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徒步走完长征路

  徒步走完长征路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剥夺毛泽东的领导权,红军只好按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实行阵地战、堡垒战,坚守苏区每一寸土地。红军指战员虽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牺牲,败仗却接踵而至。博古、李德听不进前线指挥员彭德怀等人的建议,导致打破敌军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成为泡影,红军不得不选择突围,进行长征。1934年10月长征前,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军干部团,红军大学编为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干部团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参谋长钟纬剑,父亲随干部团开始长征。红军干部团负责保卫中共中央领导的安全,时常与前堵后追的敌人打仗,同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


保卫遵义会议

经过两个多月,前有各地反动武装的围堵,后有国民党军的追剿,上有阴雨淋漓、冷风透凉,下有山路崎岖不平的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在深山野林,直至1935年1月9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到达贵州省的遵义县城,受到当地进步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夹道欢迎,红军才有了喘息、休整的机会。在这里,中共中央决定1月15日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一一遵义会议。父亲和干部团的战友们担负起这次会议的警卫工作。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错误的单纯防御的军事领导,以及惊慌失措搬家式的突围行动。从此,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成立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父亲和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心情舒畅了许多。
 

 

遵义会议旧址。


红军不是太平军

父亲尽量利用行军宿营或部队休整的间隙,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如遭遇战、伏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等军事科目训练。长征路上,父亲经常讲些古今的战斗故事,结合现实,用极通俗的语言启发学员正确看待形势,增强斗争意识和信心。
  中央红军进到大渡河安顺场的时候,国民党飞机撒下传单说,毛泽东要做石达开第二了。看完传单,父亲召集上干队的学员,讲起太平天国石达开的故事。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多米,水深流急,两岸山岭陡峻,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军事家、政治家,由于受到洪秀全的猜疑负气出走,率20万大军计划到四川搞独立。1863年,石达开率领3万太平军直抵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大渡河南岸,企图越过天险,从河北取道雅安到川西平原。清朝四川总督知道后派兵包围,石达开四面受敌,陷入重围,他仰天长叹说:“进退路绝,无法突围,本藩与各兄弟今天都死在这里了!”石达开被清军处死时才33岁。今天,中央红军来到这里,前有敌人扼守渡口,后有几十万追兵,西面是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处境十分险峻。但是,石达开的悲剧绝不可能在红军身上重演。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同于石达开的农民军,他们纪律涣散,脱离群众。父亲正讲到这里,天气陡然变化,狂风夹着暴雨,把路边大树连根刮倒,父亲随即问大家:“同样是树,为什么大风一刮,有的倒了,有的没倒?”一些同志回答“因为有的树长得结实,有的长得不结实。”父亲听后说:“这主要看树根在土里扎得深不深。我们红军的队伍也有根,我们的根深深扎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有铁的纪律,一定经得起狂风暴雨的袭击,大渡河是阻挡不了我们的,我们最终一定会战胜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
  果然,中央红军在最短的时间里强渡大渡河、勇夺泸定桥,胜利越过大渡河天险,迅速摆脱了险境,继续走上征程。上干队的学员们无一不佩服这位非党军事教员对党的忠诚和对红军克服困难能渡过大渡河的分析与预测。上干队的学员曾克林1995年回忆说:“宋时轮那渊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坚强的党性,忠厚的品德和卓越的指挥才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令我终生难以忘怀。”


追随主力红军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后,1935年9月,张国焘仗着红四方面军的人多枪多,公然违抗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不顾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耐心劝导,一意孤行,竟背着党中央要分裂红军,胁迫红四方面军南下,重过草地,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张国焘密电陈昌浩“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危害党中央的电报,叶剑英及时交给毛泽东看了,为此,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于9日夜,不得不单独出发北上,避免了红军打红军。由于时间仓促,父亲事先没有得到北上的通知,第二天早晨醒来才发现主力红军全部转移,立即追赶中央红军。父亲终于追上了队伍,毛泽东见到他时说:“宋时轮你来了,好!”虽然言语不多,却意味深长,一股暖流涌入心中,父亲笑了。父亲无论是委屈地背着被左倾路线开除党籍的处分,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过雪山草地,还是面对张国焘分裂红军,一直自己背着行李,靠双脚徒步,始终坚定不移地跟着党中央和毛泽东走。
 
  1986年10月16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主席台,左起:杨成武、宋时轮、伍修权、王平、张爱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