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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年:站着从容就义

  • 时间:   2019-04-06      
  • 作者:   党史频道      
  • 来源:   旧报刊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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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都是我党优秀的儿子。特别是陈延年,因思想厚重、意志刚强,在党内向有“小列宁”之称,1927年7月4日夜,年方29岁、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他,慷慨就义于上海龙华刑场,因拒不下跪,就那么挺立着,被刽子手用乱刀砍死;一年以后,其弟陈乔年亦在同一地点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兄弟俩联袂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的颂歌。

  延年与乔年的少年时代

  陈延年,1898年出生在安徽安庆的陈家大院,陈家在当地算是名门大户。陈延年小学、中学时代都是在安庆度过的。他自幼聪明,对旧闻掌故和新知识都很感兴趣,视野开阔,抱负不凡,与小他4岁的胞弟陈乔年感情甚深。

  陈独秀早年因被袁世凯派到皖省的都督倪嗣冲所迫害,逃亡日本。倪欲斩草除根,要抓陈延年兄弟二人。幸兄弟俩得到消息,逃亡到了怀宁乡下,才免遭毒手。这件事对两兄弟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种下了反抗旧世界的种子。

  1915年,陈独秀将他们两兄弟接到上海求学,一年以后,两兄弟双双考取了复旦大学。

  陈独秀的性格与众不同,对两位亲子的要求亦十分严酷,他坚持不让他俩回家过平稳、依赖的生活。故兄弟二人一直都在勤工俭学,吃的是大饼就自来水,住的是小亭子间,是同学中最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两个。他们的继母(高君曼)情有不忍,屡劝丈夫改善两子生活,陈独秀亦不为所动,坚持如故。

  延年兄弟二人少年时代就有改造社会的理想和抱负。但在当时中外各种复杂思想的影响下,他们曾一度信仰过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加之对父亲以反对旧式包办婚姻为名,抛弃他们的生母,继而与自己意气相投的姨妹同居、结婚,大为不满,故和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好。所以,陈独秀早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对他们也无多少影响。


  两兄弟放弃无政府主义转而笃信马克思主义是在他们赴法勤工俭学之后。

  1922年6月,陈延年在旅法中国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和赵世炎、周恩来等人一起当选为委员;九、十月间,两兄弟又与王若飞等人一起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他们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后来的越共书记胡志明。

  1923年,因国内革命形势发展之需要,延年兄弟二人与赵世炎等人一道,受中共派遣,从法国同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陈延年奉命回国,随即被派往广东,先以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身份开展工作,后任两广区委秘书、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协助两广区委书记周恩来工作。1925年春,周恩来率部东征,陈延年便接任了周的两广区委书记一职。

  革命的“苦行僧”

  陈延年每天都有大量的事情要处理,工作夜以继日是常事。当时,他为组织建立人力车工会,不但经常深入到一些人力车夫家中访贫问穷,还学会了拉人力车。遇到一些老年车夫正在拉活儿,他都会主动上前帮忙,赚了钱,自己则分文不取。因此,他在人力车夫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陈”。人力车工会很快就组织起来了,还发展了党员。当时香港一家商报还撰文讥笑共产党高官竟替别人拉车。他看了之后,一笑置之。


  陈延年在广州推动工人运动,也很关注农民运动。他在给团校、党校和工人夜校上课的同时,也常去农讲所授课,由于他课讲得十分生动、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农民兄弟的好评。他写文章更是驾轻就熟,富有鼓动性,许多青年就是因为读了他的文章,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当时,陈延年面对广州复杂而又瞬息多变的政治形势,经常与周恩来等人一起探讨事业的发展,还与孙中山、鲍罗庭、廖仲凯、何香凝、邓演达和柳亚子等人建立了联系。

  1927年1月,鲁迅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陈延年作为当地党组织的主要领导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他立即派共产党员、学委副书记、学生会主席毕磊去与鲁迅取得联系,做他的工作,并亲自与鲁迅会面,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恳谈。这是鲁迅最早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一段佳话,其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是时,国民党右派和已经冒头的蒋介石阴谋集团要对共产党下黑手的意图已十分明显,而中央当时的领导人还一味要求:忍让、克制,陈延年对这种右倾主义的做法非常不满,他当面与父亲进行了争吵。廖仲凯遇刺后,他针对一些人产生的恐惧心理说:“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怕死,就不要当共产党员!”他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27年3月,陈延年奉命离开广州,前往武汉,参加了党的“五大”的筹备工作。之后,回上海,过南京时,原计划在此停留数日,但因发生了“4·12”反革命政变,于是他连夜赶回上海,与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李立三等人一起联名发出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电文。可惜,当时中央在北伐与东征问题上犹豫不决,未能接受他们的意见,丧失了挽救革命的时机。

  4月22日,陈延年在送走了去武汉参加“五大”的罗亦农和李立三后,接替了罗亦农的江浙省委书记,并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为政治局委员。从两广区委书记到江浙省委书记,陈延年一向勇挑重担,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骆驼忘我而无私地工作着。他从不讲究吃穿,生活比一般党员、工人还要清苦,而对同志和群众却处处关心,谁有什么困难,他都会主动帮助解决。他在广州和上海工作时,有同志关心他的个人问题,要给他介绍对象,而他却总是推说:“工作忙,没有时间考虑这些。”

  站着被乱刀砍死

  “4·12”政变之后,革命陷于血泊之中。陈延年面临着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和许多虎口余生的革命者一同坚持斗争。1927年6月16日,因一名交通员被捕,暴露了江苏省委(当时,江浙省委已分为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陈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地址和名单。

  这天下午3时,江苏省委被大批特务包围,陈延年看见无法逃脱,便用桌椅板凳与敌展开搏斗,并示意其他人趁机逃跑,结果陈延年等四人被捕,二人逃离。

  被捕时,陈延年一身粗衣打扮,又自称是被雇来的一名炊事员,并没有暴露其身份。谁知其父辈的同乡老友汪孟邹在得知此消息后,竟自作主张,托了胡适,向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委的吴稚晖疏通关系,希望能使陈延年早日恢复自由。不料,汪孟邹是好心办坏事,吴稚晖本与陈独秀和胡适的交情都不浅,还帮助过延年兄弟二人赴法勤工俭学。可后来,陈独秀下笔不留情,曾写文章骂他是“老狗”,延年兄弟二人也已在法国公开放弃了无政府主义,转信马克思主义,且“4·12”前后一直都在反蒋,故陈氏父子与吴在政治上早已分道扬镳,老奸巨滑的吴稚晖焉有不趁此机会狠狠报复一下陈氏父子之理?故他在得知延年被捕时,不禁欢喜若狂,一面与胡虚以委蛇,一面立即向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告了密,并添油加醋地说延年“恃智肆恶,更甚于其父百倍”。

  陈延年的真实身份暴露以后,敌人软硬兼施,重刑之下,他仍不改口,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敌人见无法使他屈服,于是决定将他处决。

  1927年7月4日夜,陈延年被押赴刑场,当刽子手要他跪下时,他傲然屹立,说:“革命者决不下跪,只能站着死!”众刀斧手一拥而上,拼命把他往地上按,他一跃而起,如是反复再三,刽子手只好放弃了迫使其跪下的努力,最后一阵乱刀,将其活活砍死,随后又惨绝人寰地将他的尸体剁成数块。蒋介石气急败坏,下令不准收尸。

  据陈延年的三弟陈松年回忆说:“噩耗传来,陈氏一门顿如五雷轰顶,老者痛不欲生,只能由我和我姐玉莹前去上海处理后事,当年我姐27岁,而我只有17岁。由于不让收尸,所以我们到上海以后,也没能见到我大哥的遗骨。1928年6月,我二哥乔年又被捕了,后来也遇害于龙华刑场。还是我跟我姐玉莹一起去处理的后事,这次又未能看到遗体。我姐因受到严重刺激,得了血崩症,竟至一病不起……”

  陈家后人现状

  1947年,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又是松年到处求人,才将老父遗灵用一木船运回老家,葬于安庆集贤关附近一处密林之中。

  松年一家,解放前后处境一直很坏,几乎到了衣食无着的地步。1958年,毛泽东视察安徽,途径安庆,怀念旧故,向地委书记傅大章问起了陈独秀后人的情况。傅据实以报,毛泽东遂指示要给出路。就这样,松年被安排进了当地一家小厂,当了统计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松年成为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后为省文史馆馆员,上世纪90年代初病逝于合肥。

  陈松年家房间很小,家徒四壁,可墙上仍挂着陈独秀40多岁时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陈独秀目光炯炯,英气逼人。旁边是他生母高大众女士的像片。高女士虽没文化,但因系霍邱将军之女,仍不失大家闺秀气质,颇有东方女性典雅、端庄之美。她为陈家生了三男二女,除小女幼年夭折外,其余皆长大成人。高女士1930年病逝于安庆。

  松年一生谨小慎微、谦恭本分、遇事回避、与人无争,性格与父亲和两位兄长迥异,实因处境使然也。

  松年有一双儿女,子长琦在合肥工业大学工作,任总支部书记、副教授;女长璞在安庆文物管理局工作,对革命文物情有独钟,其性格很是泼辣,颇有其祖遗风。

  1996年,艺术大师刘海粟百岁庆典之时,刘海粟对陈长璞说:“你祖父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我们这一代人谁不知道他?当年,他被关在南京的监狱里,我曾到监中看望过他,相谈竟日。陈先生当时还写了‘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一联赠我。这也是陈先生一生为人的写照。” 长璞听了,情不自禁泪如雨下,百岁的刘大师也语声哽咽,落泪相陪。

  延年一生未婚,但乔年却有一位革命伴侣。他们在上海有一女,乔年遇害时,小女尚在襁褓。乔年之妻,据传曾赴苏联留学,后在“文革”中,因受迫害受刺激过度,以至精神失常,不知所终。其女在乔年牺牲以后,即被送入一个救助革命子女的互济会抚养,亦从此下落不明。

  松年还另有与他同父异母的一弟一妹,均为陈独秀的后妻、亦是其发妻之妹、松年之姨母高君曼女士所生。君曼女士1931年病逝于南京。

  其子名鹤年,1931年生,曾在北平等地求学,受过高等教育,是一位热血男儿,也参加过抗战和革命。但由于陈独秀的原因,不为各方所容,解放前夕去了香港,长期在企业任职,有子女10人。他的两位公子,均已年近花甲,在文化部工作。

  其女名子美,1912年生,一生艰危曲折,亦属传奇。“文革”中曾被打成“反动派”,没有出路,竟与儿子以两只油桶泅渡至香港,以苟延生命。1998年时,有消息说,她人在纽约,已87岁高龄,儿子也不照顾她,因欠租即将被逐出她住的老人公寓。国内一些好心人闻讯曾写信到我国驻美国使领馆,呼吁给予救助。纽约领事馆遍找无着,终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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