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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特工李时雨口述潜伏蒋汪营垒十五年

  • 时间:   2019-02-06      
  • 作者:   李时雨      
  • 来源:   上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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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奉党之命,打入伪天津高等法院


1937年六、七月间,我在国民党西北“剿总”耽了三年之后,决定去北平找东北救亡总会负责同志于毅夫,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不料,我和夫人孙静云到达天津的第三天,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紧接着日寇侵占天津,断绝了去北平的交通。我俩只得暂住在天津法租界许烈同志家里,继续与北平联系,不久,于毅夫来到天津指示我们留下来待命。

1937年8月1日,伪天津市治安委员会成立不久,党命我设法潜入。于是,我经过西北“剿总”的老相识、时任维持会总务科长吴光弼的推荐,当上了伪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



二、巧取卷宗,营救冯骥同志出狱


一天,党内领导我的何松亭交给我一项艰巨任务,营救冯骥同志出狱。

这项任务有些棘手。何松亭对我只讲了冯骥是位共产党员,现在天津看守所关押,由伪天津高等法院审理,具体情况我一点不清楚,但必须千方百计地把他营救出来。

我首先了解到,伪高等法院刑庭确有冯骥一案,冯骥也确实关押在看守所。冯案的审判长是庭长胡凤起,书记官姓康。


这时,我已升任伪天津高等法院书记官长兼天津地方法院书记官长,有权检查各书记官的工作,也可以翻阅他们掌握的案卷。一天,我来到康书记官处检查案卷,终于发现了冯骥的全部卷宗,便趁他外出之机,迅速抽出,装进了皮包,带回家来烧毁。

不几天,康书记官发现他丢了一份案卷,急忙找我汇报:“报告书记官长,冯骥的卷宗不见了”,看他的样子十分着急。

“这怎么可能呢?”我边让他坐下,边装出很惊讶的样子。

“确实丢了,我翻遍了所有卷宗,都没有发现。”他头上渗出了冷汗。

过了好一会,我有意叹了口气说:“真叫人没办法!”说着站起身来,在地上走了一圈,给他想出一个掩饰的办法:“这样吧,你就说法院遭到日本飞机轰炸,卷宗被大火烧掉了。”因为日军攻占天津时,确实轰炸过法院,这个理由可以瞒哄过去。

康书记官听我一说,脸上愁云立即消失,连连称谢。从此,他也成了我的好朋友。

几天后,我便在康书记官的协助下,去视察了看守所,接待我的是一个姓朱的典狱长(兼看守所长)。

我一进门便故意说道:“这几天北平华北临时政府法制部可能要来检查监狱、看守所,我得先来看看你们的管理情况。,”

“是!是!请书记官长多加指导和关照。”宋典狱长信以为真,陪着笑脸鞠躬称是。

典狱长陪同我到各监房走了一圈以后,我提出,要单独到监房里找犯人谈话,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情况。

“好,请便!”典狱长说着,便叫看守打开了一个刑事犯的监房。我煞有介事地进去问了几个犯人的生活情况后,便提起嗓子问:“政治犯的生活情况怎么样?”

“那好,也去看看。”典狱长又叫看守打开了几个政治犯的监房。

我走入监房,找到了冯骥,只见他用敌视的眼光看看我,我忙给他使个眼色,问了几句生活情况后,便悄声告诉他:“我已烧毁了你的案卷,只是在登记簿上有你共产党嫌疑的案由,审讯时可以翻案,就说与人打架,被仇人诬陷入狱,根本不是什么共产党。”

冯骥会意地点点头,脸上露出了一丝欣喜的神情。

不久,在我的敦促下,开庭审判冯骥时,冯骥依计行事,最终法庭因缺乏证据,只得判决无罪释放。建国后,冯骥曾任北京铁路局公安局副局长。


三、潜入上海,当上汪伪立法委员


1939年8月,汪精卫投敌卖国,为了准备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派人到各地网罗出席会议的代表。派往北方的是周化人、邓一舟和朱晶华,这三个人到天津就拉我充当代表。我立即向何松亭请示,觉得这是一个打进敌伪营垒的好机会。几天后党决定派我打入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到上海后,我住在虹口新亚饭店,开会地点却在极斯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注:一说是愚园路汪公馆)


不久,汪伪傀儡政府在南京成立,一群汉奸粉墨登场。我竟然也被南京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任命为“立法委员”,同时还被任命为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兼任委员。

这时候,我倒有些为难了。因为在天津,我已打下了相当的地下工作基础,现在要单枪匹马地闯入汪伪中央政权机构,不太有把握。何松亭同志则鼓励我去开拓新局面,并马上得到中共华北局社会部许建国同志(建国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批准。


四、获得信任,成了陈公博的“座上客”


到了南京以后,我了解到“立法委员”虽然有职无权,但可接触上层,便于工作。于是,我首先把目标盯住立法院长陈公博,他是个关键人物,是我的情报源头。


正好,有一天,陈公博的女秘书莫国康给我打来电话,说陈公博找我去谈工作。

我知道,陈公博是汪精卫的左右手,权倾朝野。我从陈的女秘书口里了解到陈对我学过法律颇感兴趣。为此,我便以少年老成、不卑不亢的姿态出现在陈公博面前,当陈公博提出问题时,我总是有条不紊,对答如流,效果很好。事后,莫国康对我说:“陈先生对你的印象很好,说你为人敦厚诚实,法学很有根底,是个有才能、有作为的青年。”从此,陈公博经常找我谈话,我就从他的谈话中获得许多重要战略情报。

不久,党组织决定将我的夫人孙静云派来南京当传递情报的机要交通员,协助我工作。


五、利用职权,杀掉汉奸恶棍


1941年陈公博兼任伪上海市长,筹备成立伪上海保安司令部和收编伪保安部队。同当年8月,陈调我去上海兼任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立法委员”照当。这样可以更多地了解敌伪情况,使情报来源渠道更广。

1942年1月间,陈公博撤去了原来的军法处长单钰的职务,即调我兼任军法处处长。我就在此时营救了香港影星李漪年和上海影星朱云霞。

之后,伪清乡委员会成立,在“清乡”期间,我又在第四处负责对汪伪“清乡”军政人员的肥私行为的侦察审判,兼执法队队长。

一天,南汇“清乡”区执法队冯队长执法犯法,包庇南汇一家赌场,受贿几千万元。案发后,他携带巨款来向我行贿。我一向憎根这些贪官污吏。在问明这笔钱的来路之后,立即打电话叫来军法官孙曾厚及执法队的一位督察来,将冯带去关押审讯,判刑治罪。这也算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为民族除去了一个汉奸恶棍。


六、夜深人静,我的夫人突然被捕


1944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和夫人孙静云刚上床休息。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猛烈的敲门声,我赶忙穿上睡衣,疾步走到三楼从窗口向下张望,只见门口停着一辆吉普车,周围有几个日本宪兵。我情知不妙,马上跑到楼下电话室,向伪警察局司法处值班室挂了个电话,声称家中来了强盗,让他们赶快来人救援。


当我转身来到客厅时,只听得“呯”的一声,大门被砸开了,闯进三个日本宪兵和一个翻译。我马上把电灯打开,一个宪兵立刻上前抓住我插在睡衣口袋里的右手向上一提,露出了握着的手枪,又一下子抢了去。我气愤地大喝一声: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们是北平日本宪兵队的,你的卧室在哪里?领我们去检查一下。”翻译冷冷地答道。

“在这个客厅谈谈不行吗?”

“不行,不行!走,走!”日本宪兵边说边蛮横地拽住我往里走。

“那就上楼吧!”我说完马上高喊:“静云,来人啦!”用呼喊声向楼上报警。

当我和宪兵、翻译走进二楼卧室时,静云正穿着睡衣坐在床上。

翻译问:“你们的来往信件放在什么地方?”

“就放在那里。”我指着五斗柜说。

翻译拉开抽屉,将所有信件和文件都翻看了一遍,没发现什么破绽,便对宪兵咕噜了几句,宪兵厉声命令说:“把他太太带走!”

翻译对我说:“让你太太跟我们走一趟吧。”没等我开口,静云却十分镇静地答道:“好,我跟你们去。”说着,她便穿好衣服,跟他们出门上了汽车。

孙静云被带走不多时,警察局司法处日方副处长营贤二郎才来到我家中安慰说:“你太太去去,他们问问,很快就会回来的。”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北平的日本宪兵队对孙静云多次回北平、天津向党递送情报已引起怀疑,并查到静云和我的关系,故此次来上海是逮捕我们夫妇俩的。但因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和伪上海市警察局日方负责人没有立即同意,他们事先商议定当:先把我的太太抓去问出口供,拿到证据后,再来逮捕我。营贤二郎的话,使我一下明白了他们是通了气的。

于是,我素性在次日早展,直接去找陈公博报告此事。陈正在吃早餐,我气呼呼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陈公博听后先愣了一下说:“这太不像话!”

我接着说:“我请求陈先生把我太太要回来,她有什么问题,由我们中国政府处理。如果对我也不相信,那就把我也关押起来审查吧,日本人如此无理,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事,所有南京政府官员都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这不是跟华北和满洲国一样了吗?”这一席话说得陈公博也有些愤怒了。他一边劝我不必焦急,一边马上叫林秘书(也是翻译)打电话叫市警察局特高处处长五岛茂来办理此事,并嘱咐我照常工作。

两周以后,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派宪兵少尉中村去北平把孙静云接回上海,并通知我到火车站去迎接。

这天,我约了二位会说日本话的伙伴一起来到了北火车站,见到夫人孙静云时,真是悲喜交加,但表面上却都默然不语,以免日本特务找麻烦。


到家后,静云才向我详细地叙述了被捕后的情况。那天夜里,她被带到虹口日本宪兵司令部。次日上午她便被押上开往北平的火车,在火车上,她见到一个熟人,互相点点头,鬼子看到后,不知为什么,就用一件衣服把她的脑袋蒙住了。

到了北平后,她被押解到日本宪兵队,受到连日审问,主要是问与何松亭是什么关系?现在他在哪里?孙静云坦然回答说:“我们与何松亭是同乡朋友关系,只知他是银行职员、大学教授,在天津见过面,不知他的住址,更不知他现在何处。”鬼子再问什么,孙静云都回答“不知道”。

宪兵队恼羞成忍,便对她施行了种种酷刑。孙静云则咬牙挺住,不露真情,直到中村等来领她返沪。


随后,她又对我说:“你知道那天我为什么爽快地跟日本人走吗?我主要是考虑床头柜的抽屉里放着一本政治经济学大纲,里面夹着杨宁同志写的党小组会的记录,还有汽车房的小楼上存放着大量的资料,倘若再拖延时间,这些东西被他们翻出来,那可就糟了。况且我被捕有你营救,假如弄不好把你也逮捕了,就不好办了。”我听后,一时感动地说不出话来。


七、闯入监狱,智救战友杨树田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后不几天,我的老同学、地下党员范纪曼同志到军法处找到我。他说有两个同志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我们要趁现在时局混乱之机将他们营救出来。

行动那天,我与范纪曼都穿着少将军服乘我的汽车驶入提篮桥监狱,我指着范纪曼对前来迎接的典狱长沈关泉说:“这位是刚从重庆来的范高参,他专为接在押人李一鸣和杨树田来的。这件事由我们行动总队司令部军法处会同办理。我特意陪同范高参前来,请老兄照办。”

沈典狱长听说是重庆方面来的要员,便诚惶诚恐地答应,并立即命令狱吏赶快查一下。不多时,狱吏报告说:“这个案子是上海日军司令部办的苏联谍报案,李一鸣已于前几天被日本人要去了,只有杨树田人了。”

“那就接他一人吧!”我命令道。

片刻,我看到杨树田扛着破被子被看守押到台阶下边,我和范纪曼走出办公室后,范纪曼抢上一步走近杨树田低声用俄语说:“若是他们问,你就说是我的部下。”

然后,他回头对我说:“老李,人来了,咱们带走吧!”

我即刻答道:“好!”

此刻,沈典狱长却面有难色嗫嚅地说:“长官,你们领去在押犯人,要写提人收据呀!”

范纪曼随机应变,装出国民党军人那种蛮横的凶相,用训斥的口吻说:“日本已经投降了,你还要他妈的什么收条,你还想帮日本人吓唬中国人吗?真是个混蛋!……”

沈关泉害怕了,连忙说,“是!好!我遵命,可是,没有提人的手续,我也不好交代呀,请长官原谅,在提人收条上签个字就行了。”


此时,我考虑到应尽快把杨树田同志救出监狱,与沈若搞僵了也不好办,便打圆场说:“提人的收据由我来写吧。”我有意写了张很难识辨的草体字条,交给沈典狱长。然后,带着杨树田同志登车扬长而去。沈典狱长一伙人一直恭敬地把我们送至监狱门口。


八、顺势而为,打入军统搜集情报


日寇投降后,我党在上海仍处于地下秘密状况。正在党组织研究我是继续潜伏在上海,还是参加解放东北的战斗时,一位早已认识的律师余祥琴由浙江回沪,来到了我家里,劝我不要离开上海。他说:“我以前是军统领导的沪郊指挥站的负责人,你能将伪警察局的人员拉一些为我工作,我就可以帮你混进军统。”

“怎么混进去呢?”我问。

“有办法,沪郊指挥站曾经报了些吃空饷的名字,可以给你顶一个,就说是你的化名。”我听后对他说可以考虑。

我马上把这一情况向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张执一等作了汇报。几天后,党组织研究决定命我将计就计,打进军统。

9月中旬,军统在杜美路(今东湖路)召开上海办事处纪念周大会,余样琴来电话通知我参加,这次,我见到了军统头目戴笠。


一天,余祥琴约我去见他的师父杜月笙。正在谈话中,戴笠来了,余祥琴当即向戴笠介绍了我,戴笠第一句话就说,我知道你,听余祥琴同志说过。你能干,你在东北组织过抗日义勇军,打进南京伪组织后为党国做了不少工作。接着又说,你在陈公博旁边工作,没有被李士群的76号发现,能混下来,就算有办法,不容易呀!我觉得不便与他多谈下去,略作敷衍,赶紧告辞。


后来,军统上海区改组,余祥琴被任命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站长,此站下分三个组,第一组为政治组,专搞共产党的情报,第二组是社会组,专搞上海的社会动态,即每日发生的重大事情。第三组是经济组,专门搜集上海经济界的情况。

余祥琴推荐我为第二组组长。我利用职务之便,逐步深入魔窟,把直接看到的一些内部文件,择其有价值的交给我地下党的负责同志,从而使党组织能及时掌握军统特务的暗中活动情况,便于及时应变。


九、受到怀疑,我被特务暗中调查


打入军统后,我主要是让原来伪警察局各分局司法组的人为我提供每天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情况,按这个组的原定任务,可以应付过去。可是,这并不能满足军统上海区的要求。他们不仅要求把事件发生的情况上报,还必须查出事件发生的起因和背景,也就是说要查出什么人在背后策动。这等于是在给敌人提供我地下党情报了。这当然不能干。如此混了一些日子,军统上海区指责我这个组工作没有成绩,对我逐渐产生怀疑,不久便开始对我暗中进行秘密审查。


1946年3月上旬,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以后,军统特务内部互相倾轧更为加剧,那些嫡系特务开始对余祥琴找麻烦,并对我暗中侦察审查得更紧,想借整我来打击余。这时张执一同志也获悉军统特务在秘密侦察并随时准备逮捕我的情报,决定让我马上撤离上海。


十、被捕入狱,顶住严刑拷打


就在我已买了9月18日的机票,即将撤离上海前夕,军统突然于9月17日逮捕了我。特务们把我手铐了起来,随即用吉普车将我押送到南市车站路军统看守所。这里我非常熟悉。因为它原是伪上海地方法院看守所和原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看守所的旧址。我熟悉的军统特务程克祥、阮清源和彭寿都已先关在里面。


过了几天,余祥琴也被捕,他们都是由于戴笠死后,军统内部争权夺利,分赃不匀而被关押起来的。

三天之后,我才被提审。特务首先问我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我镇静地回答:没有。又问我的弟弟和太太因何而被捕?我说:“都是因抗日嫌疑。”又问:“你都认识了哪些共产党人?”我平静地答道,一个都不认识。

沉默片刻后,审讯人员猛然指着我怪叫道:“你就是共产党!”我坚决否认,接着,他们对我严刑拷问了两夜,我依然坚不吐实;并对审讯的特务所写的记录,既不看也不按手印,以防他们捣鬼,这下更激怒了这帮魔鬼,对我又是一阵酷刑。可我仍然以重庆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和口吻对特务们破口大骂:

“八年来你们躲到重庆,不打日本鬼子,今天却来迫害我这同敌人艰苦斗争的地下工作人员,真是丧尽天良!”

特务们对我无可奈何,几天后提审时,他们又问我怎样打进汪伪组织当官的?我把早已编好的那一套履历陈述了一遍,他们抓不到把柄,只好作罢。


十一、军统干预,法庭判我七年半徒刑


我被军统关押了三个多月后,未侦查出有任何“异党”罪行,加上地下党和朋友们多方营救,到1946年12月特务只得将我的案卷移送到上海法院,遂将我也转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

法院第一次提审我是在楚园(原警察局副局长卢英的公馆,后改为法院检查处临时庭)。开庭之前,我会见了几位相识的记者,向他们打招呼,请他们务必按我的申诉据实报道。第二天,上海报纸用醒目标题登出了:“李时雨昔日是楚园座上客,今日成为楚园阶下囚”。这一消息传出,等于把这案情传给了我地下党组织和有关同志。我的好友,曾获得律师证书的少校军法官周光辉通过上海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一个可靠的辩护人。我妻子孙静云也闻讯从北平秘密来上海进行营救活动,并要到了一份国际问题研究所派我打进汪伪组织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的证明。余祥琴也出庭作证,他明确证明我的履历一点不假。但由军统控制下的法庭还是判了我七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十二、获释出狱,张执一命我撤离上海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统区人民的反蒋斗争风起云涌。国民党政府迫于财政困窘,囚粮不足,不得不释放一批监犯,此举既解决财政上的一些困难,又能粉饰一下假民主的骗局。

1949年2月宣布释放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监犯时,我获释出狱。


我出狱第二天,许多报纸刊登了“李时雨出狱”的消息。党组织看到这个消息后,便派出同志寻找,我也从过去约定的关系中找党组织,很快就与张执一同志见了面,并按张执一同志的指示,立即积极开展对工商业者和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不久又引起军统特务的注意,国民党上海公安局长、军统特务毛森亲自派人对我秘密监视。


张执一及时了解到我的处境后,立即命令我撤出上海,绕道香港,转赴北平,并很快给我送来了接关系的信件及路费。这样,我于1949年4月初由上海飞赴香港,与我党驻港办事处的万景光同志接上了关系。在香港待候开往天津的轮船时,万景光等同志与我一起在住所里整理了几天情报资料,嘱咐我到了北平立即交给罗迈同志(即李维汉)。于是,我一到北平,即刻将情报直送中南海,面交童小鹏同志(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随后,我被分配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夫人孙静云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


据1996年10月号《上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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