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
        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我们应该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纲领,动员全国人民争取其实现,也就是团结全党全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这个纲领以前大部分是有的,现在加以综合及发挥。
        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之目的,我们的原则是放手动员群众。抗战以来我们一贯的路线是如此,而另一条路线则是束缚群众。蒋介石就是束缚群众,他在柳州会议〔2〕上讲所谓精神征服。我们对同志与人民是诚诚恳恳,无所谓精神征服,对敌人则是武力征服。我这个报告讲抗日的部分不太多,有些同志对此有些意见,这是因为思想不很通。《新民主主义论》讲抗日的话还要少一些。还在一九三七年我就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当时有同志不赞成,他们不知道抗日的问题是已经定了的,当时的问题是如何抗日。我说的这次有些同志思想未通,但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3〕至六中全会〔4〕时期的错误倾向是有区别的,那是主张依靠国民党,不要民主、民生,不要三民主义的。要三民主义是一个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同志们的意见很好,百分之九十以上我都采取了。
        我们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是否“左”倾了?对国民党如何措辞,我曾考虑半年之久。是否采取绅士腔调如同招待新闻记者那样?那时我们的名誉很好,可是斯坦因、福尔曼〔5〕对我的谈话就很不满意,那种腔调有一很大缺点,即不能说透问题,不能揭破蒋介石。或者如同苏联的态度那样?这也不适当,因为我们是不合法的,不像苏联,而蒋介石又非罗斯福、丘吉尔〔6〕。那末,是否像《解放日报》那样?也不好,《解放日报》可以那样说,但也并非天天说,我们的负责人就不宜于那样说。我在这个报告里面批评了他九分,批评很尖锐,但留了余地,有希望,虽然只占一分不足。这是需要的,不留这个余地就会犯错误。对国民党抗战成绩我没有多说,从科学的意义上应说国民党是半法西斯主义,我没有说,免得为他们张目。对他们的说法我是随地而异的,其基本精神是我们的独立性更强了,但对蒋介石仍留有余地。
        对一切要联合的对象我们都采取联合的态度,但也略示区别,略有批评。这一点也很重要,没有区别是不好的。对资产阶级,我说是多半与土地联系着。对大后方民主运动中的某些分子,也批评其不坚决,指孙科〔7〕之类。有的人看到三月一日蒋介石的讲话与我们的痛驳后,又慌张了;听说赫尔利〔8〕回我们的电报中说不要作最后结论,就又高兴了。中间派是动摇的,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假如中国有农民党,我们也要与它区别。这是要我们共产党员弄清楚的,惟有区别才能领导。
        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动摇,是两面派。一面抗日,一面投降;一面联共,一面反共;一面联苏,一面反苏。蒋介石的欺骗我们都揭穿了,而且有外国人压。赫尔利来延安,美军观察组〔9〕驻延安,这个影响很大,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受到影响。爱金生、高桂滋〔10〕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文化界签名谢冰心、顾颉刚〔11〕都参加了。这个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有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这个报告,蒋介石看了最不高兴,中间派看了又高兴又不高兴。中间派是有前途的,外国人在蒋介石不行了的时候会扶他们,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但他们是动摇的,蒋介石让步了他们就会拥护。三月一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罗隆基〔12〕就写文章欢迎“还政于民”;二日我们广播了新华社记者对蒋介石讲话的评论,民主同盟在十日又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所以,他们是可以听我们的,但需要我们的坚强领导。领导问题我在报告中讲了一下,除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还包括其他民主分子。
        对外国主要联合苏联,对英、美及其他反法西斯的各国以联合为主,但也有警戒的暗示,希望他们尊重中国人民的意见。
        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列宁也要我们发挥他〔13〕。他的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14〕都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就有孙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合作过。内战时期不讲他不能怪我们,因为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
        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农民是喜欢共产的,共产就是民主。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反旧民主主义也提了一下,军队国家化之类就是他们的口号,但不着重反对旧民主主义,因蒋介石不是什么旧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报告里也说明了有三种经济成分。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也存在了几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未得,富农存在得更久一些。
        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这个区别以前没有指出,其实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战时期的一般纲领都没有改变,以后还可以用若干年。工农民主专政是新民主主义的本质。具体纲领在各个阶段是不同的。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
        如果大家同意报告的这些基本观点,则修改后即发给所有代表,代表大会上仍可提出各种修改意见。
    二、
        刚才几位同志提到大会的精神算不算旧账的问题。不算旧账当然不是一个口号,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但我们的算账不要含有要搞垮谁的意思。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应当用很好的理由与态度去说服七大的代表们要有这种自觉,把过去历史问题托付给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以为自己是对的才要在党内党外打倒一切。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王明〔15〕同志最近写信给我,也赞成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与团结全党两点,这是很好的。如果在大会上讨论历史问题,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议题,而结果仍不会超过现在的决议草案。扯到军事历史、华北历史、各个山头等等,更是扯不清楚。决议草案中没有说百分之百,没有说品质,没有说非法,也没有说宗派,这些不说至多成为缺点,而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16〕、六中全会都采取了这个方针。
        政治报告中关于军事方面有一点还要说明的,即共同建设人民的军队问题。抗战中我军内部情况已有很大变化,有一些军事首长不是共产党员。军队要全部是共产党员是不可能的,即使内战时期红军中的党员也不过占三分之一。如果有的军队和我们合作,以后又不合作了,这时我们应该让他们走,留余地,不要伤感情,即使再变成敌人也不过同合作以前一样。同别的军队的外部合作,山东做得很好,我们许多地方还是“左”了,需要耐心说服。
        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但政府还是独裁的,我们做官不做呢?我们不要宣传去做,也不要拒绝,要准备这种可能性。其坏处是在独裁政府做官,不过这是可以向群众解释的(为了委曲求全,而这个政府我们是不赞成的),但也有好处,可以做宣传工作。第二种可能性,也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第三种可能性,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个问题不在报告上写。还有,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问题,故历史问题延至现在的七中全会解决才成熟,各地的历史问题现在就不必急于解决,因为不成熟。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2〕指蒋介石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在柳州召集的军事会议。
    〔3〕十二月会议,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否定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决议,没有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
    〔4〕六中全会,见本卷第143页注〔4〕。
    〔5〕斯坦因,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重庆记者。福尔曼(一八九八——一九七八),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驻重庆记者。一九四四年六月,他们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毛泽东分别同他们进行了谈话。
    〔6〕罗斯福,当时任美国总统。丘吉尔(一八七四——一九六五),当时任英国内阁首相。
    〔7〕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8〕赫尔利,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 9〕美军观察组,见本卷第 226页注〔7〕。
    〔10〕爱金生,今译为阿特金森(一八九四——?),美国《纽约时报》驻重庆记者一九四四年任重庆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同年九十月间曾到延安参观访问。高桂滋(一八九一——一九五九),陕西定边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军军长。
    〔11〕谢冰心,一九○○年生,福建长乐人,作家。顾颉刚(一八九三——一九八○),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家。他们参加了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发表的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签名。
    〔12〕罗隆基(一八九八——一九六五),江西安福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
    〔13〕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指出,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日益成长,“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8页)
    〔14〕华盛顿(一七三二——一七九九),美利坚合众国的奠基人,第一任总统。北美独立战争时期,任大陆军总司令。一七八七年主持费城会议,制定联邦宪法。一七八九年当选总统。林肯(一八○九——一八六五),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任美国总统,主张维护联邦统一,废除奴隶制度。南北战争爆发后,颁布《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15〕王明,见本卷第76页注〔11〕。
    〔16〕遵义会议,见本卷第102页注〔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