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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悼念陈小鲁同志

  • 时间:   2019-03-01      
  • 作者:   李菁      
  • 来源:   八中老三届同学会     
  • 浏览人数:  11718

【编者按】据闻,陈毅元帅小儿子陈小鲁的骨灰,近日在上海与家人合葬。为此新四军的老战士后代黎济明为此创作了一张纪念邮票《纪念陈小鲁同志逝世一周年》,特此分享给大家。记者陈龙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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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篇感人的怀念文章《一别天涯远》

(作者: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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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31日,陈小鲁在他北京雨儿胡同的住处


2018年2月28日,陈小鲁与夫人粟惠宁带着孙子孙女在三亚过完春节,准备第二天返京——3月2日是儿子陈正国的40岁生日。没想到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突然袭来,亲朋好友谁也没想到。大面积的心肌梗死夺去了他的生命。
“小鲁走了一周年了,我们想把他的骨灰运到上海,与爸爸妈妈安葬在一起。他走前走后发生了不少事,好在一切尘埃落定。我们在心理上也对他有个交代,让他终获安宁。”大哥陈昊苏平静的说。“一别天涯远,至情思念深。”在弟弟走后的一年里,他将思念寄托在了诗词里。
“红孩子”
1946年7月30日,时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迎来了第三个儿子,他为这个小生命取名为“小鲁”——取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之句。“我出生在苏北,二弟(丹淮)出生在淮南,三弟出生在山东,爸爸妈妈一直想要个女孩儿。而妹妹最晚才来,所以取名姗姗”。陈昊苏回忆。兄弟三人名字里包含的苏、皖、鲁三个地点,是陈毅当年的主要战斗场所,这或许也是他对自己戎马生涯的一种纪念吧。
1947年,国共内战烽烟四起,当时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共产党部队控制的山东地区。中共内部决定把一批家属沿海路转移到当时苏联红军控制下的大连。“我们渡海时必须躲过国民党军舰的巡逻,上船后,所有人员都躺在床板上,不能走动,也不能讲话。可是一岁的小鲁还不懂事,那天晚上精神又特别好,不想睡觉。所以特许他可以在船舱内任意行动。那天晚上,我们都躺在昏暗的船舱里,只有小鲁跌跌撞撞地穿行在叔叔阿姨中间,他抱抱这个,亲亲那个,人们脸上都绽放出无声的微笑”这是陈昊苏人生最早的一段记忆,当然,陈小鲁已完全不记得。
上海解放后,陈毅出任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4岁的小鲁跟着全家一起搬到了上海,住在兴国路的一座小楼。陈小鲁回忆说,那时候父亲很忙,顾不上管他,顽皮的他早上经常不起床,有时会睡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天,父亲不知道因为什么发脾气,吃中饭时又听说我还没起床呢,一下就急了。他冲上楼,说:“养这孩 子有什么用啊!”抱起我,就要往楼下扔。到时不仅把秘书们都吓坏了,也真就把我睡懒觉的毛病治好了。后来我一直早起早睡,到现在都保持着这个习惯。
1955年,陈毅一家搬到北京。那时的陈小鲁对自己的父母和家庭背景还懵懂不知,只知道“父亲叫陈毅”,但“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因为“父母从不跟我们讲什么职务级别这些事儿”。直到后来,他从报纸上看到父亲是外交部部长、副总理。才意识到父亲是个“大干部”。虽然身边的同学不乏像他一样出自“大干部”家庭,但那时的陈小鲁更愿意到小胡同儿里串悠,和普通家庭的孩子们一起玩。这样的性格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陈小鲁在2009年接受本刊采访时,曾详细地回忆父亲陈毅。在他少年时的记忆里,忙碌的父亲很少提及自己的事情,“他经常跟我们说,干部子弟不要有优越感,‘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要看我现在的地位,都是多少先烈们打出来。别说我了,跟你们更没多少关系”。陈毅要求孩子们从小养成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几个孩子的衣服总是大的穿了小的穿,小鲁岁数虽小,可是个子长的快,衣服轮到他穿时,往往不仅破旧,而且很不合身。有一次,小鲁用手摸着盖不住腿肚子的裤子对陈毅的秘书说:“叔叔,我就穿这么短的衣服过年吗?”
失序的时代
北京四中是干部子弟扎堆儿的学校,也许家庭出身的关系,很多学生都对“政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学校也出了很多日后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但那时的小鲁并不属于这其中的一员。学校组织的辩论,当时的他还“只有听的份儿”。这帮子干部子弟,在政治上启蒙了我”,陈小鲁说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感觉自己突然开了窍,开始关心政治。
1963年,陈小鲁进入北京八中上高中。“在此之前,小鲁因为肝炎休学了两年。现在看来,这两年挺关键的,因为他比周围的同学大了两岁,相对成熟一些,到了八中之后就成了活跃分子。”陈昊苏说。转眼到了1966年,陈小鲁上了高三,这群年轻学生选择投入到“革命”当中。各个学校选举了“革委会”主任,陈小鲁获得1100多票,差20票就全票。
绝大多数人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仅仅是持续10年的动荡的开始。陈小鲁记得,有一次在家吃饭的时候,陈毅先是感慨,“文化革命来势汹汹啊!”然后问小鲁,“你们学校怎么样了?”
陈小鲁告诉父亲学校停课了。陈毅叮嘱说:“这个斗争很复杂,你们要把握住自己。”又语重心长地说了句:“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有人找你,你也不要管,不要问,不要介入进去。你学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也不要跟我说。”陈小鲁悟出父亲的这番话有点“划清界限”的味道。“后来我所有的行为,跟父亲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向他报告过,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些事情。”
1966年8月,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宣告成立。陈小鲁后来因为“西纠”而一下子声名大振。“实际上,小鲁并没有加入红卫兵。”陈昊苏说,“他觉得红卫兵并不是什么严格的组织,随便什么人袖标一带,就加入组织了。”那时候,陈小鲁在社会上也招致了不少谣言。妹妹姗姗还记得,在家里经常接到外地打来的电话,求证“陈小虎”是不是陈毅的儿子。
陈小鲁其实还是个孩子。“他穿一身旧衣裤,脚踏懒汉鞋,有时还穿自称用井冈山的布带做的草鞋,骑辆破自行车,一笑就露出两颗虎牙。”陈小鲁的挚友何迪回忆。1967年8月的一个周末,小鲁来找他,告之王力“八七”讲话后外交部的内部斗争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父亲陈毅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为了避免互相牵连,陈毅与张茜告诉小鲁先切断与家里的联系。张茜给了他100块钱,让他周末就不要回家了。“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侯门深似海,高处不胜寒。”何迪感慨。
1968年4月,西单商场出现爆炸事件,“炸中南海”的传言弥漫于北京城,各种传言塑造出了一个打砸抢、无恶不作的“陈小虎”,陈小鲁身处风口浪尖。妹妹姗姗记得,4月14日晚饭后,她和哥哥小鲁准备返校。这时家里突然接到总理周恩来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总理要见小鲁。陈毅夫妇非常紧张,在家里焦急地等儿子见总理回来。过了一会儿,小鲁回家,告知家人,周恩来把陈小鲁叫到西花厅的家里,安排他到沈阳的一个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总理说,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去了之后,不要给家里写信,不对外联系、不回家探亲,也不拍照片。表现好了,还是有前途的。
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来接小鲁。“告别的时候,妈妈忍不住流了眼泪”,气氛很压抑。陈毅强忍心头的情感说:“我18岁离开家去法国勤工俭学,你母亲16岁离家参加新四军。现在你都20岁出头了,也应该有这样的决心,出来闯出一片天地。你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永远不回这个家。”
杨德中的儿子,后来也成为陈小鲁39军战友的杨海岩回忆:“当时,周恩来指示我父亲把小鲁送到农场藏起来,还非常具体地指示不要把小鲁放在有北京知青的农场里,要放到部队农场,先不要穿军装。我父亲在京西宾馆见到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把总理指示报告了陈司令。陈司令当场拍板:没问题。”就这样,陈小鲁被送到了39军的盘锦农场。
陈小鲁到部队后压力很大。他是编制外的,没有口粮和津贴,开始连军装都不发。此后两年多,陈小鲁只能从报纸上看到父亲的零星消息。
1971年的五一节,陈毅有了上天安门观礼的机会,此时的他已患肠癌。在天安门城楼上,他遇到陈锡联,牵挂儿子的陈毅主动提及:“我儿子在你那里当兵,三年没有给家里写过信啊!”陈锡联当即表示回去立即安排小鲁探亲。
“三年后,小鲁第一次回家——那时的家也快破碎了。当时他引用唐诗: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我母亲抱着他痛哭。父亲很欣慰:‘不错,你经受住了考验。’”回忆过去,陈昊苏也是感慨万千。周恩来总理再次接见了小鲁,表扬他遵守诺言,经受住了考验。
1972年1月6日,陈毅溘然长逝。陈毅去世后,陈小鲁写下悼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何须万人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后来在赵朴初的建议下,改成了“难得万人泪”。在一些朋友看来,这是他最好的一首诗。
时代的见证
1975年,陈小鲁与粟裕的女儿粟惠宁结婚。此时的陈小鲁不仅仅迎来他个人生活的一个转变,实际上很快就看到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在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培训之后,1981年,陈小鲁被派到英国任副武官,1985年回国;1986年底,他又被调到当时改革的热门机关——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任社会局局长。陈昊苏说,他们都有那个时代的烙印,纪律性很强,虽然是兄弟,但他并不知道弟弟在做些什么。几年后,政改办解散。陈小鲁尽心尽力的安排好了同事们的善后。
1992年,陈小鲁从军队转业,按当时的规定师职干部转业要由国务院军官转业安置办公室安排。但陈小鲁萌生了自主择业的想法。因为还没有先例,军转办起初不敢贸然答应。陈小鲁后来说服了国家人事部的领导,不由军转办安排,由他自主择业。
“这在当时就等于放弃了铁饭碗,放弃了公费医疗,放弃了福利分房。”陈小鲁的朋友张北英说。陈小鲁只拿到了不到一万元的转业费。“也许会有人说他爸爸是元帅,他家有房子,真实的情况是,陈毅元帅逝世后没有给陈家子女留有房子,小鲁和小惠结婚后一直住在岳父粟裕家。后来在京郊买了一个农民的小产权房,一个民房小院。”实际上,粟裕夫人楚青去世后,陈小鲁与粟惠宁几年前就已搬离了雨儿胡同。
转业后的陈小鲁先是去了海南投身于亚龙湾的开发,但这段经历并不是很愉快。1993年夏天,当时在社科院美国所工作的何迪办了停薪留职,与陈小鲁一起下海经商,创办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两人向朋友借了十万元,就算开了张。“我租了辆面的,小鲁则骑他的破旧自行车,从此,小鲁真正彻底告别了体制。”
在中国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实行的时候,陈小鲁与他所在的“标国”做了很多事:帮助引进外资,协助开设了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保险公司——中宏保险公司;为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做财务顾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广深铁路的上市。“标国”作为顾问公司,其间也经历了各种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陈小鲁后来直言不讳的说:“有人说我们发财了,我们五六个人,干了两年,还要解决难度这么大的事,就挣了60万人民币,发什么财?”
也许是经历了太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磕磕绊绊,陈小鲁这样评价自己走过的路——“我不太适应这个社会”。早在1985年小鲁写给别人的一封信里,他就提道:“我的心太软,不愿意拒绝别人。我不适合当领导,我不可能严厉的整别人。”为了一份儿不说违心话的自由而选择离开体制的陈小鲁,不久又脱离了商海。陈小鲁从1998年开始了自由自在的周游世界之旅。
“小鲁是最佳的旅伴,不仅随和,不挑剔、不埋怨,总是开开心心的,而且还时发高见,多有点睛之句。”陈小鲁和他的朋友们并不是单纯的寄情于大自然的山水之美,每到一个国家,他们都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观察、走访、交流,并随时随地的讨论。比如在巴尔干半岛,他们讨论前南大一统好,还是分裂成六个小国更好;在伊朗,他们讨论穆斯林与现代文明的共融性问题……
小鲁是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好友何迪看来,陈小鲁生于政治世家,也一生被政治纠缠。对于政治有着特殊的敏感。“小鲁并不是引经据典型的,他讲的话非常朴实,非常深刻,没有套话,一看就懂,讲在点上。”何迪说,每到关键时刻,朋友们都希望听到小鲁的分析与见解,他的分析与见解都会在朋友中流传。
风波中的小鲁
2013年5月,陈小鲁代表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为“文革”道歉的新闻,一下子将淡出公众视野许久的陈小鲁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当时他成了中外媒体竞相采访的对象——实际上,我也是当时采访他的诸多记者之一。在他当时居住的雨儿胡同里,陈小鲁像一个普通的北京老大爷,穿着宽大的棉质中式衣服,脚踏布鞋,详细讲述了“道歉事件”的整个经过,也非常深入的阐述了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那是我第二次采访陈小鲁。像第一次一样,让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他的坦荡。
“他招的人实在太多了,我都有点烦了,家里一天到晚有记者上门要他谈,什么媒体的都有。我问他:‘你怎么什么记者都见?’他说要一碗水端平。他就是这样的人。”粟惠宁半开玩笑说。同学会秘书处想方设法“挡”一下,为小鲁解解围,没想到小鲁来者不拒,他向不甚理解他举动的人解释说:“要一视同仁。”
“道歉”新闻出来之后,也有人质疑甚至指责陈小鲁们的道歉来得太晚:另一种声音,则是揣测陈小鲁背后的“动机”。但陈小鲁以他一贯的坦荡面对种种猜测。他在给朋友的微信中说:“我替八中道歉,就是在还债。”
陈小鲁利用各种采访机会苦心孤诣地强调“尊重宪法”,毫不介意是否会显得比较“天真”。“小鲁有他自己的道德自律。他觉得‘文革’当中,在所有人都违宪、都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情况下,他作为一个小的一分子、一个被推为领导的人,他负有责任。他良心过不去。”夫妻几十载,粟惠宁最了解丈夫的一番苦心。
“从反对对联而未参加红卫兵到制止暴行、抄家、社会失序而组织西纠,尽管无法置身于‘文革’狂热之外,也做过些荒唐事,但小鲁在我们这批朋友中是最早觉醒、最快清醒的一位。”何迪说。
尽管小鲁挺身而出为“文革”道歉,让兄妹们多多少少也身陷风波中,但无论从情感还是道义上,他们都表示了对陈小鲁的支持。“小鲁‘文革’道歉的问题,是应该提一提的。小鲁觉得到了21世纪,对‘文革’的反思进行得很不彻底。”陈昊苏说。
为“文革”道歉的风波过去不久,“陈小鲁”的名字又出现在与一桩全国瞩目的经济大案相关的传闻中,各种传言甚嚣尘上。本已过着含饴弄孙、半隐退生活的陈小鲁又被卷入到更大的波浪里。
对于朋友间各种关切的询问,陈小鲁一再澄清,只是咨询和站台,“无股份,无工资,不介入公司的具体管理”。据一位知情者透露,事后的调查的确证明陈小鲁所说:未领取薪金又无股份分红,没有获取任何的特殊利益。
何迪说,2003年底他们一起去印度旅行时,陈小鲁突然发生咯血,一时甚为紧张,回京后检查,肺部出现阴影,于是有了思想负担,认为父母都患癌症,可能是家族遗传。最后在协和动了开胸手术,那个阴影原来是块霉菌。也是出于身体原因,2004年,小鲁都在治病、疗养,外界传说的该公司发展的关键节点,陈小鲁都没有参与。与陈小鲁交往几十载的朋友都知道陈小鲁不拘泥于细节,又好说话,认为“无股份、无工资”,就无干系了,其实应及时切割开来。
但是,各种质疑与传闻不绝于耳,甚至陈小鲁被传成了“首富”。时至今日,陈家人提及此事仍愤愤不平。著名企业家冯仑回忆,陈小鲁被传成“首富”之后,几个朋友见了面,都开玩笑说:“小鲁,这么多年没见,你都首富了,得请吃饭呀!”陈小鲁哈哈一笑,仍然像平时一样爽朗,自嘲说自己是凭着首富的传说“混饭”吃。
在小鲁待在上海的时间里,大哥昊苏去看他。见了面之后,小鲁依然很坦然。年底回到北京,有朋友问小鲁:“会不会有负担,不开心?”小鲁坦然回答“不会”。朋友又问:“影响睡眠吗?”小鲁回答“不会”。再问:“会影响胃口吗?”小鲁听后笑了,再次回答:“呵呵,不会啊!”
家人眼中的小鲁
对少女时期的粟惠宁来说,陈小鲁并不陌生,但她那时并没有把他与自己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在她眼里,小鲁首先是她二哥的好朋友。陈小鲁与粟裕的次子粟寒生原是北京四中的同学,两家离得并不远。陈小鲁经常到粟裕家里找粟寒生下围棋,少年时期的他们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有一年,这群精力旺盛的年轻人相约在大冬天骑自行车跑到100公里外的天津看传说中的一个“怪物”,还偷偷地拍了照片,拿到粟家去洗。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好奇心很强,新奇的事情他都有兴趣。这个性格跟随了他一辈子。”沉浸在回忆里的粟惠宁忍不住微笑起来。
随后的几年,这对年轻人各自去当兵,没有什么交集。直到粟惠宁上了大学,有一天粟裕的夫人楚青问起女儿,有没有男朋友、对小鲁印象怎么样?看到女儿没有反对意见,楚青就让寒生写信问小鲁的意见。
收到信后的陈小鲁,老老实实地给母亲张茜写信汇报此事。张茜回信说:先保持接触,谈谈看。小鲁又把母亲的意思转达给了粟寒生。那时候的陈家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久,陈毅病逝,1974年,张茜也因癌症去世。
两人的结合,也是父辈的特殊情谊在下一代的特殊延续。
“那时我父母都已去世,小鲁得到粟裕、楚青的关怀与照料,我们兄妹都怀着深深的感激。”陈昊苏感慨地说。
“其实我们就是普通人,过的是普通人的生活。”粟惠宁说,“曾经有位老妈妈对我妈说:小鲁是个有外交官气质的青年,你女儿跟他能行吗?虽然是一句闲话,却被我听到了。说实话,我与小鲁并不般配。”粟惠宁坦率地说。用世俗的眼光来看,陈小鲁性格开朗,三教九流,交游甚广。而粟惠宁则天性低调,不愿意抛头露面。但几十年相濡以沫的生活证明,“并不般配”的夫妇俩过得很幸福。
粟惠宁说,陈小鲁的心愿是在有生之年多去些国家和地区看看,他戏称为“灭国行动”。粟惠宁退休后,便跟着陈小鲁一起开始“灭国行动”。陈小鲁70岁生日时,朋友们聚会,他致辞时说:“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所以要有紧迫感。”这一年是他的“第四次灭国出击”行动,目标是伊朗和苏联三个斯坦。陈小鲁当时还表示,自己在75岁时,即2021年,能完成“灭国130”的计划。他们计划2017年10月一起游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但因为小鲁身陷风波而未成行。
陈家最小的女儿姗姗比小鲁小3岁,大哥二哥先后上大学,家里只剩下小鲁和姗姗两个孩子,因此他们俩最能玩到一起,“连我的麻疹,都是小鲁传染的”。在妹妹的回忆里,在陈家的家庭聚会,三哥嗓门打,谈笑风生。陈小鲁永远是主导,小鲁曾与妹妹谈论起父亲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最后走上革命道路。小鲁说,父亲不安于现状,渴望改变现状,而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愿意做新的尝试。
“小鲁是凡夫俗子,同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不拘小节,有过失,看错人等等,但小鲁首先是‘红色’的,他本人,也包括我们,一直在为红色家庭做很多事。一些人把他视为‘叛逆’,这是对他的莫大误解。”妹妹姗姗以坚定的口吻说。陈家子女多年来为整理和宣传新四军的历史做了很多事。身份相对自由的小鲁,更多地冲在前面。由他牵头,给陈毅、粟裕出画册。陈毅的照片当中有不少合影,为了辨认照片中的每个人,小鲁一家一家地跑,一个一个地核对。姗姗也曾受他委托,登门拜访外交部老大使,请他们辨认照片上的人物。
而让大哥昊苏印象深刻的则是另外一件事。几年前,一批原华东野战军一批师级干部的夫人们找到昊苏和小鲁。原来她们当年集体转业时,因为条件所限,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安置。这些老干部去世后,家属们的生活陷入困境,医保也得不到保障。小鲁收到信后找到大哥昊苏商量,怎么帮老阿姨说话。后来由陈昊苏出面,给相关的领导人写信,转达她们的申诉,问题最终得以妥善解决。“后来我和小鲁收到这些老阿姨的感谢信,赞许我们作为华野子弟没有忘记她们。小鲁当时对我说: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因为“好说话”,陈小鲁经常被朋友拉去参加各种公益活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担任“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为提倡人有尊严地离去鼓与呼。陈小鲁去世后,有上万人在“生前预嘱”推广协会设置的网上灵堂留言,送会长小鲁最后一程。
在至亲好友眼里,小鲁没少帮人,帮来帮去有时给自己帮出了麻烦。“但他从来不说别人坏话,即使遇到人很过分,他也不说。”
“回想起来,小鲁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月,应该是我们全家最幸福和美的日子。”粟惠宁回忆,他们全家与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在三亚共度春节,共享天伦之乐,远离各种纷扰与传言。而陈小鲁与家人一起在海南团聚的一个月,也是以往很少有的。这是陈小鲁走后,粟惠宁略感安慰之处。
陈小鲁离去后,何迪这位终生好友对他的认识又深了一层。何迪感慨,在三亚筹办送别小鲁的活动时,首先碰到的是起草生平。“我们才感到小鲁自嘲为‘无上级主管个人’的含义——无单位出面张罗、无机构提供档案撰写生平、无组织给予他生前评价。”但另一方面,陈小鲁却拥有几十年如一日相信他、支持他的家人和朋友,陈家、粟家的二代、三代纷纷从四面八方赶到三亚,送小鲁最后一程。
陈小鲁在三亚的告别仪式来了600多人。其中,最特殊的是十几位退伍军人。2016年初,云南某县计划新建一条穿越烈士陵园的公路,而陵园里安葬着1000多位1979年南疆作战牺牲的烈士。他们当年的战友与一些家属呼吁社会关注。活动负责人慕名找到素不相识的陈小鲁和粟惠宁夫妇,他们不仅签了名,还拉了一众有影响力的朋友们签了名,最终当地政府接受了老兵们的请求,将公路改道。
“那个场面让我非常感动。他们有十几个当代表,完全是自费来和小鲁告别。他们齐刷刷地列队进入灵堂,行军礼致敬,感谢小鲁生前的鼎力相助。”何迪感慨。
很多朋友时常记得陈小鲁生前常说的那句话:“我这个人无足轻重,就是潇洒一点,追求自由的人格。”“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个坦荡的人。”陈小鲁生前曾这样形容自己。在他的告别仪式上,十几位老朋友联署的一副挽联的下联是这样的:“位卑不低头,位尊不仰脸,下野不自哀,登堂不自雄。”在陈小鲁的亲人看来,这个下联非常准确地描绘了陈小鲁的一生。
陈小鲁的儿子果果从小被散养。长大后去日本留学,靠在居酒屋和餐饮店打工挣生活费,日子过得很辛苦。果果回国后自己创业,做广告设计和展览活动策划。亲朋好友说,十几年来,从未见过小鲁为他拉过一单生意,也从来没有求朋友帮过忙。令人唏嘘的是,在40岁生日的这一天,他完成了送走父亲的最后的仪式。在纪念活动后的聚会上,果果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的父亲从军未能当将帅,从政难以当大官,从商也成不了‘首富’,一生中间多坎坷,事业也未必多完满,但我从他的言传身教中懂得了怎么做一个好人,我的父亲就是个真正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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