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人物风采 张闻天在长征途中的重要贡献

第3章:人物风采 张闻天在长征途中的重要贡献/曹春荣   中共党史上最具深远历史意义的转折之一,是发生在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中共党史上最为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斗争之一,是发生在红军长征途中的挫败张国焘分裂主义。这两桩大事,都与张闻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张闻天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与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为挫败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保证红军长征胜利完成,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具体说,张闻天在长征途中的贡献可以归纳为六点:     一是积极促成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召开。     土地革命战争中期,党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革命走出低谷,蓬勃发展。然而,由于博古等人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内关系、统战工作、苏维埃政府工作、苏区经济活动,尤其是军事斗争和红军建设,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和恶果,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只剩下放弃经略五六年的中央苏区、突围转移一条路,这已经引起党和红军中许多人的怨忧与不满。大搬家式的长途行军,人马疲于奔命,1934年11月下旬的湘江之战,使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党和红军中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可谓天怒人怨。红军指战员们开始思考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屡屡失利、眼下更是濒临绝境的原因,渐渐意识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所致,要求改变党中央和红军领导的呼声也就日益高涨。     在湘、桂、黔交界地行军途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在1934年1、2月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只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不再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博古、李德一路争论,除了批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错误外,特别着重于当时亟待解决的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张闻天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左”倾错误领导,与毛泽东一道或支持毛泽东提出正确的主张,如转兵贵州,开辟川黔边根据地等     黎平会议后,在红军西进路上,李德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张闻天对此深为焦虑,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问题。1934年12月20日,在黄平的一片橘林里,张闻天与王稼祥边休息边议论眼前形势。谈到红军此行尚无确定的最后目标时,张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这番话,第一次在中共高层挑明了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非同小可。王稼祥由衷赞同,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迷蠖隼粗富印:罄吹氖率抵っ鳎盼盘斓恼飧鎏嵋榉系承木模褚寤嵋榛指疵蠖院炀牧斓疾⒔酥泄仓醒肓斓己诵模鹆舜蛘泻簟⒍ǖ髯拥淖饔谩     1935年l月15日—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为代表的多数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红军高级将领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召开并取得成功的。张闻天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闻天因而顺理成章地被确定为取代博古,在中央负总责。遵义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检查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中央红军转移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在博古作主报告和周恩来作副报告之后,张闻天首先起来作反对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反报告”。“反报告”提纲出自“中央队三人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集体,而由党内第二把手张闻天讲出来,分量之重、作用之强、影响之深,自非他人可比。“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启动了变换军事领导的程序。1935年2月5日,在云、贵、川交界的“鸡鸣三省”之地,张闻天遵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正式取代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     二是认真组织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宣传、贯彻与落实,实现战略转变。     遵义会议结束前,张闻天受命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后,即边行军边思谋。他以自己的“反报告”为基础,吸收会上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等同志的发言意见,并根据会后的情况变化和新的决策,写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论述了毛泽东为代表的符合国内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对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是“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唬┑皆硕秸绞醯募峋龅难杆俚淖洹钡母倭煨晕南住     为使遵义会议决议精神尽快化作红军的实际行动,张闻天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随即将决议文本印发各支部讨论。在印发决议全文之前,张闻天还赶写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先行发布,以应尽快传达之需。1935年2月10日,他亲自在军委纵队于云南威信县城扎西镇召开的营、科长以上干部会上,作《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传达报告。他还专门向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传达了遵义会议情况,指出要改变地方工作政策,比如打土豪时再不要扫地出门,再不要打烂三缸(米缸、菜缸、水缸)了。随后,他还多次利用各种会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为全党全军尽早知悉和掌握会议精神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张闻天几度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回兵”、“缩编”决策,对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领导作出决定,实现遵义会议决议所规定的伟大战略转变的使命。     三是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常委进行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此毛泽东重回军队领导岗位,参与对红军的军事指挥。在这件事上,张闻天是积极支持的。1935年3月初,红军二进遵义城。张闻天有感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军事指挥才能的卓越超群,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到前方担任前敌总指挥。3月11日,毛泽东因攻打打鼓新场的一场争论,险些去职后,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很赞成毛的提议,第二天便在苟坝附近召开的中颜尉只嵋樯希闪ⅰ叭送拧钡奶嵋榻桓短致郏褡际敌校蠖肆说笔弊钪匾木铝斓蓟埂     从1935年3月中旬起,毛泽东指挥红军三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实现了遵义会议关于北上的战略决策。然而,红军中不少指挥员对毛泽东的穿插迂回,大踏步行军作战的战法,仍然有所责怨。为统一思想,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5月12日在会理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闻天按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定的报告大纲作了报告;会议结束前,又作了结论。会议严厉批评了反对机动作战、怀疑军事领导的右倾情绪,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且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进,越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从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     四是重建新的中央领导与中央苏区间的组织联系。     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的前一天,中央纵队接收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发给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急电。项英批评说,“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应早定”。2月5日,项英又以中央分局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关于中央苏区“行动方针”的“两个意见”和中央“对各个苏区的领导”问题,“请立复”。要求中央赶快决策、进行领导的心情之急迫,可想而知。然而,中央却因总书记未变换,无从确定方针以复。2月5日当晚,刚分工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即主持召开政志掷┐蠡嵋椋致壑醒胨涨侍猓⒘⒓锤吹缦钣⒆醒敕志郑运堑牧酱卫吹缑魅反鸶础8吹绯笾醒敕志至⒓锤谋淠壳暗淖橹绞接攵氛绞剑褂胗位髡秸幕肪诚嗍视ν猓咕龆ǔ闪⒏锩挛被嶂星只幔韵钣⑽飨U饩透谋淞斯ノ拗甘尽⑽蘖斓嫉淖纯觯⒓笆贝土俗褚寤嵋橹饕馶     五是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道,同张国熹分裂主义进行了正确、坚决的斗争。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决定的北上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战略方针。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大会师后,战略方针问题又尖锐地摆在中央面前。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再占领川陕甘;张国焘却要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对张国熹的错误方针,张闻天坚决反对。他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指出:按张国焘的方针行事,对于红军极不利,因懋功地区地形上不利于大部队作战,物资给养非常困难,敌人倒正想把红军“封锁”在这一地区,进而压迫至西康与青海草原地带;而川陕甘三省是一块很广大的地区,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建立根据地。文章还批评了“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指出应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这篇文章为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1935年6月26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两河口会议并发言,再次肯定北上的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同时坚决否定“西进”的错误方针。他还特别强调在组织上“应统一”。受会议委托张闻天写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申明了北上方针及为实现此方针的措施。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熹表面赞成北上方针,同意打松潘,但行动上却拖延迟滞,贻误战机。并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加强红军总司令部等问题为由,向中央讨价还价。为顾全团结北上的大局,中央一面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批评,一面委曲求全,尽量照顾张国煮在“组织问题”上的要求。张闻天甚至主动向毛泽东表示,自愿让出自己担任的职位,来换取张国熹共同北上。在接下来的芦花会议上,张国焘担任了军委总政治委员。他这才勉强执行军委为补救延误战机而发布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率部北上向毛儿盖地区集中。可是,到毛儿盖后,他又一次动摇,进行一系列分裂活动。而此时敌胡宗南部已趁机在松潘附近构筑成堡垒线,各路敌军调集、布防,形成了围困与消灭红军于雪山草地的态势。面对如此险恶处境,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从全局出发,为促进张国熹转变和争取四方面军,采取一系列特殊方针,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张闻天主持并为之起草决议的沙窝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是其中一个范例。     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张闻天带领中共中央机关随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的右路军行动。右路军按计划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张国焘却不顾朱德的反对,在阿坝附近停止向右路军靠拢。在对张国熹一再劝告无效后,中央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1935年9月10日凌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部离开危险区。张闻天策马前后照应,亲自向干部讲明当时险境,又亲自与彭德怀一起布置三军团部队在山上警戒。在随后召开的俄界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上,张闻天作总结发言,深刻阐明了同张国焘斗争的性质,预言了张国熹“组织第二党”的结局,并主张“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     六是为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落脚陕北,开创新局面,提出重要意见。     1935年9月下旬,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人在甘南小镇哈达铺,看到当年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得悉陕北仍有红军、游击队,大喜过望。张闻天仔细研究过报上的相关材料后,写下一篇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报笔记。他敏锐地觉察到红二十六军力量相当强大,控制了大块陕北苏区;红二十五军也取得许多胜利,直逼西安;甘南东部,尤其在毗连陕西、宁夏边区的庆阳一带,也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由此得出结论:“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人了甘南的重要地区”∫虼耍斫缁嵋榫龆ǜ谋嗟挠珊煲痪⒑烊⒕荻幼槌傻纳赂手Ф忧敖姆较蛴肴挝窬陀κ牵骸跋煊ψ派赂屎炀氤嗌位鞫拥幕疃薄ⅰ巴濉⒍巴习陀位髑〉门浜希骷盎愫希⒏谡飧龅厍锌棺诺挠位髟硕园镏⒆橹⒘斓肌保酝瓿汕安痪锰岢龅摹傲荡嬖谟谏赂时咧瘴S位髑虺晌黄乃涨敝挝瘛?月27日,张闻天在榜罗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到陕北去,在陕北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这样,困扰红军多时的落脚何处的问题,终于得到妥善解决。在中央红军结食ふ鳎浣派卤钡木霾吖讨校盼盘焯岢龅纳鲜鲆饧约八?0月18日铁边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无疑对决策有重要意义。     此后,从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到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一年中,作为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不断做争取张国熹的工作,促进内部团结,为三大红军胜利会师创造条件等重大事件中,做了许多工作,展现出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品德,以及娴熟的斗争技巧、踏实的工作作风、忘我的革命精神。与此同时,他“不争权”、讲民主、勇于任事、仁至义尽、虚怀若谷、淡泊宁静的领导作风与生活作风,也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