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课本》序言(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七日)

         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有大批精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类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这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1〕诸同志的功劳。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大群的干部会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
        根据一九四八年新华书店二分店出版的《文化课本》刊印。
    注释:
    〔1〕凯丰,即何凯丰,又名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当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范文澜,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