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健豪传》

<REC>

<文章编号>=GJHZ0001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写在前面的话

<标题>=写在前面的话

<类型>=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TH8196000100070002**

  我已经81岁,是个余生不多的老人了。越是临近生命尽头的时候,心中愈加沉重,特别是经历过生死苦难之后,内心的亲情愈加地浓烈起来,已经作古的亲人们在心底凸显:外婆葛健豪、父亲李富春、母亲蔡畅、二舅舅蔡林蒸、三舅舅蔡和森、舅妈向警予一一浮现在眼前……这些亲人中我最为难忘也是最为敬佩的就是我的外婆。我真的好想外婆,因为是她保留住了我的生命,又含辛茹苦把我抚养长大。直到今天,我和外婆相依为命的生活细节,依然历历在目,无法挥去。

  外婆1865年出生在湖南双峰县的一个小官吏家庭中,从小接受的是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但是外婆天性倔强,从小就不甘束缚,为自己的命运不断抗争,可她怎能抗争得过强大的封建制度呢?最后她还是被家人依照媒妁之言送上了“嫁鸡随鸡”的女性悲剧之路。婚后的外婆依然不甘心自己就这样度过一生,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不仅让他们接受新式教育,还让他们走出大山到长沙求学。外婆对我的母亲蔡畅更是爱护有加,为了不让丈夫将女儿卖给人家做童养媳,竟然背负着大逆不道的罪名,让儿子连夜带着14岁的蔡畅逃离家乡。不久她也到了长沙,走出了摆脱命运的第一步。40多岁的外婆在长沙开始了她全新的生活。

  1919年前后,中国大地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大批爱国志士走出国门,到西方寻求救国之路。这年12月,外婆随蔡和森、蔡畅,还有后来成为我舅妈的向警予等一批年轻人从上海登船前去法国勤工俭学。当时人们的目光全被这位裹着小脚、年过半百的老太太吸引了。一时间,外婆的非凡壮举成为各家报纸的头条新闻,她被人们称为“惊人的妇人”。外婆勇敢地面对流言蜚语,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三寸金莲”迈出了国门。这一迈,使她不仅成为1600名留学生中年纪最大的“学生”,也是惟一缠足的“女生”;同时也迈进了一个更加崭新的世界。

  外婆堪称中共党史上一位传奇人物,不是党员的老党员。毛泽东主席曾在她去世后送挽联,称赞道:“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早在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是外婆家的常客,与舅舅蔡和森一道在她家里成立了新民学会。外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她不仅支持儿女参加革命,还出售自己刺绣的湘绣制品筹集党支部的活动经费;她不仅呵护着自己的儿女,也同时关爱着周恩来、邓小平、赵世炎、李富春等和儿女一同革命的青年们,成为大家共同的革命母亲。直到邓小平进入老年,还经常回想起葛妈妈当年给他做辣椒面条的情景。

  我是1924年在法国出生的。出生前母亲差点要堕胎,终止我的生命。因为母亲要回国参加革命,不想让孩子成为她的负担和拖累。但是遭到外婆强烈的反对,她说:“孩子是革命后代,有权来到这个世界!”在她的坚持下,母亲只好生下我,但母亲随即做了结扎手术,终身不再生育。尽管这个世界并不明亮,并不是处处盛开着鲜花。远在东方的祖国还在军阀混战中,政局动荡,民不聊生……可生命毕竟是美好的。我的降临,爱我的,最喜欢我的只是外婆。她按照我母亲法国名字头两个拼音字母“TT”的谐音,给我起名为“特特”。不久,父母、舅舅舅妈相继离开法国。外婆独自带着襁褓中的我绕行了大半个地球,九死一生回到中国。此时国内,正面临大革命低潮时期,上海、武汉、广州这些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地区已是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二舅蔡林蒸参加省港大罢工,惨遭军阀屠杀。60岁高龄的外婆又一次经历了白发入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很快我的舅妈向警予也被国民党杀害。外婆并没有因为失去两个亲人而胆怯。她用她巨大的悲伤换取了她更加坚强的革命信念,冒着生命危险,带着我协助父母在上海、香港白区做地下工作,而且还郑重向儿女们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可她的愿望被和森舅舅和母亲劝阻了:现在党组织处于白色恐怖包围中。你年纪这么大了,又是小脚,入党反而会给党组织增添麻烦,留在党外同样可以为党做工作!尽管外婆没有实现入党的愿望,但她替儿女分忧,带着我回到湖南老家抚养。

  1938年,我从湖南永丰县中学被党组织接走,临行匆忙,没能与外婆见上一面,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是诀别。我越走越远,从长沙到武汉,到兰州,再到新疆,最后到了莫斯科。后来我听说,外婆一直不知道蔡和森舅舅牺牲的真相。因为母亲怕她经受不住失去最后一个儿子的打击。外婆去世前,一直都在苦苦期待着和森舅舅回家。我想,外婆也同样思念着我,等我回家。直到1952年我第一次回国,迫不及待地去湖南老家看望外婆的墓地。在双峰的山坡上,我看见了一个杂草丛生的土堆。我日夜思念的外婆永远睡在了生她养她的红土地里。

  从那时起,我就有一个心愿,要把外婆的传奇经历告诉大家。因为各种原因,这个心愿被耽搁了,等有时间完成这个心愿时,我又年老了,力不从心了。直到遇见青年作家李伶伶,在她的帮助下,我这个多年的夙愿,终于在外婆诞辰140周年之际完成了。

  在这里,我非常感谢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晴宜同志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感谢中国妇女出版社为这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工作。

  希望外婆的故事能打动每一个人,希望大家也和我一样——喜欢外婆,思念外婆。如此,也就能告慰她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了。

  谨以此书献给我最敬爱的外婆。

  李特特

  2005年2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02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序幕

<标题>=序幕

<类型>=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这是年轻的曾国藩在远离家乡客居京都逾年余而写下的一首思乡诗。诗首所提及的高嵋山坐落于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与衡山、衡阳三县交界之处,海拔约700米。高嵋山下有一片风景秀美的丘陵山区,那里就是曾国藩难忘的故园。

  另一座巍峨大山紫云峰耸立在高嵋山的偏西北部,它的海拔高于高嵋山,挺拔壮美气势非凡。登紫云峰,不能不攀仙女殿,那是全乡的至高点。站在仙女殿,一切美景尽收眼底。南面除了高嵋山,还有九峰山,北部有铜梁山,东部有黄牛峰,一山连着一山,一峰接着一峰,蜿蜒起伏、错落有致。从空中俯瞰,座座相拥相牵的山峰,犹如一张巨大的荷叶。荷叶的边缘是那犬牙相连的山峰,荷叶的叶心是海拔不到100米的全乡最低点涓水河谷,而涓水河7条朝不同方向延伸的支河便是荷叶的叶脉。

  生活于此的人惊叹于造物主的非凡之功,感慨于自然界的神奇之力。于是,他们为自己的家乡取名“荷叶”。

  荷叶方圆210平方公里,原先主要聚居着王、曾、周、蒋、朱、葛、彭等姓氏。随着时代的变迁,到晚清时期,因曾国藩的发迹,加之互相联姻,最终以曾、王、葛三大家族为盛,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03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一章  定下“娃娃亲”

<标题>=荷叶的葛家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荷叶桂林堂(今荷叶镇双合村)葛氏家族的葛葆吾(莅藩)这一段时间以来,心情真是好得没话说,喜事一件紧一件地敲门进来,让他喜出望外。活了23个年头,他头一回真切地体会到舒朗的心情是个什么样。

  首先,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克了太平天国首都江宁,经过数年的征讨终于摧毁了太平军,扑灭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葛葆吾是湘军一员,虽然只有哨官官阶,但因英勇善战,不但成功地阻击过几次太平军的进攻,而且还俘获了一名军官,因而自然也算是功臣之一,加官进爵那是自然的了。从战场上下来,脱掉战袍后不久,他便接受了盐运使的委任,踌躇满志地步入仕途。

  当然,葛葆吾的心里其实明镜似的比谁都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地做了官,而且一步三跳地做了个不小的官,也不完全是因作战有功。在军中,他的职务充其量不过是个哨官,职务实在不高,区区小官罢了。

  论战功,葛葆吾也算不了什么。自湘军奉命“剿匪”以来,战场遍及大半个中国。太平军自定都江宁之后,一路北伐欲直捣燕都,一路西征奔两湖而去。葛葆吾的战场却从不离“湖”字,除了以老家湖南为主,最远也就打到湖北,离家也不远。虽说西线战事也不平常,可他参与的多半只是小打小闹,几乎没有与太平军的大部队交过手,更不用说和太平军西征军统帅石达开面对面开战了。虽说他自知军事才能并不逊色,但可惜的是,他并未有机会施展。战事后期,江宁近郊成为主战场,攻克江宁成为首要。然而,他不得不继续奉命在两湖一带“打游击”。

  不管是论资排辈,还是论功行赏,葛葆吾应该是够不上盐运使这样的高位的,但他与曾氏家族的非同寻常的关系,是其他军官或功臣望尘莫及的。因而,他的仕途自然一片光明。

  早年,葛氏家族在荷叶是一个大姓,却并不出众,虽说也算是个书香门弟,但既无人当朝为官,也少有人暴富发财。但自从与曾氏结亲后,情形大为改观。荷叶虽山青水绿,风景异常秀丽,但十分闭塞,围成荷叶状的山脉阻隔了乡民与外界的联系,也因此使他们彼此联姻。葛葆吾有个亲堂弟名葛信藩,小他6岁,监生出身。这兄弟俩都念过书,识字断文,虽无甚大学问,但也知书达理,又勤劳忠厚,生活也算无忧。到了婚配年龄,上门说媒的不少,细挑选之后,葛葆吾娶了陈家的小姐,而鼎鼎大名的曾国藩之二弟曾国潢的二小姐则嫁给了葛信藩。

  曾二小姐嫁进葛家时,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已经进入鼎盛时期。之所以称之为“湘军”,自然此“军”系由“湘人”组成。所谓“上阵不离父子兵”,湘军离不开同乡人。作为湘军的同乡人,又和湘军首领家族结了亲。葛葆吾和弟弟葛信藩便顺理成章地加入了湘军,并当了官。他俩都隶属曾国藩四弟曾国荃部。从此,葛家开始飞黄腾达。

  葛葆吾在盐运使这个位置上干了不多久,又经曾国藩亲自举荐,转任按察使。走马上任后不久,夫人陈氏又怀孕了。这是葛葆吾的又一件想来就要偷笑的喜事,这个未出世的细伢子让他充满了期待。虽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葛葆吾在结婚前连新嫁娘的面都没有见过,但婚后夫妻两人的感情让村里人人羡慕。这一方面是葛葆吾为人善良,对新媳妇知疼知热,少有一般大男人动辄打骂的恶习;另一方面当然是夫人少有的贤惠。同时,她聪明好学,闲时并不和左邻右舍论三道四,而是读书练字,时间一长,竟也能做首短诗,写篇短文。有的时候,葛葆吾在官场上的一些是非,夫人也能帮他出个点子给些意见。

  婚后不久,夫人如愿生下了儿子葛望嵌(字楚珍)。葛葆吾仕途顺心,又有了香火,自是满心欢喜。可是,夫人产后大出血,几乎丢了命。眼看有了儿子却可能失了夫人,他的心跌人谷底。乡里县里的有名的郎中轮番上阵,折腾了数日,夫人总算拾了条命。葛葆吾惊魂未定,却又闻夫人有可能再不能生育,他又一次感受到一盆凉水兜头浇的滋味。其实葛葆吾已经有了个儿子,不至于从此断了香火而背负“不孝”之名,但死里逃生的夫人还是因不能再生育而以为对丈夫不起,又实在对丈夫纳妾不情不愿,便总是如骨鲠在喉,吐也不是不吐也不是。

  葛葆吾最后一次准备上前线那晚,夫妻俩依依不舍,躺在黑暗中悄声低语。恐怕是担心丈夫此番一去有可能不再回返,夫人终于憋不住,噙着泪花指天祈祷说如果丈夫能平安回来,她一定为他续个二房为葛家继续开枝散叶。

  不知是不是因为她的诚心和爱心感动了上天,不久,太平军的首都江宁被曾国荃率湘军攻破,继洪秀全病死后,其他将领或战死或被俘处死。群龙无首,散布在各地的太平军余部无力抵抗,犹如洪水决堤一泻千里。葛葆吾胜利而返,竟惊喜地得知妻子又怀了孕。自然地,夫妻俩谁也不再提及纳妾一事。

  时间一天天流逝,妻子的肚子一天天长大,那个未出世的胎儿日渐不安分起来,日间拳打脚踢,夜间翻来扭去,终日不得安宁,搅得妻子苦不堪言。对此,葛家老太太拍手称快,说这一定又是个崽。再瞧陈氏那大得出奇的肚子,村里的妇人们也都说葛家又要添孙子了。可妻子却并不以为是,她私下里悄悄对葛葆吾说她不知为什么预感到这个孩子是个女。

  听妻子这么一说,葛葆吾连声说“好好好”,笑得几乎在脸上找不到了眼睛。其实早在几年前妻子怀第一个孩子时,他就一心盼着是个女儿,是个长得和妻子一模一样漂亮的小妹子。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就是喜欢女儿,并不像一般乡里人那样视生儿子为荣。不过,他是葛家长子,自是了解肩上“续香火”的责任,又见老父老母巴巴盼孙子的急切神情,他便也不敢坦陈内心真实想法。儿子一落地,他的心也就放下了,自觉完成了任务。当初得知妻子有可能不再怀孕后,他是有些失望。当妻子主动提出要为他纳妾时,表面上他连连摇头,一再说有葛望嵚就可以了,背地里却还是有些欢喜的。同时,他暗自好笑,笑自己如此与众不同,别人家的男人纳妾是为传宗接代,而他则是为生个女。不过,这一切都被他埋藏在心底,从来没有对妻子吐露一个字。如今,妻子那么肯定地说这一胎八成是个女时,他真的是很高兴。

  这个被葛葆吾盼着是女儿,被妻子认定是女儿的“女儿”尽管在母亲的肚子里闹腾得厉害,却始终不肯出世。眼看过了预产期快一个月了,“她”仍然安卧在温暖的羊水中,没有要出来的迹象。就在葛葆吾望眼欲穿的期盼中,迎来了葛母的50寿辰。

  那天,葛葆吾起了个大早,除了心情好,再就是今天要为母亲大人祝寿,亲戚朋友都要来,一定是很忙的。这是他上任按察使以来,家中的头一件大喜事,自然要十分重视的。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04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一章  定下“娃娃亲”

<标题>=永丰镇的蔡家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一条并不十分宽阔但清澈可见水草的小河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湄水河。它是永丰镇上惟一的一条河,可谓镇上居民的“母亲河”。小河竖贯小镇,蜿蜒曲折一路向北,将不大的小镇切成两半。正如山里的民居依山而建一样,镇上的人家傍水而居,湄水河两岸密密匝匝地排列着高高矮矮的木质旧屋。家境好一些的住着两层小楼,楼顶还有一个宽大的露台;贫苦人家就只好屈居在小平房里了。

  永丰镇距荷叶30余公里,比乡里热闹许多。季家巷的蔡家算是镇上比较富裕的人家,一溜排的两层楼,煞是气派。楼下是“蔡广益”辣酱店,蔡家一家大小住在楼上。正门开在繁华的街市,那自然是便于做生意;推开后院门,便是清朗的湄水河。

  蔡寿崧最痴迷的一件事便是大清早蹲在河边,舀一瓢透心凉的河水,痛痛快快地洗一把脸,然后望着水中自己那摇摇荡荡的影像,陷入胡思乱想之中。直到父亲那粗壮的吼声将他唤醒,他才不得不收起遐想,返回屋里,开始一天他最不情愿做的事——辣酱生意。

  **TH8196000100230001**

  永丰镇的湄水河

  蔡家的辣酱世代相传,闻名湘乡县,甚至在整个湖南都小有名气。

  早年,湘乡县有着丰富的木材和竹林资源,靠山吃山,当地的商业以此为发端便是自然的了。蔡家历代虽然以小买卖为生,却从来没有做过竹或编织生意。追溯蔡氏家族的渊源,蔡寿崧的前六世祖原本不姓蔡,而是姓林,名国清,更不是湖南人,而是福建莆田县梅林人。在一次莆田大水灾后,少年林国清家破人亡沦为孤儿,不得已跟随表叔蔡开臣背井离乡,一路逃荒来到了湖南,在湘乡安下了家。

  蔡开臣一生无儿无女,视林国清为亲生,教他做生意,又亲自张罗为他娶上了媳妇。林国清自小跟着蔡开臣,历经生活艰辛,早就视其为父。为报答养育之恩,林国清自改姓氏为复姓蔡林。从此,湘乡县多了一户蔡氏家族。

  湖南的饮食习惯以辣为主,素有“无辣不成宴”之称。蔡家虽然在此扎了根,但祖上毕竟是福建人,对“辣”字有种本能的恐惧。蔡林国清却偏在“辣”字上做文章,经过细细揣摩研究调查后自制辣酱。不久,湘乡县正式诞生了一家辣酱店——“蔡家辣酱”。

  一代传一代,世代相传,蔡家辣酱就这样传了下来,一直传到蔡寿崧的手上。早年,蔡氏的辣酱生意不温不火,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不成问题,但始终没有发迹。蔡寿崧的父亲蔡宝臣遗传了祖辈蔡林国清的生意头脑,很会经营,又很聪明地不断变革改良,赋于传统的辣酱以新口味,终于发了财。他不但购置了土地、房产,还在永丰镇上接连开了两家辣酱店,并弃“蔡家辣酱”之名而新取“蔡广益”、“蔡广祥”两个字号。在距“蔡广益”西北方向不远处的另一条街市上,“蔡广祥”辣酱店就坐落在那儿。

  既然是祖上传下来的产业,蔡宝臣自然满心希望儿子能够守住这份家业并进一步发扬光大。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长子蔡寿崧对此却毫无兴趣。

  蔡寿崧惟一感兴趣的就是读书,他是蔡氏家族第一个读书人,其实这也不奇怪。蔡家自发达后,蔡宝臣也算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了,常常被邀为乡民断个是非调解纠纷,可他只读过几天私塾,文化程度实在不高,每每遇到有理说不出也说不清的时候,他就深感读书的重要,后悔早年不喜功名,只是一味地赚钱,否则如今跻入士绅行列也是未尝不可的。因而,当生意飞黄腾达生活富足无忧时,便一心指望着儿子能博取个功名,为蔡家光宗耀祖。

  蔡寿崧刚学会说话,就被逼着读书认字,以后又入私塾、进学堂,渐渐地就成了蔡家的首个文化人,却离家族生意越来越远了。当他考秀才未中而不得不接手家业时,心里真是郁闷到了极点。他很想两耳不闻窗外事地永远沉浸在书本中,哪怕取不上功名,读书本身对他来说就是乐趣。可是父亲却以为蔡家或许只是做辣酱的命,而无取得功名的运气,何况儿子的文化足以应付日常问题,便紧催着把家业交给了他。

  出身在这样一个封建习气很浓的家庭,蔡寿崧纵有千般不情不愿,却并未想到要抗拒,他能做的只是找机会逃避。于是,当他得知湘军新一轮招募兵勇时,便以为朝廷效力之名说服了父亲,挣脱了家业的束缚投身湘军。可好景不长,入湘军不久,太平天国运动就失败了,湘军随即解散,蔡寿崧不得不又回到了家,重操旧业。

  尽管蔡寿崧在湘军的时间很短,却结识了他一生的挚友葛葆吾。

  曾国藩为湘军招募兵勇制定的原则,一是必招湖南籍人士,并利用同乡亲友关系相互吸引编为一营,使一个营从营官到勇丁都是同乡,易于合心;二是无论将领、勇丁必由统兵者亲选自招,即统领亲挑营官,营官亲挑哨官,哨官亲挑什长,什长亲挑勇丁,一级一级环环相扣。葛葆吾被营官挑中任哨官后,便在报名加入湘军的人中挑选什长。当然,被选的都是湘乡县人。

  蔡寿崧给葛葆吾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太纤弱了,细白的皮肤纤纤十指,完全一个书生。他不明白蔡寿崧为何弃文从武,便好奇地问为么子要加入湘军?他以为蔡寿崧的回答无非是“为朝廷效力”等冠冕词藻,谁知蔡寿崧昂首挺胸,眼睛并不看他却望着天,中气十足地说:“我就是不喜欢卖辣酱!”

  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差点儿让葛葆吾喷饭,更见排在蔡寿崧身后等待招募的几个年轻人早就笑翻在地。他们实在无法将“湘军”与“辣酱”联系在一起,更不明白“不喜欢卖辣酱”怎么就成了加入湘军的理由?不过,葛葆吾很喜欢眼前这个直来直去而不装腔作势的后生子,当即大笔一挥。就这样,蔡寿崧当上了葛葆吾哨下的一名什长。在一次敌我双方的肉搏中,太平军勇士高举滴血的长刀正欲从背后砍向葛葆吾,蔡寿崧来不及兵刃相见,情急之下一跃而扑在葛葆吾的身上,长刀活生生地砍在他的后背上。从此,两人的关系不仅是战友、朋友,更是兄弟。

  湘军被解散后,他俩各自回了家,也就断了联系。蔡寿崧早就听说葛葆吾做了官,虽说很想拜见老友,但自尊心又使他一直不愿主动造访。数日前他突然接到葛葆吾的邀请,邀他夫妇前去参加老母寿宴。这让他百感交集,一连几晚睡不踏实,深念老友重情义。掰着手指捱了一天又一天,他终于等来了与葛葆吾相逢的日子。

  秋高气爽,这日阳光灿烂。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05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一章  定下“娃娃亲”

<标题>=出生了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依湖南乡间风俗,无论男女必到60方可做寿,俗语日“古者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按道理,葛葆吾是不应该为50岁的老母亲办寿筵的。不过,此风俗也并非葛葆吾率先打破。随着荷叶因曾国藩而日渐闻名,达官贵人日益增多,祝寿成为交际、显阔、炫耀的手段之一,因而“寿”龄也逐步趋小,甚至有人家30岁、40岁也大办寿酒的。如此看来,葛葆吾实在算不上过分。另一方面,做儿子的将为父母办寿筵看做是尽孝,做父母的将儿女为自己办寿筵视作荣耀。葛葆吾近几年娶妻生子又仕途通顺,一直想着要为父母祝寿,只是父亲前一年去世了,便借母亲生日以表示孝道。

  寿堂摆好了,大大的“寿”字高挂中堂。蔡寿崧献上的是一个木质水磨漆的寿匾,黑底上是四个大大的金字“母仪式范”。

  饭吃了,酒也喝了,就在寿宴接近尾声时,葛葆吾的夫人陈氏突然临盆,大家一下子就乱了。产婆来了,女人们进进出出地忙。客人走了,蔡寿崧陪着葛葆吾在堂屋里焦急地等待。

  太阳慢慢地落了山,夜幕降临。陈氏的惨叫一声比一声尖厉,尽管家人依例将房内的所有抽屉都开着,但孩子怎么也出不来。产婆大汗淋漓,女人们心急如焚。偏偏在这节骨眼上,也许是受到了刺激,也许是忙得动了胎气,正在产床旁忙着的蔡寿崧的夫人蒋氏突然大叫一声:“我不行了,我也要生了!”说着,她控制不住,一下跌坐在地上。屋里顿时乱成一团。

  当蒋氏更加尖厉的叫声传到蔡寿崧耳朵里时,他蒙了,嘀咕着:“日子不是还没到吗?”葛葆吾此时反倒镇静了,甚至笑了。他拉着蔡寿崧出了家门,直奔屋后的小山坡。两人气喘吁吁地奔到坡顶,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一副眼不见心不烦的漠然样子。好久好久,黑暗中,蔡寿崧低语:“生了没有呢?”

  “想要个崽吧?”葛葆吾问,又自语,“男人们可不都那么想。”

  “嗯。”蔡寿崧直言,“我是长子哩,长辈们早就盼着子孙满堂,虽说已经有了个蓉峰伢儿,可还不够哩。”接着,他问:“你呢?”

  “生子日弄璋,生女日弄瓦。”葛葆吾先是感叹了一句,然后说,“已经有望嵌伢儿了,想有个女。不过,他们说堂客(即妻子)的肚子像是个崽。”停顿了片刻,葛葆吾又说:“兄弟,如果都是崽,也让他们做兄弟吧。”

  蔡寿崧惊喜地说:“那好啊!两个都是女,就让她们做姊妹吧。”

  葛葆吾顾虑着:“如果一个崽一个女……”

  蔡寿崧抢言道:“正好成一对嘛!”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两人击掌盟誓。

  随即,他们一跃而起直奔回家,像去揭榜一样急切地想知道答案。刚进院门,就听见有孩子的哭声,细细辨听,是两个孩子的哭声。他俩对望了一下,神情紧张地直奔堂屋,也不管屋里是否有人,几乎是同声高问:“生了?崽还是女?”

  葛母笑眯眯地从内室出来,一手抱着一个正哇哇啼哭的婴孩,递给儿子一个,说:“是个女。”然后又递给蔡寿崧一个,说,“也是个女。”

  他俩各自抱着自己的孩子,有些兴奋,也有些失落。两个都是女,自然是做不成夫妻的。

  这时,蔡寿崧那只有3岁的儿子蔡蓉峰踮着脚尖吵着要看婴儿,他一会儿扒扒葛葆吾的长衫,一会儿拽拽父亲蔡寿崧衣角,嘴里还嚷着:“哪个是我的么妹?”葛葆吾和蔡寿崧不约而同地将眼光从怀里的婴儿那里转向歪戴着瓜皮帽拖着根小辫子仰着脖子找寻妹妹的蔡蓉峰。他俩相视片刻,同时突然爆发出一阵会心大笑,把蔡蓉峰吓得一哆嗦。

  葛葆吾为爱女起名葛兰英的同时也决定了女儿的婚姻,他将兰英许配给了蔡寿崧长子蔡蓉峰,也算是实现了他和蔡寿崧这对生死之交于月色之下约定的“指腹为婚”的誓言。

  这年是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06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二章  顽劣的少女时代

<标题>=爸爸死了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葛兰英在母亲肚子里折腾得似乎还不够,落地后变本加厉,会走路会说话后,更是一刻不得闲,比哥哥葛望嵌以及村子里的其他男孩胆子都大。她下河捞鱼,上树捉虫,甚至连大人都不敢涉足的所谓“鬼屋”,她能够眼睛不眨地昂首冲进去。每次和哥哥打架,最终总是葛望嵌哇哇大哭着找妈妈,而她却若无其事。至于村子里的其他孩子,那就更不敢招惹她了。有一次她和一个男孩子吵得天翻地覆,更打得难分难解,一怒之下就把那男孩的鞋子扔进了水塘里,然后不顾男孩子哭天抢地,扬长而去。

  奶奶朱氏说她本应该就是个男孩,撞了邪后身子变成了女孩,性格却变不过来了。妈妈陈氏对于这个女儿,除了摇头叹息外,将责任全部推到了葛葆吾的身上,说这都是他的无端的溺爱造成的恶果。一心盼着有个女儿的葛葆吾自然对兰英呵护有加,他少有地不以为男孩就一定比女孩高贵。可以说,在当时封建意识还很浓郁的乡村,尽管他还没有清晰的“男女平等”的思想,但他偏袒女儿的行为客观上在兰英心里烙上了“妹子也能比伢子强”的印迹。

  在兰英3岁之前,她的确一直生活在父亲慈爱的庇护下。那时,葛葆吾官至盐运使,家境富足使兰英要风有风要雨得雨。物极必反,太幸福的日子总是不能长久。虽说湖南乡间有“大人生日一餐饭,细伢子生日一个蛋”的习俗,但兰英的3岁生日还是过得很隆重。然而不多久,父亲离她而逝,是战死的。

  太平军自江宁被曾国荃率湘军攻克后彻底崩溃,湘军因此名声大噪,曾国荃被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赐双眼花翎。此时,湘军的发展极近巅峰,人数甚众且装备精良,大有超越绿林军之势。曾国藩和他的兄弟们更是大权在握,令在朝官员倾慕。这一切令清政府深感不安,惟恐曾氏有朝一日将满人赶出关去,汉人重坐龙位。曾国藩何等聪明,早就看穿了朝廷的心思。就在湘军大军围攻江宁,江宁岌岌可危时,他就着手裁撤湘军。太平军被消灭后,他不仅立即解散湘军,而且力劝弟弟曾国荃引疾求退以避锋芒。尽管他的行为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免自私,但客观上避免了湘军被人为消灭的厄运。曾国荃直头直脑,完全没有兄长的老谋深算,在愤愤不平中,他退隐乡间,却又不甘寂寞,始终在等待着重新出头的机会。机会终于来了。一年以后,清廷因数次讨伐捻军失败,不得已颁诏命曾国荃任湖北巡抚帮办“剿捻”军务。

  作为曾经是曾国荃部一员,又屡受曾氏家族提携的葛葆吾自然义不容辞,暂且摘下官帽脱下官袍,跟随出征。这时,捻军往来于湖北和河南边境,势力较为强盛,又多擅于打游击。尽管曾国荃精心部署,手下六千余湘军旧部个个有作战经验,却始终不能得手,加之他与湖广总督官文素有积隙,官文明里暗里不予配合,致使曾部久战无功且损失惨重。

  在一次越鄂境追剿捻军的战役中,葛葆吾他们几乎是孤军奋战,不得已边打边退。当他们退到一个叫潭坳的地方时,遭遇了捻军更加疯狂的袭击。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葛葆吾似有神助,一时杀红了眼,将机智与勇猛发挥到了极至,竟一步步将捻军逼退。就在这冲杀间,他却不知道他已经身负重伤。当战事平息下来后,他倒了下去,一句话也没有来得及说,年仅27岁。且不说他不能为老母送终,就连自己心爱的女儿,他也不能扶她成长了。临死前,他是不是在朦胧中看到爱女了呢?无人知晓。

  为表彰葛葆吾的功绩,清廷谥他为“通义大夫”,赐“太常寺卿”,给“都骑尉”世职,并入京师昭忠祠,国史馆还为他立传。这一切对死去的人来说,似乎毫无意义,但对家人而言,却也算是精神慰藉,同时也保障了他们日后的生活不至潦倒。

  只有3岁多的葛兰英对于父亲的死不可能有太多的感性认识,她惟一感受到的就是父亲的“不在”使她更多机会遭受奶奶的呵斥和妈妈的责备。虽然她们并非不爱她,但哥哥的地位的的确确与日俱增。

  与其说兰英的性格是父亲葛葆吾骄纵的结果,不如说是与生俱来的。尽管不再有父亲这棵可以遮阴的大树,尽管奶奶和妈妈十分明显地偏袒哥哥,但兰英却依然故我。每天从睁开眼睛那一刻起,她就开始忙碌,上房揭瓦,下地掘土,要不就是率领一帮孩子分成敌我两派打成一团。有一次,在屋后的山坡上,她率领的“军队”成功包围了哥哥葛望嵌的“部队”。在逼迫哥哥他们投降时,兰英两手叉腰,头上的两个冲天小辫气昂昂地朝天翘着,尖声尖气但气势非凡地说:“快快投降!你们这帮捻匪,怎是我湘军对手?”

  恰恰就在此时,奶奶上山来找寻他们,正好听见了她的话,气得花白头发直朝天竖。她一把揪住兰英的耳朵,拽着她一边骂一边往家拖:“你这个讨嫌的妹子,你不知道你的爸爸是怎么死的啊?你居然还要你哥当捻匪,你真是昏了头了!看我回家不打死你!”

  兰英的一只耳朵被拽着,生疼生疼,她歪着头咧着嘴,眼睛眯着,但她强忍着,毫不妥协的固执样子。她的“战友们”感觉闯了祸,一个个不敢吭声,默默地跟着。倒是输了“战斗”的哥哥和他的伙伴们幸灾乐祸,一路蹦蹦跳跳,脸上洋溢着就要看“好戏”的胜利神情。

  回到家,兰英自然是要被罚跪的。奶奶从里屋拿出“家法”——竹条,照着兰英的脊背狠狠抽去,继续骂。兰英并不哭,在竹条的“呼呼”声中,她大叫:“是阿哥自己要当捻匪的!”

  奶奶停了手,却并不停气,她气急败坏地说:“那也是你鼓动的!平时就是你欺负你哥,你什么坏事做不出来?越来越不成话了。”

  “不信你去问哥!”兰英求助地回身看看哥哥。葛望嵚却低下了头,并不回应。

  “不用问。就是你坏!”奶奶虽这么说,但手里的竹条却放下了。

  兰英感受到了委屈,但她坚持着,说出的话还是硬呛呛的:“为么子都是我错,阿哥难道就没有错?”

  母亲陈氏虽然心疼女儿,但见婆婆正在气头上,做媳妇的也不好阻拦,何况她也想趁此机会好好整整这丫头,便一直没有帮腔。此时见兰英瘦小的身子略微有些颤抖,可怜兮兮的样子,不免感觉有些对不住天堂里的丈夫,又见婆婆似乎已大大消了气,便上前要扶兰英起来,语气硬硬的但明显是想给女儿台阶下,说:“看把你奶奶气的,以后可再也不能乱玩了,妹子就要有妹子的样子。”

  兰英的泪水在眼眶里晃动,但就是不服软。她甩开母亲扶她的手,靠自己的力量站了起来,嘴还不闲着,气哼哼地反问母亲:“妹子该是么子样?”

  “至少不能像个野伢子!”见女儿硬骨头的样子,陈氏也有点上火,命令道,“快去洗洗,瞧你脏得连野伢子都不如。”又无奈地自语,“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倔种。”

  兰英转身出门时经过哥哥的身边,她狠狠地冲着他做了个鬼脸,又挥了挥小拳头。葛望嵌本能地往后退了几步,又求助似的用眼光找寻奶奶和妈妈,似乎准备随时喊救命。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07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二章  顽劣的少女时代

<标题>=为自己争权利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儿时的葛兰英始终在为自己争取与哥哥同样的权利而不懈努力,除了玩耍和打架,她绝对不弱于哥哥外,就连平时的穿衣和吃饭,她也要和哥哥一争高低。哥哥是葛家的长子长孙,是承袭葛氏香火的希望,自是奶奶和妈妈的心肝宝贝。对于兰英,她们时常对她开玩笑说“你将来总是蔡家的人”。这时,兰英总会很认真地询问“为么子”,大人们就说:“你是妹子啊,妹子总是要嫁人的,嫁了人就是别人家的人了,不再是我们葛家人了。日后你嫁进蔡家,就是蔡家人了。”兰英继续追问“为么子”,他们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你这盆水总是要泼出去的”。对此“谬论”,兰英有些愤愤不平,却无可辩驳,但有一点,她是要坚持的,那就是“在我嫁人前,我是葛家人,就应当和哥哥一样”。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她的斗争也就理所当然了。

  兰英是葛葆吾的掌上明珠。对于这点,母亲陈氏和奶奶朱氏都是十分清楚的。尽管她们的确偏向家中惟一的男孩,但爱屋及乌对兰英也是心疼的。特别是葛葆吾死后,她们不自觉将对他的爱转移到了兰英身上。看着活蹦乱跳的兰英,她们似乎看到了葛葆吾的影子。在生活上,她们对两个孩子,尽可能地一视同仁,望嵌吃什么,兰英也就吃什么;望嵌有新衣,也一定会为兰英准备。关于这点,兰英是无话可说的。

  然而,生活上的“不分彼此”并不能掩盖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在大人们认为的是非原则问题上,兰英还是能感觉到不平等的。比如,每年的清明节,男孩子照例是要跟随大人们去给祖先扫墓,而女孩子无缘于此。尽管兰英对上坟实在没有兴趣,她说“死人有么子可看的,何况还根本看不到死人”,但她对于拒绝女孩扫墓的行为表示极大不满。为此,在清明快要到来,大人们忙着准备扫墓事宜时,她就天天吵着要和哥哥一起上坟。奶奶劝她说:“我们这是去祭拜葛家祖先,你是妹子,将来不是葛家人,所以你不能去。日后你去给蔡家祖先扫墓。”

  **TH8196000100360001**

  村里的天帝庙

  “可我现在还是葛家人啊,为么子不能去?”兰英辩解道。

  可能是觉得和兰英有理说不清,奶奶便吓唬她:“祖先是不高兴看到妹子的。妹子如果上了坟,祖先就不会保佑我们了。”

  兰英不依不饶:“他们不全都是死人吗?不是没有知觉的吗?如何能够保佑我们?”

  奶奶一把捂住她的嘴,责怪道:“你这个妹子,么子话都敢说。”然后,她冲着祖先牌位一个劲儿地作揖,口中还念念有词,“妹子不懂事,祖先莫怪罪,百无禁忌,百无禁忌。”

  清明那天一大早,奶奶妈妈哥哥穿戴整齐,拎着各式祭品准备出门,任凭兰英哭叫跺脚,毫不为所动。实在拗不过,他们干脆把兰英反锁在家里,径自走了。兰英只能趴着窗棂,伸头朝外张望,眼睁睁地看着哥哥一步一回头地向她展示着作为男孩的自豪和骄傲。这时,她的内心萌生出身为女孩的自卑和苦闷。

  对于性格倔强的兰英来说,顺应和妥协是不可能的,逆反和斗争似乎是她生活的全部。既然男孩能做的事,女孩不能做,那么女孩应该做的,她就坚决拒绝。比如,乡间有句俗语叫“男不拜月”,即在中秋时,女孩子都要拜月,以乞求月亮婆婆赐她们一个美好姻缘,而男孩子是不能拜月的。每年中秋,奶奶和妈妈总是为说服兰英像村里的其他女孩一样行拜月礼而头疼不已。兰英的理由是“为么子有的事一定是男娃娃做,而有些事就一定是妹子做,为么子不能妹子和伢子做同一件事”。见大人们逼迫得紧了,她就有点赖皮地说:“如果阿哥和我一起拜月,我就拜。”每到这个时候,总是把奶奶和妈妈气得半死,却又无话可说。

  兰英最有意义的而且最终取得胜利的一次斗争是要求上学。

  葛家往东不足1公里处有一处侯府大宅,那就是曾国藩的宅第。在葛兰英出生以前,曾府虽然是当地闻名的大户人家,但因为曾国藩一贯倡导勤俭,故而住宅并不奢华。兰英出生的第二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委托二弟曾国潢在家乡修葺老宅以便日后返乡居住。曾国潢曲解了兄长的意思,将勤俭家风丢到了脑后而大兴土木,按侯府规制将老宅重新翻盖。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照《汉书》功臣表中关于列侯记有“富厚如之”之语,将新宅取名“富厚堂”。

  “富厚堂”内房间甚多,精华处便是三层高的藏书楼。小楼分南北两边,南楼又分“公记”、“朴记”二楼。“公记”多收藏曾国藩的书,以及大部头的经史子集,另外还有些省县志;“朴记”则是曾纪泽的书楼,以经史子集及有关西洋文化的书居多,中外文均有。北楼取名“芳记”,这里的书很杂,既有经、史、子、集类大部头书,更有小说、星相医卜之类。

  “富厚堂”在建时,这里就是荷叶地方孩子们玩耍的绝好地方。那时,兰英还太小而无缘与此。大宅建好后,一般孩子是不能随便进出的,而兰英因为葛家和曾家的姻亲关系,还可以出入自由。她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藏书楼,每回去藏书楼必去“芳记”。虽然那时她大字不识一个,但对书以及书里可能隐藏着的故事有着特别的感觉与好奇。

  藏书楼有专门的看门人,他忠于职守铁面无私,绝不允许闲杂人等擅闯书楼。兰英和曾府的小孩子要求入楼,总是被看门人以“小孩子不识字”为由拒之门外,任他们好说歹说甚至哭天抹泪,就是不松口。每每遇此,古怪精灵的兰英有的是办法,由她带领着几个孩子绕到后院,然后爬上“芳记”楼旁的一棵大樟树,再跳到二楼的走廊上。因为书楼每间屋子的窗户都是格子式的,为通风而并不安装玻璃。于是,个小的便一个接一个从窗户口挤进去,个子稍大一点儿的孩子就只能望之叹息了。读过几天书识了几个字的孩子专找小说看,连猜带蒙也能看个大概,开心得很,令不识字的兰英羡慕不已,她只能看书里的插图。因而,上学读书早就成了她的梦。

  当时,学龄男孩被送上私塾是天经地义的,而女孩是绝没有这份福气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论似乎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人对此有什么异议。兰英就听说邻村一个私塾先生有一个女儿很想读书,但私塾先生坚决反对。女孩趁父亲给别的孩子讲课时躲在门外偷学,被私塾先生知道后狠狠打了一顿,并大骂她破坏祖宗规矩败坏门风。一个私塾先生尚且如此反对女儿读书,更不要说普通百姓了。

  在兰英4岁那年,她突然提出“也要和哥哥一起去读书”。这时,哥哥葛望嵚已在葛祠族办的私塾读了好几年的书了。她的要求不仅被家人拒绝,甚至还被耻笑,说她异想天开。强烈反对的当然是奶奶,老人从来就认为女孩子的本分是相夫教子,是不应该读书的。奶奶对兰英说:“妹子也是要学习的,不过不是读书作文,而是要学习如何做一个好女人、好母亲,所以做饭、女红才是妹子们要学的。”

  对此,兰英直撇嘴。她知道无法说服顽固的奶奶,便去缠着母亲,她很聪明地认为读书认字的妈妈一定会支持她。

  的确,陈氏虽然没有正式上过学,但也读过书,深知读书求学对女孩子并非毫无意义。她自己不但因为会做诗写文而感觉生活充满乐趣,更因此赢得丈夫更多的尊敬和爱。尽管如此,她并不同意送兰英上私塾,她认为男孩女孩坐在一起读书有伤大雅。这或许只是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理由恐怕是担心遭来非议,毕竟女孩入私塾读书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祖母根本就不赞同女孩子读书,母亲虽然不反对女儿读书,却不愿意送女儿入私塾。这就意味着兰英若想入私塾读书,得过两道关。第一道关,她让母亲帮忙攻克。陈氏说服公婆的理由是“曾家都是让妹子读书的”。

  自曾氏家族发迹后,曾氏当家人曾国藩便成为荷叶民的骄傲。在他们看来,荷叶、湘乡县甚至整个湖南之所以能够摆脱“蛮荒之地”“荒陋之区”的恶名,完全归功于曾国藩。正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才使得国人重新认识了湖南人,也使得他们恍然:原来靠个人的力量也是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于是,曾国藩成为他们的榜样。伴随而来的,曾国藩的治家方略、教育理念等等一并为他们所效仿。曾国藩很重视子女们的教育,他虽然强调男孩子应该在“看读写作”上下功夫,女孩子应该侧重“衣食粗细”,但这并不意味着女孩子可以不读书,相反他以为读过书的女孩子日后更有助于相夫教子。因而,曾家女孩子是被允许读书的。

  兰英母亲的理由颇能打动祖母的心,她不再坚持反对了。

  眼见私塾就要开学,哥哥葛望嵌的书包都已准备好了,兰英不免有些着急。她日日缠着母亲,也要做书包也要入私塾。母亲死活不允,她气极,大叫说母亲偏心,质问道:“为么子阿哥可以上学,我就不可以?”

  母亲好言相劝:“你是女娃娃啊。”

  兰英又问:“为么子男娃娃能上学,女娃娃就不能?”

  母亲无奈地说:“有啥子办法哟。这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规矩。”

  兰英坚持道:“我不懂么子规矩,我就是要和阿哥一样,去上学。”

  见母亲不再答理她,兰英干脆哇的一声大放悲声,随即哭倒在父亲葛葆吾的灵位前,边哭边喊:“爸爸呀!妈妈欺负兰英。爸爸快来救兰英!”哭声悲惨凄厉,让母亲陈氏和祖母朱氏好不伤心。哭声中,奶奶终于忍不住,说:“罢了罢了,就让她去吧,也好和望嵚做个伴。”

  婆婆开了口,陈氏自然也就顺水推舟,答应了。兰英随即笑成一朵花,似乎刚才的痛哭和控诉与她毫无关系。对于她如此迅速的喜怒转换,大人们虽然看透了她先前的行为完全是作秀,但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应该说,兰英之所以能够争取到上学权利,并成为第一个进葛氏祠堂族学读书的女子,固然与她的斗争精神有关,而家人的开明与顺应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08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二章  顽劣的少女时代

<标题>=被裹了小脚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在被裹小脚以前,葛兰英是个活泼开朗话多得小嘴巴一天到晚不歇,既任性又调皮男孩性格十足的小姑娘。自从被裹脚后,她陡然像换了个人似的,变得沉默无语心思很重但又轻易不吐露出来。家人一相情愿地以为兰英终于长大了,老实文静离“女人”越来越近了。其实她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强迫裹脚”给兰英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伤害。当然,这本身不是她们的错,她们只不过是“依例办事”罢了。然而在兰英看来,一双好端端的脚活生生地被折断、压挤,然后让它们流脓流血最终畸形,从此再也不能撒欢儿奔跑尽心追逐,这种行为无异于行凶。

  母亲还是比较清楚女儿个性的,她知道一贯要和哥哥一样的兰英绝不会轻易同意裹脚。于是,陈氏采取逐渐渗透的办法,先是一点一滴地向兰英灌输裹脚的必要,间或夸大女人脚小的好处,反复吟唱“裹小脚,嫁秀才,白面饽饽就肉菜;裹大脚,嫁瞎子,糟糠饽饽就辣子”,意欲引起兰英对裹脚的兴趣,又对女人大脚表现出极度的恐惧和鄙视,说“大脚女人不是人,都是妖怪”等等。

  对裹脚本身的程序以及知识,兰英还是比较好奇的,有时她甚至喜欢拆开母亲的裹脚布,仔仔细细地观察小脚的造型。这个时候,陈氏就不失时机地规劝女儿“不如你也裹个脚吧”。听到母亲这么说,兰英会立即放下母亲的小脚,脸上的表情转瞬间流露出厌恶与反感,直说“我不,我不”。母亲问她:“为么子不呢?是不是怕疼?其实疼也就疼一会儿,很快会过去的。”

  兰英骄傲地说:“我才不会怕疼哩。”

  母亲再问:“那为么子呢?”

  兰英并不直接回答,却反问:“妈妈你能跑吗?你能跳吗?我在前边跑,你能追得上我吗?不是有几次你要打我,却没有我跑得快吗?”然后她有些鄙夷地又说,“瞧你和奶奶走路的样子,多费劲,多难看。奶奶离了棍子就走不成路,多难受。”

  母亲不灰心地又带着点威胁的口吻继续规劝:“大脚女人将来是不能坐在家里享福的,她要上山砍柴下地种田;脚裹得越小的人,就越能嫁个好男人,生活得也就越好。脚裹不小,将来只能嫁给瞎子和瘸子。不裹脚的大脚女人,没有男人要哩。你说,你想嫁个么子样的男人?”

  兰英又反问:“你们不是从小就说我将来是要嫁给姓蔡的吗?”

  母亲接口说:“对呀,可你不裹脚或者脚裹得不小的话,蔡家就不要你了。”

  兰英满不在乎地说:“不要就拉倒,谁稀罕?”

  母亲夸张地“哟”了一声,说:“瞧这妹仔,没有男人要的女人,村里人的唾沫淹死她,做爸爸妈妈的脊梁骨也会被戳穿的。你不害怕啊?”

  兰英一个小毛孩子,哪能说得过母亲。无话可说之下,她故技重演,赖皮地说:“阿哥为么子不裹脚?他裹我就裹!”

  兰英并不知道母亲的策略是先礼后兵,而根本不是在征询她的意见。对于裹脚一事,是由不得她同意不同意的。按祖母的话,那就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是要不折不扣地遵守的。于是,“裹脚”仪式就在兰英的尖声喊叫、凄惨痛哭、拼死反抗中正式拉开序幕。

  难以忍受的疼痛让只有五六岁的兰英不仅感受到骨裂筋断的痛楚甚至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她以为她会就此疼死。尽管那时,她并不能清楚地理解“死”字的含义,但一想到可能会死,她突然不再做徒劳地挣扎,她认为事到如今,也只有那人人惧怕的“死”才能帮助她摆脱痛苦逃离厄运。然而,她太幼稚了,她是死不掉的。于是,伴着哗哗流淌的泪水,她再三央求母亲和奶奶,说:“让我就嫁给瞎子和瘸子吧,只要不给我裹脚,我宁愿不嫁人。”奶奶和母亲不为所动,表情坚毅。此时在兰英的眼里,妈妈不再亲切奶奶不再慈祥,她们更像是故事里的女巫、“鬼屋”里的魔鬼。当她发现苦苦哀求甚至搬出“杀手锏”高呼“爸爸来救兰英,爸爸救命”也丝毫不起作用时,她绝望了。

  与葛兰英同时裹脚的还有堂叔家的小妹,那是个与兰英完全不同性格的女孩,很温顺听话。让她俩同时裹脚是奶奶的主意,意欲互相有个伴。

  同样的疼痛,同样的哭叫,不同的是兰英的泪水中有着强烈的愤怒,而小堂妹却只有无奈。愤怒让兰英寻机反抗,无奈使堂妹时刻忍受。夜半三更,两个小姑娘睡在黑暗中。兰英煽动堂妹:“我们自个儿把脚放了吧。”

  堂妹抖抖地小声说:“那哪行?姆姑要骂人的,我妈妈要打我的。”

  兰英说:“打一顿骂一顿总比裹脚好吧?”

  堂妹实话实说:“打完骂完,她们还是会再给我们裹上的。”

  兰英说:“到那时再说吧。”

  堂妹说:“我不敢。”

  兰英有些气急败坏:“你个胆小鬼,以后我再也不带你玩了。”

  堂妹低声啜泣,不完全是因为兰英的威胁,更因为双脚的剧烈胀痛。

  兰英自顾自将脚缩到胸前,伸出小手,小心翼翼地颤抖着一层层解开长长的白色裹脚布,其间因疼痛还不时地呲牙咧嘴倒吸凉气。解放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从脚底涌上心头。兰英陶醉地闭上了眼睛,她不知道“裹”与“放”的感觉竟是如此不同。轻轻揉摸着已经开始变形而且肿胀充血的脚,不知为什么,她哭了,这是伤心的哭?委屈的哭?绝望的哭?不平的哭?

  就像小堂妹所说,第二天当大人们发现兰英的“秘密”后大惊失色。她们一边骂一边手忙脚乱地给她重新缠裹,妈妈更是气得甩手给了女儿几巴掌。然而到了晚上,倔强的兰英又悄悄地给自己放了足。小堂妹劝她“算了吧,否则又要挨打哩”,但她说“只要今晚睡个好觉就行了”,一副得过且过的逍遥模样。如此几番,大人们不再打她骂她,却密谋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裹脚布重新缠上后,母亲用粗棉线仔细地将接口处密密地缝上。兰英看出了端倪,不时地哀求母亲并指天发誓她绝不再擅作主张了。母亲哪会相信她,恶狠狠地说:“你这妹子,妈妈还不知道你?你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这可是你自找的。”

  辽阔的田野上不再有葛兰英奔跑的身影,人们也不再听到葛家小姑娘那爽朗的肆无忌惮的笑声。兰英从此像村里的所有姑娘一样,以其三寸金莲步履艰难地开始了她新的人生。不过,尽管她从此变得沉默,但她的内心依然有烈火在燃烧。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09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三章  奉命成婚

<标题>=“丈夫”不爱读书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在葛葆吾十周年祭日那天,蔡寿崧从永丰镇赶到荷叶给老友扫墓。他将坟上的杂草一一拔除,又重新做了个坟帽,还细细地将墓碑擦拭干净,摆上祭品,斟满一杯酒,点上三根香。他虔诚地拜了又拜,然后他唠唠叨叨地对“葛葆吾”说了许多话,既说他的怀念,更说他的不太顺心的生活。

  尽管蔡寿崧无论如何也无法对“卖辣酱”产生兴趣,但严厉的父亲却不容他另作他想,几乎是强迫着他承担起祖业。蔡寿崧又不是那种敢于反抗的人,对父亲只有唯唯诺诺,这让他很不开心,却又无法自我解脱。自长子蔡蓉峰出世后,他陡然感觉到了肩上的责任,他意识到他不能只为自己的兴趣生活,而不能不为后代着想,何况他与葛葆吾为儿女早早地定下了“娃娃亲”,他也得为葛葆吾的女儿——他未来的儿媳妇日后的生活考虑。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读书再考秀才的念头,一心一意打理家族辣酱生意。

  对于长子蔡蓉峰,蔡寿崧寄予很大的希望,他甚至梦想着儿子将来能够实现他未能完成的夙愿。正如他父亲当年的想法,他所向往的理想生活是由他承担起家庭经济,让孩子们衣食无忧地同时专注于读书以博取功名。因而,从蓉峰刚刚学会说话起,蔡寿崧就开始教他识字背《三字经》、《千字文》。起初,小孩子很有兴趣劲头也大,整天咿咿呀呀摇头晃脑,不多久便背得溜熟,让蔡寿崧好不高兴,以为后继有人了。

  **TH8196000100470001**

  永丰镇学堂

  可是真正到了上学年龄,蓉峰对读书却再也提不起劲了,反而厌恶读书,千方百计逃避上学。他在5岁时入私塾,偏偏先生教的第一课就是《千字文》。对此,他早已烂熟于胸,再无半点兴趣,回家向父亲诉苦,蔡寿崧只是说“再学一遍有么子不好?”厌烦情绪已然形成,即便私塾先生再教新内容,蓉峰就是学不进去。越是如此,他就越不愿意上学,如此恶性循环,上学成了他的最怕,读书成了他的最烦。渐渐地,他由在课堂上打瞌睡发展到逃学。因为在课堂上打瞌睡是要挨先生打的,逃学便就是自然的了。

  蔡寿崧的父亲蔡宝臣当初也是希望儿子能够读书考上秀才的,蔡寿崧自己也是有这方面的追求的,只是天不遂人愿。父亲比他强的是一旦儿子落第,也随即断了念头,并不硬性逼迫,而他则不然。蓉峰已经表现出很强烈的厌学情绪,私塾先生几番告状说儿子逃学后,他采取的办法非打即骂,甚至拧着儿子的耳朵一路拎到私塾先生的面前,其间夹杂着恨铁不成钢的责骂,让儿子在先生和其他同学面前出尽洋相,也加剧了儿子的逆反心理。为了防止儿子再次逃学,蔡寿崧干脆暂且放下生意全程陪送,试图逼迫儿子重新找回幼时的伶俐和对学习的兴趣。然而,他最终除了失望还是失望。

  天长日久,蔡蓉峰的逃学逐渐公开化,最后干脆就弃学不上了。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蔡蓉峰10岁了,既然不肯念书,蔡寿崧就想着让儿子进店学徒。可蔡蓉峰游手好闲惯了,年龄不大少爷习气却丝毫不缺。他装模作样哭哭啼啼地,说他还小不宜进店学徒,并保证等他长大了如何如何。母亲心疼儿子,也在一旁说和。蔡寿崧无言以对,蔡蓉峰欢天喜地。

  如今蔡蓉峰13岁了,在家说一不二,除了蔡寿崧,谁也不敢拿他怎么样。更让蔡寿崧头疼的是,儿子彻彻底底地继承了祖父的思想,别说对自己的亲妹妹,就是对母亲,也时不时地流露出“我是男人”的霸气,时常对妹妹大呼小叫,对母亲吆三喝四。

  坐在葛葆吾的坟前,蔡寿崧无可奈何地说:“葆吾兄啊,犬子不成器,小弟对不住您。只盼着他成人后能够迷途知返,配得起您的小女兰英就好。那时,我也就能够闭眼了。”不知不觉中,夜幕悄悄降临,蔡寿崧仍然不肯离去。成片的坟堆中,他的身影显得异常孤独。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10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三章  奉命成婚

<标题>=偷觑了“丈夫”一眼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就在蔡蓉峰想尽各种办法逃避读书之际,葛兰英也被迫放弃了学业。按乡间规矩,姑娘大了就不宜由私塾先生教了,所谓“男女授受不亲”。在祖母看来,一个女孩会写自己的名字就不错了,何况兰英已然能够阅读《诗经》、《楚辞》,会背《百家姓》、《千字文》,甚至还能作诗,几乎就是个“女状元”了,完全没有必要再读下去,而是该准备出嫁了。

  对于葛葆吾为女儿定下的“娃娃亲”,兰英母亲陈氏起初并不反对,一是念及葛葆吾与蔡寿崧的交谊,女儿嫁到蔡家绝不会受委屈;另一个原因,她考虑到蔡家辣酱生意做得不错,还有地租收入,家境颇为富裕,女儿日后的生活也有保障。葛葆吾死后,蔡寿崧前来吊唁,两家人坐在一起确认了儿女亲事,算是给亡故的葛葆吾一个交代。随着女儿年龄增长,兰英独特的个性让陈氏隐隐觉得这桩婚事似乎有些草率。

  在她看来,兰英天生有男孩性格,任性独立反叛又爱读书且读过书,她的想法肯定不同于普通人家的普通姑娘,一定不甘于家庭主妇的平凡生活,将来不定会惹出什么事来,这样的女孩并不是一般人家能够接受的。陈氏暗忖,蔡家是生意人,读书少见识也不多思想单纯,他们娶媳妇的目的恐怕只有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侍候公婆,依兰英的脾性,她能做个好媳妇吗?同时,她听说蔡蓉峰不爱读书,与爱读书的兰英似乎也不般配。这么一想,陈氏便有退婚之想,可一旦退了婚,再给兰英找个什么样的人?陈氏犯了愁。其实她自己也不清楚女儿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家,生意人家不行,读书人家吗?据她所知,读书人家的规矩更大束缚更多,兰英哪能受得了?陈氏思来想去,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她决定去探探女儿的心思。

  兰英自辍学返家后,便依奶奶妈妈的教导开始学习女红,做鞋、缝衣、纺线、绣花样样都学。在外人看来,她自裹脚后成熟了不少,似乎终于认识到自己是个女儿身而不是男儿郎了。的确,她在学习女孩应该做的一切时,常常会想起妈妈的那句话“妹子就要有妹子的样子”。虽然她依然痛恨这句话,但表面上却越来越有“妹子样”了。这其中并非没有无奈的成分。自小她就为“和哥哥一样”而斗争,但她发现“斗争”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她和哥哥在很多方面是无法做到“一样”的。首当其冲的就是“裹脚”,无论她斗争得如何坚决,作为女孩她是一定要裹脚的,裹脚对于女孩而言就像她们必须蹲着小便一样天经地义,而哥哥是一定不用裹脚的;其次就是关于“读书”,她能够读书是争取来的,是大人们仁慈施舍给她的,如果家长坚持不让她读,她也是毫无办法的,而且到了年龄就必须放弃,而哥哥却是被送去或者是被请去读书的,只要他愿意,他一直可以读下去直至考秀才中状元。诸如此类的“不一样”让兰英不得不面对现实,也使她能够静下心来学习做个纯粹的女孩儿。

  当奶奶整日唠叨着快快将她嫁出去时,当妈妈旁敲侧击探询她对婚姻的态度时,兰英不由自主地开始关注自己的婚姻大事。那时,她已经满15岁了,在那个年代,俨然是个大姑娘了。

  在大人们的玩笑中,兰英自小就知道自己将来是要嫁进蔡家成为“蔡家人”的,至于为什么,她当然不可能知道。懂事以后,她虽然还不了解何谓“婚姻自由”,但直觉上以为“我又不认识蔡家人,为么子要嫁过去成为他们家的人?”通过身边女伴的婚姻,她又觉得那似乎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女伴出嫁时,连未来丈夫的面都没有见过,她们不是照样扭扭捏捏又掩藏不住喜悦地嫁到“别人家”去了吗?此时,兰英以为的婚姻就是如此,从而对自己未来的婚姻也有了些许憧憬。直到与蔡蓉峰有了一面之缘,她开始对这样的婚姻有了怀疑与恐惧。

  因为葛家与蔡家的关系,兰英比一般女孩儿幸运在于婚前有机会与“丈夫”见面。那年春节,蔡寿崧领着蔡蓉峰到葛家拜年,兰英不知道他们此行真正目的其实就是上门提亲。照例女孩儿是不能出闺房见客的,其实兰英对到家里来的客人从来没有兴趣,此时也不例外一个人躲在房里绣花。正当她独自欣赏着自己的绣花作品时,哥哥葛望嵚急急推门进来,鬼头鬼脑做神秘状,问:“兰英,你可知道今天是谁来了吗?”

  兰英头也没抬道:“管他是谁!关我何事?”

  葛望嵌哈哈笑着:“是蔡家父子!蔡大少爷还很俊俏哩。”

  兰英的兴趣被激了起来,抬头追问道:“谁?你说是谁?”

  葛望嵌坏坏地笑道:“你的夫君啊!”

  兰英并不像一般女孩儿那样听到“夫君”二字就红了脸羞得了不得,相反,隐藏在她内心深处的本性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眼睛里闪烁着狡黠的光芒。她本能地“哦”了一声,然后放下手中的绣品就往门口走。葛望嵌问:“你上哪儿啊?”

  兰英嘻皮笑脸地说:“去看我的夫君啊。”

  葛望嵌一把拉住兰英,说:“你一个妹子哪能抛头露面,也不害臊。”

  兰英坚持道:“我悄悄地看。”

  说完,她蹑手蹑脚地走出闺房,无奈的葛望嵚只好轻手轻脚地跟着她来到堂屋后门口,躲在门后探头朝屋里望。堂屋正中的大八仙桌旁端坐着祖母,她的脸对着堂屋前门,背对着兰英,正与蔡寿崧说着话。蔡寿崧坐在右侧的客椅上,隔着一张小茶几的那张椅子上坐着的就是蔡蓉峰。

  正如葛望嵚所说,蔡蓉峰面容白皙浓眉眼睛细长,很儒雅的一个少年。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丝质长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一看便知是有钱人家的少爷而非贫苦农家出身。虽然蔡蓉峰的相貌给兰英留下了很不错的第一印象,但他的眼神却让兰英感觉不舒服,那是一种飘忽不定略带轻浮又自傲的一种眼神。表面上看,他虽然身板笔直地端坐着,但兰英分明感受到他潜藏着的不耐烦。当祖母问他话时,他的眼神是闪烁的,回答是敷衍的。

  如果到此为止,兰英或许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淡化她对蓉峰的这种不好感觉,她也明白她其实是比较敏感的。然而,似乎是上天有意在证明给兰英看,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她对蓉峰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院子外头的锣鼓声锁呐声鞭炮声淹没了葛家的谈话,只听见蔡寿崧在问:“有人今天办喜事吗?”兰英突然想起隔壁邻居家的儿子今天娶媳妇。她是一向爱看热闹的,结婚这样的大喜事当然不能错过。她也顾不得看“夫君”了,转身离开后门,看新娘子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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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健豪的丈夫蔡蓉峰

  兰英来到邻居家的前院时,大红花轿恰好来到了跟前。红红的轿帘挡住了新娘子,兰英几次伸头想趁风将帘子吹起时能先睹为快,可她只能瞥见新娘子头上的红盖头。新郎满面春风,不住地向祝福的人们拱手。喜庆气氛传染给了兰英,她不由激动起来,竟想像着穿着新郎服头戴礼帽身披大红绸带的那个新郎是蔡蓉峰。一瞬间,她的脸红了。脸上的燥热使她猛然清醒过来,却突然发现蔡蓉峰就站在她的身边,他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凑热闹了。陪他来的是葛望嵚,此时正冲兰英眨巴着眼呢。兰英的心思好像被人看穿了似的,脸更红了,红得像新娘子头上的红盖头。蔡蓉峰自然不知道站在她身边的就是他未来的妻子,而只当她是村里的普通姑娘,并没有多看她一眼。

  花轿在院子中央被轻轻放下,繁琐的程序过后,轿帘被缓缓地掀了起来,刺目的“红”一下子充斥了兰英的双眼,让她有些晕眩的同时莫名地感到丝丝寒意,随即她就听到一声尖厉的惨叫——“啊!”——穿破了云层。她拼命镇定着自己,脚步不自觉地往轿前凑,眼睛睁得溜圆使劲儿地往轿内瞧。她看见新娘子斜坐着,头歪向一边靠在轿子上,红盖头红衣红裤红鞋,没能掩盖住大片大片的鲜血。兰英看不到新娘子的脸,更不知道那血是从何而来。她只是紧张地紧紧扯着自己的衣摆,手心里汗浸浸的。

  所有的欢庆声戛然而止,只有新郎的母亲在号啕,新郎的父亲在咒骂。人群在片刻骚动后异常安静,他们和兰英一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急于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新娘子被抱了出来,她直直地平躺在地上,脸上盖着红布。新郎显然有些气恼,很粗暴地一把扯下那块红布。人群发出一阵惊呼。兰英看见新娘子很年轻,估计和她差不多大,脸色不知是天生的还是因失血过多而白得刺眼,双眼闭得紧紧的,似乎很不愿意再看到这个世界,细嫩的脖子上有一道血口,凝固了的鲜血已经发黑,聚集在伤口处。兰英终于明白血就是从那儿流出来的:新娘子在花轿里用小刀刺进了自己的脖子。

  长到这么大,兰英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如此惨烈的情景。她被震撼了,她虽然不明白新娘子为什么会如此决绝,不过她知道如若不是绝望到极至,一个如花的姑娘断不会这般凄惨悲壮地结束自己。想到这些,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滚动,她的身子情不自禁地在颤抖,她的胸中激流在涌动,她真想大叫一声“为么子”!

  周围村民的议论让兰英了解了大概:新娘子自有心上人却无力抵抗父母安排的婚姻,惟有以死相拼。兰英的眼泪终于止不住地哗哗流淌,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如此悲伤过,也没有这般真正意义上的痛哭过。眼下,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她却无法克制自己。难道是姑娘的死触动了她内心深处的神经,让她想到了自己的未来,甚至想到了世间所有女孩儿的命运?与此同时,她暗自责备那姑娘:你真傻,为么子要死呢?你死了又怎么样?好像是为了答复兰英,一旁的蔡蓉峰侧头对葛望嵌说:“这妹子倒是很有骨气,死得很壮烈哩。”

  在兰英听来,蔡蓉峰的语气轻松,几近嘲弄,这让她浑身不舒服,她给了蓉峰一个白眼,然后抹了把眼泪,没好气地问道:“你那么说,好像很是赞同她死的了?”

  蔡蓉峰不屑地说:“不愿服从,那也只有死路一条了,要不就干脆服从罢了,哪还有第三条路可走?”

  兰英反驳道:“反抗呢?斗争呢?难道不是第三条路?”

  蔡蓉峰恐怕没有遭遇过兰英这样的女孩,他好奇地看着兰英,反问:“反抗不成呢?斗争不得呢?”

  兰英抢白道:“反抗到死,斗争到死也总比自寻短见的好。”

  蔡蓉峰似乎对与兰英争辩有了很浓的兴趣,他又问:“那么依姑娘之见,应当如何反抗,如何斗争呢?”

  未等兰英回答,葛望嵌说:“我倒觉得其实她还有第四条路可走。”

  兰英、蓉峰转脸盯着他,等他自问自答。

  葛望嵌颇有些得意地说:“离家出走啊,和心上人私奔啊。”

  兰英不屑地撇了撇嘴,“哼”了一声说:“你这人见识真短。你以为她走得了吗?”见哥哥一脸探询,她又说,“她逃得再远都能被抓回来,抓回来被毒打一顿是轻的,两人被拆散不算,最终还是得被嫁到她不喜欢的人家去。”

  蔡蓉峰皱了皱眉说:“私奔?羞煞人也!一个妹子没有结婚就随男人跑了,祖宗的脸都让她丢尽了。婚姻自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怎可以擅自作主?何况是一个妹子。”

  兰英气极,斥责道:“你这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蔡蓉峰满不在乎地说:“我为么子要同情她,路可是她自己选的。何况做子女的,服从父母之命乃天经地义,她如此拂逆父母,怎能叫屈?”

  见蔡蓉峰不但没有丝毫同情与惋惜甚至麻木不仁的表情,兰英陡然对自己的婚姻感到担忧:难道我将来就要和这样的男人生活一辈子?她隐隐觉得: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甚至是不了解的人结婚是十分可怕的。

  尽管兰英对蓉峰谈不上有恶感,但也绝对没有爱慕,那时她只有15岁,对婚姻爱情家庭不可能有太清楚的认识。当家人张罗着她的婚事时,她并没有表示激烈反对。在她看来,她的婚事似乎并不只属于她自己,而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是为了圆葛、蔡两家人的一个莫名其妙的梦。因而在这件事上,她的祖母和母亲表现得更加积极。当然,她们也不会为此征询兰英的意见。另一个方面,兰英和那在花轿里自杀的新娘不一样,她没有心上人,似乎没有违抗的理由。于是,兰英像个木偶似的任由她们一一安排,自己就只等着坐花轿出嫁去当蔡家人。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11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三章  奉命成婚

<标题>=结婚了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蔡蓉峰对他的新婚妻子起初是满心欢喜的。虽说他去过葛家,但始终没有亲眼见到过。从葛家祖父母的话语中,他想像中的兰英是个聪明美丽大方有个性很特别的女孩。结婚那天,眼见大红花轿在吹吹打打中喜气洋洋地进了院门,他的心真是比蜜还甜。入了洞房,他不像那些不知新娘是什么样的新郎那样紧张兮兮的,他知道他的新娘长相俊俏并不是麻子或瞎眼,也不是癞痢头,因而他很轻松地揭开了兰英头上的红盖头。

  当兰英的脸完全暴露在他的眼前时,他还是大大地吃了一惊,惊讶得他那一张大嘴半天闭不拢。尽管兰英那青春脸庞被祖母和母亲精心装饰过而显得过分白暂和干净,但蓉峰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就是那个和他有过争辩的妹子。

  对于那天争辩的每一个回合,蓉峰记忆犹新。那可能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和一个陌生姑娘谈论一件事,对于青春萌动的他来说,这种“亲密接触”是让人心动的,虽然他并不认同兰英的“反抗、斗争”之类的论调,他以为一个妹子应该是温柔的贤惠的顺从的,而不是争强好胜不守规矩的,那样有违传统,但观念的不一致并不影响他对这个妹子的好感。撇开她的论点不谈,她娇小的身材,圆润微红的小脸,细巧尖尖的三寸金莲,就连她那与他争辩时翻给他的白眼,都让他的心不由怦怦乱跳。

  他清楚地回忆起他那天是如何魂不守舍地随葛望嵚返回葛家,又如何心不在焉地和葛家人告别随父亲回了家。一路上,他满脑子都是那姑娘咄咄逼人的气势。他甚至暗想:如若不是与葛家小姐订过亲,一定让人打听那姑娘是谁家的小姐,然后让父亲去提亲。

  如今,这个姑娘活生生地安安静静地端坐在他的婚床上,已经成了他的新娘,他感觉像在梦中一样虚幻模糊不真实。他情不自禁地伸手想摸兰英的头,不明就里的兰英本能地头往后靠了靠,没让他摸着,这让他更怀疑是不是在做梦了。他睁大眼睛仔仔细细地凑近了盯着兰英看,直看得兰英心里发毛,她忍不住大声问:“你做么子?”

  蓉峰小心翼翼地问:“你就是……”

  兰英何等聪明,一听蓉峰这么问,她顿时明白了,便没好气地说:“就是。”然后又反问,“你还记得?那是一年前的事了。”

  蓉峰又问:“这么说,你早就知道我是谁?”

  兰英轻声“嗯”了一声。

  此时,蓉峰已经确定他是在现实中了。见兰英如此反应,他有些沮丧,自尊心似乎也受到了伤害。他没想到他傻乎乎地为她暗自心动,她却早已对他了如指掌。不过,不管怎么说,意外的惊喜为新婚又增添了一层甜蜜。

  一个女人除了相貌,独特的个性也是吸引男人的重要手段。对于男人来说,他们也许会对这样的女人产生好奇甚至爱慕,但并不一定会愿意与她们长相厮守,因为他们很清楚有个性的女人是很难驾驭的;而在家庭中,男人作为丈夫似乎是必须凌驾于妻子之上的。

  当新婚的甜蜜过后,当妻子逐渐显示出她的个性来的时候,蔡蓉峰淡忘了这一年多来对“那妹子”的向往而越来越以为他当时想娶她为妻的想法是幼稚可笑的,他感觉当初那场争论并不是平白无故的。他与兰英之间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不单单是关于“女人自杀”问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12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三章  奉命成婚

<标题>=矛盾初现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按乡间风俗,姑娘出嫁那天是要哭的,曰“哭嫁”。哭的原因除了舍不得离开爹娘外,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婚姻生活充满恐惧。这时,新嫁娘们往往会担忧公婆凶恶姑嫂难以相处,又不知道丈夫是个怎样的男人,于是就用哭的方式排遣心中的郁闷。随着时间的推移,“哭嫁”又有了新的含义,那就是表明姑娘是羞涩的,是不愿意出嫁的而不是急慌慌地想结婚的。于是,它渐渐成为姑娘出嫁时一种必不可少的程序,也成为判定姑娘是否孝顺是否懂得害羞的标准。谁家的姑娘在出嫁时不哭,反倒会被村里人讥讽。

  兰英在出嫁时却偏偏不哭。她并非不知道“哭嫁”,只是她怎么也哭不出来。奶奶气得骂她“没有良心”,又说她“翅膀硬了就不要家了,心就飞到夫家去了”。惟有通情达理的妈妈并不言语,她太了解女儿了,她知道兰英并非是毫无感情的冷血孩子,而是她活得太真而不屑假模假样。

  从内心深处来说,兰英对未来的家庭生活还很茫然,但有一点她是清醒的,那就是无论如何,她都得为自己而活着。这就意味着不论公婆还是丈夫对她如何,她的生活是属于她自己的。这种思想恐怕就是她不哭的原因,因为她不害怕不恐惧。

  初到夫家,兰英还是感觉到幸福的,她是家爷家娘(湖南方言,即公公婆婆)的长媳,他们对她很是体贴,特别是家爷蔡寿崧,念及与老友葛葆吾的交情,待她如亲生女儿。至于丈夫蔡蓉峰,自新婚那天,他确定她就是他心目的那个“她”后,既有新婚本身的甜蜜又有意外惊喜,对她自然也是爱意无限。

  那时,蔡家的辣酱生意非常红火,可以说达到了顶峰。“蔡广益”店主营辣酱外兼营南北货,另一家“蔡广祥”店也扩大了规模。除此,蔡家还有上百石地租收入,生活十分富裕。正如兰英母亲陈氏所期望的那样,兰英在蔡家根本不用为生活发愁,相反如果她愿意,她完全可以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闲适生活。然而她却是个角色转换迅速的人,尽管她天生具有独立意识,又有朦胧的“男女平等”的先知先觉,但祖母和母亲十多年的熏陶以及环境的催化,不能不说对她还是有一定影响的,那便是身为别人家的媳妇,就一定要牢记做媳妇的本分。

  新婚次日,天刚蒙蒙亮,兰英从梦中醒来,只有片刻不知身在何处之感之后随即从床上一跃而起,开始忙碌。从此日日如此,她那来回奔忙的身影时刻在公婆眼前晃,让老两口乐开了花的同时也隐隐泛起些许担忧。他们感觉媳妇太聪明太能干,而儿子却太没有出息。

  兰英对蓉峰的抱怨开始于蓉峰的“懒”,而蓉峰对兰英的不满便是兰英的“强”。蓉峰游手好闲早已习惯于整日无所事事的赋闲生活,他像父亲蔡寿崧当年一样厌恶卖辣酱,但他却不及父亲那样有责任感。对于兰英的责难,他除了烦还是烦,烦极了他就大发雷霆,然后便以“男人怎能被女人牵着鼻子走”为由任性地更加放肆。兰英并不气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她好言相劝,说“父亲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作为长子理应承担起家庭重任”等等。然而,蓉峰听不进去,他反而怪罪兰英管得太多,又以命令的口气要求兰英“只做一个堂客份内的事,男人的事别多操心”。

  蓉峰的我行我素让兰英无可奈何,每当她看到蔡寿崧拖着病体两家店来回奔波时,佝偻着脊背四处收租时,她就会为家爷家娘和自己而气愤与伤心。她真不知道一旦家爷倒下,蔡家何以为继,到那时坐吃山空,再大的家业也难以支撑。当她因此而诘问蓉峰时,蓉峰却满不在乎地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蔡家家大业大,哪能那么容易败掉?”

  兰英说:“无论如何,父母不能养你一辈子,你总得学会自食其力,就算是承继祖业,也要会经营才行,否则如何将祖业一代代传下去。”

  蓉峰最不耐烦的就是兰英的“苦口婆心”,一是认为被女人“教训”,男人的尊严遭受践踏而失了面子;另一个他难以开口的原因便是他从小不爱读书,真正和兰英辩论起来,只要几个回合,他便感觉理屈词穷,妻子的伶牙俐齿更会深深地刺激他,让他无地自容而恼羞成怒。此时面对兰英新一轮的“教导”,蓉峰胸中的怒火直往头顶冲,他吼道:“你少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你要明白,我是你男人!”

  兰英毫不客气地回应道:“你是男人不假,你的行为要像个男人才算是真正的男人。否则……”

  兰英本想说“否则连女人都不如”,但她了解蓉峰,知道这句话出口不但不会让蓉峰“改邪归正”,反而会刺激他,使他更加自暴自弃。于是,她及时收住了。蓉峰虽然读书不多,但并不愚钝,他听明白了妻子没有说出口的半句话。他本能地举起了巴掌,但他也及时收住了。他其实只是大少爷脾气,并不是市井无赖,也不是粗暴蛮横之人,他下不了手。

  不幸被兰英言中。蔡寿崧因操劳过度一病不起。万不得已之下,作为长子,蔡蓉峰接过了家族生意。无奈他对经营丝毫不入门,面对头绪繁多的进货出货和天书般的账簿,他的头脑发昏,烦躁情绪日盛,天天大呼小叫,日日怨三怪四。蔡家阴云密布,渐渐失去了辉煌时的勃勃生气。

  日渐衰弱的蔡寿崧无奈决定分家,在他的授意下,家产平均被分成三份,女儿自然是没份的,三个儿子蔡蓉峰和两个弟弟一人一份,三兄弟共同抚养父母。分家后不久,蔡寿崧去世了。永丰镇名噪一时的蔡家像天上的流星一样,灿烂地划过天空,迅即陨落在遥远的天边。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13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三章  奉命成婚

<标题>=生了女儿挨了骂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兰英和蓉峰的生活因为分得的那份家业而一时不至于落魄,生活在继续。蓉峰已经很少听到有人再唤他“蓉峰大爷”了,这让他不免有些失落。自父亲过世后,从外表上看,他似乎成熟了许多,出出进进更像个一家之主,威严冷静不苟言笑。兰英初始还暗自高兴,以为丈夫从此不再生活在父亲的羽翼之下而能够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失望了,蓉峰其实还是那个蓉峰。为此,夫妻二人的争执不曾间断。又因为兰英婚后两年一直没有怀孕,更加剧了蓉峰的不满与埋怨。那段期间,他最愿意讲的一句话就是“养只鸡还能下蛋哩”。兰英哪能容得了丈夫这般侮辱,反击他:“那你的意思是我还不如一只鸡?既然如此,你不如找只鸡做你老婆吧。”

  蓉峰更气:“你还别嘴硬。七出之条中就有‘女人不生养’,我可以休了你!”

  兰英答:“那好啊,你今天写休书,我今天就走,还怕你不成!”

  兰英嘴上这么说,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伤心的,不仅是因为丈夫的态度,也有做母亲的本能,她何尝不想尽快有个孩子。然而她并不像其他不能生育的女人那样寄希望于佛和神,她从来不进寺庙,也不热衷于烧香,她只是在心里默默期盼。

  兰英刚开始得知自己怀孕的消息时,有些惊讶又有些兴奋,她有些不敢相信,因而一直不敢告诉蓉峰,直到肚子渐渐大了起来,眼见长衫也遮不住时,她这才开了口。这个消息对蓉峰来说无异久旱逢甘霖,他一连激动了好多天。

  当喜悦的心情渐渐退去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对男孩女孩的猜测与担心。兰英太了解蓉峰,看他虔诚地在祖宗牌位前一遍遍地磕头,她就知道他在祈求得一个男丁。蓉峰和父亲蔡寿崧当年一样,自知是蔡家长子,十分清楚肩上承继香火的责任,只是他与父亲不同在于父亲除了责任以外,并不歧视女儿,而他则不同,他从来就以为男女是不一样的,男人总是要高于女人的。因而,他对儿子的向往就要比父亲蔡寿崧来得迫切。

  一晃9个月过去了,兰英的产期就快到了,她和蓉峰虽然表面上谁都不说是男孩还是女孩,但两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那日,兰英在屋后的湄水河边洗衣服,腹中忽然绞痛起来。她用手轻轻揉一揉,痛却未见减轻,反倒一阵紧似一阵。她这才心知不妙,四面看看并不见人,不由有些心慌,急急地站起身来顾不得那盆衣服,两手捧着肚子直往屋里走。她穿过灶间来到堂屋,却找不到一个人。这时正好辣酱店的学徒小六子进堂屋来,兰英不便将生孩子的事告诉一个毛孩子,又一阵剧痛袭来,她来不及多想便直往楼上去奔回卧室,尚未来得及上床,就感到腹中什么东西啪地爆裂了,随即一股热流顺腿而淌,几乎同时,她扑至床前,双膝跪在地板上,双手死死揪住床上的被褥。她第一次遇到这事,吓坏了,不知该如何是好,一声也不吭,只拼命咬着牙。

  小六子见兰英神色慌张已觉蹊跷,正在猜疑,忽闻耳边噗噗响声,他抬头望向楼板,这一望,惊得他浑身颤栗,高呼一声“大少奶奶——”一跳而起,叫人去了。

  正在茶楼喝茶与人聊天的蔡蓉峰得知兰英要生了,顿时慌了神,连手中的茶碗落地他也顾不得了,撒腿就往家赶,一路上他满脑子都是“儿子”的形象。刚进房门,就见母亲蒋氏三寸金莲鼓槌般阵阵猛捣直冲楼上而去。随即,他便听到兰英的惨叫声以及接生婆粗哑大嗓地命令着“拼死挣!”此时,他感觉他的心跳得像爆豆,紧张得呼吸都乱了。

  屋里的兰英正按接生婆的指令拼死挣,直挣得脸蛋通红发紫,头发湿淋淋地披散在额前、脸上。看见婆婆走近前来,她顿时勇气倍增,遂大喊一声,同时猛一使劲,就将孩子生出来了。婴儿是趴着出来的,口鼻憋住了,并不啼哭。蒋氏顾不得看男女,急将其拎起,对准小屁股啪啪两下。啼声响过,蒋氏这才翻转过婴儿,对下人吩咐道:“快去告诉少爷,是个女!”

  兰英此时也清楚地听到了“女”这个字,她的心不由往下一沉。

  产房外,蓉峰一见抱出来的是个女儿后,“哼”了一声拂袖而去,连看一眼新生女儿都不愿意;产房里,兰英得知丈夫的行为后轻轻说了句“真可怜”。她是在说谁可怜?是女儿?是她自己?还是丈夫蓉峰?连她自己都不清楚。说完后,她闭上疲惫的眼睛,昏昏沉沉地睡去。

  一觉醒来,小女儿安静地睡在她的身边,蓉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来,正气哼哼地坐在床边。见她醒了,也没有问候,而是闷声闷气地说了句“真没用”。

  许是刚才的一觉睡得踏实而养足了精神,兰英一下子坐直了身子,不像个产妇倒像个斗士一样,两眼几乎喷出火来,反唇相讥道:“你有用?你倒生个崽出来给我瞧瞧。恐怕你连个蛋也生不出吧?”

  **TH8196000100660001**

  晚年的蔡庆熙

  依兰英的个性,她不是个任由丈夫打骂和羞辱的人,也不是个遇事只会哭哭啼啼的人。她从来就是有话说话有冤伸冤的人,但她不幸偏偏嫁了个大男子主义实足绝不肯在女人面前低头的人。于是,他们之间只要遭遇一丝火星就会迅疾燃起大火。此刻,兰英的一句话犹如火上浇油。蓉峰最看不得妻子处处不饶人,也最容不得妻子时时要反抗,本就气恼的他面对兰英几近嘲弄的语气,直觉头发倒竖,有一团火正急急地要冲出胸膛。他吼道:“你要么不生,生就只会生个没用的女,你还好意思嗓门比我还大?你还有理了!”

  尽管产后虚弱,兰英多少有点儿有气无力,也不愿意多说话,但她又实在不能容忍丈夫的态度。她几乎是在拼尽全力,反击道:“你口口声声说妹子没用,女人没用。没有女人,谁给你们做饭洗衣?没有女人,哪来你们这些男人?你要清楚,你就是女人生出来的。”

  “正是,女人本就是用来生崽的,否则要你们女人做何用?”

  “如果没有女人生出妹子,妹子长大成了女人,哪来的人为你生崽。如果没有女人,将来你的崽如何能再生崽?”兰英不等蓉峰接口,又说,“女有么子不好?她的血管里一样流淌着你的血,她一样姓蔡,是蔡家的后代,是……”

  “罢了!罢了!”蓉峰不耐烦地打断兰英,“你总是理由一大堆,真烦!”说完,他转身出了屋。

  争吵没有结果也不可能有结果。兰英清楚这样的争吵无法消除蓉峰脑子深处根深蒂固的观念。她为不讨父亲喜爱的女儿感到悲哀,她时常想:妹子并没有错,为么子是不受欢迎的?这时,她会想到她自己,想到从小到大的“争斗”。现在,她不得不为女儿争斗了。

  两年后,21岁的兰英如丈夫所愿生下了个儿子,这是蔡家的长孙,自然倍受蔡家重视,蔡蓉峰为长子起名蔡麟仙。俗话说,有儿万事足,蔡蓉峰因此收敛了许多,在家里也待得住了。他常常蹲在床边细细打量着睡梦中的儿子,在儿子哭闹的时候,他甚至有耐心哄他逗他。当然,他天生并不爱孩子,在对儿子不再感觉新鲜时,他又故态重萌。

  尽管蓉峰并不喜欢孩子,但他却又坚守着“多子多福”的观念,他对兰英说他希望蔡家人丁兴旺。当兰英怀第三个孩子时,他一心指望着还是个儿子。想当年,长女蔡庆熙出生时,蔡家刚刚分了家,生意滑坡,蓉峰本就心情郁闷,女儿的到来不但没有让他积聚在胸中的乌云散去,反而有如雪上添霜,让他更加郁郁寡欢。长子蔡麟仙的出生,虽然圆了蓉峰心中的一个梦,但那时父亲已逝,家境一日不如一日,有子的喜悦也就持续了很短时间。又一年后,兰英第三个孩子降生,又是个儿子,取名蔡麓仙。蔡蓉峰虽然为又添一子而心情愉悦,但随之而来的经济负担让他感觉沉重。麟仙、麓仙一天天长大,蓉峰对儿子的兴趣却一天天减少。

  随着他与妻子的争执日益增多,他对家庭对妻儿愈加厌倦。从小到大,他一直是家里的“中心”,从来都是家人为他服务而他不曾有过为家人承担责任的意识,婚姻对他来说似乎只是身边多了个侍候他的人罢了。当越来越多的责任加到他的头上需要他承担时,他真的很想逃避。

  当兰英第四个孩子即将出世时,蓉峰的希望重新被燃起。此时,他依然无所作为,坐吃父亲留下的那份产业,日子渐渐有些窘迫。他满心指望妻子再为他添个儿子,让这个新生儿为蔡家转转运。然而,他又一次失望了,失望中夹杂着更多的愤怒。

  这次,兰英生了个女儿,取名蔡顺熙。女儿刚落地,兰英就知道蓉峰又不高兴了,于是她先下手,未等蓉峰抱怨,就先开了口:“要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有崽有女,够孝了,你还要怎样?你口口声声要崽要崽,你真的那么喜欢崽吗?我不指望你爱庆熙,但麟仙、麓仙你抱过他们几回?你关心过他们几次?其实说白了,你是要面子多过要崽,崽只是你在别人面前显摆的工具罢了。”

  蓉峰虽然不喜欢孩子,却不能不偏袒儿子麟仙、麓仙。在他眼里,他俩是承继蔡家香火的人,他要给他们一切;对两个女儿,他常常不屑一顾,惟一的心愿便是指望着将她们快快嫁出去了事。兰英却不同,就像当年她凡事都要“与哥哥一样”似的,她给予两个女儿的不比给两个儿子的少半分。于是,她和蓉峰之间的争斗一刻也不可能停歇,并随着生活的日益困窘而愈发激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14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三章  奉命成婚

<标题>=拖儿带女回娘家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葛兰英结婚10年生育了两男两女4个孩子。4个年龄挨着个儿的孩子虽然让她体验了做母亲的快乐,但家庭人口的增多也让她对未来有了担心。一向游手好闲的蔡蓉峰此时眼见家业渐渐坐吃山空,不由得也有了些愁容。当年分家时,蔡蓉峰分得“蔡广益”辣酱店,另一家店“蔡广祥”给了他的弟弟。照理,“蔡广益”的生意一向兴旺,如果经营得力,蔡家一家大小靠着这店也能衣食无忧。只可惜,蔡蓉峰三番五次置兰英的忠告于脑后,本就不善经营,又不学无术,活生生看着“蔡广益”日益衰微,最后不得不低价盘给了别人。全家人仅靠还有些地租收入,勉强维持生计。

  自长女庆熙出生起,兰英就开始盘算着无论如何都要有所节余供孩子们读书。为此,她节衣缩食,精打细算着家庭开支,还四处打听想着替丈夫谋份差事。小女儿顺熙周岁时,兰英带着四个孩子回了趟荷叶娘家。一来看看久别的母亲;二来也想为丈夫找寻机会。此时她的祖父母都已去世,母亲随哥哥葛望嵌一家生活。

  陈氏见了女儿和外孙自然满心欢喜,执意挽留他们在家里多住些日子。只有到了娘家,兰英才能彻底放松。人一放松,就病倒了。躺在床上养病的日子,兰英感慨良多,看着白发母亲里里外外地忙活,一勺一勺喂她药汤和米粥,她就忍不住地掉眼泪。想到小时候她如何在家调皮捣蛋,身为一个女孩如何欺负哥哥又如何被父母宠爱,如何绫罗绸缎不愁衣食,而如今,她不满28岁,却已是4个孩子的母亲,早已不能随心所欲,不能任性撒娇,有的只有为一日三餐忙碌,为孩子的将来揪心,为丈夫的平庸无奈。难道女人的一生只能如此?她很不甘心,但却很迷惘,她并不知道路在何方。眼下,她急于要解决的是丈夫的差事以及孩子们的生活。

  病好后,兰英去了趟曾府。在她眼里,荷叶乃至湘乡县最出名最有本事的除了曾氏,别无二家。曾国藩早于1872年病逝,他的几个弟弟国潢、国华、国荃、国葆以及他的几个儿子都已不在人世。尽管如此,如今住在曾氏“富厚堂”的曾氏后裔大多仍身份显赫,做官的做官,做学问的做学问,做生意的做生意,家道并未因曾国藩兄弟的去世而中落。

  兰英10年前嫁到永丰镇后,其间虽回过几次荷叶娘家,但却从来没有再进过曾府。虽说她的堂叔葛信藩娶曾国潢之次女为妻,葛、曾两家算是亲戚,但自葛信藩去世后,婶娘回了娘家,两家就甚少往来了,只是孩子们还经常互相串串。

  相隔10年,兰英再返“富厚堂”,已物是人非,那山,那水,那亭台,那池榭,还有她曾经数次从窗格里挤进去的藏书楼,一一唤醒了她儿时的记忆。“富厚堂”大得惊人,前面是半月形的荷花池,中间有一块四方地坪,后面便是半圆形的小山。那时,兰英他们一群孩子喜欢站在背后的山上极目远眺,看“富厚堂”前面那片广阔的水田内禾苗绿色满地、院落池塘里荷花怒放。那时,她无忧无虑天真开朗。故地重游,她有的只是一颗沉重的心。

  正思量间,兰英忽闻身后传来询问:“这可是葛家大小姐兰英?”

  兰英猛地惊醒过来,回过头来。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中年妇人,表情闲淡宁静,温文尔雅,衣着朴实并不奢华,好似非“富厚堂”里的贵妇,倒像是普通读书人家的大家闺秀。但你细细打量,还是能发现她骨子里散发出的贵族气。就在兰英转过头来的一瞬间,她惊奇地叫了起来:“这可不就是兰英!”

  与此同时,兰英两眼发光,但随即表情有些尴尬,以与她一贯直来直去的性格不相称的低柔口气轻唤一声:“纪芬小姐!”

  纪芬道:“怎么叫我小姐?不叫婶娘堂妹了?”

  兰英不好意思地笑了。

  纪芬全名曾纪芬,是曾国藩最小的女儿。因为曾国潢的次女是曾纪芬的堂姐,又是兰英的婶娘,儿时鬼灵精怪的兰英就擅作主张称呼纪芬“堂婶娘”,可她自己本就有个堂婶娘,便又改称“婶娘堂妹”以示区别。每次称呼纪芬,她都会不厌其烦地“婶娘堂妹、婶娘堂妹”地叫个不停,别人听着别扭得很,可她一意孤行。

  其实纪芬只比兰英大13岁,出生于1852年,3岁时曾过继给小叔曾国葆,10岁时因养母养父先后去世而返回父母身边,次年随出任两江总督的父亲曾国藩乘船赴皖,沿途见岳阳楼、黄鹤楼等名胜,眼界大开。一年后,她又随父亲入江宁。在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她和母亲又在直隶督署住过一阵子。与兰英从未离开过湘乡县相比,纪芬算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所以小时候,兰英到曾府玩,遇到纪芬正好在家,便总是喜欢往纪芬身边凑,听她讲所见所闻。

  关于纪芬以后的生活,兰英还是了解的,她知道纪芬四处周游后在24岁那年嫁给了湖南衡山县人聂缉椝,新居设在长沙,以后夫妻双双赴江宁,又居上海。此次纪芬就是从上海返乡探亲的。关于纪芬的丈夫聂缉椝,兰英并不十分清楚。于是,纪芬一五一十地讲给她听。聂父聂亦峰咸丰年间进士出身,先后做过知县、知府、补用道员之类的官。二人成婚后,聂缉椝先后任滇捐局帮办、总办,10年前因姐父陈鸿志奉委办江宁筹防局事宜而随同赴江宁,在帮办营务处任差。不久,由左宗棠派任为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会办,又在曾国荃的保举下升任总办,因工作出色很快由曾国荃荐举任苏松太道。

  兰英像听故事一样仔细聆听纪芬的生活经历,有些羡慕有些向往。一直以来,她对湘乡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永丰镇也有人走出大山出外闯世界,在兰英眼里,从外面回乡的人总是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他们的眼神不再有山村乡民固有的呆滞麻木毫无生气,而总是灵光闪现。她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如何改变了他们,她渴望着外面的世界。常年的家庭主妇生活抑制了她那颗蠢蠢欲动的心,表面上看,她比年少时平和了许多,但内心却似一座火山,只等待着时机喷发。在与纪芬的交谈中,她意识到机会似乎就在眼前。

  当兰英被纪芬询问她的生活时,兰英已经不再有两人初见面时的本能地因身份地位的落差而有的怯生生,真本性开始显现。她心直口快地直接要求纪芬帮忙让聂缉椝给丈夫谋份差事,“最好是去上海。”她补充了一句。

  曾纪芬哈哈笑问:“你可知道上海在哪儿?多大?那儿有什么?”

  的确,兰英对上海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出嫁前,她听得多的是“江宁”。从曾国荃三番五次从江宁大批运回财物,她揣测那是个遍地金银财宝的地方。然而对于江宁到底在什么位置距湖南有多远,她不知道。上海对她来说,就更加陌生了。不过,这并不妨碍她走出乡村去体验大山外灿烂世界的决心。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15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三章  奉命成婚

<标题>=为丈夫谋到了差事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隔了几天,兰英又到曾府。不像上次入府说只是随便串串门,这次她的目的很明确,直接找曾纪芬。纪芬很热情地迎兰英入屋,未及她坐定就先开了口,说她已与丈夫聂缉椝商量过蔡蓉峰的差事,聂缉椝准备推荐蓉峰到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工作,他说他现在虽然离开了总局,但与那里的人从未断了联系,又考虑到总局是一家大型工厂,职位多差事也好安排。虽说如此,若想谋个官位比较高的职位,似乎有些困难。说到这里,纪芬问兰英:“你看情况就是这样,也不知蓉峰肯不肯屈就?”

  **TH8196000100740001**

  江南制造总局炼钢厂

  兰英激动得几乎要落泪,她拉住纪芬的手,一再称谢。不过,她对江南制造总局却一无所知。可以说,中国近代新兴工业是从军用工业发端的,而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我国第一个大型军工企业,以后在当时所有军用工厂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对洋人的武器数十倍锐利于土枪土炮的切身感受,曾国藩于1861年攻陷安庆后创建了安庆内军械所。次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建了洋炮局,但这些小型军工厂多手工制造不具规模。1865年,曾国藩在容闳启迪劝导下,认识到若“师夷长技”,必须“觅制器之器”,也就是说,若要造船,必先有造船之器;若要制枪炮,必先有制枪炮之器。在这种情况下,由曾国藩、李鸿章提议,清政府批准,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虹口成立,后迁入城南高昌庙镇。总局建有机器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锅炉厂、枪厂、炮厂、工程处以及库房、栈房、煤房、文案房、工务房、中外工匠宿舍等,为日后开展造船活动还建有泥船坞一座。经聂缉椝保荐,蔡蓉峰将在轮船厂任职。

  从曾府出来,兰英踮着小脚一路急走回了娘家,收拾好行装当日便携子女返回永丰镇。一路上,她有些忐忑,不知蓉峰是否愿意接受这份差事。依她对丈夫的了解,蓉峰懒惰成性,别说出外谋事,就连自家的辣酱生意都懒得打理。这许多年来,他从未正经干好也不屑干过一件事,如今却要他远离家乡去往那遥远陌生的上海,他将有何反应?轿子的上下颠簸有如她七上八下的心。

  然而出乎兰英意料,蓉峰当即表示他很乐意去上海。见兰英有些诧异地睁大着眼,他露出难得的笑容,不知是对兰英还是自语了句:“也是时候自食其力了。”不论他的这句话是否一时冲动,兰英还是被感动了。蓉峰接下来的一句话更让兰英目瞪口呆,他很认真地对兰英说:“你和我一起去吧。几个伢子就放在家里,妈妈会照看的。”

  其实,兰英一心指望纪芬替蓉峰在上海谋差事,除了生活所迫外,她更想乘此机会也能和纪芬她们一样走出湘乡走出湖南,去见见世面,去看看大山外的世界,但她知道她的这个愿望,丈夫必定除了反对还是反对。在回家的路上,她就想到她小时候的一次次的“斗争”,她也做好了和丈夫斗争的准备。总之,她那时就已经开始启动与丈夫一拼高低的武器,也调动起沉睡在心底的抗争细胞,她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不会屈服,坚决要求和丈夫一起走。谁知情况完全不是她所想,就像一个披挂整齐的战士,临上阵前突然发现他的敌人早已不知所踪,除了发蒙以外,一时竟有些手足无措。

  兰英花了很长时间,才将身上那一根根倒竖起来的矛刺慢慢抖落下来。她疲惫地躺倒在床上,笑了,几乎笑出了声。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16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三章  奉命成婚

<标题>=在上海安家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1893年,葛兰英随丈夫来到了上海。初来时,她对上海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她睁着一双近似于童稚的眼睛,将上海的一丝一缕都狠狠地“掘”入眼帘“刻”入心里。商业街上的人流让兰英有些害怕,她感觉家乡荷叶全部村民排成队似乎也没有这么多,沿街一个紧挨一个的店铺也让她费了好大的劲一一加以辨别。出于女人的本能,她喜欢看布料店。每次走到店门口,她都忍不住趴着橱窗往里瞧。每次蔡蓉峰都要埋怨她是“乡下人”,少见多怪,还嫌她丢人,然后拉她走。

  除了上海人多、店多、马路宽阔、新鲜玩艺多以外,最让兰英惊奇的是,她发现世上竟然还有如此众多的不靠种地生活的人。他们用不着埋首于田间地头风雨酷暑之下辛勤劳作,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却住着洋楼,他们的孩子可以在学校读书,他们有吃有穿,而且吃的穿的都比乡下人好。

  然而在对上海的最初好奇渐渐消退后,在认识了越来越多的轮船厂的工人之后,兰英逐渐认识到其实工人们的日子并不比乡下人好多少,他们中一样有挨饿受冻衣衫褴褛的,一样有孩子上不起学的,一样有没有钱看病躺在床上活活等死的。惟一不同的,恐怕要算是工人是进厂做工,农民是下田种地。认识到这些,兰英的心里泛起阵阵波澜。

  蔡蓉峰在造船厂的职位并不很高,仅有个从九品的州同衔,但相对于普通工人,他的生活还算是不错的。兰英跟随丈夫住在工厂专供官员居住的一栋两层小楼中的其中一套,她平时主要是做做家务,闲时就和其他官员的家属在一起聊聊家常,生活得很闲适。因为丈夫有了个不赖的差事,她此时的精神也放松了很多,不再那么操心费神了,便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深入到普通工人的家庭中去。

  促使她萌发此行为的是有一天上午她去给在厂里通宵督工没有回家的丈夫送饭,由于不熟悉路误入工人宿舍区。那是一片杂乱肮脏的棚户区,一条黑乎乎的臭不可闻的小水沟横在棚户区前,一个小水井旁蹲着四五个衣着破烂的女人,她们正在吭哧吭哧地洗着衣服。她们每个人面前的大木盆里都有成堆成堆的衣物,兰英很纳闷她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衣服要洗。她是个心里藏不住事的人,便上前询问,得知女人们是帮人洗衣服的,因为男人有病不能做工,又没钱医治,厂里不管不问,她们只好自谋生路了。

  兰英将情况告诉蓉峰,让他为工人们想想办法,但蓉峰对此很冷漠,说这是厂里的规矩,他也没有办法。争辩了半天,蓉峰毫不松口。兰英无奈,第二天她自己出钱请了个大夫,又亲自把大夫带到了工人家里,为他们诊治。大夫探了脉、开了方子,走了。几个有病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差点儿就要跪在兰英面前,痛哭流涕地直唤她为“救命恩人”、“再生父母”。

  从此,兰英有事没事就往工人宿舍跑,为这家送点食物,为那家送点药,给病人喂汤喂药,给孩子梳梳洗洗。时间一长,工人们不再有开始时的敌对情绪,视她为亲人为靠山,虽然她其实并没有说动丈夫为他们争取到更多的权利。

  兰英自然是了解蓉峰的,她知道她的行为必遭蓉峰的反对和斥责,她也就不多嘴。她总是和蓉峰前后脚出门,蓉峰去工厂,她就直奔棚户区,然后掐着时间赶在蓉峰放工前回家。然而她的行为是隐瞒不了的。不多久,厂里便盛传蔡大人的夫人如何如何,自然也就传到了蔡蓉峰的耳朵里。他气哼哼地一回家就质问道:“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东奔西跑,不着家,你丢不丢人?”

  兰英不急不恼地反问道:“既然你自己不肯干,那我只好替你干了。我干的可都是为你们蔡家积德行善的大好事。你有何不满?如何丢人?丢了么子人?你们这些当老爷的,只晓得挥着个马鞭驱使着马骡一般的工人们没完没了地干啊干,也不去瞧瞧为你们卖命的工人们平时过的都是些么子日子?”

  蓉峰没好气地说:“他们命该如此,怎能怪我?再说他们也没有别的本事,不就只能当个工人。”

  兰英说:“命不好是他们的错吗?你命好,就一定要骑在他们的头上吗?你还不是靠攀权附贵才捞了个这等差事,你以为你有多大本事。”

  葛兰英的母亲曾经说过,兰英的口无遮拦既是她的最可爱处,也是她的最致命处。人们往往欣赏于她的胸无城府心直口快,也常常因此而受到伤害从而记恨于她。在与丈夫的关系问题上,兰英也总是在关键时出口激烈从而使原本还可挽回的形势逆转而下,有时甚至因此将平常的矛盾迅速激化。眼下她的一番话深深刺痛了蓉峰,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他几乎跳将起来,但他是个好面子的人,他知道破口大骂、拍桌子砸板凳,定会招来看客,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他只能压住怒火,摔门而去。

  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兰英和蓉峰之间仍然免不了还要争吵。他俩的又一次吵架是因为一个讨饭上门的同乡。这个来自湖南湘乡的中年老乡,姓葛,算起来也是葛家的远房亲戚。在一个大雨滂沱之夜,葛姓老乡敲开了兰英家的门。一听是家乡出来的,又姓葛,兰英很高兴,热情相邀他进屋入座,泡上茶端上酒菜嘘寒问暖。偷眼瞧蓉峰,只见他坐在一旁眉头紧锁吧嗒吧嗒抽着水烟闷声不响,脸拉得有如毛驴脸。其实无事不登三宝殿,兰英一见葛老乡衣着单薄破旧灰头土脸脑后的大辫子也很凌乱,就知道他一定是来求蓉峰讨要工作的,否则他也不至于笑容尴尬手足无措语无伦次卑微怯懦至极。看蓉峰的样子,想必他也是明白人。

  果然,酒足饭饱之后,老乡支吾了半天还是开了口,他想在轮船厂谋个工作。说着,两行浑浊的眼泪划过脸颊,在脸上留下两条白白的细沟之后滴在前襟上。原来他的家遭受了一场特大水灾,家破人亡后他独自出来讨生活,只希望有个工作有饭吃有地方住就行。兰英瞬间就心软了,她一边安慰着老乡,一边拿眼角瞟蓉峰。蓉峰未为所动,仍旧不紧不慢地抽着水烟。过了好半天,他才吝啬地只吐出两个半字:“不行啊!”那个“啊”字声音极轻,只是喉咙口轻轻爆破了一声,所以只能算半个字。看着他那一副无动于衷铁石心肠的样子,兰英突然萌发给他一拳的冲动,她想起他们在家乡时类似的一幕。

  那是腊月里一个阴湿寒冷天,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准备过年。蔡家来了一个讨饭的,他央求给他几文钱好返乡与家人团聚。蔡蓉峰眉头皱得额头上的肉全部挤向眉心,一看就是厌恶到了极点。他也不容乞丐把话说完,就挥舞着胳膊,不住地说:“去去去!”乞丐不走,蓉峰想推他走,却又嫌脏,不愿直接用手接触,便随手操起靠在门边的一根毛竹条,驱赶他。屋里的兰英以为蓉峰要用毛竹打人,赶紧出来,一边从怀里掏出几块铜板,刚刚伸出手递向那乞丐,却被蓉峰从身后啪的一声拍到地上,同时他怒吼一声“你干么子!”那乞丐吓了一跳,兰英更是怒不可遏,转头冲着蓉峰也脱口而出:“你又干么子?!”蓉峰从地上捡起那几块铜板,嘴里嘀咕道:“我的钱是给你白送人的吗?”乞丐降低要求,说:“不给钱,那就给碗剩饭吃吧。”蓉峰大声回绝道:“没有没有!”说着,他硬拉兰英回房。兰英被他拽得跌跌撞撞,但她还是回过头冲乞丐努努嘴又眨巴眨巴眼睛再用手朝屋后指了指。

  两人回了屋,蓉峰把门关上,狠狠地上了门栓,不解气地继续责备:“你倒蛮好心的呵,拿我的钱去做人情。做人情也罢了,那也得看看是谁。钱给了要饭的,不就是扔进了水里,那你还不如直接扔进河里呢。”出乎蓉峰意料,兰英此时一言不发,任由他叽哩哇啦狠狠发泄着。骂了一阵,不见兰英回应,他自知无趣,也就闭了嘴,独自上楼去了。兰英一见蓉峰走了,立即到灶间随手抓了一个纸袋,手忙脚乱地往里倒了些剩饭剩菜,又顺了一小瓶辣酱,然后悄悄推开后门,只见那乞丐正坐在不远处朝她这儿张望呢。

  连一碗剩饭都不愿施舍给乞丐的蔡蓉峰怎么可能伸出援手帮葛老乡安排一份工作?看着老乡黯然的眼光颓丧的神情,兰英无能为力之余真的很痛恨丈夫的冷酷。送走老乡,眼见他孤独的身影慢慢被黑暗所消融,兰英怒斥蓉峰“心是冷的,血是黑的”,蓉峰百般辩解,却已无法入兰英耳。争吵中,不知为什么,兰英又想到她在结婚前与蓉峰见过的那惟一的一面,面对一个花样般的少女惨烈的“死”,他俩所表现出的不一样的态度,其实她那时就已经见识过了蓉峰的冷漠。然而对婚姻,她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权利,她在明明知道他的为人之后还是不得不嫁给他。此时,她既为自己的婚姻感到悲哀,也为两个女儿日后的婚姻有了些许担心。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17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三章  奉命成婚

<标题>=丈夫迷上了抽大烟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一转眼,葛兰英已经在上海生活了整整6个寒暑。6年来,她的见识日渐增长,和丈夫的关系却非但没有和好,反而愈加紧张,即使她于1895年春又生了一个儿子,也丝毫没有拉近他俩的距离。

  儿子出生前,不知何时起,蔡蓉峰开始夜不归宿。起初他借口厂里事多,又说为了日后的升迁而不得不应酬那些达官贵人,后来连借口也懒得找了,面对兰英的询问,他含糊其辞地打打哈哈,被逼问得紧了,他就大光其火。兰英想破脑袋也想不出蓉峰夜里不回家究竟能去哪儿,待在厂里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不是个视工作为生命的人,平日里能偷懒就偷懒,能让别人干的,他绝对不会亲自动手;要说应酬,他确实比较势利,总是想法巴结非富即贵,但也不至于日日有宴请,夜夜有牌局。兰英一时无法找到答案,她只是发现蓉峰的精神变得很萎靡,而且常常哈欠连天,甚至有时涕泪纵横丑态百现。她问他“是哪儿不舒服了?病了?”他也就懒懒地摆摆手,不回答。这样的状况三天两头出现,兰英起了疑心。

  那天兰英进了一次城,正是这次进城,让她得以揭开了谜底。江南制造总局批准设立时地址是在上海虹口,后因房租过高,机器设备日增而场地又过于狭窄无法扩展,加之当地洋人反对在该地区制造军火,便迁至城南高昌庙镇(今江南造船厂)。这里离城区闹市有些距离,兰英只是刚进上海时图新鲜进了几次城,以后就很少进城了。

  在添置了计划添置的杂物后,兰英正准备返家,忽见马路对面的一家店铺前聚集了好些人。她是个爱看热闹的人,便穿过马路,挤进人群,只见一位年轻妇女正跪在一家店门口哭天抹泪,那伤心欲绝的样子连素不相识的路人都忍不住有些伤悲。兰英过去想搀她起来,也想问问是怎么回事。正在这时,一个男人从店里走了出来,不由分说上前就对女人拳打脚踢,一边打还一边骂:“臭婆娘,竟跑到这儿丢老子脸。”女人只是哭,哭得更惨,却并不还口还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兰英见男人打得来劲,也没有多想就一步上前拦在那女人前面,并质问道:“有话不能好好说,为么子要打人?”男人未加理会,一把推开兰英,继续打女人。兰英被推了个趔趄,被一个老太太拽住。老太太悄声对她说:“别管那么多,这些男人一旦沾了大烟,就都成了鬼了。”兰英有所醒悟,她再仔细看那男人出来的地方,那并不是什么店铺,而是一家大烟馆。她再看急慌慌往里进的男人们,她似曾相识,他们病态的模样正是蔡蓉峰的翻版。

  对于大烟或鸦片,对于大烟馆,对于抽大烟以及后果,兰英并非没有耳闻,但她天真地以为那些东西离她的生活很遥远,不足以影响到她的家庭,因而也就鲜有打听。如今这活生生的一幕骤然唤起了她的警觉,她意识到丈夫八成也迷上了这个东西,她为她终于找到了丈夫夜不归宿的原因而打了个冷颤。

  若不是小脚行走不太方便,兰英几乎要跑回家去,她急于想证实她的猜测,她抱以希望也暗存侥幸。她希望蓉峰打哈欠、落泪、流涕只是身体欠佳,她侥幸于蓉峰只是有些不求上进不思进取而不至于堕落。一路上,她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是杂乱而无绪的。

  然而,蓉峰并没有给兰英一个明确的答案,他既不说“有”也不说“没有”,他只是责怪她胡思乱想。任兰英打破了沙锅甚至掏心掏肺辅以软硬兼施,都没能从蓉峰嘴里挖出真情。当晚,兰英躺在黑暗中,听着身旁蓉峰有节奏的呼噜声,她的眼前出现了两个自己,一个咬牙说“有”,另一个切齿说“没有”。她左看看右瞧瞧,不知该相信谁。

  连着好几天,兰英不再和蓉峰谈“烟”的问题,并非是她不认为蓉峰没有抽大烟,相反她已经确定他“不干净”,她的理由是如果他确实没有抽过大烟,那他大可直截了当地否认,但他却模棱两可,不承认也不否认。依她对丈夫的了解,不说“没有”就意味着“有”。同时,她也想通了,指望他自己承认那是不可能的,她要出其不意当场揭穿,让他百口莫辩。

  蔡蓉峰哪知道妻子的“小九九”,见她不再追问了,便放松了警惕。

  那天,兰英跟踪蓉峰,眼见他进了一家烟馆半天不见出来,她认为机会来了,直闯了进去。烟馆内烟雾缭绕,进来的人急急吼吼,出去的人心满意足。侍者迎来送往,里里外外地忙着。兰英在门口一现身,立即招来烟民们的哄笑和怪叫。一个说:“瞧,女人也进烟馆了,真是稀罕。”一个说:“怕是男人跑了,到这儿寻开心来了吧。”还有一个竟嘻皮笑脸不怀好意地说:“小媳妇模样还挺俊俏,来陪陪大爷。”兰英顾不得和他们理论,只是瞪大眼睛透过烟雾找寻蓉峰。

  蓉峰此时正躺在最靠里头的墙边,他穿着陈旧的蓝布长袍,黑色瓜皮帽,一条大辫子拖在身后。他侧躺着,脸对着墙,背对着门,微眯着眼,正吧嗒吧嗒地抽着大烟,满脸的陶醉。他沉浸在他以为的极乐世界里,不知道闪电就在脑后,风暴就在眼前。过了一会儿,他长长地吐出一口烟,眼睛微开,翻转身子,伸直双腿。突然,他的眼睛睁得如铜铃一般大,身子像弹簧一样一下子弹坐了起来。兰英的两只眼睛正剑一般直向他刺来,他不敢直视,本能地躲闪着妻子的目光,但他又自觉不能在众人面前失了面子,便一挺身站到了地上,手指着兰英,有些颤抖却又故作镇定地骂:“你……你这个臭婆娘,跑这儿来做么子?这是你们堂客们来的地方吗?”

  兰英突然想到那天在大烟馆门口当众殴打辱骂妻子的那个男人,她悲哀于如今自己的丈夫也学会骂她“臭婆娘”。那天她为那女人可怜,如今为自己可悲,莫非天下的女人都是屈从于男人的奴婢?都是任由男人打骂的牲畜?想到这些,她自觉胸中怒火在燃烧,似乎想都没想就一步上前,一把夺过丈夫手中的大烟枪,两手握着,高高举起,然后一抬腿,手落下,再举起、抬腿、手落下,如此两三次,大烟枪终于“啪”的一声脆响,断了,然后朝着蔡蓉峰面前的地下使劲一掼。两半截烟枪在地上弹了几弹,把蔡蓉峰吓得不由地往后退了半步。

  烟馆里的人显然被眼前的这个看似柔弱的小妇人的举动吓住了,都住了嘴。馆内没有人声,只有蔡蓉峰的手仍指着妻子,除了“你,你,你”,却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半晌,烟馆老板害怕被冲了馆子妨碍了生意,又心疼烟具,苦着脸上来又哄又劝。

  以后的日子,蔡家始终火药味十足硝烟弥漫。兰英想尽各种办法试图阻止蓉峰再踏入烟馆,但收效甚微。蓉峰自被兰英揭穿抽大烟的事实后,反倒踏实了,他从此不再躲躲闪闪遮遮掩掩,不仅大明大方而且理直气壮。周围的环境越来越糟,男人们将抽大烟视作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每天吃饭撒尿和睡觉一样必不可少。女人们除了叹息、哀求、哭泣以外,别无他法,好言相劝只能换来一顿毒打,于是她们只好闭嘴、默许,以眼不见为净自欺。兰英不停地反抗,却也自知个人力量根本不能阻碍社会的日趋腐朽与衰败,甚至连将其他女人唤醒加入反抗行列都不可能。此时,她感觉到个人的渺小。

  短短数日,兰英迅速消瘦下去。当一个人无力扭转局势改变现状而又不屑顺应与附和时,惟一的办法就是逃避。此刻,兰英想回家,她想念孩子们也想念母亲和婆婆,她更想离开她的男人,她自知仅凭她个人的力量,哪怕她抗争性再强,终难使他回心转意迷途知返,因而她只有选择离开。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她再次怀孕。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18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三章  奉命成婚

<标题>=丈夫有了外遇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葛兰英的第5个孩子即第3个儿子1895年3月30日诞生于上海。她为他取名蔡龢仙(即蔡和森)时不曾意识到,这个出生时九死一生的瘦弱小男孩日后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那天白天,兰英就预感到要生了,尽管她当时并没有什么不适。在上海生活了两年多,她自然知道上海女人已经开始习惯到医院去生孩子了。兰英一贯乐意接受新生事物,早就和蓉峰商量好这次一定上医院,蓉峰也答应到时候送她去。她既有了预感,本来就准备等蓉峰回家后上医院待产,可偏偏直到天色漆黑,蓉峰也没有踪影,兰英猜测蓉峰恐怕又去泡烟馆了,心里又急又气。惴惴不安中,困意袭来,肚里的孩子好像也睡了没有了动静,她以为当晚不会生了,便上床休息。可她刚刚爬上床,肚子就开始翻江倒海般折腾了,她巨痛难耐,暗自叫了一声“不好”,随即下床挣扎着推门出去。周围一片寂静,蓉峰也不知在哪儿,她一时有些发慌,也顾不得许多,就穿着拖鞋直往医院去。可刚走了不多远,她就痛得几乎要倒在马路上,她知道单靠她自己无论如何也走不到医院了。她紧咬牙关,在阵痛间隙又折回头,敲响了邻居家的大门。

  女人们手忙脚乱地将兰英抬到人力车上,吩咐车夫赶快到医院。可孩子实在等不及了,半道上就伸出了小脑袋。兰英忍不住惨叫起来,又怕得大哭起来。车夫拼了老命奋力将产妇送到医院,孩子已经落了地,却一点儿声息也没有。也不知是过度紧张,还是失血过多,兰英一下子昏了过去。医生们慌里慌张地剪断脐带,拎起孩子又是拍屁股又是掐人中,折腾了半天好不容易让孩子哭出了声。可是,孩子因受了风寒,随即持续高烧,从此落下了哮喘的病根。另一拨医生紧急抢救兰英,又是好一阵忙碌,她好歹缓过了气。

  蓉峰闻讯后急忙赶到医院,站在兰英的病床前,不免有些心虚。他小心翼翼地问候着,见兰英脸朝里并不答理他,他也不敢光火,就那么呆呆地站着,不知该怎么办。他自知他在妻子即将临盆时仍然痴迷于大烟,妻儿因此差点儿丢了性命,确实有些过分,他想和兰英说些什么,但却又无从说起,认错是不可能的,自责也是难以启齿的,他只能等待着兰英自己消化怒气。

  兰英对丈夫早已失去了信心,她知道蓉峰就站在她的身后,似乎大气也不敢喘,但她并不因此就以为他从此就改邪归正,她太了解他了,或许目前他可能确实有些内疚,毕竟妻儿刚刚从鬼门关里逃生,但事过境迁,故态复萌是他的本性,他不是个好了疮疤记住痛的人。再说,他明知他的行为对不起妻儿,却连道个歉的勇气都没有,在这种时候,他还坚持着维护他大男子大丈夫的所谓气派。因此,她不想答理他。此时,丈夫对她来说,更多的是她和孩子们生活的依靠,而不是她精神的支柱。

  死里逃生后的兰英在病床上有了更多的思考时间,从她自己的经历,她认识到女人们依附于男人惟男人之命是从,不仅仅是女人们自身的怯懦所造成,更多是由经济地位所决定。以她为例,她曾经无数次地想过要离开丈夫,可她除了回娘家外,以她个人的力量是难以抚养孩子们的。如果她有更多的文化,如果社会容忍女人工作,她一定比现在有勇气。

  当然,勇气并非一定要等到客观条件完全成熟才可能生成,万念俱灰之下照样可以倍增胆力。促使兰英最终弃丈夫而去的原因并非她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而是丈夫意欲纳妾。

  那时和森已经4岁了,兰英无意中从邻居太太们闪烁其辞的话语中获知蓉峰在外可能有个女人。虽然未经证实,但兰英在心里定了案。她早就不再对丈夫抱有幻想,他既然能够置她的忠告规劝于不顾,执意沉湎于缭缭烟雾里不肯自拔,那他和其他许多男人一样三房四妾妻妾成群也就不奇怪。如果蔡蓉峰将那女人永远藏在“金屋”里不让兰英知晓,或者明知兰英已然抓住了蛛丝马迹却还是挺直腰板理直气壮地以一副被冤枉的委屈模样赌咒发誓地加以坚决抵赖,那么,兰英或许能够做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在表面上,她是蔡蓉峰蔡大人惟一合法妻子,她可以眼不见为净。

  然而,蔡蓉峰恰恰不知好歹,他不仅要迎妾入门,还要兰英低眉顺眼地接受她。按道理,他不是不了解兰英,依兰英刚烈的脾性,她断不会答应妻妾同室。尽管如此,他还是要这么做,因为他是男人,他是一家之主,无论兰英如何不柔顺,他都要这么做。另一方面,他以为兰英和他结婚19年来,虽然总是磕磕碰碰吵闹不休,他也知道她对他有相当的不满与埋怨,也知道兰英比一般女人要强得多有个性得多。但是,其间兰英也闹过要离家,最终却都屈从了。在他看来,再强的女人也总是要吃饭要男人要孩子的,兰英也无可幸免。因而,他有点有恃无恐,料想兰英对于他的纳妾要求也只能叫嚷几句罢了,断成不了气候。于是,那天晚上,待儿子和森睡下后,蔡蓉峰开了口。

  屋里的油灯不太亮,光线摇摇晃晃的。兰英坐在床边正在绣花,她自小从母亲和奶奶那里学到一手好针线,闲来无事就喜欢绣花纳鞋,手艺日臻完美。近几年来,她已经很少主动和蓉峰说话了,她把心底的话都竹筒倒豆子般一骨脑儿倒给了仅仅4岁的儿子和森,也不管他是不是能听得懂她的话,她就爱跟他说。和森外表很纤弱,又因哮喘病总也治不好,所以看上去比同龄的孩子小好多,不过他比他的4个哥哥姐姐都要聪明,总是很有耐心地听母亲的唠叨,似乎也能听得懂。兰英既然有了倾诉的对象,就更懒得理会蓉峰了。

  对于蓉峰在外有女人,兰英虽早有耳闻也相信确有其事,但当亲耳听见蓉峰不仅承认而且还准备娶进门时,她还是忍不住暗暗打了个冷颤,手也不由抖动了一下,绣花针差点儿扎进手指肉里。面对蓉峰的要求,她没有吱声,不是她不想说,而是她感觉心里空荡荡的,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同意?不同意?同意,那是不可能的;不同意,那又怎么样?蓉峰会因此就抛弃那女人,乖乖回家做个好丈夫好父亲?既然如此,那还不如一言不发,不过她知道她的心此时是苦的。

  蔡蓉峰吧嗒吧嗒地连吸了几口水烟后,将脸转向兰英,有些急躁有些不耐烦,他以为兰英会发火会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他也早就作好了回应的准备,可是不曾想在他看来兰英无动于衷。他不想绕来绕去打迂回之战,他只想要个痛快话。于是,他直截了当地问:“我说,你给个话,到底行不行?”

  兰英头也未抬,手中的活儿还继续着。看来回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既然蓉峰问得如此直接,不如也还他一个干脆。于是,她回答说:“不行。”

  蓉峰早已有所准备,说:“我是念在伢子们的份上,才和你商量的。换了其他男人,哼!”

  兰英好言道:“我也是念及伢子们,才不答应你的。我这是为你好,你是伢子们的爸爸,你别自己不把自己当父亲。”

  蓉峰有些火气:“我是一家之主!我说了算。”

  一听这话,兰英突然将手中的绣品使劲往地上一扔,一下子站起身来,手拎着床单的一角猛地一掀,床上正熟睡的和森“骨碌碌”翻了两滚,落在褥子上,被惊醒了,他坐了起来,直愣愣地看着拎着床单的母亲。

  兰英指着床单上的一个与蓝色床单颜色显然不相符的荷花绣花图案以及图案旁的一个显然是被烧焦的圆洞,直斥丈夫,语调高了许多:“你看看这是么子?你还有脸说你是一家之主。你这个一家之主都干了么子?除了白天黑夜地吃烟(即抽大烟),除了留在这床单上的一个个窟窿,除了把家当一点一点败掉以外,你还干了么子?我们娘几个就差没有出去讨饭了,居然还想讨小老婆,亏你想得出来!”

  自抽大烟的事实公开后,蓉峰无所顾忌,不仅闲时泡烟馆,在家时烟瘾犯了就躺在床上抽,抽着抽着就睡着了,床单被烧了个窟窿也不知道了。兰英绣个图案遮盖住窟窿,既节省又美观。蓉峰面对那绣花图案时,也时有愧疚,却也抵挡不住大烟的诱惑。于是,第二个窟窿正等着兰英去填补。对于抽大烟的问题,兰英知道再怎么说也是白费口舌,索性随他去了。看到床单上的窟窿,她能做的也只是绣个漂亮的图案。平时她不说什么并不意味着她妥协了而容忍蓉峰的行为,她只是心冷如水罢了。此时蓉峰却还大言不惭地叫嚷“一家之主”,兰英压抑许多的怨气怒火终于如洪水决堤,一发不可收了。

  蓉峰被兜了老底,心里发虚,嘴巴却还是那么硬:“你这个女人怎么……”

  兰英不给蓉峰说话的机会,打断他的话,继续道:“我这个女人咋了,在屋里头,我从睁眼干活到闭眼,侍候你这个当家的,养育伢子们,为了一家大小的生活扔下伢子跟着你到这儿来讨生活,为你洗衣做饭。你说我是不会生养,不会操持家务,还是不守妇道?你就想着要讨小老婆?”

  “男人三妻四妾,天经地义。你出去瞧瞧,哪家的男人不是如此,也没见别人家的堂客说三道四,就你……”

  “对,我就是和别人家的堂客不一样。我知道堂客一样也是人,不能容你们男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别读过几天书,就想往当家的头上爬。”

  “我说的可全在理上。”

  “那我休了你,看你那些歪理向谁说!”

  “行,我这就带伢子回湖南去!”

  说完,兰英抱过床上的和森就给他穿衣服和鞋子,然后就开始收拾东西。在她的身后传来“劈里啪啦”砸东西的声音,她不为所动,表情坚毅。

  已经穿戴整齐的和森坐在床沿,既不哭也不闹,而是静静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19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三章  奉命成婚

<标题>=回家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蔡蓉峰自妻子兰英带着儿子和森离开上海回湖南老家后,起初有一阵子心情真是很舒畅,他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像一只久关在笼子里的小鸟,深切体会到自由的快感。以往在兰英面前,他始终以大男人大丈夫的面目出现,但他知道那其实有很大的“做”的成分。也就是说,他的所谓大男人大丈夫的形象并非自然而就的,也不是因经济地位所形成的威仪而水到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摆”出来的,是他“造”就的。有的时候,他面对沉默无语的兰英,内心是虚弱的、惶恐的。尽管兰英没有经济基础不过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妇女,而他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可他还是能够感受到兰英从每一寸肌肤里射向他的利剑,让他倍觉压力而难以喘息。兰英一走,他大有重获自由之感,泡在烟馆数昼夜不出来而不用担心回家看兰英的脸色,更可以沉浸在小妾的温柔乡里,把时光丢在脑后。

  就这样纸醉金迷浑浑噩噩地过了一段逍遥日子后,蔡蓉峰慢慢地有些清醒了,他越来越多地在夜半苏醒时突然想起了兰英,想兰英的梦里还有他吗?他记得新婚不久的一个清晨,兰英喜滋滋地告诉他她梦见了他,说他在她的梦里是个温柔体贴的好男人。现在想来,他很惭愧。当兰英时常在白天也出现在他的脑子里时,他这才觉出兰英其实是个好妻子,至少她从来没有饿着他冻着他。如今,他虽然明正言顺地将小妾接回了家,却家不成家。小妾热衷的是花他的钱、和他并排躺在床上陶醉于大烟的虚无之中。别说洗衣绣花,就连一日三餐,他也没有享到妾的福。

  更让他郁闷的是,时局日趋动荡,自上一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西太后杀了七个人,受其株连的也个个人头落地,到处都在杀杀杀,血腥气浓重,义和团又吵吵嚷嚷着和洋人们斗,也搅得天下大乱。乱哄哄中,江南制造总局下设的各个工厂都在大幅度裁员。起初,蔡蓉峰以为他是原苏松太道现署理江苏巡抚的聂缉椝介绍来的,后台也算很硬,无论如何也裁不到自己头上,一副笃笃定定的悠闲神情。可随后他发现身边也有几个有靠山有后台的官员一一被拉下了马,他这才有些慌张,想聂缉椝到底是兰英家的亲戚,与他蔡家可是八辈子也扯不上关系的。如今他活生生气走了兰英,若聂缉椝为兰英出口气,定是可以不顾他死活的。越想,他越感到前途茫茫。危急之时,他的小妾不理不顾不管,除了大把花钱之外还偷着把家里的一些值钱东西拿去变卖换钱。

  惴惴中,坏消息如期而至,蔡蓉峰失业了。本来他一怒之下想去找聂缉椝,但转念又想,聂大人早已离开上海,所谓天高皇帝远,他也难以插手江南制造总局事务了,何况他当年任总局总办时的部下也大多离了职另攀高枝去了,换来的一帮人也不一定买他的账。再说,蓉峰也自觉无颜再去央求聂大人,除了兰英的关系以外,这6年来他在轮船厂实在无甚建树。聂大人不传唤他去面斥一顿已够给他面子了,他难道还有颜面自己找上门去?就算他厚颜,也只能自讨没趣罢了,别的恐怕什么也捞不到。于是,他深深叹口气,自我安慰说“算了,还怕找不到吃饭的地方?”

  失业后,蔡蓉峰原本想要么天不靠地不靠靠自己另谋高职,要么倾其所有开个门面做点小买卖,也不至于流落街头更不会饿死。然而找工作,他既无文化也无一技之长却高不成低不就;做生意,他这才发现他的那点儿家底已经被小妾败得差不多了,不要说开个店,就连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了。为此,他火冒八丈,痛骂了小妾一顿,还不过瘾,又借题发挥,将一段时间以来积聚在胸中无处发泄的怒火倾注在拳头上,狠狠地打了小妾一顿。

  小妾细皮嫩肉,哪能经得起如此暴揍,加之她本不是个安分女人,甘愿做蓉峰之妾,不过是有个还算有钱的男人依靠罢了。如今蓉峰工作丢了,钱没了,在她眼里已是一个废人。这么个毫无可图的男人居然还对她动口动手的,她如何受得了,跳将起来就要和蓉峰拼命。一场恶斗之后,家里一片狼藉,脸盆翻了柜子倒了长条板凳断了一条腿。蓉峰气喘如牛,小妾蓬头垢面。当夜,小妾就卷铺盖跑了。临走,她还不忘顺走了家里惟一还算值钱的铜制汤婆子。

  蔡蓉峰几近穷困潦倒,他意识到他已无法选择,惟一的一条路就是:回家!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20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四章  潇湘“三女杰”

<标题>=曾家媳妇唐群英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唐群英

<内容>=

  葛兰英带着和森先回永丰镇,离家5年多的她,见到多年不见的4个孩子,不禁又悲又喜。她让4个孩子从大到小排成一队,认真地瞧细细地摸。他们都长大了,老大蔡庆熙已经是17岁的大姑娘了,面对母亲的爱抚有点陌生有点害羞。两个儿子蔡麟仙、蔡麓仙的模样像极了父亲蔡蓉峰。看着他们怯怯的神情,兰英的脑子里流星一般闪过蓉峰的影像。最小的女儿蔡顺熙也到了该缠足的年龄了,因为才1岁多就离开了母亲,对兰英很是生疏,大眼睛里满是警惕。兰英伸出双臂,将4个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嘴里还念叨着:“庆熙该嫁人了,麟仙麓仙也要上学了,顺熙有小弟弟陪着玩了。”几天后,她告别了家娘,随即携子女返回荷叶娘家。此时,她34岁,已是5个孩子的母亲,见到自己的母亲时却还是像小女孩一样搂着母亲的脖子又笑又跳,眼泪哗哗流却并不显悲伤。这时,哥哥嫂嫂侄子侄女也过来了。亲人相见,自然十分欢喜,大家作揖行礼相拥,笑声阵阵。

  连着许多天,兰英都和母亲挤睡在一张床上,像小时候那样,母女俩有说不完的贴心话。母亲关心的当然是女儿在上海的生活,兰英对她和蓉峰的情况一带而过并不多说,她从来不是个凡事都向娘家人诉苦指望娘家人为自己讨说法的唠叨女人,她认为她自己的问题自己能够应付。除了说蓉峰,她说上海的一切:街道店铺有轨电车和男人女人,还说轮船厂上层官员们的富裕以及下层工人们的贫困,更说烟馆、赌档和青楼。说完她自己,她就一个劲儿地问,问村里人的生活,也问小时候的女伴们的情况,还问曾家又有什么人发达,又有哪位小姐出嫁哪位少爷娶了新娘。母亲被她问得不知该从何说起,提到“曾家”,突然便想起了一个人,对兰英说:“你还记得曾家有个媳妇叫唐群英的吗?”也不等兰英回答,她就自顾自往下说,“群英可真命苦,结婚没有几年,女儿夭折了,男人也死了,如今孤身一人,真是可怜啊。”

  黑暗中,兰英坐了起来,跳下床点亮油灯,她要好好问个清楚。

  唐群英是湖南衡山人,比兰英小6岁,和兰英一样出身于名门望族,父亲唐星照也曾在湘军任职,官位升至提督,曾被赏花翎被赐“长勇巴图鲁”称号,诰授“振威将军”,母亲曹氏被诰封一品夫人。唐星照不屑官场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妒忌贤才,而向往“作范蠡辞越王而泛舟西湖,学张良别高祖而免韩信之祸”,不到40岁时便辞官返乡,醉心于山水田园间,博览群书著文作诗,同时积德行善主办公益事业。父亲的豁达宽容知书达理乐善好施对唐群英有着很深的影响。她虽出身名门,却毫无骄奢跋扈,也无大户人家的小姐惯有的扭捏矫柔。

  和兰英相像,唐群英自小性格爽朗豪气十足,不像女娇娥更似男儿郎。她敢说敢为,信奉男女平等,从不以是女儿身就甘愿屈服于男儿之下。她聪慧过人,小小年纪就能吟出诸如“邻烟连雾起,山鸟唤晴来”这样的诗句,令父亲十分惊异,慨然叹曰:“尔如许聪敏,若男儿光门楣也。”她一方面暗自叹息不能易髻而冠做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一方面立志做男人能做的事。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她在父亲的教导下饱读诗书,又十分热衷于聆听父亲讲的有关杨门女将和木兰从军的故事。在《四书》、《五经》、《楚辞》、《史记》等名著烂熟于胸后,她又习武练功舞剑骑马,可谓文武双全。

  **TH8196000100980001**

  唐群英

  尽管她个性独立,却还是不得不于20岁时遵照母命,嫁到荷叶,与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成婚。在这之前,她的姐姐唐希范已先她嫁到荷叶另一户曾家。因而,她虽然与曾传纲从未有过接触,但在姐姐的帮助下也像兰英当初偷见蔡蓉峰一样悄悄见过曾传纲,因而对曾家对曾传纲并不陌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她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制度的不满与反抗。

  葛兰英是在返娘家时得知曾家娶进了一位文武兼备的女才子,又闻该女子与她相像,好奇之余不免有了亲切感。因葛家与曾家有亲戚关系,如今曾家又娶进了唐群英,算起来葛兰英与唐群英也就沾了点儿亲带了点儿故。她对两人见面充满了期待。唐群英自然也是听说过葛兰英的,早在她出嫁前,姐姐就向她介绍过荷叶的风土人情,自然是要提到荷叶的葛家大小姐的。如此,最终两人见面时,并没有疏离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直到今天,葛兰英还能很清晰地忆起当初她与唐群英的会面与交谈。当时,她觉得她俩虽然在许多方面的观点一致,比如“女人要和男人一样”、“女人并不一定比男人差”、“要废除缠足”、“男人无权虐待女人”、“女人要学会反抗”、“女人不能依附于男人要有独立人格”,等等,但她以为与唐群英相比,她的认识要浮浅得多。首先她读书远没有唐群英多,因而唐群英的观点有理论支持;其次她的思想局限于自身,而唐群英已经开始关注整个社会的妇女地位问题。那次的会面不仅仅是让葛兰英结识了一位新朋友,更使她的思想有了一定的升华。她视唐群英为“先生”,更以唐群英的观念为指路明灯。要不是她随即离开家乡去了上海,她和唐群英一定还会有更多更深层次的交流。

  兰英走了以后,唐群英诞下了一个千金,取名“亮亮”。尽管她与曾传纲的婚姻是“父母之命”,但曾家家教甚严,曾传纲不仅仪表堂堂性情温和正直善良,更勤读诗书博学多才,夫妻二人感情甚笃。唐群英在曾家生活闲适精神愉悦,却并没有沉湎于卿卿我我中,而是更努力读书留心时事。可好景不长,女儿不满3岁时突发疾病不治而亡。又两年,丈夫曾传纲也突然病逝。最亲的两个亲人接连猝死,唐群英几乎难以承受。她哀上天不平,叹命运多舛,哭世事难料。痛苦持续了将近一年,她方慢慢走出悲伤。她意识到亲人虽然离去,生活还是要继续。于是,她打起精神重新开始。

  听到这里,葛兰英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这眼泪既是为唐群英而流,其实也是在哭自己,是唐群英的家庭悲剧触动了她心底的那根敏感脆弱的神经,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尽管她并没有夫亡子故,但她的心和唐群英一样是苦涩的。不幸的家庭虽然各有各的不幸,但不幸的感受却是相同的。兰英对唐群英的不幸感同身受,她急于要再见唐群英。可母亲叹口气告诉她:唐群英一年前回衡山娘家去了。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21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四章  潇湘“三女杰”

<标题>=王家媳妇秋瑾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秋瑾

<内容>=

  荷叶地方除了曾、葛两家外,还有一大户人家,姓王。与葛家不同的是,王家在曾国藩发迹之前就与曾家有姻亲关系。曾国藩的祖母王氏,即曾国藩祖父曾星冈的原配夫人就是王家后代。清道光十九年,王氏家族建祠堂修族谱,特地请已入翰林院的曾国藩为王氏宗祠写了“淮阴名家,荷叶巨族”的对联,为族谱撰写了谱跋。曾国藩发迹后,王家更是如沐春风,成为当地富甲一方的暴发户。

  王宝田是王家的后裔,在曾氏发迹前随父以卖豆腐为生,家境普通。曾国荃率湘军攻入南京后,分数次将从南京城内抢得的金银财宝运回老家。王宝田父子俩应邀入曾家管账,成了账房先生,家境随之富裕起来,在乡里广置田宇。王宝田娶妻萧氏,生了三个儿子:王福臣、王黻臣、王协臣。其中以二子王黻臣最善经营,不仅学其父置田购地,还在湘潭、株洲、汉口等开设钱铺业和当铺业,在商界颇负盛名。王黻臣绰号王二胖子,其妻屈氏,夫妇二人也育有三子:子介、子麒、子芳(字廷钧)。

  王子芳貌美如妇人女子,又因是家中老幺而倍受宠爱娇纵,幼时即任性顽劣,成人后是个十足纨绔子弟,不学无术庸庸碌碌倒也罢了,又乐于华服佳肴,甚至流连于赌场和妓院。这样一个花花公子偏偏娶了一位日后成为中国民主主义女革命家的女子为妻,她就是秋瑾。

  秋瑾比葛兰英小10岁,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福建闽侯县,其时她的祖父秋嘉禾任县官,她的父亲秋寿南随侍,全家便客居福建。后来,秋嘉禾任厦门知府,秋寿南被调台湾任知县,秋瑾也随母赴台。在秋瑾19岁时,秋寿南奉调湖南,任湘乡县督销总办,并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广钧。由曾广钧的介绍,秋寿南又结识了王黻臣,又由王黻臣的好友李润生作媒,1896年,王、秋两家结亲。那时,葛兰英还在上海,正为和丈夫的关系而烦恼哩。

  对于王子芳这个人,兰英无甚兴趣,她对那个叫秋瑾的王家新媳妇倒是充满了渴望。“秋瑾”这个名字,兰英自然是从母亲那里知道的,而真正得以了解并最终结识秋瑾,则是通过唐群英。

  自得知唐群英的不幸后,葛兰英在娘家一天也待不住,将小儿和森交由母亲照料后直奔衡山。两个志趣相投的妇人历经人生磨难,久别重逢不免悲喜交加相拥而泣,又互诉思念与各自的生活经历。在此叙述中,唐群英提到了秋瑾。

  秋瑾嫁给王子芳后,大部分时间住在湘潭,偶尔也随夫回荷叶婆家。她第一次到荷叶神冲老铺子时,唐群英还在婆家。唐群英早就听说王家娶了一个能诗善文会骑马舞剑的侠女,与她相像,急于一睹芳容。此番听说王子芳携新娘回家来了,她也随一帮看热闹的乡亲围聚在王家大院。

  回想起第一次看见秋瑾,唐群英无限深情地对兰英说:“秋瑾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眉清目秀中饱含英气,毫无小女人的装腔作势故作娇羞之态,也无嫁入豪门的小姐所惯有的睥睨世事盛气凌人的傲慢。”当时秋瑾走出轿子,很热情很爽朗地向乡邻致意,并招呼他们相对而坐侃侃而谈,似邻家大姐不像大户人家的小姐,一看便知是胸怀坦荡不设城府之人。寒喧中,不知是从何而起,秋瑾提到不久前清廷与日本人签定的《马关条约》。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当即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然而湘乡一贯闭塞,乡民更是对时政不闻不问。除了关心时事的唐群英能够附和秋瑾外,其他人对该条约都不甚了解。提起这个条约,秋瑾的笑容一下子就收了起来,面色凝重语气低沉,她从条约的内容谈起,谈到之所以有这样的条约产生,完全是清廷的腐败与无能造成的。

  唐群英由此对秋瑾不仅满怀欣赏更心生敬佩。从此,两个志同道合的荷叶媳妇开始频繁往来,纵论天下事畅谈人间情,更相互传阅进步书籍切磋琴艺剑技。唐群英丧女亡夫之后,一度心情沮丧茶饭不思难以自拔。秋瑾闻讯后,不仅好言相劝,更将一首《咏梅诗》抄赠给她,希望她能像梅花一样傲雪斗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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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瑾

  按照乡间习俗,女子应当遵守“三从”,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即使无子也应该在婆家守寡。唐群英不是个甘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刚烈女子,她从家庭变故的伤痛中走出后即思量着回娘家。然而她的这种在常人看来颇为“出格”的想法遭到婆家的反对和邻人的讥讽,说她不守妇道不成体统。为此,唐群英很苦恼,一方面不愿意拂逆婆婆挽留她认她做女儿的好意,一方面又实在不甘从此孤家寡人独守空房在寂寞无聊中了此一生。此时,秋瑾鼓励她说:“女人若要争取和男人同样的权利,首先应该打破‘改嫁’和‘重娶’的不公平。男人死了,女人就要带孝,还不许二嫁;女人死了,男人只带几根蓝辫线,有嫌难看的,连带也不带,人死还没三天,就出去偷鸡摸狗,七还未尽,新娘早已进门了。这样一桩明摆着不公平的事,我们女人有何理由守住它不放?”在她的支持下,唐群英说服了婆婆,毅然返回娘家。

  听了唐群英对秋瑾的描述,葛兰英胸中热流涌动。在认识唐群英以前,她以为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强女子,无女人能比;认识唐群英以后,她自惭形秽了好一阵子,觉得自己的那一点“异秉”不过小儿科而已。如今她虽然还没有见过秋瑾更没有与之直接交谈,仅仅通过唐群英的片言只语一鳞半爪,她就已然能够感觉得到秋瑾的不俗气度与博大胸怀,与之相比,自认更加渺小。自此,期待和秋瑾相见就成了兰英的生活目标。她已经从唐群英那里得知秋瑾的丈夫王子芳在她从上海回来之前几个月在京买得“户部郎官”一职,秋瑾随之去了北京。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22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四章  潇湘“三女杰”

<标题>=重修旧好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当葛兰英真正得以和秋瑾面对面时,时间已经到了1900年。在这之前,蔡蓉峰也已从上海返回到永丰镇。家里的凳子还未坐热,他就急匆匆赶到荷叶岳母家,欲将妻儿接回家。这次他的态度极为诚恳,他先向岳母认了错,说在上海没能好好善待兰英,让兰英受了委屈,心中满是悔恨,又说他毕竟是那5个孩子的父亲,分开这么长时间也很想念他们,孩子们的生活中也不宜长期只有母亲没有父亲。兰英的母亲陈氏十分宽容,并无责备,只说一切随兰英。接着他向兰英表明他既然离开了上海,就一定会戒了大烟,又说他与小妾已断了关系,以后也不会再犯同样的错了。

  都说时间是治疗伤口的最好药方,对于兰英也是如此。离开了蓉峰那么久而见不到他的种种恶劣行径,兰英的气已经消了一些。在从衡山回来的路上,兰英满脑子都是唐群英的影像。他人的生活往往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兰英用唐群英的生活做镜子,与之相比,她以为她的生活要好得多,虽然磕磕碰碰,但至少一家大小无病无灾身体健康,于是她的气又消了一些。如今见蓉峰真诚接她们母子回家,又作下种种许诺,她的气基本上全消了。

  实际上,尽管兰英具有独立意识和反抗精神追求男女平等,但因为时代的局限,她的身上并非毫无普通妇女惯有的家庭至上孩子第一的特质。也许她可能并没有诸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是蔡家人,死是蔡家鬼”的封建传统观念,但她此时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冲破家庭的樊笼走上社会做个独立女人的地步,更没有“革命”、“解放”等等这样更高层次的思想。因而,当丈夫能够按照她的要求和标准安分守己,她也就基本满足了,与丈夫重修旧好开始新的生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兰英并不想返回永丰镇,一来她舍不得离开母亲兄嫂,只有在母亲身边,她处处能够容忍事事能够体谅,这不仅是因为母亲的宽厚仁爱,更有母亲的言传身教。母亲也舍不得兰英和孩子们离开,她考虑到她已经老迈,盼望所有的孩子陪在她身边伴她度过余生。就连哥哥葛望嵌也不忍妹妹走,虽说他从小没少受兰英欺负,但兄妹感情深厚;二来兰英心中还有个未了的心愿,那就是和秋瑾见面。她担心返回永丰镇会和秋瑾失之交臂,毕竟永丰镇离荷叶还有数十公里远,而荷叶是她、唐群英、秋瑾共同的地方,只有荷叶才能使她们三人聚在一起。

  蔡蓉峰此刻也不敢再得罪兰英,对兰英母女、兄妹情深也表示理解,便决定他也住到荷叶去。考虑到一家人全部住在岳母家也有诸多不便,他和兰英商议后返回永丰镇,变卖了一些财产和土地,然后在离岳母家不远的一处地方买了“光甲堂”的一栋房子和数亩耕地。

  “光甲堂”坐落在荷叶西北部的羊角寨(今属双峰县井字镇扬球村),房子正中是正房,左侧是偏屋。正房中间是堂屋,穿过堂屋有一石廊,石廊的右侧就是灶房,灶房的后门和石廊的尽头的一扇小门,通往屋后的小石山。小石山旁有一间小小的猪舍,掩藏在竹林之间。整栋房子依山傍水,房前有一片水清可见底的小池塘。塘里有莲藕,巨大的荷叶覆盖着半个水面,另一半水面上游弋着几只慵懒悠闲的白鹅白鸭。池塘前是一条小溪流,屋后便是一片葱郁的竹林。葛兰英在池塘里养了一些鱼,在院子里种了些不知名的植物。他们一家便在此居住了下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23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四章  潇湘“三女杰”

<标题>=三个女人一台戏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和秋瑾见面时,兰英刚刚生完第6个孩子,还未出满月。当她听说王子芳夫妇从北京返乡时,激动得像个孩子一样几乎要蹦了起来,要不是蔡蓉峰及时制止,她似乎已经忘了自己还是个产妇。

  也许是已经熟知彼此,葛兰英与秋瑾初次相见不仅毫无陌生感,反倒像是相识已久且交谊深厚而久别重逢的好姐妹。寒暄过后,细心的兰英还是看得出秋瑾有些郁郁寡欢,心情显然欠佳。从衡山特地赶来相聚的唐群英也发现秋瑾与以往有些不同,心直口快的她直截了当地问秋瑾婚后以及在京城的生活情况。

  秋瑾的烦恼不外乎有二:政局和家庭。她这次和丈夫从北京返乡的原因是不久前,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离了北京。为避战乱,王子芳只好辞官,和秋瑾返乡隐居。对清廷的无能和软弱,秋瑾义愤填膺,却也无可奈何。在返乡途中,她一口气写了好几首诗,以诉说心中愤懑。其中一首《杞人忧》,她当场朗诵给兰英和群英听。诗日:

  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

  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

  她的诗不仅反映了她的文才,更显出她异于平常女子而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兰英对秋瑾的敬佩丝毫不亚于群英,除此,她对秋瑾还多了份崇拜。

  至于家庭,秋瑾一向反对包办婚姻,与唐群英一样,那时她虽有不满包办婚姻的意识,却还没有抗拒包办婚姻的觉悟,因而只能是违心地接受。然而她没有唐群英幸运,唐群英的家爷守成持重,对媳妇彬彬有礼,家娘心地善良善解人意,丈夫知书达理,因而唐群英在婆家并无太多怨言。秋瑾却不同,她初嫁入王家时,丈夫王子芳虽一度收敛了浪荡公子习性,对文武双全的妻子也还尊重体贴。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王家人的慢慢了解,秋瑾越来越痛恨这一家人。

  谈到王家、丈夫王子芳,秋瑾愁容上又多了份愤恨,她语气急促又硬棒棒地而且丝毫不留情面地说:“王家家资暴富多骄傲,是个怕强欺弱之人。公公王黻臣为人刻薄,婆婆屈氏性格暴躁思想顽固守旧而御下极严。苦了我晨昏定省,不能有一点儿失礼,偶有过失,动遭面斥,真是苦不堪言。”

  兰英心想如此酷爱自由无拘无束自尊心又极强的秋瑾如何能够忍受得了这样的恶家娘,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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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绍兴城内的秋瑾故居

  秋瑾只稍稍喘了口气,又急急地说:“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不如,人之无良,莫此为甚。他无信义、无情趣、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原来尽管王家家财万贯,王子芳挥金如土,对秋瑾却吝啬小气至极,令秋瑾相当不齿。

  也正因为自身经历,秋瑾对包办婚姻更加切齿,她对兰英和群英这样总结包办婚姻的不合理性:“到了择亲的时光,只凭着两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不问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应了。到了过门的时候,用一顶红红绿绿的花轿,坐在里面,连气也不能出。到了那边,要是遇着男人虽不怎么样,却还安分,这就算前生有福今生受了。遇着不好的,总不是说‘前生作了孽’,就是说‘运气不好’。要是说一两句抱怨的话,或是劝了男人几句,反了腔,就打骂俱下;别人听见还要说‘不贤惠,不晓得妇道呢’!这不是有苦没处诉、有冤无处伸吗?”

  家庭的不幸令秋瑾一度非常苦闷,她疯狂地读书静静地思考。她以为个人的悲剧往往是社会制度的体现,正是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封建体制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从而造就了无数类似的悲剧,因此她比一般人更加关心时政,希望通过社会变革推翻旧制度。1898年的戊戌变法,不仅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大地,更让秋瑾看到了希望。然而维新派的启蒙思想刚刚萌芽便被顽固派扼杀,正如一道闪电后,大地重归黑暗。秋瑾的失望可想而知,不久,她便去了北京。在北京,她和王子芳的关系更加紧张。王子芳和一帮朋友花天酒地,常常彻夜不归,有时甚至醉卧倒在酒瓮旁。中秋节那天,王子芳又夜不归宿,秋瑾第一次身着男装,带了仆人去戏园看戏,回家后被王子芳以“有伤体统”之名狠狠打了一顿。秋瑾盛怒之下离家出走,住在小客栈。王子芳好言好语将她劝回后,竟又原形毕露,无一毫悔改之心,夫妻关系急剧恶化,秋瑾从此对他不作幻想。不过,这次的离家出走成为她向夫权宣战的开始。

  当秋瑾得知葛兰英也曾离家出走,而且是从上海直接出走返乡时,惊讶万分,搂着兰英直夸她大胆勇敢。兰英暗自有些自豪之余,又有些不好意思,她摆了摆手。她认为与秋瑾相比,她的思想尚处于初级启蒙阶段。她的离家很大程度上只是和丈夫怄气,而秋瑾的出走已经具有反抗旧制度的萌芽。所以,当蓉峰改邪归正时,她也就很容易地消了气,而秋瑾却跳出了个人的小圈子,站在了更高的层次反省社会问题。如此想来,兰英自认她要向秋瑾学的东西还很多。于是,她想更多地了解秋瑾。

  这时,秋瑾从箱子里捧出一套男装和一顶鸭舌帽,颇有些得意地对兰英和群英说:“瞧!”

  兰英诧异地问:“你平时就穿这个?”

  群英也有些不解:“这可是男人穿的衣衫呀。”

  秋瑾麻利地将鸭舌帽扣在头上,歪戴着盖住了半只耳朵,又抖开衣裳,往身上比画着,脸颊因激动而绯红,她声音响亮几乎是高呼道:“因为在中国,男子强,女子一直受压迫,我希望设法树立男子般的强心,打算先把外形变成男的,再直到心也变成男的。”她也不管不顾两个女伴对她此番理论的反应,又自管自顾地说,“有的时候,我真想变成男人。”

  其实兰英何尝不是这么想,她自小就知道“要和哥哥一样”,然而她发现无论她如何努力,她和哥哥永远做不到一样。成人后结婚后,她对男女不平等又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有时,她甚至很孩子气地想如果自己能够变成男人,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一切,可以吐气扬眉。

  当兰英将她埋藏在心底的自知是幼稚和可笑的想法也和盘托出时,秋瑾摘下鸭舌帽扣在了兰英的头上。群英笑道:“这应该就是‘男女平等’的自知先觉吧。兰英的‘想当男人’的想法和秋瑾‘直接穿男装’的做法,都不免偏激,却也反映出我们女人的一种渴望啊。”

  有相当一段时间,葛兰英几乎天天和秋瑾、唐群英在一起交流。说是“交流”,其实更多的是兰英在倾听,听秋瑾关于妇女解放的一系列主张。除反对包办婚姻,反对男人女人在“重娶”和“改嫁”问题上的不平等外,秋瑾也痛恨妇女缠足。为此,她愤愤不平地说:“缠足由来最可羞,戕残自体作莲钩。骨断筋缩多痛苦,行走何能得自由,积弱成痨因此足,无能不学更何尤?”

  对此,兰英和群英深以为然,她们都是此风俗的受害者。兰英至今还能清楚地记起她当年缠足时的痛苦哀号,因此,当大女儿蔡庆熙到了该缠足年龄时,当她的母亲提议要给庆熙缠足时,她言辞激烈地大加反对,她说她决不让女儿重蹈其覆辙,她要让女儿永远能够自由地奔跑。

  秋瑾主张女子应该上学读书。她说:“男子怕我们有知识、有学问、爬上他们的头,不准我们求学,我们难道不会和他分辩,就应了么?这总是我们女子自己放弃责任。‘女子无才便是德’是男人设出,欲使女子不读书,一无知识,男子便可自尊自大起来,尽可把女子看得如男子的奴隶、牛马一样。”

  和秋瑾、唐群英相比,兰英读书最少,却也有思想。她接过秋瑾的话头,说:“读过书的女人即便做个贤妻良母,也会很称职的,就像我的妈妈一样。”

  唐群英总结道:“读书能助自立,自立方能自强。”

  “说得好!”秋瑾又侃侃而谈道,“如果有了自己的艺业,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一来可使家业兴隆,二来也可使男子敬重。”

  兰英在上海时几次三番想离开丈夫,却都是因为顾及一家大小的生活而使她难下决心,离开丈夫意味着她将一无所有,除了累及母、兄,她不但养不活自己也负担不起孩子们的生活。因而,秋瑾的“高谈”和群英的“阔论”让兰英有茅塞顿开之感。

  从秋瑾那里,兰英第一次听到“平等”、“自立”、“解放”、“革命”等既新鲜又令人振奋的新名词,也理解了秋瑾关于“革命当自家庭始”的思想。此时,她为她原先那些朦朦胧胧的反抗意识找到了理论注解。可以说,唐群英为葛兰英新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秋瑾则为她打开了人生另一道通往光明之门。唐群英、秋瑾的思想是兰英的指路明灯,她俩引领着兰英逐步走向妇女解放的征程。

  这三个女人外加唐群英的姐姐唐希范畅论时政之外,也时常谈诗论文。唐群英、秋瑾素有“女中奇才”之称,诗词歌赋信手拈来。葛兰英幼时虽只读过几年私塾,但因一向勤奋,又受母亲教诲,也能和上几首。于是,她们闲来常吟诗填词对酒当歌。

  最令兰英称羡的还是秋瑾、唐群英除文才外,也精通剑艺马术和武功。唐群英由父亲亲授,幼时即会舞剑和骑马,常常脚跨马背手挥宝剑,飒爽英姿。秋瑾住老家绍兴时,闻萧山外婆家的舅父和表兄都是武林高手,便在随母到萧山时拜他们为师,系统学习了使棒、拳击、舞剑和骑马。兰英虽刚刚生产,却也不想错过向她们学习武艺的机会。

  得悉兰英也要学武,秋瑾的两只眼睛瞪得溜圆,惊道:“兰英姐,你说笑吧?你瞧瞧你的身子。”唐群英也笑道:“兰英姐,你忘了你的娃娃还嚷着吃奶呢,你哪能舞刀弄枪的,也不怕奶水给吓回去。”

  大家齐笑。兰英哪肯罢休:“不怕哩。经得住摔打的伢子成得了真汉子。”

  唐群英又道:“可你也不是伢子呀,更成不了真汉子。”

  秋瑾接口道:“怎么就成不了真汉子了,我看兰英姐一定行。”说完,她回屋取出一口宝剑,洒脱地舞了三五下,然后对兰英说:“兰英姐,我教你!”

  在秋瑾一招一式细心传授下,兰英的剑术进步神速。要不是一时找不到马,想必她一定会策马奔腾。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24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四章  潇湘“三女杰”

<标题>=遥祭挚友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1900年的5月14日,葛兰英第六个孩子即第三个女儿诞生在“光甲堂”,她就是蔡畅(乳名毛妹子,号咸熙)。就像不曾想到儿子蔡和森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样,葛兰英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怀里这个握着小拳头皱着小眉头浑身皱巴巴没有几根头发的小丫头,长大后会成为中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她甚至都没有想到小姑娘遗传了她与生俱来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当时,她惟一的愿望就是让这蔡家老幺健康成长,能够读书能够被她父亲疼爱。一向重男轻女的蔡蓉峰照例对女儿是不屑一顾的,实际上他对6个孩子都不大上心。

  与唐群英、秋瑾有过交往后,葛兰英虽然不至于就此脱胎换骨,但她的心起了涟漪。她始终和她们保持书信往来关注着她们的行为,也曾憧憬着三人再次聚首。通过书信,她了解到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也确知唐群英和秋瑾正积极投身到这变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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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乡县(今双峰县)荷叶乡光甲堂

  早在维新变法前,由谭嗣同发起成立了“思保湖南之独立”的“南学会”,以为在一省实行一些新政,达到一省自治的目的,以便在祖国危亡时,一省还可以自保。南学会在长沙设立后,湖南各府县都纷纷组织学会,其中包括法律学会、不缠足会等,湖南的风气渐开。谭嗣同继而创办了湖南最早的日报《湘报》,此报“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随着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自立军起义与反清民主运动的高涨,西方宣传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的新思潮新文化大量传入中国,而湖南则成为中国新旧思想文化冲突斗争最剧烈的地方。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唐群英接触到新思想新文化,学习了新学,眼界豁然开朗。同时,她仰慕日本明治维新而潜心研究了维新派的论著,其中有严复的《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以及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由于《大同书》通篇阐述了妇女问题,因而她对《大同书》最有感触,特别写下了《〈大同书〉书怀》一诗,诗曰:“斗室自温酒,钧天谁换风?犹在沧浪里,誓作踏波人!”表现了她不甘“斗室”,欲置身“沧浪”而作“踏波人”的远大理想。

  当20世纪初中国兴起留日高潮,一批有志青年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而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的进步分子陆续刊行了《国民报》、《游学译编》、《新湖南》等进步书刊,公开宣传反清民主革命。已经34岁的唐群英在大量接触这些新思潮后萌发了留学日本的念头。

  其实在这之前,唐群英就曾接到秋瑾自北京寄来的邀请信。

  秋瑾从荷叶返湘潭后不久,王子芳接到北京同僚的电报催他早日回京,秋瑾二次赴京。她刚离开湖南,她的父亲秋寿南突然病逝。紧接着,秋、王两家合股开设的“和济钱庄”因秋家人不善经营而开张不到一年即宣告破产。从此,秋、王家在财、势两方面相差悬殊,不再有当年两家结亲时的“门当户对”,秋瑾和王子芳的关系更加恶化,秋瑾几乎动了离婚的念头。在北京时,她和在湖南的唐群英一样广泛接触了新思想新主张,又阅读了大量新书新报,以为“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而她认为的“自立”的方式便是顺应时代潮流,远赴“向西方学习颇有成效的中国近邻日本”。于是,她给唐群英写信,邀她共同前往。

  正当秋瑾、唐群英积极筹划赴日时,她俩不约而同都想到了葛兰英。她们写信告诉兰英外面的世界和她们的宏大计划,也是希望她能加入她们的阵营。兰英何尝不想!每当她读她们的来信,特别是读秋瑾写的又特别抄寄给她的《满江红》里的那句“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时,她都会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她以为空喊“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是毫无用处的,惟有妇女们都能站起来,做第二第三个秋瑾和唐群英。

  然而,她却有太多的顾虑,与唐群英无儿无女的身份不同,毕竟她是6个孩子的母亲,丈夫蓉峰虽戒了大烟,却又恢复到早年时的游手好闲。将6个孩子的生活全部交给蓉峰,兰英断不可想像。再说,兰英的母亲已病了很久,眼看不治,兰英又是家中惟一的女儿,所谓“女儿是母亲的贴心小棉袄”,母亲依恋的眼神让兰英心碎,也让她难以割舍难以一走了之;与秋瑾和丈夫关系恶劣几近决裂也不同,兰英与丈夫虽然谈不上情意缱绻,却也并未恩断意绝,她对他有不满,但无仇恨。

  撇除家庭孩子的牵绊之外,在性格的某些方面,兰英虽然与秋瑾、唐群英有相似之处,比如倔强、刚烈和个性独立颇具男儿豪气,但她却远不如她俩冲动和激进。唐群英在辛亥革命后因不满南京临时政府拒绝女子参政而联合了数十名女将大闹参议院,不仅“咆哮抗激,几至不能开议”,更于次日再次结队哄入参议院,寻议长不见,“随将玻璃窗片捣毁”,又以足踢值勤的士兵。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北京。唐群英又率众女将联袂北上驻扎北京,常结伴到临时参议院旁听,激愤时就从旁听席上扔香烟盒之类击打议员。当她得知国民党新党纲中删去了原同盟会纲领中的“男女平权”一条后,再率人冲进参议院,当面质问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和理事林森。双方言语不合,她竟一时按捺不住伸手给了宋教仁和林森各一记大耳光。

  秋瑾也是如此,她自封“鉴湖女侠”,也确有女侠风范。她在日本留学期间,日本文部省公布了针对留日学生,意即使学生特别是进步学生受清廷驻日使馆控制的《中国留学生取缔规则》,遭到学生的强烈抵抗。在反对该“规则”的斗争中,秋瑾是态度最为激烈的人之一,她慷慨演说,说到激昂之处,“至痛哭,哭已复演说”。然后她又担任“敢死队”的指挥,组织纠察队劝阻留日学生罢课,甚至鼓动大家回国,同时要求对那些反对者“判处死刑”,据鲁迅说她当时“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

  诸如此类,足可见唐群英、秋瑾的行为尽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积极一面,但客观评论也的确不失偏激。因而,与其说葛兰英在此时未能追随秋瑾、唐群英而去的原因是所谓“革命”意识不强,倒不如说这是个性使然。

  秋瑾走了,唐群英也走了,葛兰英留在了家乡,她侍候母亲照料孩子,还要勤耕细作维持家庭生活。表面上看,她重归平静安于闲适,实际上她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她的两个好姐妹,暗自祈祷祝福她们实现理想完成心愿。

  秋瑾和唐群英的婆家虽然都在荷叶这个地方,兰英也曾试图从他们那儿探听她们的情况,但她不知道,唐群英到日本后即加入了华兴会,后又经黄兴介绍会见了孙中山,并积极参加了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联合组建的同盟会的工作,成为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秋瑾随后也加入了同盟会。按照清廷的说法,她们都是“革命党人”,是要被杀头的。关于这些,兰英都是事后才确知的,当时自然是无从打听的。就连秋瑾从日本回国返回荷叶,兰英也无缘见她一面,她只听说秋瑾回婆家向丈夫王子芳索银二千两办大通学校,然后声明和家人脱离关系。乡里人都说王家这个媳妇有些“疯癫”而加以唾骂,只有兰英心知秋瑾一定另有隐情,否则断不会连见她一面似乎都嫌多余。果然如此,直到秋瑾牺牲后,兰英才得知秋瑾是恐株连家人与好友,才出此下策用以掩人耳目。

  葛兰英获知秋瑾牺牲的消息时,距秋瑾牺牲已有年余。秋瑾毕竟是被作为“钦犯”而遭杀头的,王家人不便四处张扬。闻此噩耗,兰英悲愤不已。好长一段时间,她都沉浸在追忆之中无力自拔,秋瑾的一颦一笑,秋瑾的武艺剑术,秋瑾的诗情文才,无一不揪着她的心。有时,她长久抚摸着秋瑾留给她的那把剑,秋瑾就是用这把剑曾经手把手地传授给她剑术,她似乎能感受到秋瑾温暖的气息。

  秋瑾牺牲后,她的灵柩几经迁徙,却始终没有返回荷叶。她生前痛恨丈夫王子芳,却于死后两年无奈地被安葬在湖南昭山石坝子(今湖南株州市郊荷花乡白马垄车站东侧),与王子芳合葬。尽管后来她的再次被迁往杭州西湖,但兰英深知合葬的这几年,九泉之下的秋瑾一定是不开心的。

  因为荷叶没有秋瑾的墓,兰英无法前往凭吊,不过当她得知秋瑾的灵柩移至湖南省内后,她还是带着和森和咸熙爬上仙女殿,面向昭山遥祭秋瑾。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好奇地问母亲:

  “秋瑾是谁,我们为么子要祭拜她?”

  兰英两眼含泪,表情却很坚毅,她说:“秋瑾是一位智仁勇兼备的奇女子。”顿了顿,她又说,“你们将来都要做像秋瑾一样的人。”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25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五章  求学、办学

<标题>=不给女儿裹小脚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守护着6个儿女一度成为葛兰英最感欣慰的事,她与丈夫蔡蓉峰对儿女们懒得过问完全相反,她对孩子们倾注了无尽的母爱。虽然她3岁时即失去了父亲,但父亲对她的溺爱早已铭刻于其心,让她永久怀念;她的母亲对她也是呵护备至,让她深感温暖。自生下大女儿蔡庆熙,她就立志像她父亲当年疼爱她一样宠爱她的孩子,像她母亲体谅她一样宽容她的孩子。在对待孩子们的态度上,她是经常要与蓉峰拌嘴的。蓉峰总是责怪她太娇惯、太迁就,以至于在他看来,孩子们“不大听话”,甚至时不时对他的斥责还以颜色,不是左耳进右耳出敷衍应付就是拒理力争毫不客气。想想村里哪家的孩子对父母之命无一不是唯唯诺诺,却只有自己的孩子似乎时刻准备着“要造反”,这让他气很不顺,又实在对孩子们奈何不得,他便只有把气撒在兰英身上,说她“教子无方”。

  实际上,孩子们被兰英调教得既聪明又懂事理。老大蔡庆熙因为是个姑娘,很自然地成为兰英的得力助手,下地干活操持家务照顾弟妹,每天家里家外地忙活;老二蔡麟仙老成持重,他是蔡家长子,小时颇得父亲宠,却并没有遗传父亲的陋习,恃宠而不骄;老三蔡麓仙因为上有哥哥姐姐的爱护,性格开朗活泼,没少闯祸,也就没少挨父亲的巴掌,当妹妹弟弟相继出世后,他自己成了哥哥,又颇有哥哥风范,总想充大人装成熟,兰英非常喜欢这个儿子;老四蔡顺熙的性格几乎与兰英相反,内向得几乎每说一句话都会脸红,恐怕是因为自小兰英把她托给母亲照料的原因,她与兰英总是显得有些生分,讲话声音低低的怯怯的,兰英最心疼的就是这个女儿。6个孩子中,最聪明的要算是老五蔡和森,而性格最像兰英的就是老六蔡咸熙(即蔡畅)。

  每每看到老幺咸熙,葛兰英都会想到自己小时候,咸熙几乎是她的翻版。咸熙是家中的小妹妹,大姐年长她18岁,自然倍受母亲和哥哥姐姐的爱护,事事处处都依着她,养成了她任性执拗的个性,不像小姐姐顺熙那样对父母百依百顺。最为特别的是她和母亲一样,从小就不以自个儿是个女孩儿就做女孩该做的事,反而最愿意跟着哥哥和森参与到男孩子的游戏之中,不是“冲锋陷阵”,就是“官兵捉强盗”,满山遍野地疯跑。他们兄妹俩虽然年龄相差5岁,但因为是家中最小的两个孩子,自然总能玩到一块儿。

  兄妹俩每天几乎形影不离,这让兰英想到自己和哥哥葛望嵌,她不像咸熙那样很崇拜哥哥,视哥哥为榜样,而她小时候以欺负哥哥作为实现“和哥哥一样”的理想,现在想来实在有些可笑。于是,她有意识地引导小女,告诉她女孩可以穿男孩穿的衣服,可以玩男孩玩的游戏,但无论男孩还是女孩最重要的是要做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一个有用的人。咸熙时刻记着母亲的话,又受哥哥和森乐于助人的影响,视帮助他人为自然。她经常跟着和森替邻居插秧、割麦,代小伙伴割草、放牛。有一次因为帮助村里的曾老爹种豆而耽误了父亲交待的农活,兄妹俩遭到蓉峰的斥骂。要不是兰英及时挡在蓉峰的面前,蓉峰恨得差一点就要拳脚相加了。

  咸熙六七岁时,她忽然发现女伴们似乎在一夜之间都失踪了,她再难找她们上山玩了,一打听才知她们正经历着女孩一生最重要的“洗礼”——裹小脚。好奇心驱使她跑到其中一个女孩的家,只见女孩孤零零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有气无力,小脸蛋上还挂着泪痕,又见她的两只脚被白布缠绕着,无法动弹。这时,女孩的妈妈端着盆热水进来,一边驱赶着咸熙,催她回家,一边说要给女孩换裹脚布。咸熙赖着不想走,她太想看看女伴的那只被缠裹着的脚。那小女孩一听要换裹脚布,竟先哭了起来。她的妈妈骂道:“哭!哭什么哭!你娘我还没死呢!”说着,她小心地剪开裹脚布的接头,然后一层一层地放开。

  就像是等待着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惊人秘密一般,咸熙的心怦怦乱跳,紧张地想走又欲留,欲留又想走,小脸也胀得通红。正当她揣测着女伴的脚如今成了什么样时,最后一层裹脚布终于被解开了。一阵腐烂的恶臭向她袭来,她本能地捂紧了鼻子。在她眼里,那脚已经不是人脚,而只是烂肉一堆,既红又肿混合着红红黄黄绿绿的血和脓。她的心跳得更快了,又因为捂着鼻子,呼吸都有些困难了。女孩的妈妈在女孩的啜泣中如释重负地呼了口气自语道:“终于化脓了,所谓不脓不小,化了脓,脚才能裹得小哩。”忽见咸熙并没离开,她又冲咸熙说,“你这妹子,别看了,回头让你妈也给你裹。”咸熙脱口而出:“我才不裹!”说完,她逃也似的奔出门去,一口气跑回了家,一头扑在正在灶房忙着晚饭的母亲怀里,浑身颤栗不止。

  当兰英听咸熙抖索着问“为么子伢子不裹脚,妹子一定要裹脚”时,她觉得满肚子话要说却又无从说起,她能让女儿从裹脚的恐怖中平静下来的惟一办法就是不停地承诺“妈不会给你裹脚的”。然而,她说这话的时候内心也是有些发虚的。她当然知道女人裹脚的目的就是为了嫁个好男人,那是风俗也是祖宗留下的规矩。她不能断定裹了小脚的女人嫁的都是好男人,婚姻一定就是幸福的,但她也怀疑大女儿蔡庆熙二十出头了,却还没有人上门提亲,难道不是大脚的原因?有的时候,她看到庆熙忙忙碌碌的身影和她那双大脚,有些迷惘有些懊悔,她觉得是她这个做妈的耽误了女儿的青春。但是,她反过来也会想:女人莫非除了嫁个好男人以外就别无他求?她想到了秋瑾和唐群英,唐群英没了丈夫,秋瑾的丈夫也是形式上的,她们的生活其实才应该是女人所追求的。搂着小女儿瘦小的身体,兰英又想到自己裹脚时的“誓言”:宁愿不嫁人,也不要裹脚。于是,她的心安了。

  葛兰英的开明使她的三个女儿都保留了令人羡令人妒令人讥的一双天足,蔡咸熙正是凭着这双天足最终走出了大山走出了贫困闭塞的乡村。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26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五章  求学、办学

<标题>=痛失一儿一女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荷叶曾氏“富厚堂”里的藏书楼是葛兰英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自从永丰镇搬回荷叶住“光甲堂”后,闲时她便去藏书楼读书,特别是结识唐群英、秋瑾后,她自觉书读得少文才欠缺,也就更加卖力地往藏书楼跑,常惹得蔡蓉峰抱怨她“哪像个有五六个细伢儿的母亲,倒像是个幼稚的妹子”。她早已习惯了蓉峰时时处处的不满与牢骚,也懒得答理他。有时,她也和唐群英、秋瑾一起泡在书海里;累了,三人就站在高高的楼廊上极目远眺,看近处绿油油的水田,望远处茂密葱茏的山林,心中蕴藏着无限的憧憬。

  到了儿子和森也认字的时候,她再去藏书楼,就一定要带着和森同去了。曾国藩一直是荷叶乃至湖南人的骄傲,在乡民们的眼里,曾氏兄弟无疑是成功的楷模。和森自小显现出来的聪慧及胸怀大志让兰英发誓不让他窝在穷乡僻壤里庸庸碌碌一生,而要让他像曾国藩那样建功立业。

  葛兰英第一次带和森去藏书楼,就先去了曾国藩的书房。书房里有一幅对联,是兰英给儿子上的第一课。对联上联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下联是“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她很耐心地对和森解释对联的意思:“做人要做一个有学问、有道德、有才干的圣贤之人,否则就如禽兽;无论做么子,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尽心尽力。”和森似懂非懂,只顾一个劲儿地点头。

  蔡和森是蔡家惟一一个出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孩子,在上海生活的4年里,他时时笼罩在父母恶言相向的阴影之下,亲眼目睹父亲的堕落和蛮横,他深深感受到母亲的悲苦和抗争。父亲的冷漠和母亲的慈爱让他很自然地站在母亲这一边去反对父亲,久而久之便养成了倔强有主见的个性,令母亲宽慰,也令父亲头疼。

  最让蔡蓉峰烦心的就是小儿和森和他妈一样喜欢读书,吵着要进学堂,他说一句“不许”,常引来和森一连串的“为么子”,被追问得厌了,他就一摆手,说:“问你妈去!”对和森的上学要求,兰英也无能为力,她不是不想而是实在没有经济能力。他们一家大小八张嘴,就靠着那几亩地的收成,收成再好也不够全家人生活,遭遇歉收,她还不得不去娘家“讨要”。娘家虽然在荷叶也算是大户人家,但那也是沐浴早逝父亲葛葆吾的恩泽。父亲去世多年,遗留下来的财产也差不多用尽,何况哥哥一家和母亲也还是要生活的,兰英怎好意思经常向他们“伸手”,平时救个急还行,而让他们供和森读书,她也是开不了口的。于是,她安慰和森说:“和仔啊,”她一直喜欢这样亲昵地称呼和森,“其实学堂里先生教的那些,像《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妈也会,妈教你。”

  见和森嘟着嘴,虽然不大情愿但又因一向不违母亲之意而尽力克制着自己,兰英很是心痛,她能做的又只是发誓而已:“等妈有钱了,一定送你进学堂,妈向你保证。”

  在这之前,蔡家经历了母逝女亡子故的悲剧,使兰英一度精神崩溃。或许受到唐群英家庭变故的影响,长期以来,葛兰英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们平安健康,她甚至想,庆熙嫁不出去也无妨,没钱供和森读书也不要紧,只要他们无病无灾,生活就是美好的,有时她也会为自己的狭隘而羞愧,但出于母性的本能,她还是忍不住常常这么想。

  然而事与愿违,继母亲病逝后,悲剧还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最先出事的是刚满11岁的二女儿蔡顺熙。顺熙不像咸熙那般男孩子气十足,胆子小也就比较安稳,她从不东奔西跑,大多数时间是在家里待着,对她来说,最危险的游戏就是在池塘边逗弄鸭子和鹅。兰英总是要叮嘱她“小心啊,别掉进河里”,她总是很听话地尽量离水远些,所以从来没有出过事。也不知从何时起,兰英发现顺熙不大到池塘边玩了,而是迷上了屋后山坡上那片竹林里的吊楼。兰英并不十分清楚这座吊楼的来历,对顺熙喜欢那吊楼的原因也未加细究,总想着孩子是善变的,就随她去了。

  可是那天天色渐暗,就连没事不沾家的咸熙也一身泥一身水地回家了,却不见顺熙的影子。兰英忙着晚饭,便让二儿子麓仙出去找,还特别嘱咐了一句:“去后山吊楼看看,八成在那儿。”麓仙找了一圈回来说:“不在那儿。”兰英便有些急了,心想这孩子一般情况下不会乱跑,这么晚了还不见回家,难道出事了?人是不能随便乱想的,越想只有越害怕。兰英的头皮阵阵发麻,冒出一身冷汗。她坐不住了,顾不得吃晚饭,拎起油灯唤过儿女再往后山,边找边喊。

  天已经完全黑了,竹林里更是墨黑一片,兰英手中的油灯忽明忽暗。这时,咸熙突然“唉哟”一声,被什么东西绊倒在地,正欲哭叫起来,却赫然发现她的小姐姐顺熙正躺在她的旁边,她吓得大声叫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油灯照处,他们看见了顺熙的尸体,她的额头可能是从吊楼上摔下时磕在了一块石头上,伤了一大块,鲜血凝固在脸上。葛兰英连“顺熙”的名字都没有唤出声来,只觉喉头一阵热流涌动,就一头栽倒在地。

  对于一个视子女如己生命的母亲来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无疑是镂心刻骨的人间惨剧。在长达年余的时间里,葛兰英始终沉浸在丧女的哀痛中难以自拔。这哀痛中更多的是自责,她无数次不厌其烦地诉说她的懊悔,懊悔没有及早阻止顺熙去那危险的吊楼,谴责自己疏忽大意没有料到僵死的吊楼也会吃人。然而无论如何,兰英并没有失去理智,她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她知道伤痛难以避免,生活还是要继续。

  可造物弄人,就在兰英于摇摇欲坠中千辛万苦地挺直了身子时,22岁的大儿子蔡麟仙突然病倒了。那是个寒冷的雪日,麟仙一大早起来就对母亲说冷得不行。兰英发现儿子面色灰白,呼吸有些急促,摸摸额头似有热度,便赶紧让他重新躺下,一边绞了毛巾敷在额头,一边让二儿麓仙去抓退热药。药吃下,病却无好转,反而愈加严重,麟仙的烧不但不退,更出现呕吐、口唇青紫、声音嘶哑,甚至神志也有些不清,伴以烦躁不安,有几次几乎昏死过去。兰英一见情况不对,赶紧又让麓仙去唤大夫。大夫诊断为白喉,可因病情延误而回天乏术。

  葛兰英伤心欲绝到极至。

  人在大苦大难面前往往寄托于神灵,以慰藉脆弱的心灵。从来不烧香拜佛的她竟天天来到村里的天帝庙,长跪不起,虔诚地祷告,真心地祈求。然而,即使如此,兰英在和死神的争夺战中还是败下阵来,麟仙在母亲的千呼万唤中告别了人世。

  在失去母亲后,又接连死了两个孩子,一向不信神不靠天以为尽人事就有好结果的兰英不免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她想破脑袋也不明白她这半生老老实实做人,孝顺母亲、侍候公婆,勤勤恳恳地养儿育女,引他们走正道教他们做善良人,为什么死神要活生生地从她身边抢走她的爱儿。如果世界上真的有老天爷的话,对她的为人,“他”应该是看得见的,为什么要这么对待她,为什么让她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人间惨剧。她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当丈夫蓉峰抱怨“光甲堂”风水不好又改槽门又拆围墙时,她一反常态地表现得相当沉默。

  以往蔡蓉峰就因家里时不时丢个鸭子掉只鹅而发过牢骚,说“蔡”姓在荷叶这个地方是孤姓,总是要被欺负的,按照乡里的传统,孤姓人家也会被人视为“异类”而不得善终的。对此说法,兰英嗤之以鼻,说他脑袋僵化,又说“只有自卑的人才会整天担心被人欺负,何况善不善终与姓氏无关”。如今,她虽然并没有将儿女的意外夭折完全归为风水和姓氏,但她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听从了蓉峰的意见:卖掉“光甲堂”的房子和那几亩土地,搬回永丰镇。

  除了风水问题,她也想到母亲已然去世,秋瑾牺牲,唐群英远赴日本,她在荷叶确也没有什么值得留念的了,也该走了。

  说来也巧,就在兰英忙着准备卖屋搬家时,媒人上门为庆熙提亲来了。这让压抑了很久的兰英露出了难得的笑颜。

  兰英不是没有想到过秋瑾曾经说过的关于“包办婚姻”的种种不是,当时,她也是深以为是的,可她也有苦恼。庆熙只知道埋头干活而缺乏主见,更因她自己从不在外结识生人,没有父母为她包办婚姻,她也不可能有自由婚姻。再说,兰英对男方家的情况做了细致了解,以为尚可。男方姓刘,号文炳,住在衡山县白果乡,与荷叶毗邻。刘家是个地主,家境还算富裕。刘少爷比庆熙年少几岁,念过私塾也还知书达理,就是身体欠佳。兰英考虑到庆熙年龄也大了,不宜久拖,又觉得庆熙嫁到刘家不会再过苦日子了,就有些动心。为慎重起见,她还是决定听听庆熙自己的意见。庆熙倒也无所谓,只说若刘少爷是个体贴人的好男人就行。

  对这桩婚事最积极热心的就要算是蔡蓉峰了,他苦日子过得太久,急于想要翻身,可他自知身无长物,妻子兰英娘家也已衰落,只有寄希望于女儿了。他一方面认为女儿是帮别人养的,是“赔钱货”;另一方面又以为嫁女儿可以收些财礼,若女儿嫁个有钱人家,他这个岳父也就能扬眉吐气重归年轻时的风光逍遥日子了。因而,当他听媒人口若悬河地炫耀刘家如何谷粮满仓遍地银元时,早就心向神往之了,哪还顾得上征询妻子和女儿的意见,满口应承了下来。

  一边是庆熙不置可否,一边是蓉峰既催且促,兰英也就不再犹豫,同意了。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27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五章  求学、办学

<标题>=卖手镯送儿进学堂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大女儿嫁了,大儿子和二女儿死了,转眼间,兰英的身边只剩下了三个孩子。尽管家里等着吃饭的嘴巴少了,但生活却更加窘迫了。家里连遭变故,兰英又急着逃离被蓉峰视为风水不好的“光甲堂”而低价将房子卖了,卖的钱也刚够还清办丧事欠下的钱和迁回永丰镇的费用。回到永丰镇,兰英一家五口人还住在季家巷蔡家的老房子里。为了生计,二儿蔡麓仙在家门口摆了个卖杂货的小摊子。此时,他算是家中老大,自觉有义务照顾父母和弟妹。他继承了大姐的勤劳和大哥的稳重,小杂货铺的生意还算过得去。

  蔡蓉峰并没有因回到自己的家而振作精神,也没有因儿子麓仙义不容辞地挑起了家庭重担而感觉欣慰,他郁闷依旧。嫁女所得的彩礼没有超过他的想像,女儿嫁走后,刘家也没有如他所愿三天两天往他怀里塞银元,这让他心里颇感憋屈,整日恹恹的。眼见和森仍然痴迷于那几本破烂书本,他气愤不过,执意要送和森去学徒,理由是和森也有义务分担家庭生活。

  兰英自教会和森背《千字文》后就因生活的动荡而耽搁了她的诺言。也不知和森从哪儿弄了几本书,每天都埋首于那书中昏天黑地把时间丢在了脑后。见儿如此,兰英一直很内疚。如今她不但不能送儿进学堂,反而不得不随丈夫愿送儿去学徒,心中更加酸楚。她知道短时期内家境不可能有大的转机,和森上学的梦恐怕一时也难以实现,既然不能读书,去学徒增长见识日后也能自食其力,并非坏事。不过,她执意要求送和森去“蔡广祥”辣酱店学徒。

  “蔡广祥”是蔡家的产业。兰英的本意是不管怎么说,“蔡广祥”都是姓蔡的,既然都是蔡家人,蔡和森在那儿学徒也不至于太被欺负。她是深知“徒弟徒弟,三年奴婢”以及“学徒三年,奴婢三年”这种陋习的,可她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儿子和森在“蔡广祥”照样是被当做奴婢的。

  蔡和森当学徒时刚满13岁,他长得本就瘦小,又因哮喘旧疾,体质孱弱,在“蔡广祥”店干的却都是重体力活。每天天不亮,他就得起床,生炉子、烧水做饭、整理铺面,一口气忙到天光大亮,顾不上吃早饭就忙着开店,一刻不得歇,即使是正在吃饭,只要一有客人来,他也得立即放下碗。最让他头疼的是每天开店时,他都得将高大的门板一块块取下背走;关店时,还得一块块地背来安上。沉重的门板往往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小脸憋得通红也还是一路摇摇晃晃,有时不慎连人带板摔倒在地,往往遭到店主的呵斥痛骂甚至殴打。

  店主其实就是和森共祖辈的堂兄,却从来只把他当学徒而不因是堂弟就网开一面。除了店里的活,他还要侍候老板娘,有时因疲劳过度,略一打盹,鞭子就上了身。身体上的苦,他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他在乎的是精神上的追求。无论工作多么辛苦,他从来不放弃自学。那几本破了皮的书本,被他悄悄带到了店里,夜半三更躲在阴暗潮湿的茅草窝里借月光读书是他最感幸福的事,也让他暂且忘却了白天受到的欺凌。

  有一天,一个客人将一本书遗留在了店里,和森如获至宝,痴迷忘我之下,他给另一位客人找错了钱。客人的骂骂咧咧引来了店主,他不由分说夺过和森的书,先是甩手给了和森两记耳光,又几下将书撕了个粉碎。这还似乎不解气,他又不停地骂道:“你以为你是么子东西,还学人家读书识字,你不过是个讨饭的穷伢子,靠老子我施舍一口饭给你,你别不识好歹。”

  和森并不回应,只是很心疼地蹲下捡拾碎书,还想着如何把它们拼接起来。店主却仍然不依不饶,又一把将和森捡起来的碎纸拍到地上。倔强的和森有些光火,他挺起身子,昂首冲着店主就嚷:“你给我捡起来!”

  店主长长地“哟”了一声,不无嘲讽地说:“怎么,你还想造反啊?造了反,我看你吃么子?你那没用的老子还不打死你!”

  和森两眼喷火:“打死我,我也不会再上你这儿来了!”

  说完,他冲回自己住的茅草窝,卷起铺盖在族堂兄店主惊异的目光注视下,跑出了“蔡广祥”,直奔回了家。

  对于和森的行为,父亲蔡蓉峰和母亲葛兰英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蔡蓉峰见和森气呼呼地回了家并狠狠地将铺盖摔在地上,就知道儿子闯祸了。他并不需要问清缘由,更不关心儿子是否受了委屈,在他看来,和森的归来意味着家里又多了张白吃白喝的嘴,这让他不能容忍。他不等和森解释就拎起和森的一只耳朵,将他拖到门外,然后回头将和森的铺盖卷扔出门去。在这一系列的动作中,他只说了一句话:“你给我滚回去!”

  葛兰英深知和森如若不是遭受极大伤害也绝不会擅自跑回了家,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孩子,可以挨打可以受骂,但不能被侮辱。蔡蓉峰刚刚推儿出门,葛兰英紧接着就把和森拽回了屋,又捡回了他的铺盖卷,并斥责丈夫:“你为么子就不能先听听是咋回事?你连这点儿耐心都没有?”蔡蓉峰瓮声瓮气没好气地说:“有么子好说的!就是天大的委屈自个儿也得受着!”

  听完和森的含泪诉说,蔡蓉峰只是“哼”了一声,低语道:“有么子大不了的?”葛兰英却颇感酸楚,她自责无力供儿子读书之余,又对“蔡广祥”店主即和森的族堂兄不近人情的刻薄痛恨不已。当初她之所以送和森进“蔡广祥”学徒,并不指望蔡家堂兄对和森能够关怀体贴呵护备至,也从未想过和森是去享福而非做工的,但她确实也不希望和森遭遇学徒常见的欺负和虐待。

  此时她意识到她当初的想法其实是很幼稚的,人素有高低贵贱之分,又有欺善凌弱的本性,面对弱者,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地流露出鄙薄之情,人性之恶不在于人和人之间是否存在亲属关系,在利益面前,人有时是不讲亲情的甚至毫无人性。认识到这些,葛兰英的心情倒也平静了,她陡然打消了去找蔡家堂兄算账甚至痛骂他的冲动想法,而萌生出若要不被人欺侮首先得有独立人格的念头,而独立人格的获取须建立在独立自主的能力之上,读书求学是通往这种能力的捷径。当然,兰英也意识到读书也许不是惟一的捷径,她想蔡家祖辈都没有读过好多的书,生意照样做得挺大,但她知道读书却是儿子和森的惟一心愿。

  蔡蓉峰的脑子可没有妻子那么复杂,他一根筋地认为和森的行为无异于自砸饭碗,他原本还指望着和森学徒出来也能重操蔡家旧业,哪怕不卖辣酱,只要是做生意就行。于是,他还是执意要和森回“蔡广祥”,向族堂兄认个错。和森坚决不答应,蔡蓉峰一怒之下举起手中的烟杆就要打。葛兰英眼疾手快,一把拽住他的手,说:“你别逼伢子!和仔原本就不会做买卖。”

  蔡蓉峰气道:“哪个人是天生下来就会做买卖的?不学哪能会?”

  葛兰英回道:“和仔其实不是做买卖的料,他也不想做买卖,你逼他也没用。”

  “他不想做买卖,那家里的人吃么子?”然后,蔡蓉峰转身指着和森,问,“那你说你想做么子?”

  蔡和森毫不犹豫道:“我想读书,我想上学。”

  蔡蓉峰“哼”了一声道:“饭都快没得吃了,还想读书?读书能当饭吃?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也太不体谅我们做爹娘的了。”

  葛兰英却一口应承:“妈这就送你去上学!”

  蔡蓉峰又转脸向妻子:“你疯了?!”

  葛兰英不再理会丈夫,她其实早已下定了决心。随后,她变卖了出嫁时母亲送给她的一只翡翠手镯,又向兄长借了点钱,义无反顾地将儿子送进了永丰国民初等小学。此时,蔡和森已近16岁,被同学们讥为“太学生”,可他哪还顾得上这些,早已心花怒放。对他来说,走进学校无异于跃入人间仙境。在如饥似渴地疯狂读书之余,他对母亲充满了感激。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28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五章  求学、办学

<标题>=“革命”了一次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永丰镇相比闭塞的荷叶要开化一些。葛兰英从1899年从上海回来到1908年大女儿蔡庆熙出嫁的这八九年间,一直生活在荷叶,如若不是其间她与唐群英、秋瑾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以及后来接连遭遇母亲病逝、女儿夭折、儿子病故,她有时觉得荷叶就是与外界隔绝的世外桃源。这里风景秀美、乡民纯朴,一切都是自然的传统的,而少了城里特有的喧闹与纷争。尽管她也以为传统意味着落后,闭塞的生活更会麻木人的灵魂,但她还是很倾心于自然的田园生活。当她不得不走出荷叶这个山乡重返永丰镇后,她发现人其实是不能完全脱离生活而生活着的,她更加理解了唐群英和秋瑾的人生选择,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关注时事参与生活。

  当然,最先使兰英思想发生变化的便是儿子和森学徒时的遭遇。这件事给了兰英很大的刺激,她不由怀疑起她反复教儿女们背诵的《三字经》里的“人之初,性本善”,人真的是善的吗?如果人之初性本善,那么人后来又为什么逐渐变恶的呢?她一时找不到答案。

  如果说儿子的遭遇只能算是个人化问题的话,那么在后来发生的自然灾害中所暴露出来的人欺压人,使兰英更真切地看到了人性的丑恶。

  湖南省地处长江中上游,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该省遭受最多的自然灾害就是水灾。早在兰英住荷叶时就曾经遇到过特大洪涝灾害。那是在1906年,从年初开始的连绵阴雨以及到初夏时节发展成彻日连宵的暴雨终致洪水狂涨,累及湖南全境,被认为是“二百余年所未有”。虽然湘乡县并非重灾区,但兰英依然能记得逃荒者所描述的“数百里间汪洋一片,死者众多,受灾而流离失所的乡民更是数不胜数”,真是“一涨一消四五天、家家户户绝火烟”。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劣绅却乘人之危,囤积居奇,哄抬粮价,造成米价日日狂涨,乡民叫苦不迭,潜伏已久的两个阶级的矛盾暴露无疑,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在所难免。那时,兰英并不是水灾的直接受害者,她早先无意识囤积的粮食也意外地没有让一家大小挨饥受饿,至于武装起义,对于她来说更是遥远的传闻,并未亲眼所见。

  如今,湖南省再遭大规模水灾,一些重灾区“颗粒无获,仓廪空虚”,即便是轻灾区,收成也不及七分。身处永丰镇的葛兰英此番不仅更多地听说周边地区的灾情和奸商的阴毒,也让她耳闻省城长沙因灾情而爆发的抢米风潮。紧接着,她发现永丰镇上的粮食价格也一日高过一日。那些日子,她每天都在为买米而发愁。

  那天早晨天还没有透亮,她就悄悄起了床,和儿子蔡麓仙各拎了个米袋直奔米市。他们以为他们是比较早去米市排早队的人,相信今天一定能够如愿,却不曾想到米市前已经黑压压聚集了无数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疲惫、焦虑和愤怒,显然也和兰英他们一样已不止一次碰壁了。等待中,兰英听人们在议论,说某某老板存谷有万余多石,某某米商也囤积了七八千石,至于地主、豪绅、大小官吏也家家有存粮。与此同时,湖南谷米的出境量也在急剧攀升,洋人们也大量从湖南采购大米转运出口。如此行为,更加造成湖南境内百姓的粮荒。

  好不容易等到天光大亮,米市开门了,人群潮涌一般扑向前,却发现昨天仅两三千文一石的米价一夜之间已经跃入7000文,昨天74文可买一升米,现在已经翻了倍。乡民们这才发现带来的钱根本不够。葛兰英数数手中的钱,也不够,她让麓仙回去再取些钱来。可等麓仙取了钱回来,米价却已又翻了个跟斗。葛兰英实在气不过,上前和米店店主理论,她大叫道:“再怎么涨也不能这么个涨法,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

  店主却不无嘲讽地说:“谁不让你们活了?有钱就把米抬走,没钱就少废话。”

  这一下子就激怒了兰英。她的手指几乎指到店主的鼻子尖上,并大骂他:“你狼心狗肺!”

  店主也不示弱,一边叉着腰蛮横地说:“我狼心狗肺又怎样,我现在就不卖给你!”一边招呼店里的伙计死命将兰英往店外推。麓仙自然不能容忍他们这样对待母亲,也冲了上去。双方推推搡搡,眼看就要大打出手。和麓仙一样回家取了钱来的乡民也发现米价又涨了,群情激愤,不仅帮着兰英母子一起谴责黑心肠的店主,而且在盛怒之下意欲砸店。其间有一个人还高喊了一声:“他们不卖,我们就抢!”一呼百应,人们一拥而进,买米顷刻间就转变为抢米。直到巡防队持枪而来,方才平息了抢米风潮。不过,米市里的米已被抢了个桶底朝天。

  麓仙仗着身强力壮,也在混乱中抢到了一小袋米。母子俩刚刚踏进家门,蔡蓉峰就神色紧张地对他们说:“有人投河了!”

  葛兰英急急地跑到屋后的湄水河边,那里已经聚集了好些人。河滩上坐着一个欲哭无泪的中年汉子,他面容灰黑衣衫褴褛,正紧紧拥着两个哇哇大哭的孩子。兰英一打听方知,中年汉子的老婆拿着他辛苦做苦力挣得的一点钱前往买米,因米价上涨而家里又实在拿不出多余的一文钱,她便带着孩子沿街乞讨,又下跪又磕头,好不容易又讨得数文,她赶紧又去买米,谁知米价又涨了,她还是买不起。想到丈夫做一天苦力恐怕也不够买到一升米,而明天不知米价是否又要上涨,绝望之下抛下孩子投了河。中年汉子闻讯赶来,老婆早已随波而去了。

  听到这里,兰英泪如泉涌,她当即回家将刚刚抢得的那小一袋米悉数给了那汉子。

  汉子千恩万谢地领着孩子走了,兰英的心却难以得到平静。为什么普通百姓的日子如此悲惨?为什么官吏商贾能够呼风唤雨?这不平等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能被消灭?她不由想到秋瑾和唐群英曾经说过的“天赋人权”。当时她将此“人权”单纯地归为“男女平等”,即男人女人拥有同样的权利,如今却醒悟到人和人之间本就应该是平等的,只有消灭人剥削人人欺压人实现人人平等,方能谈得上男女平等。此时,她对常被秋瑾挂在嘴上的“革命”一词有了新的认识。她将那次虽然够不上规模的“抢米”事件也视为“革命”了一次,为此激动了好几天。

  从此,葛兰英很留心来自省城长沙的消息。此时,同盟会会员在历经无数次失败后正酝酿着新的起义,于是,关于“革命党人”的种种也渐渐进入她的耳膜。其实那时,“革命党人”在乡民的印象里无异于“暴徒”和“叛乱分子”。对他们的一次次起义和革命,乡民们既不知情也无甚兴趣,他们知道的也只是许多人因“革命党人”的嫌疑而遭砍头,他们弄不清楚“革命党人”都在忙些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被砍头是对还是错。他们关心的只是老天有眼不要有灾害而有个好的收成,一家老小吃得饱穿得暖就行,如果孩子能够有钱上学那就再好不过了,至于“起义”和“革命”似乎除了使生活变得动荡以外别无益处。

  实际上,兰英对“革命党人”也并没有完整清晰的认识,她虽然断断续续地听说过他们的一次次失败后被镇压的起义,但她并不了解他们起义的目的是什么。不过,她因为和唐群英、秋瑾有过不寻常的交往,受她们的影响,从直觉上她以为“革命党人”是值得信赖的。另一个原因恐怕是她的身上具有典型湖南人的叛逆意识和拼蛮精神,本能地视反抗、悖逆为天经地义。特别是她亲身接触到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丑恶之后,她自然更加倾向于“革命”。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29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五章  求学、办学

<标题>=剪了头发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尽管永丰镇相对于荷叶来说还算开化,但与省城长沙相比,它还是闭塞的。革命党人早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就已把禁止缠足作为妇女解放的一部分极力推行,又在第29号公报中规定:令到之日,限20日,官军民一律剪掉辫子,有不遵者,以违法论。以焦达峰为首的湖南都督公署刚刚建立,即以“剪发、放足、禁烟”三事为推行之政治。可是,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两年多,永丰镇上的乡民们却仿佛仍然生活在大清国,男人们脑后的大辫子、女人的“巴巴头”(“巴巴头”是当时已婚妇女最常见的发型,将头发盘起来成为发髻,然后套入丝织网袋,再插以发簪,遂成“巴巴头”。)和“小脚”预示着他们还处在太阳背面的阴影之下。

  葛兰英第一次听说“孙中山”这个名字,是儿子蔡和森告诉她的。他还给她详细讲了“革命党人”的情况和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推翻满清帝国建立中华民国的经过。这时,她也终于确定唐群英早已是革命党人了。

  蔡和森在永丰国民初等小学只读了一个学期的书,就因成绩优异而跳级考入双峰高等小学(原双峰书院)。清代以前,中国的传统教育以书院为重心,书院教育主要是为科举制度服务的。随着科举制度的日渐被废除,清末时改书院为学堂已成必然。湖南的书院教育全国有名,因而各书院师资雄厚藏书丰富。蔡和森正是在双峰高等小学时读到了大量的书,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因为其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他对人生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他不仅将此句郑重地抄录在国文课本的扉页上,更时常以此自勉。原本就爱思考的他通过读书更锻炼了他独立思考能力而从不人云亦云,他爱读书却不死读书,虽然平时沉默寡言,却很关心时政,一旦和同学讨论时事问题,他便慷慨陈词滔滔不绝。他的观点深刻而独特,往往让同学们惊佩不已。

  一年之内,和森基本上读完了高小的所有藏书。此时,他已经18岁了,高小的教育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很想去省城长沙继续求学,但他自知家庭环境,也不想让母亲为难,因而迟迟开不了口。那天他从学校返家,对父母说:“我不读了。”父亲蔡蓉峰虽着实有些奇怪,但又真以为儿子厌倦了读书,便顺水推舟道:“那你就去学你哥,做点儿小买卖吧。”见和森不吱声,母亲葛兰英看出了端倪,她不相信儿子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放弃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她其实早已想过和森的读书问题,想他已经18岁了,按乡里人的规矩都可以结婚生儿育女了,可他却还不得不窝在小学校里,而凭他的聪慧,小学校里的那些课程怎能满足他?背着蔡蓉峰,她终于得知和森的真实想法。其实,她也知道永丰镇还比较闭塞,胸怀大志的和仔理应走出永丰去见识外面的世界,就像她当年那么渴望去上海一样。她理解他,于是,她笑对愁容满面又有些歉意的和森说:

  **TH8196000200210001**

  蔡和森

  “和仔,你放心去长沙,妈支持你。”见和森略有些顾虑,她又说,“你别担心,你哥的买卖还算过得去,地里的收成也还可以,家里供得起你。你就好好读书,妈等着你将来到外面干大事业。”

  其实,葛兰英隐瞒了家里的真实经济状况,二儿蔡麓仙只是在家门口摆了个卖杂货的小摊子,就算是生意还好,那点薄利也算不了什么,何况生意也并不好;要说地里的收成,两年前的大水灾几乎颗粒无收,至今缓不过气来;再说年初麓仙娶了新媳妇,筹办婚事不仅花光了家里的一点老本,还欠了不少外债。如今家里多了口人,经济也愈加窘迫。丈夫蔡蓉峰之所以一听说和森准备放弃读书就急切地希望他也去做生意,就是因为如此。

  按理说,在这种情况下,送和森去长沙读书,无异更加剧了家庭负担。不过,葛兰英却并不因此而阻挠,她很清楚两个儿子麓仙和和森的不同,麓仙继承了蔡家的生意头脑,对做生意还比较喜欢,却并不热心读书;而和森恰恰相反,他把读书看成是他生活中的惟一,即使以经济状况为由迫使他放弃学业,他也不会因此就转而迷上做生意,而且一定不快乐。作为母亲,兰英不但要使儿子快乐而遂他的心愿,更希望儿子将来能够出人头地而不仅仅满足于他做一个小职员或杂货铺小老板。

  至于和森去长沙的一切费用,兰英还是采取老法子:卖东西。就在和森兴致勃勃地为赴长沙求学而做准备时,兰英正悄悄地就一只老式梳妆台和收旧货的男人讨价还价。那只梳妆台曾是她母亲的嫁妆,伴随母亲终身。深咖啡色的油漆已经有了斑驳,镜面也不再闪亮。一只小抽屉的铜把手还断了一截。母亲去世后,兰英把它抬了回来。它曾经寄托着兰英对母亲的怀念,如今却不得不用它换银元,兰英不免有些伤感。她从收旧货男人手里接过几块银元,数了又数。男人招呼蹲在一边抽烟的汉子过来,两人很费力地抬起梳妆台,摇摇晃晃地正准备走,兰英又紧赶几步,走到面前,示意他们放下梳妆台,然后掏出手帕,使劲擦了擦镜子。这还嫌不够,又凑上脸,对着镜子哈了哈气,再擦。那男人终日走街串巷,见多识广,一看便知兰英不舍,明知故问道:“这是嫁妆吧?”兰英没有吱声,又小心地擦了擦台面。男人又说:“舍不得,就别卖了吧,留着给妹仔用。”兰英仍然没有答理他,而是将手帕往怀里一插,决然地说了句:“走吧。”不等他们将梳妆台抬走,转身便离开了。

  就这样,蔡和森带着母亲的殷殷嘱托和满腔希望奔赴长沙。到长沙后,他去报考湖南铁路专门学校。报名时,学校要求看他的高小毕业证书,可他没有,学校欲拒收。他一着急就发挥出他能言善辩的本事,质问他们:“学校招生是凭学业成绩还是一纸毕业证书?”又说,“毕业证书只能证明一个人曾经完成过一段时间的学业,却并不能证明一个人的学习能力。你们不能因为我没有毕业证书就剥夺我上学的权利。”最后他说:“若果你们不放心,净可以出题考我,不合格的话,我立即就走。”蔡和森一番连珠炮似的连说带问,竟把主考老师搞蒙了,也使他本能地意识到面前这位有头脑有思想有求知欲又伶牙俐齿谈锋甚健的考生,是个不同寻常的学生。于是,他在请求学校后决定给和森一个机会。考试结果,蔡和森果然名列前茅,尤其是文章写得极好,不仅尽显文才,更透出其思维清晰观点新颖,因而无可争议地高获满分。于是,他成为学校惟一一个没有高小毕业证书而被破格录取的新生。

  从永丰镇走出来的蔡和森初入长沙,的确有耳目一新之感。最先让他感到难堪的便是自己脑袋后的大辫子,而在长沙街头已很少有人公开留辫子了,大清的遗老遗少们和那些顽固守旧分子以及视头发如命而坚决不肯剪辫子的人不得不整天戴着顶帽子,把发辫盘起来塞进帽子里。和森第一天入校,就有同学过来拎起他的辫子,对他说:“剪与不剪可是革命与否的标志啊。”这个时候,他对“革命”、“民国”的认识稍显模糊,并不十分真切地了解革命党人,也不能理解“剪辫子”与“革命”的关系,只是迫于环境,他也不得不学他人样把辫子盘到头顶再戴顶帽子。

  在入学后的第一节课上,蔡和森就听到了“孙中山”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孙中山、革命党人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他佩服孙中山历经失败却永不言悔的不屈精神,赞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不畏艰险推翻帝制的奋斗历程。当他确知“剪辫、放足、禁烟”是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限令时,立即剪了自己的辫子。

  蔡和森在长沙湖南铁路专门学校只读了半年,就因学校停办而不得不离开了长沙返回永丰镇。那天他拎着简单的行李迈进家门,妹妹蔡咸熙迎面而来,因他剪了头发竟一时没有认出他来,还问他:“你找谁?”对于他的剪发,蔡蓉峰和葛兰英又有着不同的看法。蔡蓉峰大骂他“不孝”,还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可随意毁损?”其实蔡和森早就做好了回家挨父亲骂的准备,他知道父亲守旧固执对新事物总有本能地反感,也就不把父亲的话当一回事。

  看着儿子的短发,葛兰英想起年初永丰镇上发生的一件事。那天她去集市,见有许多人围着一个人,有的痛骂有的嘲笑,痛骂的人骂他“伤风败俗”,嘲笑的人笑他是“和尚”。她凑近细看,发现那人原来没有了辫子。

  葛兰英并不知道那个没有留辫子的人名叫陈树人,是同盟会会员,也是湖南人。当时他正欲回乡,途经永丰镇,却见镇上无丝毫民国迹象,男人们无一不留着大辫子,女人们留着“巴巴头”,小姑娘照样被裹小脚。正当他疑惑这里为什么离长沙不算太远却如此封闭时,视他为“异类”的乡民们已围拢过来,对他的短发指指点点,愤怒中也有好奇。人越围越多,其中也有葛兰英。陈树人灵机一动,即兴做起了演讲并号召大家剪辫和放足。

  如今看见和森也成了“和尚”,葛兰英意识到外面的世界其实早就起了变化,只是他们不知情。当晚,她就从和森那里听到了许多新名词,了解到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朝已改了代已换了,汉人取代了满族人重新执掌了政权。她忽然有些激动,想起秋瑾和唐群英所说过的“女子要想从根本上获得解放,首先应争取民族国家的解放”。她朦胧地感觉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已经推翻了满清帝国,这不正是“民族国家的解放”?她的眼前又浮现出秋瑾坚毅的目光。“秋瑾若地下有知,一定颇感安慰吧。”兰英这么想。

  在儿子和森的鼓动下,葛兰英也一直想着剪掉自己的“巴巴头”以响应新政府的号召。那天她和麓仙、和森一同去集市。蔡和森浓眉,眼睛细长,穿着一件黑布长袍,黑布鞋,学生气很重,很儒雅。蔡麓仙的个头比和森高一点儿,伙计打扮,穿着一件白色布衣,黑裤子,右肩头还搭了条白毛巾。镇上的人很多,满是留着大辫子,穿着长袍的人。小商小贩沿街摆了两条长蛇阵,不停地叫卖着。到处闹哄哄吵吵嚷嚷。穿行于其中,和森的短发尤为显眼,时不时招来白眼。

  在双峰书院前坪的小戏台上有一个人正在演讲。他的装束与众不同,穿着藏青色中山装,黑亮的皮鞋。与和森一样,他的脑后没有辫子,留着短发。戏台一侧,有两个和他同样装束的人,一人拿着一把大剪刀,另一个人正死命按住一个人的头,把它伸到大剪刀下。“咔嚓”一声,辫子应声而落。那人双手捂着脑袋,蹲在地上,号啕大哭。周围看热闹的男人也不由自主地纷纷捂住了自己的脑袋。

  见此情景,和森哈哈大笑,他想起在长沙时曾经听说过的一首关于剪辫子的民谣:“城市少年好事徒,手持快剪伺于途。瞥见豚尾及锋试,道旁观者拍手呼。”他对母亲及麓仙讲解了这首民谣的意思,那时临时政府建立之初号召民众剪辫子,很多并不醉心帝制而只是出于一种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又奉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普通百姓对此却有很大的抵触。于是一些热血少年不仅自己积极响应,率先剪了辫子,而且整日三五成群游逛于街市,一旦发现留发者,立即悄悄跟进,乘其不备,猛地掏出剪子,上去就是一剪子。被剪者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见有路人冲着他大笑,又一摸后脑,这才发现辫子早就落了地,往往或大哭或大骂。就在这哭叫和骂声中,少年一哄而散,路人幸灾乐祸。和森没有亲眼见过那种情景,但凭想像也甚觉有趣。眼前这种剪辫方式虽然与他听说的“偷袭”不同,但被剪者无不为失去的辫子悲号不已,这让他感觉到百姓无知之余也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他对母亲说了他的想法,兰英也深以为然。

  又一个小伙子被拽到了剪子之下,他却捂着脑袋死活不让剪。双方一个要剪,一个不让剪,僵持不下。葛兰英一步上前,夺过大剪刀,转过麓仙的脑袋,拎起大辫子,使劲一剪,辫子掉了。那小伙子看着发呆,兰英不由分说拽过他的辫子,又是一剪子。他咧了下嘴却忍住了哭,麓仙拍了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慰。他俩兀自摸着自己的脑袋,互相看着,很好奇。

  随后,葛兰英拆掉自己头上的簪子,散开“巴巴头”,把头歪向一边,三下两下也剪了自己的头发。围观的人目睹她的这一系列“壮举”,目瞪口呆。那三个外乡人率先鼓起掌来,又有人跟着鼓掌,掌声虽然很稀落,但极具煽动性。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几个男人怯怯地向剪刀伸出了脑袋。也许在他们看来,一个年近50的老太婆都有那么大的勇气与豪气,身为男人又何所畏惧?

  回家路上,葛兰英被两个儿子一边一个搂着臂膀,心情真是好得没法说。也许她的物质生活是贫困的,但她自觉精神世界是丰满的。她头一次意识到做个“教育者”,教人知识育人成长唤人觉醒催人奋进,是何等了不起。她暗自遗憾自己读书不够多,否则办个女子学堂,让更多的女人接受教育而不再愚昧不再受欺压,那该是件多么美好的事。

  不远处的那幢老房子警醒了兰英,把她从遐想中拽了回来。她站住了,先理了理麓仙那刚刚剪掉的短发,又用五指顺了顺自己长长短短有些零乱的头发,笑着对两个儿子说:“你爸要发火哩!”

  果然不出兰英所料,当蔡蓉峰看见他们母子的模样时,惊得眼睛睁得好大,眼球几乎都快要进出来了。他和兰英共同生活了30多个年头,虽说他在家里总是要摆出“大丈夫”的架势,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他是管不住兰英的。他了解妻子的个性和为人,他的“大男子主义”在兰英面前几乎行不通,好在她也恪守妇道又勤俭持家,算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于是他也就随她去了。如今,他见兰英不但不反对和森剪辫,还擅自同意麓仙也剪了头发,甚至把自己的头发也剪了,这样的行为在他看来,是“败坏门风”,他觉得蔡家列祖列宗的颜面都让兰英丢尽了。因而,他的气如火山喷发如大江决口。

  在蔡蓉峰的严厉呵斥下,蔡和森和蔡麓仙双双跪在屋子中央,头低着。葛兰英紧挨着蔡和森站着,她坚决不肯跪下,任凭蔡蓉峰气急败坏地挥舞着拳头几乎喊破了嗓子。不仅如此,她的眼光平视,毫无惧怕之色。

  蔡蓉峰呼呼地喘着粗气,在他们的面前走来走去,然后面向他们停下脚步,手抖抖索索地指着他们道:“看看你们一个个都么子模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停了片刻,他特别指向蔡和森,“都是你,净把外面不三不四的东西带回来。”

  蔡和森仍然低着头,回道:“我们本就是汉人,为么子要留满人辫子?”

  葛兰英立即接口道:“和仔说得对,早该剪了。”

  蔡和森接着说:“大清早就亡了,现在已经民国了,再不是满人天下了,还留辫子干嘛!”

  葛兰英又说:“和仔说得对,那哪是辫子,那分明就是‘尾巴’。”

  蔡蓉峰终于将矛头对准兰英说:“你么子都是和仔说得对,我看就是你鼓噪着让他读书读书,才读成这么一个不分轻重、大逆不道的东西!”

  葛兰英毫不客气道:“顺应时代潮流,响应政府号召,算么子大逆不道?”

  蔡蓉峰知道每次和妻子辩论,他总占不了便宜,索性先住了口。他又转向和森,命令道:“以后要么老老实实下田干活,要么去学做买卖,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想着成亲了,不准再读么子书了!”

  一听父亲这么说,蔡和森一下子站了起来,脸红脖子粗地嚷道:“那不行,我是一定要读书的!”

  蔡蓉峰大声说:“读书能当饭吃啊?”

  葛兰英替和森回答道:“饭可以不吃,书一定要读!”

  这时,13岁的蔡咸熙蹦蹦跳跳地正欲进屋,一条腿刚跨进来,见家里气氛不对,便又缩了回去,笑脸也顿时收住了,站在门边不知所措。蔡蓉峰看看倔强的妻子、和妻子一样不听话的儿子们,再看看不谙世事却也个性十足的小女儿,真想仰天大叫一声“家门不幸”!不过,他说出来的只是:“哼,有其母,必有其子。”说完,他径自走了出去,把兰英母子三人晾在了屋里。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30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五章  求学、办学

<标题>=和女儿一起进学堂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自三哥和森入国民小学始,蔡咸熙就一直吵着也要上学。她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哥哥能上学,为么子我就不能?”她的决心甚至说话口气与母亲葛兰英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也就常常让兰英忍俊不禁。说心里话,兰英很想让咸熙去读书,她常常和女儿讲秋瑾、唐群英的故事,当然要求女儿做像她们那样的人,既然如此,送女儿去读书受教育就是必然的。然而,她却力不从心,她没有办法同时供两个孩子读书。于是,咸熙总是被母亲劝慰,说等三哥将来工作了,就送她去上学,她一直这么盼望着、等待着。

  和森对这个小妹妹一直很爱护,也知道母亲因为优先了他而不得不让咸熙暂时无学可上,歉疚之余便利用业余时间自任“先生”,将他在学校学到的内容转教给妹妹。咸熙虽然没有能够进学堂,却从哥哥那儿学了个大半饱,居然识字作文,样样都拿得起。

  自从和森到长沙以后,二哥麓仙也成了亲,家里只剩下咸熙一个孩子,这让咸熙时常感到孤单。这时,叔叔家的堂姐蔡季眉便成了她的最好玩伴。不过,就像当年葛兰英与她的堂妹一样,咸熙与季眉是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姑娘。季眉的母亲远没有咸熙的母亲开通进步,对季眉的教育也不外乎“三从四德”、“贤妻良母”。季眉被教化得温顺老实,绝不越雷池一步更不敢违抗父母之命。她虽然很羡慕咸熙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也曾幻想着和咸熙一样扎着两根冲天小辫穿着短衣短裤用那一双没有被侵害过的大脚满世界周游。有几次,她终于鼓足勇气偷偷和咸熙出去“野”了一下,也觉无限舒畅,但随后她就意识到她做了女孩不该做的事而懊悔不已。咸熙年纪小小,心却比天还高,那段日子,她惟一的心愿就是改变季眉。如果她当时知道“解放”这个词的话,那她一定是决心解放季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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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畅的少女时代

  早在和森还是咸熙的“先生”时,每次三哥给她上课,她都会热情地招呼季眉和她一道坐下听讲,可季眉却不大愿意,而且还曾反劝咸熙:“女孩子读书是没用的,你干嘛那么傻呢?”咸熙瞪大了眼睛,很凶地问:“谁说女孩读书没用?”季眉怯怯地说:“我妈妈。”咸熙说:“怎么没用,男女平等,男孩子读书有用,女孩读书也一定有用。”这回轮到季眉问了:“谁说的?”咸熙便自豪地说:“我妈妈!”说着,她还翻出母亲写的一副对联,一字一句讲解给季眉听:

  遵一家教,从三代言,不出闺房半步,小奴家何苦束手就缚;

  学五车书,练两手技,闯荡江湖万里,新女性岂能宰割任人。

  她的语气满是骄傲和自豪。在她眼里,妈妈不仅是给她母爱的母亲,更是教她做人的师长,她对母亲除了爱还有崇敬。

  咸熙毕竟只是个小女孩,她哪能改变得了也解放不了个性已然形成的堂姐季眉,毕竟她俩从小受的教育完全不同。

  和季眉在一起只是玩,而单纯的玩已远远不能满足求知欲极强的咸熙,她仍然在渴望着上学。有时候,小姐妹俩玩到国民小学大门外,看到里面的学生正蹦蹦跳跳地做着游戏,咸熙的心痒痒的;听到从教室里传来的读书声,她竟有想哭的念头。当她的大姐蔡庆熙带着女儿刘昂回娘家后,咸熙就常常背着小她10岁的小外甥女往学校跑,然后让刘昂独自一人玩耍,自己则贴着墙根偷听先生上课。每次总是小刘昂实在玩得不耐烦缠着要回家时,咸熙才不得不一步一回头地离开。

  对于咸熙的心思,母亲葛兰英始终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眼看女儿一天天长大,她感觉不能再耽误了,她在想办法也在等机会。送女儿去上学,除了家庭经济问题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社会上还不兴女孩进学堂。换句话说,学堂多半不会接受女孩入学。

  自从和森从长沙回来后,兰英更多地了解了外面的世界。除了“孙中山”、“革命党人”、“民国”、“剪辫”、“放足”、“禁烟”这些新名词外,她更关心的是政府推行的女子教育运动。孙中山早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初就曾做过《女子教育之重要》的讲演,他说:“只有男女平权,才能养成真共和国,而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故有学问者甚少,处于今日,自应议提倡女子教育为最重要之事。”在他的倡导下,民国政府教育部制订了一些措施,进行学制方面的改革,除颁布有利于女子教育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外,还专门颁布了《女子中学章程》。这些条例规定:初等小学男女可以同校;女子可享受中等教育、实业教育和高等师范教育。这一系列举措为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湖南向来开风气之先,为响应政府号召而采取公立与私立并举的办学原则,女子教育事业迅速发展。

  其实早在清末,就有有志之士开办过女子学堂。“民立第一女学”和“淑慎女学”可谓湖南开办最早的女子学堂。其中的“淑慎女学”创办于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4月,由湘乡籍人士、前内阁学士、湘军将领李续宾之孙媳曾广镛捐资4万元及其夫所遗留下的南县湖田800亩开办,校址初在省城长沙,后复办至湘乡县城行台公馆(今湘乡市二中所在地)。该女校教学“以修身为经,体操为纬,继之以经、史、地、算,习手工,讲体育”,学堂所聘教员也多为名门闺秀。所以,“淑慎女学”当时被称为“我国贵族女学第一先声”。毕竟当时的社会风气不能容忍女子受教育,旧势力又太强,女校常遭封建顽固官绅的非难和攻击。因而,“淑慎女学”刚刚成立不到半年,便与也只维持了一年多的“民立第一女学”同时夭折。

  正当葛兰英筹划着乘女学重新兴起的东风送咸熙入学时,蔡和森带来好消息。他打听到原“淑慎女学”现改为“湘乡县第一女校”又恢复招生了,当然招生对象皆为女生,而且不分老幼。咸熙闻讯高兴得几乎翻起了跟斗,她拉着母亲的衣角,不停地哀求:“妈你这回可一定要答应啊!”兰英一边连声说:“妈答应妈答应。”一边不禁想到了自己。学校既然明确招生不分长幼,这是否意识着像自己这样大年纪的女人也能去上学?其实上学不仅是正值学龄的蔡咸熙的梦想,同样也是人到中年的葛兰英的心愿。

  自从上次在镇上目睹乡民拒绝剪辫子后,葛兰英感于乡民们的思想愚昧见识短浅,而已有了办学特别是办女学的初步构想。出于始终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她所构想的女学并非普通女子学校,而是职业学校。在她看来,女人之所以受男人欺压,是因为无一技之长不能独立生活而没有经济能力,若想改变女人地位低下的现状,只有女人首先在经济上独立,而独立的前提便是有技能在手。

  正当兰英在为自己的设想而激动时,听说唐群英已由京返湘。唐群英到长沙后,立即着手创办了湖南第一张妇女报纸——《女权日报》,又先后开办了“女子法政学校”、“女子美术学校”、“自强女子职业学校”,还筹办“女子法政大学”。闻校名,葛兰英就知道她的想法其实与唐群英不谋而合,所创办的女校都具有职业学校的性质,这给了她莫大的鼓舞,也更加深了她办女子职业学校的决心。但是,当时她苦于社会不够开明,自己又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恐能力有限,故而也只能有办学念头而无法付诸实施。如今,当她确知湘乡“第一女校”不仅有普通班,更有职业技能班时,更决心前往求学,一方面接受更多的知识教育,一方面也亲身体验以积累职业教育的办学经验。

  主意已定,葛兰英随蔡和森直奔县城,找到“第一女校”,一下子领了三张报名表,分别填上“葛兰英”、“蔡庆熙”、“蔡咸熙”。

  大女儿蔡庆熙嫁到衡山县白果乡刘姓地主家刚刚5年,丈夫刘文炳就病逝了。之前,庆熙与丈夫的感情还算融洽,只是和公婆稍有裂隙。刘氏夫妇为人极为吝啬,又有很深的传统观念,对儿子百般体贴,对媳妇却另眼相待,特别是庆熙生了个女儿后,他们对她更加不满。庆熙人老实又勤劳能干,平日也不大计较公婆对她的态度。看在儿子的份上,两位老人虽然看媳妇不顺眼,但也不至于有所虐待。自刘文炳去世后,他们不再有所顾忌,视她们母女为“灾星”、“克星”而百般欺侮。庆熙和只有两岁的女儿刘昂经常处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却又不能有丝毫差错地包揽所有的家务,至于挨打受骂更成为家常便饭。庆熙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一连数日高烧不退,身边只有嗷嗷待哺哭哭啼啼的小女儿,公婆竟不闻不问,大有让她们自生自灭的意思。见女儿饿得实在不行,庆熙挣扎着起身,央求公婆给女儿一口饭,再发发慈悲为她请个郎中,却遭公婆好一顿羞辱,他们冷冷地对她说:“你男人都死了,早就不是我们刘家人了,却还赖在这里讨饭吃,还好意思吗?”

  庆熙虚弱得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但她还是坚持着理论:“昂昂可是你们刘家的骨肉,是你们刘家的人,你们难道忍心看着她饿死?”

  公婆嗤之以鼻,说:“一个没有用的妹子,早晚也是别人家的人,又不能续我们刘家的香火,哪里还算是刘家的人?我们才不要。”

  公婆一方面逼庆熙走,一方面四处托人准备将刘昂卖给人家做童养媳,以期再榨一次钱财。蔡庆熙原本待在刘家为丈夫尽孝,为刘家守节的传统念头就这样被公婆粉碎,她心灰意冷之下想到了母亲。

  当葛兰英得知庆熙母女的处境后,悲愤交加。她深悔当初那么轻率地就答应将庆熙嫁过去,她不断地责备自己在明知地主家虽然物质条件优越却更有可能不近人情的情况下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同时,她也有恨铁不成钢之感,感叹庆熙骨子里遗传了她爸爸的懦弱和胆小,既然丈夫已死,公婆又不容,何苦还想着尽孝、守节,给谁尽孝?为谁守节?想到这些,兰英自觉胸口堵得慌。她自视不是个囿于传统古板落后的母亲,甚至颇具先知先觉的天分,也常常言传身教,却还是造就了庆熙这样思想守旧的女儿,这让她不免有了挫折感。思来想去,她最终归责于庆熙没有上过学,没有见过世面。

  正在此时,蔡和森从长沙回到了永丰镇。葛兰英嘱咐和森去白果乡接回庆熙娘儿俩,她交待和森:“不管刘家人说么子,都别计较,只要他们放人,只要她俩能够平安回来就行。”她之所以这么说是料到刘家人是不会轻易放人的,尽管他们早就视庆熙为眼中钉而巴不得她尽早离开,但他们绝不会随随便便地放她们走。

  蔡和森并没有如母亲所交待的“不计较”,他倒是做好了“计较计较”的准备的。他到刘家后,并不急着接大姐和外甥女走,而是将乡邻男女老幼一一请来。就在刘家大院里,他搬了张凳子放在院中央,然后站在高高的凳子上开始了他的演讲。他的性格并不外向,但却有演讲的天赋。小的时候,他是同辈孩童的首领,常常需要登高演讲的。他也颇具号召力,往往一呼百应。经过这几年的学习和读书,特别是在长沙生活的这半年里,更增长了他的见识,演讲技能渐入佳境。他很洒脱地挥了挥手,从历数刘家人虐待孤儿寡妇之恶行开始,说到“人人平等”、“妇女解放”,更说“压迫是犯罪”等等。直说得乡民心悦诚服,直说得刘氏夫妇哑口无言。然后他并不征询他们的意见,而是直截了当地表示他要带走大姐母女。他说:“你们也是为人父母,相信应该能够理解做父母的爱护子女的舔犊之情。”说完,他不等刘家人反应,就自顾用长衫下襟兜起小刘昂,领着蔡庆熙,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刘家人的目瞪口呆之下,扬长而去。

  返回母亲身边之初,蔡庆熙的心情并没有立时阴转晴,她一时还难以从被虐待被欺侮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因而更多的时候是表情黯淡满腹心事的样子。见女儿如此颓丧,葛兰英又心疼又生气,爽朗地劝慰她:“拿出点儿精神来。男人死了有啥可怕,又不是天塌下来,就是天塌下来,还有地接着哩。女人离了男人就不能活?哪有这种道理!女人、男人都是一样的人。只要女人自己挺直了腰杆,谁也甭想把女人打趴下。”

  庆熙无言以对。兰英继续说:“婆家不要你娘俩,你还有妈呢,决饿不着你们。”蔡庆熙的眼泪慢慢滑落。兰英又说:“没出息!快把眼泪收起来。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我看啊,女人也不能遇事就哭鼻子抹眼泪的,那没用。”

  兰英用慈爱、豁达帮助女儿渐渐恢复常态。这还不够,她更愿意有机会也能让庆熙走出家庭的小圈子,出去接受教育。当机会来临时,兰英很自然地把握住了。

  母女三人去上学,外加蔡和森还准备重返长沙继续求学,自然又牵涉到经济问题。兰英悄悄拿出压箱底的一包首饰,那是她的嫁妆。看着这堆金的银的玉的各式首饰,兰英还是忍不住想起在娘家时的快乐且富足的生活,也想起嫁进蔡家之初蔡家的辉煌。她怀念那时的好日子,却并不贪恋。她挑出一些卖了,剩下的她相信也保不住,日后一定还有发挥它们余热的时候。

  然后,继蔡和森先行赴长沙求学后,葛兰英母女三人一同踏进了“第一女校”。兰英就读高小班,咸熙在初小班,庆熙进的是缝纫班。

  如果说入私塾也算是上学堂的话,那么自儿时跟着兄长读过一段时间的私塾后,葛兰英已经离开学堂40余年了。如今,她以实足48岁的“高龄”重返学堂,和学龄小女共同求学,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她感慨时代的瞬息变迁、社会的迅猛发展,她懊恼自己出生太早但并不沮丧。在她看来,对于求学求知,年龄绝对不是问题,关键是向上的精神和一颗永远年轻的心。于是,她在“一女校”期间的学习,不仅如饥似渴更是全心全意。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两个女儿庆熙和咸熙也都很勤奋。

  然而好景不长。葛兰英母女三人在“一女校”的学习只维持了不到半年,就因经济实在拮据而不得不满怀遗憾和不舍回了家。学是不能上了,心却仍然不死,而且学习的兴趣一旦被勾了起来,再要压制它就很不容易了。葛兰英当即给在长沙的儿子蔡和森去了封信,一来告诉他她们娘仨的情况,二来让儿子帮忙打听着哪儿还有类似“老幼不分”且收费低廉的学校。

  在漫长的等待中,不知不觉中新年到了。1914年对于葛兰英来说可算得上非同寻常了,按虚龄算,她已经50岁了,早就做了祖母,可谓儿孙满堂。依乡下的规矩,儿孙们是要为她摆寿宴的。然而,她不曾料到就在这年,不仅她的寿宴泡了汤,家里接连发生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使她一下子成了当地的名人。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31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五章  求学、办学

<标题>=成为“老学生”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时代的进步催生新式学堂的兴起,随着学堂的大量开办,师资问题日益突出,所谓“学堂创办之始,不难于经费之难筹,而难于章程之妥善;不难于规模之粗具,而难于师范之得人”可以说,师资问题是当时教育改革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专门培养师资的师范类学校以及各种短期教员养成所遍布湘省各地,以长沙为最多。

  论及湖南最早的师范学校,那就要算于1903年春正式办学的湖南师范馆,由湖南巡抚俞廉三奏请清廷后开设,并延请在籍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为馆长,主持全学。俞廉三调离,赵尔巽继任后,将师范馆迁入南宋著名理学家张南轩讲学的城南书院。城南书院坐落于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隔着滔滔湘江,隔江而望便可见风景秀美的岳麓山。经过将近10年的发展,城南书院的规模日益扩大,于1912年改名湖南第一师范。“一师”的师资和设备堪称一流,是众多莘莘学子向往的地方,蔡和森便是其中之一。

  自将母亲和姐妹介绍到“一女校”后,蔡和森便二度奔赴长沙继续求学,这次他选择了“一师”。除了“一师”图书馆里丰富的藏书吸引他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他毕竟是葛兰英的儿子,与母亲有着相同的念头,那就是学以致用,而最恰当的“用”便是能够成为教员,以唤醒更多仍然沉睡的愚昧乡民。虽然他那时和母亲葛兰英一样并没有所谓“教育救国”的思想,有的只是朴素的“为人师”的想法。严格说来,他的这次择校更多的是受了母亲的影响。在这之前,他只是为读书而读书,对读书只能算是本能而无真正目的。自从铁路专门学校辍学回家与母亲的短暂重聚后,他了解到年近50的母亲,内心居然隐藏着巨大的理想和抱负,他陡然从母亲身上悟出了读书的真谛。他要效仿母亲,他也要当教员。与此同时,他时时关注着适合母亲学习的学堂,他巴望着能够帮助母亲实现理想。

  于是,当蔡和森无意中得知长沙新办了一所速成职业学校“女子教员养成所”之后,相继给母亲发了两封加急电报,催促母亲尽快赶到长沙以免错过报名时间。同时,他深知家境贫寒,恐母亲为钱所困,便又写了封长信,详细告知关于这所学校的情况,诸如学校是专为女子教育培养师资的,学成后就有资格任教师,只要有高小文化基础的都可以报考,最重要的是学校免收学膳费等等。信发出后,他长长吁了一口气,竟不知道紧张激动得额头汗淋淋的。他既为能很快与母亲再团聚而高兴,更为母亲将完成心愿而兴奋。

  不过短短三五天后。傍晚,蔡和森正在图书馆读书,一位学友来对他说:“外面有一大帮人在找你。”蔡和森很诧异,他不大明白“一大帮人”是指什么。他收拾好书本,狐疑地往外走。他是想过可能是母亲到了,但转念又觉不可能,因为时局动荡邮路不畅,恐怕连他的信,母亲都还没有收到,就算是收到了信,父亲会那么轻易地放她走?父母定又要吵翻了天。当然他相信父母之间的争斗,得胜的总归是母亲,父亲是拗不过母亲的。即使如此,母亲也不会那么快就到了长沙,路上也总是要耽搁的。就这么胡思乱想间,他已经走到了门口。

  夕阳下,果真站着一排人。因为是逆光,蔡和森又猛地从暗处走出,眯了下眼睛,竟一时没有认出那些人是谁,只本能地想“哦,还真是‘一帮人’”。走近前来,母亲葛兰英的笑颜一下子扑进和森的眼帘,他傻了。再瞧,母亲身边同样笑成一朵花的是他的大姐蔡庆熙,小妹蔡咸熙,还有个小小孩儿,那是外甥女刘昂。自然地,她们也够不上“一大帮人”,但在蔡和森看来,那真的比“一大帮人”还要让他惊异。

  如此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葛兰英岂能错过?她接到儿子的第一封电报后就忙着去变卖家财了。看她忙进忙出的身影以及女儿们因又要重返学堂而抑止不住的狂喜神情,蔡蓉峰真的很生气,他越来越感觉妻子实在不像是个贤妻良母,倒像个既不安分守己又野心十足的疯狂妇人。看别人家的妻子无一不是默默无闻地守着祖屋,任劳任怨地房前屋后地忙活着家务,无怨无悔地侍候着丈夫和儿女,而他的妻子不仅自个儿不安生,还鼓动着孩子们一心想往外飞。要说送和森出外读书,是因为他是男孩子的话,那倒也罢了,两个丫头居然也跟着起哄,特别是大女儿庆熙还是结过婚拖着个孩子的寡妇。想到这些,他就想发火。但是,他太了解妻子,他俩结婚这许多年来,她何时顺从过他?就连低眉顺眼都没有过,如何还能指望这次她能听他的而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既然如此,发火又有什么用?还不如眼不见为净呢。

  葛兰英将蔡蓉峰这次不闻不问的消极态度告诉和森,和森不免哈哈大笑,他一面感叹着“我们家的女人就是不一样”,一面揽着母亲搂着外甥女,满脸自豪和骄傲。

  尽管蔡和森在给母亲的信里详细介绍过关于“女子教员养成所”的情况,但他却恰恰遗漏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报考者的年龄。当然,他所了解到的信息中并没有“报考者有年龄限制”这一条,或许他从来没有将母亲的年龄放在心上,母亲那颗年轻的心早已掩盖了她的实际年龄。然而,葛兰英毕竟已近50岁。在那个年代,50岁的妇人无异于一个行将朽木的老太婆。

  去学校参加入学考试的路上,葛兰英的心情和天气一样灿烂。这是她第二次离开家乡,而与10多年前第一次赴上海不同,那次她的身份是丈夫的“附随物”,这次却是她作为独立的个体以自己的名义;那次她是家庭主妇,为的是侍候丈夫,这次却是出外求学谋求个人发展。这样的转变怎能不让她欢心,怎能不让她充满期望。

  学校操场上已经来了不少人,三三两两的,虽然有的是学生打扮,有的是普通家庭妇女打扮,但无一例外的,她们都很年轻。葛兰英从她们身边走过,确有些扎眼,不仅是她鬓角的丝丝白发,还有那双三寸金莲。起初,她并没有引起旁人的过多关注,在她们看来,这位老太太不过是陪同女儿或媳妇来的。然而,当考官举着报名表大声呼唤“葛健豪”,葛兰英洪钟般地应声“到”时,操场上几乎所有人的眼光都聚焦在她的身上。

  葛兰英到达长沙找到蔡和森后就迫不及待地取回了“女子教员养成所”的报名表。面对“姓名”一栏,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仔细地填上了“葛健豪”。稚气的蔡咸熙很有些奇怪,问母亲:“谁是葛健豪?”葛兰英颇有些得意,伸出一个手指反指向自己:“就是我呀!”在这一瞬间,葛兰英就将自己用了近50年的名字改了。至于为什么舍“兰英”这样一个女人气十足的名字而取“健豪”这样一个颇具男子气的名字,她自有她的道理,她说她要以秋瑾、唐群英为榜样,做一个献身教育改造社会的健将和英豪。

  随着一声“到”,出现在考官面前的却是葛健豪和她的儿子女儿和外孙女从老到小齐刷刷一排人。考官是一个年轻书生,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仔细打量着他们,最后把目光停在蔡庆熙的脸上,问:“你是葛健豪?”在他看来,这一溜排人中最有可能报名的应该就是年龄适中的蔡庆熙。然而,不等蔡庆熙回答,葛健豪抢先一步:“不,我是葛健豪!”

  考官上下来回打量着葛健豪,眼光里满是怀疑:“你?是你要报名上学?”

  葛健豪也颇有些诧异,她实在不明白考官这般反应:“是啊。这有么子奇怪?”

  考官愣了足足十秒,竟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引来其他教员和众人的眼光,他边笑边喘边问:“你要上学?怎么可能?太太你贵庚?”

  葛健豪还是不明白:“差一年50啊。怎么……”

  考官还没有止住狂笑,语气略带嘲弄:“我看你还是回去抱孙子吧。”

  满怀期望的葛健豪没有料到她的求学之路会被卡在年龄上。她是个单纯的人,她以为读书求学是每个人的权利,而这“每个人”除了男人和女人外,也不分长幼。当然,她并非对社会环境一无所知,她的思维也还算敏捷,她立即意识到她的年龄在世俗的眼光中真的是太大了,已经完全不是求学的年龄了。然而,世俗的未必就是正确的,正如存在的未必就是合理的一样,况且大年龄的人读书求学也绝对够不上低人一等而受歧视。她对于考官因她的年龄而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轻蔑和侮辱产生强烈的愤懑和不平而厉声质问:“你们规定了50岁的人不能报名吗?”

  考官起初有些尴尬,支支吾吾地说:“那倒没有。”但他随之释然。“招生启事”中确实没有关于年龄的限制,但在他看来没有明文限制并不意味着就是“老少皆宜”,学校培养的是未来的教员,能够有体力有精力参加全部课程的学习乃至日后做教员,自然是年轻体健的人,怎可以是半截入土的老人?“招生启事”中之所以没有限制年龄,那不过是约定俗成的,就像定理不需要证明一样,是完全没有必要画蛇添足的,于是,他似乎硬气了很多,接着说:“不过……”

  葛健豪根本不给考官“不过”的机会,她像个上堂的律师,紧紧抓住对方的漏洞紧追不放,说:“可不就是么。你也承认你们的‘招生启事’中没有这样的规定。既然‘招生启事’中没有规定,你就不能不让我报考,俗话不是说‘有约必守’么。”她几乎没有停歇,接着又说,“不但你们的‘招生启事’中没有规定50岁的人不能报考,哪家王法也都没有规定50岁的人不能读书啊。”

  空气似乎凝固了,不仅是那张口结舌的考官、围观的其他考生以及蔡庆熙和蔡咸熙,就连见多识广知识已算渊博的蔡和森都傻了。当考官以“年龄”为由拒绝接收母亲时,他料到从不服输的母亲定不会善罢甘休,但没有料到母亲的辩驳就如晒得透干的红薯一样没有一丁点儿水分,干净利索紧扣重点直达要害,更让他没有料到的是竟然从母亲嘴里听到“有约必守”这么个新鲜语词。这是“俗话”吗?他有些迷惑。

  无话可说的考官见在年龄问题上占不了上风,又一时不肯认输,便只好强词夺理地将目光转向葛健豪的小脚,说:“可是,老太太您不仅年龄太大,而且还是个小脚。”

  葛健豪抢白道:“小脚怎么了?又有哪家王法规定只许大脚上学,不许小脚读书?小脚不是人吗?再说你见我摔倒过吗?”

  考官道:“小脚也是人,这我承认,我也的确没有见你摔倒过。可小脚和大脚相比,毕竟有很多不便啊,比如说,你能跑吗?”

  他刚说完,葛健豪拔腿就跑,说是“跑”,其实严格地说只能算是走,虽然不快,但称得上健步如飞。

  “跑”了一小圈,葛健豪重新站在考官面前,有些气喘,她极力抑制着,语气仍然昂昂地:“怎么样,可以了吧?”

  考官继续为难道:“将来学生们都是要上体操课的,你行吗?”

  葛健豪二话不说,抬起右腿,直直地架在考官面前的桌子上。站在一旁的儿女们本能地伸手要去扶,被她喝止:“不要扶我!”

  空气中再一次弥漫着紧张。考官直愣愣地站起身来,他的酒瓶子底般的眼镜已经滑到了鼻尖上,他只能通过眼镜上沿望出去,眼睛大而圆,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他很想说些什么,但实在不知该说什么好,他能做的似乎只能是木木地看着眼前这个异类老太。

  葛健豪以为考官还是没有松口,又瞥见桌上有一根长尺,忽然灵机一动,从桌上撤下右腿,又随手拿过那长尺,嘴里说着:“你看着。”手中便开始以尺当剑左右开弓舞动了起来。一时间,招生现场成了她的练功场,考生们成了她的观众。在一个漂亮的收剑动作之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她气喘吁吁,用力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自豪地对那考官说:“你知道吗?这套剑法可是‘鉴湖女侠’秋瑾亲手教给我的,怎么样?”

  如此“唱念做打”虽然着实让考官的信念有所动摇,但他仍然有顾虑最终还是没有答应。葛健豪的心一片片地跌落谷底,刚才还伶牙俐齿理直气壮地拒理力争以为“有理走遍天下”,此时却哑口无言。她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她意识到在一个刀枪不入的顽固者面前是无理可讲的,与其和他费口舌累手脚,还不如趁早另想办法曲线突破。正在这时,小女儿蔡咸熙跳将起来,通红着脸指着考官尖气厉声道:“你们不收我妈妈,我去衙门告你去!”一句话立时提醒了葛健豪,她掉头就走,直奔长沙县府衙门。

  半道上,葛健豪让儿子蔡和森起草诉状,一边说着:“告状哪能没有个状纸。”一边近似咬牙切齿嘀咕道,“我倒是不相信,读书求学向上盼好还有个错吗,这也不让?”

  “战场”从学校转移到了公堂,葛健豪不免疲惫,她并不灰心但有些伤感。她以为,这场“战斗”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个普通的“入学”问题,实质上显示的却是妇女求解放求自由之艰难。如果说一开始她只是自己想上学的话,当事情越闹越大后,她已经不单纯是为个人而是在为整个妇女解放而斗争了。这样一想,她也不得不重新振作精神,准备再次一搏。

  公堂上,未及知县发问,葛健豪便先下了手,问:“知县大人,你们天天喊着要解放妇女,可你们知道妇女得以解放的第一步是什么吗?”知县刚刚看完诉状,对事情有了大概了解,正思量着怎么回答,又闻葛健豪说:“是女人能和男人一样平等受教育。这你们都做不到,还谈什么‘妇女解放’?”

  还算和蔼的知县微笑道:“我听说他们是看您老太太岁数大了,又是小脚,才……”

  葛健豪道:“男女老少、大脚小脚都是人,求学求知可是人的天性啊。我是年龄大了点,也裹过脚,但这跟读书有什么关系呢?岂不闻‘师旷有言,七十读书为炳烛;韦母立范,八旬设馆尊宣文’,所谓求学不分男女,有志不问年龄。我们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不知知县大人以为如何?”

  知县微微露出些赞许神色,但他没有吱声,只是又拿起那张状纸,仔细看着。公堂上一片肃静。良久,他将毛笔蘸满墨汁,伏身在状纸上写了几个字后将状纸重又交给了葛健豪。儿女们围拢过来,与葛健豪一起看见那墨汁还未干的四个大字:“奇志可嘉”。

  就凭着这“奇志可嘉”四个字,“女子职业养成所”破格录取了葛健豪。葛健豪也就成为学校惟一一位年近半百的小脚老学生,自然也是湘乡县首位“高龄”的师范生。紧接着,她鼓励大女儿蔡庆熙入自治女校(后转入衡粹女子职业学校)学习缝纫和刺绣,安排小女儿蔡咸熙入学学习体育和音乐,又送外孙女进幼稚园。一家三代同时入学求知,一时传为佳话,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32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五章  求学、办学

<标题>=自任校长创办“二女校”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新的生活开始了。葛健豪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而不顾年老体弱勤奋读书,夜半方睡天明即起,她笑对同寝室的同学说她已入老年,觉少。除了读书,她用余下的时间为学友洗衣做鞋绣花,整日忙忙碌碌。同学们本就以身边有这样一位“老”学生为伴而感好奇,也为她的好学精神所感动,又见她热情开朗平易近人乐善好施,无不对她恭敬有加,年纪稍长者称她“大姐”,女孩子们唤她“伯母”,甚至还有小姑娘亲切地叫她“婆婆”。虽说她的年龄有目共睹,但她却坚持和大家一起出操上体育课。每当看到她用她那三寸金莲吃力地跑跳而略有些摇晃时,同学们都为她捏着把汗,也劝她“算了”,可她说:“我可不能让那考官瞧扁了我,他当初不肯收我还不就是因为我太老了又是小脚。”随后她又爽朗地笑道,“我可是把小脚当锥子用的,牢牢地‘钉’在地里,站得牢走得稳。”大家都被她的乐观和幽默逗乐了。

  转眼一个学期过去了,葛健豪早已是学校的名人,她的学习成绩优异而多次受到校方的赞赏,她在同学们之中不仅是慈祥的长者,也是学习的榜样和做人的楷模。然而好景不长,除了她和儿子蔡和森读的是师范可以免收学膳费外,两个女儿甚至小外孙女不仅要交学费而且还要生活。作为母亲,葛健豪不能只顾自己,而她此时几乎身无分文。她很犹豫,从内心深处来说,她很想继续读下去,完成剩余的学业,但她也知道自己肩负责任。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她除了前一年在“一女校”学习过一段时间,如今又扎扎实实地在“养成所”读了一年书,就凭这些,回乡办个简易的女子职业班甚至女校也足够应付的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她要全力保住儿子蔡和森的学习机会。和森为了母亲和妹妹,曾经打算辍学找工作以维持全家生计。葛健豪是断不能允许儿子如此牺牲,和森读书最多也聪明过人,他是有大好前途的。在这种情况下,她毅然决定放弃学业,和已经辍学的两个女儿带着外孙女刘昂告别了蔡和森,重返家乡永丰镇。

  回家后的第一件事,葛健豪就为创办女校而四处奔走。

  湘乡县由于出了个饱学的曾国藩,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一些乡村对办学以鼓励女子读书有更多的支持,加之蔡和森为此还特地返乡以他那精湛的讲演本领游说当地官府,葛健豪自己凭她与曾家的关系活动到一些办学资金。如此这般,官府点了头,学校轰轰烈烈地办了起来。

  葛健豪的办学思想自始至终都是为了让妇女为独立而有一技之长,因而她创办的学校必然是“职业女校”。由于在县城的那所“湘乡县立第一女子职业学校”(简称“一女校”)也是所职业女校,因而葛健豪创办的这所学校被命名为“湘乡县立第二女子职业学校”(简称“二女校”)。

  “二女校”坐落于永丰镇上的观音阁,这里原先就是一所女学堂,后因招不到学生而难以为继逐渐停办了。葛健豪早就看中了这里,决定利用这里的校舍以原女学堂为基础将它改造成职业学校。她自任校长和教导主任,一俟官府批准通过,立即着手筹备开学工作,征聘教员、招收学生、添置设备等。

  她颇懂得因材施教,考虑到招收的学生多以出身贫苦人家的中青年女子为主,文化基础参差不齐,她按照女子职业学校的要求,改变学科,重组教学。如第一个学期只办一个综合班,第二个学期扩大为文科、缝纫、织业三个班,其中文科班以国文为主,兼学缝纫、织布、刺绣,学生大都是有文化基础的青年女子;缝纫、织业班则以缝纫、织业、绣花为主,兼学国文,学生大都是文盲或文化基础较差的中年女子。

  她似乎又精通心理学,知道很多人家虽然想送女儿或媳妇来读书,但苦于家境贫寒而无能为力。于是,她在发布招生通告时就特别注明“免收学费”,对于学习缝纫、织业的学生,她还发给一定的生活费津贴。她曾自嘲“二女校”是“女校长执教,穷学生读书”。她认为,贫困不能成为女人求学求知的障碍,反而应该是动力,否则她们将永远生活在贫困中,而贫困又会加剧她们的无知,让她们无力挣脱受制于男人而被欺凌的命运;反之,只有学有所长方可自立,只有先自立才能谈得上独立。她的办学模式符合当时的客观状况,对鼓励当地劳动妇女求学起了很大的作用。

  葛健豪的大名在永丰镇早已人所共知,上了年纪的人一直认为蔡家的老太太可不是个安分的女人,虽然有些看不惯但也找不到什么大加指责的理由;年轻一点儿的女人却对她既羡慕又钦佩,很想效仿却又不够胆量。以她在当地的名气,出于对她的信赖,“二女校”刚刚贴出招生启事就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加之“免收学费”,一时间报名者甚众。

  当然,顽固守旧的封建家庭还有不少,他们坚持不肯送女儿或媳妇入学,死守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对葛健豪的做法不以为然,更对她所推崇的“妇女独立解放”嗤之以鼻。葛健豪并不在乎别人对她的指指点点,也不在意他们的恶意中伤,反而带着小女蔡咸熙走家串户,挨个儿上门去做工作,力陈读书求知的种种益处并耐心劝解。这其中的一户人家正是咸熙的叔叔家,他的女儿蔡季眉是咸熙的堂姐,两人从小在一块儿玩,却完全是两个性格。蔡咸熙始终记得她曾经死活拖着季眉和她一起听三哥和森上课,那时她就经常琢磨着怎样使季眉像她一样对上学读书充满渴望。如今她俩都是十五六岁的大姑娘了,咸熙早已能写诗作文,而季眉仍然大字不识一箩筐。要说以前没有机会劝说叔叔送季眉上学的话,眼下自家人创办了学校,还有什么理由不让季眉去的呢?

  季眉也早已听说大伯母葛健豪办起了“二女校”,心痒痒的很想去,但父亲总也没有答应。当葛健豪和蔡咸熙为此特地上门来做工作时,她似乎看到了希望。季眉父亲对大嫂葛健豪还是很敬重的,但他不同意送季眉去“二女校”,他的理由无非就是“妹子要有妹子的本份”,“妹子读那么多书没有多大用处”等。蔡咸熙不过15岁,但似乎已久经沙场,她不温不火一板一眼滔滔不绝地对季眉讲上学的好处。

  葛健豪这一段时期以来嘴皮子都快要磨破了,大道理颠过来倒过去地讲了无数遍,有时有打退堂鼓的念头,“不来就不来吧,不来也不是我的损失,而是你们的遗憾”,但面对思想陈旧落后的小叔子,她不得不再次耐下心来。她决定这次也不用“搬”什么大道理了,她知道咸熙所说的那些道理,他是听不进去的。于是,她决定改变策略,就拿咸熙做“范本”,让他看看咸熙的举止谈吐和浑身上下透露出的灵动和智慧,“这难道不是读书的好处?”她说,“即使季眉日后并不去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哪怕做人家的媳妇,也得做个贤淑端庄知书达理的好媳妇,这也是要学习的。”

  见父亲抽着水烟紧皱眉头似乎不为所动,季眉有些着急,但她又不是个敢说敢干的姑娘,她只能是低着头红着脸,悄声道:“瞧咸熙妹妹,都已经是学校的教师了,我却识不了几个字。”

  学校如期开学后,教员却还不够。葛健豪大胆地让大女儿蔡庆熙任缝纫教员,小女儿蔡咸熙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是文科班的学生学习国文,一方面是学校的教员教授体育和音乐。她个子矮小,只能站在板凳上上课才能使后排的学生看见她。也正因为如此,学生们都很服她。

  有的时候,身边的人取得成就比不相干的人获得成功更有说服力。眼见见多识广读书识字的自家小侄女咸熙确实比女儿识大体懂规矩,季眉的父亲有些动摇。当他应葛健豪蔡咸熙之邀又去“二女校”参观了一番,见学校确如她们所说的那样既教文化更授技能之后,终于答应也送季眉入学。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33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五章  求学、办学

<标题>=被迫辞职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按照当时政府规定,各类学堂学生都必须读《圣经》,星期天都要到福音堂做“礼拜”。葛健豪却不以为意,她虽然也把《圣经》排在课程表上,教授的却是国文;星期天她也带学生去福音堂,但不是做“礼拜”,而是给学生讲时事论国事。因而,“二女校”不仅仅是一所教人读书断字的学堂,它的成立为永丰镇注入了一股新鲜活力。这活力来源于葛健豪异于私塾和传统学堂只培养学究气的八股学生而注重传输新思想新文化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她在兼任校长、教导主任之际,也任教员教授国文。在教学中,她不排斥优秀的传统古典文化,更抓住时机灌输民主新思想。这些新思想,除了她自己在长沙时的所见所闻,更受儿子蔡和森的影响。自她办学后就要求和森三天两头给她写信,让她第一时间接触到新知识和时事国事,然后经过自己的思考和消化再转授给学生。如果说她是先知先觉的革命者的话,那么她是蔡和森的革命引路人;反过来,她思想的成熟与进步又离不开博学的蔡和森的指引,母子俩可谓相辅相成。

  受母亲影响,蔡咸熙也不单纯地为教学而教学,她总是不失时机地将她从母亲那里听到见到和受到的反传统教育渗透给她的学生。比如她在上体育课时组织学生跑步、跳高、跳远和做体操,跑得快、跳得高的自然是她自己,因为她从来没有裹过小脚。这时,她就大讲裹脚的害处,抨击这吃人的所谓规矩,怒斥它是残害女人的毒手。激昂之余,她鼓励学生们扯掉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当胆大的学生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真的解开裹脚布后,她就大声呼唤:“让我们的双脚也呼吸自由的空气吧!”于是,更多的学生加入进来。一时间,放脚、留短发成为永丰镇的“时尚”。

  除此,葛健豪在学校倡导文体活动,经常组织学生唱歌、跳舞。作为音体教员的蔡咸熙就更加忙碌了,她教大家唱《乌鸦与麻雀》、《葡萄仙子》等新歌,大家唱熟后,她将它们编成舞蹈,边唱边舞。学生们都很喜欢上她们母女俩的课,说既轻松又有趣,关键是还能学到新知识,使她们恍然走进了另一个生气勃勃的美丽新世界。她们亲切地称学校是“妇女之家”,说“进了二女校,就好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天地”。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那些顾虑重重的妇女虽然还是不愿意报名成为正式学生,但也愿意常来旁听。

  事物往往是辩证的,有人叫好时就必然有人说不好,特别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永丰镇远没有文明开放到全民都能接受新思想的地步。对于守旧派而言,葛健豪的“二女校”是异类,它所培养的学生都是些伤风败俗的“妖孽”,更有人对她们母女进行人身攻击,嘲笑她们“男不男女不女”,“文不文武不武”等。各种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自然也传到了蔡蓉峰的耳朵里。他本就不同意妻子如此抛头露面,如今更无法忍受自个儿的脊梁骨被人指指戳戳,说他“不是男人,连婆娘都看不住”。忍无可忍之下,他三天两头闹到学校,以“一家之主”的身份逼迫葛健豪放弃,更以“家长”的威严强令两个女儿老老实实地随他回家。对这一切,葛健豪忍耐着,坚持着。她明白打破旧观念树立新思想,总是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或许是她这一代人都无法完成的。她同时也知道,她个人的力量总是微不足道的,但社会就是靠这无数弱小的力量聚集着往前推动,尽管缓慢,却总是向前的。

  丈夫的阻挠葛健豪可以置之不理,外界的闲言碎语,她也能装聋作哑,但官府的逼迫,她不得不去面对。一直以来,官府对葛健豪的办学思想颇有微词,多次警告她要“守规矩”,特别不准她公开在学校谈论时事国事。为了学校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葛健豪也意识到不宜过于张扬。然而,星火已经点燃,必将燎原,那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此时,“二女校”崇尚妇女解放的风气渐渐形成,学生们热衷放足、剪发。其中一个小媳妇胆子小,一直是裹着小脚梳着“巴巴头”。那日,她终于下决心也要效仿他人,可头发剪了一半就犹豫起来。葛健豪见状取过剪刀,三下两下就帮忙剪了另一半。她没有料到,就这几剪刀,终于“剪”断了她与“二女校”的缘份。

  第二天一大早,那小媳妇的婆婆和丈夫就闹到了学校。老婆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大骂葛健豪是“凶手”,这还不够,更躺倒在地,又滚又哭又骂,直说她家的媳妇一直都是循规蹈矩老实听话的,原本送她进“二女校”多学习点缝纫织业等手艺,不曾想被葛健豪引入歧路,不仅不再安分,昨日更将受之父母的身体发肤硬生生地给毁伤了。随后,她便又“咿咿呀呀”地哀号起来。那小丈夫也骂骂咧咧地冲进教室,连掼带砸教学用具。蔡咸熙上前阻挡,他竟挥拳想打。葛健豪又劝又哄外加讲道理,那母子俩哪里肯听,直呼要告到衙门,告葛健豪诱骗良家妇女。事情一旦闹起来,那些原本就对葛健豪对“二女校”恨之入骨的人以为有了机会,乘此跟着起哄,一同涌到衙门,直诉葛健豪败坏社会风气,把个风平浪静的好端端的永丰镇搅得鸡犬不宁,强烈要求官府主持公道。官府本就对葛健豪不满,眼下又见“群情激愤”,根本不容葛健豪申辩,就断然下令从此停发“二女校”的经费,停办“二女校”。

  没有了办学经费,自然成了无米之炊。葛健豪纵然有良好的愿望、宏大的蓝图,都不可能实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她惟一能做的就是被迫辞职。这所凝聚了葛健豪心血的新型女子职业学校夭折了,但它并非一无建树,它毕竟生存了大半年,在许多妇女的心头铭刻了诸如“独立自主”、“平等向上”、“妇女解放”这样的新思想;它或许没有完成使命,但它至少让许多妇女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使她们明白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34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六章  助女抗婚

<标题>=丈夫要卖女儿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母女三人回了家,葛健豪很有些苦闷。办学校是她长期以来的心愿,好不容易实现了,却又早夭了,以后这样的机会怕也是不多的,这怎能不让她心痛?不过,更大的麻烦接踵而至。

  刚刚进入1915年,湖南省内就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傍晚,一家人正吃着晚饭,蔡蓉峰突然对葛健豪说,有人给咸熙提亲来了。葛健豪不由一愣,她从来没有打算那么早就将小女嫁出去,虽说咸熙已经14岁,过了年就是15岁了,按道理是可以出嫁了,但她并不想让女儿过早地承担起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况且她也了解女儿,知道她将来是要走她三哥和森的路,是要出外闯世界的。

  果然,蔡蓉峰的话音刚落,蔡咸熙就大叫一声:“我不嫁!”说完,她的眼泪就劈里啪啦地滚落下来。咸熙与母亲葛健豪性格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按照葛健豪的说法,就是眼泪像自来水龙头,说来就来。她一向希望女儿们凡事坚强,便最不能容忍动辄哭哭啼啼。然而这次,她很理解女儿的心情,也就原谅了女儿的眼泪。她没有做声。

  蔡蓉峰一改往常总是怒气冲冲的样子,浅笑道:“你不是一直想进学堂吗?嫁了过去,就可以继续上学了。”

  看丈夫这样难得和蔼的态度,听他那么说,葛健豪顿时就有了怀疑,她未动声色,她要慢慢套出他的话。于是,她故作漫不经心地说:“咸熙这妹子,还没长开哩,说的哪门子亲。”

  “不小了,就到15岁了,该成亲了。”蔡蓉峰打着哈哈道,“你当年不就是16岁就嫁进我们蔡家的么。”

  一向故作威严不苟言笑的蔡蓉峰居然如此开起了玩笑,葛健豪感觉不妙,心更加抽紧了,她断定丈夫另有隐情,追问道:“是谁来说亲的?说的是哪个人家啊?镇上的,还是外乡的?”

  蔡蓉峰显然有些心虚,他的眼睛不敢直视妻子,只是埋头往嘴里扒拉着白饭,并不作答。不过,他眼睛的余光还是能够强烈地感受得到妻子正在聚集着怒火的火辣辣的眼神。他知道无法逃避,便放下碗筷,故作镇静道:“不就是隔壁的那老王家吗?我还能亏了咱妹子?”

  葛健豪何等聪明,她立即就明白“老王家”指的是邻村一个姓王的大小老婆排着队的大地主。其实即使她不够精明,凭她和蔡蓉峰结婚30多年对他的了如指掌,她相信他断不会将女儿往穷人家送,就像当年他执意将大女儿嫁给刘家指望着就此过上富庶生活一样。不过,尽管如此,她还是没有料到蔡蓉峰这次准备将小女送去给人家当妾。忍了许久的怨气终于直冲脑门,连声音都颤抖了,她慢慢放下筷子,质问道:“你还有没有人性,咸熙不过15岁,你这当爹的,居然忍心让她一个妹子去给一个快要入土的糟老头当妾?你是不是她亲爹?你还是不是人啊?”

  蔡蓉峰似乎自知有些理亏,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他站起身准备“走为上”。葛健豪自然不能就此罢休,她是个急性子,不能容忍放在面前的事情悬着而不去解决。就在她斥责蔡蓉峰的同时,她已经明白丈夫何以所为,便干脆挑明了问:“你收了人家多少?”

  蔡蓉峰道:“500银元。”

  “500银元?”葛健豪只觉一股热流涌向喉头,“为了这500银元,你就把妹子给卖了!”

  蔡蓉峰理直气壮地说:“这怎么说是卖呢?谁家嫁女不收彩礼?收点儿彩礼也是正常的嘛,你何必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蔡咸熙的眼泪已不仅仅是从水龙头里出来的自来水了,而是决了堤的洪水,倾泻而出。她没有想到“出嫁”的问题那么快地就被摆到了她的面前,让她一时无法接受。她还清晰地记得8岁时大姐庆熙出嫁时的情景,起初她也为喜庆热闹的气氛所感染,开心地随着大人扔一把筷子叫一声“筷子,筷子,快生贵子!”然后再扬一把米,说“只望前头一仓米,不望后头一仓米”,然后,她就和大家笑啊笑。然而,她发现最应该笑逐颜开的大姐却满脸泪花,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当然她不懂那是“哭嫁”,她只是单纯地以为“出嫁”是被迫的,不是什么好事,否则为什么要哭呢。她也看见一向坚强开朗的母亲此时十分伤感,一下子似乎老了许多,皱纹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脸颊。临上花轿前,母亲和大姐相依相靠,手紧紧相握不肯松开,大姐哭得更伤心了,母亲的眼圈也是红红的。那恐怕是她对“出嫁”的第一次认识,因而也就对“出嫁”有了很深的怀疑,“为什么妹子一定要出嫁,一定要离开母亲呢?”她舍不得离开母亲,所以她决定将来一定不出嫁。她本就大不情愿出嫁,如今让她嫁的还是一个老头,而且是去当妾,她就更不可能接受了。她也扔了碗筷,“忽”地站起身来,还是那硬呛呛的一句话:“我不嫁。”

  母女俩齐心反对,蔡蓉峰大为恼火,他又一次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试想妻子反对倒也罢了,她总是要和他唱反调的,而女儿居然也不给他面子而当面顶撞,这让他更加难堪,他不能容忍这样的局面,至少他要让女儿明白他是父亲,是一家之主。于是,他一下子收起了亲切面容,两只眼睛顿成三角状,嘴角立即搭拉下来,低沉而威严地命令女儿:“哪轮得上你说话!你给我坐下!”

  “我就不坐!”蔡咸熙二话不说。

  “反了你!儿女的婚姻大事,得由父母做主!”蔡蓉峰的语气更加强硬。

  “我的事我自己做主,谁说了也不算。你说的人家,我就是不去。”蔡咸熙毫不客气。

  蔡蓉峰刚想开口,就被葛健豪打断了。她说:“父母对子女只有‘教养’二字,做不了主。何况,父母做主的婚姻十之八九没有好结果。”

  蔡蓉峰有些蛮不讲理,道:“若真有不幸,做儿女的也该自己受。”

  葛健豪接口道:“既然儿女的痛苦得由他们自己受,那儿女的幸福也该由他们自己求!”

  蔡蓉峰又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

  蔡咸熙插话道:“不好的规矩还守着它作么子。”

  人在理屈词穷之际往往会恼羞成怒而失去理智,此时,蔡蓉峰几乎要跳将起来,他狠狠地拍了下桌子,然后指着咸熙大骂:“你小小年纪,别以为读了几天书,识了几个字,就不把祖宗放在眼里了。”接着他又说,“这次你是答应也好不答应也罢,总之我说了算。”

  见父亲似乎铁了心,蔡咸熙急了,恶狠狠地说:“我就是不嫁!”

  蔡蓉峰伸手一把拽过咸熙道:“我这就把你关起来,关到出嫁那天为止。”

  葛健豪也伸手一把拽回咸熙道:“你以为你能关得住她吗?”

  见妻女如此反抗,蔡蓉峰恼怒万分。他一抬手将桌子掀翻,桌上的碗筷纷纷落了地,碎片满地,米饭满地。

  一直坐在一边不吭声的蔡庆熙抱着女儿慌忙从凳子上站起来,闪到一边。早已吓得瞪大着眼睛不知所措的小刘昂终于哭了,她紧紧搂着母亲的脖子,小脸埋在母亲的肩头大放悲声。二儿子蔡麓仙一家三口也连忙退到墙角,不敢多言。

  葛健豪毫不示弱,一抬腿,也将面前的一张长条凳踢翻在地。

  面对眼前的狼藉一片以及誓不低头绝不妥协的一对母女,自以为长期以来压抑着的被屈辱之感与被漠视之痛统统涌上心头,就像是被酒精刺激了一样,蔡蓉峰完全红了眼。他冲进灶间,转眼出来时手中多了一把菜刀。他将菜刀高高举起,叫嚷着“杀了你!”就冲向葛健豪。

  蔡麓仙一步向前,拦腰抱住父亲。蔡蓉峰挣扎着,胡乱挥舞着菜刀,继续骂:“看我今天不杀了你!杀了你,全家太平,再不会有一窝不孝子女。”

  葛健豪并没有被菜刀所吓住,她只是本能地护着咸熙,不依不饶道:“你别以为动刀动枪的,我就会怕了你。说出去给大家听听,该杀的是你还是我?咸熙还不满15岁,你这当爸的,为了自己有饭吃,有衣穿,有烟抽,就把她卖给人家当妾。你这样把女儿往火坑里推,你不怕遭天打雷劈啊!”

  这番话就像是一道定身法的咒语,蔡蓉峰的怒气和姿势立刻都定了格。稍一停顿,他忽然把刀一扔,往地下一蹲,抱头号啕起来:“我上辈子到底欠了你么子啊?将你娶进门来,没有一天不和我作对!我还算是个男人吗?”突然,他又站了起来,一字一顿地说,“你别忘了,我是男人,我是一家之主,无论你们怎么说,这次一定得按我的意思办!明天就去办嫁妆。”说完,他掉头进了内屋。

  堂屋里很安静,小刘昂也止了哭。葛健豪和儿女们愣愣地站在原地,一直站了好久好久。虽然谁也没有说话,但他们心里清楚,看蔡蓉峰这不同于以往的一拼到底的架式,这次是很难拗得过他的了。蔡咸熙求助似的看着母亲,母亲始终是她的主心骨。然而,葛健豪一时间也没了主意。她要冷静冷静,好好想想。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35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六章  助女抗婚

<标题>=女儿跑了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雪一直下个不停,整个永丰镇几乎被白雪淹没了,只有湄水河的水不畏暴雪,一如既往地静静流淌,豪气地把大片大片的雪花吸入怀抱。夜色中风雪下,站在河边的葛健豪的身影显得异常孤独。她顺着河水流动的方向往前看,在这儿生活了几十年,她知道它是往北流的,却不知道它的尽头在哪儿?不过有一点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总归流出永丰镇流出湘乡。那么咸熙的路呢?让她像祖祖辈辈一样归宿在嫁人和相夫教子上,还是让她像湄水河的水一样流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既然已经送出去了一个儿子,自然也可以送走一个女儿。尽管外面的世界充满未知,但毕竟与希望同在,葛健豪下定了决心,让女儿尽快逃出去。

  已经是下半夜了。屋里,除了咸熙,其他人都睡下了。葛健豪轻手轻脚地回了屋,悄悄唤醒了儿子麓仙和女儿庆熙,然后和咸熙一起躲进了灶间。4个人蹲在柴草堆旁,孩子们疑惑地望着母亲。葛健豪只说了一句:“咸熙只有逃了。”一听“逃”字,3个孩子顿时吓住了。咸熙既激动又紧张,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她知道事已至此,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她是宁可死也不会遂父之愿的,与其以死相拼,不如逃。

  还是儿子麓仙比较冷静,他悄声问:“可往哪儿逃呢?”

  孩子们都紧盯着葛健豪。葛健豪伸手摸了摸咸熙的脑袋,低语:“去长沙找三哥吧,他肯定有法子。”

  咸熙一个劲儿地点头,眼泪又止不住了。庆熙顾虑重重:“爸咋办呢?他要气死哩。”

  葛健豪安慰说:“咱不怕,难道他真杀了我们不成?”

  于是,4个人将出逃计划一一研究了一番。然后,庆熙帮妹妹准备了些简单的行囊。葛健豪千叮咛万嘱咐后,麓仙便带着咸熙出了门。外面的雪还在下,四周静得可怕。葛健豪依着门框,眼望小女娇小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之中。她的心揪成一团,女儿不过只有15岁,一直没有离开过她的羽翼,如今猛地将她推向风口浪尖,让她独自去面对,她是否能够承受,是否能够经得起日后人生路上不可避免的各种磨难,她难以放心。

  睁着眼睛躺在床上,葛健豪看着天光一点点放亮。她知道又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她得做好准备。

  果然,蔡蓉峰起床后发现咸熙不见了,便知道大事不好。让他气恼的不仅是妻女的忤逆,也因为他已经拿了王姓地主家500银元,眼下人跑了,他不好向人交待。他满腔的怨气,也只能冲着妻子了。他一把揪住妻子的头发,怒吼着:“你去给我把咸熙妹子追回来!”

  葛健豪任由他揪着头发左右摇荡,她一言不发,她知道此时每多说一句话无异于火上浇油,反正女儿已经远走高飞,她料他也不会把她怎么样。同时,她也感觉吵得太多了,早就吵累了,吵了几十年,还能指望他回到她的轨道?她惟一的心愿就是既然两人走的不是一条道,不如彼此都能给对方空间而不加干涉。

  她并不理睬他,等丈夫打累了,骂乏了,蹲在一边嘀嘀咕咕之际,她拿出笔墨,在他仍然没有停止的唠叨中,愤而写道:

  遵守礼教,无非是甘卖生女作小媳;

  莫出闺户,却原来忍将骨肉换大洋。

  这副对联让蔡蓉峰的声音小下去了很多,他自知有些愧疚,但男人的自尊又让他誓不低头。

  就在蔡蓉峰在家大吵大闹时,蔡咸熙在哥哥的陪同下,星夜兼程赶到了湘乡。在那儿,她告别了兄长,独自登上了去长沙的小轮船,开始了她不平凡的人生。从那时起,她就再也没有机会回过家乡。

  再大的风浪终有平息的时候。女儿走了,蔡蓉峰即使有天大的怒气,又能怎样?他还不至于真的杀了妻子,但他又实在痛恨妻子,便以离家出走表示抗议。

  丈夫的离家并没有在葛健豪的心上荡起涟漪,相反,她倒觉得生活异乎寻常的平静安逸。她实足50岁了,经历了求学、办学和助女抗婚,她陡然发现自己的确老了,身体也大不如从前,路走得多了,那双小脚就生疼生疼。此时,家里的小生意靠儿子麓仙夫妇,家务则由女儿庆熙操持,她意识到她似乎应该安度孙儿绕膝的晚年了。然而,每当接到来自长沙的儿女的信,她稍稍平稳下来的心就又不安生起来。

  蔡咸熙到达长沙后找到三哥蔡和森,由他安排住进了一个姓罗的朋友家。刚刚逃出虎口的咸熙惊魂未定,突然离开母亲而十分不习惯,又独自住在一个陌生人的家里,心里万分慌恐,又对前途充满担忧,她不知日后该怎么办。

  对于母亲帮助妹妹抗婚而离家出走,和森自然十分赞同,他佩服母亲的智慧欣赏妹妹的勇敢。在他看来,妹妹不过15岁,正是读书求学的大好年华。他一方面抚慰着妹妹受伤的心灵鼓励她重新振作起来准备上学,一方面四处打听着适合她的学校。

  **TH8196000200670001**

  周南女校校园

  说来也巧,就在这时,长沙著名的“周南女校”开始春季招生。这所学校有“开湖南女界之先河”之美誉,它的创始人名朱剑凡,据说是明皇朱元璋的后裔,后为避免清兵斩草除根,遂改名周家纯。1905年,因女子教育遭遇顽固派的百般阻挠而困难重重,朱剑凡便聪明地避开女学名义,用宗祠女塾方式创立“周氏女塾”。名为“周氏女塾”,实为两年制的女子师范班。两年后,女子教育的法律地位正式确立后,不仅原先被禁的女学逐步恢复,更有新的女学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周氏女塾”明正言顺地更名为“周南女学”。1910年,又发展成为“周南女子师范”。又两年,重新定名为“湖南私立周南女子师范学校暨附设小学校”(简称“周南女校”)。朱剑凡早年曾经留学日本,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他的办学宗旨是“着眼于妇女解放,培养人才,以振兴中华”。他亲任校长,又聘请思想革命的徐特立、张唯一等人到校任教,着重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培养他们具有“自治心、公共心、进取心”的良好品德。

  **TH8196000200680001**

  周南女校校园

  显然,“周南女校”的办学模式非常符合蔡和森蔡咸熙兄妹的要求,它既以培养师范生为目的,更以宣扬新思想灌输新文化为目标。于是,在和森的陪同下,咸熙欣然前往报考该校的音乐体操专修科。在报名表姓名一栏中,像当年她的母亲葛健豪一样,她稍作犹豫后,为自己改名为“蔡畅”。这个“畅”字既显示出她冲出旧传统奔向新生活后的舒畅心境,也反映了她希望日后的人生一路畅达。

  女儿安定了下来,葛健豪一直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再看儿子蔡和森,她感觉他不仅学问是越做越精了,思想也日渐成熟。她从他的信中发现儿子已经由钻研文学、哲学、历史而渐渐转向更加关注社会问题,由为读书而读书而思考如何挽救身处危难的中国。当时,辛亥革命刚刚过去四年,中国的现状虽说由皇朝变成了共和,但先进的知识分子却意识到中国并未因此重生,贫苦大众仍然处于被欺压的状态。与此同时,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等等,使得知识分子一度很迷惘。在一时找不到出路的前提下,思想界开始尊孔读经。这时,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成为如蔡和森这样的先进学生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而由毛泽东所创的“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的思想也深刻影响了蔡和森。

  葛健豪第一次知道“毛泽东”这个名字,是在儿子的信中。她知道毛泽东也是湖南人,出生在韶山,幼时长期居住在湘乡县外婆家,因而也算是半个湘乡县人了。更巧的是,毛泽东韶山故居前面有一块河塘,取名“荷叶塘”。她对毛泽东有种天生的亲切感,不仅是他们与湖南、湘乡和“荷叶”有牵连,更是因为他与儿子和森一样充满理想精力充沛有头脑有思想,两人的世界观也惊人的一致。毛泽东原先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1914年,“四师”被并入“一师”,两人虽不在一个班,但因都喜爱听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进步老师的课,更因志趣相投思想相近而成为挚友。他们组织哲学小组,经常在一起谈天论地,更为寻求真理。

  葛健豪时常在午后暖暖的阳光下一遍遍读和森的信,沉浸在儿子向她描绘的一副热血青年胸怀天下志向高远的美好图画之中。她以与其实际年龄不相符的一颗年轻的心憧憬着那样的生活,她很想去长沙看望和森,也想见见那个叫毛泽东的人。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36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六章  助女抗婚

<标题>=儿子成熟了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初入“一师”时,蔡和森的思想是单纯的,就是想多读书,毕业后能做个称职的教师。然而,当他结识了毛泽东、萧子升、张昆弟等益友之后,特别是受“一师”杨昌济教授的薰陶,不仅学业大有进步,思想也发生了更大变化。

  应该说,蔡和森和杨昌济、毛泽东同为湖南老乡,湖湘人士特有的叛逆个性是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的原因之一。作为湖南人的骄傲,曾国藩是他们共同崇拜的人也成为他们思想相近认识雷同的另一个原因。

  对于曾国藩这个人,蔡和森是不陌生的。他清楚地记得他小时候母亲葛健豪常领着他和妹妹去“富厚堂”,给他们讲曾国藩如何发愤读书的故事。如果说葛健豪是引领他初识曾国藩的启蒙老师的话,那么,杨昌济则使他对曾国藩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并因此而对曾国藩的著作发生很大的兴趣而潜心研究。

  杨昌济曾一度以“长沙的大儒”闻名,他有着深厚的旧学根底,又曾留学英国而深受西学洗礼,可谓学贯中西。在“一师”时,杨昌济是蔡和森他们的伦理学教授,由于他最为推崇曾国藩,视他为楷模,因而尽管他古今中外涉猎甚广,却独钟情于曾国藩的著作。有关曾国藩的读书、治学和治军、行政,乃至为人处事等方面,他无不关心和师法,更下过一番苦功研读曾氏日记。然后,他将曾氏的事迹和著作列入修身课的讲授范围,一一传授给他的学生。

  蔡和森认真研读曾国藩的著作以及有关曾氏生平的论著,又常聆听恩师的教诲,渐对曾国藩有了理论认识。他发现曾国藩的性格、爱好、志趣,有不少与他相像,比如自幼嗜学如命,勤奋好学,尤爱文史和书法等。另一方面,曾国藩的湖湘学风对他也颇具吸引力。湖南是宋明理学的发祥地之一,湖南人士历来注重理学,又注重经世致用。曾国藩把经邦济世纳入学问范围,成为理学经世派,继承和发扬了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被人誉为可与桐城派分庭抗礼的湖湘学风。

  在“一师”学习了两年后,蔡和森因深感“一师”的课程太杂、太浅,不能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而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专修科文学部乙班,与邓中夏同学。“高师”坐落于岳麓书院旧址,曾国藩曾在那里驻足过。在这里,蔡和森感觉似乎离曾氏更近了。又因杨昌济也在此兼课,故蔡和森仍然能够听到他的课,从而继续着对曾国藩的研究。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和蔡和森一样随着对曾国藩研究的更加深入,对曾国藩愈加佩服崇敬。蔡和森说:“三年以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而毛泽东更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通过分析,他们将曾国藩的成功归于潜心研读学问,并建立了一套付诸实践的思想体系。

  在蔡和森看来,思想体系的建立首先要有良好的学问作基础。为此,独好文史的他无论是在“一师”还是在“高师”,总是整天手不释卷。从蔡畅那儿,葛健豪得悉和森读书达痴狂状,刻苦得不可想像。比如他有两个铜板,一定只用一个买东西充饥,留着另一个买书;要是只有一个呢,他宁可饿着肚子关在房子里读书,甚至一两天不吃东西也不叫苦。他的朋友张昆弟也说他即使“宿哮发作,眠食都废,总是坚持抄看下去”。此时,蔡和森的脑子里想的是杨教授的话:意识是能够操纵物质的,他也极赞赏曾国藩“主观意志具有强大作用”的观点,坚信意志足能够消磨贫困和疾病。

  其实杨昌济并不主张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他自己就是一个关心时事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他极力提倡“日日看报,则心目中时时有一社会国家之观念,而忧世爱国之心自愈积而愈厚。积累久之则深明世故,可以应无穷之变,投其所向而无不如志。此真精神知识之营养,如饭食之不可缺者矣”。按照毛泽东后来的评论,杨昌济“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可以说,他对青年毛泽东和蔡和森革命思想的形成影响极为深刻。

  在他的倡导下,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一批先进学生在潜心学问之际也关心时事。当“袁世凯屈于日本压力而接受二十一条”时,他们拍案而起。毛泽东更以学生会名义,集康有为、梁启超的反袁文章印发过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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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和森

  就在世事混乱,先进知识分子苦苦追寻着救国出路时,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他强调“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从此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的思想风靡全国。作为伦理学教授的杨昌济不仅是该杂志的拥护者,更积极为它写文章,还推荐给他的学生。蔡和森、毛泽东由沉迷于传统文史而转向成为《新青年》的追随者、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此时,他们似乎意识到已经到了将思想付诸于实践的时候了。在强烈的救国济世思想支配下,蔡和森编写了一部《近百年来的国耻史纲》,痛诉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引起师生的强烈共鸣。

  从湖南老乡到师从同一个老师,从都是曾国藩的崇拜者到都有着一颗振世救民的思想,蔡和森和毛泽东越走越近,关系愈加亲密。尽管蔡和森已经离开“一师”,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仍将他俩紧紧连在一起。

  作为母亲,葛健豪既为儿子勤勉刻苦颇感欣慰,也不免为身体本就孱弱的儿子担心。她一方面嘱咐女儿蔡畅闲时多加关照兄长,一方面积极筹划着亲自去长沙照顾他们兄妹俩。

  此时,蔡蓉峰在外绕了一圈后回了家。不知他是极具绝望之后的心如止水,还是时间打磨了他的棱角。总之,葛健豪发现丈夫变得很沉默,他不再大事小事大呼小叫,甚至一向嗜财如命自称这一辈子与金钱最为亲近的他对金钱似也失了兴趣。

  大家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在蔡蓉峰面前提及“咸熙”,可每当小刘昂童言无忌,一口一个“小姨”如何如何时,葛健豪偷眼观察丈夫,却见他也无甚反应。如若不是他仍然手不离烟袋,葛健豪真地有些怀疑他还是不是她熟悉的那个蔡蓉峰。

  于是,当葛健豪提出她决定带大女儿庆熙和外孙女刘昂去长沙时,蔡蓉峰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而大加反对,反而淡然处之:“要去就去吧,在家待着也是待着。”这让葛健豪有点儿意外,也有点儿心酸。在她看来,丈夫老了,老得似乎连横眉冷对的力气都没有了。毕竟夫妻30余年,就算爱情不足,感情也还是有的。临行前,葛健豪极力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安排好,又特别嘱咐留守在家的二儿麓仙夫妇好生照顾老父亲。然后,在1917年夏日的一个清晨,她们祖孙三人第二次奔赴长沙。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37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七章  见证“新民学会”

<标题>=见到毛泽东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毛泽东

<内容>=

  长沙官灵渡码头人山人海,一艘客轮刚刚靠岸。

  葛健豪和女儿庆熙及小外孙女刘昂随人流下了船,刚刚踏上码头,眼尖的刘昂就大叫:“三舅!小姨!”亲人相拥,欢笑声连连。一别数载,葛健豪细细端详一双儿女,她发现和森可能是因为更黑更瘦的缘故,个子好像高了一些,两颗门牙比原先更加突出,头发浓密而蓬松,梳得倒是很整齐,恐怕是为了迎接母亲而特地修饰过的吧。葛健豪想着就笑了。她又看蔡畅,小女出落得更加标致,亭亭玉立,精干的学生式短发将她衬托得秀气大方,神情淡然自信,完全没有逃婚出来时的如受伤小鹿般的惶恐胆怯和无助。她感慨:孩子们都大了,成熟了。

  其实不仅是孩子们让葛健豪体会到了“成长”,整个长沙城的气氛也让她感觉到“变化”。与3年多前死气沉沉相比,长沙城如今虽然仍处于军阀混战的乱世之中,但新文化运动已然使它有了生机。对于细心敏感的葛健豪来说,她还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尽管她此时对所谓“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太多的认识,只是因为受儿女的影响而本能地以为是它给长沙给她的孩子们带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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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第二天,葛健豪就在岳麓山下蔡和森租住的饮马堂居所见到了儿子的密友毛泽东、萧子升和张昆弟。几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见到葛健豪,恭恭敬敬地称呼一声:“蔡伯母!”她早就听儿子说杨昌济曾经公开说过,他在长沙教过的几千弟子中有3个最为出色,依次是:萧瑜(即萧子升)、蔡和森、毛泽东。他们3人在“一师”时被称为“三杰”。如今亲见除儿子之外的另外“两杰”,特别是已经熟知的毛泽东,葛健豪一点儿也不感到陌生。望着眼前高高大大、浓眉大眼、粗手大脚,穿着粗布衣裤的毛泽东,她用浓重的湘乡方言明知故问:“哟,你就是那个叫毛泽东的细伢子吧?”

  毛泽东用湘潭方言回答道:“蔡伯母就叫我润之吧。”

  葛健豪慈爱地上下打量他,自言自语道:“一看就是个聪明伢子。”

  除了毛泽东,萧子升也是湖南人。此刻,他打趣道:“蔡伯母您老不晓得,润之刚从‘四师’转入‘一师’时,看起来可不聪明,直愣愣的,眼睛也不如现在锐利,就是牙齿又白又齐,让我和和森看得发呆。他走起路来很慢,两腿合不太拢,摇摇摆摆有点儿像鸭步。”

  他的这一席“人物描写”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笑过之后,毛泽东对葛健豪说:“我们也是久闻蔡伯母的大名,您老求学、办学和助女抗婚的事,真让我们做晚辈的佩服啊!”

  葛健豪忙摆手道:“我那点小事鸡毛蒜皮,不足挂齿。论学问论思想,我一个老太婆哪比得上你们啊。往后你们多来坐坐,我还真想多和你们学学哩。”

  从此,“饮马堂”成为蔡和森、毛泽东等进步学生聚会的场所,他们在这里讨论问题、探索未来,苦苦寻找着救国济世的道路。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在葛健豪到长沙之前两个月,蔡和森从“高师”毕业。其实早在毕业之前,他就曾因泡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而经常忘记上课时间,有时他甚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点饭也不吃地念一两天的书。因为“旷课”太多,学校欲将其除名,美其名曰让他“提前毕业”。杨昌济获知情况后据理力争,他向校方极力夸赞蔡和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何况他的“旷课”也是情有可原。顾及颇具威名的杨教授的面子,学校最终收回了成命。蔡和森也得以继续留在学校完成学业,按期毕业。

  按照原先的打算,他是准备去做教员的,这也是他一贯的理想,可几经努力都未能如愿。他索性放弃出外工作的打算而计划再多读几年书,以进一步研究社会问题,探讨“不常变之真理”,也好乘此闲暇与毛泽东等人继续围炉而聚,秉烛夜谈。他虽然很向往那样的生活,他认为那才是目前的“理想生活”,但他也深知理想与现实总是相对立的。理想生活不能没有物质做保障,而不工作如何才有物质?他很矛盾,也意识到他对家庭的责任。在“一师”、“高师”读书时,学校都是免收学膳费的,而且还有少量的津贴。对于节省至极的他来说,生活完全没有问题。不过现在他离开了学校,吃饭穿衣和买书都需要钱。如果不去工作,难道还得向家里伸手?此时,他想到了母亲,他知道只有母亲能够在他左右摇摆的天平一方加上砝码,帮助他作出最终决定。

  正像自取名“豪”字一样,葛健豪豪爽果敢,她的处事风格一向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此番对儿子的决定,她也当即表示赞同。在她眼里,儿子和森不同平庸世俗之辈,他是要干大事的,而干大事的怎能为五斗米折腰?但是,背着和森,她也不免忧虑,一家大小的吃饭问题毕竟是问题。如何既能保证儿子去实现他的理想,又能让他衣食无虞,她还真有点儿为难。她并非没有考虑过自己出去工作,或去教书,或去做工,哪怕帮人浆洗、替人看管孩子,但她毕竟已经52岁了,即使自己知道自己身体还算硬朗,又有谁愿意请一个老太婆去工作呢?何况时局混乱,工作难寻,并不是愿意出去工作的人都能顺利找得到工作的。蔡畅自从周南女校毕业后,迟迟没有职业,也正在着急。

  幸亏葛健豪娘家殷实,她当年的陪嫁颇丰,靠着这些嫁妆,她度过重重困难,又支撑着让几个孩子都读了书,如今坐吃山空,能够榨出钱来的嫁妆已经所剩无几,看来也坚持不了多久了。好在大女儿蔡庆熙一直省吃俭用,手头还有点积蓄,也有些首饰,葛健豪稍稍有些心安,她相信船到桥头自来直。

  与此同时,蔡畅四处奔波找工作。她既要支持兄长干大事,也要分担母亲和大姐的负担。终于有一天,她兴致勃勃地奔回家,狠狠地抱住母亲,激动地大叫:“妈,我有工作了!”此刻,她的这份工作不仅标志着她从此走向社会开始独立,更意味着一家大小的生活有了保障。不仅是葛健豪,和森、庆熙也都十分高兴。和森对小妹还更多了份感激。

  蔡畅其实并不迷信,不过她自取名“畅”之后,的确运气不错。早先她逃婚到长沙后,在一时找不到出路而迷惘困顿时,“周南女校”向她敞开了怀抱,让她有了个安身立脚之所。入校后,她又为学膳费而苦恼,校长朱剑凡得知她是逃婚出来自谋出路的情况后,感动敬佩之余爽快地决定免收她全部学膳费,只让她努力用功读书。她就像是一条漂泊在大海中的小扁舟陡然看见了小岛,终于上了岸。毕业后,她又遭遇职业难寻的困难。在她看来,这困难不仅是摆在她面前的障碍,也是横在全家人面前的拦路虎。这时,又是恩师朱剑凡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当他了解了她的情况她的家庭之后,决定聘她担任周南女校附小的体育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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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剑凡

  虽然每月只有8块钱的薪水,葛健豪还是从心底感激朱剑凡。她一再告诫蔡畅牢记恩师的知遇之恩提携之情,以加倍努力工作作为报答。在附小任教的几年里,蔡畅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的学生贺益昭曾经回忆说:“我们的体育教师蔡大姐,朴素大方,步履轻快,语言简练,既严肃,又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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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南女子中学旧址

  其实对担任体育教员,蔡畅并不陌生,早年她曾在母亲办的“二女校”里有过实践。不过,那时她面对的主要是普通妇女,而现在的教育对象却是少不更事的小学生,她还真有点儿为难,便去请教母亲。葛健豪对她说:“其实无论是中青年妇女还是小学生,体育课的宗旨总是相同的。你抓住了根本,也就抓住了一切。”

  在葛健豪的出谋划策下,蔡畅改革体育教学,在原有的韵律活动,如队列操练、柔软体操、轻器械操等之外,增加了田径、球类,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体育课内容,也使学生从原先的敷衍体育课转向热爱体育课。她曾经组织过一次颇具规模的运动会,连湖南《大公报》都作了披露:“周南女校运动会定于下星期三在该校举行。查该校体操教员蔡畅女士教授得法,对于体育一项颇有研究。学生们对于体育又极注重,时常联络湘雅女中学生比赛篮球。”又报道,“运动会自上午九时起,下午三时止,其指挥者为该校体操教员蔡畅女士,她精神愉快,深得儿童心理……鼓掌之声,响彻云霄。”此时,她虽然还不到20岁,但已经颇具指挥管理才能。同时,她不只将体育课作为增强体质的课程,更是作为实现妇女形体解放和精神解放的目的。她要求学生不要穿紧身背心以免妨碍正常发育,也痛斥裹脚陋习给妇女身体造成的摧残,鼓励学生追求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自由。在她的教导下,学生们少有旧时女孩儿贯有的扭捏,多是活泼开朗积极向上。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38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七章  见证“新民学会”

<标题>=“大家长”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当初蔡和森租住“饮马堂”,是因为那儿离杨昌济的寓所很近,以便于经常上门讨教。葛健豪到长沙在“饮马堂”只居住了不长时间,因为杨昌济应北京大学之聘离开了长沙,“饮马堂”也就失了它的价值,加上那儿租金不便宜,而全家大小只靠蔡畅每月8块钱的薪金,显然无法再在“饮马堂”住下去。于是,经朋友介绍,他们搬到了一个叫刘家台子的地方。

  刘家台子在岳麓山下溶湾镇,距岳麓山不过1公里。房子是一栋墓庐式的青砖瓦屋,门外有株两人才可合抱的大枫树,左侧有几株苦楝树。虽说屋前的小草坪中隆起一座古坟,有点触目之外,环境清幽空气宜人,是个适合潜心学问的好地方,当然租金相对便宜些也是重要原因。另外,那儿房间很多,尽可以留客歇宿。那时,和森的一帮朋友如毛泽东、罗荣熙、张昆弟等人经常在此一聊就是一个通宵。除此,对于葛健豪来说,她一眼就相中这里是因为那屋后的一块菜园子。

  虽说蔡畅有了工作每月都有固定的薪水拿回家,但毕竟杯水车薪,仅够全家人的生活而难以供刘昂上学、给和森买书以及招待和森的朋友,“经济危机”是时常发生的。当家里快要断炊时,蔡和森便提上一篮子书出外找个僻静处,饿着肚子看一整天书,晚上回到家和母亲打趣道:“这一日既省了饭钱,又读了书,意义非凡啊。”作为母亲,葛健豪的心里自然很伤感,她一直盘算着另想些法子贴补家用,因而当她看到屋后的菜园子时,顿时有了主意而兴奋不已。

  一家人欢天喜地地搬进了刘家台子。葛健豪随即就在菜园子里种上蔬菜和蚕豆,以后又细心耕种,菜园子渐渐茂盛起来。从此,每当毛泽东到刘家台子,总是习惯地先到菜园子,帮着葛健豪拔拔杂草,浇浇水,和她聊聊天。

  以前是“饮马堂”,现在是“刘家台子”,葛健豪的家总是毛泽东等先进青年聚会的场所。这里有浓重的“家”的味道,这对于他们这些远离家乡孤独在外求学又清贫又寂寞的学子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特别是慈母般待人亲和的葛健豪的爱护和关怀更让他们倍感温暖。住“饮马堂”时,因为房子小,晚上没地方睡,他们就通宵聊天,要不就一人睡一张长条椅。搬到“刘家台子”后,房子大了,住得更方便了。时间一长,他们几乎真的就当那儿是家了。有一天,几个朋友结伴而来,刚进家门,就大喊:“蔡伯母,来收钱了!我们有钱了!”

  葛健豪诧异万分,“收么子钱?”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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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麓山村刘家台子蔡家旧居

  “收饭钱啊,房租啊。”他们说,“我们经常在这里又吃又住的,哪能不收点儿食宿费呢?不过钱嘛,少少的,实在不多。”

  葛健豪笑道:“你们都像是我的伢子,伢子回家吃饭还兴交钱?”

  他们执意要给,葛健豪拗不过收下了。从此,他们有了钱就交给葛健豪,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也送过来。就像一个大家庭,葛健豪是家长,操持着一家人的吃喝。

  那时,毛泽东还在“一师”就读。“一师”与“刘家台子”只一江之隔,彼此可以对岸相望。每当葛健豪听到小刘昂尖声叫道“润之先生来了,润之先生来了”,她就知道毛泽东准又是游泳过来的。于是,她忙着迎上前去,给他递上毛巾和和森的衣服,嘱咐他擦干身子换上干衣服。

  受曾国藩重视治学的同时注重修身养性的影响,蔡和森和毛泽东一直积极锻炼身体。对于蔡和森而言,他有哮喘病体质较弱,锻炼身体成为必然。他的生活很规律,每天晚上8点半就睡下了,早上4点半起床,直奔山顶,或静坐或运动,9点下山,10点吃早饭,然后看书两小时,下午或游走各处,或随母亲挖土种菜,间或再看些书,4点半吃饭后,或静坐、或运动、或散步。

  除了正常的锻炼之外,他们还经常组织一些在常人看来难以理解的运动。有一年寒假,几个朋友“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到下雨,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高声叫嚷,说是风浴。在下霜的日子,就露天睡觉,甚至到11月份,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有时,他们每人只带一条毛巾、一把伞和一些新鲜蚕豆便爬上岳麓山顶上的爱晚亭,一待就是数日。

  他俩最喜爱的运动便是洗冷水澡和游泳。蔡和森每天都用冷水洗澡两次,早起后一次,临睡前一次。毛泽东曾经组织过20多人每天清晨起来就来到井边,然后脱光衣服,从井里提起一桶桶冷水从头浇淋全身。早在“一师”时,蔡和森就经常和毛泽东在课后畅游湘江,游完后就在岸上或坐或睡或赛跑,兴之所至,随意漫谈。

  葛健豪虽然也赞同积极锻炼身体,但她并不主张他们近乎疯狂的诸如“于雷雨风烈之时冒风雨而行”、“在外露宿什么也不盖而让蚊子咬得浑身是包”的极端行为。她认为风浴、雨浴和日光浴会更伤身子,因而有时也劝劝他们适可而止。这时,毛泽东就会笑着说:“蔡伯母您不知道我们这是在‘锻炼身体’名义下的锻炼意志力。”蔡和森也附和道:“孟子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是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见说不过他们,葛健豪也只好作罢,笑道:“和仔总是同润之的思想一致。”

  当然,蔡和森与毛泽东思想一致不仅体现在锻炼意志力上,更在于对世事的清醒认识和为改造中国、世界而成立“学会”以及重视接触社会接触实际以及向外发展向世界学习的思想。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39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七章  见证“新民学会”

<标题>=“新民学会”在蔡家成立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在蔡和森的眼里,母亲葛健豪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明晓事理思想进步,如若不是母亲,想他现在不过就是辣酱店的一个伙计,一个平庸无常的小市民,何以能随心所欲地阅读,又何来如此忧国忧民的思想、改造中国的雄心和经纶天下的抱负。他对母亲充满感激更有敬佩,她不仅是母亲,也是相知相伴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战友。因而,他习惯凡事都和葛健豪商量,包括他对社会问题的困惑和对前途出路的迷惘。

  葛健豪早已意识到其实在思想认识上,她已经跟不上儿子的脚步,特别是社会问题以及如何救国救民。早年,如果让她从政治救国还是教育救国中作一选择,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也是她多少年来一直热中办学的原因。不过,自从住到长沙接触了毛泽东等先进学生之后,她发现他们对教育救国的观念是有争议的。这时,她发现自己的思想早已落伍,对儿子也不能释疑解惑了。这让她一度有挫败感,不过很快地她也释然了。她毕竟老矣,不像儿子那样博览群书,又亲受杨昌济等先进知识分子的教诲,思想落后于儿子也是自然的。既然不能在思想上对儿子有所提携,那么她能做的就是不仅做好儿子的后勤,更在行动上和思想上支持他。同时,她也自觉地不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特别是当蔡和森、毛泽东他们在家里开会时,她更像个小学生一样坐在墙角仔细聆听。

  如果说《新青年》倡导的民主和科学思想,使先进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觉悟得以迅速提高的话,那么,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他们开始重视对中国革命的新的探索。那一段时间,葛健豪发现毛泽东等人到家里来得更频繁了,他们的“会议”也越来越多,争论也更加激烈。从他们断断续续的讨论中,她意识到他们将酝酿着大的行动。

  果然,那天聚会散了后,蔡和森很激动地问葛健豪:“妈,您知道我们一直在讨论么子问题吧?”不等母亲回应,他就自答道,“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

  对此,葛健豪自然是知道的。她总是利用端茶送水的机会“偷”听他们的谈话,便说:“你们的这些讨论大概百次以上了吧。”

  蔡和森说:“不错。如今讨论的结果是,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国家要改造,自己要进步,就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因而非组织一个团体不可,以革新技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葛健豪很有兴趣:“那你们的打算是?”

  蔡和森道:“成立新民学会。”

  “新民?”葛健豪有些不解,“为何取这名?莫非有出处?”

  “是的。”蔡和森道,“既取自《大学》里的‘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又取自梁启超先生的《新民说》里的‘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之意。”接着,他又将梁启超的为人以及《新民说》一一说给葛健豪听,以让她更进一步明白“新民”含义。

  听罢,葛健豪笑道:“要说那梁先生的‘新民’有反封建之意的话,那么你们的‘新民’就有生活向上,改造社会之意了。”

  蔡和森也笑了:“也就是反旧制度,主革新,为人民之意。”然后他问,“这可是我和润之他们想了很久才确定的,您支持吗?”

  葛健豪道:“支持,当然支持。我要是年轻的话,也要加入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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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在北京主编的《新青年》和毛泽东在长沙主编的《湘江评论》

  后来毛泽东在亲自主编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详细论及了为何成立新民学会,除了葛健豪从蔡和森那里听到的一个原因之外,另外“又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结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1918年4月17日那天,是个星期日,天气晴明,气候适宜,微风吹拂着湘江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一向幽静清雅的“刘家台子”一下子变得异常热闹,学生模样的青年三三两两集结而来。在这前一天,蔡和森就告诉母亲第二天“新民学会”将在家里召开成立大会并特别嘱咐备些酒菜。

  那一晚,葛健豪几乎一夜未眠,一方面是因为激动,一方面也担心睡过了头误了事。天未明,她就起了床,随后便领着庆熙和蔡畅忙着生火淘米洗菜,还抽空儿去了趟市场买了肉和鲜鱼。要知道,她们家已经许久没有闻过肉味了。平时,他们家的生活极其节俭。为了省下粮食招待和森的朋友,他们自己往往饥一顿饱一顿,更多时只能以自家种的蔬菜和蚕豆充饥。有一次连蔬菜和蚕豆也没有了,她仍然不愿意动用储备粮,又为了避免邻居讥笑,她便将火烧得旺旺的,灶上实际上只烧着开水,热气呼呼地,给外人一副丰衣足食的假象。而对毛泽东他们,她却大方得很,极尽所有办法,恨不得掏空家底,连小刘昂都笑言“外婆好像更爱润之舅舅他们”。如今新民学会成立会召开,她更是倾其所有,毫不怠慢。

  会前,蔡和森将会员一一介绍给母亲。除了毛泽东、罗荣熙和萧子升、萧子璋兄弟俩,葛健豪已经熟知外,另外还有陈赞周、罗章龙、邹鼎丞、张芝圃、周晓三、陈启民、叶兆桢等。他们拜见过葛健豪,亲切地称呼“蔡伯母好”之后进入堂屋分别就座。

  屋内,五四时期中国最有影响的进步社团之一新民学会成立大会正在举行;灶间,葛健豪和女儿们也忙得热火朝天。蔡畅其实是很想成为“新民学会”会员的,不过,她发现三哥和森和润之他们似乎并没有把她放在眼里,她自知自己还年轻,学问和思想都不如他们,但她也有一颗火热的心啊。因而,她一面烧着火,一面对葛健豪发着牢骚。葛健豪不以为然道:“你可别以为他们是小瞧你。你是太小了,还不够格。”

  蔡畅不服气道:“说我太小就是小瞧了我。”

  葛健豪又劝:“你是个好妹子。你挣钱养家支持三哥他们做学问。可以说,学会的成立也有你的功劳啊。”

  蔡畅深以为是,也就释然了。

  中午,会议休会。疲惫的会员们惊喜地发现葛健豪已经给他们备好了丰盛的午餐,除了家种的新鲜蔬菜和蚕豆外,还有清炖泥鳅、生炒百叶、糖醋鱼,就连蔡和森也不得不赞叹母亲的一双巧手,她不但将一块猪肉分别做成肉馅豆腐、米粉肉,而且还杀了家养了许多时日不舍得吃的老母鸡,既做了一锅热气腾腾的鸡汤,还做了黄焖鸡和鸡丝豆干。大家以茶代酒,既祝学会的成立,也真诚地感谢祝福蔡伯母。他们甚至感叹“这是有生以来吃得最舒心的一餐”,更夸蔡伯母是“新民学会”的坚强后盾。葛健豪笑言:“你们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我一个老太婆不过就会做做饭而已,实在算不了什么的。”

  饭后,会议继续进行,葛健豪和蔡畅收拾好碗筷后坐在一角旁听。这时,由毛泽东、邹鼎丞起草的学会会章初步审定,包括确定学会定名为“新民学会”,确定“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学会宗旨,确定成员入会程序得遵循“本会会员五人以上之介绍及过半数之承认”以及会费、会址等,最重要的是规定了五条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除此,会议还推举萧子升任总干事,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任干事。至傍晚,会议才圆满结束。散会前,葛健豪特别送给“新民学会”一副对联:

  新鲜血液活肌体;

  民主思想救中华。

  葛健豪不仅见证了新民学会的成立过程,而且还向学会提议应当积极吸收女性知识分子入会,并多多关注妇女问题,因为她发现那五条纪律本身确有规范作用,但似乎都是针对男性会员的,特别是第五条“不狎妓”。从这样的规定看,她便担心学会会忽视吸收女会员。对于她的担心,蔡和森、毛泽东一致认为她是多虑了,他们说其实妇女地位将是学会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蔡和森更说,三年之内,不但要使新民学会成为“中国之重心点”,而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

  为使“女界同时进化”,新民学会成立后的两件大事,一是发展新会员,二是向外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将妇女作为考虑重点。特别是在为贯彻“向外发展”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蔡和森、毛泽东就有意识地组织动员更多的女学生加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40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七章  见证“新民学会”

<标题>=儿子当“乞丐”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闲来无事,葛健豪又仔仔细细地研读新民学会会章,特别是那五条“纪律”。表面上看,她似乎只是个做饭搞后勤的家庭妇女,实际上她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尽管她的认识并不比毛泽东、蔡和森他们新锐,许多社会问题她也不完全弄得明白,但她隐隐觉得“会章”似乎强调的是个人的自我约束,而欠缺了改造社会的内容。当然,能够担当起改造社会的自然是那些品行端正的人,也就是说自我约束是改造社会的前提。然而,这并不能就因此将自我约束作为学会的重点而忽视了改造社会的重任。

  虽然有这样的念头,葛健豪却并不敢轻言,她自认思想认识大有局限,与和森、润之他们相差甚远,但她又是个直爽人,骨鲠在喉是一定要吐出来的。于是,一个深夜,她将她的想法告诉了蔡和森。

  蔡和森解释:“我们均乃杨师的学生,受恩师教诲,以培养良好习俗加强个人修养为己任,自然这也是必须的。”对于母亲的疑虑,他又说,“然我和润之都以为这不是所有,最终目的还是应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再者,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故此,我们以为教育救国非惟一出路。”

  葛健豪对儿子的话很是赞同:“我也认同你和润之的想法,不过……”

  蔡和森接着说:“会章本就是润之起草的,主张见诸行事,只是目前时机暂不成熟而曰‘现在不见诸行事’。子升不赞同,力主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我是赞同润之的,不过少数服从多数,也只好罢了。”

  葛健豪道:“你总是同润之思想一致的。”

  显然,蔡和森和毛泽东都已经不满足杨昌济潜心学术和教育的主张,也不以清流自诩而刻意回避政治,只是他们还没有真正找到政治之道。因为这时,他们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所谓救国,自然是与救民联系在一起的。如何救民?首先得了解民情。葛健豪突然想起早年她随丈夫赴上海,深入到工人之中了解到工人的疾苦。她认为只有先了解民情熟悉社会方能谈得上改造社会,于是便向儿子提议:“你何不出去走走看看……”

  她的话还未说完,蔡和森就激动地说:“妈,你真是太了解我了。我和润之正打算出去‘游学’呢。”

  “游学?”葛健豪第一次听到这个新名词,笑道,“我倒听润之说过他曾经出去做过讨米叫化(湖南方言,即乞丐)。”

  那是在一年前的暑假,受一本名为《民报》的杂志上关于两个大学生步行到西藏的打箭炉的文章的影响,毛泽东和萧子升商量后决定效仿一次。当然,他们的计划只在湖南省境内,目的也不是单纯地徒步旅游,而是徒步考察民情民风。他们只带着一把雨伞和一个放着一套换洗衣服和毛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的小布包,因为身无分文,他们自嘲为“行乞”。那次,他们步行近千里,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的广大乡村。在“新民学会”成立前两个月,毛泽东又独自考察了浏阳。学会成立后,蔡和森很赞同毛泽东“读无字之书”思想,也主张走向社会接近工农群众。

  于是在1918年的夏天,蔡、毛二人身无分文,只带了一把雨伞和一条毛巾,穿一双草鞋,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徒步考察了浏阳、湘阴等洞庭湖周围几个县的风土人情、农民生活和租税情况,了解地主与佃农和无地农民的关系,收获颇丰。

  当他们终于回来时,葛健豪又惊又喜又悲,只见他俩黑瘦黑瘦,颧骨高耸,两腮凹陷,头发蓬乱胡子拉碴,草鞋早已磨穿,脚底板满是血泡,惟一不变的就是那一双精明智慧的双眼,依然透着灵光。当时临走前,她曾准备给他俩带些银两,哪怕是带些干粮,但他俩执意不肯。这半个多月来,她在家里如坐针毡度日如年,一直在为他俩担心。作为一个慈爱的母亲,她自然最关心他们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是如何生活的。原来一路上,他们或住在农民家里以给农民送字写信写横幅对联解决食宿,或住在庙里接受僧人救济,或干脆露宿山野以山果充饥。

  蔡和森对母亲说:“我们遇到一些私塾,就进去问私塾先生,你是怎么教学生的?私塾先生说,他教学生读‘四书’、‘五经’。我们就说,你教‘四书’、‘五经’,又不批判孔孟朱熹,这不好。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完全是愚民政策。在民国时代,你还这么教,这不是在愚弄百姓吗?还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把女子看成小人,你也不反对,这样教是误人子弟啊。我俩还和他们讨论古今教授法的优劣。聘请私塾先生的主人和私塾先生看到我们通诗书,有见解,转而以礼相待,晚了留宿,食之以酒肉,走时还送点钱。”

  葛健豪由衷地赞叹:“你们可真聪明,既教育了人,还得了食宿。”

  蔡和森又道:“还不止呢。一天过田垅中,见农民在弄庄稼,我俩为了探知农村的风土人情,便下田和农民一道干,晚间与农民闲谈,问他们种多少田,交多少租,生活过得怎样?农民围得越来越多,有的还请我们帮他写信,他们拿来米酒、糯米饭给我们吃,像一家人一样。我们辞行时,农民们都恳切挽留。”

  葛健豪笑道:“你们这是‘见人说话,遇事帮忙’,倒是新型讨米叫化哩。”

  大家一起大笑。蔡和森又兴奋地告诉母亲他们行程中的其他所见所闻,当提到他们在路过湘阴县城参观一所女校,发现那里的教师都是白胡子老人,以显示老成正派时,毛泽东打趣道:“胡子作用大矣哉。”后来,毛泽东写了一篇通讯稿,发表在湖南《通俗日报》上以讽刺“胡子作用”。他们还告诉她在浏阳的一个新民学会会员陈绍休的家门前种了一棵树,希望它随学会一同成长。

  望着他们兴致勃勃的神情,葛健豪既心疼他们肉体上遭受的苦难,但也不得不佩服他们乐观开朗豁达的个性以及吃苦的精神和坚强的毅力。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41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八章  远赴法兰西

<标题>=要出国了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杨昌济不仅公开表示过他在长沙所教过的几千学生中,萧瑜(即萧子升)、蔡和森和毛泽东最为出色,而且还在病逝前特地致信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竭力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他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可见他对两位爱徒的器重。正因为如此,当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听说北京正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便立即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毛泽东和蔡和森,他希望他俩能把湖南的青年学生发动组织起来,加入到这一行列。

  信是在蔡和森和毛泽东去游学时,葛健豪收到的。等和森回来,她立即就将信给他看,在得知杨昌济的意思后,她也赞同,她对和森说:“你们的新民学会不是一直在说要向外发展吗,这其实就是个绝好机会。”

  正如葛健豪所说,新民学会自成立后一直着重两件大事,一是吸收新会员,二是筹划向外发展。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多数新民学会会员都从学校毕业了,他们的出路关乎学会的出路,因而十分重要。既然学会的宗旨乃革新思想以求个人与人类的向上,那么按照毛泽东的话,“就必须去求世界的学问,从中加以研究、抉择”。全部留在长沙,自然是无从“求世界学问”的,就必须向外发展,即走出湖南,走向全国乃至走向世界。

  相对来说,吸收新会员的工作好做得多,而如何向外发展、向何处发展却一直困扰着他们。为此,他们曾经三番四次聚集讨论。也有会员提出过出国留学的主张,对此,毛泽东和蔡和森也是积极支持的。不过,去什么国家,怎么去,去干什么等都是问题。毛泽东主张应当将每件事都组织得十分周密后,才能付诸于实践。当时,他提出分开留学为好,以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为主要国家。日本是邻国,早年又有孙中山等人在那儿留过学,因而成为首选。于是,他们商量后公推罗章龙先去探路摸清情况。罗章龙肩负学会会员们的嘱托离开长沙奔赴上海,欲从上海搭船去日本。可他刚到上海,就听说日本东京发生迫害中国侨民的风潮,便就此止步,愤而返回长沙。

  新民学会的第一次向外发展流产后,会员们虽然还不至于因此而绝望,但确实有些苦闷。一条路被堵上了,就得另辟蹊径。因此在蔡和森看来,杨昌济的提议可以说正好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条道。在母亲葛健豪的鼓励下,他也以为此时在湖南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实属必要,于是便和萧子升日夜筹议。不久毛泽东将他在“一师”负责的“学友会”的工作移交给别人之后,与何叔衡等人也加入讨论。正如《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后来所言:“发起留法运动。此事以前尚有人发起,没有成。至是长沙方面之最初发起者,为蔡和森与萧子升。”其实在蔡和森身后,母亲葛健豪是他的第一个支持者。1918年6月的一天,新民学会在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正式开会讨论赴法事宜。

  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以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出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目的,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计划5年内组织3000人赴法留学。他们认为“欲输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西方为要图”,而选择法国,是因为“法国是民气、民智先进之国”。的确,法国当时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它率先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更有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的实践,因而对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吸引力。1915年,他们又为提高在法华工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提出“以工兼学”的主张。可惜的是,因袁世凯称帝,蔡元培等人不得不流亡海外,留法勤工俭学计划暂时搁浅,直至1916年政局稳定后方重新实施。1917年,专门为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提供帮助和媒介的“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北京成立,蔡元培等人号召“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智识”。随后又先后在北京、河北保定、河北蠡县布里村举办了三所预备学校,为留学人员在赴法前提供法语和技能方面的初步训练。

  对于正苦苦寻求自身向上以及救国救民之真理,探求中国革命道路的如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来说,或希望学有所成以教育救国,或崇尚“劳工神圣”之说以奉工读主义为信条,总之,无不对“勤于作工,俭以求学”的倡议拥护备至;因而在讨论会上,几乎没有争议,大家便认为留法运动很有必要,应尽力进行。会议最终达成共识:由蔡和森、萧子升专门负责此事,并由蔡和森先行赴北京联系。几乎没有停歇,会议结束后几天,蔡和森便暂别母亲,奔赴北京。

  眼见蔡和森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而四处奔忙,葛健豪的精神也一直很亢奋,似乎将要远渡重洋去实现理想的不是儿子而是她自己。这时,她自然想起了她早年的好友唐群英和秋瑾,想她俩都曾留学过日本,而且在去日本前还曾邀她同往,如若不是她舍不得抛家弃子,那时她可能真的也就随之而去了。这许多年来,每每想到这事,她都有强烈的遗憾。不过,遗憾归遗憾,她也并不后悔,毕竟这么多年,她也没有白活,不仅历经求学、办学,还养育了庆熙、麓仙这样孝顺的孩子,培养了蔡和森、蔡畅这样有理想有抱负的优秀儿女。她是孩子们的引路人,反过来,孩子们是她的骄傲。

  不管怎么说,早年留学日本的机会错过了,如今面对儿子蔡和森正在组织的轰轰烈烈的留法运动,葛健豪的内心是充满向往的,就像当年锁居乡下的她向往遥远的上海一样,她也渴望向外发展,去见识去学习。特别是当蔡和森从北京寄回家来一张照片,她在照片背面读到蔡和森写的一首名为《少年行》的五言诗时,心潮更加澎湃。诗日:

  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

  乡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

  世乱吾自治,为学志转坚。

  从师万里外,访友入文渊。

  ……

  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

  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

  虽无鲁阳戈,庶几挽狂澜。

  凭舟衡国变,意志鼓黎元。

  潭州蔚人望,洞庭证源泉。

  葛健豪不仅从中读出正气磅礴慷慨激越的非凡气势,更看到了儿子胸怀天下志向高远的高贵品质。同时,这首诗也将埋藏在她心底的渴求完全激发了出来,令她有呼喊高歌的冲动。不过此时,她只是有向往,却不敢奢望。她万没有想到不久后她真的成为赴法留学大军的一员,而且是其中年龄最大的。

  蔡和森进京后寄居在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的家里,经杨的引荐,他见到了蔡元培、李石曾等勤工俭学的创始人,向他们陈述了湖南青年加入赴法行列的要求,请求他们安排。

  由于经费的问题,蔡和森他们只得到了25个赴法名额,这显然不能满足需要。为此,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让他在湖南组织更多的青年学生,甚至可“空全省之学子以来京”,成一大组织,以造成一种巨大的声势,“使其不得不负维持之责,使其不得不乐于负维持之责。同时就可迫出一个大借款。像新民学会这样有组织的团体,就可以由团体出面来借款”。

  不久,以毛泽东为首的四五十位湖南青年先后到达北京,人数之多,创各省之首,震惊京城。华法教育会的主办者们无不佩服蔡和森、毛泽东的领导组织才能,又无不认为湖南青年确有领风气之先的革命精神。

  由于华法教育会的准备工作尚需时日,毛泽东、蔡和森研究后决定派萧子升先期赴法了解情况,其余人分别进入设于保定的育德中学、设于北京的北京大学、设于河北蠡县布里村的预备班学习法文、制图、数学等科,为赴法勤工俭学做好准备。前两处是高级班,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在此学习;布里村的是初级班,由蔡和森负责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学生生活和学习。

  转眼1919年的春天来临,葛健豪已经有大半年没有见到蔡和森了。从他偶尔寄回来的家信中,她知道儿子在布里村的工作十分繁忙,生活也很清苦,只有一套粗布衣衫,吃不惯北方的饭菜,却不得不天天和玉米面窝窝头烤白薯大咸菜小米粥打交道。

  每当儿子在信中流露出怀念母亲做的道地湖南菜时,葛健豪都忍不住做上一大碗湖南辣子面。望着油红闪亮的辣椒,她有些伤感,感觉儿子离她很远,而且随着赴法日期的临近将会离她越来越远,一旦他远渡重洋到了地球的另一端,不知何时才能回转,她还能否再见到他?她想她已经54岁了,生命似乎就快要终结。她舍不得离开儿子,却又不能阻挡儿子的前程。她能做的,似乎只能是煮上一碗儿子爱吃的面条。

  **TH8196000201040001**

  向警予(前左一)和中学同学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42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八章  远赴法兰西

<标题>=初识向警予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就在葛健豪为即将告别儿子而暗自叹息时,蔡畅收到了兄长的一封信。蔡和森在信中告诉她,萧子升从法国来信告知已摸清了女子留法勤工俭学的可能性,建议新民学会在湖南组织女子赴法。于是蔡和森要求妹妹出面,带头发起这项运动,并竭尽可能鼓励尽可能多的进步女子加入进来。他引用毛泽东的话,就是“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另外,他还特别嘱咐妹妹将此消息告诉向警予。也就是说,葛健豪不仅将送走儿子蔡和森,也有可能将女儿蔡畅也送去法国,这让她更加怅然。

  处于热血沸腾中的蔡畅哪顾得上母亲的感受,她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接信后立即放下周南女校的教员工作,积极联络朋友、学生,更遵兄嘱写信邀请正在溆浦女校执教的向警予,邀她速返长沙,共商赴法事宜。

  这是葛健豪第一次见到向警予。不知为什么,从见她第一面起,葛健豪的内心就有种奇妙的感觉,她隐隐觉得眼前这个身材娇小容貌俏丽才华出众的女子日后有可能和他们蔡家有什么关系。出于一个母亲的本能,她很自然地将这个女孩儿和儿子蔡和森联系在了一起。尽管此番二人是初次见面,彼此却一点儿也不陌生。通过蔡畅,她俩早就听说过对方。向警予对葛健豪充满敬重,而葛健豪则对向警予心怀期待。

  向警予曾被杨昌济赞为“女教育界中之人材”。她与蔡和森同龄,比蔡畅大5岁,也是湖南人,出生于溆浦县城的一个商人家庭,16岁时离开家乡考入常德女子师范,次年转学到长沙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当时“一女师”的校长正是朱剑凡,由于他思想倾向进步提倡新学,最终被迫辞职。向警予等进步学生为支持朱校长,也一并退学转入周南女校。蔡畅就是在周南女校读书时结识向警予的。巧的是,原名向俊贤的向警予在入周南女校的第一天改了名字,而蔡畅也是如此。

  蔡畅比向警予晚进校几年,当她听说也有一个一进校门就改名字的向警予时,陡然对她产生了好奇,而真正让她认识向警予的是在学校召开的“反对袁世凯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大会上。当时,向警予登台演讲,对袁世凯大加痛斥,揭露了西方列强欲侵占中国的野心。最后,她高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动员同学们都能勇敢地站起来加入到反袁大军之中。由于过于激动,她在演讲中竟然昏了过去。坐在台下的蔡畅震惊于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奇女子,从此成为她的追随者。

  受向警予的影响,蔡畅更加理解了革命的意义,并意识到个人的前途不能脱离国家的命运,永远不会有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个人前途。反过来,向警予在与蔡畅交往后得知她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伟大的母亲,还有一个超凡脱俗思想前卫的兄长,对她们一家颇为欣赏。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让她俩越走越近,最终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

  从周南女校毕业后,立志教育事业的向警予回到家乡溆浦创办了“溆浦女校”,不过,她与长沙的进步人士从来没有断了联系,特别是好友蔡畅。从蔡畅那里,她知道“新民学会”,也了解蔡和森他们正在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于出国留学,她其实早有打算,只苦于无从实践;对于法国,她也充满向往。她的大哥向仙钺醉心新学,接触过民主主义思想,后又留学日本。她从大哥那儿听说过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得悉“自由、平等、博爱”发源于此,她还读过法国资产阶级女革命家罗兰夫人的传记。最重要的是,以她从蔡畅那儿得到的对蔡和森的间接了解,她已经可以断定他是个大有作为的有志青年。她对他很崇拜,也很有好感。她想见见他,更想随他一起前行。于是,在1918年年底,她亲赴北京,一为寻求赴法机会,二为会晤蔡和森。

  要不是向警予自己提及数月前曾经到过北京,葛健豪根本不知道两个孩子早已在北京见过了面。不过,两人的初次见面不仅毫无戏剧性,而且很平淡。在这之前,蔡和森对她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只是从妹妹那里知道有这么个人。当然,对于她的理想和抱负,蔡和森还是很欣赏的,因为那时这样的女子真是少之又少。他支持她赴法的想法,只不过那时女子是否能够赴法还无定论,他也不敢有所承诺。随后,他带她参观了“布里村预备学校”,带她去听了蔡元培关于“劳工神圣”的演讲,就送她登上了返湘的火车。

  当蔡和森接到萧子升寄自法国的信,说“通过华法教育会同巴黎豆腐公司交涉,答应收女工十人”后,首先想到的除了自己的妹妹蔡畅,就是向警予。于是,接到蔡畅的信后,向警予立即移交了溆浦女校的工作,直奔长沙蔡家。

  葛健豪亲热地拉着向警予的手,左看右看看不够。在她眼里,向警予的一双大眼睛妩媚中透出灵气和智慧,像儿子和森;伶牙俐齿嗓音清脆甜美,像女儿蔡畅;神情坚毅果敢,像她自己。越看,她越觉得向警予好像就是她的另一个女儿,一个出嫁的如今回了娘家的女儿。她拉向警予坐下,问她家庭父母兄弟姐妹等等,向警予都含笑而答。葛健豪又问:“可有婆家了?”

  一旁的蔡畅赶紧嗔怪道:“妈,你怎么这么问,让人多不好意思。”

  葛健豪也意识到问漏了嘴,赶紧用手象征性地打了打自己的嘴,连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问得太多了。”又说,“你不用回答的,不用的。”

  向警予被葛健豪那与其实际年龄不相符的很孩子气的举动逗乐了,她说:“蔡伯母您是长辈,问什么都是无所谓的。您问么子,我都是必须应答的。”

  在葛健豪歉疚的笑意中,向警予说她没有成婚,倒是有人上门提过亲,她都没有答应,把父母气得不得了。就在她在北京见过蔡和森返回溆浦后,驻溆浦的湘西镇守副使兼第五区司令周则范欲娶她为妻派人来说媒,她也一概拒绝。她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一样语气轻松地说:“我这次出来,也算是逃婚。那周司令在当地很有势力,我在办溆浦女校时,他也资助过我,如今好像是来讨债了,不逃怎么行?”

  听说向警予还未成婚,葛健豪暗自松了一口气,却又听她说逃婚出来,心不免重新揪了起来,对她更加疼爱和怜惜。从葛健豪内心深处来说,她是很希望向警予成为她的儿媳妇的。儿子蔡和森已经实足年龄24岁了,若在乡下,这样的年纪早已有儿有女了。作为母亲,她自然也是一直盼望着儿子早日成家。每每遇到漂亮姑娘,她都会本能地想到儿子的婚姻大事,也就会在心里想当然地将和森和这姑娘放在一起,然后揣度他们是否般配。这时,她会认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实也是有其益处的,至少在儿女自己不把婚姻当回事时,父母可以推波助澜。不过,她很快就克制了这种念头,甚至还悄悄责备自己老糊涂了,怎么可以这么想。早在她帮助蔡畅逃婚出来时,她就已经下定了决心,儿女的婚姻一定由他们自己作主,自己决不干涉。想归想,当她遇到向警予时,又有些动摇了。她真的很喜欢向警予,便再三邀请她住在家里。

  向警予怎知葛健豪的心思,她住进蔡家后,立即就和蔡畅着手鼓动女子赴法勤工俭学的工作。这时,向警予的好朋友,在周南女校任教的陶毅也加入进来。三人先在周南女校发起成立了“周南女校留法勤工俭学会”,并在朱剑凡校长的支持下,模仿北京的留法预备班而开设了法文班。与此同时,她们又与湖南省内其他女校联络,共同发起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向警予特别拟定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简章”,明确了该会的宗旨是“以振兴实业教育为鹄的”。这份简章分发至各女校,又在湖南《大公报》上刊载,影响颇大。随后,她们又为解决赴法经费问题,四处奔走呼吁当局出钱出力。在湖南省长特批下,湘阴、浏阳、长沙、湘乡4个县的知县给6名女生发放了津贴。她们的这些努力不仅有力地激励了湖南女界,也震动了湖南各界。

  当蔡和森从北京返湘,得知这一切后,不仅对妹妹蔡畅刮目相看,更十分赞赏向警予的工作能力。他连呼:“没想到,没想到!”

  葛健豪笑说:“你没想到什么?没想到她们这两个妹仔居然也能干一番大事业?那你也太小瞧了我们女人了。只要想干,我们一样也能干得好。”

  向警予搂着葛健豪的肩膀,感激地对蔡和森说:“若不是蔡伯母在我们身后鼎力相助,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啊!这多亏了蔡伯母。”

  葛健豪赶忙摇头道:“瞎说,我可什么也没有做,只在家做饭了。”

  蔡畅说:“警予姐的意思是说,有您的精神支持就够了。您难道不知道精神的力量远大于身体吗?”

  向警予连说:“是是是。”

  就在这一瞬间,蔡和森突然灵机一动。他对葛健豪说:“妈,不如您和我们一起去法国留学吧。”

  “啊?”向警予和蔡畅吃惊地瞪大了眼睛直盯着蔡和森,几乎同声问,“你说真的?”

  “当然真的,这还能开玩笑?”蔡和森不紧不慢地说,“你们这一段时间以来忙里忙外的,为么子?不就是为了号召更多的女学生加入进来,以造成一种气势,虽然卓有成效,但如果锦上添花岂不更美?”

  向警予何等聪明,她立刻就明白了蔡和森的意思:“你是说,让蔡伯母成为榜样和活教材。”

  “对。身教总比言教来得直接和便捷。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都能不远万里赴法勤工俭学,还需要我们苦口婆心地规劝和动员吗?”蔡和森又转向母亲,“不过,还要看妈妈愿意不愿意。”

  葛健豪的心突突直跳,就像是被人洞穿了心底的秘密一样,她居然有些害羞,脸都红了。自从儿子开始组织赴法运动以来,她无数次地想过如果能和他一起去法国那该多好,不仅可以守着儿子照顾他的饮食起居,更可以因此弥补未能留学日本的遗憾,更重要的是,她尽管年龄大了,但心未死理想未灭。当她得知女儿蔡畅也将随兄赴法而离开她,她的这种念头就更加强烈了。

  不过,她自认为她的想法不免幼稚,因为她知道勤工俭学运动本就是针对青年学生的,他们需要学习,更能做工,而她一把年纪如何做工?如何参加学习?况且经费困难,怎能再去挤占有限的名额?于是,她将秘密藏于心底,无人知晓。如今,蔡和森突然这样提议,她感觉她的秘密一下子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时竟然不能接受。面对儿子的询问,她再三摇头:“不,不,我怎么能去?我一个快要入土的老太婆还去什么勤工俭学,笑死人了。”

  本就不愿意离开母亲的蔡畅自然非常乐意母亲和他们一起赴法,何况还有哥哥所说的那些理由,她也极力鼓动着:“谁敢笑你,你是正大光明地去勤工俭学,又不是去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怕么子!”

  “我不是怕。我只是有些担心,担心妨碍了你们。”葛健豪道,“再说,我这么个老太婆哪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我成不了榜样,也成不了活教材。”

  蔡和森道:“妈您可不能小看您自己。您可一直是我们这些做晚辈的榜样哩。再者说,您这么大年龄的人出国留学,也许不敢说后无来者,至少前无古人啊,难道不是那些还在畏畏缩缩的人的榜样?”

  向警予更做诗鼓励说:“走出闺来,放开小脚走大步;跨过洋去,敢从低层攀高峰。”

  去留学原本就是葛健豪的心愿,如今又多了层协助儿女做好发动组织工作以行动起到鼓舞宣传作用的意义,她怎能再推脱,便答应了。这时,她内心的喜悦真是无法形容。当然,她想的多的并不是她将更为他人所崇敬,而是将如何学好法语如何勤工如何俭学又如何更好地帮助儿女干事业。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43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八章  远赴法兰西

<标题>=照顾毛泽东的母亲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毛泽东

<内容>=

  就在葛健豪和儿女们为去法国而积极准备时,毛泽东也从北京回到了长沙。他此番回湘,除了要维持新民学会的联系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母亲文氏病重。他和母亲的感情深厚,曾在给同学邹蕴真的一封信中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而母亲就是第三种人。早在前一年他还在北京时,就十分挂念在湘乡县外婆家养病的母亲,特别关照两个弟弟替他尽孝,又请人开了一个药方寄给舅父,并再三拜托舅父好好照顾母亲。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自然是要到刘家台子蔡家去的。葛健豪是从毛泽东明显消瘦的面庞和阴郁沉重的神情中看出端倪的,就问他:“是不是有么子烦心事?是身体不好,还是工作不顺心?”毛泽东和蔡和森亲如兄弟,早已视蔡家是他在长沙的娘家,自然也不瞒葛健豪,便一五一十地道出苦水。他前不久接到弟弟来信,说母亲患瘰疬(俗称疝子颈)病情加重,很可能难以熬过这个夏天。他有心回乡探望,可苦于身无分文,为了生计又刚刚在修业小学谋到一份教员职位,加上新民学会的工作,自然不便此时离开,心中又挂念母亲也担心乡下的医疗条件。他深深地叹口气,对葛健豪说:“您看,我能不愁吗?”

  葛健豪听罢,沉吟片刻,道:“别愁!我有法子。你这就给兄弟写信,让他们把母亲送过来,送到我这里来,由我来照顾她,你就放心去做你的事。”

  毛泽东很惊讶:“到长沙来?”

  葛健豪坚定地点点头道:“嗯。长沙大医院多,兴许能医好她的病。”

  其实毛泽东并不是没有想过接母亲到长沙治病,只是他在长沙既无工作又居无定所,好不容易在修业小学找到工作后,他也只能住在学校的简易宿舍里,如果真的接来母亲,又如何安置。再者,他除了在小学教授历史完成学校交给的教学工作外,还有许多组织工作要做:建立协会、办报纸等等,又何来时间照顾母亲。如今葛健豪的提议一下子就把他从阴影里拉进光明大道,他真有点喜出望外,也真的很感激葛健豪。

  不久,文氏被两个儿子用担架抬出了湘乡县,抬进了长沙刘家台子葛健豪的家。此后几个月,葛健豪更加忙碌,在领着文氏跑过几家医院得知并无更好的治疗办法之后,她便在生活上细心照料,闲时便陪着聊天,令文氏心情舒朗。那段日子,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到蔡家探望母亲,每次去,他都会先问候葛健豪,说一些感激的话,再坐在母亲的床头,详细询问母亲的身体和心情。他的礼节令葛健豪很欣慰,他的孝心令蔡家的几个孩子很感动。

  有一天,毛泽东到蔡家时,他们一家人正围在文氏的床边吃饭,蔡庆熙正一勺一勺地喂文氏吃饭。他忙上前抢过蔡庆熙手中的饭碗,一边亲自喂,一边满含歉意地说:“姐姐,把你累了,我母亲来住,也给你添了不少事。”文氏也插话道:“是啊,真不知如何感激你们一家人呢。”

  葛健豪说:“可别说这些。润之和和仔一对亲兄弟似的,哪还分彼此。”

  蔡畅笑道:“既然三哥和润之兄是一对亲兄弟,那我和润之兄岂不就是一对亲兄妹。那我是该叫蔡毛畅呢,还是叫毛蔡畅?”

  她的玩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笑过之后,文氏说:“我看你的大名还是叫蔡畅,小名嘛……你是家中最小的妹子,就叫毛妹子吧。”

  从此,蔡畅便多了个小名,家人和毛泽东都亲切地唤她“毛妹子”。

  有葛健豪帮忙照顾母亲,毛泽东得以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之中。这年7月,由他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名义发行的《湘江评论》得以出版,葛健豪为此赋对联以示庆贺:

  波骇涛惊,湘江掀起滔天浪;

  笔飞墨舞,评论发表激扬文。

  由于投稿人不多,毛泽东不仅当编辑、看校样,还得自己写稿、审稿,忙得不可开交。不过令他欣慰的是,该刊期期都大受欢迎一销而空。更让他心情愉悦的是,文氏在葛健豪的家住了几个月,在葛健豪无微不至地照顾下,病情逐渐稳定,精神也好多了。

  虽说润之和和森亲如兄弟,但文氏还是觉得长久住在别人家麻烦葛健豪蔡庆熙母女,心中实在过意不去,便执意要回老家。葛健豪挽留再三,拗不过,就送走了她。临走,葛健豪还一再嘱咐文氏若有任何需要都不必多考虑而回来。可是,文氏回去后不几月,病情就突然恶化,10月份终告不治。闻此噩耗,葛健豪悲痛难抑,想文氏比她还小两岁,却“走”在她之前,不由感叹人生苦短,也更意识到当抓紧时间而不再错过机会。如果说在这之前,她对出国留学还残留一点儿犹豫的话,如今却下定了决心。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44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八章  远赴法兰西

<标题>=助女打赢了一场官司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虽说到法国是以勤工的方式解决俭学的问题,但赴法的路费、生活费还是事先要筹集好的。华法教育会只能提供很少一部分的生活费,各省政府的拨款也是寥寥,更多的是要靠社会捐助以及自筹自借。蔡和森和毛泽东在北京时,曾去找过章士钊借钱,章士钊也没有钱,便打了个电报给湖南省长谭延闿,没有说明理由,只是说借钱。谭延闿倒也爽快,借了三万元。章士钊悉数将这笔款项交给了蔡和森和毛泽东,他们将这笔钱分成几十份,分给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

  葛健豪起初压抑住留学的念头而不愿意赴法,很大一个原因是不好意思占用有限的经费。当她最终决定赴法后,便自筹旅费。首先,她又使出她惯用的一招:卖东西。等到把家里大大小小的家具衣服被褥等悉数卖光之后,她又把目光转向了房子的租金。既然她将和蔡和森蔡畅共赴法国,大女儿蔡庆熙和外孙女刘昂便不需要再留在长沙尽可以返回老家永丰镇,那么刘家台子的房子就可退租了。她找到房东,很精明地提出退租的同时要求房东退还已经预先支付的房租。房东自然不肯,颇有些理直气壮地说:“老太太,你要搞清楚啊,你们可是违约在先,是无权要回房租的。”

  葛健豪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她早有准备,便以商量的口吻好言好语:“你看,屋后的那个菜园子和小花园小鱼塘,我打理得可好?不说那茂盛的果蔬和蚕豆,就是满园子的盆栽和花卉,也值不少钱吧,何况塘里还剩有几条大鱼呢。”

  她是个会生活的人,嫌光种植蔬菜单调,就将菜园子辟出一小块种上了花草,又挖了个小塘,养了几条鱼。如今她要走了,这些东西她自然是带不走的,但她也舍不得白白扔了,用它们换回白花花的银子,岂不美哉?不过她也做好了房东既不要她的菜园子也不肯退还租金的准备,她认为凡事都先要争取,争取不到再另做打算。谁知,房东一听她这么说,思忖余下的租金确也不多,而那菜园子、花园和小鱼塘可是再生资源,做得好的话,收入定可超过那租金,便答应了。拿回租金,葛健豪不禁笑逐颜开。

  如此这般,旅费是差不多了,但葛健豪仍嫌不够而另有盘算。她以为儿子、女儿去法国尽可以去做工挣些生活费,但她对自己能否出去做工颇有些疑虑,她毕竟是个老太太了,即使有工厂接受她,恐怕她也难以胜任高强度的体力活儿。如果她不能出外打工,如何能维持学费,又如何能负担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费。除了基本生活,儿子蔡和森自幼身体欠佳,哮喘顽疾总像幽灵一样追随着他,让他苦不堪言。为此,她还总想着给儿子买点儿滋补品加强营养。这一切,都需要有更多的钱。另外,尽管她对去法国心怀喜悦,但并非毫无畏怯。法国毕竟不同于上海,更不同于长沙,那是外国,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自然也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她便想着如何再筹多一些钱。

  鼓动大女儿庆熙回婆家讨遗产的灵感来自于蔡畅说的一件事:有一个小媳妇也很想去法国留学,但几经哀求,丈夫和公婆都不肯答应。这个倔强的女人便绝食三天以示要挟,最终逼得婆家松了口,不但同意她去留学,而且还提供了所有的费用。葛健豪立刻便想到了女儿庆熙,原本她也应该和她们一起去法国的,但考虑到经费以及还要照顾小女,便放弃了。虽然她自己并无留学的打算,但这并不妨碍她回婆家要遗产。自从她们母女离开婆家返回娘家之后,从来没有伸手向婆家要过一分钱的生活费,更别说继承遗产了。葛健豪原本也没有想过让庆熙去婆家讨要,她很不情愿庆熙母女再和婆家有任何瓜葛,也就不做此想。眼下正缺留学费用,她便想到让庆熙回一趟婆家,讨回她和刘昂应得的财产。

  **TH8196000201170001**

  蔡庆熙、刘昂母女

  很快,蔡庆熙带着刘昂泪汪汪地回来了,说婆家强硬得很,不但一分钱不肯给,还大大羞辱了她娘儿俩一番。她还告诉母亲,婆家早已为死去的儿子也就是庆熙的丈夫立了嗣,将她小叔子家的一个儿子过继了过来,作为丈夫的儿子而明正言顺地继承了他的遗产,因而她和女儿刘昂一个子儿也得不到。葛健豪一听就火了,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对庆熙说:“以前我们没去向他们要,那是我们大度,可不是怯懦。他们不知感激,倒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立嗣?没你的同意,他们能立得了吗?可别以为我不懂这些。”

  的确,葛健豪在乡下生活了许多年,也经历过不少事,对所谓“祖宗留下的规矩”,她是略知一二的。早先,女人死了丈夫,又无亲生儿子,依律必须由夫家的直系侄子立为嗣子,即“强制侄子继嗣”,嗣子是当然的财产继承人,而寡妻只能是财产的代管人,嗣子成为寡妻的事实上的儿子,他将与她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并在她年迈时提供赡养。随着时代的进步,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虽说“强制侄子继嗣”作为法条仍然存在于成文法典里,但在实际判例中已经遭到很大冲击,也就是说,寡妻有权利挑选她认为合适的嗣子,而其他人特别是婆家人无权在未得到她的同意的情况下强制立侄子为嗣,否则无效。

  带着母亲葛健豪的“教诲”,蔡庆熙第二次返回婆家,就“立嗣”问题拒理力争。显然婆家也是清楚这点的,如今被庆熙点破,有点儿恼羞成怒,执意认为他们的立嗣程序是遵照族规在德高望重的族长的调处下进行的,不得更张。他们又说,退一步说,即使原先的立嗣被废除,刘昂作为女儿也是无权承受父亲的财产的,因为依律,女儿只有在确实没有合适的嗣子人选时,才可以继承财产。也就是说,女儿对财产继承的权利实际上是落后于她所有族兄弟之后的。很明显,由于刘家其他几房均有儿子,所以刘昂便失去了继承的权利。蔡庆熙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女人,她的脑子远没有母亲葛健豪转得迅速。婆家人又强词夺理咄咄逼人,她又蒙了。

  葛健豪不依不饶,嘴上说着“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自个儿亲生女反成了外人”,一边就动作利落地收拾起行李,她要亲自出马了。对于像她这样一个一贯主张男女平等的人来说,不能容忍只有儿子才有继承权,而女儿却什么也没有。当然那个时候,她还并不知道“继承”这个词,她只是本能地以为父亲留下的财产,女儿也应有份参与分配。

  祖孙三人来到刘家,免不了又是一番唇枪舌剑,却仍然无果。出了刘家门,葛健豪对庆熙说:“我们是先礼后兵,既然与他们无理可讲,那我们也就一不做二不休了。”她顿了顿,加强了语气,“上公堂,告他们!”

  蔡庆熙和许许多多普通百姓一样,对衙门有本能的恐惧,更视告官打官司为畏途,惟恐避之不及,如今让她以原告的身份上公堂,她不禁既胆战又有些疑虑:她们无钱无势,而刘家在当地也算是个大户,这官司如何打得赢?葛健豪却毫无畏惧,她劝女儿:“怕么子?打官司无非一赢一输,赢了当然好,我们拿钱走人;输了,我们顶多不拿钱,就走人,官老爷也不会因此吃了我们。再说,我们还占着理哩,就更不用怕了。”

  蔡庆熙仍然顾虑重重:“要不我们请个讼师吧。上了公堂,我可说不出话。”

  葛健豪鄙夷地说:“讼师?你以为讼师都是为咱百姓说话的?他们都是些兴风作浪、颠倒黑白、搬弄是非、恐吓诈财之徒。不把一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事搅得天昏地暗,他能得钱?况且不少讼师与官府勾结专门害民,哪能信他们?自己永远不会出卖自己,凡事只有相信自己,凡事只能靠自己,靠不了别人。”

  这一席话让蔡庆熙的心平静了不少。葛健豪又慈爱地搂着庆熙的肩头,安慰她:“有妈在你身后撑着哩,你只管往前。”蔡庆熙顿觉有了好大的勇气。

  官司如期开庭。第一堂一开始,蔡庆熙由于紧张有些哆嗦,她不时地用眼神找寻在听审人群中的母亲。葛健豪始终满含笑意地看着她,眼中充满了鼓励和信任。这让庆熙稍稍有些定下心来,她请求知县大人判令婆家立嗣行为无效,并将亡夫遗留下来的财产交还她和女儿。刘家请的讼师伶牙俐齿巧舌如簧,他强调:如今虽然已是民国,但清律中的有关财产和宗祧继承等律例继续有效,因此寡妻不能拥有亡夫的财产,而女儿也不能在有合适嗣子的情况下承受亡父的财产。

  表面上看,葛健豪似乎很镇定,更有稳操胜券的笃定泰然神情,但她的心却始终不能平静,随着对方讼师振振有词地慷慨陈词,她的心更是狂跳不止,紧紧握着的双拳早已汗浸浸的。她意识到:如果官司一直纠缠在“立嗣”以及女儿是否能够承受亡父的财产这些问题上,她们必输无疑。因为无论她多么主张男女平等,多么支持女儿和儿子一样应当有继承权,但现实是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的,撇除几千年以来遗留下来的“规矩”,就是依照律例,她们的诉讼请求很难被认可。她的脑子急速运转着,她要改变策略,她要争取主动。

  蔡庆熙第二次出庭时精神抖擞,不只是因为她已经有了一次经历而不再恐惧公堂,更是因为母亲连日来为她传授“技艺”,让她有了很大的信心。讼师似乎已经有些不耐烦,一再要求知县赶快下判。这时,庆熙突然提出她放弃原先的诉讼请求,并同意婆家的立嗣行为。她的这一变故让讼师和刘家人一时手足无措,就像是全副武装的战士上了战场,却突然发现敌人没了。他们不能理解她的行为,也难以相信,争斗了半天,她却如此轻而易举地不等知县判决就自行认输了?

  这时,庆熙提出了一个新的诉讼请求:让嗣子给她这个继母赡养费,给刘昂一笔教育费和日后的嫁妆费。此言一出,刘家人大大呼了口气:相比巨额的遗产,这赡养费、教育费和嫁妆费不过九牛一毛,自然不足挂齿,给她又何妨?从知县这个角度,庆熙的要求合情合理也合律例,几乎无可争辩,自然是可以据以判决的。于是,形势急转而变,刘家人当即表示接受,官司就此了结。

  其实葛健豪正是洞穿了刘家人的心理,才出此一招的。如果一开始就问他们要母女俩的生活费,他们必定能找出各种理由搪塞拒绝,而先把价格抬高,再突然降低,他们必定喜出望外,也就不会再计较了。当然,葛健豪十分清楚依当时的律例,她们也只能如此。

  她们赢了!蔡庆熙母女自然十分高兴,葛健豪更不知如何表达她愉悦的心情,如若不是那一双小脚,她保不定就开心地疯跑起来。这可是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打官司,虽说她并没有亲自出庭,但完全是她一手策划的。她不仅证明了女人可以做男人做的事,也证明了年龄和小脚不能成为妇女向上的阻碍。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45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八章  远赴法兰西

<标题>=四处借贷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依照生效判决,蔡庆熙从刘家那儿得到了一块田地。葛健豪立即就将地卖了,怀揣卖地的钱将庆熙和刘昂送回老家永丰镇后,自己随即返回长沙,和早已等候在那儿的蔡畅、向警予一同奔赴上海。在葛健豪陪庆熙去打官司时,蔡和森又重返北京,为赴法做最后的准备。此时,他从北京赶到上海,与母亲和妹妹以及向警予会合。

  这是葛健豪第二次来到上海,她自觉上海还是原先的那个上海,灯红酒绿,繁华与龌龊并存,而她却变化很大,20多年前的她对新事物懵懵懂懂,如今她已经清晰地在向着新生活迈进。她也很感慨:20多年前,她在这里生下儿子和森,如今那个在出生那天险些丧命的瘦弱男婴已经成为栋梁,她很骄傲,也很欣慰。

  在上海等待船期时,葛健豪起初也像一个早就盼望远行的人一样很亢奋,对不知的未来既好奇、渴望也有些心悸。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上海的准备赴法的人越来越多,眼见周围一张张充满活力的年轻的面庞,她不禁有了迷惑:出国留学对于两代人来说,真的没有差异吗?看着姑娘们黑乌乌的秀发,再摸摸自己的满头银丝,她一度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想得越多,事情也就变得更加可怕,她想来想去的结果是趁早放弃为好,以免日后糟糕得不可收拾。

  蔡和森蔡畅一听母亲要变卦,当即就急了。蔡和森不住地问“为么子”。蔡畅则有些赌气地说:“这可不像您,您以前总是想好了要干一件事,从来不打退堂鼓的。”

  被女儿这么一说,葛健豪有些不好意思地叹了口气自嘲道:“可能是我老了吧,有点儿前怕狼后怕虎的。”

  蔡和森不相信地摇了摇头,道:“您是个不把年龄放在心上的人。若是如此,您也不会40多了还进学堂念书。您自己也说过,求学不分年龄。”

  “是呀,话是这么说,也是这么个理儿,可是……”葛健豪不知该说什么,此时,她已经完全明白自己的担心了,她担心以她这把年纪,有可能就此一去不复返了。她也知道之所以有这样的念头,很可能与前不久回了趟老家有关。那时,她将女儿和外孙女送回家,自然又见到了阔别将近两年的丈夫蔡蓉峰。

  时间早已磨灭了他们夫妻之间的战火,也填平了沟壑。虽然他们不可能如久别重逢的小夫妻卿卿我我,但葛健豪分明能感受到暖暖的一份亲情。很显然,蔡蓉峰很高兴她们祖孙3人回家,甚至破天荒地抱了抱刘昂,亲切地问长问短,然后又招呼二儿子麓仙和媳妇杀鸡宰鸭。傍晚,老两口沿着湄水河漫无目的地散着步。在得知妻子将去法国留学时,蔡蓉峰停了片刻,深深叹了口气,说:“你呀,一辈子不安生,把伢子们也搅得心不宁,何苦呢。”

  葛健豪本能地又想反驳,但见丈夫已没有了往日的霸气和怨怼,有的只是让人心痛的苍老和无助,她将冲到嘴边的话又狠狠地咽了回去。蔡蓉峰又说:“我不是不让你去,我知道我拦也拦不住。只不过,你年纪不小了,不像和仔和咸熙他们。去那么远的地方,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怎么是好啊,落叶总得归根呀!”

  葛健豪的鼻子一阵阵发酸,她还头一次因丈夫的一句话而有掉泪的感觉,她意识到眼前这个年迈的老头一身硬邦邦的盔甲下也隐藏着温情和一颗热辣辣的心。她几乎就要妥协,她甚至产生了就此留在家乡守着老伴度完余生以弥补前半生因无休止的争执而丢失的情感的念头。这时,蔡蓉峰挥了挥手,又说:“去吧去吧。有你在,和仔和咸熙也有人照顾着,我也就放心了。”

  走的那日,蔡蓉峰一手牵着刘昂,一手拎着葛健豪的行李,送了一程又一程。一路上,只有刘昂欢快的笑声和小鸟般叽叽喳喳,葛健豪跟在丈夫的身后,很沉默。她不知道,其实从这时起,她已经对出国有了犹豫。

  从永丰镇到长沙,再从长沙到上海,葛健豪时不时就会想起临别时丈夫说的“叶落归根”那番话。她的脑子里总是盘桓着:万一回不来怎么办?甚至有可能倒在途中,那又怎么办?

  面对儿女们的询问,她怯怯地道出了她的疑虑。一听此言,蔡和森哈哈大笑起来,说:“妈您想想,一个中国老太太不远万里去外国求学,寻求救国的真理,这是别人做不到的,是值得人们尊敬的。您老人家身体还好,不要顾虑,即使有个什么意外,真的回不来了,那也是有意义的。处处黄土好埋人嘛!将来法国人,还有从祖国来的人,都会到你坟上去凭吊,纪念你这个爱国进步的老妈妈的。”

  蔡畅也附和道:“就是。做大事哪能前怕狼后怕虎的,这还是您教我的呢。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您也一样。”

  葛健豪有些惭愧。不过经过这次的反复,她的心也完全沉了下来,不再想东想西,也更积极地投入了赴法准备工作中去。当她听说还有不少学生因旅费发愁时,竟主动请缨,表示愿意外出去借。蔡和森很诧异,笑道:

  “妈您连大姐家爷家娘的钱都要来了,您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借,况且要借的数目还不小呢。”

  葛健豪神秘地说:“你又小看了我不是?我在上海还有个富贵亲戚呢。”

  一说“富贵亲戚”,蔡和森想起来了,早年父亲蔡蓉峰之所以能到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工作,不就是靠着有这门亲戚?他就是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椝。聂缉椝可谓中国近代著名民族资本家,他创办了恒丰纺织新局,初期有职工上千人,多为女工和童工。在他去世前几年,纺织新局由其三子聂云台经营,在他1911年去世后,聂云台顺理成章地接管了该局,并一再扩充,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生意达到顶峰。

  就在葛健豪他们为留学法国而积极准备时,聂云台正筹划着创办中国第一家纺织机械制造厂,又准备荣登上海商会会长的宝座,可谓春风得意。当他听葛健豪说明来意后,哈哈笑道:“怎么,您一个老太太也要跟着去凑热闹?”

  葛健豪说:“这怎么能说是去凑热闹。我这是去留学,用和仔的话就是去寻求救国真理。”

  聂云台仍然笑哈哈地说:“救国?实业就能救国,还需要去寻?”

  葛健豪刚想反驳,聂云台一摆手,阻止了她,说:“您什么都别说了。我知道你们是不认同实业救国的,你们崇尚教育救国,对不对?不管怎么说,我对你们的勤工俭学运动还是支持的。”

  他的话音刚落,葛健豪立刻接口:“那你同意借钱给我和那些穷学生了?”

  聂云台还是一副笑模样,道:“看在您我两家沾亲带故的份上,我借钱给您,不过有一个条件。”

  葛健豪很紧张地连忙追问:“么子条件?条件太高,我可不答应啊。”

  聂云台道:“您到法国灌了洋墨水后,回来就到我的工厂来做工,以抵欠债,如何?”

  葛健豪的想法是,先拿到钱再说,至于将来如何谁能说得准?再说即便真的要去他的工厂做工,也无不可,于是便爽快地答应了。其实聂云台开出这个条件,很大成分是玩笑话。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即使满腹经纶,别说能否活着回国,就是健健康康地安然返回,又如何能指望她去工厂做工。他之所以这么说,只不过想探探老太太的口气。不曾想,葛健豪几乎不假思索地就满口应承了下来。这让他有些意外,他早就听说葛家的老太太不同寻常,如今是亲眼得见了,不由从心底佩服她。

  其实尽管聂云台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但一向乐善好施。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一直很支持勤工俭学运动,也很乐意资助穷苦学生,又经葛健豪的请求,他更是慷慨地给了他们一些帮助。葛健豪不仅自己又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资助,更为其他穷学生争取到了旅费,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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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邮船“盎特莱蓬”号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46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八章  远赴法兰西

<标题>=在船上的日子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离别的日子终于来到。正当十里洋场的洋人们欢度1919年的圣诞节时,葛健豪、蔡和森、蔡畅和向警予以及其他学生共计50人,作为第九届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上海杨树浦黄浦码头搭乘法国邮船“盎特莱蓬”号前往法国。码头上满是欢送的人群,其中有留法俭学会的沈仲俊、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刘清扬、环球中国学生会的吴敏吾等等,聂云台也来了。汽笛响过,轮船慢慢驶离,葛健豪倚在船舷向上海做最后的眺望。在一片黑发丛中,她的银发显得格外夺目;在一群年轻的面庞之间,她的灿烂笑容给人以无比的震撼。所有人的目光几乎都集中在她的身上,不论认识不认识的,他们都拼命朝她挥手,既是告别也是致意。此时,她的心飞了起来,诗意从心底涌出:

  有志竟成,喜今朝乘长风破万里浪;

  苦心不负,乐明日攀高岭采千年芝。

  的确如蔡和森所预料的,葛健豪以54岁的高龄也加入到勤工俭学运动中,冲击力是巨大的。湖南的《大公报》曾经特别刊载了这样一篇短文:

  近来吾湘学界向外发展的势力很大,法国南洋两方面,去的人颇多,这是吾湘一点生机,我们所宜极力赞成。

  就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指徐特立——引者注),一是蔡君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做工,去受中等女子教育,真是难得哩!

  我们做青年的应当如何猛勇精进,莫为那两位窃笑道,你们到底不行吧!

  在所有的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只有三位是“老学生”,除了葛健豪和徐特立,还有一位王若飞的舅舅、教育家黄齐生。论年龄,葛健豪最大,算是最老的“老学生”了,又是惟一一位老太太,自然是备受瞩目的,她的行为对湖南乃至对全国的女子勤工俭学运动都是不小的促进。

  由于经费紧张,男生们不得不屈居空气污浊臭气熏天的四等舱中,尤其当邮轮航行到赤道线上时,舱内更加闷热难忍。有的学生不无怨气地说:这里哪是装人的地方,简直就是贩奴甚至运牲口。他们中的六位女士,除了葛健豪、蔡畅和向警予,还有李志新、熊季光和肖淑良算是幸运的了,坐的是三等舱,相比之下条件稍为好一些。

  大多数人都没有坐过长途海轮,晕船是难免的,遇到大风天气,船颠得厉害,有的人饱受呕吐之苦。葛健豪虽然年纪最大,身体倒是很好,只是初期有些晕,适应了以后就完全没事了。于是,她和蔡畅、向警予等身体素质较好的人便承担起了照顾体弱病人的责任,忙前忙后俨然成了大家的主心骨。

  出发之前,葛健豪就听说从上海到法国的整个航程时间估计超过一个月。当时,她都有点儿傻了,难以想像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要漂泊如此长时间,她真怀疑能否受得了,身体上的苦和累倒是其次,关键是精神上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就足以让人崩溃。为此,她在上船前就做了些准备,特地带了《诗经》。她对蔡畅说她决心在到达巴黎前背完,一是完成长期以来未完成的心愿,二是以此排遣旅途的寂寞好打发时间。谁知上船后,她发现情况并没有那么可怕。

  起初,她一直在忙于照顾晕船的学生,又不时地去关心那些初次离家而不免伤感悲戚的年龄稍小的学生,给他们安慰与鼓励,时间过得很快。当大家都逐渐适应后,她每天像听故事一样听他们聊天、议论。这对于她这个家庭是其主要生活空间的人来说尤为重要,是了解接触社会的一个窗口。当然,她最愿意听的就是儿子蔡和森向大家宣传的列宁和十月革命,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

  葛健豪第一次听说“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是在和森第一次从北京返回长沙之后,这些新名词对她来说很陌生。

  蔡和森去北京后不久,写信邀毛泽东组织更多的湖南学生进京。毛泽东如约到达北京后,一方面积极配合蔡和森组织勤工俭学工作,一方面为了生计经恩师杨昌济的介绍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更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接触到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更受到李大钊的直接影响。当时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主任,他不仅是毛泽东工作业务上的领导,更是他政治上的引路人。

  那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学说刚刚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关注,而李大钊则是讴歌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蔡和森随毛泽东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上聆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又反复读了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随后又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并逐渐由墨子学说的推崇者转向崇拜列宁。

  从此,蔡和森一直很关注报纸上关于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情况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形势,虽然此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但朦胧地感觉这一新理论可能将成为拯救中国的武器。当有些报刊将列宁、苏俄革命视为“洪水猛兽”时,他却大加赞赏,还在日后给返回长沙的毛泽东写信说:“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讨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他还明确提出:“吾人之穷极目的”是要“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

  如果说在这之前蔡和森力主赴法勤工俭学是为寻求真理寻求救国之道的话,那么在他接触到列宁、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之后,去法国便成为他寻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真谛的惟一捷径,因为那里是“巴黎公社”的故乡。

  在船上,学生们的话题总离不开教育、真理、救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坚持教育救国,包括向警予,他们对蔡和森主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了解也不认同,双方经常辩论不休。其实这时的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粗浅的了解,并不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争论也就不了了之。不过,在一次次地讨论与激辩中,向警予逐渐倒向了蔡和森,虽然她仍然不能完全接受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至少在与蔡和森的交流中,对教育救国产生了些许怀疑。更重要的是,蔡和森渊博的知识以及天生演讲家的口才强烈地吸引了她,听他滔滔不绝成为享受。每次交谈,她都觉获益匪浅,思想上更发生着巨大变化。

  蔡和森在一再劝说向警予放弃教育救国的思想同时,也为向警予娇好的面容独特的个性所沉醉。在他眼里,向警予像极了母亲葛健豪和妹妹蔡畅,都属于当时那个年代少有的先知先觉特立独行思想激进的女人。正因为如此,他对向警予多了一份亲切感。于是,两人越走越近,直至船程后期,他俩似乎完全脱离了团队,每日并肩倚舷看日出观落日,话题也从单一的政治思想领域扩展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家庭爱情婚姻人生,几乎无所不包。

  他俩的行为自然逃不过大家的眼睛,他们在背后窃窃私语和善意地偷笑,而最高兴的自然要属葛健豪。希望向警予做她的儿媳妇是她一直埋藏在心底的愿望,要不是她知道恋爱自由结婚自由这样的新思想,她肯定就要包办了。如今眼见两人日渐亲密,虽然他们并没有公开承认已经恋爱,但在她看来,曙光就在前头。然而就在她暗自庆幸儿子就要找到幸福之时,却突然发现和森真的从来就没有结婚的打算,这让她犹如当头一棒,眼冒金星。

  那还是在“一师”读书时,蔡和森和毛泽东、萧子升常聚集在岳麓山的爱晚亭说古道今纵论时政。在有一次谈到婚姻问题时,毛泽东倡议,为寻求救国真理,甘愿终生独身。萧子升表示赞同,他也认为婚姻会成为事业的羁绊。蔡和森早期思想受谭嗣同的影响甚大(谭嗣同著有《仁学》,其中有专论淫学者),认为旧式婚姻太顽固而大加反对,更认可毛泽东的主张。那天晚上回到家,他将他们三人对婚姻的态度告诉了母亲。蔡畅因为有过一次“逼婚”的经历,对婚姻有本能的恐惧,早已视婚姻为“凶徒”而抱定独身,自然是哥哥的绝对支持者。葛健豪一向支持和森,但在此问题上,她有所保留。当时她还劝和森和蔡畅:“你们现在还太小,还不懂得真正意义上的婚姻,以后会改变的。”然而和森很固执,态度也很坚决,蔡畅更是捂紧耳朵拒绝接受。

  葛健豪以为那不过是典型的年轻人理想主义的幼稚病,日后会不攻自破的,却没有想到和森始终没有将此丢弃,即便理想伴侣已经千娇百媚地站在了他的面前,他仍然未为所动,这是葛健豪万没有想到的。那天她拉和森到船尾,悄悄问他和向警予的关系。蔡和森很诧异地反问母亲:“我和警予能有什么关系?不过就是谈得来而已嘛。”

  葛健豪以为儿子害羞,便大夸向警予的种种好,更表明她早已视向警予为准儿媳,又说:“你如果开不了口,妈替你去说。”然后她又补充了一句,“我这可不是包办啊。”

  蔡和森瞪大了眼睛,说:“您是知道的,我是不结婚的。”

  葛健豪愣住了,她以为他早已忘了他以前的誓言,不曾想他仍然执迷不悟,又以为到手的好媳妇即将长翅膀飞了,便有些气恼,道:“你瞎说么子?哪有人不结婚的。何况婚姻并不妨碍你去学习研究做大事。从古至今,出了多少伟人,又有多少智者贤人,又有谁是不结婚的?他们也并没有因婚姻而受影响啊。”

  蔡和森坚持道:“人各有志,总之我是不会结婚的。”

  葛健豪道:“你就是不为你自己着想,也得为你妈我想想。做妈的,当然想有个好儿媳妇,抱个大胖孙子。”

  蔡和森的语气加重了很多:“妈,您怎么也还抱着旧观念,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的理想,我的人生已经完全交给了我的事业,容不下其他。”

  葛健豪也很不高兴,她说:“我并不是为了让你给蔡家传宗接代,我也并不看重这个。我只是以为婚姻并不像你想像的那样可怕,美好的爱情幸福的婚姻会让你对未来充满信心,而绝不会成为你人生的障碍。”

  蔡和森也以为母亲的话不无道理,但他又说:“您看大姐的婚姻幸福吗?您再看您和我爸,吵了一辈子,又有何幸福可言,这样的婚姻难道不让人退避三舍吗?”

  葛健豪一下子沉默了,她没有想到儿女对婚姻的态度直接来源于她的婚姻,她一直以来很大的心愿就是让儿女幸福,却不曾想她的婚姻早已让儿女在婚姻问题上有了心理障碍,她伤心不已,便不再说什么,掉头回了船舱。

  **TH8196000300140001**

  向警予

  这恐怕是他们母子有生以来第一次因意见不一而冲突,彼此心里都不太好受。躺在铺上,葛健豪的内心翻江倒海无法平静,她终于明白和森因所谓“为寻求救国真理”而不结婚其实只是表面上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受父母、大姐婚姻的影响而对婚姻有所恐惧。找到了症结所在,也就不难治愈了。葛健豪思前想后,认为只有让和森直面婚姻而不是逃避,方才有可能让他克服心理障碍。确定了方向,她便又振奋了精神,从铺上一跃而起去找向警予,她要先从向警予身上找寻突破口。然而,她又遭遇了新的打击。

  当年向警予被驻溆浦的湘西镇守副使兼第五区司令周则范看中,欲娶她为二房,碍于周的权势,她的父亲和后母只能同意,其他亲友虽然并不赞同,但也不敢因此得罪周司令,便也劝她就范。为了能够拒绝周司令而又不至于连累家人亲友,一天中午,她只身闯进周公馆,明确向周司令表示:“以身许国,终身不婚。”为了防止再受纠缠,正如她曾经对葛健豪所说的那样:一走了之。如今面对葛健豪关于对婚姻问题的询问,她一如既往。葛健豪脱口而问:“难道你也恐惧婚姻?”

  向警予起初并不知道葛健豪的真实目的,只当是随便聊天而已,并不在意,忽听葛健豪问得如此突兀,不由得惊诧万分,不知该如何作答。

  葛健豪也意识到有些唐突,便赶紧自找台阶:“我以为你因此就怕了婚姻。”

  向警予笑笑道:“这倒不至于,只是小女子言出必行而已。”

  经过如此折腾,葛健豪对和森和警予的婚事彻底失望。她虽然很能理解他俩为实现理想而不惜牺牲个人情感的行为,却不能认同完全抛弃婚姻的做法。她一方面觉得他俩都太固执,一方面又以为既然支持婚姻自由就不能强迫,但同时她又有所不甘。如果说她的婚姻和庆熙的婚姻让和森对婚姻有所顾及的话,那么其实也因此可以作为反面教材。她可以告诉儿子:父亲和大姐的婚姻不幸福的根源在于包办,而他和警予可是情投意合,如果能够结婚的话,也是建立在自由恋受的基础之上的,不会不幸福的云云。然而,她并没有那么去做。她想通了,一切顺其自然。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47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八章  远赴法兰西

<标题>=初到巴黎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想像总是比现实要可怕得多。一个多月的旅程远没有葛健豪想像的那般难以忍受,特别是海轮并非从上海一刻不停地直驶法国,而是先后停靠了香港、新加坡,在那里,他们受到海外华侨的热情款待。临走,老华侨还送他们每人一套衬衣一双胶鞋一件雨衣。海轮离开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印度洋,又经过亚丁湾进入红海,通过苏伊士运河漂泊于地中海上。

  无论是碧波万顷湛蓝清灵的印度洋,还是狭长如缎带的红海,以及阳光下泛着金光的地中海,在葛健豪的眼里,无一不是美丽新世界。特别是在红海狭长处,她可眼见东边的亚洲西边的非洲,当船经过运河入口处的开罗时,她更可感受到古老的埃及文化。

  儿子的婚事给她带去的苦恼并没有让她视而不见从未经历过的美景,反过来,印度洋的博大广阔和红海地中海的柔美深情淡化了她对儿子婚事的劳心。于是,就在不经意间,35天之后,法国马赛港骤然闯入了眼底。

  在马赛港登岸后,他们在这里只停了两天,就又马不停蹄地乘车赶到了巴黎,入住华法教育会,等待安排。人的精神一旦放松下来,身体随即就会作出反应。葛健豪虽然身体一向硬朗,但毕竟54岁高龄,又经过长途旅行,劳累是难免的。在旅程中,她的精神亢奋,自然无不适感觉,如今陡然歇了下来,多日集聚起来的困乏一瞬间就击垮了她,她病了。与此同时,蔡和森因疲劳加上水土不服而引发了旧疾哮喘,也病了。

  身体欠佳并不能阻却他们浏览向往已久的巴黎街景。葛健豪和蔡和森打了针吃了药后就执意和蔡畅向警予外出观光。他们兴致勃勃地登上地下铁路电车,在巴黎地下穿行,当穿越“之”字形的塞纳河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原先还在河底运行的电车突然从地下冒了出去,经过街顶慢慢往上升,直升到塞纳河的上空,驶过塞纳河后又慢慢钻入地下。这一上一下一天一地让葛健豪有些心惊,也很好奇,直呼“这真有点儿像是鲤鱼跳龙门”,更赞叹法国人设计的独具匠心。

  然后,他们走过巴黎别具风格的大桥小桥,参观了艾菲尔铁塔、卢浮宫。葛健豪最感兴趣的是凡尔赛宫,那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约的签订地,地势很高,远看似一座小山。她不惧登楼的劳苦,从大理石台阶拾级而上,仔细地看过和约签字的会议厅以及各国代表特别是中国代表坐过的位置,听着导游的讲解,想像着当时谈判的情景。

  巴黎的风光固然让他们流连,但给予他们震撼与强大动力的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地巴士底狱广场、弥漫过工人起义硝烟的圣安东地区,以及浸润着革命者鲜血的“巴黎公社社员墙”。站在镌刻着闪闪发光的金色大字“献给1871年5月21日至28日的公社死难烈士”的白色大理石碑前,葛健豪继秋瑾牺牲后又一次意识到所谓“革命”不仅仅是挥挥拳头喊喊口号那么简单,而是用鲜血铸就的。

  临离开巴黎前一天,他们应邀参观了“豆腐公司”。该公司创办于宣统元年,发起人是李石曾和齐竺山,他们创办的目的一是试验大豆的功能,二是试验勤工俭学的可行性。公司由小到大,从初创时的5个工人发展到百余人,从人工作坊发展到机器时代,出品的样式也一天比一天多。蔡和森在河北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学校学习法文时,曾经与正在布里村家中休养的齐竺山相识并有过交往。当时任“豆腐公司”经理的齐竺山听说蔡和森一家三口都来到法国留学时,欣然邀请,对葛健豪更是佩服之至。

  葛健豪笑道:“既然齐经理如此看得起我,何不就让我在你们公司做工算了。”

  齐竺山苦笑道:“我何尝不想。只是身不由己啊。”

  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原来此时的“豆腐公司”已经不完全是中国人的了,其中也有不少法国人的股份,颇受法方牵制,而法国人本就不谙豆腐制造技法,成品质量粗糙,更无创新,生意便日渐衰败,眼看难以为继。再者,在这之前已有不少勤工俭学生在此做工,已容不下更多。葛健豪不过随口说笑而已,并不当真,见齐竺山面露难色,就更觉歉疚,忙说:“也不为难齐经理,我一句法语听不懂,还是先进学校学习为好。再说,我只会绣个花做个鞋什么的,也不会做豆腐啊。”

  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齐竺山倒是突然眼睛发亮,说:“蔡伯母会绣花?啊!我忘了,蔡伯母是湖南人嘛。”然后他又颇有些神秘地说,“告诉你们,在这里,中国湘绣可是畅销得很哩。如果蔡伯母能做些湘绣作品,拿出去卖,也就不必进工厂做苦工了。”

  葛健豪一听就来了精神,连连追问:“你说的可是真的?”

  齐竺山拍着胸说:“那当然。如果你们的货品质量上乘,数量又多的话,我可以为你们想法出货。”

  其实早在北京筹备勤工俭学运动时,蔡和森就曾听说过湘绣在法国很畅销,为此,他在返回长沙后,准备组织一个“湘绣艺术公司”,作为解决留法学生的勤工问题,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葛健豪尽管认为这不失为一条勤工出路,但并未贸然应允,一个原因是她的计划是尽快入学学好法文,另一个原因是她还有些顾虑,她认为绣花和刺绣是两码事,她是会绣花做鞋,但并不精通刺绣,自然也不敢随便夸海口。真正会做湘绣作品的是大女儿蔡庆熙,此时,葛健豪有些懊悔没有让庆熙跟着来。当然,她也不能就此回绝了齐竺山,她要留下一条后路。于是,她一方面暗自准备立即写信让庆熙尽快筹资到法国来,一方面向齐竺山表示她要先学好法文,再考虑做工,并一再保证一旦有了好的湘绣作品,她一定要劳烦齐经理。

  走出“豆腐公司”,葛健豪的心情很好。在来法国之前,她一直很担心她如何能够勤工,如何能在进不了工厂的情况下勤工,眼下她陡然找到了方向,或许她不一定能做出完美的畅销的湘绣作品,但至少她可以绣花而做一些颇富中国特色的绣花作品,这也不失为还算不错的谋生手段。她不由感慨:人无论在何种环境下,只要技艺在身,就无所畏惧。此时,她倒有些感激母亲和奶奶,想当年她视做女红为畏途,更不屑于此,要不是母亲和奶奶百般逼迫,哪有今天?走在巴黎的大街上,眼见黄头发的洋人从身边匆匆而过,尽管她此时一句法文也听不懂,但她对未来还是充满了信心。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48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八章  远赴法兰西

<标题>=苦学法语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华法教育会初设在巴黎城内,后来搬到了西郊。第一批到法国的萧子升在此担任助理,兼华工杂志编辑主任。在他的联系下,葛健豪、蔡和森、蔡畅和向警予被分到离巴黎不远的小城蒙达尼。这里是卢瓦河与塞纳河的会合处,原野辽阔,水网密布,河渠纵横,桥梁众多,素有“巴黎威尼斯”之美誉。蒙达尼设有男女两所公学,葛健豪、蔡畅、向警予进入女子公学,蔡和森进入男子公学,但因两校相距甚近,故他们每天都可见面。和其他学生孤苦无依寂寞难捱相比,他们一家三口彼此照顾相亲相爱,十分令人羡慕。

  蔡和森、蔡畅和向警予在国内学习过一段时间的法语,但只学了皮毛,又因请的法语教授并非法国人,而是学过法语的中国人,在口音和语言习惯上都与法国的法语教授大相径庭。初次课后,他们都苦笑着说“能听懂两成就不错了”。他们尚且如此,对于从未接触过法语的葛健豪来说,听课犹如听天书,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第一天的课上下来,尽管她一个字也没有听懂,但已是筋疲力尽,她对儿女们说:“我就只见教授指手画脚,口沫飞溅,却不知他在说什么。看同学们笑,我也笑,看他们愁眉苦脸,我也如丧考妣,我简直就是一个傻子。”

  **TH8196000300210001**

  蒙达尼女子公学旧址

  闻此言,蔡和森哈哈大笑,蔡畅和向警予更是笑弯了腰。葛健豪也觉好笑,忍不住也笑。笑过之后,她再三央求:“你们可一定要帮我啊。”

  那段学习法语的日子对于葛健豪来说,简直就如在油锅上煎熬,苦不堪言。她是湖南人,口音较重,发音犹如绕口令,不仅别人听不懂,连她自己也觉别扭;她年龄大,记忆力远不如孩子们,他们一天能背20个单词,而她能记住5个就算不错的了,往往记住了后头的又忘了前头的。她和他们本就不是同一个起点,又进展缓慢而远远落后于他们,这让她有很严重的失败感,自信心也随之在逐渐消亡,她一度想要退缩,甚至后悔来法国。于是她经常在上课时走神,回想着家乡的田园风光、长沙街头熙攘的人流,还有官灵渡码头、轮船、马车等等,最让她怀念的恐怕就要算是浓烈的带有辣椒味的湖南话了。眼前法语教授正在激情飞扬,她的耳畔却响起了亲切的湖南方言,慢慢地,她感觉到从教授一张一合的嘴巴里蹦出的不再是让人生厌的法语,而是字字铿锵的湖南话。眼见黄头发大鼻子的洋教授一口湖南方言,她憋不住差点儿笑出了声。

  蔡和森感觉到了母亲学习法语的吃力,他不同意母亲就此放弃,他鼓励她:学习徐特立老先生,不求多只求精,每天只背熟一个单词,一年也有365个了,持之以恒,总有成效。葛健豪也想通了,她把自己当成即将出膛的子弹,只能往前而不可能后退。于是,她重新振作,按照徐特立学习外语的方法:日学一词。为了不断巩固旧知,她把单词抄在一张张小纸片上,贴在房间里所有能贴的地方,不论身在房间的哪一个角落,都可有单词跃入眼帘,她美其名日“生活在法语的环境中”。渐渐地,她已经不能满足一天一个单词,越学越多,也越学越顺。

  在有了一定的单词量之后,她开始学习语法,这又是一个让她感觉难以逾越的关口。不过有了学单词的经验,她首先在心理上已不再惧怕。学习难免要请教别人,女儿蔡畅和向警予自然成了她现成的老师。蔡畅年龄小、性子急,起初对母亲恭恭敬敬地求教颇有些自得,也就很有耐心,可偏偏母亲是个不耻下问之人,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古怪,她便不耐烦了,经常埋怨母亲:“我不是刚刚和你说过了吗?咋那么快就忘?”向警予虽也是个急脾气,但她一直敬佩葛健豪,更视她如亲生母亲,自然对她的求教细心周到毫无怨言,更在空余之时主动帮助她学习。这时,葛健豪就总是朝女儿蔡畅撇嘴,道:“让外人瞧瞧,谁是我的亲生女?我看我干脆收警予为女算了,不要你了。”

  蔡畅于是就笑:“我知道您在见了警予姐后就不想要我这个亲生女了,不如干脆让她做您儿媳妇吧,可算是半个女哩。”

  **TH8196000300230001**

  蒙达尼女子公学的中国学生。蔡畅(左一)、向警予(前排坐者左二)、葛健豪(后排拄手杖者)

  这话似乎一下子触及到葛健豪的伤痛处,她立即住了嘴,不再言语。向警予顿时红了脸,一把捂住蔡畅的嘴,说:“你别瞎说。我愿意做蔡伯母的女儿。”

  葛健豪是个敏感细心之人,她在向警予的脸泛红的一刹那,突然意识到警予与和森之间似乎不再单纯,他们可能已经有了情感的沟通与心灵的契合。依自己对警予的了解,她断不是个谈性色变矫揉造作的女孩,而是个坦坦荡荡胸无城府的女孩,若不是心底的情感之窗被人无意捅破,她绝不会红了脸。虽是猜测,但葛健豪还是暗自高兴了好一阵。

  苦读苦练的结果是她们的法语水平突飞猛进,葛健豪不仅能看懂报纸,而且还能就日常生活与外国学生进行一些简单的对话。就连萧子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都由衷地赞叹:“诸女同志法文进步极快。”

  女子公学的学生来自于世界各地,她们起初很好奇葛健豪这么一大把年纪居然和她们一样从零开始学习法语。更对她的那双小脚投以惊异的目光,对此,葛健豪目不斜视,坦然处之。由于语言的障碍,葛健豪与她们无甚交往,又因学习吃力颇感自卑,彼此更不搭话,她自诩为“默默无闻的丑老鸭”。

  不知从哪天起,这只“丑老鸭”突然被大家所关注,她们发现这个每天踮着小脚拄着根手杖步履蹒跚进进出出的老学生似乎一夜之间旧貌换了新颜,不出口便罢,一出口居然蹦出一串串流利的法语单词,就连对她一直无甚信心的教授都不由频频颔首。一时间,她成了班上的“明星”。同学们总是喜欢围着她,除了询问她学习进步神速的诀窍外,更关心她的那双小脚。

  对于除了中国学生之外的外国女孩来说,她们实在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有一双小脚,那双小脚又是如何形成的。她们更问她“走路方便吗?”“会经常摔跟头吗?”等等,甚至还有的女孩一心想让她脱掉小鞋亲眼看看小脚的模样。她们感叹她不问年龄但求知识苦读法语的无畏精神,更赞赏她不远万里用一双小脚远渡重洋的气魄。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49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八章  远赴法兰西

<标题>=能够挣钱了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稍有了法语基础后,葛健豪和蔡畅向警予便开始考虑选择专业了。心直口快的蔡畅说她在周南女校学的是音乐和体育,又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体育音乐教员,对此专业自然是轻车熟路的,因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音体专业。向警予办过学校,自然选择教育专业。最犹豫不决的就属葛健豪,如果说她也办过学校而且准备回国后再办学校的话,她似乎应该也选择教育专业,但她很现实,她认为无论学什么专业,关键是实用。对于她来说,她进工厂勤工的可能性很小,如果能够按照齐竺山的建议绣花刺绣做些湘绣作品的话,则更有可能解决她在法国的生活与学习。因而,她便选择了工艺美术专业。

  也许是天份,也许是她本身就有绣花经验,总之她的设计作品一开始就受到教授的关注。并非刻意,但她的作品透着浓烈的中国特色,既土且洋既旧且新,有些图案又极富创意。有一天课后,教授留住了她,在大大夸赞了她一番后,表示想要她的一篇习作图案:一双变了形的中国绣花小鞋。她听懂了教授的话,很惊诧,她一直以为自己的作品并非尽善尽美,有的只是她生活的体验,却不曾想到会被挑剔的教授看中,自然有点受宠若惊。教授以为她不愿意,便央求:“不如你把它卖给我吧,我出钱买下它。”

  葛健豪更加吃惊,同时内心的喜悦也达极至,不过她还有点不相信,问:“你真的要买?你不后悔?”

  教授立即掏出皮夹,抽出一张法币,递给她,然后不由分说“抢”过她手中的那篇作品,兀自欣赏去了。葛健豪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告别教授走出教室,内心的狂喜让她的心跳得激烈,手心满是汗水,几乎浸湿了那张法币。出了教学大楼,她急急地朝男子公学走去,她要尽快把这好消息告诉和森:她挣钱了。外面阳光灿烂,很合她的心情,她一高兴,竟举起手杖,横扛在肩上,几乎要舞蹈起来。

  从此,她的作品时常被教授看中,照例被买了去,她学习的劲头更大,画得也更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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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枫丹白露游园会后同学们的合影。葛健豪(右一)、蔡畅(左一)、向警予(左二)

  不久,葛健豪又有新想法:既然设计的作品不时地被看中,何不干脆将所有的设计都做成实物拿出去实,既不浪费设计,又有可能挣到更多的钱。说干就干,她废寝忘食地连续熬了几天几夜,绣了鞋面、枕头套、袜子、小布袋、钱包等等。然后,她背了个包就上了街,来到一条小河边,看见那儿有个法国青年正在给路入画素描,她便放下包,铺开摊位,开始卖她的工艺品。果然,她的那些小玩艺儿吸引来不少姑娘,一时生意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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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健豪手绣制品

  然而就在她忙着招呼顾客时,走来两个法警,他们匆匆而来,上下打量了她片刻后,一挥手中的警棒,吆喝道:“走走走,这儿不准卖东西。”葛健豪自然是不知道这儿不准摆摊的,一听警察这么说,嘴上连忙说着“这就走”,手里便忙不迭地收拾着货物。谁知那其中的一个警察嘴里突然冒出一句:“肮脏的中国老女人。”也不知是不是因为他以为葛健豪听不懂复杂的法语,故如此肆无忌惮。然而葛健豪分明是听懂了,她当即停下手中的活儿,用法语质问了一句:“你说什么?”

  那警察愣了片刻,嘴里咕哝了一下,不知说了句什么。葛健豪更加来气,她声音很响地追问:“你再说一遍!”

  那警察像是被人扒光了衣服,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眼睛扫过葛健豪的小脚,满含鄙夷与嘲讽地说:“你们中国人拖长辫、缠小脚、吸鸦片,难道不肮脏?”

  尽管葛健豪也一直以为“拖长辫、缠小脚、吸鸦片”的确是中国人丑陋的一面,但她不能容忍被洋人以此作为侮辱中国人的理由,她本能地就要为“家人”遮丑。她狠狠地“呸”了一声,又夸张地“哟——”了一声,说:“你们以为你们法国人就不肮脏?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有的同胞大便后用手指揩屁股,然后把脏东西再揩在厕所的墙壁上,把个好端端的墙壁弄得跟图画似的。这还不脏?”眼见两警察面红耳赤,她接着又说,“你们国家号称纸业发达又讲卫生,居然有这等肮脏到极至的事情,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们倒还反过来说我们?拖长辫、缠小脚又怎么了,好歹是风俗。你们的风俗呢,难道是手指揩屁股?比我们又好得了多少?”

  她的法语水平还远没有达到如此一鼓作气地长篇大论,不得不法语中杂着中文,中文里含着法语,发音、语法统统不讲究,叽哩哇啦一大通,根本不给他们申辩的机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听明白了大概,有些无地自容,又因肮脏的隐私被戳穿而有些恼羞成怒。既羞且怒之下,他们居然上前一脚踢翻了她还未来得及收拾起来的货物。她哪肯罢休,不顾他们人高马大,一把扯住其中一人的脖颈,直呼:“捡起来!”那人拼命想挣脱,身子扭来扭去,她却死死抓住不放,双方僵持着。另外一人恐怕是没有料到一个中国小脚老太太居然有那么大的勇气和蛮劲,吓住了,在一旁拉也不是不拉也不是,不知所措。

  葛健豪连人带货被带到了附近的警察局。可能是牵涉到外国人的缘故,矮矮胖胖却不苟言笑的局长亲自过问。他问葛健豪:“怎么回事?”

  葛健豪气哼哼地说:“他们侮辱中国人。”

  他又问那两个警察:“怎么回事?”

  他们说:“她占道摆摊,又不服管制”。

  他再问葛健豪:“是否属实。”

  她说:“属实。”但她又说,“这不能成为他们侮辱中国人的理由”。

  他又问他们:“是否属实?”

  他们说:“属实。”但他们又说,“她也侮辱了我们法国人”。

  这次葛健豪不等局长发问,抢白说:“那是他们侮辱人在先,我不过是还治其身而已”。

  他们又对局长说:“她袭警。”

  葛健豪“嗤”了一声,冷嘲道:“我一个小脚老女人,无刀无枪,用什么来袭警?又如何袭得了警?”

  他们说:“她当街抓扯我们的制服。”

  葛健豪说:“那不过是我正当防卫而已”。

  局长问葛健豪:“你有何要求?”

  葛健豪说:“让他们赔礼道歉。”

  局长没吭声。两警察说:“不可能。”

  葛健豪便说:“那我去公使馆告你们去。”

  局长恐怕也不想把个简单的纠纷上升为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便严厉地要求两人道歉。葛健豪接受了道歉,将那包货物扛上肩头,踮着一双小脚,慢吞吞地摇摇摆摆而去。她的心像肩上的货物一样沉重,她感受到因为来自一个贫穷愚昧落后又动荡不安的国家而遭受歧视所带来的悲凉。她也就更加真切地体会到“革命”的重要性以及寻求救国之道的急迫性。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50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八章  远赴法兰西

<标题>=“向蔡同盟”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来到法国后的第一个冰雪严冬日渐远去,春天像一个害羞的不敢见人的小姑娘匆匆而过。初夏时节,正如葛健豪所揣测,蔡和森和向警予收获了爱情。爱情的种子何时种下?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当他们坦然走到葛健豪面前,虽然无法抑制地羞红着脸但神态自若地征求她的意见时,她跺了一下脚、拍了一下巴掌,又狠狠地“嘿”了一声,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当天晚上,葛健豪送和森回男子公学,然后和森又送母亲回女子公学,母子俩就这样送过来送过去,知心话儿无法说尽。葛健豪为儿子即将成家而高兴,更为儿子娶了她无限钟爱的向警予而对和森说:“我睡觉都要笑醒哩。”

  蔡和森倒有些不好意思,他还清楚地记得母子俩在轮船上为“不结婚”而争执,那时他那么坚持独身,这样的誓言言犹在耳,如今仅仅过去不过半年,他却亲手将它毁灭。面对母亲,他自嘲道:“爱上警予,我才发觉过去的豪言多么苍白。”

  葛健豪宽容地安抚他说:“人的成长过程总是伴随着不断否定自我,这很正常。”然后她问,“你和警予的事,写信告诉润之了吗?他可是和你一样不要婚姻的。他知道了是不是很失望呢?”

  “我写了信了。”蔡和森说,“他很支持的。其实他一贯反对的婚姻是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他认为那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他又认为在事实上,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现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他说现在反对这种婚姻制度的人很多,只是没有人实行,原因就是一个字‘怕’。他听说我和警予的事,以为我们已经打破了‘怕’。他还说要奉我们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已有婚妁的,解除婚约,没有婚约的,实行不要婚约。”

  “拒婚同盟?”葛健豪有些糊涂,“既然你和警予就要结合,怎么又‘拒婚’?”

  蔡和森解释道:“其实我和警予的结合是一种恋爱上的结合,而不是婚约上的结合。我和润之的想法一致,我们不要婚约。”

  葛健豪立刻就明白了:“也就是自由婚姻。”

  “对。”蔡和森说,“在外人眼里,这可是伤风败俗的行为啊,所以润之才会说没有人实行的原因就是一个‘怕’字。”

  葛健豪豪气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别管别人怎么说怎么论,像你这样的自由恋爱自由婚姻是建立在彼此尊重共同向上的基础上的,我绝对支持你。”

  在谈到婚礼的操办时,蔡和森忽然悠悠地问:“妈,您说将来我还会否定自我吗?”

  葛健豪吓了一跳,她不知道和森为什么会这么问,也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说“不会”,显然是自欺欺人;说“会”,又似乎不太吉利。她只是模棱两可地说:“谁也无法预知未来,走一步算一步吧。”

  与此同时,蔡畅和向警予并肩坐在床上说着悄悄话。蔡畅有些嘻皮笑脸地问警予:“你为么子会爱我哥哥呢?”向警予并不直接作答,她拿出一张印有一对小孩的明信片,说:“我正准备寄明信片回家,告诉父母我的事。”蔡畅接过明信片,只见那上面写着:“和森是九儿(笔者注:向警予在家排行第九,小名九儿)的真正所爱的人,志趣没有一点不同的。这画片上的两小孩也合他与我的意。我同他是一千九百廿年产生的新人,又可叫做廿世纪的小孩子。”这番感人肺腑之言直让蔡畅喉头发堵,鼻子发酸,眼泪又不争气地掉下来了。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的清甜,也陡然对独身有了些许动摇。

  一间简易的木板平房,是葛健豪特意为儿子媳妇租的,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婚礼就要举行。十多个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闻讯后喜气洋洋地赶到这里,准备目睹一场别具特色的婚礼。葛健豪早已在后院支起了一口大锅,正烧火烧水煮面条。她的心情应该是明亮的,但不知为何,她感觉到金灿灿的阳光下斑驳的阴影。那是什么?是儿子媳妇异于常人的“婚姻”?还是那晚和森为将来是否还会“否定自我”的担心?她说不清楚。

  屋里姑娘们欢快的笑声冲淡了她的顾虑。她突然想起了什么,急急奔回里屋,打开箱子翻找着。不一会儿,她从底层掏出一件绿色衣服,抖开一看,那是一件丝绸旗袍。那鲜得似乎饱含露珠的绿色一下子晃了姑娘们的眼,她们一起扑向那件衣服,都要伸手去摸。

  葛健豪赶紧护着衣服往后躲,嚷道:“别碰,千万别碰,碰坏了可不得了!”

  还是蔡畅聪明:“妈,这么漂亮的衣服应该是给新娘子的吧。”

  向警予闻声过来,葛健豪顺势将衣服递给她,说:“警予,这是我早就准备好的,一直留着,就等这一天。”

  蔡畅诡秘地对向警予说:“怎么样,我没说错吧。我妈妈早就盼着你做我的嫂子了。”

  向警予小心地抚摸着那绿旗袍,不住地赞叹:“漂亮,真的很漂亮。”

  姑娘们又扑向向警予,胡乱就要扒她身上的那件布衣布裙,嘴里不住地说:“快脱掉这身旧衣服,新娘子当然得穿新衣服了。”

  向警予面露难色,颇有些歉疚地对葛健豪说:“可是,可是……我从来不穿这样艳丽的衣服。我是穿惯了粗布衣服的。这么漂亮的衣服,不……不适合我穿。”

  一丝淡淡的哀愁急速掠过葛健豪的脸庞,不易被人察觉,但向警予却体会到了,她也迅速转换出灿烂的笑容,将衣服搭在身上,比画着,又说:“不过为了蔡伯母,我决定穿它一小时。”

  葛健豪自然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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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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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警予

  婚礼的确很奇特,没有花轿、红盖头,更没有拜天地拜高堂,他们将夫妻对拜变换成了互诵共同编写的诗集《向上同盟》。那是在他俩彼此擦出爱情火花之后,经常交换诗作以互相勉励而共同向上,诗越写越多,遂编成诗集。他们不仅一首首地朗诵,更将早已装订成册的诗集分发给参加婚礼的同学。手捧诗集,大家戏称他俩的结合为“向蔡同盟”。

  婚宴是每人一碗热腾腾的辣子面,而婚礼的高潮是照结婚照。当穿着西装系着领带脚蹬一双旧的但擦得锃亮的皮鞋的蔡和森和已脱下丝绸旗袍换上粗布竖条纹旗袍朴素得像村姑的向警予微笑着并肩坐在房前的一片草地上时,负责摄影的突然叫了起来:“不行,不行,太单调了,哪有这样简单的结婚照?”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该从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木板房里如何能够弄出花哨来。葛健豪却一拍大腿,说了声“好办”,就颠颠地回了里屋。只片刻功夫,她拎着条大红缎子被面又颠颠地出来,说:“加点儿红色,增加点儿喜气儿!”蔡畅惊叫一声:“妈,您把我的被子拆了!”大家这才明白,哄堂大笑。

  红缎子被面被两个男学生拉着高高举起,作为摄影背景。一本打开了的《资本论》由蔡和森和向警予共同捧着放在腿上。然后,大家一齐喊“一二三”,镁光灯闪过,一张特别的结婚照就此定格。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51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八章  远赴法兰西

<标题>=蔡和森提议建立“中国共产党”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蔡和森

<内容>=

  葛健豪一家三口是以勤工俭学的名义到法国去的,起初也只有她真正在勤工俭学,她白天上学,晚上做绣品。蔡和森、蔡畅和向警予则主要是俭学,并无勤工,原因主要一是筹集的费用还能维持尚无断炊之忧,二是他们赴法的目的是以勤工俭学为名行寻求救国之道之实,因而他们更倾向于研究和探索。特别是蔡和森,他在赴法前就已经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赴法后又见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已经建立了工人阶级政党组织,马列主义的各种法文版的小册子也大量印行,社会思潮十分活跃,更以为是精通马列理论的绝佳机会,所以他的计划是准备在法国待5年,头一年专攻法文,后几年则将所有精力用在研究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

  入蒙达尼男子公学后不久,蔡和森就觉得学校功课太浅进度又太慢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何况他在国内的留法预备班学过法文,有一定基础,遂决定不去听课改为自学。于是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每天天刚露白就怀揣一本法文字典,拎着《人道报》等几张报纸和几本杂志进了学校附近的小公园,然后找个角落坐下,一边查字典一边看法文报刊,猛攻语言关。那段日子,他总是第一个伴着朝霞踏进公园,又是最后一个随落日离开公园。他的拼劲和蛮劲感动了公园管理人员,他们不仅免收他的门票,还主动担任他的法文辅导教员。

  就这样,他提前了大半年通过了语言关,随即开始边读边译《法兰西内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接着便着手翻译《资本论》。

  然后,他更明确地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四个方面:一是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二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三是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四是俄罗斯革命后之详情。为此,他大量搜集有关资料,仍然用“猛看猛译”的方法,将资料编译成一套传播革命运动的丛书。

  随着他法文水平的飞跃,他的政治倾向也已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同时也顺理成章地找到了社会革命的正确理论——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革命的正确道路——俄国革命道路,找到了拯救中国的真理。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正如他对葛健豪所说,此时的他是“极端马克思主义派”。

  当蔡和森兴致勃勃地将他的研究成果一股脑儿地端到母亲面前时,葛健豪点头赞赏的同时,也不无担忧地对他说:“理论有时候是和实践相脱节的。我们目前的现实是大多数人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又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革中国?”

  的确如此,当时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中,除了蔡和森、蔡畅和向警予等少数几人通过大量阅读法文版马克思主义原著而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外,其余大多人都信奉工学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即使在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中,支持马克思主义的也寥寥无几。蔡和森也是知道这一现状的,对母亲的担忧甚以为是。在这种情况下,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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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合影。葛健豪(后排左二)、蔡和森(后排左四)、蔡畅(后排左五)、向警予(前排右一站立者)

  于是,蔡和森组织召开在法新民学会会员会议,决计先行统一会员思想,再推而广之。会议如期在蒙达尼男子公学的教室里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了学会会员外,蔡和森还特邀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王若飞、袁子贞等留法青年参加。

  会议连续开了5天,葛健豪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会议,但她一直关注着会议议程。对于学会宗旨由旧的“革新技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上升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会员们基本无异议。这反映出新民学会已由单纯重视个人向上转而更多地意识到肩上的历史使命,的确大为进步。然而,在讨论“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也就是用什么方法改造时,分歧产生了。以蔡和森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主张实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他说:“阶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为此,他主张“先要组织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共产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这个“党”,他命名为“中国共产党”。

  以萧子升为首的反对派则坚持实行无政府主义,声明“不认俄式(马克思主义)革命为正当”,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所以他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造之方法”,又特别推崇蒲鲁东式的“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的新式革命。

  对此反对声音的出现,蔡和森早有准备,事先他和向警予、蔡畅将《共产党宣言》里的句子段落抄在一张张纸上,贴在教室的四面墙上。此时,他便一句一段地讲解分析。他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说:“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公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所以,他认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随后,他又详述现今世界形势,以论证其激烈革命之必要。

  支持蔡和森的向警予,支持萧子升的李维汉也都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了观点,都试图说服对方,但都未能如愿。直到会议结束,彼此不分上下。蔡和森为此很有些郁闷,他在葛健豪面前发牢骚说:“我们两个派别,就像是一场球赛,推过来挡过去,推推挡挡,终也分不出胜负来。”

  葛健豪笑道:“这好办啊,找个裁判出来不就行了。”

  蔡和森豁然,眼睛发亮,猛拍脑袋:“对呀!”于是,他立即在书桌上铺开稿纸,提笔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当时未一起赴法,主要原因就是负责新民学会在湖南的工作,走不开。两人虽然相隔万里,却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特别是理论研究成果,他们是一定要和对方讨论分享的。

  不久,毛泽东回信了。他旗帜鲜明地站在蔡和森一边,积极支持“建立中国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更说“和森的主张,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蔡和森兴奋地挥舞着那封信,对葛健豪说:“裁判判我们赢了!”

  这样的结果是葛健豪事先早就预料到的,她始终认为儿子和润之的思想最为一致,连她这么一个老太太都理解儿子的观点赞同他的主张,润之怎么可能反对?她提议和森给毛泽东写信询问意见,其实就是想让润之在儿子的天平上增添砝码,以坚定儿子的信心。

  这以后,蔡和森便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因此被大家称为“小马克思”。他以其富有感染力的文字表达能力,配合向警予天赋的演说才能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工学主义者拉向马克思主义阵营,其中受影响最深的是李维汉、李富春、张昆弟、罗学瓒等。

  李维汉、张昆弟是最早一批的新民学会会员,他俩和李富春早于蔡和森5个月到达法国。当时他们住在位于巴黎西郊哥伦布的华侨协社。由于华法教育会的李石曾、吴稚晖都笃信无政府主义,故而华侨协社里的图书馆藏有很多翻译过来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华法教育会办的《旅欧周刊》、《华工旬刊》也以宣传此思想为主。这些书刊对他们影响颇深,后来,他们组织的一个名为“勤工俭学励进会”的社团,便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

  “蒙达尼会议”虽然没有立即转变李维汉等人无政府主义思想,但奠定了蔡和森、向警予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地位。从那以后,他们大量阅读了蔡和森推荐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又同蔡和森、向警予进行了多次长谈,思想上逐渐有了转变。在蔡和森提议下,“工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政治上摆脱了无政府主义束缚,偏向马克思主义。在随后召开的社员大会上,他们特别邀请蔡和森到会做了《怎样救中国》的演讲,驳斥了各种错误的“救国”论调。从此,工学世界社与新民学会的宗旨趋向一致,成为勤工俭学的领导力量之一。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52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八章  远赴法兰西

<标题>=结识李富春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李富春

<内容>=

  自从上次和警察发生冲突后,葛健豪便不再随便上街摆摊了。在儿女们的帮助下,她找到了一间中国人开的兼卖中国工艺品的小咖啡馆。起初她打算将做好的绣品直接卖给他们,既省事又旱涝保收,但精明的店主却不肯答应,他只同意代销,而且还要提成。葛健豪虽不是非常情愿,但也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也想着这总归是办法之一,先做起来再另做打算,于是就答应了,并说好半个月提供一次新货并结清旧账。

  又到了结账的日子,正好空闲在家的蔡畅决定陪母亲跑一趟。母女两人拎着新货来到小店。店主热情相迎,更扶葛健豪坐下,还特别泡上两杯咖啡,说是请客。她俩很是诧异,蔡畅对母亲挤眉弄眼,乘店主转身招呼别的客人时,悄悄说:“一定有名堂。”葛健豪笑而未答话,其实她的心里也是这么想,脑子里更是蹦出谚语俗语俚语一串串,什么“黄鼠狼给鸡拜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等等。店主忙后又过来,拉了张凳子坐在她们身旁,伸手就想去拿蔡畅放在桌上的袋子。蔡畅眼疾手快,一把抢过,又摊开手掌:“钱!”店主笑嘻嘻地说:“别急,旧账我一会儿就算给你们,我们先来谈谈这批新货。”

  原来,葛健豪做的绣品起初在店里并不起眼,最近似乎突然遭遇到了伯乐,一时成了抢手货,精明的店主见此情景,将当初与葛健豪商定好的代销价往上抬了一倍,大大赚了一笔。于是他提议从这批新货开始,由代销转为直接进货,一次付清货款,不过单价得往下降。闻此言,葛健豪好生奇怪,更以为内有乾坤。她虽不是生意人,但并不傻,于是她说:“老板你直接进货,于我当然是好的,不过,价格不仅不能低,而且……”她用一个手指往上指了指。她见店主一下子收了笑脸,又说:“如果你觉得不妥,这次我们就将旧账结清,从此各走各的。”虽然此时她并不知道店主放弃代销的真正原因,但她潜意识里还是能够感觉得到她的货成了“皇帝的女儿”。

  店主原先的“小九九”是继续以代销价与葛健豪结算而隐瞒自主上浮所得,但他又想,瞒是瞒不住的,与其成天提心吊胆偷偷摸摸,不如直接低价进货,再高价倒手,明明白白地赚差价。没想到这个老太太一点儿也不糊涂,只一个回合就非但没有把价格压下来,反而似乎一下子就看穿了他的把戏而敢以“撤货”相要挟。他从葛健豪满含笑意的脸上却分明感受到冷峻和不容分说的气势,他认输了,无奈说了句“好吧”。

  然后开始结账。葛健豪给了店主七种绣品,每种五至十件,每件一至十法郎不等。店主一面背着“九九乘法表”一面用笔在纸上算着,然后扣除他的提成,他最终确定总数后,就准备开箱拿钱。正在这时,旁边一个桌上的一个小伙子转过头来,说了声:“算得不对吧。”

  三人一起循声望过去。蔡畅惊叫一声:“李富春!”

  李富春并不答应蔡畅,而是站起身来到他们面前,坐下,问店主:“你也是中国人吧?中国人开店算账怎能没有算盘。”

  惊诧莫名的店主未加思考,就说:“算盘,有,当然有。”然后,他返回柜台取来一把精致红木小算盘,递给李富春。李富春接过算盘,很熟练地甩了两下,随着清脆的“啪啪”两声,上下两排算盘珠子很听话地就被排放整齐了。随着他手下算盘珠子“劈里啪啦”的响声,口诀从他的嘴边飞速掠过,一个新的总数显现在算盘上。他指着那数字,问店主:“你说这对吗?”

  店主其实并不知道对还是不对,但他此时也只会说“对对”。李富春却说:“不对!”店主更加糊涂,葛健豪和蔡畅也摸不着头脑,又见李富春再次“啪啪”两声甩了下算盘,算盘珠子又一次重新就位。这时,他嘴上说着“还要加上老板你私自加价销售的利润,总数就应该是……”话音刚落,他就指着算盘上新显示的数字,对店主说:“这才是对的。”

  此时,葛健豪、蔡畅目瞪口呆,那店主早已汗流满面。李富春笑眯眯地说:“你用这些小把戏去骗一个老太太,你也不羞得慌。”他见店主直愣愣地瞪着眼,手指着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便又说,“我可是这儿的老主顾了,那些绣品,你卖多少钱,我还不知道?”

  葛健豪、蔡畅在咖啡馆门口和李富春告了别。一路上,母女两人各怀心思。葛健豪的眼前总有李富春的身影:他很年轻,估摸着也就二十出头;他的个子不高,瘦小但很精干;他明明是在指责店主,语气却很温和,并无得理不饶人后的蛮横与粗暴。给她印象深刻的自然是他打算盘时的挥洒自如,以及洞穿店主心思的精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她很想问女儿,女儿直呼他的名字,想必是认识他的。她偷眼看蔡畅,只见女儿正若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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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中国留学生的真实写照

  的确,蔡畅认识李富春,但并无深交。那是在“工学世界社”召开的社员大会上,因为蔡和森被邀请去做演讲,她和向警予也去旁听。在此之前,她从蔡和森那里听说过“工学世界社”前身“勤工俭学励进会”的创办者之一名叫李富春,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素有“李富翁”之雅号,意即在大多数学生找不到工作又无其他谋生之道而陷于穷困潦倒之际,他却极具生意头脑。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一份火车司机的差事。因为工作勤恳,待人和善,他很快和法国同行混熟了。在他的提议下,由他们出面向老板要求共同承包维修三台火车头,一下子挣了一大笔钱。这以后,他凭借技能和精明多谋的头脑,总是能找到挣钱较多的工作,不仅为自己赚得学习费和生活费,而且还有富余接济其他穷学生。在那次大会上,蔡畅首次见到了李富春。当时李富春的思想正由无政府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在蔡和森、向警予面前,他自谦为“小学生”,诚心讨教,又和蔡畅切磋交流。从那以后,他们没有再交往。机缘巧合让他俩在这小小的咖啡馆重逢,更借他天生的经济头脑为她们争取了权益,这自然让蔡畅既惊且喜。

  又一个冬天来临。为了彼此照应,葛健豪和蔡畅搬到了蔡和森向警予的那间木板平房里,一家四口得以团聚。一天清晨,葛健豪刚刚起床准备生火做饭,就听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李富春。他恭恭敬敬地唤:“蔡伯母好!”又问,“蔡伯母可曾记得我?”葛健豪连声说:“记得,当然记得,怎么能不记得”。他又说:“我是来看您老人家的。”葛健豪一边热情相迎,一边不免心生疑窦:好好的,他为何会来看我?进了屋,他很自然地跟着葛健豪来到灶房,很自然地一边和葛健豪说着闲话,一边手脚麻利地往炉膛里添柴。

  蔡和森和向警予结婚后,作为母亲,葛健豪便开始操心起女儿蔡畅的终身大事,那时蔡畅已经整20岁了,想当年她这个年纪时都已做了母亲。然而每次她试着探询蔡畅,却总得不到明确答复,不是说“我可是不结婚的啊”,就是说“早着呢”。自女儿说“早着呢”开始,葛健豪就意识到女儿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远离了独身思想。这自然是受兄长蔡和森的影响,也可能是出于女人的本能:情窦初开,谁不渴望爱情?于是,她窃喜,也就一直盼望着女儿的真命天子快快出现。望着眼前这个纯朴的小伙子,葛健豪不由得有些遐想。当她开口问李富春“是哪里人啊?”“今年多大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啊?”时,连她自己都吃了一惊,这哪像是在闲聊,这分明是丈母娘“审查”毛脚女婿。

  李富春却很坦然,一五一十地“汇报”关于他的一切。说来也真巧,他不但和葛健豪他们同是湖南老乡,而且与蔡畅同年同月出生,两人只相差8天。不同的是,他出生在长沙东郊杨梓冲,父亲是一个老实忠厚的教书匠,靠微薄的薪金维持一家最低的生活。他从小学习用功,酷爱史书,对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林则徐等民族英雄十分仰慕。中学时,他积极参加了查抄日货、反对21条不平等条约的斗争,还在北京参加了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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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畅(中)

  正说着,蔡畅闯了进来,见到李富春,惊问:“你怎么来了?”未等他回答,她突然发现自己脸未洗头未梳,吓得赶紧又逃回了里屋。葛健豪发现刚才还神情自若的李富春只和蔡畅对视了一下就涨红了脸,变得手足无措起来。她暗想:还说来看我,分明是来看毛妹子的。又见女儿披头散发示人,她忍不住大笑。

  从那以后,李富春成了他们家的常客。那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能维持自己的生计就很不容易了,而李富春勤工的收入比一般同伴们都多,还能帮助学友们。他的这种能力和精神,葛健豪一家都很钦佩。她常夸他既能干又好助人适应能力又强,真是难得。他每次上门的理由总是不同,或者是“看望蔡伯母”,或者是“拜访请教蔡和森”,却从来不说“来找蔡畅”。其实葛健豪蔡和森向警予包括蔡畅都心知肚明,只是谁也不捅破这层窗户纸。特别是葛健豪,她虽然像当初喜欢向警予一样很愿意李富春能够成为她的郎牯子(即女婿),不过她也知道女儿的脾气,更知道自儿子和森率先实践“自由婚姻”后,此风已在年轻人中大为盛行,想必女儿定也是追随者。因而,她不催不迫甚至不问,她相信果实成熟了自然会落地。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53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八章  远赴法兰西

<标题>=坐了一夜的牢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这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葛健豪却没有闲钱添置取暖设备,冷得受不了时,她就翻出她不多的所有的衣服,包括夏天的衬衣,然后里三层外三层,穿了一层又一层,被蔡畅笑为“一只球”。有的时候,她和蔡畅向警予就在屋里来回跑步取暖,她一双小脚,自然是跑不快的,她就跟在她俩的身后急走,一圈又一圈,直走得身体不再如落入冰窖般的冷,她才气喘吁吁地停下,自嘲为“笼中困兽”。更让她揪心的是和森的哮喘病,每每看到和森咳着喘着仍然在灯下苦读,她心如刀割。也因为经济原因,她离开了学校,除了继续做绣品维持生活外,主要精力用来照顾儿女。

  那日葛健豪从市场买了些白菜回家,路上的积雪厚厚的,她拄着拐杖,走得很艰难,突见前面不远处一个女孩身子一歪摔倒在地,她初以为那是滑倒的,也并未在意,可待她走近前,却发现那女孩仍然躺在雪地里,两眼紧闭不省人事。她一下子慌了神,又见四周并无旁人,情急之下扔下白菜和拐杖,扑上去又是拍脸又是掐人中。一番忙活后,那女孩缓过神来。葛健豪看清那是个中国人,便问:“你是留学生吧?”女孩见葛健豪慈眉善目,也是中国人,竟“呜呜”哭了起来,边哭边猛点头,算是回答。葛健豪见她双颊通红,意识到她可能是在发烧,伸手在她的额头一摸,果不其然。她赶紧拖女孩起来,可女孩似无半点力气,根本无法站立。她果断地说了句“我背你”,然后就弯下腰来。女孩抽泣着,说:“你哪能背得动我。”她却不由分说,捡起白菜和拐杖让女孩拿着,死拽活拖费了半天劲终于让女孩趴在了她的背上。可她一个瘦弱的小脚老太太,又穿得过多,连自己走路都吃力,哪能背得动一个大姑娘。女孩挣扎着要下地,她却咬牙挺着,坚持着。其实与其说是“背”,不如说用背“拖”。她个子矮,女孩趴在她的背上,两腿只能搭拉在地。就这样,她背着拖着,将女孩弄回了家。

  女孩喝了粥吃了药又睡了一会儿,病情缓和了很多。她靠在床上,告诉葛健豪她也是勤工俭学生,本就出身贫寒,出国的费用还是向亲戚朋友借的,可到法国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只靠华法教育会每日五法郎的救济金度日,更别说去上学。前一段时间她病了,因为付不起医药费,她只得硬撑着,不曾想就昏倒了。说着,她又泪水涟涟,说很想回国,可连路费都没有,还不敢将实情告诉家里人。葛健豪听了,心里也是酸酸的。

  当初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等人创设勤工俭学运动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工厂对华工需求量很大。那时中国人到法国很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工价甚高,以此俭学绰绰有余。自“一战”以后,法国经济开始萧条,工厂开工不足,又加上大量军人从战场上下来,也急于工作,对华工的需求急速萎缩。然而此时,国内的勤工俭学运动正值高潮,学生情绪高涨,赴法者更是络绎不绝。到1920年底,在法的勤工俭学学生已近两千人。原先他们到法后,由华法教育会安排进入中学或一些语言学校就读,一部分人直接进入工厂做工。后因经济原因,大部分人无力维持学习费用,遂进入工厂做工以赚钱谋生。随着法国经济危机的爆发,物价飞涨,法郎不断贬值,失业人口倍增,别说华工,就连法国人自己都难觅工作。每遇某工厂招收新工人,求工者甚众。工厂便按人种排序,法、意、葡、西工人分成一堆,黑奴和勤工学生分成另一堆,然后按照此等顺序唤号。遇到种族歧视更加严重的厂主,见到勤工学生,就挥手直呼“去去去”,或者干脆说“滚蛋”。

  找不到工作意味着无法俭学,甚至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有的学生因为没有固定的住所不得不四处流浪,有的就如葛健豪所救的女孩那样因病无钱医治而客死异国,更多的学生不得不挤住在华侨协社。因为人太多,房子不够,只能在院子里搭布篷,每个布篷里往往要挤进去几十人,做饭用的火炉只能放在每人的床头。每到做饭时,葱蒜气、煤油气、酒精气、醋酸气等等各种气味充斥其内,熏得人涕泪横流更恶心难忍。学生们的被褥还是从国内带来的,自嘲说“从来没有沾过法兰西的自来水”,正面用过用反面,反面用过再用正面,直用得辨不清颜色。

  既然自找工作困难,学生们便将希望寄托在华法教育会。华法教育会起初经费充足,对勤工学生,不论是在学校的,或是候工的,都能贴款维持,后碍于经费而日渐减少,对于介绍工作,起初他们向工厂交涉时总说“学生来做工,不专为工资,是专为手艺,欲向国内发展实业,并欲为法国往中国发展实业的先导”。在这种情况下,各厂厂主也愿意接受中国学生,但给的工钱极低。勤工学生自然不能忍受长年累月“无私”为工厂主卖命的生活,在手艺渐进而又见工厂主无意加工钱时,就抬腿走人。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工厂便不再愿意接受中国勤工生,而华法教育会以每人的工作不能介绍两次为名,拒绝再为他们服务。

  如果说华法教育会的此种做法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以后他们在又获得援款却不能全部用在勤工学生身上,这就毫无道理了,更有教育会职员营私舞弊贪污私吞的传闻,学生们愤怒了。当许多学生在找不到正式工作的情况下而不得不做苦工时,华法教育会竟责怪学生有辱国体,还以他们“既无做工之志趣,又无做工之能力”为由主张将他们驱逐回国。

  在学生们面临失学失业饥饿困苦甚至死亡之时,他们仍然对华法教育会抱有幻想。他们或许不相信教育会的某些职员,但不能不相信会长蔡元培。早在五四运动中,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曾向北洋政府拒理力争保释过被捕学生。于是他们坚信一向爱生如子的蔡元培这次也绝不会对他们的遭遇熟视无睹,也定会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然而,他们盼来的只是蔡元培签署的两份通告,以“一年以来,借贷学生之款,亏空之数甚巨,本会原无基金,又无入款,挪借之术,有时而穷,而告贷之学生,方日增无已,今则亏竭已极,万难为继”为由,宣布“华法教育会……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同时宣布无论如何给学生们的维持费只再维持两个月,至3月15日全部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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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达尼女子公学校长和部分学生合影。葛健豪(前排左二)、校长(前排左三)、蔡畅(二排右一)

  这两份通告无异完全打碎了学生们的希望,故而引起轩然大波,他们认为当初是受到华法教育会的鼓动而不惜千辛万苦来到法国,如今却被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在绝望之际,他们自然无法如“通告”中所云“谅解本会无源源而来之底款之苦衷”,转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申诉。北洋政府接到公使馆的电呈后,复电称:国务会议议决,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遣送回国,并责成使馆办理。自此,勤工俭学生与华法教育会、公使馆、北洋政府的矛盾终于激化。

  葛健豪的生活虽不至于穷困潦倒,但作为勤工俭学中的一员,她深感不能坐视不顾。当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和“工学世界社”成员们积极筹划着要去巴黎向公使馆集体请愿时,她也要求参加。蔡和森不答应,劝她说:“这不是去动动嘴皮子辩论几句就完的,恐怕会有暴力危险。”

  葛健豪固执地说:“我去有危险,我不去还是有危险。让我独自一人在家想像着你们危险,还不如让我和你们一起共同面对危险。这叫做‘身先士卒入虎口,同舟共济过龙潭’。说不定他们看在我是一个老太太又是小脚的份上,产生恻隐之心呢。”

  向警予起初也不同意,听葛健豪这么一说,倒觉得颇有道理,更心生一计,她说:“不如由我们女生打头阵,站在请愿之前列,他们总不至于对女人施加暴力吧。”

  其他人都甚以为是,自然也就同意让葛健豪参与其中。

  经过一番计划,2月28日那天,葛健豪在内的共500多分布在法国各地的勤工俭学学生齐聚巴黎,呼喊着“争取读书的权利”、“争取吃饭的权利”、“争取工作的权利”口号冲向公使馆,将公使馆团团围住,并在使馆雪白的外墙上用红色颜料刷上巨大的“DONNEZ——MOIDU PAIN;OH J’AI FAIM J’AI FAIM” (要生存!饥饿!饥饿!)的口号,要求与公使直接面对面对话。公使陈篆拒而不见,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赵世炎、王若飞等10人作为学生代表进入公使馆进行交涉,要求“使馆向政府请求每人每月给400法郎,以四年为限”。陈篆迫于压力,虽当时未给予答复,但答应下午一时在公使馆附近的塞弗公园和大家见面具体商谈。

  下午1时,站在队伍前列的葛健豪终于见到了陈篆。刚开始,陈篆强挤笑颜向学生们问好,甚至还亲切地询问葛健豪:“你就是湖南来的最老的‘老学生’吧?早闻大名了。”

  葛健豪答:“我这‘老学生’眼看只剩下一把‘老骨头’了。”

  陈篆有些涩涩地笑道:“怎么会呢?”然后他面朝葛健豪,其实又是说给大家听,“我知道你们目前生活拮据,困难重重,但你们是华法教育会组织来的,有困难你们也应该去找他们嘛,围攻公使馆,似乎不大好吧。”

  在情绪本就激动的学生们听来,他的这番话显然是在推卸责任,便吵嚷起来。有的说:“我们不是围攻,我们只要求对话!”有的说:“若说围攻的话,那也是被你们逼的!”有的说:“你们与国内政府与华法教育会互相串通,国内盛传要遣返我们,这里又说要驱逐我们,你们这是往绝路上逼我们!”有的直接说:“不要推卸责任,不要把我们当皮球踢过来踢过去!”

  陈箓摆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说:“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们难道就没有一点儿责任?据我所知,你们当中有不少学生留学的目的不纯,一心想着挣大钱,无俭学之意,对工作又挑三拣四。”他的话音未落,学生们的火又被煽动起来,骂他“胡说八道”。

  一直站在葛健豪旁边的向警予道:“这样的学生也许的确存在,但这不能成为打击一大片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坐视大多数学生挨饥受饿的借口。”

  陈箓说:“法国的经济情况,我相信你们也是清楚的。我们也是无能为力。”

  葛健豪插话道:“你既是公使,可谓海外华人之父母官,自然是有义务为我们去向法国政府交涉,让工厂多招收一些学生去做工,至少不能有明显的偏向和歧视。”

  陈篆的脸阴沉了下来,说:“公使的工作责任中可没有这条……”

  学生们的吼声一下子淹没了他的声音,他们大喊:“那还要你这个狗屁公使干什么,不如滚回家去得了!”

  陈箓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音量也提高了:“路是要自己走的,工作也是要你们自己去找的。否则不如回国罢了。”

  站在母亲身后的蔡和森一直很冷静,他看出陈箓其实并无谈判的诚意,担心“枪打出头鸟”,恐年老的母亲会成为日后被报复的目标,正示意蔡畅带母亲撤离,此时已被陈箓的敷衍和蛮横激怒的学生们却冲了上来,将陈篆团团围住,伸手便打抬脚便踢。正在这时,警笛长鸣,从四面八方突然涌出手持警棍的法警。学生们愣了片刻,随即意识到中了埋伏,更将满腔仇恨泄在陈箓身上。陈箓捂着头弓着腰在法警的掩护下冲出人群,迅速逃出公园。葛健豪、蔡畅、向警予和女伴们本就按计划站在队伍前列,法警冲过来时一时来不及躲避,实实在在挨了几棍子。

  现场一片混乱,法警挥舞着警棍劈头盖脸打向赤手空拳的学生,也未如葛健豪她们事先预料的那样心存仁慈之心而放过女生。蔡畅、向警予用身子拼力护着葛健豪,用臂膀抵挡着在头顶飞舞着的警棍。蔡和森、李富春等人则不畏暴力,与警察厮打成一团。

  拳头和警棍恰如鸡蛋和石头,文弱书生哪里是高大威猛的法国警察的对手。在付出了鲜血之后,葛健豪一家四口和李富春等人还是被抓进了拘留所。漫漫长夜,葛健豪坐在冰冷的墙角下,看着儿女们脸上的伤痕和凝固了的血迹,她有些恍惚,不明白自己用一双小脚不远万里奔到遥远的法兰西来究竟是为了什么?更不明白她活了56年,从未与监狱打过交道,如今怎么就会活生生地被关在了冰冷潮湿的法国的拘留所?她不过就是作为勤工俭学一分子为己请命请求“父母官”援助而已,这也能成为坐牢的原因?更让她痛恨的是,公使陈篆明里和他们谈判,暗里却纠集法警镇压他们,他一个中国人,怎么如此胳膊肘朝外拐?虽然这时她还有好些问题弄不明白,但她朦胧感受到了和森曾经说过的“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前提就是首先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句话的含义。

  儿女们担心年迈老母承受不了被殴打被关坐牢的现实,又恐他们身上脸上的伤吓坏了她,便故作轻松状低声笑骂看守胖得像头猪,还说他站直身子时低头肯定看不见自己的脚只能看见肚子上的一堆白肉,然后他们就压住声音嘻嘻哈哈地笑。他们又编一些诸如蒙面大侠夜半时分来劫狱和大家全心协力挖地洞集体逃狱的故事。更多的时候,他们安慰鼓励母亲,坚信“明天肯定有人会来救我们,因为我们何错之有”。刚被关进来的时候,葛健豪的确是有些害怕的,这毕竟是她第一次坐牢,她不知道将来怎样。黑暗容易让人颓丧,明媚会使人充满勇气。一夜未眠,在天色渐亮时,她已全然没有了怕,有的却是斗争的快感。

  被打散而逃出去的学生们当晚便又聚集在一起讨论对策,又连夜动员旅法各界华侨群起而向法当局及公使馆提出抗议,强烈要求立刻释放被捕学生以及解决救济问题。事情已经闹大,陈箓也不愿意再生枝节,遂出面请法方释放被捕学生,又同意继续发给失工和候工的勤工俭学生六个月的维持费,答应与勤工俭学生所在的各校校长交涉,容许他们在欠学费的情况下暂时留校学习,并允诺竭尽所能继续替无工可做者找工作。

  这次的斗争虽然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但好歹逼使陈公使后退了半步,也不能算是失败。重新走进阳光,重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葛健豪百感交集。她不由想起了毛泽东写的一首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同时她也意识到,权益不是天赋的,而是自己争取来的。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54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八章  远赴法兰西

<标题>=亲历“拒款行动”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经过这场斗争后,葛健豪在勤工俭学生心目中已经不只是“老学生”,而被称为“革命母亲”。对此,她呵呵笑道:“我这哪是‘革命’啊,充其量不过就是伢子们的坚强后盾罢了。”

  正如在长沙时她的家是新民学会会员的聚集地一样,在法国,她的家自然又成为先进学生的大本营。在这儿,学生们不仅能够体会到母亲般的温暖,更能从她的身上感受到不畏艰难不惧险阻的力量。渐渐地,她和她的家在学生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所以当周恩来从伦敦返回巴黎后,立即就去了蒙达尼,直奔蔡家。

  周恩来比葛健豪他们晚一年到达法国巴黎,不久便乘船去了伦敦。在那里,他一边等待着爱丁堡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边考察英伦社会状况,同时关注着在法勤工俭学生的处境。当他获知在巴黎发生的事情经过后,立即结束了在伦敦5个星期的逗留回到法国。

  葛健豪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就直夸他:“浓眉大眼气宇轩昂英气逼人帅气得不得了。”周恩来也笑说:“我早就耳闻蔡伯母大名,今日终得一见,蔡伯母果有母仪天下之风范。”葛健豪更乐了,说:“好了好了,我们俩就别再互相吹捧了。”她的幽默逗得大家开怀不已。

  蔡和森和周恩来虽说以前未曾谋面,但彼此有所了解。他们都曾阅读过《共产党宣言》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都以为改造中国之路“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可,因而有相同的见解和信仰,一见如故也就不足为奇。从此,这对战友成为先进学生的核心,并接连共同领导了两次大规模斗争。

  6月,北洋政府为扩大内战推行武力统一,企图以中国50年印花税、验契税和滇越铁路建筑权为抵押,向法国政府秘密借款3亿法郎购买军火,其中1亿拟作为北洋政府与经手人的佣金。当然,这件见不得人的交易始终处于秘密状态而不为人所知。当议案提交法国国务会议讨论,因各派权势集团分赃不均而出现内讧时,这才得以披露。

  虽然报纸上有关此事的消息区区不足百字,只说“本月15日,法国国务会议将中国借款事列入议程,财政总长因反对此事而未列席,此人系一银行家,因此次借款之分摊,彼所主持之银行无份,故愤而离席”。但素有政治家敏锐头脑的蔡和森和周恩来立即意识到这无异是典型的卖国勾当。在这之前,他们就听说北洋政府专使朱启钤、财政次长吴鼎昌来到巴黎,说是代表总统徐世昌接受巴黎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当时他们就有所怀疑,感觉以朱、吴的身份地位不至于为了个虚名而劳其大驾,况且两人到法后却始终未公开露面,似乎在躲避着什么。如今看来,他们此行的目的实则就是为“秘密借款”。这不能不让他们愤慨。

  既是卖国勾当,那就不仅仅是勤工俭学生的事而是所有华人的共同责任。因而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陈毅等人联合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华工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会、旅法新闻记者团等五团体,经过反复磋商,最终组成“拒款委员会”,并于6月30日在巴黎哲人厅召开了成立大会,同时掀起拒款风潮。不久,由拒款委员会委托周恩来起草的“拒款通告”散发到法国各地学校、工场、商店的华人手中,并致国内各爱国团体,呼吁团结一致拒款到底。同时,“五团体”致函吴鼎昌,警告说“公如不自取消动议,则上天入地,必有与公相见者”。蔡和森等人又直接面见朱启钤,痛斥其卖国行径,更声明退回他为讨好勤工俭学生而捐助的“维持费”以示抗议。面对学生们的诘问,朱启钤虽然不得不承认确有“借款”一事,但他辩解说那是用来兴办实业以富裕国家而并无他用。

  为了脱身也为了掩人耳目,朱启钤秘密将借款事宜交由陈篆,然后去了美国。表面上看,中、法政府迫于压力暂缓了借款,暗地里却加快了谈判进程。7月下旬,报刊突然披露,中法借款合同已经商妥,并定于7月25日草签。《巴黎时报》更说:“借款额由三亿法郎增至五亿法郎,其中一大部分将用于购买军火。”

  此消息一出,“拒款委员会”连日集会,经过商讨计划于8月13日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这次,葛健豪也要求参加。蔡和森、周恩来力劝她放弃,更说:“您老在家安全地待着,就是对我们的支持。”她执意不肯。这时,向警予刚刚有了身孕。于是,葛健豪便指着向警予说:“她正怀肚(即怀孕)都无所畏惧,我一个老太太又怕么子?何况多一人就多一份力量,现在这样的关口,是中国人的都应该站出来才对。”见她如此坚持,大家也只好作罢,一再告诫她只列席会议而不得参加可能出现的暴力争斗。

  经过分析,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陈毅判断出既然朱启钤并不在巴黎,那么负责此事的肯定是陈箓,遂要求他出席“拒款大会”,当众说明借款的谈判经过和借款的用途条件等。然而,有上次的教训,心虚的陈箓不愿意出席,又不敢置之不理,便委派使馆秘书王曾思作为代表。

  早早到会的葛健豪坐在会场的前排,当她看到身着华贵的法兰绒西服、头发黑亮纹丝不乱的王曾思很有风度地摇晃着手杖态度傲慢地步向主席台时,她意识到他的下场一定不怎么好看。她悄声对旁边的蔡畅说:“他也不看看眼下是个怎样的形势,他还以为我们请他来做演讲啊。”

  面对会场群情激愤的现状,王曾思却态度蛮横,打着官腔对“拒款委员会”的一系列行动表示不满。当被责问陈公使是否参与了借款谈判时,他支支吾吾;当被明确借款的目的时,他吞吞吐吐;当被要求表明公使馆是否会取消借款条约时,他顾左右而言他。学生们再也不能忍耐,随着一声“打他这个卖国贼”的呐喊,葛健豪紧跟着蔡畅“呼”的从椅子上站起,挥舞着臂膀,高呼“打!”这时,半年前在巴黎被打被关的一幕浮现在她的眼前,她心里想着也应该让陈箓的人尝尝被打的滋味。早有学生冲上台去,拖下王曾思,一顿痛打。

  在王曾思连连讨饶声中,学生们住了手。葛健豪再见从拳头底下站起身来的王曾思,已经全然没有了正人君子样,法兰绒西服皱了、头发乱了、眼睛青了、脸颊肿了、嘴角流血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被迫代表陈篆并公使馆签署了一份“声明”,声明“尊重留法中国全体公民公意,即向法外交部声明反对此项五万万法郎大借款,并即时向法国各报要求更正签字于草约之借款”,同时他还表示“如此项借款成立或今后再举行类似借款,公使和全体职员立即辞职,以谢国人”。

  头脑冷静的周恩来以为这样的“声明”是王曾思在“屈于群众势力之下”所为,而“不能认其为其良心上之主张”,他也相信“官僚狡猾,难保事后不思反悔也”。然而不管怎么说,法国政府在各方压力之下担心事态进一步扩大,不得不宣布“暂缓借款”。这也就预示着“拒款行动”最终取得了胜利。

  很多勤工俭学生称这次的斗争为“国外的五四运动”。作为斗争中的一分子,葛健豪自然也颇感骄傲。儿女们夸母亲英勇无畏,周恩来更撰联赞曰:

  爱学习出洋,人老心不老,老当益壮;

  反借款护国,体弱神不弱,弱中见强。

  经过“拒款行动”,葛健豪似乎已经忘却了自己是个年近6旬的小脚老太太,而俨然成为随时准备战斗的一员将士。她也不满足于两耳不闻窗外事只顾埋头绣花刺绣设计图案用以挣钱吃饭这样的“俗”事,她更加关心时事关注勤工俭学生的生活和工作。受儿女们的影响,她也越来越靠向政治。当她从蔡和森那里得知国内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时,冲动地想告诉所有人: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孕育到成长的全过程。想当初,在蔡和森准备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名称时,她是第一个拥护者。如今,中国共产党顺利成立,而她的思想也日臻成熟。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55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八章  远赴法兰西

<标题>=抢占“里大”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相对于热血沸腾而激进冲动的青年学生来说,葛健豪的冷静稳重就显得格外可贵。她历经尘世磨难洞察人性丑恶,故而不会轻易被胜利冲昏头脑。在两次斗争都不同程度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她相信公使馆不会咽得下“耻辱”,也相信法国政府不会吞得下失败。她本能地意识到还会有新的斗争,而挫折也会随之而来。

  报复果如葛健豪所料如期而至。

  在“拒款”斗争过程中,两国合办的中国少年监护委员会就曾应法方要求宣布:停止发给勤工俭学生维持费,将领维持费的学生全部免费送入学校读书,以此收买学生让他们放弃“拒款”,但学生们不为所动。如今“拒款”成功,恼羞成怒的中法两方借中国少年监护委员会之口又宣布:停发维持费,取消免费入学,同时将分批遣返无工可做无学可上的学生。对此,陈篆在面告勤工俭学生代表时并不讳言,称此原因是:“这次中法借款与法国在远东利益有极大关系,而中国学生不解平日受到救助的意义,竟行反对,实属忘恩负义。”

  与此同时,华法教育会创办的由吴稚晖任校长的里昂中法大学发出通告,称即将招收的学生一定要有财力,否则不能入学。该校是李石曾、吴稚晖借勤工俭学之名,利用法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筹办的,办学初衷就是为解决旅法勤工俭学生的俭学问题,如今却以“财力”限定留法学生,明摆着让无工可做的学生无学可上而归于被遣返之列。

  学生们正为取消维持费而苦恼,再被剥夺了入学权利,本就气愤不已,又听说吴稚晖从国内招来120多名富家子弟,将入“里大”就读,胸中怒火终于喷发而出。

  经过讨论,勤工俭学代表大会决定采纳蔡和森、周恩来“先礼后兵”之计,派出百人团体“先发队”往里昂同学校谈判,如果谈判不成再行“抢占”。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并保存领导力量,“先发队”由蔡和森、赵世炎、陈毅领导,而周恩来、王若飞等负责后方工作,由李维汉、向警予、蔡畅等组成“十人团”在巴黎负责联络工作。

  葛健豪深知此次行动不同以往,它虽然只是勤工俭学生为争取自己权益的又一次斗争,却有可能是中法政府压抑许久的怨气的总爆发,他们要挽回丢失的面子捡回破损的尊严,全赖于此。她预感到危险迫在眼前,心情不免复杂。起初她当然是想参加的,但见他们的计划周详,连向警予、蔡畅都只能从事联络工作而不能亲自奔赴里昂,自己一把年纪又是小脚,跑也不行走也不快,联想到“二·二八”中,媳妇和女儿就是为了保护她而挨了不少闷棍。她清醒地认识到一旦行动上升为暴力冲突,她手不能击脚不能踢,只能连累大家。眼见儿子媳妇和女儿神情严肃地忙进忙出,她决定不再添乱。不过,一想到她将一下子送走三个孩子,虽然媳妇和女儿只是去巴黎负责联络工作,她仍然心慌慌的,担心原本温馨的一家四口转瞬间就只剩下她一人。然而,她自知不能在孩子们的面前显露她的内心,但她又不精于强颜欢笑,她能做的就是撰联给儿女壮行:

  风沙西域飞骏马,

  波涛东海起蛟龙。

  一夜无眠。直到清晨,她仍然大睁着眼睛躺在床上,隐隐听见孩子们蹑手蹑脚地出了门,她知道他们不忍心吵醒她,径自走了。她本能地猛地从床上一跃而起,却又颓然坐下,她何尝又忍心经历离别。从那天开始,她度日如年,又始终不知道巴黎的消息和里昂的情况。她的生活一下子被改变了,她不再安心地坐在窗前绣花,也不再有心思变着法儿给瘦弱的儿女和正在怀孕的媳妇做美味佳肴。原本经常往来的勤工俭学生也没了踪影,估计要么去了巴黎,要么去了里昂。于是,她天天拄着拐杖在木屋通往车站的小道上行走,满心希望看到儿女们突然神采飞扬地立在她的跟前。

  终于,向警予、蔡畅回来了。葛健豪一见只有她俩,心不由往下一沉,又见向警予沉默不语蔡畅愤愤不平的模样,她知道她的担心成为了现实。

  蔡和森率“先发队”于9月19日到达里昂,他和赵世炎陈毅先行找到中法大学秘书长褚民谊。双方免不了一番唇枪舌剑,褚民谊以“学校规定”为由百般推脱。见入学实在无望,蔡和森他们又提出可以退后一步,放弃入学但希望学校能够拨出一部分校舍作为无处可住的勤工俭学生的临时宿舍。“里大”位于山上的一座旧城堡内,建有三四层的楼房共五幢,其中的学生宿舍能容纳千余人。因为学校刚刚建成还未有学生入住,吴稚晖前不久也只从国内招到百余学生,完全有能力接济勤工俭学生。然而,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也被褚民谊断然拒绝。

  人在一退再退直到退无可退时自然就要反击,“礼”之后便是“兵”。蔡和森他们遂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抢占“里大”。正如陈毅所说:“历史告诉我们,正当的争攘,不是恶德,经验告诉我们,予的不如取的。”

  9月21日凌晨,“先发队”成员冲进了“里大”,却发现教室、宿舍全都上了锁。蔡和森意识到他们中了圈套。原来在这之前,有学生代表曾去找过公使陈箓,表明如果他不能帮忙解决入学问题,他们就要抢占“里大”。当时,陈篆信誓旦旦,胸脯拍得山响,不仅积极支持,还慷慨地发给学生去里昂的路费。如今他们真的抢占了“里大”,却只能挤坐在空荡荡的操场上,更不知道陈篆早已通知法外交部,说勤工俭学生中的“极端分子”抢占“里大”扰乱治安,请求他们转告里昂市长派兵前往镇压。

  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妙的蔡和森、赵世炎和陈毅还未来得及研究布署新的计划,里昂的两百余名武装警察,以装甲车开路轰轰隆隆地突破铁栅栏大门直接开到操场学生们的眼皮底下,然后以检查为名扣押了学生们的居留证。一旦居留证脱离了学生之手,警察们不由分说强行将学生们推上警车,押往附近的一个兵营。

  听到这里,葛健豪轻轻舒了口气。在她看来,没有暴力没有流血更没有牺牲,那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坐牢算什么?想她这么一个老太太还坐过一夜法国的牢呢,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尽管留守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四处奔走设法营救,又派代表前去和吴稚晖谈判,更与陈篆面对面交涉,却都无功而返。日子一天天过去,葛健豪的心也一天天抽紧,她知道夜长梦多,时间拖得越长,营救的可能也就越小。当希望日渐渺茫,去探监的愿望成为她的惟一。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56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八章  远赴法兰西

<标题>=去探监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葛健豪瞒着向警予和蔡畅,悄悄收拾好行装,又给她俩留了张字条,走了。她从蒙达尼去了巴黎,又从巴黎坐火车来到里昂,再四处打探,终于站在了那座兵营前。想像着儿子就在那里面,她的心突突乱跳,却无悲凉凄惨之感,不像探监而只是去见久别的亲人似的,有的只是期待渴望。但是,她哪里能见到儿子?无论她如何请求,哨兵以“上头有令一律不准见面”为由将她拒之门外,要么干脆充而不闻置之不理。她不气不怒不躁更不气馁,而是每天如时钟般准时出现在兵营门口,然后与哨兵磨嘴皮。那些日子里,无论是在阳光下还是在风雨中,都能见到她弱小而顽强的身躯,她相信她的诚心和母爱能够感化哨兵冷酷的心能够融化冰冷的铁锁。

  终于有一天,两个哨兵唤她过去,对她说:“别等了,你儿子他们走了。”

  “走了?”她愣了,又高兴了,“被放回去了?”

  “被遣送回国了。估计这会儿,船已经进入公海了吧。”

  葛健豪只觉从胸中往上涌出无数的斥责和诘问,一串又一串,诸如“你们这帮狼心狗肺的东西,如此践踏一颗母亲的心,你们还算是人吗,你们也有母亲啊”、“你们法兰西帝国是第一个宣称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的国家,你们的民主在哪儿?你们的法制又在哪儿?我的儿子不是罪犯,却连探视权都被剥夺,你们的《人权宣言》宣言的是怎样的人权?”然而,这一切都堵在她的喉咙口,争先恐后却一个字儿也挤不出来。她也紧紧闭着嘴,她知道只要她一开口,冲出口腔的将不只是痛斥,还有鲜血。她一言不发地站了很久很久,慢慢消化着怒气和委屈,然后迈着沉重的双腿步履艰难地返回蒙达尼。

  蔡和森等人被捕后,吴稚晖来到里昂。赵世炎作为双方沟通的代表,前去和吴稚晖谈判。吴稚晖提出“每年补助勤工俭学生十万元,以六年为限”,并要求“同学们自行安排,一批做工,一批读书,轮流动用经费”。当赵世炎将此意见带回兵营后,遭至学生们的一致反对,他们仍然坚持要开放里昂大学。对此要求,吴稚晖坚拒。谈判最终破裂。

  除了赵世炎作为谈判代表在聂荣臻等人的营救下最终脱身外,包括蔡和森、陈毅在内的参加抢占“里大”行动的104位勤工俭学生在被关押了22天之后,于10月13日,法国政府以“中国政府对于勤工俭学生无办法,法政府亦无力补助,现已由两国政府商定将全体送回”为由,将他们由全副武装的军警用四辆军车秘密押往马赛。次日,被囚禁的学生又被押到“波儿加”邮船的五等舱,遣送回国。

  面对抢占“里大”行动的失败和蔡和森被强行遣送回国的现实,向警予和蔡畅一时难以接受,更不知该如何将实情告诉母亲。正在这时,葛健豪回来了。当看到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和憔悴令人心酸的病容,她俩断定母亲已经知情,便无法控制地扑过去抱住她,任泪水倾泻。一向豪气的葛健豪此时也忍不住落了泪,她拍拍向警予的肩,又摸摸蔡畅的头,她知道她是她们的顶梁柱,她不能倒下,她更要让她们振作。伴着泪水,她研磨挥毫,写下这样一副对联:

  华夏五万里,等骐骥驰骋;

  炎黄四百兆,有鲲鹏翱翔。

  强者并非没有眼泪,而是能在擦干眼泪后继续前行。向警予在葛健豪的鼓励下很快从失败的阴影中挣脱出来。此时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已经全部停发,生活异常困难,女同学更是处境濒危。在40名女生中,湖南、四川、广东三省占了一大半,其中四川、广东两省的女同学都得到该省半官费津贴,日子还算过得去,惟有湖南的12位女同学,四面绝援境地特苦。向警予、蔡畅等5位仍然留在蒙达尼女子公学的学生,早已欠学校学膳费达8000多法郎。校方多次催款,甚至扬言要赶她们出校。不得已,处于领导地位的向警予多方努力,促使中法青年监护委员会代为清偿了5000法郎。余款实在无能为力,校方却紧催不舍,向警予向葛健豪感叹已到了“路绝途穷,无法自救”的地步。葛健豪说:“既无法自救,不如求助他人。”

  葛健豪的这句话提醒了向警予,她决定从国内和南洋两处募捐,恳请各界慷慨解囊以解留法女学生燃眉之急。与此同时,她有心放弃在法学习而欲去追寻蔡和森。试想“向蔡同盟”怎能被分割?于是,她决定回国。

  对此,葛健豪颇有些犹豫,她一方面认为工作需要向警予回国,从夫妻团聚这个角度,她也应该回国,一方面她又有些不舍,向警予已经有孕在身,预产期就在来年开春,她担心她的身体难以承受路途劳顿,又遗憾自己不能亲眼见到孙子(女)降临。从她得知向警予怀孕消息起,她就开始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当年她的二儿子蔡麓仙生子时,她正在长沙,故而一直心存惋惜,如今又一次机会摆在眼前,她怎舍得放弃。但是,她习惯于凡事都支持儿女,此次自然也不例外。

  其实向警予也不忍心离开葛健豪和蔡畅,她早已不仅是葛健豪的媳妇蔡畅的三嫂,也是葛健豪的女儿蔡畅的姐姐,她担心她和蔡和森都走了,她们母女俩孤苦无依,又如何应付?但是,她又不得不走。

  葛健豪看出向警予的心思,拉她和自己挤睡在一个被窝里,百般安慰她让她放心,既说自己身体还很硬朗足以照顾蔡畅,又说蔡畅已经长大成熟稳重多了也令人放心,再说她们母女并不是孤零零的,身边还有周恩来、王若飞等,更有李富春。说起李富春,向警予笑了。

  在短短两个月里,蔡和森走了,向警予也走了。虽说身边还有女儿蔡畅,但葛健豪还是感觉心里空荡荡的。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57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八章  远赴法兰西

<标题>=见到邓小平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邓小平

<内容>=

  向警予走后不久,蔡畅也离开了蒙达尼女子公学,和大多数勤工俭学生一样迫于生计而不得不进入工厂做工。那时法国经济虽然逐渐复苏,但勤工学生若想找到一份好工作也还是不容易的。百般努力之下,蔡畅终于在里昂的一家电灯厂找到了工作。这也意味着葛健豪将一个人生活在蒙达尼,蔡畅有些不放心,寻思着带母亲一起走。葛健豪却不愿意,她认为女儿自小到大几乎一直没有离开过她,也是时候让她独自去面对生活,再说蔡畅在电灯厂的工作不知能维持多久,总不能三天两头跟着她搬家,何况里昂离蒙达尼并不太遥远,母女俩还是能够互相探望的。蔡畅被母亲说服,一个人去了里昂。

  果然如葛健豪所料,蔡畅在电灯厂的工作只维持了几个月,就又到一家丝手帕厂做工,不久就从里昂转到巴黎,进入一家橡胶鞋厂。这时,她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勤工学生,而正式跨入政治家的行列。

  早在蔡和森和向警予都还未回国时,在法国的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学生逐步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是在法国南部,以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蔡畅、王若飞等人为核心;另一个在法国中部,以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为核心。1920年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申府受陈独秀关于在欧洲筹建共产党组织的指派来到法国。在他的介绍下,周恩来于次年春加入共产党。随即,周恩来与张申府、赵世炎、刘清扬、陈公培5人组成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在当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消息传到法国后,他们又邀请部分华人团体代表参加,欲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在经过数次斗争,特别是“抢占里大”行动失败蔡和森等人被遣送回国后,两个中心实现了大联合。1922年6月,在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人倡议和组织下,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共13位代表相聚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公园,召开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工作,李维汉负责组织工作,同时决定创办《少年》刊物。

  不久,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蔡畅加入该组织,成为正式团员,并因此从里昂来到巴黎,从此开始了她职业政治家生涯。与她同时入团的还有李富春、邓小平,他们在巴黎参加了入团宣誓大会,并宣誓入团。次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推,“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又称“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为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其他旅欧华人的领导核心。蔡畅等随之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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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7月在巴黎,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区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李富春(前排右四)、周恩来(前排左四)、聂荣臻(前排左一)、邓小平(后排右三)。

  入团后,蔡畅白天去橡胶鞋厂做工,晚上她还担负着一个小组的领导工作,还负责党的宣传工作,日夜奔忙,终于病倒了,得了白喉,高烧不退爬不起床。当时,她租住在一个法国老妇人的楼上。这老太太发现楼上的中国女孩一连四天都没有拿牛奶,便起了疑心,上楼去看,这才发现孤苦伶仃的蔡畅已病得不轻,遂问她在法国还有没有亲人。蔡畅自然很想念母亲,又恐怕母亲担心,便挣扎着将周恩来的地址交给了老太太。接到讯息的周恩来立即赶来,二话不说背起她从四楼下来直奔医院。幸亏抢救及时,蔡畅终于转危为安。

  闻此讯,葛健豪既心痛又欣慰,心痛于女儿的病体欣慰于女儿的成长。她当即撰联给女儿寄去以示鼓励:

  昼劳劳夜孜孜,勤工俭学吃苦亦救苦;

  情真真意切切,扶危济困助人即做人。

  诗联刚刚寄出,葛健豪想想还是不放心,随即收拾好行装退掉房子,赶去巴黎。病中的蔡畅才接到母亲的诗联,又见母亲风尘仆仆地赶来,不禁搂着母亲的脖颈又是哭又是笑。从此,葛健豪在巴黎定居下来。她的家虽不是旅欧支部的大本营,却是支部成员聚居地。在这里,她认识了邓小平。

  邓小平于1920年10月到达法国巴黎,随即由华法教育会安排到诺曼底的巴耶男子中学就读。5个月后,因为经济原因,他离开了巴耶中学进入位于克鲁梭市的法国最大军火工厂施奈德工厂做工。然而他只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便因备受法方老板的欺压愤而辞职来到巴黎,靠华法教育会每天5个法郎的救济金维持生活。他当时只有17岁,个头又小,未被人重视,也就没有参加“二·二八”斗争、“拒款行动”和“抢占里大”。不过,他一直关注着较他年长的、已具有相当政治觉悟的如周恩来、蔡和森等进步青年所领导的一次次斗争,从心里佩服他们,渴望成为他们中一员。只是他此时仅仅具有朦胧的斗争意识,还未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熏陶。不过,他有意识地阅读先进书刊,参加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集会。1922年夏,经萧朴生、汪泽楷两人的介绍,他同蔡畅、李富春同一批入团。

  葛健豪对邓小平第一印象是聪明活泼幽默,嘴巴也甜,他称蔡畅为“大姐”,称李富春为“大哥”,自称是他俩的“弟弟”,而且是“小弟弟”。和女儿分开居住不到一年,葛健豪不知道在她眼里似乎永远长不大的毛妹子,如何就成了别人的“大姐”。原来,李富春虽然只比蔡畅小8天,但一直习惯称她为“大姐”,他的理论是“大一天也是大姐”。时间一长,大家也都跟着他一同称蔡畅为大姐,就连比她还大两岁的周恩来,也是如此。

  **TH8196000300740001**

  在法国留学时的邓小平

  邓小平比蔡畅小4岁,又自觉晚于她走上革命道路,便更认真地称呼“大姐”。明了原委,葛健豪笑对邓小平说:“既然你是大姐的小弟弟,那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常来常往,想吃什么就说一声,我给你们做。”从此,邓小平经常呼朋唤友说是到蔡伯母家去改善伙食。他最爱吃的就是葛健豪做的面条,每次他一进门,总会先高呼一声:“蔡伯母,给我来一碗湖南辣子面。”葛健豪知道他是四川人,就总在下好的面条上铺上厚厚的一层红辣椒,让他一次吃个够。

  《少年》是中共旅欧支部办的一份旨在传播共产主义学说的法文版不定期油印刊物,后改名为《赤光》,社址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一个咖啡馆的楼上。最初由赵世炎负责编辑,在他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周恩来接替了他的工作。邓小平、李畅英负责刻蜡板,李富春负责发行。由于工作出色,邓小平因此有了个“油印博士”的美誉。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58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八章  远赴法兰西

<标题>=拯救外孙女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在繁忙的工作中,蔡畅、李富春、邓小平、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蔡畅和李富春的感情也日渐加深,她喜欢他“性格开朗,襟怀坦荡,思想敏捷,办事果断,斗争勇敢而坚决,待人热情而有风趣”;他喜欢她“举止文雅,仪表端庄,正直聪慧,性格坚强,有理想,有毅力,能吃苦,善思考”。可以说,他们的爱在艰苦的环境中奠基,他们的情在斗争中茁壮,终于到了收获爱情的那一天。

  **TH8196000300760001**

  中共旅欧支部创办的刊物,最早叫《少年》,后改名《赤光》。

  夜幕降临,正忙着做晚饭的葛健豪突听大门外传来一声呼唤:“蔡伯母啊!”听声音,她断定是邓小平;听口气,夹杂着一种既惊又喜既怨又愤的味道。她伸头出去,正见邓小平急急而来,他的身后跟着李富春和蔡畅。邓小平冲进来就说:“蔡伯母,你可知道发生大事了?”

  葛健豪一惊,以为又有什么不幸发生,却从他们三人的表情中看不出什么。正待要问,只听邓小平有些愤愤地说:“他俩瞒着我们结婚了!”

  葛健豪又是一惊,随即释然,又有点愁怅:她虽说也算是新派人物,但并不否认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儿子蔡和森结婚时虽说舍去了繁琐的程式,却好歹有个仪式,还照了张结婚照,如今女儿出嫁,更简单得连个仪式都没有了,做母亲的,怎能不感到怅然。这时,邓小平又变换了口气,颇有点得意地说:“蔡伯母,您也别生气。在他俩准备悄悄举行婚礼时,幸好被我撞见了,我不仅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还做了证婚人哩。”

  原来当蔡畅和李富春避开喧嚣悄然躲进一间小咖啡馆时,不曾想邓小平正坐在不远处的一个角落。当他俩卿卿我我之后正举杯相碰的一刹那,另一只酒杯突然横在中间。两人一抬头,见是邓小平正笑嘻嘻地、意味深长地说:“哈!你俩猫在这里喝酒,怎么也不叫上我?”

  李富春说:“这是我俩结婚的喜酒哩!”

  “结婚?”邓小平更加开怀地说,“太好了!那我就是你们的证婚人了。”

  然后,三人的酒杯响亮地碰在一起,杯里的红酒荡起一阵涟漪。

  抱定独身的女儿能够放下包袱接纳婚姻,说明她已经完全摆脱了少时险些被卖的阴影,心智逐渐成熟。与之相比,华贵美丽的形式轰轰烈烈的程序完全不足挂齿。因而,当蔡畅颇有些歉疚地悄声请求母亲原谅她“未经家长允许就擅自结婚”时,葛健豪爽朗地拍了拍蔡畅的脑门,说:“你呀,比你哥还厉害。”

  蔡畅结婚却不肯生子,她早就和李富春约法三章:暂时不要孩子。因而当孩子不期而至时,她气恼万分。由于法国禁止堕胎,不得已,她只能采取土办法,又是蹦又是跳外加拳击,试图毁灭他(她)。然而,这个孩子坚强不屈地牢牢粘附在母亲温暖的子宫,就是不出来。

  当葛健豪得悉此情后,气得若不是看在女儿是孕妇的份上,真恨不得给她一耳光。她从未有过的大光其火,大声斥责富春,又质问女儿这是为什么。蔡畅说:“我要工作,我不要孩子。”

  葛健豪说:“工作和伢子并不相克,难道这世界上要工作的女人都不要细伢子?那你们工作的目的又是为么子?我们不管旁人,看看你三嫂,难道她就不工作?她还不是照样生伢子?你见她因为生伢子而耽误工作了吗?”

  蔡畅坚持道:“对我来说,孩子一定会影响我的工作,至少会分散我的精力。”

  **TH8196000300780001**

  《少年》社的社址在巴黎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一家咖啡店的楼上。蔡畅在这里和李富春相爱。

  葛健豪的语气很强硬,说:“你太自私了!为了自己工作,你就忍心扼杀一个生命?平时你不是见到路边野猫都会心疼半天吗,何况是一个细伢子?”

  蔡畅虽说有些动摇,但不肯轻易认输的个性又不让她妥协,她一边说着:“我就不要!”一边就又要伸拳往腹部。葛健豪眼疾手快,死死抓住她的胳膊,厉声说:“你口口声声要拯救世界上所有受苦受难的妇女儿童,你自己却在这里残害生命。难道你的理想你的誓言只是天上的一朵云,说散就散?”

  蔡畅有些被说动了,她无力地耷拉下胳膊,低声嘀咕:“你也知道我和富春的工作有多忙,我哪有多余时间照看一个孩子?”

  葛健豪立即接口说:“莫担心,有我哩,我来照顾这伢子。”

  蔡畅吃惊地问:“您哪有时间,您又要学习,又要刺绣,还要做饭洗衣服照顾我们的生活。”

  葛健豪满不在乎地说:“这不用你操心,我精力充沛。我带大了你们六个兄弟姐妹,还会在乎一个伢子。”

  蔡畅有些惭愧,低下了头不再吱声。

  1924年的初春,一个漂亮的小姑娘诞生在美丽的塞纳河畔,因为她的母亲的法文名字中有两个“T”,又因为她的来历特别,所以葛健豪为外孙女起了个好听的意义特别的名字“李特特”。

  蔡畅在生下女儿同时,请求法国医生为她做了节育手术。看着抱在怀里熟睡的女儿,又想着女儿是她第一个孩子,也是惟一的孩子,还差一点儿被她扼杀,蔡畅忍不住哭了起来。

  **TH8196000300800001**

  蔡畅和李富春

  从此以后,葛健豪的生活紧张而忙碌。正如蔡畅所预料的,葛健豪做家务做绣品学法语学设计,而且还要带孩子,忙得天昏地暗,几乎不知今昔是何年。不过,眼见小特特一天天长大,咿咿呀呀中清晰地唤出“外婆”时,她的心似乎泡在了蜜缸中。

  一晃8个月过去了,蔡畅和李富春按党组织的安排准备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葛健豪面临着两种选择,是独自带着特特留在法国,还是回国。留在法国,她的生活并非过不去,何况从单纯生活这个角度,法国显然比军阀混战而动荡不安的中国要好得多。然而,葛健豪却不是个只为生活而生活的人,她还有理想。她一直以来的理想就是办教育,让更多的妇女有知识而独立。在法国,她的这个理想自然是无法实现的。另外,她也想念儿子和媳妇,他们的长女蔡妮已经两岁半了,她却从来没有见过一面。

  蔡畅和李富春也倾向于安排葛健豪祖孙俩回国,法国毕竟不是他们的家。自1923年初开始,为了加速培养党的干部,旅欧总部奉国内党组织的指示,有计划地选送支部成员去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在蔡畅和李富春之前,已经有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等几十人去了莫斯科。年底,国内国共两党正酝酿着合作,中国共产党急需大批干部,不仅在莫斯科学习过的同志被急调回国,连周恩来也将被调回国内。也就是说,留法勤工俭学中的共产党骨干被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去莫斯科,一部分返回国内。在这种情况下,相对来说,回国是葛健豪最好的选择。

  于是,58岁高龄的葛健豪在女儿女婿赴莫斯科前,抱着8个月大的外孙女,离开生活了5年的法国,登上了返回祖国的邮轮。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59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九章  永远的等待

<标题>=创办“平民女子职业学校”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一路辗转,葛健豪回到了长沙天茂花园一号,她的新家。让她备感意外的是,出来迎接她的不仅是大女儿蔡庆熙和外孙女刘昂、蔡和森的长女蔡妮,还有丈夫蔡蓉峰。夫妻一别5年,此番重聚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蔡蓉峰抱过外孙女李特特,看了很久,似乎从她的小脸上找寻出女儿蔡咸熙的模样。见此情景,葛健豪很是感慨,想当初若不是他有卖女打算,女儿也不会早早离家从而走上革命之路。虽然蔡蓉峰从来没有表示过悔愧,但葛健豪还是能够感受得到他性情的改变。

  又一件意外让葛健豪吃惊,也是丈夫为何也从家乡来到长沙的原因,那就是二儿子蔡麓仙也参加了革命。自蔡和森从法国归国后,即经陈独秀、陈公培的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不久,向警予也回到上海入了党,并生下长女蔡妮。从此,夫妻二人同被留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

  长期以来,蔡和森一直很有意识地将亲人们都引入正道。对母亲对妹妹自不待言,就连对外甥女刘昂也是如此。刘昂原名叫“刘千昂”,就是他为外甥女取的,取自“昂昂若千里驹”之句。他还另外给千昂取了个别号“铿作”,即“铿铿然作声”之意。他不希望千昂长大后只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妇女,而要成为一个经得起锤炼的有钢铁般性格的人,他更希望她成为母亲葛健豪那样有独立意识意志坚定的人。在他去法国后,曾有意安排父亲、二哥、大姐和刘昂都去法国,他的计划是父亲和二哥去工厂做工,大姐刺绣,千昂入校读书。因为经费,又因为他过早地被遣送回国,这一计划才未能实现。在上海稳定下来后,他立即写信让二哥蔡麓仙到上海,并介绍他加入共产党。

  几年来,蔡麓仙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自己的妻子儿子需要他爱护,他还得担负着照顾父亲大姐和外甥女的生活,但他并不甘于乡下日复一日平淡无奇的农作生活,也渴望有所作为,却一直没能如愿,心情颇为郁闷。偏偏在这时,他的儿子意外夭折,妻子难以面对丧子之痛,又不能忍受贫穷苦日子,改嫁了。短短时日,麓仙丧子失妻,苦不堪言。正当他郁郁苦闷之时,三弟一声召唤,他随即将父亲、大姐和刘昂送到长沙安顿下来,然后赶赴上海。入党后,他在恒丰纱厂等处负责组织工人运动。党的“三大”后,他在罗章龙主管的中央宣传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由罗章龙介绍去了广州,考入黄埔军校。不久,他以枪法一流而在毕业后被留在军校工作。

  如今葛健豪的家被分成了4个部分,他们夫妻带着孙辈在长沙,二儿子在广州,三儿子三儿媳妇在上海,女儿女婿在莫斯科。让她感到骄傲和欣慰的是,她的家有5位中共党员,其中蔡和森和向警予还在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和1923年6月召开的第三次党代会上,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向警予更成为中国首位妇女部长,又担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无论相隔多远,他们这一家人的信念是相同的目标是一致的。早年,她自觉她的家是汪洋中的一条船,她是领航者,拖着沉重的包袱步履艰难地将船引入风平浪静的港湾。后来,儿子和森成长起来,他代替她成为舵手,将船驶向广阔的海洋。她不承认自己是孩子们的引路人,但她确是他们的榜样。

  春暖花开之时,蔡和森和向警予突然回到长沙,这让葛健豪喜出望外。数月前她从法国回国自上海登岸,本想与正在此地的儿子媳妇好好聚聚以偿相思,却见他俩都已是党中央的领导人物,因时局动荡斗争激烈而工作繁忙紧张,便不忍烦扰,只在上海稍作停留便匆匆离去。不过,那次的短暂停留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重逢毛泽东,也对儿女媳妇的工作有了个大致了解。

  当时,蔡和森和向警予居住在苏州河畔的“三户楼”。所谓“三户楼”,意即三户人家住在一幢新建的两上两下的水泥砖木结构楼房。蔡和森一家住楼下后厢房;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秘书、组织部长的毛泽东和妻子杨开慧住在楼下前厢房;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宣传部长的罗章龙住在楼上。楼上楼下都有堂屋,楼下堂屋是休息的地方,也是接待客人的地方;楼上堂屋则是中央机关开会的地方。葛健豪对“三户楼”之名颇不解,问和森。和森笑答:“我们这三户人家都是当年楚国地区的人,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意,故名‘三户楼’。”三户人家连大人孩子共7人,外加负责内外事务兼保卫工作并协助向警予从事女工运动的王熙春和雇佣的娘姨,对外称是一家人,户主姓王,其实就是向警予。由于这三户的主人都是中央委员,来往此地的又是第三国际驻华代表、苏俄外交官及驻沪领事等,所以葛健豪称此地可谓卧虎藏龙。

  蔡和森、向警予此次回长沙,除了因工作需要,向警予即将又一次临盆也是重要原因。葛健豪发现和森精神尚好,但身体似乎更差,消瘦得厉害,几乎不停歇地咳喘。追问之下,向警予回答说:“日子太苦了。”原来他俩在上海没有固定收入,生活基本上依赖于业余写些文章所得微薄稿费。有一次实在无以为继,李大钊写信给胡适,大力推荐和森所著《俄国社会革命史》书稿,希望此书能够纳入世界丛书史,恳求说:“和森很穷,专待此<img src="819600030001.gif"/>口,务望吾兄玉成之。”

  葛健豪万没有料到儿子媳妇的生活会如此困顿,更让她悔恨不已的是,当她准备携外孙女李特特回国时,因没有路费写信给和森。那时,她以为只有和森有此能力,却不曾想到和森警予此时身无分文。他俩不忍如实告知,商量后忍痛将他在上海大学讲课的《社会进化史》的书稿低价贱卖给书局,又一时拿不到现钱而托陈独秀先代为借款寄往法国,自己又不幸旧疾复发卧病在床,却无钱医治,几乎因穷病而死。陈独秀急忙致函胡适,托其向书局催索书款,这才使和森得以住院诊治而得以活命。

  闻此言,葛健豪泪水涟涟,她一再说:“早知如此,我就不回来了。”蔡和森笑道:“我们怎么忍心让您老人家孤苦无依地待在异国他乡,我们再穷再苦也是要想办法让您和特特回家的。”向警予也说:“就是就是,您瞧我又要生孩子了,没有您在身边,还真有点慌神哩。”这一席话没能让葛健豪释然,反而更让她心里酸酸的难以名状。

  一个月以后,向警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葛健豪又有了个孙子,取名蔡博。虽然家里仍然很穷,但葛健豪还是竭尽所能倾其所有调理儿子的病体,侍候媳妇月子,照料刚出生的婴儿,还和女儿蔡庆熙共同抚育和森警予的长女蔡妮、蔡畅李富春之女李特特。在忙忙碌碌中,在孩子们的欢笑声中,她尽情享受着天伦之乐,却并不沉迷于此。照料孙儿之余,她关注湖南的妇女解放工作,还参加过妇女界联合会在复陶女校开的“恢复成立大会”,并参与讨论女界联合会的简章和宗旨,更积极寻求办校机会,继续着她办教育的梦想。

  1925年夏,当她听说颜子庙平民补习学校搬迁到小东街(今中山西路)的新建校址后,以为这是上天又给了她机会,她不能错过,立即与原校主事周方和没有随校迁走的原教职员工彭慕陶等人商量,欲利用原校舍和其他未搬迁的员工,办一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她的想法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并公推她为校长。

  葛健豪第一次听说“平民学校”这个新名词是在从法国返回途中路经新加坡时。由于她晕船晕得厉害,怀里又抱着个不足周岁的婴儿,旅途颇为辛苦。当船行至新加坡时,她决定在此停留。5年前,葛健豪赴法中途曾在此登岸受到华侨的热情款待;5年后,她故地重返同样受到礼遇。她用5年的时间让当年佩服她的人又多了份崇敬,也让当年嘲弄她的人无地自容。于是,在她的面前,没有了派别没有了分歧,有的只是满腔热情。

  在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慕名而来的访客之后,葛健豪遇到了湖南老乡、教育家张良权和胡意民。她与他们在法国认识,当时她只知道他们是著名华侨,如今得知他俩是新加坡知名教育家,她称羡之余表示也想留在新加坡工作,当个教员,最好是办个学校,委托他们帮忙。两人感动于她的爱心赞叹于她的雄心,自然满口应允。

  事与愿违,葛健豪在新加坡待了两三个月,却始终找不到工作。她便又去找张胡二人。他们对她说:“我们的意思是您老还是回国的好。”

  葛健豪执着地说:“我还是想在这儿办学校。”

  他们又说:“其实回国办学校比在这儿办学校更有意义。”

  葛健豪不解:“为么子呢?”

  张良权说:“您老毕竟年龄大了,儿女们都不在身边,又拉扯着一个未满周岁的婴儿,实在有很多不方便。再者说,相比而言,国内的教育更有待发展,特别是‘女子教育’和‘平民教育’,这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教育者。”

  “么子叫‘平民教育’?”这个新名词,葛健豪第一次听说,自然极有兴趣。

  “平民教育”这个称呼是在五四时期出现的,虽然最早是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的“平民教育社”,但平民教育真正得以全面发展的却是在湖南,然后由湖南推向其他各地,因而湖南被称为“平民教育的策源地”。湖南的平民学校是在1920年7月由学生联合会在长沙开办的“平民半日学校”,随后各式平民学校如雨后春笋。

  葛健豪一向办学主张都是关注妇女,而且是贫穷妇女,实则也属于平民教育一种。因而当她听说国内兴办“平民学校”之后,以为很符合她的办学理念,遂接受了张、胡二位的建议,立即收拾行囊乘船返国。在上海见过儿子蔡和森和媳妇向警予之后,她又从上海回到长沙。

  长沙颜子庙的平民补习学校是1921年12月由认定普及教育须以平民教育为急务的教育界人士周方提议创办。该校设两个儿童半日班,一个成人夜班,一个平民女子工学社,以自食其力为原则,白天做工,夜间学习。创办两年,成效显著,被湖南省政府定名为湖南模范平民学校。

  葛健豪的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只是利用了闲置的原平民补习学校的校址和部分教职员工。至于办学经费,她不得不亲自四处筹措。为此,她特地去找徐特立,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募捐。然后,他俩分别行动,四处奔波。以他俩都是湖南著名留洋“老学生”的身份,又兼徐特立著名教育家的头衔,很快筹到了一笔费用,学校正式成立了。

  葛健豪很聪明地利用“湖南模范平民学校”这块金字招牌,而将平民女子职业学校作为平民补习学校的分校。这样一来,她便可以省却了创业之初少为人知而不容易招收到新生的麻烦。其实她忽略了她自己的魅力以及她在当地教育界的影响力,撇开她曾经在家乡办过职业女校不说,单就高龄留学法国而言,她不仅是湖南,而且是全国的惟一。这样的经历,远远要大于“分校”这样的虚名。与此同时,她的身份也使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郭亮亲自出马,动员了许多职工眷属报名入学。因而,学校第一个学期招收了两个班,第二个学期翻了一倍。

  与早年她所办的湘乡“二女校”相似,平民女子职业学校也是以招收对象为贫民妇女为主,教育宗旨是使贫穷无力上学或年长失学的女子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教育方式是传授手工和针黹等技艺,再以其所做工艺换钱接纳更多的学生入学。她曾经这样概括她的办学宗旨:“女校长执教,培育新女性;穷学生读书,挖掉老穷根。”

  无论是在“二女校”,还是在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她的办学思路非常清晰,那就是传授技艺只是手段,重要的是培养她们自食其力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从而达到经济独立之余的政治上的解放。因此,她采用了与“平民补习学校”相同的校歌:

  我有双手为何废弃?

  我有聪明为何蔽闭?

  用我两手补缀破碎河山,

  用我聪明发扬人类天职。

  来,来,来,一齐努力,

  完成天职的人权。

  同时,她特别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常以秋瑾的故事灌输爱国思想,更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各种爱国革命活动。当长沙城内掀起抵制日货、大批学生上街烧毁日货运动中,往往就有她的学生;在街头演出小话剧宣传打倒军阀列强的舞台上,也有她的学生。一时间,“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和葛健豪的名字声名远播。

  有一天,葛健豪正给学生上着课,忽见窗外有个人在向她招手。她安顿好学生,走出教室,定睛细瞧,那个正微笑着面对她的人,原来她认识,是郭亮。此刻,郭亮迎上前来,挽住葛健豪的胳膊,笑道:“蔡伯母,您这学校办得可真像模像样的啊。”

  葛健豪也笑道:“想当初,还不多亏了你们在一旁支撑着。”

  两人远离教室后,在操场中央站定。郭亮直言道:“蔡伯母,这会儿我们可要您帮忙啊。”

  葛健豪几乎不假思索道:“说吧,啥地方用得着我,你们都尽管说。我没啥做不得的事。”

  郭亮未直言,而是问:“学校就要放寒假了吧?”

  “嗯。”

  “省委预备着要办个短期党校,想借您的学校。”

  “那还有啥说的,你们来吧。”

  见葛健豪答应得如此爽快,郭亮反而有些犹豫:“我们担心日后会给您老人家添麻烦。”

  葛健豪说:“么子麻烦?一家人哪还兴说这客套话。”

  于是,这年的寒假,中共湖南省委借用校舍果真办了个短期党校,毛泽东还亲到此地讲过学。继短期党校后,省委组织又多次在这里召开会议。每次开会,葛健豪事先布置会场,会后打扫会场,然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将教室恢复原样。一次会后,省委秘书长林蔚等所有人都走了以后,悄悄从怀里取出一包东西,交给葛健豪,请她保管几天。

  林蔚走后,葛健豪悄悄打开包裹看了看,原来是一沓宣传单。她用一块碎花布包了又包裹了又裹,然后爬上阁楼。阁楼低矮憋闷又堆满杂物,人待在里面片刻就感觉难以喘气。葛健豪半猫着腰,将那包裹东藏西藏,似乎总也不放心。汗水密密麻麻地布满全身,她不懈地继续寻找着她所认为的安全之地。终于,她将包裹塞进墙角的一个破洞里。然而,她刚刚爬下阁楼,却又爬上阁楼,她担心老鼠会去光顾那洞。于是,她又取出包裹,解开碎花布,随手扯了一块落满灰尘的又脏又破的麻布,简单包了一下,又随手扔进杂物堆。因为此时,她想起了一句话: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

  有了经验以后,葛健豪越发老练起来,也不再紧紧张张提心吊胆的了。渐渐地,学校不仅成为情报文件的中转站,也是途经长沙的党内同志的落脚点。葛健豪也担负起了为党传递信件、通风报信和联系接头等任务。也就是说,“平民女子职业学校”不再仅仅是所学校,它实际上成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葛健豪的身份已不仅仅是一校之长,也是党的一分子。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60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九章  永远的等待

<标题>=儿子牺牲了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刚刚送走酷暑,就迎来了葛健豪的60寿辰。蔡庆熙嚷着说要为母亲摆寿酒,蔡蓉峰也颔首应允,葛健豪自己却百般不肯。她说四个儿女,留在身边的只有庆熙,这寿酒了无生趣也毫无意义。庆熙一语点破:“您恐怕是盼望着有崽回来为您主持寿宴吧。”葛健豪嘿嘿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却有心思被别人看穿后的尴尬和不好意思。庆熙又激将说:“没想到您这个留过洋的新派人物,骨子里还是很传统很封建的哩。”葛健豪连忙摆手,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孩子急红了脸再三解释。

  其实,她不是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女性,但她也的确很想念两个儿子。这倒不是说她不牵挂女儿蔡畅,只是她以为蔡畅身体素质好,身边又有个知疼知热细心体贴的富春,她很放心。对于和森,自上一年警予在长沙生下儿子出了月子夫妻二人又回了上海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一想到繁重的工作沉甸甸地压在他孱弱的身躯,她就心疼得心痛。至于麓仙,她更是有许多年都没有见过他了。在她的跟里,这个孩子最忠厚老实心地善良,永远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从内心深处来说,在她大寿之际,她渴望亲眼见到孩子们可爱的面庞,亲耳听到他们真切的祝福。然而,她自知那可能是一种奢望。

  的确,虽然此时蔡畅和李富春已经自莫斯科返回国内,但他们在上海与兄嫂短暂相聚后即被派往广州工作(蔡畅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书记,李富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中任职),分身乏术而无力回乡为母祝寿。蔡和森之前两个月因身体原因已由上海去了北京疗养,向警予正忙于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运动组织“妇女解放协会”的工作,也走不开。

  就在葛健豪暗暗有些失望之余,竟意外地收到蔡麓仙自广州寄回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儿子,葛健豪几乎不敢相认,与她记忆中的那个摆小摊卖杂货的小伙计判若两人,只见他身着国民革命军制服,头戴军帽,全副武装,英姿飒爽,分明是一个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人。翻过照片,背面写着两行字:

  献给母亲60寿辰留念

  儿林蒸敬上

  (笔者注:蔡家六世祖林国清曾自改复姓“蔡林”。蔡和森曾改名“蔡林彬”,蔡麓仙效仿之,自改名“蔡林蒸”)念儿想儿的葛健豪一遍遍抚摸着照片上的麓仙,左看右瞧总觉得是在梦中。她将照片拿给丈夫蔡蓉峰看,不停地问:“这是我们的崽麓仙吗?我怎么觉得他不像啊?”蔡蓉峰眼睛老花,远远地举着照片,端详了一会儿,嘴角泛起浅浅的笑,微微点头:“是他,就是二崽,几年不见,更像个男人了。”葛健豪的眼泪一下子倾泻而出。她心里知道她应该高兴得笑才是,为这个孝忠两全的儿子,但她就是无法控制地哽咽不已。

  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中的葛健豪那日的寿面吃得格外香甜,她没有品味出苦涩和血腥,也没有料到这张照片竟成为儿子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影像。她只是有些疑惑,从此以后,她再也收不到儿子的只字片语,从广州回来的人那儿,她也打听不到任何讯息。儿子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她不敢往坏处想,也不愿意往坏处想。她能做的,惟有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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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麓仙

  转眼过去了一年多,葛健豪还是没有等来麓仙的消息,女儿却突然回来了。早在1926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开中央特别会议,确定北伐计划,为此选派了大批党员团员到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工作。蔡畅因而在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和中共两广区妇委书记和总工会女工部的职务外,又被派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兼法文翻译。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蔡畅随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逐渐北进。在北伐军成功攻克南昌时,已到了初冬季节。这时,蔡畅仍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在党内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李富春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1927年初,国共两党的关系日渐紧张,合作了数年的格局眼见要被打破。2月底,蔡畅奉命调往中共湖北省委,便离开南昌前往武汉,中途经过长沙,她回了家。

  长沙天茂花园的家已经是个大家庭,蔡蓉峰平时不问家事,葛健豪自然成为家长。她和长女庆熙忙于“平民女子职业学校”的工作外,还要操持家务照看四个孩子,从大到小依次是刘昂、蔡妮、李特特、蔡博。刘昂已经将近16岁了,是孩子们的“头儿”。另外三个孩子因为年纪尚小年龄又相近,平时总是打闹不停,又搞不清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在称呼这个问题上乱成一团。于是,他们就跟着“头儿”刘昂,见她叫庆熙“妈”叫葛健豪“外婆”叫蔡蓉峰“外公”,他们也都跟着叫“妈”、“外婆”、“外公”。

  这时,刘昂就总是故意板着脸,将蔡妮和蔡博拉在一边,让特特站在另一边,教育他们:“妮妮和博博应该叫我妈大姑妈,叫外婆和外公为奶奶和爷爷。特特除了和我一样叫外婆和外公外,不能叫我妈为妈,而要叫大姨。”说了一大通后,她厉声问:“听懂了吗?”三个孩子眨巴着眼睛,不敢说“没有听懂”,却又实在是听不懂,于是就又点头又摇头。

  每每见此情景,葛健豪和蔡庆熙总是笑弯了腰。庆熙对刘昂说:“妮妮最大,也不过才5岁,你这样绕来绕去的,如何能让他们听得懂。”葛健豪说:“他们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认识,没有一丁点儿感性认识,你这样抽象地‘姑’啊‘姨’的,当然不行。”刘昂急得冒汗:“那应该怎么教?”葛健豪说:“不用教,叫么子都行。等长大了,他们弄明白了,自然也就晓得了。”

  于是,三个孩子继续着他们懵懂无知的快乐人生。

  蔡畅拎着个皮箱刚刚跨进家门,迎面撞见特特。几年未见,她已经无法认得出女儿的样子,正迟疑着唤她是“妮妮”还是“特特”时,特特正仰脖好奇地望着她,然后怯怯地问:“你找哪个?”

  蔡畅不知如何作答,幸好这时刘昂一手搀着妮妮一手搀着博博从里屋出来,惊叫一声:“二姨!”

  于是,三个孩子也跟着“二姨二姨”地叫成一条声。刘昂一把捂住特特的嘴,恶狠狠地说:“又瞎叫!她是你妈,快叫妈!”

  特特早已习惯刘昂在称呼这个问题上的“斤斤计较”,也清楚刘昂的“恶狠狠”其实并不是真的,便不理睬她,依旧和妮妮和博博欢叫着:“外婆!二姨来了!”

  望着女儿蹦跳着的背影和清脆的“二姨”的呼唤,蔡畅泪流满面。她想到特特不容易的出生,想到自己将不可能再有孩子,想到特特襁袍中就不得不离开父母以至不能认识父母的凄凉,再想到……她更是悲从中来,丢下皮箱,奔上前去,从后面一把抱住特特,伏在特特小小的脊背上,放声痛哭。

  葛健豪此时已闻声而出,正倚着门框,看着她们,也不上前劝,任由蔡畅宣泄,她太了解女儿,也理解女儿此时的不能自制。

  放下女儿,蔡畅又抱着母亲继续哭,直哭得天昏地暗。随着她的哭的延续,几个孩子越发感觉恐惧,小脸黑黑的沉沉的,他们不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葛健豪也觉蹊跷,要说久别重逢而激动,那也应该是哭中有笑悲中有喜,不至于哭得如此悲悲切切凄凄惨惨。一定有事发生,是蔡畅犯错误了?还是李富春……葛健豪一想到这儿,只觉冷汗顷刻间浸满全身,她推开伏在她肩头的女儿,强逼着女儿与她面对面,问:“说!咋回事?富春受伤了?牺牲了?”

  蔡畅不敢直视母亲,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葛健豪拉她坐下,为她擦去眼泪,说:“有么子就直说,你知道妈是怎样的人。”

  好久好久,蔡畅终于止住了悲伤。她慢慢从怀里掏出一个白布包裹,递给母亲。葛健豪的心怦怦直跳,她已经断定有一个噩耗就在那包裹里面。她犹豫着是否把它打开,她知道一旦打开,不幸立刻就会腾空而出,而捂着它盖着它,永存的就是希望,但她也知道那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于是,她还是颤抖着手一层层打开,一堆银元赫然出现,数数,一共600块。她问:“这是哪个的?”

  蔡畅轻轻答:“二哥的。”

  原来,蔡麓仙早在他给母亲寄去生日祝福之后3个月就已经牺牲,那600银元是党组织给家属的抚恤金。

  在黄埔军校,蔡麓仙素有“神枪手”的美誉。留校工作期间,他多次被党组织派往香港了解搜集情报,对香港的情况比较熟悉。

  1925年,继上海五卅惨案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省港大罢工。6月10日,香港工人宣布罢工。蔡麓仙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指派,赴香港在工人中做宣传鼓动工作。23日,广东各界会同自港返粤的罢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蔡麓仙挥舞着“打倒帝国主义”、“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标语走在队伍前列。当游行队伍巡行到沙基时,突遭英军机关枪扫射,紧接着,英、法、葡国军舰万炮齐发。枪炮声响起,游行队伍被打散,人员争相奔避,除了被枪伤的,被踏伤被挤入海中的也不计其数,现场惨不忍睹。在这场战役中,蔡麓仙身负轻伤。

  “沙基惨案”后,粤港罢工人数激增至25万以上,并以“封锁港口”作为长期斗争的计划。为此,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广州、香港等工会代表大会,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并组建工人纠察队。纠察队的职责主要是:在各港口驻守及巡缉、截留粮食出口,截缉仇货入口;捉拿奸商、土匪、洋鬼子及破坏工会的一切工贼;护卫各办事机关等。正因为纠察队的职责特别,又极可能与军队短兵相接,故组织十分严密:十人为一班,设班长一名;三班为一小队,设小队长一名;三小队为一支队,设支队长一名,三支队为一大队,设大队长一名,各大队统辖于纠察总队,设总队长一名。

  蔡麓仙被任命为第十支队队长,率部驻守宝安县(今深圳)大鹏城所属沙鱼涌、王母墟一带,查缉走私物资。港英当局极为仇视纠察队,以“铁血政策”直接动用飞机大炮和战舰反复攻击,欲彻底粉碎之。蔡麓仙自任支队长后直至牺牲,不过5个月,却以旧式枪支及将要报废的小火轮无数次击退敌方进攻,还击沉过战舰,更缴获10多把长短枪,一时声名远播。

  10月30日,蔡麓仙的第十支队被粤军第二师舰队陆战队总指挥邓文烈部和罗坤部包围。蔡部纠察队员只有不到100人,敌方约300多人,又装备精良,敌我悬殊甚大。在这种情况下,蔡麓仙一边率部坚守阵地,一边紧急向罢工委员会请求支援。次日,铁甲车队队长周士第、党代表廖乾五率领4个班,魏鉴贤率纠察队第九支队第二小队约25名队员接受罢工委员会指派前来增援。当他们抵达沙鱼涌时,邓、罗等部已挟所俘纠察队员撤退。

  为尽快救出被俘队员,蔡麓仙与周士第、廖乾五商量后,电请沙鱼涌商团朱旺彪出面调解斡旋。邓、罗二人表面上答应释放被俘队员,暗地里却以小火轮穿梭于香港与大鹏城之间,运送士兵和物资。闻此讯,蔡麓仙知道双方已不可能坐下谈判,更不可能救出战友,只能随时反击。

  11月4日凌晨,邓、罗两部纠集上千民团和土匪,助以飞机、大炮、战舰等突然向纠察队发起攻击。蔡麓仙正发着高烧,也未多想便立即拿起武器身先士卒。惨烈的战斗一直打到早晨7点多,纠察队只剩几十人,敌方从三面包抄过来,海上军舰上的士兵也登岸而来,天空更是飞机轰隆,弹片齐飞。在这种情况下,蔡麓仙深知如果一味死拼,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为保存力量,他坚决要求周士第、廖乾五率部突围,由他率一小队掩护。又坚持了几个小时,他的病体加上受伤,已经虚弱不堪,终于昏厥过去。附近海关的一位厨工冒着危险悄悄将他背进海关厨房,情急之下将他藏进墙角的一堆柴草之中。然而,厨工忽略了地上的点点血迹。

  **TH8196000301000001**

  蔡麓仙

  战火渐渐熄灭。一队士兵顺着血迹追踪至厨房,拨开柴草,拉出蔡麓仙,见他尚有气息,便数枪齐发,将他打死。不知是谁叫了一声:“他就是第十支队队长。”士兵们又将尸体拖出厨房,拖至海边,似乎这样还是不解气,又举着大砍刀对着尸体猛砍,直将尸体砍断成四块,然后一块块扔进了大海……

  有哪一个母亲能够直面儿子如此惨烈的死!葛健豪的心跳几乎停止,她的眼前血红一片,她的耳畔充斥着大海的巨浪涛声。她不能相信人间有这等悲剧,她不敢相信这悲剧的主角竟然是她的儿子。她轻轻地抚摸着那一块块银元,似乎感受到了儿子的心跳;她从怀里掏出儿子的那张照片,轻轻抚摸着照片上儿子英俊的脸,似乎感受到了儿子的体温。

  屋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刘昂呜呜地哭,蔡畅轻轻地泣,三个孩子早吓得并排立在墙边不敢出声,连蔡蓉峰都红了眼圈,惟有葛健豪。她不但没有号啕,甚至没有一滴眼泪。过了好久好久,她才低语了一句:“可怜的伢子。”

  当晚,她无法入眠,背着蔡博在狭小的屋里在黑暗中毫无目的地来来回回,步态沉沉,恰如她的心。她满脑子都是麓仙的相貌,她试图克制自己不去回忆,但记忆的大门却无论如何也关不上。她不由自主地将时光拉回麓仙出生时,然后追忆麓仙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想起他小时候憨厚的模样,她笑;想起他在贫寒的家境中勇于挑起家庭重任,她苦;想起他的死,她悲。天色,在她的脚下一点点透亮,她将儿子根植于内心最深处。

  第二天早晨,家人惊见葛健豪昨日还灰黑的头发完全花白,触目惊心。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61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九章  永远的等待

<标题>=婆媳缘分尽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有很长一段时间,葛健豪都无法从痛失儿子的噩梦中醒过来,她急速苍老。除了仍然辛勤操持学校业务外,她几乎很少说话。

  悲伤如恶魔般紧紧缠绕着她,让她无力挣脱,即便接到蔡和森又一次结婚的喜讯,也没能使她开怀,反而因失去了向警予这样的儿媳而更加郁闷更加伤心。她明白儿孙自有儿孙福这个道理,也理解孩子们有婚姻自由,无论她如何喜爱向警予,也不能干涉他们的婚姻。尽管如此,她还是难以一下子接受新的儿媳妇。因此,对于儿子新的婚姻,她没有评价,更没有指责。

  蔡、向感情危机发生在五卅运动后蔡和森因哮喘病发作而离沪去京疗养之际,一位风流倜傥的中共才子彭述之闯入了向警予的生活。

  彭述之在党内有“孔夫子”之称,他参加过五四运动,1921年8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冬加入共产党,是中共莫斯科支部的负责人,1924年底自苏联归国。由于他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出色的工作能力,所以深得陈独秀的赏识。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进入中央局成为五个常委之一(另外四人是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并接替蔡和森负责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蔡和森专职主编《向导》周报。

  为便于工作,中央决定蔡和森夫妇和彭述之夫妇及秘书郑超麟一起入住中央宣传部办公处寓所。两家人朝夕相处,感情深厚。在蔡和森去京后,彭述之夫妇自然成为孤独无依的向警予的依靠。这段时期,彭述之除了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之外,还自告奋勇地兼管中央妇女委员会的工作,而负责妇委工作的正是向警予。共同工作给了他们进一步接触的机会,客观上加剧了他俩感情的加深。

  尽管蔡和森向警予的婚姻因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之上又率先实践“自由婚姻”而令人称道,但从生活这个角度,他俩都有缺陷。蔡和森是职业革命理论家,他将全部精力扑在工作上,几乎毫无生活能力,也不屑于生活琐事,住处常常凌乱不堪甚至随处可见虱子臭虫。与蔡和森一起工作过的张国焘就曾经说“和他一起生活是一件苦事”。

  另外,他自幼有哮喘顽疾,身体极度虚弱,却又忙于工作而置健康于不顾,常常因工作而放弃休息,饮食上更是饥一顿饱一顿没有规律。如此恶性循环,身体更糟。早年在长沙时,他一直有母亲葛健豪在身边照料;去法国后,虽然成了家,生活上仍然有赖于母亲。回国后,他离开了母亲的庇护,生活上的弱点完全暴露。这时,他的日常饮食起居非常需要一个贤惠的妻子照料,但向警予恰恰做不到。

  向警予之所以能和蔡和森走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是他俩都是“工作狂”。与丈夫一样,她也有忙不完的工作,根本无暇照顾丈夫。除了时间精力的限制,她不善家事也是重要原因。她的女儿蔡妮和儿子蔡博一直由蔡庆熙照料,有一次她回长沙,见庆熙既要带孩子,又要洗衣做饭,忙得团团转,心里不安,有心去帮忙,却又插不上手,便提出晚上由她自己陪女儿睡觉。当晚,蔡妮总是哭,她百般哄劝,孩子就是哭闹不止,最后还是庆熙过来把孩子抱走。为此,她很难过,也很感慨,对葛健豪说:“我以为干革命是困难的,现在看来带一个孩子也很困难。”对她来说,不仅带孩子困难,烧饭也是难题。为了弥补不会带孩子的过失,第二天她又帮庆熙烧饭,端出的却是一锅焦煳的无法入口的饭。

  作为男人,蔡和森希望有个贤惠的能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照顾他的妻子;作为女人,向警予希望有个体贴的能给她温柔绵情的丈夫。然而,他们彼此都得不到对方的给予。矛盾、裂痕便渐渐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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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警予和孩子

  与蔡和森正好相反,彭述之幽默浪漫潇洒,他的细致让向警予惊异,他的柔情让向警予憧憬,他的体贴让向警予感动。自然而然的,她的另一扇感情的窗口向着彭述之悄然敞开。

  秘书郑超麟曾经回忆说:

  “(常委会)大约每星期开一次会,讨论大大小

  小问题,从组织国民政府问题到同志恋爱纠纷。”

  之所以要将“同志恋爱纠纷”搬到中央常委会上讨论,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恋爱”发生在党的领导人之间。

  9月的一天,蔡和森从北京回沪当晚,不愿意欺瞒的向警予如实向丈夫坦陈了她的情感变化。随后,在她和蔡和森的寓所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上,她又向与会的陈独秀、张国焘等中央常委汇报了一切,同时表达了自己的悔恨和痛苦,并要求赴苏学习以斩断情丝。

  为此,张国焘如此回忆:

  “在会上,蔡和森太太向警予首先报告在其丈夫蔡和森离沪期间,她与彭述之发生了恋爱,其经过情形已在和森返沪的当天,就向他坦率说明了。她表明她陷于痛苦的境地,因为她与和森共患难多年,彼此互相敬爱,现在仍然爱他,不愿使和森受到创伤;但同时对彭述之也发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为他的风趣确是动人的。她要求中央准她离沪,派她到莫斯科去进修。……”

  由于蔡和森、向警予、彭述之三人都是中共中央委员,他们之间的关系牵涉的不仅是三人的感情问题,据说也“引起了中央领导层的分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的领导。瞿秋白得知情况后,对彭述之的行为大为不满,要求陈独秀考虑将彭调离中央,张国焘也附和此议。对这件事,陈独秀由于平时信任彭,加之他本人一向不以生活小节为然,所以没有理睬张国焘、瞿秋白的建议。而彭述之则指责张、瞿两人在党内搞派别活动试图分裂党”。

  “向蔡同盟”不仅仅属于他们个人,更是反对封建婚姻、自由恋爱的标志,没有人愿意看到它的解体。确如张国焘回忆所言,陈独秀为此批评了彭述之,表示不愿意向警予、蔡和森因此分手。为了将两个人重新拉在一起以挽回不良形象,陈独秀决定派蔡和森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同时批准向警予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

  与蔡和森向警予同时赴苏联的还有一对夫妻,即李立三和李一纯。

  李一纯原名李崇英,也是湖南人。她第一任丈夫是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1920年,毛泽东和杨开慧恋爱后从北京返回长沙,他一度是长沙城内众才女追求的对象。为此,杨开慧甚为不安。

  作为杨开慧的大嫂,直率的李一纯不忍小姑自受情感煎熬,自告奋勇地向毛泽东挑明杨开慧的心思。当她将毛泽东的表白“心爱的人只有‘霞姑’(即开慧)”带回给杨开慧时,杨开慧终于放了心。

  一直在安源煤矿从事工人运动的李立三1923年进京学习,住在杨开智和李一纯的家里。深受新派思想影响的李一纯与李立三一见如故,逐渐产生感情。当李立三动身回湘时,不明真相的杨开智委托李立三陪伴照顾同行的李一纯。漫长的归途确认了他俩的感情,李一纯没有回长沙,而是与李立三去了安源。

  当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于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时,李立三、李一纯是他们的战友。李一纯更是直接配合向警予的工作,领导妇女界和青年学生参加工运。也是在向警予的帮助下,李一纯在这年加入了共产党。因此对于向警予,李一纯由衷地说:“她是我党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妇女运动的坚强战士,是妇女中出类拔萃的人。她身教重于言教,用具体的榜样使得我学习,我很佩服她,喜欢她。”

  虽然一起去了苏联,但蔡、向两人彼此再也无法靠近。心已破碎,就像四分五裂的镜子,即便细心拼合,也总是会留下伤痕。“第六次扩大会议”结束后,蔡和森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李立三只身回国。刚刚经历感情摧残的蔡和森哮喘旧疾复发,身心疲惫而苦不堪言。向警予也很痛苦,正如她自己所说,她仍然爱着蔡和森,却又自知她已经给所爱的人造成了伤害,她已经无法回头。

  与向警予同在东方大学学习的李一纯很理解向警予,她以为,勉强撮合心存阴影的两个人,只能是徒增他们的感伤,但她又不忍心眼睁睁看着蔡和森独自忍受心灵的挫败和病痛的折磨。或许起初,她的确是出于同情而对病中的蔡和森以细心照顾,却不知这同情给了身处“冰窖”的蔡和森无限温情,他自然而然地放大了这份同情。于是,同情渐渐转变成了爱情。

  新的恋情的出现也预示着“向蔡同盟”确已瓦解不再有弥合的可能,于是,蔡和森与向警予正式脱离夫妻关系。1926年年底,蔡和森与李一纯结合。

  当然有关这一切,葛健豪浑然不知。直到向警予于1927年3月从莫斯科回国由广州去武汉中途经过长沙去天茂花园看望两个孩子时,她这才得悉一切。惋惜之余,她很难过,也似乎无话可说。

  然而避着向警予,她悄悄地伤感地对女儿庆熙说:“警予漂亮、能干、朴素、聪明,文才好、思想高,为人又很和气,又能说,凡事被她一分析,都通了。到哪儿去寻这么好的媳妇啊。”

  蔡庆熙安慰母亲:“警予是好,可她和三弟过不到一块儿,也是没有法子的。夫妻在一起总是要过日子的,他俩都不是过平常日子的人。”

  葛健豪赞同女儿的分析,但她还是一边摇头一边低语:“道理是这样,可是我还是很难过啊,我不晓得怎么样帮助他们和好。”

  没曾想,她的这句话被正欲推门进来的向警予听了个真切。向警予心情沉重,却并没有表露在脸面上,她含笑走到葛健豪的身边,紧挨着坐下,说:“妈妈,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

  听警予这么说,又见她处之泰然,葛健豪多少有些释然。她拉着向警予的手,说:“你虽然已经不再是我的媳妇了,可我还是要把你当做我的女,我们一辈子是一家人。”向警予也动情地说:“我与和森虽然脱离了夫妻关系,但我们还是同志,是战友,是朋友,您还是我两个孩子的祖母,这份亲情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割断的。”婆媳俩推心置腹促膝夜谈,既有泪水更有笑慰。

  的确如此,蔡和森和向警予彼此割断的只是感情同盟,他们的理想、事业和友谊的同盟却仍然坚固,而且一直延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结。当向警予于1928年在武汉被捕后,蔡和森竭尽所能设法营救,甚至还给在国民党中做官的同窗萧子升拍电报,请求他出面说情。当一切营救均告失败、向警予最终牺牲后,身处莫斯科的蔡和森难抑悲愤,连夜撰文《向警予传》以追忆曾经的爱妻光辉的一生。他在文中这样说:“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第二天,向警予在葛健豪的引领下参观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当她在缝纫班见到有两部崭新的缝纫机还未及拆封时,好奇地问:“怎么,又添置新机器了?”葛健豪的脸色不易让人察觉地沉了沉,低语了一句:“那是麓仙啊!”向警予心中一惊,她从蔡畅那儿已经知道麓仙牺牲的消息,只是她不明白麓仙与那两部缝纫机会有怎样的关系。

  葛健豪显然看出向警予的疑惑,她淡淡一笑,说:“党组织照顾我,给了600银元,我用一部分买了这两部缝纫机,学校一直就缺这个,剩下的钱,我给了几个穷伢子。”尽管她的解释极其轻描淡写,却强烈地撞击着向警予的心。她搂住葛健豪,潸然泪下,为有幸嫁入蔡家而有这样一位大义的婆婆,也为英年早逝的英雄二哥蔡麓仙,又为她和蔡和森不得不中断的婚姻关系。

  向警予此次在长沙只能停留三天。短短的三天对葛健豪来说,如飞一般,她抓紧每一分钟尽情表达她对警予的爱,见她仍然穿着粗布衣,执意要为她做新衣。向警予推辞说箱底还有那件在法国结婚时婆婆送的丝绸旗袍哩,一直没有机会穿也舍不得穿。临行前,葛健豪提议去照相馆照个全家福,连蔡蓉峰都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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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一的一张全家福。左起:向警予、蔡庆熙、刘昂、蔡蓉峰、葛健豪。3个孩子是,左起:蔡博、蔡妮、李特特。

  长沙火车站。一列拥挤的火车正停靠在月台边,车下满是送行的人。向警予趴在窗门,伸头出来,却并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流眼泪。葛健豪将蔡博高高举起,凑近前去,将蔡博的小手递给向警予,又拉过蔡妮,将蔡妮的手也递过去。向警予身子前倾,一手拉着女儿的手,一手拉着儿子的手,难以抑制地嘱托道:“妮妮,博博,要听奶奶和大姑妈的话,博博别再跟特特姐姐打架了,妮妮要照顾好弟弟。妈妈还会回来看你们的。”她的眼泪和母亲特有的殷殷叮咛感染了两个孩子,他们的眼光不再陌生,长久以来对母亲的渴望如今终于被激发。他们撇着嘴,泪珠在眼眶里打着转,然后滚到脸上。

  向警予泪眼婆娑地对蔡庆熙说:“大姐,我把两个孩子托付给您了。”她哽咽着,说不下去。

  蔡庆熙说:“放心吧,莫惦记着他们,他们会好好的。”

  向警予说:“辛苦您了,大姐。”

  火车慢慢地在滑行,葛健豪抱着蔡博,蔡庆熙拉着蔡妮紧紧跟着火车。葛健豪大声冲着向警予说:“你别担心,我和庆熙会好好照顾他们的。你自己多保重。”火车开始加速,母子、母女紧紧相牵的手不得不分开。向警予朝他们拼命挥手,眼泪仍然流个不停。不知为什么,葛健豪被一种强烈的不祥预感笼罩着,心发慌人发虚,她不顾一切地冲着向警予大声叫喊:“妹子,小心啊!一定要小心啊!”

  向警予留给两个孩子的,是她用泪水和爱心写就的一首儿歌:

  小宝宝,

  小宝宝,

  妈妈忘不了!

  希望你们像小鸟一样,

  在自由的天空飞翔,

  在没有剥削的社会成长!

  火车渐渐远去,消失在天边。空荡荡的月台上只有葛健豪祖孙三人仍然痴痴地遥望着远方。如蔡和森在《向警予传》中所说:“警予有一最亲爱之老友,即和森的母亲,老母异常可怜警予,警予亦异常可怜老母。”葛健豪与向警予的关系,不只是婆婆和儿媳,更是“老友”。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62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九章  永远的等待

<标题>=学校被查封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这时期的武汉号称“革命的中心”,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都设于此地。继蔡畅、向警予之后,蔡和森携新婚妻子李一纯紧随其后也从莫斯科回国后去武汉途经长沙时,回了趟家。刚进家门,他就兴致勃勃地从箱子里掏出一件狐皮上衣,不由分说就套在母亲的身上,然后左瞧右看,问孩子们:“好看吧?”孩子们欢呼着附和:“好看,好看着哩。”

  刚刚失去一个儿子的葛健豪面对蔡和森,百感交集。尽管她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儿子的工作,但她从未有过的总感觉危险近在眼前,也有生命实在脆弱有时难以把握住自己命运的灰色心情,因而也就对儿子的人身安全产生极度的恐慌。然而,她又是个很有自制力的人,也知道如果将这样的悲观传给儿子,只能徒增他的压力和负担。于是,在和森面前,她尽量若无其事,甚至还很兴奋地告诉他“昂昂当了纠察队员,还想着要入党”,以此增加他对未来后继有人的信心。作为受过伤的母亲,她很希望和森这次能在她的身边多待些日子,这对她那还在滴血的心来说,是极大的安慰。然而,当和森为难地表示他赶着去武汉工作时,她又很大度地将他送走。

  蔡和森虽然只在家里待了一个晚上,葛健豪还是从他那里了解了日渐严峻的政治形势:一方面工农运动持续高涨,北伐又节节胜利;另一方面,国民党右派加紧制造分裂,国共两党的关系犹如紧绷着的琴弦,稍有外界压力,立即就断。在这种形势下,党内又矛盾重重,蔡和森就是因为党组织为了加强党中央的领导力量而被奉调回国的。

  果然在蔡和森走后不久,葛健豪惊闻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曾经与他们一家同在法国留学的赵世炎、陈延年等人被杀害,国共彻底反目。

  一个月以后的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突然袭击包括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和国民党湖南省党校在内的革命机关,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一夜之间,被杀者达百人,还有40多人被逮捕,被临时拘押的更不计其数。

  长沙街头时断时续的枪声让葛健豪不能入眠,虽然此时她并不确切了解枪声因何而起,但她本能地感觉到那极可能是在宣告国共由合作转为敌对。她的几个孩子中虽也有国民党员,但更是中共党员,一旦国共分裂,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将站到中共行列,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都将成为国民党的敌人。想到这些,她只觉头皮发麻,脊背骨冷嗖嗖的。

  “马日事变”后,长沙城内血雨腥风,气氛十分紧张。葛健豪虽然心里不免也慌慌的,但她表面上仍然很沉着很冷静,坚持暂时不关闭学校。谁知道有一天,一群国民党士兵抢着住进了学校。他们极度困乏而狼狈不堪,冲进学校就要吃要喝,嘴里还骂骂咧咧。葛健豪听得出他们骂的并不是正被他们剿杀的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而是他们自己的“长官”。第二天,当士兵们整装准备出发时,长官却发现少了5个士兵,他大怒,一边大骂他们是“逃兵”,一边下令到处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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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二事变”中被杀害的共产党人

  葛健豪起初也以为那5个士兵都跑了,颇不以为然,谁知她偶然发现阁楼里有动静。因为阁楼里从来不住人,所以葛健豪马上意识到逃兵就藏在那阁楼里。她不做声,只是每到吃饭时间,她就悄悄嘱咐女儿蔡庆熙乘人不备将饭菜和开水送到阁楼上。蔡庆熙只将阁楼小门拉开一条缝,塞进食物,然后迅速下来,并不往里看,自然也不知道那里面到底躲着几个人。

  蔡庆熙的行为虽然逃过了长官和其他士兵的目光,却引得几个孩子的注意。他们哪里懂得那么多,对阁楼里的“秘密”颇感好奇。同时,长官因为自己的队伍里出了逃兵,心情暴躁,又听到了一些有关葛健豪这个老太太和“平民女子职业学校”与共产党有所“勾结”的传闻,便将矛头对准了葛健豪,武断地认为是葛健豪放跑了他们。有一天,他突然将葛健豪一家人叫来问话,问他们是否知道逃兵的去向。葛健豪自然否认,却发现只有3岁多的特特正紧张地往阁楼上看。她当即扯了下特特的胳膊,厉声说:“小孩子到外面玩去!”特特见一向温和不发火的外婆突然如此“凶恶”,吓得一下子忘记了阁楼里的秘密,赶紧跑了出去。

  特特刚刚跑到操场上,就见一群士兵押着两个士兵正从大门外进来,她赶紧大叫:“外婆!”葛健豪闻声而出,长官和几个手下也随她一同走了出来。长官“哈哈”怪笑两声,走上前去,骂了句“混蛋”,又“啪啪”给了那两个被反剪着双手的士兵两个耳光。葛健豪明白了,这是两个被抓回来的逃兵,她在心里暗自嘀咕了一句:“背时鬼”。因而,她也就知道在阁楼里还藏着3个人。

  很快,士兵们被命令着排成两行,中间形成一条“通道”。那两个逃兵被迫要爬过通道,还得要挨皮带抽打。葛健豪被要求不得离开,她只能站在一边目睹士兵被抽打后痛苦地扭曲以及耳闻他们的惨叫。特特躲在葛健豪的身后,她紧紧地扯着外婆的衣服下摆,又想看又不敢看,偶而透过缝隙瞄上一眼,害怕得浑身颤抖。葛健豪心里清楚,长官之所以要当着她的面毒打逃兵,无非是杀鸡儆猴,试图逼她交出其他3个逃兵。她虽然很同情被毒打的士兵,但她能做的,也只能是像木桩般定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也不发一言。

  事情不了了之。驻扎在学校的士兵终于撤了出去,躲在阁楼里的逃兵也在某天夜里逃走了,葛健豪和他们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女儿蔡庆熙尽管按母亲的吩咐每天往阁楼里送饭送水,对母亲的行为却颇不理解。事后,她问母亲:“您哪晓得他们是好是孬,您就由着他们?”葛健豪说:“我只晓得一个理儿,不肯打仗的后生仔,一定孬不到哪儿去。”

  葛健豪和她的学校原本就很扎眼,又有逃兵从这儿脱逃,当局就更不能容忍了。一天夜里,迷迷糊糊间,葛健豪突听大门外传来重重的砸门声,她猛地睁开眼睛,见天已蒙蒙亮。砸门声更加剧烈,蔡蓉峰已披衣下床,应声出去开门。葛健豪紧随其后,跟了出去。夫妻俩一前一后刚到门口,门已被砸开,一队持枪士兵冲了进来,不由分说直闯里屋,随即四处翻找。此时,蔡庆熙、刘昂和几个孩子也都被惊醒,见这阵势,吓得不轻,也不敢出声。

  葛健豪紧张地死死拽着蔡蓉峰的胳膊,脑袋却在急速运转着,她极力回想着家里是否还存有共产党的宣传品,是否还有共产党的进步书籍和其他物品。当她基本上确信没有时,她稍稍松了口气。这时,士兵已搜查完,空着手陆陆续续走出来。见此情景,葛健豪放心大胆地上前,很硬气地质问道:“你们这是干么子,为么子私闯民宅?”士兵们并不答话,一个当官模样的人狠狠地一挥手,他们就走了。像是一阵风,猛地刮来,又迅速撤离,留下的是一片狼藉。

  收拾起被翻捡得乱七八糟的家什,葛健豪突然一拍大腿,惨叫一声:“我的学校啊!”事情来得太急,她竟然忘了除了她的家,还有她一手创建的平民女子职业学校,那也是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点。于是,她颠颠地奔向附近的学校。蔡庆熙、刘昂不放心,也随她一起去了。

  天已大亮,但阴沉沉的。当他们急急赶到学校时,学校大门上大大的“×”字封条将她们挡在了门外。不甘心的葛健豪从门缝里往里瞧,只见学校已面目全非,院子里胡乱堆着教学用具,那两部用儿子的鲜血换来的崭新的缝纫机已经翻倒在地,没了生气。

  家被搜了,学校被封了。葛健豪痛心之余也暗自庆幸,好在家人平安无事。不过,她很清醒地意识到既然搜她的家封她的学校,这说明她们一家人的身份是暴露在阳光下的。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将不再只是搜家封校那么简单了,这也就预示着他们不能再在长沙待下去。在严酷的环境下,葛健豪果断作出决定,让蔡蓉峰和蔡庆熙带着蔡妮、蔡博返回永丰老家,自己和刘昂带着李特特去武汉。蔡蓉峰对此表示反对,他说:“长沙已经是这样了,武汉还能保得住吗?你去那儿,岂不是跳出虎口又入狼窝?”

  葛健豪并不否认丈夫所言,但她以为惟因如此就更应该去到孩子们的身边,和他们并肩渡过难关扛过危险。在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的情况下,她不能再失去第二个也是惟一的一个儿子,她要去保护他,尽管她老迈、小脚,又手无缚鸡之力,但她仍然义无反顾。

  武汉的形势果然很紧张,葛健豪很快就感受到了:汪精卫正蠢蠢欲动,共产党内部又矛盾重重,人们的思想相当混乱。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已预感到汪精卫有可能和蒋介石合流,提议扩大工农武装,以暴制暴。然而他们的意见遭到以陈独秀为首的反对派的抵抗。党的“五大”上,陈独秀仍然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他的思想继续影响着党的决策。同时,他还以蔡和森刚从国外回来,不了解情况为由,撤销了和森党中央代理秘书长职务。

  葛健豪和两个外孙女到武汉后被党组织安排住在武昌的一条小巷子里,她得知蔡和森因为气闷难平引发哮喘,正躲在毛泽东在武昌的家里养病,便急急地前去探望,既给他生活上的帮助,更给他精神上的鼓励。

  斗争在继续。那日,蔡和森将陈独秀约到母亲家。葛健豪从他俩先后阴沉着脸进屋,就感觉不好。果然很快,他俩的声音越来越响,语速也更加迅急。从隐隐约约传出屋子的争吵中,葛健豪听出端倪:陈独秀认为群众运动要温和些,不要过火,避免同国民党决裂;和森却指出他是“投降主义”,他表示赞成毛泽东关于武装农民的主张和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很显然,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谈话不欢而散。

  陈独秀走后,蔡和森忿忿地对母亲说:“陈独秀此人不可救药。”葛健豪很是担心,她本能地以为在眼前这样变幻莫测的形势下,党内同志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才是,意见何以如此不统一?蔡和森对此很是无奈,他对母亲说他打算回湖南去组织秋收暴动。

  几天后,也身处武汉的向警予来看望葛健豪,也表示了对当前局势的担忧,她说:“现在形势变化很大,今日的朋友,明日就可能是敌人了。”

  与此同时,蒋汪合流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葛健豪听从了蔡和森和毛泽东的主张,带着刘昂和特特离开武汉返回永丰老家,以便应付随之而来的残酷斗争。

  正如所预料,葛健豪走后不久的7月15日,汪精卫在继蒋介石之后公开反共。在这之前三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了改组,停了陈独秀的职,由翟秋白、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蔡和森、张太雷等七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并宣布“撤回国民政府中的共产党员”,蔡畅、李富春随即退出了国民党。蒋汪合流后,改组了国民政府,武汉转瞬间成了人间地狱,大批共产党被残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共产党转为地下活动。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63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九章  永远的等待

<标题>=“媳妇”向警予牺牲了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回到家乡后的一段日子,葛健豪几乎过着隐居的生活,她不招摇过市也不抛头露面,甚至要求孩子们不要到处乱跑,她很清楚环境的险恶。邻居们虽然并不了解她们一家人在长沙在武汉的具体生活状况,只知道他们一家人在外做生意,但在永丰镇,蔡家始终比较引人瞩目,过去是因为闻名的“蔡家辣酱”,后来是因为蔡家出了个留洋老太太。

  平静的生活只维持了不到半年,就被一个神秘人物的突然造访打破了。

  来人名叫刘端甫,是李富春在国民革命军二军工作时的警卫员。他此行的目的是奉蔡畅李富春的嘱托,接葛健豪和孩子们去上海。

  自1927年8月7日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转移到了上海。蔡家的几个孩子,除了向警予仍然留在白色恐怖下的武汉坚持地下斗争外,蔡和森被调北方局工作,李富春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蔡畅在上海总工会任女工部部长。

  当时的上海到处是特务。为了掩护工作,蔡畅夫妇住在四马路跑马厅附近的一个弄堂里,李富春的公开身份是商人,蔡畅是商人太太,刘端甫是佣人。蔡和森结束北方局工作后也被调回上海党中央机关,与蔡畅他们住在一起。考虑到只有大人,没有老人和孩子,似乎不大像是一个家庭,又为了能有一个可靠的联络机关,组织上决定召回葛健豪。

  就这样,葛健豪带着几个孩子刘昂、蔡妮、蔡博和李特特再一次离开家乡来到上海,住进四马路跑马厅附近一个弄堂里的一个独立小院。蔡和森李一纯夫妇带着蔡妮蔡博一家人住在楼上,刘昂一个人住在亭子间,葛健豪带着李特特和李富春、蔡畅住在楼下的两间房子。从此,这样一个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的大家庭实际上成为党的秘密机关。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葛健豪和刘昂负责保管党的文件和经费,刘端甫是秘密交通,但他们彼此都不过问对方的工作情况,闲时只说些日常生活的琐事或笑话,外人谁也不知其中内有乾坤。

  在只有4岁的李特特看来,能和外婆父母舅舅以及表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又住在这么一个幽静安逸的小院里,是件多少令人愉快的事啊。所以当有一天,她在睡梦中被外婆推醒说是要搬家时,很不高兴。葛健豪急忙急火地,也不管不顾特特高兴不高兴,一边嘱咐着她自己穿衣服收拾行李,一边将文件宣传单堆在一个破脸盆里,点火烧。

  火光中,她又吩咐特特:“去打盆水来!”特特不解:“为么子?”葛健豪说:“让你做你就做,小伢子莫问那么多。”特特顺从地打来了一小盆水。此时,盆里的东西已成一堆黑灰。葛健豪将水倒入盆中,然后用个木棍使劲儿地搅拌。直到盆里的黑灰完全被水溶解,她这才端着将它们倒进马桶里。一直跟在外婆身后的特特好奇地问:“外婆,为么子要倒进马桶里呢?”葛健豪随口道:“脏东西,当然是倒进马桶里了。”

  随后,他们就搬家了。从此,搬家几乎成为家常便饭。随着上海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搬家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葛健豪也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地下工作。在特特看来,外婆着实奇怪,她每天变换着晾晒衣服,除了日常的衣服外却总是要混杂着或一件红或一件白。有的时候,特特也被吩咐将那件白衣服或那件红衣服挂在窗外。说是晒一晒,可她从不见外婆洗它们。对于她的疑惑,大人们的回答千篇一律:“小伢子,叫你做么子就做么子,别问那么多。”

  秘密工作紧张而又刺激,危险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葛健豪一刻也不敢放松,她一方面小心维持着上海“大家庭”的生活,一方面为还在武汉工作的向警予捏着把汗。相对于他们来说,向警予毕竟孤身一人,处境更加艰难。

  就在葛健豪一直在为向警予提心吊胆时,向警予偏偏就出事了。1928年3月20日,被叛徒宋若林出卖的夏明翰被押赴刑场。他在临牺牲前,挥笔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然而,被一同绑赴刑场陪斩的宋若林却为了自保,又供出了向警予的住址。就在夏明翰的鲜血还未流尽之时,向警予在武汉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

  惊闻此讯,葛健豪一下子瘫了,但她又强迫自己振作。她早已将向警予视若亲生女儿,怎能安得下心在家空等?蔡和森、蔡畅等千方百计协助组织设法营救,但都徒劳无功。国民党以为抓了个向警予,就意味着很快能将武汉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一网打尽,自然对向警予严加秘密看管,一只苍蝇都不允许飞进牢房。营救工作困难重重。不甘心的葛健豪决定亲赴武汉一探究竟。对于儿女们的“去武汉太危险”的劝说,她不以为然地说:“我一个老太太,是能劫狱啊?还是能拦法场?不会引人注意的。”

  在准备行装时,葛健豪的心情很复杂,她并不完全绝望,但也丝毫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她不是个悲观主义者,但她从来不盲目乐观。在国共双方正处于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敌对状态下,就向警予的重要价值,她能有活着走出监狱的可能吗?不过她转念又想,虽然可以断定以向警予刚烈的个性,她变节的可能几乎为零,但这并不意味着敌人不存有从她身上冲破缺口以获转机的希望,因而一定会竭尽所能撬开她的嘴,客观上将会为她争取到一定的时间。把握住这个时间,也就可能抓住了一线生机。然而,葛健豪也知道这只是她的一相情愿,事态的发展或许并不如她所愿。

  当葛健豪走出武汉火车站时,天还没有亮,街上几乎没有行人,空空荡荡的,整个城市似乎都还在睡梦中,一切看上去都很平静,让人无法联想得到血腥和暴力。路边电线杆上有簇新的标语:“庆祝五一劳动节”,好像是刚刚贴上去的。葛健豪记起,今天是5月1日,国际劳动节。联想到向警予一直从事工人运动,而她却在五一劳动节这天赶来探监,心情无限悲凉。

  远远地驶来一辆人力车,葛健豪招手拦下。车夫是个中年人,许是大清早精力特别好的缘故,他精神十足,很卖力地蹬车,当遇到坡道时,时不时地屁股就离开了座垫。顺势下坡时,车夫问葛健豪:“老太太这么早是上哪儿啊?回娘家吧?”

  葛健豪没好气地说:“瞎说,也不看看我这年龄,哪还有么子娘家啊。”

  车夫也笑了,说:“那是走亲戚吧?给你赶上了,有好戏看啊。”

  葛健豪未答话。

  车夫又说:“还不晓得吧,听说余记里那儿今天要杀一个女共匪。”

  一听“女共匪”,葛健豪浑身一颤,忙问:“你晓得她叫么子名?”

  车夫想了想:“好像叫易夏氏。我也不清楚,只是听说。这年头传言满天飞,谁知道是真是假。”

  葛健豪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车夫又说:“不过,也有人说易夏氏可不是那女人的真名,有人说她的真名叫……叫……向……什么来着。”

  葛健豪听到这个“向”字,就慌了,连忙要求转去余记里。

  车夫以为老太太也爱看热闹,仍然不紧不慢地,不痛不痒地说:“哟,老太太也想看杀头啊?”

  葛健豪突然用手中的一块还未吃完的馒头,狠狠地砸向车夫,直中他的后脑勺,也不顾车夫“唉哟”惨叫声,声嘶力竭地叫道:“你给我闭嘴!”

  与市中心的空荡冷清完全相反,这里居然人山人海。狭长的街道两边站满了普通百姓,沿街商铺的二楼也挤满了人,他们中有纯粹看热闹的,也有心情灰黯表情凝重的。军警早已组成两道人墙,死死挡在百姓的前面,并不停地将企图凑前的人往后推。突然,人群开始骚动起来。有人声传来:“来了,来了。”

  远处,一群国民党士兵首先出现,他们着军服,戴钢盔,荷枪实弹,表情冷酷。沉重的镣铐声之后,一个女人随之出现。她正是向警予。

  向警予被反绑着双手,拖着脚镣。尽管士兵们不停地催促着她快走,但她的步伐十分缓慢。她异于寻常地头扎羊角小辫,纹丝不乱,脸也洗得很干净,并无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充满血污,表情温和,甚至可见她嘴角那不易为人察觉的微笑,大大的圆眼睛忽闪着,四下张望,似乎在找寻着什么。

  赴死的向警予格外亮丽。这不仅在于她的从容,更是她那身油绿色的丝绸旗袍,让她格外沉静。这种亮丽和沉静一下子就传染给了围观百姓,他们停止了骚动,除了目光在追随以外,不再动。整个街道只有镣铐的“当当”声在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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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警予

  向警予昂首挺胸,清了清嗓子,似乎要说话。一旁的士兵扬了扬手中的枪,厉声命令:“不许说话!”

  向警予不客气地回应道:“我只要活着一天,就有说话的权利!”随即她大声说,“孩子们,妈妈叫你们呢,听见了吗?妈妈想念你们!”

  士兵再次警告向警予:“不许说话!”

  “我偏要说!”向警予把头高高昂起,然后,又对着围观的人群大声说:“工友们!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向警予。今天在这里与你们告别……”

  数个士兵一齐打断她的话:“闭上嘴,不准说话!”

  向警予不理,继续说:“我是为理想,为真理,为劳苦大众,为建立一个平……”

  她的声音断了,一个士兵正死死地捂着向警予的嘴。

  向警予用力甩头,挣脱掉士兵的手,接着说:“为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国家,我死而无憾!工友们团结起来,贫苦大众团结起来,打倒……”

  几个士兵冲上去,对向警予拳打脚踢。

  向警予挣扎着,竭尽全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

  一个士兵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狠命地往她的嘴里塞。另一个士兵也抓起一把连土带石子往她嘴里塞。向警予挣扎着要吐出嘴里的石头,喉咙里发出“呜呜”声。人群骚动起来,胆小的已经背过脸去,有人在抹眼泪。

  向警予继续在挣扎,她的头发乱了,满脸是土。一个士兵为了不让她吐出嘴里的石头,抽出自己的皮带,用力勒住她的脸颊。她的颧骨和额头一下子涨成紫红色,眼球有些突出。人群骚动得更加厉害,人们纷纷朝前挤,军警拼命把大家往后推。

  沉闷的枪声在余记里后空坪刑场上空没有停顿,瞬间隐去。向警予不屈的灵魂不情愿地离开她的躯体,飘然而去。

  当葛健豪踮着她那双小脚,脚步混乱完全没有节奏地赶到刑场时,只看见渐渐散去的人群。她没有看见媳妇惨烈的死,却从人们的议论中感受到了媳妇死前的悲壮。她只觉胸口如千斤重担压着,堵得几乎要窒息。

  人流散尽,一切归于平静。葛健豪站在原地,动也不动,像一尊雕像。她为心爱的儿媳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眼睁睁面对她心爱的儿媳妇受折磨而自责。她的脸因痛苦和压抑而有些扭曲,但她死命克制着。

  五一劳动节这天的太阳很灿烂。然而,太阳只是高悬于天空,没有驻进葛健豪的心里。她的耳畔,回荡着风的声音,像人的呜咽。

  在路的中央,葛健豪默默地站立着,风吹起她花白头发和衣角,瘦弱矮小的身影在空旷的大地之间显得很孤独很无助。好久好久,她听见了向警予亲切地呼唤:“妈妈。”她的眼前浮现出向警予美丽的微笑。她慢慢地蹲了下来,成串的眼泪滑过脸颊,滴落在地。她企图克制,她的肩膀不停地抖动,但她最终还是没有克制住,她哭了,由抽泣直至痛哭失声。在痛哭中,她仰天怒诉:“老天啊,你为么子又带走了我的一个伢子!”

  风,卷走了她的悲号。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64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九章  永远的等待

<标题>=“我要入党”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返回上海,葛健豪变得更加沉默,她的精神严重衰弱,整夜整夜无法入睡,满脑子都是二儿子蔡麓仙和儿媳向警予悲壮的牺牲。她为向警予撰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同乡里,同留法,同一家,同甘共苦,戚戚焉,

  愚母惭愧未同去;

  先国家,先民族,先大众,先人后己,凛凛然,

  贤媳光荣已先归。

  白天,她更加卖力地工作,在负责保管文件和经费之余,把联络员的工作也抢了来,有时还利用买菜的机会为党组织传递情报。

  起初,蔡和森蔡畅都不同意母亲去做联络员的工作,以为那样太危险。葛健豪却很坚持,她的理由也很充分:“我一个小脚老太太,又拖着个妹子,不招人,也就更安全。”儿女们拗不过她,只好千叮咛万嘱咐让她务必注意安全。

  第一次出门去送情报,葛健豪和外孙女李特特一老一小拎着个篮子装作去菜市场。走了一段路,葛健豪悄悄地交代特特:“你看看后面有没有尾巴。”特特好奇又不解地用手摸了摸了自己的屁股,瞪大眼睛说:“我没有尾巴呀!”葛健豪哭笑不得,她这才意识到她其实是太紧张了,忘记了只有4岁多的特特哪里懂得“尾巴”是有所指的。于是,她小声说:“你看看后面有没有不认识的人跟着我们。”特特刚要转头去看,葛健豪一把抱住特特的小脑袋,不让她转头,又说:“不能让人看到,你要装作是无意中回头的。”聪明的特特立即明白了外婆的意思,她假装鞋带掉了,蹲下系鞋带时很快地往后瞥了一眼。系好鞋带,她也悄声对外婆说:“我看过了,没有人。”

  从此,祖孙俩默契配合,联络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特特不仅懂得了“尾巴”本义之外的寓意,更是葛健豪的好帮手。不久,他们搬家至静安寺附近的一套公寓,距离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住处很近,两家人常有来往。当时,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与女儿女婿住在一起,她精通中医,与也懂得些中医的葛健豪很有共同语言。当然,杨振德与葛健豪一样也替女儿女婿分担着部分工作。

  特特因为称周恩来和邓颖超为“爱爸爸”、“爱妈妈”,自然称杨振德“爱外婆”。每当闲得发闷时,特特就会嚷着让外婆带她去爱外婆家玩。因为地下工作需要,蔡畅不允许特特和其他小朋友有接触,既不让特特到别的孩子家,也不让特特带别的孩子回来,只让她在街上自个儿玩。有一次,特特实在受不住诱惑,随一个小朋友回了家,那孩子的母亲好心给特特吃了半个梨。回家后,特特被母亲蔡畅狠狠地骂了一顿。特特很是委屈,哭着找外婆诉苦,又追问:“为什么?”葛健豪眼见特特不能像一般小孩子那样自由玩耍,很难过,也很同情,但她更理解女儿。于是,她耐心劝特特:“小伢子莫问为么子,你就照你妈的话去做就行了。”特特的疑惑没有解开,但她又一贯很听外婆的话,见外婆这么说,她也不敢往下追问了。

  对于小孩子来说,特特去爱外婆家,纯粹为了玩,而葛健豪更多的时候是为了工作。如果正好有情报或口信需要转送给杨振德,葛健豪便很爽快地带特特去爱外婆家;反之,她便会对特特说:“今天爱外婆有事出去了,我们就不去爱外婆家了,去公墓玩吧。”

  葛健豪所说的“公墓”是静安寺附近的法国公墓,距葛健豪的家和周恩来的家都不远。听说去公墓,特特照样欢天喜地。她非常喜欢那儿,那里有很多大理石雕塑的精美的仙女、爱神和带翅膀的小丘比特,还有造型各异的墓碑和艳丽的花圈。

  祖孙俩拎着个小竹篮来到公墓。葛健豪装作散步缓步而行,眼睛却紧张地东寻西瞅一一扫过墓碑上的人名。当她找到她所需要的墓碑后,便对特特说:“你上别处玩去,有人来就大声叫我。”特特早就习惯这样的“游戏”,也很乐意为外婆站岗放哨提防“尾巴”。于是,她蹦跳着到一边玩去了。葛健豪四下张望确定没有可疑之人后,便在墓碑的基座旁挖开一个小洞,从里面取出一个小纸卷,迅速藏在怀里。有的时候,她在某雕塑的基座旁挖洞,也会往洞里塞东西。当她听到不远处的特特大声喊“外婆,你在哪儿啊”时,便意识到有生人来了,她赶紧将小洞用土填平,一边答应着“我在这儿哩,我采了好多花了”,一边急速地揪一把野花或野草丢在小竹篮里,很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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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畅和女儿李特特

  更多的时候,周恩来、邓颖超、蔡和森、蔡畅和李富春等人在屋里开会,葛健豪带着特特就在大门口望风。特特每每见到爱爸爸爱妈妈和其他一些不认识的叔叔阿姨匆匆而来时,她会很自觉地悄声对葛健豪说:“外婆,我们是不是又要出去打望了?”葛健豪笑而不答,只是拄着拐杖牵着特特来到大门外。

  她俩玩得最多的游戏是:葛健豪提着拐杖的头,特特拎着拐杖的脚,眼睛紧紧闭着,随外婆一前一后在门口绕着圈。她总是不停地问:“到站了吗?到站了吗?”葛健豪说:“快到了,就快到了,眼睛可不许睁开啊,睁开了就永远到不了了。”这时,特特总是咯咯地笑。有一天,两人正玩着,葛健豪眼见从弄堂的两头分别出现几个高大男人,他们有的穿黑皮衣,有的穿灰西服,有的戴礼帽,有的戴鸭舌帽。他们脚步迟缓,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一看就知道不是一般过客。她不露声色,一边继续带着特特绕圈,一边继续说“到了到了”。说着,她提着拐杖的手悄悄地往前一使劲儿,身后的特特猝不及防,一下子被带倒在地,整个身子往前一扑,扑在地上。她本能地“唉哟”一声,然后大声哭叫起来。特特惊天动地的哭声立即惊动了屋里的人,他们迅速结束会议,有的坐下打起了麻将,有的则从后门悄然而去。

  葛健豪的地下工作一直持续到1928年年底。因工作需要,蔡和森将被派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李富春、蔡畅将被调去香港工作。莫斯科自然是去不成的,葛健豪便要求同去香港,她的理由是她对地下工作已经有所了解,而且也有了一些经验,去香港一样能够工作。特特在一旁鼓噪说她不能和外婆分开,如果爸爸妈妈要带她去香港,她也就要带着外婆一起去。祖孙俩一唱一和,一副势不罢休的架势。

  蔡和森、蔡畅坚决反对。蔡和森劝母亲:“目前形势紧张,你一个老太太跟着去香港多有不便。”

  葛健豪有些气,她反问:“么子不便?我在这儿工作得不是蛮好,哪有不便?”

  蔡和森耐心再劝:“香港说的都是广东话,您不会说又听不懂,万一有个事儿,您还给毛妹子他们添麻烦。”

  葛健豪一时有些语塞。蔡畅又说:“现在我们的党费很紧,多一人就多一份开支,您老跟我们去,不是给我和富春添麻烦,可能是给党添麻烦。”

  听女儿这么说,葛健豪不吱声了。

  1928年大年三十那天,风雪交加。因为就要和儿孙分别,更舍不得小孙女——还不满周岁的蔡和森和李一纯的女儿蔡转,葛健豪有些伤感,连做一顿丰盛的年夜饭的心情都没有了。眼见母亲闷闷不乐,蔡和森正寻思着如何安慰她时,忽听母亲没头没脑地蹦出一句话:“我要入党!”

  不只是蔡和森,其他人也都听见了,又事先没有思想准备,不免惊愕,一时不知如何言语,只将狐疑的眼光投射到葛健豪的身上。葛健豪平静地却坚定地又说:“我要入党!”

  见还是没人接她的茬,她再说:“警予牺牲那天起,我就想好了,要入党。我要走她和麓仙没有走完的路。”

  说实在的,儿女们很佩服赞叹母亲的大情大义和对党的事业的忠心,但他们顾虑重重,以为母亲年龄大,又是小脚,行动不利落,万一有个差错,可能会连累党组织,因而劝她还是在党外为党工作比较好。

  在先后两个孩子牺牲后,葛健豪的脾气变得十分急躁。她要求入党除了她真心想成为中共党员外,很大程度上是想用此方式寄托对麓仙和警予的哀思,她以为她作为党的人,便更能和孩子们有心灵上的沟通。当她的想法被蔡和森他们否决后,很是气恼,颇有些强词夺理地辩称:“你们把我这个老太婆当成了累赘?我拖累过你们吗?我影响过你们吗?”

  一见母亲真的发了火,蔡和森连忙说:“我们决不是这个意思。”

  葛健豪不依不饶:“那你们是么子意思?说穿了,你们就是嫌弃我。”

  蔡畅也劝道:“我们觉得您不入党,对革命更有利。有时候,您和特特一个老一个小,去传递个情报,掩护个同志,目标不是那么大,不容易引起注意。”

  李富春插话道:“说得对!”

  葛健豪还是不能接受,她斜了李富春一眼:“对么子对?”从内心深处来说,她也肯定孩子们的话并非毫无道理,但入党的愿望仍然强烈,也就听不进去,手指着他们,说了句:“气死我了!”然后,她转头就出了门。大门在她的身后“砰”的一声巨响。

  街上空无一人,雪越下越大。昏暗的路灯下,葛健豪独自一人在马路上急走。走时匆忙,她没有拄拐杖,又因为又气又急,步态混乱,身子有些摇晃。她漫无目的地一直往前走,一会儿朝右拐,一会朝左转。她的表情不再有常见的平和、刚毅、果敢、无所畏惧,而是令人心碎的悲凉、寒心、无助甚至绝望。她一直走,嘴里还念念叨叨:“儿子被他们整死了,媳妇被他们整死了,还不许我入党?!嫌我老!嫌我小脚!我看你们没有老的一天!要不是我帮你们,你们开会能开得安生么?!要不我帮你们,情报能顺顺当当地取回来么?!”

  晚风吹起了她的白发,夜色中,她显得很苍老很憔悴。不知不觉中,她走到了马路中央。突然,她站住了,独自一人站着。她回过神来,东张西望了一番。周围陌生的环境让她有些不知所措,风让她感到寒冷,她打了个冷颤,风也让她清醒。她有些想通了。

  夜色深沉,又是个雪天。见母亲迟迟不归,家人着急万分。大人们出去找了,孩子们留在家里。不一会儿,大人们回来了,空手而归。疲惫、担心,种种念想一起涌上心头,蔡畅几乎要落泪,她低语道:“万一妈被特务抓住了,那该怎么办呢?”一听这话,特特放声大哭。

  就在特特的哭声中,葛健豪推门进来了。她全身湿透,头发上沾满雪花,一双小脚全是泥浆水。众人一下子扑过去,扶她进屋。特特更是抱着外婆,边哭边问:“外婆,你上哪儿去了?”葛健豪因憋气和劳累,早已疲乏无力,但她坚持着不让自己倒下去,更觉不能让孩子们看扁了自己,便故作轻松地说:“气蒙了,走错了路,又不会说上海话,也不敢问,转了好大一个弯,绕来绕去,好容易摸回来了。”

  气归气,葛健豪最终还是听从儿女们的安排。过了年,蔡和森夫妇带着蔡妮和幼女蔡转去了莫斯科。葛健豪独自带着蔡博返回了永丰老家。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65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第九章  永远的等待

<标题>=孤独终老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在孙子辈中,葛健豪最疼爱的恐怕要算是蔡畅之女李特特了。这也难怪,要不是她的坚持,特特早就成了女儿蔡畅革命的牺牲品了。从特特出生到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无不浸透着她的心力。

  自她从上海返回永丰老家后,一晃两年过去了。在这些日子里,她对特特牵肠挂肚,想到特特小小年纪,就不得不跟着父母颠沛流离,在危险重重中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她就心痛不已,盼望着接特特回来,让孩子过上安定的没有恐惧和纷扰的平静生活。

  想特特念特特,1931年的春天,特特果然真的回来了。当特特欢叫着从远处朝葛健豪扑过来时,葛健豪满脸皱纹舒展开来,孩子似的又是拍手又是跺脚。祖孙俩紧紧抱在一起,葛健豪被特特拖拽着,要不是那双不方便的小脚,几乎要转起圈来。只有7岁的特特孩子气中不无一份成熟,葛健豪料到那是数年来的地下秘密工作造就出来的。

  自葛健豪回乡后,特特跟着父母为了避开特务视线而不得不经常改名换姓经常搬家。起初,她对这样不安定的生活颇有些不习惯,也疑虑重重。更让她恐怖的是,她经常无奈地一个人在家,与成堆吱吱乱叫的老鼠进行心理战。当党组织安排蔡畅李富春去南方局工作后,特特随之来到香港。这时,她逐渐适应了这样的生活,不仅可以一个人面对黑暗而不再惧怕老鼠和蟑螂,更在特殊情况下充当“小交通”。她时常被父母安排去找人开秘密会议,开会时,她便在门口把风,用大声唱歌的方法通知父母“有情况”。

  在特特又随父母返回上海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在中央特科任高级干部的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上海地下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连周恩来都差点蒙难。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安排未暴露的同志转移去苏区,蔡畅和李富春都在名单之列。

  对于如何安顿特特,蔡畅颇费了番踌躇。从母亲的角度,她自然不忍与年幼的女儿分开,况且形势紧张,一旦分离不知何时能够重逢,但她更是革命者,因而与女儿分离成为必然。于是,她咬咬牙,嘱托刘昂将特特送回湖南老家。

  从那时起,永丰镇蔡家又热闹了起来。尽管那时全家人的生活仅靠刘昂一个人在学校教书一个月仅8块钱的所得,十分清贫,又因为他们的祖屋早在一家人搬去长沙后就卖了出去,他们返回后不得不寄居在别人家里,为此先后在永丰附近的毛家塘、茶亭子、杨梅子嘴等处佃居过,但每逢年节,葛健豪必让刘昂带着李特特和蔡博给亲朋邻里拜年问候以增进联系。她的善良敦厚深得大家的称誉,不过,对于抵制镇上的封建陋习,她总归是冲在最前面。

  有一次,李家族长在祠堂私设“公堂”,欲惩处一位在他们眼里不守规矩的年轻的儿媳妇。有人愤愤不平,却不敢公然叫板,想到葛健豪读过书留过洋又办过学,颇有主见又惯于仗义执言,便来求她帮忙。葛健豪闻讯后立即奔到祠堂,破门而入,以一番废除肉刑私刑解放妇女的道理,说得满堂族人面红耳赤无言以对。族长也自知理亏,无奈宣布赦免那少妇。自那以后,葛健豪在镇子上更得人心。

  虽说她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她始终自视为党的一员。当永丰镇有一阵子风传红军要来,商店纷纷掩门闭户、街道冷清无人、大户人家或逃或搬时,她内心狂喜表面上却沉着冷静。她一方面大张旗鼓地请三托四,也说要迁徙,一方面暗自做着迎接红军的准备。夜深人静,她甚至悄悄地教特特背民谣:“红军好像是天兵,乡长保长吓掉魂,团长老爷缴枪械,娃崽当兵随红军。”

  然而,红军没有如愿到达永丰,镇子归于平静,她却深感失落。其实,与其说她是在盼望红军,不如说她在等待着她的儿女,因为她相信在红军队伍中,一定有他们。

  1932年,蔡蓉峰病逝了。葛健豪虽然没有悲痛欲绝,但也伤心了好一阵子。无论如何,他是孩子们的父亲,尽管年轻时,他有太多的荒唐,但这并不妨碍他后来成了个还算不错的好老头儿。

  随后,葛健豪在离永丰镇10多里的金田桥石板冲买了几间破旧房子和几亩地定居下来。她无论住在哪里,都喜欢在房前屋后种菜种花栽树养鱼。如她在长沙刘家台子时一样,定居石板冲后,她在屋侧开辟了一个小菜园,每天早晨和傍晚,她携女儿蔡庆熙、孙儿李特特和蔡博在这里劳动或散步。屋子的大门口,至今还保留着一棵大杨梅子树,那是葛健豪和蔡庆熙当年亲手栽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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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毛岸英、毛岸青、蔡妮

  在既困苦又温馨的生活中,葛健豪始终惦记革命着的儿女,也挂念孙儿。蔡妮自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去莫斯科后,一直没有回国。葛健豪时常要念叨:“这妹子可能就要不会说中国话了。”提起蔡转,她又感叹:“走的时候,她还不满周岁,连一声奶奶都没有叫过我哩。”对于蔡和森和李一纯的又一个孩子蔡林,葛健豪更是牵肠。当她听说和森夫妇因忙于工作实在无力照看蔡转蔡林两个孩子而不得已将小儿蔡林寄托在他人家养时,即刻萌生托人将孩子接回来的念头。

  然而,随着时局的动荡和抗战的爆发,她和孩子们渐渐断了联系,但她内心的希望之火从来没有熄灭。终于有一天,家里来了个陌生人,他接走了刘昂和蔡博。刘昂去了延安,蔡博被安排去了莫斯科。

  湘乡县县立师范学校的一间教室里,特特正在上课。教室门被轻轻推开,门开处是门房大爷慈祥的笑脸,他很歉意地冲老师欠了欠身,说:“有人找李特特,说是很紧急。”尽管他很小声,但同学们都听见了,特特也听见了,她很惊异,也突然有些慌恐,她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外婆出事了!于是,她不等老师应允,站起身就往门外走,顾不得同学们投射过来的奇奇怪怪的眼光。

  特特远远地就看见在学校大门口,有一个妇人碎步来回走动,看得出,她的内心是焦躁的。特特一下子就被传染上莫名的紧张,她的心跳得很厉害。走近前,她也不敢问,只是直直地盯着那妇人的嘴,等待着。妇人问:“你就是李特特?”

  “嗯。”特特回答得很淡然。

  “走!跟我走!”妇人的口气很坚决,甚至不容分说就拉着特特欲走。

  特特突然有些激动,她甩开妇人的手,语调提得很高:“哪儿去?”她的意思似乎是: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凭什么让我跟你走。

  妇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特特。

  信上草草的两行字:

  特特,朱惠阿姨来接你去你妈妈那儿。你什么

  也别问,跟她走!外婆。

  果真是外婆的笔迹,特特确信。对于外婆“什么也别问”的嘱托,特特也早已习惯。自她记事起,她就经常被父母和外婆这样要求。于是转瞬间,她就将一问究竟的念头压了下去,一边叠起信,一边对朱惠说:“我去请假。”

  朱惠说:“不用了。”

  特特又说:“那我去收拾东西。”她一直住校,宿舍里还有她的铺盖卷。

  朱惠还是那句话:“不用了,这就走。”说着,她将手中的一包东西递给特特,也不等特特追问便说,“这是你外婆让你带给你妈妈的。”说完,她径自大步而去。

  此时,特特已来不及惊诧,来不及多想,她只是将那包东西紧紧抱在怀里,紧随朱惠身后,急急跟着,但她走出去几步后还是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学校,也忍不住想到她书桌上的课本和文具,还有宿舍里的她的“家当”。她更想外婆,想起前不久她从学校返家后问外婆:“蒋委员长说的‘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外婆的回答直截了当:“这还不明白,就是要把共产党消灭光。”直到现在,特特仍然很惊异于年老体弱的小脚外婆居然有如此清晰的政治意识和一针见血的独到眼光。

  想到这一走,可能再也见不到外婆了,特特泪水涟涟。她知道坚强的外婆最不喜欢她动辄掉眼泪,但她还是要在默别外婆时让眼泪尽情流个够。

  一路辗转,特特先是被送到了武汉市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她又见到了“爱爸爸”周恩来和“爱妈妈”邓颖超。随后,她追随先行去迪化的母亲蔡畅日夜兼程赶往迪化。然而,当她风尘仆仆地赶到目的地时,才知道母亲已经去了莫斯科。一晃又是几个月过去了,当特特终于办妥出国手续时,已近隆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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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排左起:蔡畅、朱敏、李特特;后排左起:蔡博、蔡妮、张小宝

  在与母亲分别长达7年后,特特与母亲重逢于异国他乡。在莫斯科,她也见到了蔡妮、蔡博和蔡转。蔡畅见到女儿头一句话就问:“外婆还好吗?”特特从包裹深处掏出一包东西,递给母亲:“外婆让我带给您的。”蔡畅一层层打开,见那是一长条已经冻得坚硬似铁的湖南腊肉。也许是时间太久,也许是旅途颠簸,虽说有油纸包着,那腊肉还是显得灰头土脸。然而,蔡畅还是体察到了母亲附着在腊肉上的万语千言,她潸然泪下。

  就这样,没有惜别,没有叮咛,甚至没有来得及为特特收拾行装,葛健豪身边惟一的一个孙儿也悄然离她而去。

  短短几个月,刘昂、蔡博和李特特都走了,葛健豪的心似乎一下子被掏空了。不过,让她颇感安慰的是,很快她就接到特特去莫斯科途中经西安辗转寄回来的信,得知蔡和森“很好,现在又做生意出远门了”。她知道“做生意出远门”的意思就是蔡和森去莫斯科了,只有他们一家人知道这个暗语的真实意思。这个让她等了许多年的好消息弥补了她不得不送走所有孙儿后的失落,她笑得很舒心。

  蔡庆熙看着母亲的笑脸,内心却在滴血,但她强装笑颜,似乎在与母亲一同分享着得知亲人安全后的喜悦。夜深人静之时,见母亲平和安祥的睡姿,庆熙的眼泪长流不止。可怜的母亲,全家只有她还不知道她最珍爱的、剩下的惟一的一个儿子蔡和森,其实早在1931年就被杀害了。

  那年年初,蔡和森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却遭到排斥和打击,随即被派往广东省委工作。当时,由于叛徒出卖,广东党组织已经遭到很严重的破坏,省委书记邓发被捕,广东笼罩在白色恐怖中,省委不得不迁往香港。蔡和森服从组织安排,决定前往香港。临行前,刚从香港被迫调回上海的刘昂劝他暂时不去为好,因为那里的情况很不好,实在危险。蔡和森却说:“干革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

  就这样,他携夫人李一纯和女儿蔡转去了香港,住在一个洋酒罐头公司的楼上,对外的公开身份是这家公司的职员。6月10日,香港海员工会要举行一个重要会议。广东省委考虑到这样一个群众性集会,很可能混进特务,便劝蔡和森不要去参加。夫人李一纯也劝他放弃,但他说:“既然会议很重要,我不去不放心”。中午,他临走前深情地吻了吻小女,然后对夫人说:“下午1点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

  当蔡和森刚刚跨进会场大门,早已等候在此的叛徒顾顺章和其他特务齐拥而上,将他抓住。由顾顺章指认,蔡和森的身份完全暴露,迅即被捕。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从各方面筹集款项欲赎他出来,但当款项好不容易筹齐时,这才获悉港英当局早在两小时前就将他引渡给了广东国民政府,营救最终失败。

  蔡和森在监狱里受尽酷刑,却毫不妥协。敌人黔驴技穷之下残忍地将他的四肢摊成“大”字型,用长铁钉将四肢钉在墙壁上,然后用刺刀捅进了他的胸膛,并将胸脯戳烂。

  蔡和森牺牲之前,刘昂已经带着李特特返回了永丰镇。当她接到蔡畅寄来的信,看到“何姊已病故,情况有变”几个字时,如雷轰顶。“何姊”是蔡和森小名“和仔”的谐音。所谓“病故”,她知道舅舅牺牲了。她遵照蔡畅的嘱托,和母亲蔡庆熙以及特特和蔡博,在葛健豪面前严守这个令人心碎的秘密。

  葛健豪此时已经66岁,她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和森是她惟一的儿子。蔡畅他们不敢想像母亲如何能够承受又一次沉重打击,他们能做的,就只能是“瞒”。他们宁愿让母亲生活在谎言中,母亲心存希望,就一定活得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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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健豪写给孙女刘昂的亲笔信

  从此,葛健豪的全部生活只有一个字:“等”。每逢年节,每逢她的生日,她都会在饭桌上摆上留给儿子的一套碗筷,再做上儿子喜欢吃的湖南辣子面。她的希望和朝阳一同升起,她的失望随夕阳一同落下。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孙儿们也都一个个被接走了,她还是没有等到儿子归来。

  已经完全没有生活来源的葛健豪和女儿蔡庆熙守着石板冲那几间破屋,生活异常困苦和艰难。有一天来了一个陌生人,说是奉周恩来的指示,前来接她们母女俩去长沙。对党组织的关怀,葛健豪心存感激,却坚持留在石板村,她说她年纪大了,又正值抗战中,她不能给组织增添负担,还是在乡村了度余生为好。组织上拗不过,以后便每季给她寄些生活费。

  在无尽的等待中,1943年的新年到了。

  这时候,葛健豪已经卧床不起。她苍老、瘦削,神情日渐恍惚。每天,她几乎都要问女儿蔡庆熙:“和仔怎么还没有消息?是不是又到那边做生意去了。特特不是也到了那边吗?她有没有见到舅舅呢?在信里,她也没有说。”

  蔡庆熙不得不每天都在敷衍:“反正啊,他们就是忙。”

  葛健豪颇有些不甘心:“再忙也得回来看看啊。”

  蔡庆熙只好说:“到处都在打仗,哪能说回来就回来呢?何况和仔又不是一般老百姓,他回来多危险啊,是不是?”

  葛健豪一边点头,一边又忍不住叹着气:“嗯。说得也是,只不过我有十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知这孩子现在是啥模样了。”停顿片刻,她又不无感伤地惋惜道,“也怪,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我从来没有在梦里见到儿子。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为我送终,我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

  蔡庆熙的眼圈红了,她赶紧站起身来,手忙脚乱地没事找事地帮母亲掖掖被子,拉拉床单。然后,她借口去干活,几乎是慌不择路地“逃”出卧室。只有在那一小片她和母亲亲手栽种的蔬菜地里,借着宽大绿叶的遮挡,她才能痛痛快快一洒清泪。她喃喃祈求:“和仔,你走进妈妈的梦里吧,让妈妈看看你!”

  梦里,葛健豪依然孤独。

  白天,葛健豪照例问庆熙:“他们有信来没有?”

  当听到“没有”时,她的目光由明亮变得黯淡,低语:“我恐怕是看不到他们事业的成功了,但我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这位不寻常的母亲没有能看到孩子们事业的成功,也没有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她带着对儿女们的满腔希望,带着对10多年前就已经不在人世的儿子的无限思念,去世了。

  在天堂里,她一定能够见到儿子!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66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尾声

<标题>=尾声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在得知葛健豪去世的消息后,毛泽东亲赋挽联:“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

  蔡畅更是心痛难抑,她在挽联中这样写:“生我教我,火坑救我,粪土纲常人伟大;上学留学,桑梓办学,金石知能品洁高。”

  作为女人,葛健豪的不寻常在于她反封建反传统的先知先觉,而她的非凡则是她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优秀儿女。她的家出了四个中央委员:从中共“二大”至“六大”,儿子蔡和森都是中央委员,他更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首倡者。媳妇向警予是中共第一个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长。女儿蔡畅解放后长期从事妇女工作,曾任中共第七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女婿李富春赴法留学时曾有“李富翁”之称,后来是新中国的“财政部长”,是第八至十届中央委员。

  这位伟大的母亲虽然不是中共党员,却和她的儿女们一起立传于《中共党史人物传》,是其中惟一的非党人士。

  葛健豪去世后,女儿蔡庆熙将其遗体安葬于双峰县金田石板冲。1985年9月,双峰县人民政府为她立碑:“蔡母葛健豪纪念碑”,碑名由陈云题写。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许德珩题写了“母仪是式,亮节高风”的碑文,并题诗一首:“豪杰蔡家多,儿女万人歌;堪为烈母颂,留学创先河。”

  **TH8196000400280001**

  实际上,加诸在她身上的美誉远不止这些,当她与年轻学子远赴法国时,她被誉为“惊人的妇人”;当她在白色恐怖之下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时,人们赞她为“女中豪杰”;她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媳妇先后血洒疆土时,她被称为“革命的母亲”。

  长眠于地下的葛健豪一定很遗憾没有看到儿女们事业的成功,但她一定能够感受得到。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JHZ0067

<书名>=《葛健豪传》

<参考文献>=《葛健豪传》

<目录>=作者后记

<标题>=作者后记

<类型>=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葛健豪

<内容>=

  《葛健豪传》就要出版了,我的心情,有过盼望新生儿的孕妇经历的人大概都能想像吧?在感觉里曾经是漫长的成稿过程以及实际如梭的那段日子,如今在我的印象里已变成仲夏浓阴地上被树叶揉碎的阳光。

  2002年10月,我在南京夫子庙与导演丁荫楠先生及制片人姚萍女士等人见面。席间姚萍女士告诉我,5个月前刚刚上映的电影《相伴永远——李富春和蔡畅》,是在她婆婆李特特的提议下策划、拍摄的。她在研究李富春和蔡畅的资料时,被另一位人物深深吸引,那就是蔡畅的母亲——葛健豪。她希望我能为葛健豪作传,我表示同意,但说要先看看史料。丁导建议不要把葛健豪简单地写成一个革命者,而要把她作为一个母亲来写,当下听了深以为然,也觉得很受启发。

  而后找了葛健豪的相关材料来读,很受感动,同时也由葛健豪一生行事的独特,预料其传记若写出来,不仅一定有意义,而且将会有意思,此事就这样决定下来。

  2003年元旦刚过,我即赴京欲采访李特特女士,惜因其临时离京赴外地参与扶贫,失之交臂。3月底开始动笔。不久姚女士便道来南京,带了些材料来,关于葛健豪,我们又谈了许多。写至5月18日,已完成8万字,我因要参加国家司法考试,遂将写作暂时告一段落。6月底我以葛传申请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品,9月27日与文联正式签约。过后我参加考试并获通过,稍事休息后重又继续写葛健豪将近两月,于12月26日完成了初稿。

  2004年初将书稿寄姚萍女士,而后根据她及李特特女士的阅后意见改稿。5月赴京至李特特家中采访,收获良多。其后姚女士将书稿分别交给湖南省党史办主任何梓林先生、双峰县罗绍志先生审读。他们是党史研究的专家,罗先生更对蔡家有深入的研究,所以我不免有些忐忑。8月13日书稿寄回,他们在对书稿予以相当肯定的同时,也都提了一些非常中肯而在行的意见。我一边放下心来,一边又据其意见对书稿再行修改,而于9月17日定稿。次日开始为书稿选配图片,10月上旬书稿杀青。

  葛健豪长我整整百岁,我对她却没有遥远的距离感。我想原因有二,一是她思想和行动的超时代性,故而与我辈可以沟通;二是我比较喜欢她那样的性格:刚强独立,没有一般女子娇弱倚人的通病。她的刚强又不是靠脾气的暴烈来维持的,而在骨子里血管中自然蕴藏着一种力量。在李特特的印象里,葛健豪是位慈祥的外婆。

  阅览葛健豪的人生,会使人感动,使人惊异,使人钦佩,更会使人产生冲动,会生出豪情,会恨吾生晚矣。这样一位女子,这样一位母亲,在那样星光不见的黑夜,那样风雨如晦的时代,竟能认准方向。她的见识哪里来?她的信念哪里来?她的勇气哪里来?本书写作的过程,也就是作者努力要探询这些悬疑、寻求答案的过程。

  谨借此机会,郑重向大力支持本书写作的李特特女士,自始至终为本书奔忙的姚萍女士,以艺术家的眼光为本书定下写作原则的丁荫楠导演,对成书予以莫大信任并定为签约作品的南京市文联各位领导和老师,花费心血对初稿进行审校核实的何梓林先生、罗绍志先生,“红墙女作家”顾保孜女士,慨然决定将书稿付梓的中国妇女出版社,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人物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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