈云。

在猴场会议纪念馆旁是近年新建起的一个气派的广场,新增了1座红飘带纪念碑和4座石刻碑。

在广场的后方是猴场会议纪念馆,红飘带纪念碑立在了纪念馆前,红色飘带上是醒目的“伟大转折的前夜——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31日”大字。

在猴场期间,毛泽东没有和其他参加猴场会议的领导人住在一起。其他领导人住在猴场会议会址那个四合院,而毛泽东住在一里路外的傅氏祠堂(现今挂匾额“毛泽东行居”)。

哈里林·索尔兹伯里(美)在其所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猴场会议期间,后勤部队分配给毛泽东当时住的是长征路上他们住过的最好的房子,比在中央苏区时的房子还好,新的住房象征着毛泽东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毛泽东行居位于红星广场的边上,广场上竖立着解放军总后勤部、贵州省军区授建的毛泽东及警卫员陈昌奉的铜像,陈昌奉手提马灯,陪护毛泽东夜行。一路上,灯光映着星光。铜像基座上的说明:1935年1月1日凌晨,猴场会议结束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怀着激动的心情与警卫员陈昌奉披星戴月回到住所——傅家祠堂

1935年元旦的星光和马灯灯光下,毛泽东踩着地面上的薄雪,阔步前行,神情坚定。新的一年里,中央红军的长征果然与前不同!

1935年的元旦,朱德总司令没有休息。红军在草塘小学搭起台子,与猴场群众一起举行新年的军民联欢会。朱总司令被誉为“红军慈父”,他去出席是再合适不过了。

红军进入贵州以后,连战连捷,打破了长征初期“左”倾统治下的沉闷气氛。元旦到了,给每个红军战士和干部发了一块银元的过年费,各部队的宣传队也活跃起来了,红军驻地写满了各种宣传标语,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此时,也驻在猴场的红军干部团休养连的新年活动是与当地的老乡一起过的。红军干部团休养连里是中央红军中德高望重的老红军们(红军“五老”中的四老: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和30位女红军们(李坚真、邓颖超、贺子珍……)。

在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真的带领下,他们/她们花几十块钱买了一头猪和一些花生、瓜子,美美地聚餐一通后,伴着元旦夜晚的来临,在篝火边举行了一场高质量的同乐晚会。在他们/她们中间,危拱之和李伯钊那时分别被誉为中国红色文艺的开拓者和红色戏剧家,危拱之在长征前任由八一剧团沿革而来的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李伯钊任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更是拥有“赤色跳舞明星”的桂冠,在苏区时她们的演出就深受迎接。红军“四老”虽然不会唱不会跳,但很会“说”,他们所颂的诗、所讲的故事同样吸引人。随红军总政治部行军的蔡畅也被特邀参加了这场同乐会。随后,她们意犹未尽,在久久不能消散的欢乐氛围里,由蔡畅发起,何不在农历新年到来之前,为指战员举办一次像模像样的联欢会,欢度新春佳节。她的发起得到大伙起劲的相应。春节联欢会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元旦新年之际,中央红军分三路抢渡乌江,将打开前往遵义的通道。长征中最精彩的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即将开篇!

此时的毛泽东,还在继续酝酿着他的诗篇:《十六字令三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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