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金戈铁马当红军

  金戈铁马当红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艰苦曲折的游击战争,红军已发展到约10万人,拥有十几个军,创建了遍及11个省的10多块农村根据地。
  1930年为了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使部队更有战斗力,各根据地、各军团都积极筹办红军干部学校。这年冬季,父亲任红军学校第4分校校长。翌年春,红军学校第4分校奉命进入中央苏区,改编为红军总司令部教导总队,父亲任总队长。

红35军参加苏区第二、三次反“围剿”

1931年春,父亲调到红一方面军第35军任参谋长,军长是邓毅刚,政治委员是罗贵波。父亲虽然在黄埔军校学习过一些军事知识,也打过游击,却没有组织指挥正规部队打仗的实践经验,感到有压力,不过组织上已决定,就边干边学,而且决心要干好。朱德总司令指示:要求红35军在宁都赖村休整期间,搞好军事训练,既要能打游击,又要学会运动战和正规战,干部要学会作战指挥,战士要学会基本战术,尤其山地作战训练,准备打大仗。根据总司令的指示,父亲在很短的时间内,熟悉了部队建设的具体工作,积极协助军长、政委谋划,组织部队军事训练,提高部队作战水平,同时也较好完成了自己由地方游击队、军事学校、教导总队工作向红军正规部队工作的转变。随后积极投身于中央苏区第二次至第五次的反“围剿”战斗中去。
  这年3月,蒋介石调集了18个师又3个旅,约20万兵力,集结在中央苏区周围,形成一条西起赣江、东至建宁700里长的弧形包围圈,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约3万人的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
  4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宁都县青塘之后,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方针问题上,同苏区中央局产生很大的分歧,为了统一作战的指导思想,苏区中央局多次召开扩大会议,研讨作战方针,需要军参谋长参加会议时,父亲必去参加。针对会上提出的不同方针,经过认真综合思考和分析,父亲认为:“分兵退敌”的方针,分散了红军主力的兵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更容易给敌人造成以多胜少的机会,不可取;主张退出苏区,到云、贵、川去建新的苏区的意见也不可取,敌人会跟着追到云、贵、川;而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既含“智取”又有局部集中兵力以多胜少的军事打击,还是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正确。究竟先打谁的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有主张先打蔡廷锴部的,有主张先打朱绍良部的,毛泽东主张先打王金钰。理由:其一、避强击弱有必胜的把握;其二、王金钰部队来自北方,人生地疏,心虚胆怯;其三、因势利导,打完王金钰之后,由西向东横扫,对扩大苏区,征集资财都有利,还可以为今后的作战行动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理由充足服人。经过反复讨论,多数人接受了毛泽东“先打弱敌”的主张。在中央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期间,父亲首次见到毛泽东。从此,他在实践中开始揣摩、探讨毛泽东有关作战的思想和指挥艺术。
  5月16日,红35军和兄弟部队埋伏在富田通东固之间的白云山九寸岭地区,包围和歼灭向东固进攻的敌王金钰部第28师大部,17日又在富田一带歼敌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接着15天中,红一方面军由西向东横扫700余里,五战五捷,歼灭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战后,毛泽东挥毫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1931年6月,又调集了23个师23个旅,约30万人的兵力,带着外国军事顾问到南昌,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3万人左右,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7月底,蒋介石发现我红军主力转移到赣南兴国地区后,立即命令其主力由东、南、北三面进逼兴国,而兴国西面有赣江所阻,形势严峻。为隐蔽红军企图,造成敌人错觉,中央决定红35军和红12军35师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红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乘敌不备,在敌军空隙间穿插东进,速战速决,取得莲塘、良村、黄陂三个战斗的胜利,由被动转为主动。蒋介石发现上当,急令其部队东进时,父亲又根据军首长的决心,组织、指挥红35军和地方武装一部,采取游击战,牵制、袭击敌人,破坏交通线,拖住“围剿”军主力。尔后,红35军在红一方面军首长统一指挥下,配合主力作战,取得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战斗的胜利,为打破敌人“围剿”作出了贡献。7月到9月,约77天中红军六战五胜,歼敌1万余人,俘虏敌军1.8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取得第三次反“围剿”彻底胜利。但是红三军军长黄公略遭敌机扫射,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在中央苏区素有“朱、毛、彭、黄”红军的说法,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兴国县水头村召开大会,军民沉痛悼念黄公略。毛泽东亲拟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毛泽东曾在诗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写道:“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足见其对杰出的红军将领黄公略的信赖和倚重,他的牺牲是红军的重大损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置公略县,并将中国工农红军第2步兵学校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

1931年秋,红军第35军缩编为独立第3师,父亲接任独立第3师师长职务。1931年11月,在瑞金叶坪村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11月25日,在瑞金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为中革军委主席。


 
  江西瑞金


  赣南地区有众多的地主“土围”,是妨碍苏维埃政权巩固和发展的反动堡垒。毛泽东、朱德部署消灭这些苏区内的白色据点。父亲所率红军独立第3师受命与兄弟部队一起,在瑞金、于都边界地区,向豪绅地主武装的土围发起进攻。历时4个月,红军共消灭白色据点200多处,歼灭、俘获敌人约9000人,缴获大量武器和财物,红军打土围、拔白点的丰硕成果,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
  1932年7月9日,红5军团在水口与据守待援的敌第4师展开激战,未发觉南雄增援之敌6个团已到阵地,错将敌人10个团当作4个团来打,敌军兵力大大超过红军。红军战士抡起大刀与敌人展开搏杀,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红五军团伤亡严重,渐渐招架不住,处境十分危急,在江西军区总指挥陈毅统领下,独立第3师、独立第6师赶到战场,全力反击。父亲身先士卒,带领部队英勇拼杀,终于稳定住战局。毛泽东获悉水口恶战后,星夜赶到水口战场,与其他领导共同商定对敌作战部署,命红15军团第13军与父亲率领的独立第3师担任正面进攻,其余部队侧翼进攻。10日上午11时,红军向敌军发起进攻,激战1小时,全线击溃敌人10个团,毙伤敌军3000人,取得战役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粤敌不敢再轻举妄动,苏区南线战事趋向稳定。

红21军参加苏区第四次反“围剿”


1932年7月21日,独立第3师、独立第6师合编,组成红军第21军,隶属于红一方面军江西军区。红21军军长是刘畴西,后来由寻淮洲接任,政治委员是李井泉。父亲是参谋长兼任第61师师长,该师是由独立第3师改编成的。
  1932年底,国民党军结束对鄂豫皖和湘鄂西两根据地的“围剿”以后,又把“围剿”重点转移到中央苏区根据地。蒋介石调集了30多个师,约40万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约7万人,朱德总司令决定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1933年2月27日,红军集中兵力首战黄陂地区,红21军与红1、红3军团编为左翼队,红5军团和红22军为右翼队,埋伏在摩罗嶂山区。是日13时,敌第52师进入左翼队伏击地区。根据军首长的决心,父亲指挥部队于14时插至登仙桥附近,截断了第52师退路,同时红3军团进至桥头,挡住了敌人的进路,红1军团即向进至蛟湖之敌第52师发动进攻,敌军被拦腰截断,激战1昼夜,除敌先头团外,全歼敌第52师,俘获敌师长李明等军官。尔后父亲奉命率红21军协同右翼队继续歼敌第59师,活捉敌师长陈时骥,打了个漂亮的大兵团伏击战。
  3月21日,父亲率部再战草台冈。红21军同红1、红3军团等部编为左翼队,统由红3军团军首长彭德怀、政委滕代远指挥。为消灭草台岗之敌第11师,防50里外东陂之敌第9师增援,军团首长命父亲指挥红21军主动出击,与红22军并肩作战,消灭东陂援敌第9师1个营和第59师残部,粉碎了敌人的增援,保证主力全歼敌第11师,草台冈伏击战又取得空前的胜利。清查俘虏时,发现敌军士兵每人身上都带着一条绳索,经询问才明白,原来敌军首领以为这次战斗红军必败,让他们的士兵等战斗结束后,用绳索捆绑红军战士回去领赏。红军战士们听后,大笑不止。黄陂大捷和草台冈大捷,共消灭蒋介石嫡系部队3个师,活捉两个敌师长,俘虏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为此,时任江西军区的司令员陈毅赋诗一首:
  千崖万壑供野宿,
  羊肠鸟道笑津迷。
  半夜松涛动山兵,
  中天月色照须眉。
  工农儿子惯征战,
  四破铁围奇中奇。


对反“罗明路线”的质疑


由于上海的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各地党组织屡遭破坏,1933年1月,上海党的领导机关为安全起见,相继迁入中央苏区瑞金,成立以博古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却反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观点。
  当毛泽东在长汀城福音医院养病时,罗明任中共福建省代理书记,也正好在这家医院治腰伤。在谈话中,罗明很赞同毛泽东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粉碎敌军第四次“围剿”的观点。于是,未等腰病治愈,罗明就回到了福建省委,召集各部门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开展游击战争,稳定了这一地区局势。罗明在调查福建苏区的实际情况后,于1933年1月,相继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送给省委。同时,中共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也写信给省委,提出了自己对工作的意见。
  报告和信的大致内容是,结合闽西的实际,他们提出闽西的地方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闽西北发展;地方武装应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不与敌人硬拼,从打小仗、打胜仗中得到锻炼提高;扩大红军时,应分边区和内地,闽西应以扩大红军独立师、团为主,充实地方武装而不应将所有兵员都集中到主力兵团去,等等。
  很快,他们的报告和信便转到了中共中央局。博古认定是福建领导对革命“悲观失望”,是“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于是在福建苏区开展疾风暴雨式的反罗明路线运动。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由陈毅推荐,1933年5月6日,父亲被调到江西军区司令部任作战科长。父亲到职后听说的第一件大事是“江西的罗明路线”。在江西根据地军事问题和土地革命等问题上,认真贯彻毛泽东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也被点名批评是罗明路线的代表,受到组织处理,撤销他们的职务,下放基层劳动。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博古一语道破当时的天机“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毛泽东被迫离开领导岗位,父亲很痛心,认为这些做法是错误的。

第五次反“围剿”,助陈毅敌后袭扰

9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蒋介石纠集了53个师又8个旅和5个航空队,约50万兵力,围剿只有8万多红军的中央苏区根据地。王明路线的领导者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拒绝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等错误口号,实行处处设防、节节防御的军事保守主义方针,致使红军伤亡很大,根据地不断缩小。
  为了配合红军主力作战,11月中旬,中革军委下令组建红军西方军,西方军由红军工人师和独立第2、第3、第13团等部组成,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兼任西方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由于郭天民的离开,父亲任代参谋长。西方军领导灵活机动组织指挥部队在中央苏区西北战线,阻挡敌北路军第一路军的进攻,由于以游击方式与敌人周旋,战绩突出,独立第2、3团获得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授予“挺进游击队的楷模”的奖旗。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父亲受伤,留在江西军区医治。由于不满反罗明路线,产生离开江西军区到主力部队工作的想法,因此几次向陈毅请求去红军大学学习,经批准,如愿以偿。

红军大学遇“左倾”,被开除党籍


1934年春,父亲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的上级参谋科学习。一个多月后,红大遵照《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的规定,组织优待红军家属的礼拜六义务劳动,任务是挖泥塘。负责上泥的那位同学,每担装的很重,而且逐担增加,父亲告诉他:“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后少装一些泥。”可结果这位同学下一担装的更多、更重。父亲生气地说:“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又不是罚苦工,你为什么要这样搞?”上泥的同学回到红大向党小组长汇报说:“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于是,党小组立即开“斗争”会,父亲反复申辩原话也不行,就更加气愤地说:“你们想学江西省委扩大会议时那样委屈邓、毛、谢、古一样来委屈我承认错误,那就杀了我的脑袋我也不干。”结果上升到党支部“斗争会”,全校党员“斗争”会,刚直的父亲总是重复一句话:“我坚决不接受不合事实的批评。”结果红大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以及总政治部个别领导说:“其二七年被捕后表现不好,并有‘AB团’嫌疑”等为理由,给予“开除党籍三个月”的处分。使父亲痛苦万分。“AB”为英文Anti-Boishevik的缩写,直译就是反布尔什维克。AB团的主要创始人是段锡朋,是1926年底在南昌创建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对共产党的秘密的国民党右派组织,为蒋介石、陈果夫反共反人民服务。父亲觉得自己被诬陷是AB团的,真是无稽之谈,他坚信只有坚持真理、革命到底,更积极地学习和工作,委屈终有大白于天下之日。受处分一个月后,父亲考试成绩优异,被提升到上级指挥科学习,不久,再因考试成绩优异,红大决定调他担任上级指挥科的军事教员。

受欢迎的红大教员


1934年1月21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大礼堂隆重开幕,父亲第一次参加中央苏区如此盛大的活动。清晨,在中央政府运动场上,举行了壮严的阅兵典礼。下午2点整,2000多名代表,还有高丽、安南、爪哇等地来宾,聚集在大礼堂内举行开幕仪式。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的是上届选举出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红军大学全体师生应邀到沙洲坝大礼堂,旁听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由于博古的干预,张闻天被选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仅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失去了实际领导权。会后,毛泽东等领导邀请到会人员合影,红军大学师生站在后面,高兴地与中央领导一起照相。接着在同一礼堂召开了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红军大学全体师生也都参加了。
  

  

瑞金沙洲坝大礼堂


   193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在瑞金合影。后排为红军大学师生,宋时轮位于后排中间附近。
  红军的政治工作非常活跃,经常根据部队的任务、作战胜利消息和先进人物的事迹编歌编舞,采用各种形式宣传鼓动。父亲也常和师生一起学习和练唱歌曲,对革命事业满怀热情和信心,并没有因处分而垂头丧气。
  红大学习空气浓厚,勤杂人员也常利用空余时间参加学习。当时的司号员潘开桂回忆道:“宋时轮同志讲课给我印象最深,他学识渊博、博古通今,讲起课来深入浅出、妙语连珠、幽默诙谐。他还善于结合我军作战实际,用活生生的战例来引导和帮助大家学习军事。因此,凡是他讲课的时候,不仅课堂里座无虚席,就连门口和窗户也常常挤满了旁听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宋时轮同志讲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他结合讲了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作战经过,使大家听得十分入迷,而且获益颇深。他还用古代诸葛亮火烧赤壁、以巧取胜战例反复说明,劣势军队要战胜优势之敌,必须扬长击短,重视利用地理环境,巧妙调动敌人,寻找战机,逐个歼敌。我在窗外听得入神,竟忘了吹下课号。到了开饭时间,炊事员跑来找我,我才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