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铁窗烈火熔炼

  铁窗烈火熔炼

 蒋介石为实现其反革命野心,积极找靠山,暗中勾结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4月上旬,蒋介石与汪精卫、白崇禧等人举行了一系列的秘密反共会议。在这紧急时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陈独秀不作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对蒋介石一味妥协退让,蒋介石利用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凌晨,早就作好准备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当工人群众奋起抵抗时,国民党第26军周凤歧借口“工人内讧”,强行将工人纠察队全部武装缴械,驻上海的帝国主义军队也纷纷出动,帮助蒋介石屠杀革命群众。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开始反共清党,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血腥屠杀,这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广州的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同上海遥相呼应,解除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封闭革命组织,制造了“四·一五”惨案。父亲在4月20日以“共党嫌疑”罪名在广州被捕,关进珠江南岸南石头惩戒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的爪牙在南京、无锡、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以“清党”为名,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全国陷入白色恐怖。
  优秀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萧楚女、熊雄等领导人先后被捕,被杀害。
 

  南石头惩戒场


熊雄的教诲


我父亲说:当时每天晚上消夜(杀人)情况十分紧张,凄惨异常,因此也引起我思想上的一种莫知所措的恐怖。恰好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被押解到我们监狱中来,他给我讲明当前国内外形势,反复讲明共产党的任务和应有的品质。
  熊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892年生于江西宜丰,曾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去苏联学习,1925年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东征时任东征军总指挥部秘书长,1926年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又兼任潮州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等职。
  父亲与熊雄的牢房是并排的,中间隔着两个房间。一次放风,父亲站在熊雄的单间门前,小声跟熊雄说:“我是五期入伍的,因病转到六期,参加过张庆孚召开的会议。”一提张庆孚的名字,熊雄就明白了,断定父亲是中共党员,于是,约定下次利用放风的机会谈谈狱中难友们的情况,一共和父亲谈了三次话。
  

 

 熊雄
  监狱中关押了数百名黄埔学生和工农群众,大多是20岁左右的革命进步青年。当时普遍有一种难以言状的不安和恐怖情绪,觉得投身革命,还没有直接与帝国主义军阀搏斗,这样年纪轻轻、无声无息地死去,结局极其悲惨,心里甚为惋惜。父亲也是这样想的,熊雄没有直接作答,却善于用最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启发父亲的觉悟。军科收集到这次谈话资料:
  熊雄:你是哪里人?
  宋际尧:是醴陵丁姑山井湾村人。
  熊雄:这个村有多大?
  宋际尧:有五百多户。
  熊雄:有钱、收租、放债、做官、做大生意的有几户?
  宋际尧:有三户。
  熊雄;有点钱也放债,有点钱也出租,还做些生意的有几户?
  宋际尧:十三、四户。
  熊雄:这十六、七户男男女女有多少人口?
  宋际尧:五十六、七人。
  熊雄:还有五百户是些什么人?
  宋际尧:都是些没有钱用,没有饭吃,租田种,打零工,借债的人。
  熊雄:他们共有多少人?
  宋际尧:一千五、六百人。
  熊雄:打起架来谁能打赢呀?
  宋际尧:那我们打的赢,我们人多有力气,他们人少没力气,我们一个人一个指头,也打得赢他们。
  熊雄:对!全世界没有钱用、没有饭吃的人联合起来,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只有劳苦大众、工人农民联合起来,才能打败他们,最后取得胜利!我们到黄埔就是来做这件事情。告诉大家,不要怕,要杀头首先杀我这样的人,我不怕,你们还怕什么?我们所做的事业是正当的,是为劳动阶级谋利益的,熊雄虽死,将会有千千万万个更好的熊雄继续革命事业,革命事业将来一定要胜利,一定会成功的,你们大家自始至终都要坚持这个正义的事业,才是唯一正确的光明大道。
  听了熊雄的话,父亲豁然开朗,由莫知所措的恐怖情绪转到对反动国民党的无限憎恶和仇恨,越想就越来气,也就使革命意志牢不可破地坚定起来。
  熊雄争分夺秒地找狱中同志们谈话,告诉大家要做长期的打算,组织起来,团结群众,与敌人巧妙斗争,实现监狱是革命者的学校,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寻求与狱外党组织的联系。5月17日,熊雄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父亲难过了很久。多少年过去了,每提及此事,父亲总是满怀深情地说:“熊雄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生,特别是他讲到的‘熊雄虽死,将会有千千万万个更好的熊雄继续革命事业’,我虽然不能说是最好的,但可以说就是他讲到的千千万万个继续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员之一。”

坚持狱中斗争

狱中建立了临时特别党支部,利用放风的机会组织党员积极开展活动,组织绝食,要求改善伙食,延长放风时间和要求看书报,父亲总是积极参加斗争。一次,饭菜臭得简直不能吃,父亲发动大家绝食,大家推举他和另外一位同志当代表,找狱吏提出抗议,最后得到胜利。父亲坐了二年牢,监狱阴暗潮湿,加上营养不良,他双腿关节严重发炎,红肿疼痛,行走困难,由此落下了终生的疾病,但是丝毫没有挫伤革命意志,他始终很乐观,谈笑风生。1929年4月,狱期满,由于父亲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监狱党组织设法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经党员廖益通找保,父亲被释放。

董竹君的资助

父亲出狱后很快离开广州,到香港接转党组织关系,等待分配工作。在住地附近,巧遇旧日同学李适生,硬要拉父亲去广西张发奎的部队工作,父亲怕节外生枝,无法脱身,没等接上党组织关系,便于当晚搭船去上海找党组织。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始终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钱却花完了,只好为上海街头小报写点文章,用得来微薄收入糊口。正在生活十分艰难的关口,一天,他碰上了几位同狱难友,经他们介绍,父亲求助于锦江川菜馆、锦江茶室老板董竹君(解放后为锦江饭店老板、全国政协委员)。他手持同狱难友李堂萼哥哥的介绍信给董竹君,董竹君知道李堂萼是地下党的同志,因此急忙取出一笔现款交给父亲,父亲怕停留时间长了,引起注意,招来麻烦,接过钱就与董竹君谢别,董竹君目送他离开店门,见没人盯梢,才放心。董竹君曾利用她特殊的身份掩护和救助过许多共产党人。上海解放后,父亲还特意请董竹君吃饭,感谢她在自己困难的时候,慷慨支援,雪里送炭,帮助度过难关。1997年12月,98岁的董竹君安然谢世。
  父亲经武汉、长沙都没能与党组织联系上,最后决定回家乡拉队伍打游击,并改名叫宋时轮。他希望时光轮转,天地变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