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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在边区政府的日子里(1941—1947)

  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的七年里,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自卫战争的胜利,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一颗赤子忠心,呕心沥血,勤奋工作,终因积劳成疾,最后把自己的宝贵生命奉献给党和人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爱国主义的典范。

  一、走向政坛与党合作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日军分路侵入中国广大领土的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8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的湘、鄂、赣、闽、粤、豫、浙、皖等13省区的红军游击队约1万

  余人(广东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为了进一步巩固陕甘宁地区,1937年9月,根据国共协议,陕甘宁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陕西、甘肃、宁夏的23个县。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全国人民抗日的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为了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建设边区,边区政府实行普选的民主政治。1937年冬开始,经过普遍、平等、不记名的投票选举,建立了各级参议会和民主政权。1939年1月,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确定了“巩固精诚团结,加紧抗日动员,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作为边区建设的总方针。从此,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断地加强建设,先后粉碎了日寇多次的进犯,把一个落后的地区建设成为全国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0年3月6日,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全国各种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实施“三三制”的政策。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有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保证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组织和领导者的地位,在各抗日根据地政权机构人员组织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①因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

  一,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党外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他们联系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目的在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最终孤立顽固派。

  1941年7月,中共米脂县委公开后,8月,县委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根据“三三制”的建政原则,通过民主方式改选了一些联保成员,选出乡级参议员,成立乡参议会。李鼎铭先生为人公正无私,关心爱护老百姓的高尚品质受到人民的敬重,他那爱国之心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策、团结抗日的政治远见卓识,更是得到人民群众的一致敬仰。10月份,在米脂县第一届第一次参议会上,他被光荣地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在会上有些人以米脂的特殊性,对边区政府的金融政策提出异议。当时,李鼎铭作为大会执行主席,义正辞严地批评了这种错误意见。他说:“米脂自然有它的特殊性,但它又是整个边区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因为地方上局部利益来影响整体利益,不能违背整个的金融政策。”②在讨论和表决提案时,他十分强调:对提案的审议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要全面地看,反对主观片面;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根据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办事,不要凭想象去办事;要从有利于团结抗日这个实际着眼,增进米脂国共两党的合作。李鼎铭先生的主张,为这次大会开得圆满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李鼎铭作为米脂县参议会的议长,他的主张受到众议员的拥护。在选举边区参议员过程中,中共米脂县委和群众团体,认真推选候选人名单进行竞选。当时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共产党员4名,国民党员1名,公正绅士4名。在公正绅士名单

  中有李鼎铭、贺连城③、马济川④、姬伯雄⑤。选举结果王震、马明方、李鼎铭、贺连城、姬伯雄、李健侯等均以多数票当选为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在延安隆重举行。这次会议是要进一步贯彻中共西北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五一施政纲领⑥,实行“三三制”政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参议会开幕式上,毛泽东主席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讲话,他指出:“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毛主席还批评了一部分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存在着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他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到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志。”“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数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中国的事情靠人民多数来做,抗日战争是这样,将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也要这样,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

  李鼎铭是第一次聆听毛主席讲话的,他内心非常激动,他

  觉得毛主席的话,说得实在,说出了共产党真心实意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的心里话,说出了真心实意与党外人士合作的心里话,他感到毛主席的话是极为鼓舞人心的话,他连连点头,表示极为敬佩。

  这次到会的正式议员188名,候补议员15名。在参议会选举中,经议员小组讨论,提出贺连城、白凤梧、马阁臣、徐特立、路志亮、谢觉哉、高岗⑦、安文钦⑧、张邦英、李鼎铭等10人为正副议长候选人。11月7日,大会选举议长,选举结果,高岗以152票当选,连任二届参议会正议长,谢觉哉以139票、李鼎铭以129票当选为副议长。

  大会选举结束后,在热烈的掌声中,李鼎铭先生拄着手杖慢步走上主席台,神采奕奕地发表了就职演说。

  他简要谦虚地做了自我介绍,他说:“我今年已61岁了,本来没有能力,加之衰病交加,十余年不出门了,纵然有点思想,也是闭门造车,不能出门合辙。今天大家选举我,我觉得惭愧得很,但是既蒙选举,自当勉尽绵力。”接着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政见。他说:“我是个无党无派的人,无党无派也有几等。一等是中立不移的,一等倾右的,一等是倾左的。我本来倾右,觉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对,转念又想我们常常笑人盲从,我说社会主义不对,究竟从何说起?于是找到几种社会主义的书,加以研究,才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在现在的世界,无论何国,非实现社会主义不可。中国今日强敌压境,资源薄弱,要实现社会主义,困难殊多,但当这生死存亡的时候,必须努力进行。不过这种努力要有一个路线,我站在无党无派的地位,一方面对共产党进几句忠告,一方面奉劝我们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人,大家都向一条大路前进。我想

  现在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就是团结二字。昨天大会开幕时,诸位对这团结,再三再四的致意,但是诸位先生指出的团结,究竟怎样做法呢?我想最好不要责备别人,先从自己做起。现在我们做到什么程度呢?我想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地步。我们从他宣布的施政纲领与‘三三制’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并不冲突,是根本上两党已经联合,加之‘三三制’共产党居三分一,其他居三分二;大家果能开诚相见,自然就团结了。但是共产党下面工作的人还有些做得不够。昨天毛先生讲的几句话,真叫我五体投地。他说我们施政纲领与‘三三制’,下面工作的人,还做得不够,他们仍旧拿一种闭门主义,不肯信任别人,把持包办,一意孤行。我想毛先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竟然把下面的情况说得这样清楚,说得是这样透彻,真是绝顶聪明。我希望诸位同志,大家化除成见,互相信任,互相亲爱,有些不对处,只责备自己,不要责备别人。把所有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都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抗战建国的事,自然就人人相信,人人相爱了。到了那时,我说几句旧话,就是孟子所说的:‘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肆,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今日王字是要不得了,但是断章取义,这个意义,还可用得。到了这样的程度,我断定大多数是和我们团结的,纵然有些少数不团结的,也没有关系了。这是我的第一个意见。

  “第二是经济问题。所有抗战建国的工作,都离不开经济。我们处在资源薄弱的地方,又加以连年灾荒,经济的困难,达于极点。但是无论如何困难,我们抗战建国的工作不能不做,因为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人人都应该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

  再说别的事。但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对于经济必须要有整个的计划,一方面开发资源,一方面避免浪费,用我们的力量,做我们的事,务使经济常有余力。我们看到,应当发展的事,就去发展。应当充实的事,就去充实,自然抗战建国都能成功。若是我们没有整个计划,常常人不敷出,处在经济压迫之下,将来政府与人民交困,前途的危险,何堪设想,这是我第二个意见。”⑨

  李鼎铭还在大会发言中指出:“……我们的精诚团结还很不够,许多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人,暗中不大相信共产党,而共产党员也有的不相信他们,我们大家应该更开诚布公地……”

  “共产党认真实行‘三三制’,我是无党无派的人,但被选为副议长了。”

  他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将来是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鼓掌)但是今天我们要大家团结像一家人,来进行抗战建国的事业……”⑩

  李鼎铭先生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充分表现了他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人民的政治热情,也表现了他与共产党精诚合作的忠贞态度和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先生的民主参政,建设边区的远见卓识,成为各级党外人士团结抗日的榜样。

  11月15日边区参议会上,根据大会议程安排,选举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选举中,经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名,事先由各议员小组提出政府主席候选人为林伯渠、李鼎铭、高自立、南汉宸(11),大会以不记名秘密投票方式进行选举,结果林伯渠以184票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以123票当选为边

  区政府副主席。

  11月16日边区参议会上,李鼎铭先生向大会提出:“以本身现已任议长席,昨日又被大会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依法不克兼任,何去何从,依大会意见是遵。”经大会表决,李鼎铭先生任边区政府副主席,遗副议长席自由大会补选。选举结果,安文钦先生当选为副议长。(12)

  1941年11月22日上午9时,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出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和16位政府委员,在参议会礼堂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到会的边区各厅、处全体工作人员及来宾千余人。林伯渠主席领导全体政府委员举手宣誓:“誓以至诚,执行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之施政纲领及其决议,谨誓。”(13)宣誓完毕,每位政府委员在就职誓词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从此,李鼎铭先生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重任,以一颗赤诚的心,与共产党真诚合作,直接参加了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开始谱写团结抗日、建设边区的历史新篇章。

  注: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12月版,第708页。

  ②摘自1941年11月9日《解放日报》第4版。

  ③贺连城(1890—1958),陕西省米脂县城关人。辛亥革命前在三原宏通书院读书,后入北京政法大学。曾任榆林道尹公署科长、延长县县长、国民党八十六师军事法庭法官、甘肃凉州禁烟局长、宁县县长、陕西省政府秘书、米脂县教育科长等。在旧政权中反感逢迎,不愿贪赃枉法,延长、宁县两任均负债丽返。担任军事法官时,厌恶对“犯人”严刑拷打,弃职回家。受杜斌丞赏识,举荐为省政府秘书,在杜斌丞影响下与一些共产党员来往,民主思想逐渐浓厚。后在家乡任职,拥护共

  产党抗日主张。1941年当选为米脂县参议员,出席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被选为边区议员,对教育工作颇有见解,后任边区教育厅副厅长、厅长。建国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副部长。1952年加入民主同盟会,1954年任陕西省司法厅副厅长、厅长,1958年病逝。

  ④马济川(1900—1977),原名马汝辑,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村人。192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在校加入进步团体“共进社”。1925年毕业,返榆林中学任教员、教务主任、校长。1926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任绥德第四师范校长。聘任许多共产党员任教,以此掩护中共陕北特委负责人开展活动;抵制国民党反动教育方针、措施。年终被省教育厅调令到西安软禁。当局指责绥师赤化,诬蔑马“称霸一方”,他昂然回答:“我一不侵人田产,二不占人妻室,何以为霸!”他被无端判刑3年,一年后被杜斌丞营救出狱。因蹲狱与党组织失掉联系。1932年赴兰州女子师范任教;1938年返回米脂,任民众教育馆馆长。1940年陕甘宁边区米中成立,他任校长,精心办学,成绩卓著,毛泽东、周恩来赞扬他办学有方。1946年任延安行知中学校长。1948年任延安大学教研室副主任,重新入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副校长、甘肃省文化厅副厅长、文化局局长、省政协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蒙冤致死。1978年7月20日彻底平反,在兰州华林山举行追悼会。

  ⑤姬伯雄(1898—1996),陕西省米脂县人,1921年榆林中学毕业后,返乡任教,与刘澜涛、安子文、常黎夫、尤祥斋等进步师生进行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去职。1928年赴西安任杜斌丞秘书。1931年委任甘肃省靖远县禁烟善后局科长。1935年回米脂县任教育科长,为推动当地教育事业不遗余力。期间他多次掩护革命同志,并发动了驱逐反动县长等活动。1941年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与李鼎铭等9人联名写了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得到高度的评价。1946年出任边区政府工业局副局长,同年入党,后任米脂县县长。1948年任边区政府交际处副处长。1949年榆林解放后,担任陕北工业学校校长。并创办了榆林

  毛纺厂和制革厂。同年赴京出席首届全国政协大会,并参加了开国典礼。1953年工校改为农校,他连任校长。1965年起任榆林县政协副主席,并任省政协委员。1984年离休。1996年春以99岁高龄辞世。

  ⑥五一施政纲领是1941年5月1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文共21条。纲领宣布:团结边区内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此外,纲领还对“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一切抗日人民的自由权利以及各方面工作的基本政策作了具体规定。

  ⑦高岗(1905—1954),原名崇德,字硕卿,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幼年时在米脂县龙镇小学读书,后入横山县第一高等小学堂。1925年春曾与曹动之一道带领学生罢课,史称“一高学潮”。秋转入榆中学习。1926年春进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经史胜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因和高鹏飞等在西安张贴标语,秘密运送枪械弹药,被敌人发现,由校长史可轩(共产党员)通知高,随即化装逃离西安回横山。后去甘肃当兵,也被敌人发现,幸得教师李文清的保护,重回西安,联系上原榆中校长杜斌丞,赴延安做地下工作。1930年春,奉刘志丹命,打入国民党驻宁夏十一旅搞兵运,任学兵连连长。次年8月,率部投刘志丹和谢子长领导的工农红军,担任第二大队队长。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失败,高岗回到陕北后恢复了红二十六军的建制。7月28日,去西安参加省委会议,杜衡叛变,会场被敌包围。高力战冲出重围,化装成木匠摆脱追捕,回到陕北。1935年,高岗先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前敌总指挥、政委,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组建陕北、关中、陕甘三路游击队,发动土地革命。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共建了二十八军。1936年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及内蒙二路骑兵总指挥和工会主任。抗日战争时期,高岗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党委书记、参议会议长、八路军留守兵团政

  委、延安宪政促进会理事、中共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等职。1949年9月21日,在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1年10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3年儿月,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期间,与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互相呼应,进行一系列反党活动,因此于1954年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揭露和批判了他与饶的问题。1954年2月,中央分别委托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了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多次给予帮助,但高岗仍不醒悟,于农历8月15日服毒自杀。1954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将高岗开除出党。

  ⑧安文钦(1874—1962),字景远,陕西省绥德县人,清末秀才。曾两次赴日本进行实业考察。

  他热心地方公益事业,首倡修建无定河大桥和中山礼堂,还同李子洲等进步人士拆庙办新学堂。他淡泊名利,拒绝国民党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和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聘任做官。他仗义执言,光明磊落。1937年积极参与同国民党顽固派何绍南的斗争。他热爱共产党,坚决支持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多次当选为绥德县参议员,绥德警备区副议长,陕甘宁边区第二、三届参议会副议长。1944年6月,中外21名记者到他家采访,记者问:你是大地主,为什么拥护共产党?他回答说:“共产党实心抗日,真格为老百姓,我为什么不拥护呢?”在土地改革中,他主动向政府献出300垧土地。但在“左”的土改路线干扰下,他被“扫地出门”。毛泽东得知后,立即指示保护他,还叫林伯渠代他向安文钦老先生道歉。

  全国解放后,他当选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开会期问毛主席专门接待了他。安文钦是‘三三制’的楷模,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⑨摘自1941年11月21日《解放日报》第4版。

  ⑩摘自1941年11月21日《解放日报》第4版。

  (11)南汉宸(1895—1967),山西洪桐人。参加过辛亥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从事中共的秘密工作和统战工作。1927年冬参加领导皖北暴动。1930年在杨虎城任主席的陕西省政府任秘书长。1932年冬因南京政府通缉离职。后在天津、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在西北做团结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反蒋抗日工作。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边区政府委员及财政厅厅长。建国后,历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

  (12)摘自1941年11月22日《解放日报》第3版。

  (13)摘自1941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第4版。

  二、勤政务实调查研究

  李鼎铭先生从1941年11月15日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以后,以主人翁的态度,勤政务实,参与政府工作。他虽年已六旬,但身体力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一方面到基层宣传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一方面掌握基层情况,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在他任职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就和边区参议会领导带领考察团到绥德、米脂搞调查研究。

  1942年1月12日,李鼎铭副主席和考察团冒着雪后道路泥滑的危险,乘车从延安出发来到绥德。绥德县党政军民学千余人,在绥德师范礼堂举行欢迎高议长、李鼎铭副主席大会。高议长讲话说:“这次来警备区,首先要看参议会通过的决议案:如施政纲领,人权财权保障案,精兵简政案执行得怎样,发生什么问题,以便在参议会驻会委员中提出讨论。”李鼎铭副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登台演讲:“自边区参议会到现在,我

  将耳闻目见的告诉大家。”然后他以循循善诱的口吻说:“我在参议会上听到了毛先生(毛泽东一笔者注)的讲话,说中国社会是两头尖,当中大的菱形社会。必须要和‘大肚’①团结,‘三三制’就是要和‘大肚’联系,共产党人应和其他人士开诚相见,不以为自己是主人。无党无派的人,也不应该采取旁观态度。我在政府里几个月来,没有看到党员和非党员的差别,相反,他们非常尊重无党无派的人士,因此,我也不敢以‘外人’自居,而要站在‘主人’的地位了。我并不是为共产党宣传,而确实是共产党并非虚伪、诳骗,我也是‘大肚’阶层的人,在保证人权的条例中,正和我们的要求差不多,所以有些干部的旧成见,也要消除。”李鼎铭最后提到“三三制”的实行时,他说:“必须打消主观主义和本位主义,要站在客观的地位考虑问题,服从全局的利益。现在全世界公敌是法西斯,所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都要在一条战线上打倒公敌。”②

  李鼎铭的讲话阐明了共产党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战建国。

  1月13日,李鼎铭回到米脂,党、政、军、民各界人士均感到格外亲切兴奋。一是因为他是本县人,二是原任米脂县参议长兼任县政府其他职务还没有免,加之他在米脂德高望重,所以每天来访者、请安问好者络绎不绝。党政军干部多往汇报和请示工作。也有询问中央和边区政府的以及国内外形势的。李鼎铭总是以诲人不倦的精神,热情接待,所提问题一一作出解答。每天几乎谈到深夜,但他毫无倦容。28日,米脂各界干部在东街小学礼堂举行欢迎大会。李鼎铭首先代表边区

  政府向常年战斗在基层的党政军干部致以崇高敬意,并通过与会同志向全县人民问好。接着李鼎铭讲话,首先告诉大家:“一是边区参议会通过的五一施政纲领,政府要切实执行,尤其是对于‘三三制’和保障人权、财权各项特别注意。我们向来在地方上最为惶惑不安的就是感觉到党员专权,我们的生命财产似乎无保障,今天请大家放心,就‘三三制’来说,边区政府里却从未感到对我不信任或者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界限。总之,无论党员与非党员,有什么地位就有什么实权。至于保障人权财权的条例,政府已经公布,一定要彻底实行,叫人人都得到安居乐业。二是参议会通过的精兵简政,这是我的提案。我说出的,我决不能自食其言,一定要实心实力地执行,但精简的意义并非减少军政的能力,重在避免浪费,提高质量,总叫军政更加健全,人民的负担不至于过重。”最后他怕大家有疑虑,又说:“今天我说的话大家不必疑虑。现在林老(林伯渠一笔者注)、高议长率领巡视团在冰天雪地里进行考察,是要把各种主张贯彻到底。如果政府考察不到之处,还希望大家随时向参议会或政府反映意见……”③李鼎铭的讲话,使大家排除了过去工作中的疑虑,真正吃透了五一施政纲领的内涵,坚定了把政府的政策贯彻好执行好的决心。

  李鼎铭这次考察不仅在绥德、米脂与党政军干部座谈,还专程到地主集中的米脂杨家沟进行调查,召见当地绅士,同他们讲边区政府的五一施政纲领,讲共产党实行“三三制”的宗旨与决心和他在延安的观感。同时畅谈国内外形势,虚心倾听绅士们的意见,大家畅所欲言,气氛十分活跃,消除了绅士们过去思想中的疑虑,得到了绅士们的拥护和称赞。

  李鼎铭在米脂期间,同地方干部谈心,参加各种会议,交

  换意见,指导工作,帮助地方干部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积极支持和帮助移民;提倡鼓励富有者与穷人合伙投资;向内地搬迁,要求地少人多的绥德分区,有组织有计划地迁徙移居。

  李鼎铭这次离开米脂返延安时,把全部家产交给当地政府,把家属接到延安。李鼎铭的这一举措,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在他返回延安的第二天(3月21日),毛泽东主席派专车把李鼎铭接到杨家岭,亲切地接见了他。当问他搬家的情况,他说把家产全给了当地政府时,毛主席说,留一点儿吧!李鼎铭说:“一点也不留了。”毛主席哈哈大笑地说:“你真是开明人士。”在绥德、米脂两个月的调查研究,他高兴地看到了边区的新气象,同时也了解到基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3月23日,《解放日报》记者专访了李鼎铭,在谈关于绥德警区观感时,李鼎铭特别指出:“三三制”在警区实行情况,绥、清、吴三县政权尚有新的气象,县乡参议会亦初具规模,“三三制”在开始实行。谈存在的问题时他说:“惟对‘三三制’的真义,了解还很不够,旧的作风依然很少转变。干部程度不齐,一部分土地革命时代的老干部,工作方法还是老一套;关门主义,包办作风浓厚,对于人权财权的保障,做得更差,不时有随便逮捕人禁闭人的事发生。土地纠纷和在边区境内的‘挡粮’事件,仍未能彻底解决。分区虽辖五县,但因专员兼县长,事务纷繁,实际上照顾不周,行政组织的调整,专员是否兼县长,值得考虑”。④3月22日晚,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处及中共西北局四机关,在参议会大礼堂举行欢迎李鼎铭副主席赴绥、米归来和边府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⑤、教育厅副厅长贺连城就职的盛大晚会上,他以深沉的语调讲述了两个月的绥、米观感,再一次指出:“下级干部对政

  策了解太不够”,“绥德专署兼县政府,行政机构上值得考虑”。他特别强调:“应号召警区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互助协作,移民到边区内部来开荒,确认他们的地权,以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⑥

  李鼎铭副主席通过对绥德、米脂的调查,对边区政府三个月的工作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打算提出了自己的意见。4月6日召开的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到会委员有李鼎铭、贺连城、柳浞、刘景范、高步范、霍子乐、高崇山、毕光斗。会上李鼎铭副主席说明这次会议任务有两项:一为检查政府三个月工作之得失,二为确定今后工作计划。提出了一些缺点:“五一施政纲领”及“精兵简政”系经边区参议会通过,交付政府执行的两个重要决议,三个月来,边区政府已经坚决地为执行这两个决议而努力,如“三三制”的推行,县参议会的提高改造,保障人权、财权条例之颁布,政府各级人员之编整等。在执行过程中,却还远未达到令人满意之境。“实行‘三三制’,把数字摆出来是容易的,但主要的却在贯彻‘三三制’精神。”李副主席说:在延安,他感到党员与党外人员之间,全无隔阂;在下边各县却远非这样。“党员依然多以主人自居,事事要包办,党外人士也自以为是在作客,不肯多说话,讲了话也未必被采纳。”“人权、财权保障条例虽已公布,然而下级政府任意捕人、捆人、处罚人的现象,仍然时常听到看到;自己的财产自己做不得主,或不依法律横被没收的事情也有。”关于施政纲领里的宽大政策,李鼎铭副主席指出下边执行时也发生错误:“对善良人民未必宽大,对罪犯土匪则轻轻易易地以关几天禁闭、戴纸帽子游街释放了事,这样的宽大政策,只是鼓励了那些怙恶不悛的歹人。”最后,他特别

  指出:精兵简政在执行过程中好像失去了他最初在参议会上提出本案的原意。“我受人民委托,我当然要替人民讲话,但今天正处在非常时期,不顾军政,则人民利益亦谈不到,为了兼顾军、政、民三方面,所以才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目的是提高军政质量,建立工作系统与工作秩序,消除紊乱现象,以提高工作效率。而决不只是裁减人员,更不是为了削弱力量。”⑦李鼎铭副主席通过调查研究,对边区政府的工作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向委员们作了较全面的介绍,指出了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

  政府根据调查情况提出进行第二次简政,制定“简政实施纲要”,修改或重新草定:《土地租佃条例》《征粮条例》《各级政府组织条例》《政务总则》《政务人员规约》《干部管理通则》,制定《移民条例》、开荒计划等。李鼎铭副主席的调查研究,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对边区行政机关进一步贯彻五一施政纲领和精兵简政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受到党内外人士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注:

  ①“大肚”是指中间阶层的人士。

  ②摘自1942年1月20日《解放日报》第4版。

  ③摘自1942年2月9日《解放日报》第4版。

  ④摘自1942年3月24日《解放日报》第4版。

  ⑤霍子乐(1898—1967),绥德人。1937年12月,八路军陈奇涵司令员率部进驻绥,霍子乐积极倡导为八路军募捐寒衣代金,并带头捐助银币2000元,为全县之首。1938年,日本侵略军在黄河东岸炮击宋家川,河防吃紧,霍子乐又倡导地方募捐抗战资金,并带头同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斗争,将筹集的2000元捐款全部交给陈奇涵司令员作为购

  买军需给养之用;他又利用自己家中经营的商店,为八路军购买布匹,代购粮草。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发出了“限制异党活动案”的指示。何绍南如获至宝,煽动地主栾文山组织请愿团,假借民意,向四处拍电报、发请愿书,要求八路军撤出绥德。霍子乐反其道而行之,组织进步人士,起草了真正代表民意的请愿书,并发重庆、延安及全国各地,说“共产党抗日有功,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该撤离”。由于霍子乐同陈奇涵、王震的关系密切,致国民党地方当局大为震怒。国民党陕西省密电何绍南逮捕霍子乐。中共中央获悉电文,通知绥德警备区保护霍子乐的安全。警备区保护了霍子乐40多天,才使何绍南的阴谋未能得逞。1940年,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三三制”抗日政权,成立了边区参议会。霍子乐被选为参议员。先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建设厅副厅长、厅长,农业厅厅长等职。全国解放后,他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副秘书长,政协陕西省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陕西省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7年病逝于西安。

  ⑥摘自1942年3月25日《解放日报》第4版。

  ⑦摘自1942年4月7日《解放日报》第1版。

  三、精兵简政为党分忧

  1941年和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獗、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也是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由上升转入下降的阶段。

  1941年6月22日,德国在欧洲占领了14个国家后,发动了侵苏战争。同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接着,日本又袭击英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基地新加坡等,抢夺了美、英等国在太平洋的很多殖民地。战争初期,德国和日本都取得了暂时的优势,这对

  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空前扩大,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卷入战争。1941年1月,以美、英、苏、中四国为首的26个参加对德、意、日12个作战的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共同反法西斯战争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是中国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有利条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变为它在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以解决扩大侵略战争所带来的兵力、财力不足的困难,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便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梦想迅速灭亡中国,因此,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了疯狂进攻。日本侵略者集中其侵华兵力的75%和几乎全部伪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散布鼠疫病菌,施放毒气,残酷地制造无人区,妄图摧毁解放区。据统计,1941年和1942年的两年中,日军仅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的达174次,比前两年增加了三分之二,使用总兵力达到83万多人,比前两年增加一倍。

  蒋介石集团在美、英参战后,便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英身上。因此,他们继续加紧反共摩擦。国民党政府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褥等物资,而且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外界对边区的援助。

  由于日、伪、顽对解放区的扫荡、封锁、进攻和夹击,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解放区陷于严重的困境。人民力量从1941年起开始下降,八路军由1940年的近40万人减少到1942年的30多万人,新四军由13.5万人减少到11万人,解

  放区人口也从近1亿下降到5000万以下。当时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存在着“鱼大水小”的矛盾。陕甘宁边区有人口150万,其中脱产人员,到1941年,已由1938年的1.6万人增加到7.3万人。随着脱产人员逐年增加,群众的公粮负担自然也逐年加重。1938年公粮仅为1.5万石,1939年增至6万石,1940年上升为10万石,1941年则剧增至20万石。这样,群众负担过重,便产生了不满情绪,以至发生了“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的轶闻①。陕甘宁边区民力、物力、财政经济更为困难,曾经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穿,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盖的境地。这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坚持,抗日根据地能否巩固和发展,成为我党和政府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人民的负担,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法规》中提出要“珍惜民力”。

  林伯渠在写序中,用历史故事阐述珍惜民力的道理,他说:“中国古代,楚国有个马夫百里奚,善于喂马,肥而不死。秦穆公闻其贤,以五张羊皮换到秦国,问他喂马之道,他答曰:‘惜其力,食其时,心与马而为一。’又问他治国之道,他答曰:‘惜其力,用其时,心与民而为一。’遂被拜为宰相,秦国大治,以奠始皇统一六国之基。”林伯渠引申说:“今陕甘宁边区,即古秦国之地,当兹抗战建国之时,对于动员人力物力应备加爱惜合理,不可过于疲竭,劳逸不均。”他借古喻今,颇多启发。

  1941年,米脂实行“三三制”政权。10月,李鼎铭被米脂县第一届参议会选为议长,并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

  员。11月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参议会。在抗战极度困难的日子里,李鼎铭联想到汉高祖之成,是在关中推行精兵简政的史实,在目前困难时期也应该精兵简政,他说:“共产党组织群众争取在几年内打败日本人,任务不为不重吧!可是物资呢?被敌人封锁得紧紧的,而吃饭的人头却不见少,前方扩军,根据地增员,人浮于事,鱼大水小啊!这一身臃肿,怎么能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呢?”他告诉友人李健侯:“我过两天去延安,参加边区参议会,要见到毛主席了,我打算在会上给共产党提出精兵简政了。”李健侯说:“鼎铭兄,莫怪我直言,你是米脂县的议长,你可是有田有房的团结对象,精兵简政这话好说吗?”李鼎铭说:“共产党真诚待我,我也应当以诚相待。”李健侯说:“你提的问题可不小呀!你想如今是战时,敌人用强大的兵力打我们,你却提出精兵简政,不是往人家痛处说吗?人家不腻耳吗?鼎铭兄,你要三思而行。”李鼎铭说:“我话到舌根,不说不痛快呀!”李健侯再三嘱咐其到延安看情况而定。

  1941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对于如何克服困难,成为重点议题之一。在会上,受我党“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号召的启发,李鼎铭说:“抗战五年了,根据地消耗很大,老百姓的日子相当苦,人员不裁,机构不减,老百姓负担势必加重,其实抗战胜利,不是今朝明日之事,还须做长期打算,这样鱼大水小,更是燃眉之急。所以,以我陋见,精兵简政必须提到日程上来,这是件不可忽视的大事呀!”

  当时,李鼎铭的思想压力也很大,在酝酿过程中,有些议员不赞成甚至持反对态度,这些议员一怕被国民党利用,二怕削弱共产党力量。也有人劝李鼎铭别冒这个风险:参议会能不

  能通过,共产党会不会采纳,弄不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李鼎铭看到目前抗战处于极端困难的实际,内心极为忧虑,经过反复考虑:国难当头,我怎能计较个人得失,难道我就没有责任为战胜困难、共度难关献计献策?他提出了“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之经济紊乱之现象”的提案,提案认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提案提出办法:

  一、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

  二、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人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

  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病残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为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

  四、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

  五、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②

  提案提出后,在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一些人认为,在抗日救国的紧急关头,在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解放区进攻的节骨眼上,提出精兵简政,是削弱自我,自取失败,觉得不可理解。一些议员说:“李鼎铭把边区的苦情说得重了吧!共产党实行减租减息,大家的日子过得也不错,为了抗战的胜利承受

  点负担也算不了什么,我不相信会有什么怨言。按李先生说的,兵也裁了,机构也简了,不等于拱手引日本鬼子进来吗?”一些人背地里说:“李鼎铭的大儿子还在国统区,李鼎铭动机可疑,明明是冲着共产党,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嘛!”但大多数人认为,李鼎铭有胆有识,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对于李鼎铭先生精兵简政这一提案,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赞赏,毛泽东主席立即把提案一字一句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批注道:“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③毛泽东还亲自找李鼎铭谈话,进一步征求他的意见。为了统一思想,毛主席亲自参加了讨论会,并在会上关于精兵简政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毛主席说:“听了李鼎铭参议员精兵简政的提案,真是受益不浅,李鼎铭先生提得好,我们的物质困难越来越厉害,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第一是精兵简政,我们的庞大机构是不适应战时情况的,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今后根据地还会缩小,我们的机构不能像过去那样庞大,要变一变,变得小些,更扎实些,并不是坏事,那个孙猴子化为一个小虫,钻到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了,把她战败了。目前,我们还有若干同志处之泰然,不大戒备,我们劝这些同志有引起注意的必要,李鼎铭参议员提案好得很,我们要当做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策向党政军民各部门提出来,并加紧实施。”

  “精兵简政”经陕甘宁边区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财政提案第六案(编号第81号)的审查意见:“交政府速办”。大会以165票多数通过审查意见。当时中共中央把“精兵简政”列为抗日根据地克服困难的十大政策之一,在陕甘宁边区率先认真贯彻执行。

  1941年11月22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闭幕之后,边区政府就把精兵简政作为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1941年11月27日下午2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主持召开了边区政府首次政务会议,专题讨论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问题。李鼎铭副主席首先就精兵简政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了反复的阐述,针对一些同志对精兵简政的疑虑作了耐心的解释。李鼎铭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团结全体抗日人民,这是边区政府的神圣职责,我们政府要言行一致,树立信义作风,履行精兵简政,为的是保卫边区、建设边区、壮大抗日力量,克服困难,迎接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自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以来,加上连年灾荒,本来就不富裕的边区就更困难了。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克服困难。两年来,政界、军界负责人都在想办法。本来我在家里时就想提出两点提案,但当时我还有点害怕,参加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听了毛先生(毛泽东)的讲话和林老(林伯渠)在政治上的指示,我才明白,才提出我个人的意见。在当前抗战救国之际,只有实行计划经济,开源节流、精兵简政,在政治上可以增强抗战力量,经济上可克服供需矛盾。”李鼎铭副主席特别强调,“要实事求是,将我们的收支计划提出来,按我们的力量办我们的事,不紧要的机关应予归并。提高军政人员质量,减少数量,压缩支出,这是我们政治走上轨道的重要办法。”林伯渠主席对李鼎铭副主席的发言做了肯定,他说:“参议会提出精兵简政,言行一致,李老(指李鼎铭一笔者注)已说得很明白,主要是提高政府威信,提高工作效率。方才李老讲有许多中层人士对我们误解,方法原则也是李老订谋,各位也都赞成的,其办法设立一编整委员会。会议根据边区各政府机构

  存在着‘头重脚轻’,不够灵活,制度不健全,工作效率不高等现象,会议决定由周文、周兴、南汉宸、刘景范、高自立组成编整委员会。首先调整各级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为此,边区政府发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的多次训令和指示,明确指出,当前的任务是把各级机关过多的人员尽量缩编,边区一级人员(包括干部和杂务人员)减去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对被调整人员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得其所。大部分用以加强区乡级行政机构,把多余的机关加以裁减或归并,做到精干、灵活。”12月中旬,编整委员会提出整编方案,李鼎铭协助林伯渠制订了陕甘宁边区县政府、区公署和乡政府三个组织暂行条例,以便为进行精简和整编时所遵循。

  为了把精兵简政工作落到实处,引起解放区全党全军和各根据地人民大众的重视,12月5日下午1时,边区政府在延安市交际处宴请新闻界、文艺界发表谈话,阐述边区新的施政方针,20多名记者到会。在林伯渠主席讲话后,李鼎铭副主席阐明实施“精兵简政”的重要意义。他自称来自民间,以无党无派的立场,将民间所见所闻略为申述,过去边区头大脚小的行政机构,应迅速调整,否则不能建立亲民政治。并讲:“一切工作要深入民间,不然都是空的。”关于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原则:一为“开源”,一为“节流”,而“精兵简政”尤为实行节流的有力方法,但“精兵简政”,要在不妨碍抗日建国的原则下求得实行,并非消极的减兵简政,而是要求在纷繁的政治机构上,质量胜过数量,积极提高工作效能。最后李鼎铭副主席例举汉高祖约法三章,实行政简轻刑,取得成功的故事,证明今天在边区行政也应简明,老百姓才易于了解和接受,以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

  经过一系列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后,陕甘宁边区于1942年1月开始了第一次精简。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共裁减合并骈枝机构百余处,建立了集体办公制度,精减了各级政府工作人员1598人,占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总数的24%。其中有300余人下乡加强基层政权,其余的送去学习或转入生产第一线。但是这次精兵简政并没有彻底地贯彻到全部工作中去,只能说在“编”上做了一些工作,还未做到切实的“整”。在组织机构上还显得头重脚轻,干部没有适当调整,工作制度尚未正规,政务尚繁而又有些不切合实际的情形,在工作联系上,上级的领导不够具体,检查不够深入,下面是不完全了解政策法令,有些工作方式是与指示相反的一套,形成一些上下不通气和工作脱节疲遢现象。为了切实搞好精兵简政,边区政府于1942年5月7日至10日召开了第二次政府委员会,检查政府工作。这次会上刘景范同志代表编整委员会对精兵简政进行了总结,他肯定了四个多月来的成绩,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林伯渠主席在这次会上说:“在新政权建设途中缺点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暴露缺点。但同时我们对克服缺点要有信心。”他强调指出:“以后要把安定民生,发展经济,健全民主,加强自卫几方面多做些具体工作,而完成这些工作的关键,就在于认真实行‘精兵简政’。”接着李鼎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们编整委员会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实际效果很小,编整工作还要继续进行,并应联合中央机关及留守兵团各系统共同进行,方可见效果。”因此,他建议邀请党、军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编整委员会,统一编整。经过与会同志对存在的问题讨论,边区政府委员会决定进行第二次精兵简政。并作出决议:为了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函请中共中央军委、西北局各派一

  名代表,与边区正副主席和各厅处院长等共同商讨成立编整委员会。5月14日,边区政府成立了总编整委员会,以林伯渠、李鼎铭、李富春、叶剑英、谢觉哉、陈正人、肖劲光等7人为委员,并决定由林伯渠、李鼎铭主持总编整委员会工作,周文为秘书长。决定在总会领导下,各系统成立分会,并做出编整方案交总会讨论、决定并贯彻实施。5月20日,边府召开了边区政府一级干部动员大会。林伯渠在动员会报告中进一步阐明精兵简政的意义,指出精兵简政决非一般的“减兵裁员”。“精兵”乃使每一个战士以一当百,成为模范的抗日军队;“简政”乃使各级机关不致庞大复杂,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他号召青年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到基层去工作。林伯渠说:“知识分子干部,如多数集中边府一级,不把县区工作做得更好些,即实际上还是等于空着一样。”同时还向将要去基层工作的青年干部提出四点希望:(1)牢牢掌握政府的政策法令,深人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为群众排忧解难;(2)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学习他们的经验,提高他们的文化;(3)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4)勿做钦差大臣,要甘当“小学生”。接着制定了《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和《实施方案纲要》。6月11日,林伯渠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专题论述了“精兵”和“简政”政策的关系。要求:在部队方面,实行“精兵”政策,以加强武装力量;关于“简政”政策,基本上要使政府机构灵活、轻便,以便发挥政权工作在抗战中的最大效能。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第二次精兵简政于1942年8月结束。通过编整,基本上做到了“紧编上级,加强下级,政事分开,合署办公”的要求。增加了县政府的权限,一县之内应兴应

  革、干部培养与配备、调支经费都由县府决定。但是,由于精兵简政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加上一些单位的领导对精兵简政意义还理解不深,重视不够,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和教训:如单纯着眼于裁并骈枝机构,缩减人员,未能从改革体制、健全制度、整编机构和提高效能上整体考虑与全面安排,加之欠缺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因此这次精简也不够彻底。9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整顿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9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撰写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深刻地论述了精兵简政和当前抗战形势的关系,并指出:“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依照中央指示,策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做一个极为重要政策看待。”毛泽东主席针对全国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提醒全党同志务必高度重视。他严肃地告诫:“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④毛泽东主席还拟用天气变化与增减衣服的事例,说明我们的机构庞大,同冬天穿上棉衣一样,到了春天,必须脱去冬衣,这样才能轻装上阵,同敌人进行斗争,争取抗战的胜利。毛泽东主席的这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中央提出精兵简政的根本理由,深刻阐明

  了贯彻精兵简政政策的紧迫性和重大意义。这两个文件对扫清干部群众对贯彻精兵简政政策中的思想阻力,为深入开展精兵简政,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根据中央“九一决定”和“九七社论”,边区政府从1942年8月底开始到1943年底,又进行了第三次精简。为了更好地进行第三次精简,边区政府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并于1942年8月底至9月2日召开了第33次政务会议,专门讨论边区政府系统的精简问题,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实施纲要(草案)》;吸取了第一、二次精简的经验教训,重新调整了边区简政委员会,仍以林伯渠为委员并主持了会务,这就为第三次精简作好了组织上的准备。为接受前两次思想工作欠缺的教训,边区政府于1942年9月10日召开关于检查、总结政府系统两次精兵简政工作的动员大会。林伯渠在动员报告中,详细认真地总结了两次精兵简政工作的缺点,提出了简政的目的是:政权机构一元化;组织精干,以少数人做更多的事;工作效率提高等。强调说:“这次一定要彻底做好,政府已专门组织了简政委员会,可是还需要上下一致,进行工作检查,来完成这项任务。”动员会后,从9月11日至17日,边区一级机关就前两次精简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随后于9日18日至26日又召开了各分区专员、县长及区乡干部简政座谈会,李鼎铭和林伯渠每日都亲临指导会议,李鼎铭在会上说:“精兵简政不等于裁兵减人,它的要意,乃是为了增强我们抗战的力量,度过难关,争取最后胜利。”

  不久,毛泽东主席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说:“这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

  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1942年12月4日,边区召开了第三次政务会,李鼎铭副主席作了《政府八个月工作与简政方案》的报告。他首先肯定了边区政府在实行精兵简政加强民众武装;贯彻“三三制”建立制度;安定人民生活,发展经济建设;加强财政工作,厉行节约;加强教育行政;减轻负担和司法等七个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了工作中还存在着:精兵简政还未完全实现,机关部队因为政府照顾不够,还有许多违背政策的现象不时发生。肃清太平观念不够。司法工作对地方人民的风俗习惯缺乏了解,案件处理不够迅速。上级政府对下级工作没有经常检查,职责规定不明、权限不清,以致领导不统一,政令不统一,各机关多各自为政,各行命令,以致下层执行中往往不免互相抵触;县政府各科未能统一于县长领导,政府在各行政区之附属机关也不大受地方官之领导。司法工作还存在有与政府脱节的现象。人事方面,上层多而不精,下层又不够强,奖惩制度未曾确实,作风上还有些事务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等现象,妨碍了工作效能的提高。乡政府未曾设文书,工作还没有更进一步加强,特别对于乡政府的作用与地位认识不够。在军民关系上,忽略了一切服从战争的原则,忽略了军队的困难,因之对军队的爱护和拥护不够。“三三制”推行上,虽已有了成绩,但对经验的检查总结还差。节约问题上只引起注意,实际效果很少。李鼎铭副主席指出缺点所以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精兵简政政策没有贯彻,并申述简政之任务在于继续过去的成绩,纠正现有的问题,以达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之目的。同时,他号召贯彻简政委员会所提出的《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⑤

  1943年,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由林伯渠和李鼎铭签发的

  《修正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组织条例》《各级政府干部管理通则》《政纪总则》《政务人员公约》《奖惩条例》《简编方案》等条例条令,为边区实行精兵简政的原则和措施,作了具体的规定。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在边区政府和林伯渠、李鼎铭坚持不懈的努力下,通过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充分准备,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三次的精简,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终于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总计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35个减至22个,工作人员由469人,减至279人,减少40%以上。边区政府以下的各级政府机关的精简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精简下来的人员一是转入生产,充实下级机关;一是送往党校和各种干校,对他们继续培养提高。1944年1月7日,边区政府委员第四次会议上,李鼎铭副主席做了简政工作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在精简问题上,我们做到了业务精简,机构精简,人员精简。实行了生产第一,实行了教育第二。克服了“以上代下”的工作方法,调动了下级干部的积极性。解决了边区政府头重脚轻的积弊,达到了政简民便的目的。

  在统一领导问题上,政治方面做到政策法令已完全统一,命令指示也已基本统一。克服了组织、人事上的混乱现象。

  反对官僚主义问题,改善了领导作风,实现了首长负责与群众结合,克服了官僚主义,一切都日新月异。

  在提高工作效能问题上,掌握了政策方向的领导,贯彻“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力针。集中力量生产,使工作效率得到了大大提高。

  在节约问题上做到了“开源”“节流”“厉行节约”,实现

  了减少民力,粮食自给。

  李鼎铭在总结中进一步指出:“曾经有过那么一些人,他们非常害怕精简机构政策,他们不懂得这是一个重要政策,是边区的十大政策之一,因之他们就到处造谣说什么‘共产党的精简政策就是排挤非党人士,就是实行一党专政的准备’,企图以此一举两得,破坏我们的团结,又破坏我们的精简政策。但事实证明了这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已经不是根据他们的愿望,而是根据人民自己的意志,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将这个精兵简政政策坚决地实现了。”

  李鼎铭副主席还强调:“为了今后的需要,我们必须把精兵简政向前推进一步,把与发展生产、提高军事、继续防奸三大中心任务联系起来,与其他各种政策联系起来。我们首先要在政府系统中把它贯彻到底。同时希望军队与机关、学校也继续贯彻它。为着全世界打倒法西斯强盗,全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努力,我们的工作还应加强,我们还应从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五个方面,做我们尚未做得彻底的工作。”⑥

  李鼎铭副主席倡导的精兵简政,是在抗日战争的危难关头,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度过难关,准备胜利反攻的重要政策和措施,成为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他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这是李鼎铭先生对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贡献。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1945年二届二次参议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前年冬季,李副主席提出的精兵简政政策的精神,公布简政实施纲要,纠正了政权制度上的各种旧型正规化偏向,从而确立了领导一元化的体制,反对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提高了工作

  效能。”1944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也高度评价了精兵简政这一提案。他说:“‘精兵简政’这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李鼎铭先生提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精兵简政”倡议,使我党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时期,取得了伟大成就,李鼎铭先生安邦治国之谋略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刻在亿万人民心中。

  注:

  ①1940年6月3日下午,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间电闪雷鸣,小礼堂一根柱子被雷击断,延川县代县长李彩荣触电殒命。与此同时,雷电还打死农民一头驴,这个农民借故发泄对负担过重的不满,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这件事发生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下决心解决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

  ②录自《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求实出版社1982年9月版。

  ③录自红旗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林伯渠传》254—255页。

  ④《毛泽东选集》1982年9月版第3卷,第883页。

  ⑤摘自1942年12月13日《解放日报》第1版。

  ⑥摘自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资料汇编》第2辑。

  四、发展医药中西结合

  “中西医结合”是解放以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制定和推行,是李鼎铭先生继“精兵简政”之后的又一卓越贡献。

  李鼎铭在青年时期受其舅父杜斗垣的影响,对中医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吕家硷其舅父家就读时,村里有一位老

  中医吕崇智,在米脂县城开设了“万瑞源”的中药铺,行医看病。吕崇智与杜斗垣既是村邻又是好友,每逢吕崇智回村或杜斗垣进城,相互总得在一起交谈中医中药、针灸治疗方面的原理、临床经验,两位老先生经常攀谈到深夜。每当他们谈到灵丹妙药、针灸治疗为病人解除疾苦时,都不禁兴高采烈,加之他亲眼看到舅父为不少病人治好病后的欣慰和病人的感激之情,这对聪明好学的李鼎铭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后来他便在课余时间读起了《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书,收集民间验方,请教老中医,边学边用,坚持数年,便自学成才,成为米脂县的一名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名医。

  在延安时期,由于长期以来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西医门户之见,严重地阻碍着医疗卫生技术的提高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在一段时期里,中西医互不团结,不搞合作,互不服气,致使城里医院没有中医,农村里没有西医。当时延安有几个医院都是西医,这些医院根本不承认中医。如果有人让中医看过病,西医就不再给看病了。有时甚至公开责难病人“相信中医,就让中医看病去吧!”不少病人常常受西医的冷落。中西医孰是孰非,两派思想争论十分激烈。西医派认为中医不科学,落后保守,主张废中医,立西医。中医派认为西医治表不治本,只有中医是世代相传的治本之术。因此,鄙视西医,独崇中医。当时,党中央毛主席为发展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而李鼎铭当时一边忙于边府政务,另一方面继续钻研他的中医之术。他经常为中央领导和边区领导同志看病,同时也为一般群众看病。有一天,李鼎铭和毛主席谈话间,看见毛主席一只胳膊很不自然,就问:“主席你的胳膊怎么了?”主席就把他在长征路上患了关节炎病说了一遍,李鼎铭先生说: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呢?”说着拉着毛主席的手切脉,过了一会儿说:“能治好,慢慢来。”这时毛泽东主席向李鼎铭提出:“李老,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给毛主席递过一杯清茶,然后充满自信地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优势互补,才能求得进步。”毛主席十分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现在就在我身上来个中西医结合吧!”那时候毛主席身边的医生不同意用中医,主席一方面解释,一方面接受李鼎铭的治疗。李鼎铭先生采取中医加按摩的办法为毛主席治病。李鼎铭说:“阳光下按摩效果最好。”于是当太阳照到毛主席住的窑洞院里时,就临时搭个床,毛主席躺在床上接受李鼎铭的按摩。起初一天一次,后来隔一天一次,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毛主席的关节炎病好了。①于是,边区卫生处总结了两方面的利弊,提出了“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意见,并规定“西医应主动地与中医合作,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药,帮助中医科学化,共同地向疾病和死亡作斗争,破除迷信,改造巫神。中医应努力学习科学与学习西医,分析自己的秘方和经验”。在边区最早实践二者结合的是光华药厂与医大卫生部。1941年6月组合的中西医研究室,以科学的态度共同研究医药制造,收到了较好效果。毛主席不仅相信中医,而且十分尊重和支持中医。他经常介绍李鼎铭先生给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看病,还常常在会上或一些公开场合讲李鼎铭用中医中药为他看病的体会,谈中医中药的好处,要求人们改变对中医中药的态度,尊重中医,支持中医,号召西医向中医学习,实行中西医结合。一次,一位友人送给毛主席一些人参,让他补补身子。可是毛主席舍不得享

  用,他专程派人送给李鼎铭,还写了一封信说,这些人参供他配处方药用。毛主席对中医的重视支持,对李鼎铭鼓励很大。李鼎铭用中医药为前方送来的伤病员和干部以及老百姓治愈不少疾病。1942年,毛主席发出“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务人员,组成统一战线,为开创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号召,边区中西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蔚然成风。

  1942年3月,李鼎铭应边区国医研究会聘请,担任了名誉主席,并参加每周的学术交流会。

  1944年4月间,毛主席正式提出了“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号召,李鼎铭为制定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发挥了他的积极作用。7月间,延安《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李鼎铭先生时,提出三个实质性的问题:(一)关于动员和组织国医,参加群众卫生防疫工作问题;(二)中西医合作问题;(三)国医的改良及其内部的团结问题。李鼎铭分别作了极为重要的阐述。

  关于组织国医问题,李鼎铭提出:“国医如能发挥集体力量,不仅百病可医,而且对群众卫生运动将有莫大的贡献,但若要将散布于农村中的国医,组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却并非易事,为此,国医研究会的工作必须扩大和加强。在延安组织总会,各地成立支会和分会,下设医疗所和培训班,以便通过这些形式,团结和组织大批国医与爱好国医的群众参加这一工作,按其医术及程度的高低,分别吸收到研究会或培训班。过去延安国医研究会名目虽在,但无实际作用,其原因在于研究方面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没有针对实际发生的病态,研究各种病理、医理和药理,特别是治疗方法的特征和钻研更加缺乏,故成绩很差,今后应立即转变,研究会人员应一面看病,

  一面研究,并担负教授训练班的义务,治疗所也应有专人负责,遇有难治之症,可会同研究会,集思广益,大家想办法。”至于培训国医人才问题,李鼎铭说:“没有十年二十年的治病经验和国医理论的结合,要培养一个好医生是困难的,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放弃这一工作。据我所知,国医中除过几门大病难治外,其他一般轻浅病症,训练一个时期,知道些方法和药味,即可治疗。”李鼎铭还说:“组织农村国医时,我们应该加以甄别,凡不学无术,害人撞骗近乎二流子的庸医必须加以取缔,而一些真正能治病救人的偏医、市医,甚至走方的野大夫应加以吸收和组织,以发挥其最大力量。”

  关于中西医合作问题,李鼎铭指出:“这是外边斗争得异常激烈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为着一个真理而工作,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只要彼此能打开大门,西医不轻视国医的非科学,国医莫自恃几千年丰富经验妄自尊大,而能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要做到密切合作是有前途的。”“过去曾有人主张中西医分工治病,外科由西医治,内科由中医治,但老实说中医在内科方面是不能完全胜任的,另外也有人主张国医可介绍药品给西医,西医也可以告诉国医一些生理卫生等科学知识,我认为这些是很好的,也是必要的,但由于中西医的根本讲究不同,因而药品能用的地方也就不多,最好的一个办法还是大家在一起,各献所长,每遇病症,中医能治的中医治,西医能治的西医治,但要完全化解成见,消除隔阂,做到诚心诚意地合作,却也不是一项短时期的工作,为此,两方面都必须多求接近机会,互相谅解,把各自的经验、技术毫无保留开诚布公地讲出来。”李鼎铭还特别批评国医的宗派和保守的观念,并表示自己愿首先以身作则,将数十年积累之行医经验,及所有医

  药良方,全部贡献出来,以号召所有国医立即纠正那些保守观念,并虚心向西医学习科学。

  关于国医的改良及内部团结问题,李鼎铭说:“国家应从三方面着手,即:(一)整理复杂的医书,研究过去的经验,而加以适当的选辑,以供国医及其后学者学习。(二)增加国医的治疗设备和对病人的保养调理工作,采取西医的护士制度。(三)研究和提炼中药,特制各种特效的丸散膏丹,以提高国药的功效。”至于国医在道德及作风上的改良问题,李鼎铭认为一般国医所以爱贪图应付病人,摆架子,守秘方……全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国医为着餬口不得不有如此行为。因此,要转变这种做法,组织他们参加卫生运动,除政府应该给的物质生活的保证外,仍应不断予以政治教育,更加提高其社会地位,奖励能积极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国医,果能如此,则国医的改良和提高均将不成问题。②

  1944年10月11日,李鼎铭出席边区文教会议,会上,卫生组与会30多人,对中、西、兽医合作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16日下午,李鼎铭副主席亲自到会,号召中医公开各自的秘方,由政府汇集付印,分发各地采用。当场子洲县中医马汝林先生即将两本秘方交出,其他医生亦先后讲出了自己特有的经验和秘方。

  10月30日,边区文教会医药卫生组的典型报告后,特别对中西医合作问题作了重新讨论。毛主席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说,对中西医合作问题改进帮助更大。10月31日与11月1日,在李富春和李鼎铭副主席亲自指导下,召开了中、西、兽医座谈会。李鼎铭副主席讲话中指出:过去中西医之不合作乃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今天在边区新民主主义社会里,政府可

  以保障大家的生活和工作,大家都要打破门户之见,中西医多接近,多研究共同为边区人民服务的办法。③

  11月14日,李鼎铭副主席在文教大会上就文教工作的当前任务作了指示。他强调指出:“当前群众运动中除生产外,最迫切最重要任务就是卫生,就是‘救命’。”李鼎铭副主席对过去轻视卫生与教育工作的观点予以批评,他说:“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不论是政治、是经济、是文化,都只是有一个方向和目的,就是为群众服务,决元高低贵贱之分。”“希望大家来参加这个‘救命’工作。”“预防重于治疗,大家要讲卫生,学治疗。”并号召中西医密切合作为群众服务。④

  1944年12月6日,李鼎铭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在会上做了《关于边区文教工作的方向》的报告。李鼎铭指出:由于旧社会遗留给边区人民的迷信、愚昧和不卫生的习惯,疾病与死亡威胁着广大群众,某些地区婴孩死亡率达60%,成人3%,牲畜死亡率也很严重,医药缺乏,全边区仅有中医1000余人,兽医50余人,在机关、部队的西医200余人,中药铺及保健药社400余个,这种情形就使巫神称霸。全边区共有巫神2000余人,利用迷信,招摇撞骗。谈到当前形势时,李鼎铭说:“4月间毛主席提出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分别召开了卫生防疫会议,举行了卫生展览会。参议员常驻会与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也强调了卫生工作,并通过了提案。卫生运动由此兴起,出现了许多群众卫生工作者,发现了、培养了豆家湾等8个卫生模范村,王恩甫等许多卫生模范家庭。医药工作也开始推广,开办了张清益等18个助产训练班,培训出395个助产员,部分的已在为人民服务。新建了不少医药社与卫生合作社,部分的已在和人民群众真正

  结合,群众称为救命合作社。组织了三边、关中、富县、延川等地的医药研究会和召开医药座谈会,发现了很多模范医生,公开了很多的秘方。三边更首先实行中西医合作,开始打破了门户之见……”讲到今后实际工作方面时,李鼎铭强调:“救命第一,党政军民学各界必须针对各地具体情况,进行群众中的卫生教育;提高妇女的卫生常识,尤为中心环节。一切部队机关的西医必须兼为群众服务;帮助、研究、改造中医中药。对一切中医劝其公开秘方与经验,劝他们努力学习科学,改造自己的业务。扩大医大的边区名额外,还须开办中医培训班、护士司药训练班,增设各级学校的卫生课程。进行崔岳瑞运动(崔岳瑞是定边县卜掌村人,系边区模范中医——笔者注)。在群众自觉基础上改造巫神与破除迷信。”“各分区、各县应做出具体的卫生医药工作计划,列入地方施政总计划中。”⑤

  1946年4月,李鼎铭向记者发表政见,在谈到医务工作时,他特别强调指出:对于边区人民的疾病死亡要设法救治,要普遍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实现中西医合作,大家站在治病救人的立场上,以期达到人财两旺的目的。

  1945年3月13日,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在延安交际处成立。本会组织:边区设总会,分区设分会,各县成立支会。总会由边区政府聘请在边区人畜卫生医药界有望者35人组成执委,推选13人为常委,李鼎铭、刘景范、傅连障、苏井观、鲁之俊、王治邦、李志中、李治、陈凌凤、毕光斗、李常春、裴慈云、匡云鹏为常委,并以李鼎铭为会长,刘景范为副会长,聘请国际友人付莱、阿洛夫、米勒、山田、方禹镛为该会顾问。总会内设中、西两部及秘书处。该会的具体任务:进行医药卫生之调查研究,组织中西医师座谈会和医药问题之

  各种报告及特殊病例之研究,协助政府组织医疗队下乡为群众治病,征求各种有效之地方药方加以介绍推广,并组织买药、种药及研究药物和代用品,出版卫生医药刊物,加强卫生宣传教育,开办中西兽医及助产训练班,提倡带徒弟以培养医务人才。在成立大会上,李鼎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中西医务工作者打破过去的成见,亲密团结,共同为边区人民服务,努力争取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他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中西医工作者。

  1946年5月12日李鼎铭为国际护士节题词

  中西医药研究会成立后,3月22日举行第一次常委会,根据当时富县、子长、延安等县发生疫病,特决定组织医疗队下乡救治。中央卫生队去子长,联防军卫生队去延安各县,边区卫生队去甘泉、富县。4月1日分赴各地,临出发前,总会于交际处举行隆重欢送仪式,李鼎铭代表边区政府和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作了重要讲话,他要求卫生队到基层一定要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尽快扑灭疫病,让患者早日康复。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医疗队及时地遏制了疫病的传播,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在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成立的同时,促进了基层分会的成

  立。1944年5月,有三边(定边、靖边、安边简称)中西医药研究会、关中分会、靖边等县中西医药研究支会相继成立。⑥为了提高中西医水平,中医研究会举办培训班,李鼎铭亲自编教材,亲自讲课,有力地促进了中西医的结合。

  李鼎铭在中医培训班上的讲稿

  7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开展全边区卫生运动的三个基本问题》的社论,一是教育党政军及群众团体的干部,使他们懂得推广群众医药卫生工作的重要意义;二是利用各种活生生的事实,深入农村进行卫生宣传;三是在中西医密切合作打倒巫神的方针下,大批培养边区医药卫生工作干部。李鼎铭在此之前发表了重要谈话,对社论的发表起了指导作用。

  1945年7月10日,李鼎铭在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作的《进一步准备反攻,进一步建设边区》的报告指出:“人民卫生工作也开始引起注意,反巫神斗

  争开始抬头,卫生机关和业务人员开始走向群众(不久以前的防疫运动即是例证)。中西医开始合作,特别值得提起的是毕光斗等委员领导的延安市大众卫生合作社,劳动英雄张清益领导的助产培训班,定边卜掌村的模范中医崔岳瑞,清凉山卫生所的模范西医阮雪华与白浪,这些将是边区卫生大进步的起点。”他在谈到边区卫生工作的任务时,指出:“为了抵抗疾病,保护人民健康,要做到每区一个医务所或卫生合作社,每乡一个医生,为了经济又为了卫生,要做到每家有一个适用的厕所。”⑦

  在毛主席的支持和号召下,陕甘宁边区相继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社等中西医药群众组织,经过李鼎铭的大力提倡和实践,中医逐渐被人们重视,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得到蓬勃发展。然而,李鼎铭最担心的是中医后继乏人。他想把大儿子李振三培养成自己的中医接班人的想法由来已久。可是大儿子离家十多年,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中部县(今黄陵县)某工厂做事,怎办?他果断地向政府提出让振三来延安参加革命工作。这时,李振三早已盼望到延安,他经常到厂里装病,自制红药水含在口里,说是吐血,要求去国统区榆林治病。经中央批准,边区政府公安处派南线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吕生文带着李鼎铭的本名“李丰功”的印记,来到中部县振三家里,经过多方的周旋和安排,振三一家终于回到延安与家人团聚。回来后其弟李力果陪着振三拜见毛主席,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并作了长时间的谈话,随后李振三被分配在延安农具厂(兵工厂)任副厂长。李鼎铭感动地说:“共产党真行!我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感谢边区政府。”从此振三一面工作,一面继续钻研中医,李鼎铭的中医事业终于后继有

  人。⑧

  李鼎铭先生的一生,刻苦钻研中医学术,精于临床,应用于实践,晚年从政,对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的中西医结合的思想不仅解决了当时医疗卫生界的矛盾,促进了边区卫生事业的发展,而且成为祖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注:

  ①摘自《榆林地区志》。

  ②摘自《解放日报》1944年7月14日第1版。

  ③摘自《解放日报》1944年11月4日第1版。

  ④摘自《解放日报》1944年11月17日第1版。

  ⑤摘自《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件汇编》。

  ⑥摘自《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第117页。

  ⑦摘自《解放日报》1944年7月12日第1、2版。

  ⑧摘自何海旺的回忆(未刊稿)。

  五、树哲学观  铸民族魂

  李鼎铭先生一生关心民族命运、国家前途,潜心民族传统学说研究,致力于振兴中华。

  他生前对于中外历史、数学、天文学、中国医学、中国古代哲学以及诸子百家学说攻研有年,虽然多有独见之地,但是长期停留在于厌恶反动统治之现况,而对社会发展规律及阶级斗争学说,则颇盲然,惟恪守人道主义与正义正气以自持。早在1917年,在陕西榆林中学任教期间,所作《蒙古历史教科书》(后改为《北方民族历史教科书》),主要着眼于历史观点与学术观点叙述北方民族历史,未能以民族哲学理论与弘扬民

  族优良传统去探讨。到晚年,目睹日寇侵略,国民党反动派出卖民族利益,以及美蒋合谋反共反人民之严重民族危机,方洞察谁友谁敌之大是大非。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以民族得救为慰,冲破国民党统治的重重压力,挺身而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与共产党真诚团结,密切合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为党为人民献出了毕生精力。

  1943年,抗日战争处于最严峻的关头,李鼎铭先生念民族危亡之难,以锋利的笔法,写下不朽的著作——《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他总结信史以来,历代王朝兴亡之规律,唤起民众,继承民族哲学思想,弘扬民族优良传统,同仇敌忾,以拯救中华民族之危亡,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为己任。他在文章中指出的“中国的精深哲理与民族传统中含蓄一种伟大不拔的巨力,我民族得之于此精深哲理与真正传统则必兴,失之则必亡”哲理,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民族哲学遗产。

  李鼎铭在《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两种观点:一种是平等自由群众观点的传统,另一种是专制独裁的大汉族主义的传统。他拥护前者反对后者,旨在唤起国人发扬祖先团结爱国的思想,以实现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国家,坚决反对独裁专政的大汉族主义,抨击蒋介石破坏民族团结,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行径。预言专制独裁最终以失败告终,在人类历史上必将留下遗臭万年的一页。

  李鼎铭在文章中崇尚我们的祖先轩辕黄帝为了民族的安全,率众击败九黎之君蚩尤,使汉族在中原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的大无畏精神。赞扬尧的“诞敷文德,午干羽于两阶。七旬

  而有苗格”。不用武力,从“爱”字出发,对少数民族竭力爱护,帮助他们建设家园,继承先业,使其能生存自强和繁荣。他赏识放勋①“允执厥中”的哲学思想和舜禹的仁爱思想。赞美夏启结束原始社会,步入奴隶社会,把社会推进一步的壮举。总结400年后夏朝君王夏桀残暴不仁,被诸侯成汤举起义兵,吊民伐罪,流放南巢的教训。他清楚地认识到成汤之成功,是他总结发明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哲学原理,认为万事万物日新月异,破旧立新才能发展,墨守成规,不知变动,一定要落后,一定要灭亡。因此,成汤维系600年。殷纣无道,致民水深火热,文王、周公不忍坐视,意欲革命,乃集我国历代之大成,阐明了新的哲理——他就历代传下来的六十四卦,加以说明,名为《周易》,后来孔子在《周易》上作了《十翼》,倡导仁,即“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主张反对内战,保卫民族的我国古老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观点。李鼎铭对孟子倡导的世主实行仁政为人民治田立宅,以免战争之祸;老子发明“群龙无首”的哲理,“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成功而弗居”的群众观点,和“佳兵者不祥之器,有道者不处”,“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主张和平,讨厌战争的主张;对庄子的“莫若以明”,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和骄傲自满的思想大加赞赏。他认为:古人能在原始公社和奴隶社会就有平等自由的群众观点思想,而我们今人何不以古为镜,创造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呢?

  另外关于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李鼎铭在文章中作了严肃的批判。他说:“秦始皇以武力征服六国,统一了全国,当时版图之大,为从古所未有。但是他想把中国闹成他们的私

  产,他们子孙帝王,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万万世。他又恐怕儒者执往古来平等自由和群众观点的传统来议论他们,所以他焚书坑儒,根绝乱源”。“秦亡以后,楚汉战争了一个时期,汉高祖消灭项籍,统一中国。经过惠帝、文帝、景帝,还能偃武修文,与民休息。到了武帝的时候,他好大喜功,要以武力征服异族,一时国内骚然,人民的痛苦达于极点”,汉武帝为了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目的,“他一面汇集全国经学典籍,一面招聘全国学者诸生实行表彰六经”,伪造曲解,大加篡改历史。“汉武帝的表彰六经,实质是创造了一种独裁统治的哲学”。这种反动学说和今天世界上法西斯独裁者的学说如出一辙。所以李鼎铭指出:“我们处在今日民主的呼声下,还是接受我们两千年前自由平等群众观点的传统呢?还是接受汉唐以来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呢?”这就不言而喻了。

  李鼎铭对上述两个传统进行阐述,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哲学与民族传统有其根本不同的两个体系,一个是从物质出发的自由平等群众观点的唯物体系,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真正传统,也是中国民族在历史上的伟大创造与遗产;另一个是从精神出发的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唯心体系,这乃是一种腐败堕落极其反动的传统,也是中国民族在历史上的一种最大危害与创痕。总结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两种不同哲理与传统的相互残酷斗争的一部历史。”

  谁来继承发扬平等自由群众观点的传统?

  李鼎铭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发掘整理继承平等自由群众观点传统的责任人。文章中指出:中国历史上固有之平等自由群众观点的传统,并不是突然和奇异的东西,是继承了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产物,发展下去就是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的前途。它不但是中国民族的传统,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传统,它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固有源泉,是使中国向前发展和进步的一个原动力,因此,今日唯物论家和社会主义者应当继承这个遗产。发掘整理并发扬中国古代真正哲学与民族传统的责任,应当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唯物论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即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能够勇敢担负以至出色完成这个历史责任的,因为我认为中国古代的这种唯物哲学体系与马列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一脉相通和血肉相关的。我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古代真正哲学和民族传统的惟一继承者,它是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而且必须要完成它。

  面对中国汉唐以后之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问题,李鼎铭认为“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它是集中国专制独裁封建社会的大成,是一切落后、倒退、反动、灭亡的传统,它的方向是今日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它是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窝巢。因此今日之中国法西斯野心家就竭力赞扬这个传统,他们企图用这个传统把中国拖向后退,使中国倒退到专制独裁封建社会的陷坑,这是为全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者所不能容许的方向。如果我们善于区别这两个传统,善于以第一个传统来团结全国人民和各民族的思想意志和力量,则第二个传统的后代们是徒劳无益的,正如全国人民必然战胜少数法西斯独裁者一样,第一个传统也必然会彻底战胜第二个传统。但这还是一个极其残酷的长期斗争过程,需要我们民族的优秀儿女和社会主义者担负起这个历史上的也是今日思想战线上的光荣斗争任务来”。

  关于如何继承发扬中国古代哲学和民族传统,李鼎铭提

  出: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与民族传统必须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因此倡明与继承中国精深哲学与民族传统之一事,足与今日抗日战争并重,民族灭亡系于此,民族解放亦系于此。”在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善于分辨良莠,尚论古哲必须抱客观态度与批判精神,从当时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辨其真伪。我们要善于纳其良而去其莠,纳其真而去其伪,纳其有用者而去其无用废物,纳其适合古代又适合现在者,而去其虽适合古代但不适用于现在者。经过这种客观研究和辩证,得出究竟什么是中国民族真正传统的最后结论,然后发展之充实之。则中国民族非但可以团结一致,在思想上行动上统一起来,更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发挥其伟大的创造力。”

  二是中国古代哲学与民族传统必须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起来。他在文章中说:“把中国哲学与民族传统的真正遗产作为经线,把西欧的进步学说马列主义作为纬线,就能够很好地织成中国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他认为“西欧哲学的最高结晶是唯物论,是马列主义,而中国哲学的最高结晶亦是唯物论体系,二者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完全统一的”。“从中国古代哲学的观点来观察与探讨唯物论的马列主义,深信这种主义不但适合于中国的传统,而且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惟一途径。但是如果抛弃开中国民族传统,而言实行马列主义,就将会适得其反”。李鼎铭认为“首先要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然后中国才能马列主义化。如果以中国古代精深哲学的唯物体系来解释与介绍马列主义,则马列主义就更能深入中国人心,更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接受与信仰,更能大大促进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学者们迅速统一思想和提高觉悟。那时任何人反对马列主义就是反对中国民族传统的行为,将为中

  国人民所不容。因此以中国哲学的唯物体系来介绍马列主义,乃是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马列主义通过中国民族形式而得到真正实现的惟一武器。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及其一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思想,正是掌握了这种规律的一个具体证明。”因此他说:“我提出中国哲学体系与民族传统这一问题,就是为了以中国的哲学体系来更好地介绍马列主义及其进步学说,以达正确解决中国问题,这是我提出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李鼎铭在抗日战争严峻形势下,写下这篇光辉著作,当时虽未发表,但从中体现了他关心国家大事、民族命运和民主爱国之心。这篇著作在1997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将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注:

  ①放勋——尧的名字。

  六、以诚相见  支持整风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的工作成绩是伟大的,党已经发展成为政治上成熟的全国性的大党,领导着人民同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党内还存在着学风、党风和文风不正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是严重的。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党在抗战期间吸收了几十万新党员,其中大多数人出身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他们有很可贵的革命积极性,但是缺乏革命斗争的锻炼,还存在着不少非无产阶级思想。许多人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

  这是党内不正之风获得滋长的条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另一方面党的历史上犯过“左”和右的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彻底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股歪风还在经常作怪,继续干扰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根据上述情况,全党必须进行一次整风运动,党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统一起来。这时,也具备了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条件。客观方面,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局势相对稳定,是全党整风的良好时机。主观方面,党的正确路线处于领导地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又写了大量的著作,同时又总结了党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为整风运动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早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作出关于学习问题的决定,提出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任务。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总结了过去党内的路线分歧,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从思想根源上分清了路线是非。同时,又有一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是搞好整风运动的组织保证。于是,从1941年初到1942年1月,开始在思想上、理论上为全党整风作准备。从1942年2月到1943年10月在全党普遍开展了一次马列主义教育的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次整风运动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党中央规定了领导整风运动的方法,就是组织党员学习和讨论党中央指定的文件,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运用文件精神来检查党员思想作风上的错误,具体分析产生错误的根源,找出

  改正错误的方法,使他们在党的帮助下自觉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当时,李鼎铭作为一个党外人士,出于诚心与共产党合作,始终热情支持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因为,他是在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实行“三三制”政权时到边区政府工作的。他目睹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对团结民主人士一道工作认识不足,存在着“主人总是我,他们(指非党人士)总是客”的思想,把党外人士当客看,形式上客客气气,事实上并不尊重他们的职权,党外人士则认为他们在政府中不过是个摆设,觉得共产党只是做做样子而已。由于存在这种思想差距,所以在工作中,往往产生矛盾和不协调现象。李鼎铭出于为党为人民负责的态度,直言不讳地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正如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在《同李鼎铭合作共事的回忆》中提到的“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和这些中间人士的关系,一度搞得不十分好,把李鼎铭当客人待,形式上客客气气,事实上对他的职权并不尊重。而他对自己是否有职有权,则是非常重视。我在任秘书长以后大半年时间内,就在若干情况上发现了他的消极和不满态度。其一,他在政务会议上,不论是否当会议主席,总是很少发言。有时林伯渠问:‘李老有什么意见?’他总答复:‘俺没有意见。’其二,有时政府行文,他不画行。其三,他同柳湜、贺连城、霍子乐等非党人士之间,和同共产党负责人之间,亲疏不同。这三种情况,都表示党内外关系不好。我将这些情况同林伯渠讲了,林伯渠也有所感觉。经商量之后,林伯渠同意我采取下述方式去同李鼎铭开门见山、开诚布公地谈。某个晚上,我就专去会见李鼎铭,我说:‘鼎老,我这秘书长不能当了,我要辞职了。’他问:‘为什么?’我说:‘好多事情,副主席不吭气,我这秘书长怎么当?!’我

  这样一说,把他头脑里积蓄已久的意见挑动了。他打起精神,与我谈了很久很久。他说:‘我原本来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任职后,政府开会要我主持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跟我谈,我怎么办?政府下达命令、指示,要我画行,有的内容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上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干了。’”李鼎铭直言不讳地指出一些党员在统一战线上存在的问题。

  李维汉把李鼎铭的意见向林伯渠和党组作了报告。强调党组今后应该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设法打破这种不正常的局面,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党组随即商定了几个措施:一、要各厅、处、院轮流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参议会议长、副议长汇报工作,秘书长也参加;二、每次政务会议前,由有关单位的党员领导人向他汇报会议内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取得他的同意才开会,不同意便缓期开会,进行协商;三、某些不需要经过政务会议通过,而要由副主席签署下达的文件,必须由主管负责人先向他说明内容,取得同意,然后办理画行手续;四、平日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一句话,要同党外人士民主相处。这样做,李鼎铭很高兴,态度完全变了,不作客人,而作主人了。不讲“你们党上”,而讲“我们团体”了。有一次财政厅厅长南汉宸汇报边币发行数量时,他马上以主人翁的姿态关照说:“这要绝对保密,不要让其他的人也知道。”多大的变化呀!以后中外记者团来延安,一个英国记者要求同李鼎铭副主席谈话,问李鼎铭:“你是否有职有权?”李鼎铭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我有职有权。”这位英国记者事后对李维汉说:

  “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安文钦本来比较右的,但他在外国记者面前,也为边区说话,痛骂国民党。后来林伯渠、李维汉向毛主席汇报时,李维汉说这些党外人士同中外记者谈话,都有一个“边区立场”。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说:“延安的‘三三制’搞得好。”

  1942年4月,边区政府举行的第二次政府委员会上,李鼎铭听取了政府三个月的工作汇报后,他在肯定工作成绩的同时,对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五一施政纲领”及“精兵简政”系经边区参议会通过,交付政府执行的两个重要决议,三个月来边区政府已经坚定地为执行这两个决议而努力,如“三三制”的推行,县参议会的提高与改选,保障人权、保障财权条例之颁布,政府各级人员之编整等,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还远未达到令人满意之境。“实行‘三三制’,把数字提出来是容易的,但主要的却在贯彻‘三三制’的精神”。在延安,他感到党员与党外人员之问,全无隔阂,在下边各县却远非这样。“党员依然多以主人自居,事事要包办,党外人士也自以为是在作客,不肯多讲话,讲多了也未必被采纳。”“人权、财权保障条例虽已公布,然而下级政府任意捕人、捆人、处罚人的现象,仍然时常听到看到;自己的财产做不得主,或不依法律横被没收的事情也有。”关于对施政纲领里的宽大政策,李鼎铭指出下面执行时也发生错误,“对善良人民未必宽大,对盗犯土匪则轻轻易易地关几天禁闭,戴纸帽子游街释放了事,这样的宽大政策,只能鼓励了那些怙恶不悛的歹人”。谈精兵简政时,李鼎铭指出:精兵简政在执行过程中好像失了他最初在参议会上提出的本案的原意。“我受人民的委托,我当然替人民讲话,但是今天正处在

  非常时期,不顾军政,则人民利益亦谈不到,为了兼顾党政军民三方面,所以才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目的是提高军政质量,建立工作系统与工作秩序,消除紊乱现象,以提高工作效率,而决不只是裁减人员,更不是为了削弱力量”。“边区政府整编委员会虽然做了些工作,但实际效果很少”。①

  1942年5月下旬,以牛友兰先生为团长的晋西北士绅参观团一行4人抵达延安,参观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以为建设“晋西北借镜”。经过两个月的参观后,7月9日,毛泽东亲赴交际处访晤晋西北绅士,在愉快的气氛中进行座谈。毛泽东说,在抗战中团结抗战,胜利后团结建国,这是共产党的既定方针。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和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都参加了座谈会。在谈到“三三制”政权问题时,李鼎铭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是进步的政党,余今年虽60岁,但已决心同共产党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他还说:“在政府中我是副主席,但同时又是地方人士,我在处理问题时,一为人民着想,二为政府着想,三为共产党着想。例如边区负担问题,不能说不重,但在抗战时期,也不能算重,看到边区干部粗食褴衣,更不忍说重。”最后他激动地说:“从这次整顿三风可以看出,共产党已是切切实实谋与党外人士合作,对此,我深信不疑。”

  李鼎铭对边区的政策十分关注,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他直言不讳。1942年10月19日起到1943年1月14日结束,300多人参加长达88天的中共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李鼎铭应邀出席了会议,听取了毛泽东、林伯渠等同志的报告和讲话,李鼎铭说:“我看了毛主席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我非常满意的,他这个文件完全是从实际来的。没有一句空

  话,所有他提出的东西,某些能做到,某些不能做到,他都调查得清清楚楚,我也不能另外加什么话了。”李鼎铭对于屯田政策、移民政策、运盐政策、减租减息政策,都表示热烈拥护。他对减租减息的问题十分感兴趣,他说:“在今天抗战的环境下,要叫农民有很大的兴趣种地生产,必须要他们有利,所以我们一定要进行减租减息运动。所以,实行我们的号召减租减息的,我们一定要保证交租交息;如果不实行减租减息,那我们也不保证交租交息。”②

  李鼎铭作为党外人士,他十分关心党风问题,特别是在统一战线上,经常提醒党应注意团结党外人士,以克服宗派主义、教条主义。

  1943年1月29日,中共西北局在交际处邀请政府及参议会中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到会有李鼎铭副主席,教育厅厅长柳湜,副厅长贺连城,建设厅副厅长霍祝三,还有李丹生和毕光斗先生等。李鼎铭在座谈会上发表意见说:“我对高干会这些决定,觉得很满意。这次会议是思想上与制度上的大转变,将来贯彻下去,见诸实行,才是我们的收获。我是党外人士,我觉得国共两党虽都是大党,但无党无派的人总占多数。去年共产党提出整风运动,秋后又开高干会,是把思想问题见诸实行,是一贯的精神。而这究竟为的是什么呢?据我看是为了与全国人民携手。以伟大的党与全国人民携起手来,才是伟大的作风。如只守住党内狭小的范围是不够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胜利的障碍,必须打破。希望共产党要研究党外人士的心理,真能与党外人士合作,此不但党伟大,政府也伟大了。”③李鼎铭热忱地赞扬共产党,同时也希望全党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这对整顿党的作风是十分有益的帮助。

  延安的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运动,也是打破党内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达到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团结。为党的七大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解决了党内的矛盾,改变了与党外人士的关系和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出现了合作共事、团结无间的新局面,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建党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是一个重大贡献。经过整风运动,陕甘宁边区的党内外出现了空前大团结。当林伯渠、谢觉哉等几位老同志在延安发起成立“怀安诗社”时,李鼎铭和几位党外人士也积极地参加了活动,成为诗社的成员,赋诗共勉相祝。1945年11月2日李鼎铭65岁寿辰时,谢觉哉在《赴李鼎铭生日宴》一诗中,颂扬李鼎铭律己严格、办事公正的品格,受到人民的崇敬。

  1943年秋,打退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10日开始,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李鼎铭也随着整个运动转入总结和研究党的统一战线经验,帮助党继续纠正工作中的不足,使党更纯洁更伟大,直到七大前夕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注:

  ①摘自《解放日报》1942年4月7日第1版。

  ②摘自《解放日报》1943年1月31日第2版。

  ③摘自《解放日报》1943年2月20日第2版。

  七、呕心沥血  建设边区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以解决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对抗日根据地封锁造成的财政经济严重困难。毛泽东这一英明决策,李鼎铭坚决拥护,忠心耿耿地执行。

  1942年10月19日到1943年1月14日,为期88天的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重要报告。他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做文章的错误做法和只向人民要东西不去帮助动员人民发展生产度难关的作风,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李鼎铭出席了这次高于会议,他反复学习毛泽东主席的这个报告,赞叹不已,再一次高度评价了毛主席的经济建设的思想与会议精神,表白了他愿同共产党共同建设好边区的愿望。1942年12月,边区召开第三次政府委员会,李鼎铭所作的《政府八个月工作与简政方案报告》,除总结了精兵简政和“三三制”工作以及边区人民的生活、经济建设工作方面的成绩与问题外,重点指出:“边区政府目前必须集中力量于两大任务,第一是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第二是增强教育,特别是干部教育与军事教育,并要将脱离生产人员减至最低限度。”①他认为工农业生产,必须在保证军民自给有余的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生产。农业方面要制定开荒计划,发放贷款,鼓励发展种植养殖和家庭纺织,工业方面要发

  展纺纱织布、造纸、制造毛毯、肥皂,在自足基础上,外销创收。财政上实行统收统支,厉行节约,千方百计减轻人民负担。李鼎铭的报告,真正体现了他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共同建设模范边区的思想。

  李鼎铭和林伯渠遵照中央指示,领导边区军民率先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坚决贯彻党中央规定的应以发展农业为中心,在生产建设中又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和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方针。在大生产运动中,李鼎铭经常说:发展生产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动员群众发展生产不尚空谈。我们陕甘宁边区地域辽阔,发展农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历史上这里的人们就以农业为主导产业,我们要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只有靠发展农业,带动牧业、工业、商业的发展,才能解决财政经济的困难。

  为了贯彻“以农业为第一位”的方针,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实行优待移民、难民政策。陕甘宁边区最大的特点是地广人稀、荒地很多,但是人口分布却不均匀。绥德分区一些县是人多地少,历史上就有移民习惯,在这战乱时期,老百姓为了谋生会逃来边区的。为了妥善安置移民和难民,鼓励他们发展生产,边区政府曾多次制定公布优待移民和难民条例,规定移民难民开公荒可以有长期使用权,三年不交公粮。垦私荒者三年不交租,并减轻其他负担,政府帮助解决吃住困难,借贷和调剂耕牛、农具、籽种;政治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李鼎铭曾在米脂和榆林道尹公署做事时就主张移民,并向国民党省政府打报告未批,一气之下便借病辞职返里。这时他高兴

  地说,我为移民之事想了好多年,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实现了。所以他非常关心移民和难民的生产生活,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注意总结经验,指导边区的工作。1942年2月,米脂县马丕恩一家6口人,带一口锅、两块破被卷和仅有的半碗小米和半碗黑豆,来到边区农场。他和17岁的女儿杏儿承包了农场土地45垧(每垧3亩),开荒8垧。由于起早贪黑,辛勤劳动,加之精耕细作,在遭灾的情况下,收了41石粮食,除按合同交农场一半外,还分得粮食21石。李鼎铭知道后,和林伯渠主席俩亲自了解情况,立即予以嘉奖,授予他们劳动英雄的称号。在边区召开的劳动模范大会上,为马丕恩、马杏儿父女俩发了奖品,分别颁发了林伯渠亲笔题写的“移民模范”“妇女模范”的奖状。

  由于边区政府实行鼓励移民和难民生产的政策,这就为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争得了一支劳动大军。据统计,1941年和1942年全边区分别安置移民7855户、207401人和难民5056户、12432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劳动力。如果按每人每年开荒20亩计算,他们一年可开荒20多万亩,为边区发展农业生产做出巨大的贡献。

  第二,开展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劳动致富的农民,吴满有②、杨步浩③是当时最出名的劳动英雄。中共中央为了鼓励生产,推动大规模的劳动竞赛,林伯渠、李鼎铭联名通令全边区,号召农民向吴满有、杨步浩学习。1943年2月,安塞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写信给吴满有,提出6条和吴满有竞赛,并请边区政府建设厅高自立、霍子乐两位厅长作评判员。吴满有复信杨朝臣表示应战,并倡议把两人之间的竞赛,扩大到两个村庄和全边区部队、群众中

  去。此事立即引起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极大重视。朱德命令全边区部队指战员,都要响应吴满有的倡议,积极开展劳动竞赛。林伯渠、李鼎铭联名向各分区专员、各县区乡发出指示,要求立即领导开展生产大竞赛。这样,在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和群众中,便迅速掀起了劳动竞赛热潮。同时,边区政府号召工业战线开展学习赵占魁运动。这样各条战线涌现出杨步浩等一大批劳动英雄、劳动模范,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

  1943年,边区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又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各条生产战线都获得了巨大成绩。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边区政府在延安同时举行了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

  11月26日下午,两个盛会在3万群众的欢呼声中隆重开幕。朱德、贺龙、林泊渠、李鼎铭以及晋绥行署主任续范亭④等参加了大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首先讲了话,他说:“在这样一个处在战争环境中又比较穷困的地区,人民和军队今年居然能做到丰衣足食,这是边区人民和八路军伟大力量的表现。”接着林伯渠简述了取得的成绩及其原因,以及边区生产运动的特点,同时大加赞扬:“旧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创造新时代的时候,这个新时代的创造者,就是今天200多个劳动英雄和成百万的边区英雄人民。”最后,宣读了1944年边区生产计划,号召边区军民为普遍做到耕三余一⑤而努力!

  续范亭在会上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发展生产的丰功伟绩。他说:“我60岁了,第一次才看见这样的事情!有些人把共产党描绘成‘三头六臂’的怪物,是的,共产党人是三头六臂的。三头就是‘枪’头、‘锄’头和‘笔’头,六臂就是两只手打仗,两只手生产,另两只手能写

  文章、能学习、能抓特务分子。这样的三头六臂对百姓是好的,对中国是好的。”

  李鼎铭在讲话中首先指出:“原为穷苦地方的陕甘宁边区人民能获得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是共产党和八路军谋到的好处。”他号召人民拥护共产党、爱护军队,才能保护住自己。他说:“我们有办法,我们有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他们非常关怀老百姓,他们惟恐老百姓没吃没穿,尤其他们对穷老百姓更体贴得无微不至。”“在政府帮助发展生产下,今年边区丰衣足食,反观边区外则难民走投无路,饿死的老百姓一堆一堆,边区人民真如上天堂一样。而延安这次举行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是为着普遍的使边区人民能够丰衣足食。”为了把生产搞好,他号召明年要在生产上重点搞好几个方面的工作:“丰衣方面,首要推广植棉,自纺自织,做到家家户户纺织。两年植棉事实证明,不是地质不宜,气候不宜,是过去不知道种棉花的好处。其次是推广栽桑养蚕,发展丝织品;再就是发展皮毛,纺毛织布制皮子,以上是陕北解决穿衣的三种办法。农业较任何事都重要,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翻地,至少做到种庄稼前收获后各翻一次,翻得好,庄稼根扎得深,庄稼长得苗壮茂盛。没驴没牛的穷户,应用人力来变工。二是上粪,警备区上自然粪(人、畜粪)多,延安老百姓还不注意这一点。以后应注意积粪,积肥料。大路上垫草垫土,来往牲口溺尿的‘驴茅厕’比上马粪还好,其他还可沤柴草,储灶灰,崖上的黑土皮最肥。注意多上粪,地就越培养越好,决不是越种越坏。三是多锄草,粮打得多,质量也高。米脂东区的小米,大家都愿多花钱买来吃,颗子大,煮成饭又稠又香。锄草中围土很重要,围土多,根扎得深,风吹不倒,保持水分庄稼长得

  好。”为了预防荒年,李鼎铭号召边区“多种洋芋,因为洋芋可当饭吃又便于储藏”。他还提出“欢迎难民来南路⑥来边区开荒”,并讲了优待移民政策。他气愤地驳斥了破坏分子关于移民就是扩兵的谣言。最后李鼎铭诚挚地说:“我63岁了,行将就木,还有什么野心,我只是希望边区家家户户都有吃有穿,都能丰衣足食,就达到我的心愿。”⑦

  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总结交流了生产经验,明确了指导1944年边区生产的方针和办法,给劳动模范发了优厚的奖金,还发给毛泽东、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等亲笔题写的奖状,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号召边区农民、工人、战士、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进一步发展生产,充实物质力量,准备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对付反动派的袭击,夺取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

  生产展览会有近百个展室,6600件展品,近2000张图表和照片,生动地显示了边区军民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创造力,是边区丰衣足食的缩影,李鼎铭拄着手杖仔细进行了参观。

  中共中央对边区“两大盛会”非常重视,11月29日把全体劳模请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毛泽东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接见并宴请了劳模,毛泽东还作了《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指出“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达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12月9日,毛泽东在林伯渠、陈云的陪同下,参观了展览会,邀请了17位劳动英雄座谈,了解移民生产、变工扎工、部队生产、创办义仓和合作社等方面的情况,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

  1943年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

  第三届生产展览会胜利闭幕时,李鼎铭在讲话中,首先把边区党政军民及党内外团结一致的事实,告诉劳动英雄们,最后再一次强调把明年的生产搞好。

  12月17日,林伯渠、李鼎铭邀请部分劳动模范,商谈明年生产具体办法。林伯渠、李鼎铭不断地提出问题向劳模们请教,要求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劳模们对开荒、变工、移民、畜牧、运输和合作社等项工作都发表了意见。特别对林伯渠主席闭幕大会上提出的“耕三余一,两年完成”的口号,充满着信心。对李鼎铭的关于精耕细作的讲话十分钦佩,不少代表说:“李副主席虽不种地但对种地十分精通。”他们认为要做到耕三余一,精耕细作,首先必须做到在种地上也要来个“三三制”,即揭(翻)地三次,锄草三遍,每亩地上粪30担。提出种地要种好,不要贪多,把自己的地种好,再多开些荒地。谈到改造二流子,代表们说今年已改造了4500个二流子,多是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和帮助的办法改造的,今后还要坚持这个好办法。代表们反映说:老百姓普遍要求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这对促进生产很有好处。座谈会开了一整天,劳模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对搞好边区的经济建设,谈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李鼎铭在大生产运动中,既是领导者又是劳动者,为了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的号召,他以身作则,自己定出了生产节约计划:

  一、在农业生产上,完成细粮二石交粮食局(用变工合作方法)。

  二、收集废纸交建设厅。

  三、自民国33年(1944)1月25起,戒绝吸外来纸烟。

  四、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手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给⑧。

  为落实生产计划,他亲自在离延安5公里路的自家坪、罗家坪开垦了两块荒地,在白家坪种7分大头菜,在罗家坪种3亩高粱,他说:“这是我的试验田。”耕地、锄草他亲自去,他不会扶犁,工作人员何海旺、马存堂帮助他犁地。锄草他以前干过,虽说技术不十分熟练,但他总是亲自去。他带着小锄,年老体弱站着不方便就蹲下锄。有时机关事务忙,他就和工作人员变工。机关日常服务性的工作,如扫地、打水、接待客人都由他完成。他的这两块地每年果实累累,年年超额完成生产计划。那时还有临时生产任务随时下达。有一次割草任务下达后大家行动慢了点,他说:“李维汉秘书长带头割草,把手都割破了,大家应快点行动才是。”大家把割下的草晒在地上,他有时间就去翻草,等晒干后交垦区政府。同志们说:“李副主席您年纪那么大了,政府的事情又多,以后这些生产任务我们代劳好了。”他总是笑呵呵地说:“你们的心情我领了,大生产是党中央的号召,我应该积极响应参加生产劳动,我也是咱边区的一个普通老百姓!”⑨

  12月27日,李鼎铭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关于节约,我同意林主席的意见。至于我自己,也想在这方面努力一下,虽然年纪已大了,但我准备采取变工的办法种些地。其次我到延安工作两年,公家发给我很多衣服、被褥,因此,今年这些东西我不领,给公家省一些。”李老还大加赞赏边区军队在节约上的巨大收获。他说:“几千年以来,国家养的兵都是穿老百姓的吃老百姓的,惟独我们八路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进行生产,自给自足,并帮助人民,春耕夏耘秋收,

  这是天下少有的。我们的军队不但生产好,而且节约得也很好。如团结部去年因为调剂吃南瓜、洋芋和饭,就节约了3000石细粮。团结部现在每个战士平均有5000元存款在军人合作社,这5000元在几年以后,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此将来到了战后,军队也不用老百姓养活了。”他还指出:“军队生产节约已经很好,我们机关也应该急起直追。去年各机关都做到丰衣足食,但我们不要自满,因此,目前就要注意节约,扩大生产,保证长期的丰衣足食。”⑩

  1945年1月14日,在边区参议会礼堂召开边区第二届英模大会,毛泽东主席作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报告。李鼎铭致闭幕词,在说明劳动英雄运动的巨大收获与运动中某些缺点以后,即勖勉大家发扬优点,改正缺点,永远当英雄。并号召农村劳动英雄注意深耕细作,发展家庭手工业,组织家家户户、男女老少,一齐动手发展生产。(11)

  第三,开展减租减息。为了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共中央在1942年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政策的决定》,中共西北局也在同年10月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和《关于减租实施的补充办法》。为了贯彻这两个文件精神,边区政府制定了《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土地典当纠纷处理原则及旧债纠纷处理原则》《地权条例草案》等。规定:出租人应按所规定的收租额收租,不得多收或法外增收,一般减租率不得低于25%;承租人应按照所定减租后之租额交租,不得少交。为了贯彻租佃条例,把减租减息政策落到实处,李鼎铭在1943年1月6日答《解放日报》记者问时说:“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政策,虽然在边区施政纲领上有明确规定,但边区内若干地方,还没有完全执行,这不但

  是违反政府政策法令的现象,而且还危害团结抗战与民主建设事业。当此抗战日益接近胜利之际,为了照顾各阶层利益,调整租佃关系,提高生产热忱,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边区财富,改善人民生活,以加强民主团结,巩固抗战力量,熬过难关,准备反攻,实有赖于这个土地租佃条例的彻底实行,因为这一条例是真正照顾各阶层利益,同时又是完全适合于边区需要和抗战利益的条例。它一方面规定地主应当尊重农民的佃权,同时又规定农民应当尊重地主的地权,这就是说,地主对于农民有实行减租并尊重其佃权的义务,同时农民对于地主也有依法交租并尊重其地权的义务,只有这样才能使地主与农民各安其业,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地主与农民任何一方面违反这种精神,则不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要受到广大人民的斥责,今后如果发现了地主不减租或农民不交租的现象,政府必将依法惩办。”(12)

  为了达到解决土地问题及减租交租目的,李鼎铭“希望全边区的先进绅士与开明地主能够竭诚拥护这个条例,尊重政府法令,认真实行减租并尊重农民佃权;各地广大农民亦应于减租之后依法交租并尊重地主地权,造成边区内各阶层的亲密团结,以发展生产,准备反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13)为了把减租减息政策落到实处,李鼎铭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再一次强调:“在今天抗战的环境下,要叫农民有很大的兴趣种地生产,必须要他有利,所以我们一定要进行减租减息运动。所有实行我们的号召减租减息的,我们一定要保证交租交息;如果不实行减租减息,那我们也不能保证交租交息。”(14)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1945年底减租减息精神,李鼎铭同林伯渠根据4月边区参议会关于查租保佃贯彻减租的方针,7月

  21日发布了减租查租批示,同时先后派出三个工作组,分赴绥德、陇东、安边等地帮助复查减租工作。凡经过查租地区,农民即获得相当利益,如安边东滩区一、二乡,过去租额高达到半分乃至倒四六分(即地主六成,佃户四成),经查后,187户佃农向32户地主收回1945年一年中多交租子即达1178石5斗,农民生产情绪骤增,自动修水漫地400垧。绥德分区过去减租比较彻底,但在查租过程中,仍发现佳县车会区某些村竟有7年从未减租的死角。陇东分区在查减试办中发现违法地主的非法剥削行为颇多。减租不彻底,有的恶霸地主仍欺压群众,横行不法。边区政府确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复查减租减息上,发动广大农民积极开展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佃斗争,经过斗争,进行了合理的清算。如合水恶霸地主唐子光,经过群众揭发共52条罪行,清算结果,赔偿农民折抵土地1200亩(清算后唐还有1600余亩土地)。安边农民收回了被三边天主教堂无理占夺的长360里、宽72里的大块土地(约1400万亩),雪洗了46年的国耻,使13000农民每人分得约35亩耕地。有些被地主非法夺去的土地,也都退还了农民。三边开明地主自动把地献给政府,要求分给无地的农民。11月1日李鼎铭在边府委员会三届二次会上作了《减租工作报告》(15),着重指出:“今后必须继续贯彻减租,并明确减租对象——乃是地主残酷的封建剥削,至中贫农因劳力不足或地远出租之土地及乡抗工属贫苦孤穷出租之少量土地,不应与地主一律对待。对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应进行必要的清算,但须防止乱找清算的对象。”李鼎铭还建议试行土地公债,并调整地主超额土地的办法,“欢迎地主自愿献地”,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由于边区政府认真执行了减租减息政策,既照顾了农民的

  利益,又保护地主的合法权利,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和地主经营土地的积极性。米脂县印斗区八乡减租保佃后,大家都说:“生产有了心劲”,修了水坝,利用兄弟亲属关系组织了49个变工小组,使生产计划得以顺利完成。佳县减租彻底,就挖了水窖上万个,多开了数千亩荒地,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

  边区大生产运动的第四个办法是军队实行屯田政策。军队实行屯垦这是朱德倡导的。1941年春,王震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地区实行屯垦后,把荒凉的南泥湾变成“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1943年春节,李鼎铭和林伯渠代表边区政府组成慰问团到南泥湾慰问驻军,盛赞三五九旅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号召边区干部和人民向军队学习,并在各方面给军队以具体帮助。1942年,李鼎铭在南泥湾香堂休养期间,经常看望开荒部队,问寒问暖,到王震那里研究屯垦有关问题。1942年12月,李鼎铭在《政府八个月工作与简政方案》报告中指出:“要拥护军队,首先要干部尊重军队,教育人民拥护军队。一方面政府要尽可能帮助军队解决困难,另一方面照顾民力的节省,改善动员工作制度。并提议政府还应举行一个拥军运动,为今后拥军工作建立思想的基础。”(16)

  自1940年12月的生产自给动员会后,陕甘宁边区军民在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在农业、工业、商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向陕甘宁边区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号召边区军民在1943年达到丰衣足食。为此,中直、军直和边区系统各单位都制订出“丰衣足

  食”的生产计划。3月4日,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生产总动员大会。朱德、林伯渠、李鼎铭、贺龙、徐向前等领导同志以及劳动英雄和各单位的代表1500多人出席了大会。李富春在动员报告中提出了机关生产的总任务16241.21万元。朱德在讲话中指出:“贪污、腐化、浪费是生产运动的敌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二流子。”大会还奖励了66名机关生产中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

  这次大会,把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李鼎铭在领导大生产运动的同时,还加强对他分管边区文化建设的领导,使文化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早在边区政府第二届一次会议期间,李鼎铭就提出过关于改进和提高边区文化教育的两项提案。其中关于健全并发展边区中等教育,提高边区文化以利抗战建国的提案,已编人边区参议会文教案第86案。该提案的理由称:“西北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人尽皆知。抗战以来虽有进步,但一般文化水准仍未提高,故除普及国民教育外,应积极健全并发展中等教育,以提高文化,使陕甘宁边区在文化上亦成为全国的模范。”提案的内容:一是米中(指米脂中学)增设高中部,绥师改为完全师范;二是提高中学教职员待遇;三是各区师范学校附设小学教师训练班;四是政府应制订教育界服务奖励办法。提案中还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和措施。这一提案得到参议员的普遍赞同和支持。

  李鼎铭的提案,对边区发展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1941年12月25日,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发出《关于提高小学质量》的指示,明确指出小学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健全正规制度,提高学校质量。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提出了四项相应措

  施。27日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各县教育经费开支暂行标准》《陕甘宁边区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组织规程》,《暂行标准》对各类小学、民众教育馆办公费、书报费、伙食费、粮食费等作了详细规定。《组织规程》规定了县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及任务。《暂行标准》对县三科应有的会计账簿、编选预算决算制度等作了明确规定。

  是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中等学校教职员待遇暂行条例》。

  1942年1月5日,边区教育厅颁布了《陕甘宁边区1942年教育工作计划大纲》。1月18日,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新教育学会。6月,边区第26次政务会通过《关于整顿边区各直属学校的决定》。8月18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暂行中学规程草案》《陕甘宁边区暂行师范学校规程草案》。1944年4月18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提倡研究范例试行民办小学的指示》,5月8日,发出《关于各中等学校今后招生标准的指示信》。10月11日,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了文教大会,11月16日,大会闭幕时,通过了《关于培养知识分子与普及群众教育的决议》等8个决定。1946年4月2日,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1946—1948年建设计划方案》,强调“在今后和平建设新时期,随着人民经济的发展,边区文教建设必须更有计划地进行”。

  1947年,蒋介石对延安进行大规模的进攻,4月,边区政府依然坚持办学,发出《关于战时各中学校工作的指示》,强调各学校必须在教育与战时结合、学习与工作结合的总原则,与支援前线、服务战争的总任务下,不论环境如何困难,需坚持工作。教育内容需加必要的精简与修改,一般的除酌量增加

  政治教育(即增强学生的胜利信心与提高服务战争的热情)外,文化课可稍予减轻;增强群众工作与军事常识等课程;各中学学生(地干班在内)都要加紧学习。帮助区、乡在邻近村庄进行群众工作并利用一切可能条件,从事一些农业生产。《指示》要求立即纠正有些学校以为在战争期间难以坚持教育,因而大量遣散学生,或要求把学生全部调出工作的做法,否则将无法完成继续大量培养干部这个极端重要的任务。学校的组织机构、工作制度要求灵活精干,对学校人员包括杂务人员在内,要经常进行群众纪律教育。由于坚持了“教育与战争相结合,学习与工作相结合”的原则,大中等学校学生随军转战陕北。延安大学奉命东移,由志丹出发,途经靖边、绥德、米脂,到山西临县。西北党校奉命东渡黄河,他们提出“边走边学,边学边走”的口号,坚持在战争中学习。同时对一些中学进行适当缩减合并,以适应战时需要。

  对干部的教育抓得更为扎实,以培养党的区县级干部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能够了解具体情况掌握政策为目的,坚持“学用一致,言行一致,和社会现实沟通,教导一致”的方针。实施理论和实践统一,教、学、用一致,实行由近及远、由浅而深、由具体到抽象、由文化到理论的原则,在当时的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的比重中居第一位。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明确提出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政治、文化、理论四个教育为内容,提出“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使边区干部政治水平、业务水平、理论水平、文化水平迅速提高,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自卫战争的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推动边区文教工作的进一步发展,1944年10月11

  日至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召开了文教大会,出席会议的有绥德、延属、三边、关中、陇东五个分区和部队、延安市机关学校、少数民族共8个代表团450余人。10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话,阐明了解放区新文化工作的地位、性质、任务,以及新文化工作中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群众需要与自愿两条原则的极端重要性。还指出,新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毛泽东的讲话为大会和解放区文教工作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李鼎铭在会上也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边区工作重点一是发展生产,二是发展教育。要大胆贯彻民办公助的办学方针,鼓励民间创作。进行文教工作要与生产相结合,在搞好生产的同时,搞好文化教育。进行文教工作要照顾人民的生产,不要妨碍生产。”会上李鼎铭代表边区玫府为战斗在文教工作第一线的模范人物及优秀团体颁发了奖状及奖品。这次大会开得十分成功,正如林伯渠在闭幕词中说的:“这是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教大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一件重大工作。表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个长足的进展,将来修中国文化史的人对此不可不大书一笔。”

  1944年12月,在边区参议会二届二次会议上,李鼎铭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肯定了边区文化教育工作的成绩,指出了缺点,提出了任务和措施。他指出:“抗战以来,边区人民发展与巩固了新民主的政治经济,新民主文化也有了许多发展。”“教育方面,已经开始把干部教育放在第一位,去年确定6个中等学校改为中级干部学校,培养未来干部,这是一方面;设

  置地干班,进行在职干部教育,提高现任干部,这是另一方面。中等学校已由1941年的1436人增至今年的1772人。地干班(附设于中等学校)人数由1943年上期的32人增至今年下期的320人。”“中等学校与完小,教学内容已有改进,由脱离边区到与边区实际结合。”“地干班与在职干部的学习,已着重提高文化。”“群众教育的改革和开展,也已有了新成绩。如小学教育,提出民办公助政策后,民办学校大量出现,形式开始适应分散的农村环境,学制开始打破旧的一套,教学方法开始联系实际。”他在讲话中表扬了一些学校的好做法,对与会者鼓舞很大。同时也指出部分地方对识字教育未能根据群众自愿与需要的原则,发生了形式主义的毛病,部分小学改造不力,群众不满意和文盲人口占90%以上等问题。

  他指出:“今后任务在不妨碍生产和服务于生产的条件下,普及新民主文化,消灭封建迷信在群众文化中的优势。”“政策方面,由于是一个反对150万人民头脑里的敌人的困难斗争,孤军奋战,必然失败。必须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中间力量,团结帮助与改造他们,使之与我们并肩向封建文化的残余进军。反对投降封建残余的倾向,又反对打倒一切的倾向。其次,由于是一个在陕甘宁边区,在农村环境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等等落后条件下进行斗争,忽视群众的需要与自愿必然失败。必须坚持民办公助的政策,以村庄为单位,使群众乐于接受,乐于普及。纠正民办仅为解决经费,民办就不要公助(对学校的具体帮助与对教育方针的领导),大量民办后连少数好的公办也取消的错误认识,又纠正命令‘民办’等等错误做法。”“继续有效地深入教育群众运动,改造旧学校应分清缓急,应先扫除农村的积极分子中与乡村干部

  中的文盲。应建立据点,各地的学校、县以下的各级政府,合作社以及模范变工队都有推广识字的责任。应重视冬学,将冬学与自卫军冬训配合,并与平时的夜校或识字组联系起来。应利用民间所存在的组织形式(如庙会、教堂等)进行各种社教活动。”

  李鼎铭还指出:“要做好这些工作关键在干部。因此,培养边区知识分子与有文化的工农干部,在今天成了头等重要的任务。为此,必须办好地干班与各种规模较小的干部培训班,分区至少办好一个中学,县至少办好一个完小。”

  当时,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倡导下,教育工作坚持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教育,必须以干部教育为主,国民教育为辅。第一干部在职教育,第二干部学校教育,第三社会教育,第四完全教育”的思想。干部教育,除了在职干部每天的政治或文化学习外,在延安曾先后创办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医科大学、民族学院等20多所干部学校,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边区的社会教育以扫除文盲为中心一环。抗战初期,边区的文盲占总人口99%。为了尽快扫除文盲,李鼎铭除提倡办识字班、识字组、夜校、冬学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积极参与了林伯渠、吴玉章等人创办的新文字协会,1941年12月7日,他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对推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起到积极作用。

  在李鼎铭的提倡和推动下,边区的中小学教育和国民教育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43年,边区有中学、师范8所,完小、

  初小444所。特别是边区政府制定了“民办公助”的政策后,各县还创办了57所村学,150多所私立小学,3300多个读报组和230多所夜校和半日校。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李鼎铭积极配合林伯渠贯彻讲话精神,鼓励边区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深入斗争实际,和工农兵相结合,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创作、演出了许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不仅大大地丰富了边区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且教育了人民大众,鼓舞了人民志气。如《兄妹开荒》《白毛女》《夫妻识字》《禁赌》等作品,对人民教育鼓舞极大,至今在人们心中记忆犹新,仍为人民所喜爱。当时,边区“民众剧团”的方向和道路,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陕甘宁边区群众文教建设的面貌,也为之一新。

  在边区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边区广大军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个阶层之间,党、政、军、民之间,出现了空前团结的局面。李鼎铭特别提议,政府应举行一次拥军活动,为以后拥军工作建立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1943年春节前,边区政府作出《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并拨款62000元,由李鼎铭同林伯渠等分别率领慰问团,慰劳延安附近的驻军和抗属。南泥湾等地的驻军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他们在驻地修筑道路,平整场地,搭彩门,张灯结彩,排练秧歌,热烈欢迎慰问团。

  李鼎铭深刻地认识到,军队是建设边区、保卫边区的中坚力量,军民团结则是夺取抗战胜利和自卫战争胜利以及建设新中国的保证。因此他十分注意党政军民之间开展以“拥政爱民、拥军优抗”为中心的双拥活动,号召群众做好当前工作。他经常满

  腔热情地赞扬八路军的好作风。1943年12月,他在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上满怀激情地说:“我们的党政军民是个大家庭,大家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团结战斗在一起。军队上一方面用血肉保卫边区,一方面实行拥政爱民,自己生产,自给自足,减轻人民负担。还帮助老百姓耕地收割,一点报酬也不要,这样的军队我是没有见过的,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拥护军队。”1944年1月27日,正值春节,西北局办公厅举办的欢迎在延党外人士宴会上,李鼎铭十分激动地发了言。他首先谈了他在南泥湾休息时对三五九旅努力生产的深刻的印象。他接着说:“自来当兵叫做吃粮的,于今咱们边区军队不仅打仗是模范,而且节约与帮助老百姓也都是模范。三五九旅某部(团结部一笔者注)去年用南瓜洋芋做饭,就节省了3000石细粮。我亲自看到他们开荒,节省民力及拥政爱民的实际精神,真使我五体投地。”(17)他怀着必胜的信心说:“在去年生产、整风及军民团结大大改善的基础上,高司令(高岗一笔者注)所提出的今年政府工作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1945年,八路军留守兵团直属队政治部敲锣打鼓为李鼎铭赠送了一面题为“民主典范”的光荣匾,以敬仰李鼎铭拥军优抗的模范事迹。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李鼎铭在领导边区政府的工作中,由于贯彻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与西北局的一系列指示,团结边区军民,致力边区建设,不仅使边区军民度过了难关,做到了丰衣足食,而且使教育、文化、卫生事业都有了极大的发展,把边区建设成了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因此,他受到边区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注:

  ①摘自《解放日报》1943年12月13日第1版。

  ②吴满有(1894--1959),横山县石湾镇麻地沟村人。1928年横山大旱,他被迫背井离乡,逃荒来到延安吴家枣园落户。先后卖掉儿子和女儿,死了妻子,遭受国民党政府催粮逼款的严刑拷打,并下在监狱。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延安,吴满有分得田地,生活好转,在大生产运动中,他深耕细作踊跃交公粮、公草,买公债,在延安召开的劳动英雄大会上他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边区政府号召“向吴满有看齐”。各县开展学习吴满有运动。他还接受毛主席的委托,让毛岸英在他身边锻炼。

  1943年12月,日寇轰炸延安时,他做担架动员全家人支援前线。1944年,他帮助抗属使其耕三余一,又为毛主席代耕粮两石,送子参军,到南泥湾指导军队播种。1947年,胡匪进攻延安,他将自己家中粮食除留口粮外,全部捐献政府分给灾民,并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③杨步浩(1905—1977),横山县魏家楼乡杨家楼村人。家庭出身贫寒,8岁丧母,10岁给地主当长工。1928年,躲债逃难到延安碾庄村。沿门讨饭,次年父亲和弟弟相继被饿死。1935年,中央红军到延安,他积极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生活翻了身。1936年,同妻子加入共产党。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他早起晚睡,精耕细作,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年年交爱国公粮。1942年,被边区劳动英雄大会授予劳动英雄和模范共产党员称号。1943年,他随边区慰问团到南泥湾慰问军队,与部队首长欢晤。当听王震说毛主席、朱德也有生产任务时,杨步浩自愿为他们代耕,每年交小麦一石。他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多次交往,感情至深,他经常带年饭、鸡蛋到杨家岭看望毛主席。在他40岁生日时,毛主席、朱德派人送酒送钱,并送写着“与人民同寿”红绸幛祝贺。1946年正月15日,他代表川口乡人民向毛主席献上“人民大救星”金字匾,并讲了话,与毛主席合影留念。

  全国解放后,他三次进京看望毛主席和中央首长。1952年12月,到北京参观,应邀到毛主席家作客。1961年9月,他带12小袋土特产进京,看望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同毛主席在天安门参加国庆典礼,后与

  毛主席畅谈延安往事。1977年7月6日,延安发生特大洪灾,杨步浩在洪水中不幸遇难。

  ④续范亭(1893—1947),山西亭县(今原平)人。名培模,号恕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革命军山西远征队镇远队长。后任国民联军第六混成旅旅长,国民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1935年12月16日,因痛恨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遇救未死,一时震动全国。西安事变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回山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党第二战区战争总动员委员会主任,第二战区保安司令。1939年后,在中国抗日根据地历任山西新军抗日决死队总指挥,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副主任委员。1947年9月12日在山西临县病逝,根据他生前志愿,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⑤耕种三年,节余一年的粮食以便弥补灾年用粮。

  ⑥南路指延安一带。

  ⑦摘自《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9日第1版。

  ⑧摘自《解放日报》1944年1月28日第l版。

  ⑨摘自何海旺回忆文章(未刊稿)。

  ⑩摘自《解放日报》1944年1月28日第1版。

  (11)摘自《解放日报》1945年1月15日第1版。

  (12)摘自《解放日报》1943年1月7日。

  (13)摘自《解放日报》1943年1月7日第1版。

  (14)摘自《解放日报》1943年1月31日第2版。

  (15)摘自《解放日报》1946年11月2日第1版。

  (16)摘自《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3日第1版。

  (17)摘自《解放日报》1944年2月2日第1版。

  八、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严峻的战争形势

  并没有多大改观:一方面日寇的侵略不断扩大,全国人民抗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另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并没有放松对陕北的军事围剿。当时地处黄土高原的陕甘宁边区,生产落后,财政历来困难。自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财政开支更因人员增多,且成为国家性的财政开支而数额巨增。所以财政困难就成了边区突出的问题之一。在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前,财政开支中尚有51.6%~85.79%取自外援。这些外援,一是来自按照国共合作协议,迫使国民党政府拨给八路军的定额军饷。二是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及国际友人的捐助。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军事上进行围剿,经济上进行封锁,财政几乎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财政收入变为只具地方性,“而财政开支则仍有其国家性”。因此边区经济处于极为艰难的时期。为了克服困难,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财政总方针。边区政府本着“一切为了抗战胜利,服从军事第一”的原则,保证边区抗战经费的自给,满足各种工作上最低限度的需要。1942年,边区军民响应党的号召,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广泛掀起了大生产运动。李鼎铭虽然年高体弱,但他身体力行,处处率先垂范。他首先订出了自己的生产计划,并付诸实施。为了完成交粮两石的任务,他经常大清早就提着粪筐拾粪,他的工作人员何海旺见他提着拾满了粪的筐子很吃力,就把自己拾来的粪倒在李老的粪堆上。说:“李老,你的任务我帮你完成。”李鼎铭笑着说:“你的好意我领了,我虽然年纪大了,在政府里工作忙,但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也应积极响应,参加生产劳动。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啊!”

  在这艰苦的岁月里,延安的办公用品、粮食供应、穿的衣

  服都是供给的,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一切为了抗战的胜利。李鼎铭处处以身作则,不搞特殊。他经常问工作人员,吃粮超过标准没有?要求管理员把伙食公布于众,当他看到还有节余,便高兴地说:“过日子就应该这样,省吃俭用好,因为我们处在暂时困难时期。”李老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李鼎铭副主席虽然年迈,但晚上经常看书看报学习,有时也有人请他看病,用煤油灯照明很昏暗。一次工作人员何海旺为了让李老学习看报光线亮点,到总务处领了一包蜡。李鼎铭问何海旺:“你问过林主席(林伯渠)没有?”何海旺说:“没有。”李鼎铭温和地说:“请你退回总务处,蜡还有别的用处。”何海旺只好把蜡交给总务处。

  1943年5月,刘志丹烈士的灵柩运抵志丹县,举行公葬大会,李鼎铭送去挽幛并题词。当时工作人员带着挽幛发票到总务处报销,李鼎铭把工作人员叫到办公室,严肃地说:“这张发票不能报,这是我个人送的礼呀!由我自己出钱才对。”说着从口袋里取出钱交给工作人员。

  又有一次,李鼎铭让工作人员何海旺给他买个小圆镜,装在口袋里方便些。何海旺想一个边区副主席揣个小圆镜很不好看。于是自作主张买了一块书本大的镜子,让他放在办公桌上。可是,李老批评何海旺:“这大镜子贵呀!你怎这样大手大脚地!”何海旺很不好意思。这时老太太姬氏忙为何海旺开脱:“好了,好了!大镜子挂在墙上大家用。”

  李鼎铭当选为副主席时已是60多岁的人了,他经常对老伴说:“我要是再年轻20岁那就好了,可以多为人民干20年事。”他对党和人民给他的权力是十分珍惜的,所以处处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党为人民工作。那时候李鼎铭副主席的办公

  室在山坡上,吃饭、开会得下一道长坡,天阴下雨更是困难。但他从没因此而耽误工作。他经常到基层调查研究。他精力是很充沛的,5公里以内总是步行,5公里以外才骑马,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说:“我没病,力争多为人民做点事。”当时边区政府给林伯渠主席和李鼎铭副主席配了一辆黑色轿车,而李鼎铭很少用。办公室为他派车,他总是说:“路不远,骑马、步行省钱又方便。”

  李鼎铭的生活是很俭朴的,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41年12

  月当选边区副主席后,办公室由参议会搬到边区政府办公。当时和林伯渠、吴玉章住在一排窑洞里,但是吃饭在边区政府交际处,所以往返要走两公里路。工作人员要为他把饭打回来,他总是说:“走点路好,可以锻炼身体。”每次吃饭他总是拄着手杖去。

  当时,生活是十分困难的,吃的都是国库的小米,常常吃到霉沤味,就是领导干部个把月也吃不到一次馒头,都和大家吃大锅饭,不少人吃到霉沤味,很不高兴,经常提意见。李鼎铭教育大家说:“老百姓连旧小米饭也吃不上呢,我们革命同志应该珍惜每粒粮食呀!”

  1943年5月李鼎铭为刘志丹烈士题词

  李鼎铭有个旱烟袋,常常带在身边。一次何海旺和他开玩笑说:“李老,您是副主席了,还抽这个旱烟袋吗?”他笑着说:“怎么?副主席就不能抽旱烟啦?过去我是李鼎铭,今天就不是啦?以后我打算彻底忌烟了。”他抽的是旱烟,买了烟卷是招待客人用的,而自己从不抽一支。

  李鼎铭总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对中央和边区其他领导人和同志们十分敬重,对自己的下级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总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关心和爱护。有一次,李鼎铭和教育厅长贺连城到边区师范视察工作,倾盆大雨下个不停,随即山洪暴发,道路中断,大伙被困在房子里一整夜。校长派人送来了饭,可是人多饭少,大伙一整天没吃饭,实在饿得慌。李鼎铭让大伙先吃,工作人员何海旺给他盛了一碗饭递过来,他说:你们年轻人容易饿,我不饿,说着把饭递给何海旺。直到1987年,何海旺还在回忆中谈到这件事。

  组织上先后派给他八个警卫员,个个都处得很好,每次调动总是恋恋不舍。有一次,一个警卫员因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被公安处调查了。李鼎铭说:“人无完人,错误归错误,但他的工作还是好的,责任心强,不要影响他的学习和工作,还是留在这里吧!”这个警卫员又回到李老身边,激动地流了泪。后来这个警卫员进步很快,被调到部队重要岗位上去了。

  李鼎铭对有缺点的同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同志们既能改正错误,又达到教育的目的。有两名警卫员,生活散漫,纪律松弛,一个不分场合爱喊、爱叫、爱唱,影响别人办公;一个在大街上骑马,影响行人安全,同志们有意见。李老耐心地引导他们说:“你们现在是人民的子弟兵了,从农民娃成长为革命战士可不容易,一定要克服自由散漫的习惯,养成

  严守纪律,关心别人的好习惯,不能做妨碍集体的事。”经他教育,这两名警卫员处处以一个革命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后来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何海旺的爱人郭友芳在延安时为李鼎铭家当保姆,他总是以诚相待,关心备至,常夸郭友芳:“你这个农村姑娘做的饭挺好吃。”后来何海旺在回忆同李老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里说:“李老当官没有官架子,总是把我们当亲人看待,总是问寒问暖,从不发脾气,真像一家人一样。”

  李鼎铭对同志热情周到、宽以待人,而对自己家属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他常说:“你们不许搞特殊化,更不能因为是副主席的家属子女而盛气凌人。”一次小儿子李之纪①得罪了炊事员王之福师傅,王师傅脾气大得很,卷起铺盖就要走。李老知道了这件事,首先批评了儿子的不对,然后亲自到王师傅宿舍里为他赔礼道歉,王师傅感动得流了泪,他说:“我对不起主席,为你添麻烦了,以后一定安心为革命做好饭。”

  1939年,李鼎铭送三儿子李达夫②去山西投奔二儿子李力果参加牺盟会的决死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李达夫来到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组织安排李达夫在边区政府工作。1941年底,李鼎铭在边区政府担任副主席。一天他找达夫谈话,提出三件事:“一是你要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入党;二是你应该到基层去工作去锻炼,到基层能增长知识,与老百姓的心贴得更近一些;三是不论到哪里工作,不得搞特殊化。你只能工作在前,享受在后,千万不能以副主席的儿子自居。”不久达夫向组织递上一份申请书,到边区最艰苦的地方安塞县去工作了。同时申请加入了共产党。多少年来达夫一直记着父亲的教诲,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党为人民工作。

  李鼎铭对群众特别关心,时刻想着群众的疾苦。他经常深入到基层调查研究,常常遇到群众上访的事,有时工作人员为了不给他找麻烦,把群众领到别的地方了解情况。可是李鼎铭总是要亲自接待群众,认真听取群众反映的意见,即使工作忙,他总安排时间让群众把话讲完,然后再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1942年7月,李鼎铭副主席在南泥湾中央休养所避暑。他经常以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到部队了解开荒种地的情况,去农村了解群众生活,为群众排忧解难。有一位姓马的农民,是南泥湾的老住户,儿媳妇因瘫痪不能下炕,一家人十分焦急。老马经常求神拜佛,乞求神灵保佑,盼儿媳早日康复。然而,儿媳病情日趋恶化,一家人急得团团转。李鼎铭副主席得知后,多次为她看病,药物、针灸并用,不久这个妇女病好了,老马送上药费被他谢绝了。后来老马才知道,为儿媳妇治病的是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激动地不知说啥好,逢人便说:“贵人扶持!贵人扶持!”

  有一个外地女人,因男人去世而失去依靠,流落在南泥湾一个苗圃当小工,劳动生活很不便。李鼎铭回延安后,给她找了个保姆活,并托人为这女人成了家,这女人逢人便说:“我这苦命人碰上了大救星。”

  他在南泥湾休养期间,有一个河北籍战士,有30多岁还没成家。原来他家46口人,被日本鬼子杀了43口,只逃出3人,其他两个也失去联系,他自己在战场上也负过伤。李鼎铭副主席说:“人家负了伤,南泥湾这地方太潮湿,把他调到延安去。让他成个家,留个后代吧!”这个战士调到延安后,非常感动。他刻苦学习,认真工作,进步很快,不久被提为营级

  干部。后来他给李鼎铭写信说:“部队就是我的家,革命处处有亲人。”表示不忘副主席的关怀,为抗战胜利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李鼎铭的高尚品质,受到党和人民的爱戴。中央领导和毛泽东主席常到边区政府看望李鼎铭。在1942年至1943年春节,群众闹秧歌时,秧歌队里高举领袖肖像,有毛主席、朱德、林伯渠和李鼎铭的像。1944年,李鼎铭生日时,毛泽东、林伯渠、谢觉哉等中央领导亲自来到李老家为他祝寿。李老家准备了一桌便席,毛主席和李老一家人边吃边谈,气氛十分活跃。两个小时过去了,毛主席同李老的家人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告别。毛主席走后,炊事员王之福站在门口望着远去的毛主席激动地说:“共产党一定能胜利,毛主席这样大的官和我们普通老百姓握手,真了不起,革命一定能成功。”

  林伯渠在李鼎铭62寿辰赴生日宴时赠诗大加赞扬李鼎铭品德高尚,知识渊博。诗一首,曰:

  三祝华封非偶然,

  连绵福泽岭梅先。

  寿身仁术兼国医,

  道德胸藏字五千。

  谢觉哉在1945年11月2日赴李鼎铭生日宴时赋诗曰:

  俯仰无惭一点元,

  荣期修证溯渊源。

  乐山乐水清如此,

  名相名医道自尊。

  得自天才成大寿,

  善为治不在多言。

  傲霜菊对须眉古,

  百万边氓为负暄。颂扬李鼎铭先生严于律己,办事公正,言行无愧,对民主革命事业一片丹心。

  李鼎铭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与党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他积极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通过他又联系和团结了一大批有威望、有影响的开明绅士。他有什么重要事情,总喜欢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毛主席也很喜欢与李鼎铭交换意见,所以他和毛主席建立了直接的书信往来关系。米脂县著名绅士李健侯先生根据他多年积累的有关李自成的资料,撰写了一部40章近35万字的章回小说《永昌演义》,记叙了明末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从起义到当大顺皇帝直至失败的全部历史。李健侯把书稿交给李鼎铭,让他转给毛主席审阅。1944年春,毛主席看过之后,高兴地写了复信,热情洋溢地赞扬了这部巨著。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鼎铭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的光荣,此书现在如按上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

  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大安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毛主席给李鼎铭的这封信,充分肯定了《永昌演义》作者李健侯先生的功劳,同时又赞颂了农民革命运动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批评地指出了这部书只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有贬抑其整个农民运动的缺点,建议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部书加以修改。毛主席给李鼎铭复信时,又送给李健侯先生200元以资鼓励。李鼎铭委托边区政府副秘书长常黎夫代笔给李健侯回了信并附了钱。

  由于种种原因,李健侯先生未能完成《永昌演义》的修改出版任务。而李鼎铭对毛主席给他的复信,却十分珍贵地保存在自己家里,它已成为当年毛主席与李鼎铭建立密切关系的见证。毛主席的手迹已成为当今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永昌演义》这部著作,在40年后的1984年,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终于同读者见面了。李健侯先生的夙愿实现了,他在九泉之下也可含笑安息矣!

  注:

  ①李之纪(1919—1971),李鼎铭的四儿子。1943年参加工作,曾担任过李鼎铭副主席的秘书。1955年后,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为人正派,乐于助人,工作勤奋,积劳成疾。1971年11月7日于北京逝世。

  ②李达夫(19139—i969),原名李之伦,李鼎铭的三儿子。幼年随父从医学习调剂。1939年随二兄李力果赴山西参加抗日决死队,投身抗

  日救亡运动。1940年赴延安抗大学习,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安塞县政府、国家燃料工业部工作,曾任石油出版社处长、社长等职。

  九、团结抗日  反对独裁

  1943年,是抗战最严峻最困难的一年。这一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2月,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郊区全歼了被围的德国侵略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伟大胜利。从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接着苏联红军连续发动进攻,把敌人赶出苏联国境,解放了被德国侵占的全部国土。与此同时,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等国人民,在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德、意法西斯侵略者。9月,意大利政府宣布投降,法西斯联盟土崩瓦解,德、日法西斯也将面临灭顶之灾。1944年初,苏军对德国进行连续多次的打击,把战争推向德国境内。同年6月间,英、美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大转变,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极其不利的。由于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以及英、美加强了它在太平洋战线的对日攻击,日本帝国主义到处挨打,最终失败已成定局。

  当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解放区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走向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在初步出现欣欣向荣的情况下,1943年,人民民主力量进入再上升阶段。1944年起,各解放区都得到恢复和发展。在1944年的春季攻势中,党领导的军队又取得了很大胜利,到1945年4月,八路军、

  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的主力已发展到91万人,民兵发展到228万人,根据地除陕甘宁边区外,还有华北的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冀鲁豫区、冀热辽区、晋绥区、山东区、苏浙皖区、浙东区、湘鄂赣区、鄂豫皖区;华南的东江区和琼崖区等共19个解放区,已发展到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9550多万。解放区的发展和扩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本军占领的大多数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海岸线的强大战略包围,为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然而,在1943年春,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这一年蒋介石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①,无耻地伪造历史,宣扬反动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妄图消灭共产党和民主力量。共产国际鉴于各国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发展,根据各自特殊情况进行斗争,因而决定宣布解散。1943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狂叫“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企图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国民党在洛川召开了反共军事会议,撤回驻守河防的6个师的兵力,加上原来封锁边区的共10余个师,在胡宗南②指挥下,集中60余万军队向陕甘宁边区进攻。

  对此,中国共产党采取坚决反击的战略方针,一面揭露声讨国民党制造分裂、破坏团结抗日的罪恶阴谋,一面在军事上作充分的准备。这时解放区人民掀起了强烈的抗议运动,加上全国进步人士以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并在中国共产党的促使下,这次反共高潮,在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装进攻的情况下,就被迫停止了,又恢复了国共两党的谈判。

  1943年7月7日,李鼎铭义愤填膺,奋笔疾书,在《解放日报》发表了《纪念七七》署名文章,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

  破坏团结、破坏抗日力量的罪恶阴谋。他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反对日本法西斯强盗侵略的伟大抗战,已经6周年了。这6周年中,幸赖我们前方将士的英勇抗战,后方民众的努力供给,才不屈不挠地支持到今日。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占着绝对有利的条件,抗战了6年的中国也是非常光明的、有利的。我们全国同胞都以高度的信心和愉快的心情,来展望着胜利的光临!”“但是抗战到了今日,也正是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应该加强抗战的力量,来克服横在胜利面前的困难,以便最后击溃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加强抗战力量克服困难夺取胜利?李鼎铭强调指出:“第一,是精诚团结。我们过去坚持了6年的抗战,全凭我们前方将士互相帮助互相维系,正规战与游击战的配合,粉碎了敌人的种种阴谋。继此以往,我希望全国各党各派,更进一步的精诚团结,把从前的猜嫌与疑虑,一扫而空,大家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这就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我们全国的任何党派任何部队,都是我们自己抗战的力量,增加一分力量,前途上就少一分困难,削弱一分力量,前途上就增加一分困难。我们的国家民族处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尽力地增加力量,尚恐不能克敌,若再任性摧残,任性破坏,我们的前途何堪设想?!共产党自去年提出整顿三风的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他就是要严格地批评自己的缺点,诚恳地和全国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的人互相团结。我想我们全国的抗战将士,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都是深明大义的。我希望大家都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多批评自己,少责备旁人,大家互相谅解,互相团结,万矢一的,迎接最后胜利。”李鼎铭说:“第二问题是发展生产。到了今日,生之者日渐减少,食之者日渐增加,民力已有不支之势。共产党看到此

  点,推动了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积极参加生产,并对于工人农民尽力帮助,尽可能减少动员,叫他们安心生产打下了坚持抗战的稳固基础。我们全国各地的人民,是否都能维持生活,是否都能供给抗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想,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狠毒,是全国人民所共知和深刻痛恨的,为着抗战,谁也愿意贡献自己最大的能力,为了胜利,谁也愿意熬受空前的苦难。但是当一般人民的生活受到无理摧残,以至于使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能力尽量贡献给抗战的时候,那他们的抗战情绪就会受到坏的影响,而我们争取胜利的前途上,也会发生许多阻碍的。”“我希望中央政府注意民生,明令各机关部队,发展生产,帮助民生,我们的抗战才能支持到底”。③

  1943年7月9日,延安3万多民众,冒雨在文化沟体育广场召开抗战6周年纪念大会。这是一次严肃、热烈、紧张、愤激的大会,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反对国民党调动河防军进攻边区,誓死保卫边区战斗的紧急动员大会,和制止一切破坏团结挑拨内战的示威集会。李鼎铭发表了精辟而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长篇演说。他愤怒地声讨了蒋介石反共分裂破坏团结抗日的罪行,号召民众团结起来,保卫中华民族,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李鼎铭说:“反共就是反对三民主义,进攻边区就是破坏团结抗战。”“抗战能坚持到今日,是由于国共合作。”“今天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但我们中国人不可以存依赖心理,要打败我们的死敌——日寇,还要靠我们自己努力,配合同盟国反攻,特别是要靠我们的团结力量。但是,目前却有人要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共产党、八路军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为什么要反对它呢?”李鼎铭以亲身经历、目睹的事实,激昂地说:“就民族主义言,6年以来,八路军坚持抗战,得不到任

  何接济,再接再厉,有进无退,它对国家民族可谓忠心耿耿。以民权主义言,边区召开了参议会,所有各级政府的人员,都是群众选出来的,边区实行‘三三制’。以民生主义言,边区党政军普遍参加生产,自己动手,并帮助群众发展生产,以培养民力,节省民力,民力有余,则抗战即可坚持到底。现在有人要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反对边区,我认为这就是反对三民主义,就是反对团结抗战!”李鼎铭以强硬的口吻说:“如果还有人执迷不误,向边区挑衅,发动内战,无论它是任何党派和军队,我们都是要反对的。”李鼎铭在热烈的掌声中说:“我希望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的人士,打定主意,反对内战,加强团结,中国前途是光明的,最后胜利是我们的。”他号召边区各界人士坚定不移地站在团结抗日第一线,迎接抗战胜利。④

  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破坏,除了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之外,他们还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挑拨离问。1943年8月底,一些反共分子,窃取边区200万人民之名义,公然印发各种谣言、中伤的文件:《告边区父老书》和《陕北边区人民致中共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制造所谓“副主席李鼎铭被撤职”的无耻谣言,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妄图破坏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离间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亲密合作的关系。李鼎铭闻言震愤莫名!他奋笔疾书。9月9日,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郑重声明:“我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我依然受陕甘宁边区200万人民的重托而正在兴奋地继续工作着,我并未被任何方面撤职,因为我没有犯错误,也没有犯过法,陕甘宁边区200万人民并未撤我的职,边区政府也不会撤我的职,共产

  党更不会撤我的职。如果你们认为我抗日有罪,实行民主有罪,认为我犯了你们的什么法,你们要来撤我的职,那你们‘撤’好了!但这不过是你们的一种愿望而已,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只有全边区200万人民对我的任免,才会发生真正的效力。事实是谣言的裁判者,你们的谎言谰语是不值得驳斥,事实早就粉碎了你们的谣言,事实早就证明你们是处心积虑要进攻边区,你们假借边区‘民意’来反对边区人民,今天又盗取边区200万人民的名义来造谣中伤,居然把我作为你们反共反民主反抗日的牺牲品,你们的用心可谓狠毒已极!你们既然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理由来反对边区,你们就应当立刻停止你们对边区的罪恶行为才对!”“我为了坚持抗战,坚持民主和保护边区人民的利益,我谨以你们所谓‘被’‘撤职’的副主席资格,号召200万人民坚决肃清这种假借民意,造谣破坏分裂边区的民族败类!同时我严正劝告造谣的人,你们都是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摧残中国人民,请你们拿出良心来看一看是非曲直。”李鼎铭说:“我身为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合作两年,并没有感到共产党的任何歧视与排斥,我亲眼看到全边区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党外人士,同样没有一个人感到共产党的歧视与排斥。共产党对于人民选进来的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崇尚友谊,表现了最高尚的信任与尊重。这是我自身体会到的事实。”最后,李鼎铭忠告那些造谣者:“你们都是中国人,中国的存亡也就是你们自己的存亡。俄希望你们以国家民族为重,立刻纠正自己的错误,并请你们劝告国民党当局加紧团结,坚持抗战,把包围边区的部队开到前方,准备反攻。这是我们全国的幸福。你们千万不要怙恶不悛,甘心做国家民族的公敌。”⑤

  李鼎铭用大量的事实,铿锵的语言彻底揭穿了造谣者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的罪恶目的,表现了他那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团结抗日思想。

  在抗日期间,国民党一直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思想,所以他们千方百计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政策,对此,李鼎铭十分气愤。1943年9月18日,延安各界代表1000余人,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以沉痛、悲愤的心情,举行了纪念“九一八”大会。李鼎铭以激昂的语言发表了精辟的演说,驳斥了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谬论。他说:“赶走日寇的惟一办法就是把共产党的政策贯彻到底。日本法西斯进占东北到现在已经12年了。在他们最初占领时,国民党当局在不抵抗主义的实施下,将东北3000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没有把东北同胞放在肚子里,他们说什么先安内然后攘外,而一味进行屠杀国内人民的战争,直到芦沟桥事变时,还提出打到芦沟桥的口号,山海关都不说,关外更不用说,可是到现在连说芦沟桥时的勇气也没有了,慢慢地由抗战到止战,他们的打算是依赖英美友邦打日本,同时还私自里勾勾搭搭,准备妥协投降,这种打算是亡国的途径,是全国同胞所反对的。今天我们恢复失地,要赶走日寇,其惟一的办法,就是要坚决地把共产党的政策贯彻到底。当然,别人打,我们欢迎一起打,别人不打,只有我们自己也要打到底。打出山海关,打到鸭绿江边,一定要把3000万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同胞拯救出来。我们为了坚持抗战,取得胜利,还要动手生产、丰衣足食。我今年63岁了,我一天不死,一天就要打到底,叫大家看看,哪怕打到一人一枪也要打,总而言之,把一切失地都收回来,我们的目的才算达到。”⑥李鼎铭那鼓舞人心的讲

  话,博得了阵阵掌声。与会者争相发言,使会议一直处于激烈气氛中。

  李鼎铭十分信仰三民主义,一颗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之心,使他对抗日战争充满了必胜的信心。1944年3月12日,延安各界民众在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纪念大会。继朱德、贺龙、林伯渠讲话之后,李鼎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内忧外患重重,而今抗战胜利在望,应该是切实准备反攻的时候了。如何准备反攻?就是要实行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从何开始呢?我认为应该首先实行民权主义,老百姓能讲话,能办事,能进行地方自治,才有办法动员民众、改善民生、准备反攻。实行民权主义又从何处着手呢?首先要求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各阶层的全民族的真正团结,一律处于平等地位。”⑦李鼎铭坚信三民主义,他认为三民主义是胜利之本。

  1944年6月14日,李鼎铭在延安各界庆祝联合国日的大会上,痛斥国民党破坏团结,包围边区,实行独裁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保卫西北,把进攻潼关的敌人赶出去,驱出国境。李鼎铭在讲话中指出:“为了挽救目前的危机,准备反攻,应向联合国学习三点:第一,学习联合国的团结,我们要求当局开放党禁,改善国共关系,将包围边区的数十万大军开赴抗日前线,给八路军发饷发弹发药,让八路军新四军开到敌人进攻的地方去,打退敌人的进攻!第二,我们要学习联合国的民主精神,要求当局取消专制独裁,给人民以民主自由,让四万万人民将抗战的担子担负起来。第三,全中国要像陕甘宁边区一样,发展经济,要求中央

  政府严禁垄断统制、囤积居奇,军队要自己动手耕地织布,减轻人民负担,使人民能吃饱穿暖,军民一起把敌人驱逐出国境。”⑧李鼎铭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台下不断响起口号和掌声。

  1944年5月至10月,陕甘宁边区接待了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6月26日起至7月上旬,边区政府第一次接待是进行综合介绍。李鼎铭代表边区政府作了《关于边区总政策的报告》。他说:“我们总的政策只有一个,就是抗战,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在这个总政策下面,边区做了四件事:第一,抗战。尽管中央政府对边区施加种种压力,进行骚扰和破坏,但并不因此放弃抗战。第二,团结。在抗战中间,边区政府一贯坚持团结。第三,民主。主张不分阶级、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第四,生产。由于中央政府停发军饷,同时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抗战,边区党政军自己动手,开荒织布,发展生产。”⑨李鼎铭的讲话吸引了中外记者,使他们产生了极大兴趣。通过他们,也使外界对边区有了一个真正的了解。

  1944年,陕甘宁边区为了推动全国立宪运动的开展,成立了延安各界立宪促进会,2月27日,朱德、周恩来、林伯渠、李鼎铭等50多人参加宪政问题座谈会。李鼎铭感慨地说:“我在20多岁就已听说‘立宪’的事,可是到今天已经60多岁,宪政还未实现。”他对目前的宪政运动,认为必须具备如下的先决条件,即第一要开放党禁,取消“防止异党活动”的政策,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地位。他说:“今天的党禁,无异于历史上的党锢,唐宋明的党锢没有一次得到好结果,应当引以为诫。其次,要实行宪政,就一定要大家讲话,要大家研究讨论。这就必须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第

  三要实行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均权。”⑩这充分体现了李鼎铭反对一党专政,渴求实行民主合作的愿望。

  李鼎铭拥护共产党,坚信共产党永远是三民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坚决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的可耻行径。

  1944年10月10日,边区政府召开庆祝双十节大会。李鼎铭在朱德、周恩来的讲话之后,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革命,这是中国人民应该庆祝和纪念的日子。但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只是有了中华民国的称号,没有民主政治的实质,相反的是以新的专制主义代替了旧的专制主义。特别是今天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背叛了辛亥革命的优良传统,背叛了三民主义,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寡头专政。”李鼎铭指出:半年来正面战场的失利,造成了抗战以来的空前危机,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寡头专政的结果。李鼎铭驳斥了国民党当局迄今还不反省,而把打败仗的责任推给盟国,并企图消灭在敌后英勇抗敌、功勋卓著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权。李鼎铭激动地说:“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确继承了辛亥革命的光荣传统,实行了三民主义。所以敌后军民已经变成了不可摧毁的力量。”最后他代表边区政府要求国民党当局废除他们的法西斯主义政令和失败主义军令,赶快将盟国援助的物资按抗战成绩平均分配,赶快结束一党专政,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11)

  1944年7月,中国著名的抗日救亡活动家、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执行委员邹韬奋先生在上海不幸去世。11月22日延安各界人士及邹韬奋先生生前友好2000余人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大会,追悼邹韬奋先生。李鼎铭在讲话中指出:“除了陕甘宁边区和敌后解放区,中国还在漫漫长夜中,而邹韬奋

  先生有如一盏明灯,给全国无党无派人士照出了一条通路:只有和共产党合作,团结抗战,争取民主,才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12)他不仅高度赞扬了邹韬奋先生对团结抗日的进步作用,而且对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充满希望。

  1945年1月31日,西安《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登载陕西省国民党省政府所颁发的、并经重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批准的《陕西省陕北各县联合临时参议会设立办法》,否认陕甘宁边区选的参议会和民主政权,妄图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陕北各县临时联合参议会”,实行他们的一党专政,激起延安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李鼎铭就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对国民党盗用边区人民的名义,提出强烈抗议并严加驳斥。他对记者说:“国民党当局在大后方实行专制独裁、玩弄民意,已属司空见惯,为国人所共见。惟所谓《陕西省陕北各县临时联合参议会设立办法》,既然冒称陕北各县的‘民意机关’,我就不能不代表这些地方的人民说几句话,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的抗议和警告。须知冒用别人的名义,是要拿到法庭去办罪的;既在冒充陕北人民的名义(这大概就是蒋介石所谓“还政于民”吧!),那就更应当办罪了。”

  李鼎铭严肃而又幽默地说:“听说欧洲的国家,如像波兰,有和本国人民毫无联系、作恶多端的流亡政府。现在中国,国民党内反动派更是异想天开,制造流亡‘参议会’,这个参议会的会址不敢放在它自封‘代表’的11个县境内,而设在特务横行的洛川等地。”“国民党当局这种办法,和它在边区周围加紧封锁,屯集大军,修筑工事等,都暴露了他千方百计破坏边区和积极准备进行内战的阴谋。所谓陕北各县联合临时参议会址,‘暂设’在洛川和榆林;所谓‘暂设’就是梦想有一天

  搬进边区来。对于国民党内反动派包藏祸心的种种阴谋,我们边区人民必须具备应有的警惕。”“反动派的一切打算,都是枉费心血的。边区人民真正实行了民主,有人民自己选出的代表,为人民服务的各级参议会和各级政府。边区各阶层人民的亲密合作,同心协力、团结发展生产,走丰衣足食道路,有效地支持前方抗战,成为全国抗战民主的楷模。一切有天良的人,对边区人民的成就,都欢心赞叹,为什么国民党当局偏要把边区当做眼中钉,必欲破坏之而后快!?无疑的,国民党内反动派这种倒行逆施,不仅会遇到边区人民和解放区人民坚决有力的回击,而且也必然会遇到大后方同胞的公愤和反对。”最后李鼎铭充满信心地说:“去年边区参议会建立的要求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案,已成为海内外同胞的共同要求。我们边区人民,一定要加倍努力,和解放区人民一起,和全国人民一起,争取这个要求的实现。这决不是反动派的任何破坏阴谋所能阻止得住的。”(13)

  李鼎铭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深得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和支持,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注:

  ①《中国之命运》,是由陶希圣执笔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反共小册子。1943年3月10日出版,全书共分8章,约10万字。蒋介石在书中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任意伪造现代中国历史,歪曲国共关系,诬蔑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并狂妄地宣称两年之内决定中国之命运,暗示要以武力解决共产党。该书的出版是蒋介

  石阴谋抢夺抗战果实的一个危险信号,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动大规模反共内战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

  ②胡宗南(1899—1962),浙江孝丰(今吉安县)人,字泰山。黄埔军校毕业,蒋介石嫡系。1930年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一师副师长、师长。1936年任第一军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曾率第一军参加淞沪战役。1938年春,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豫东战役,围攻日军土肥原师团。后历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推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47年率部进攻陕甘宁边区。1949年逃往台湾。

  ③《解放日报》1943年7月7日第4版。

  ④《解放日报》1943年7月10日第2版。

  ⑤《解放日报》1943年9月9日第1版。

  ⑥《解放日报》1943年9月19日第1版。

  ⑦《解放日报》1944年3月14日第1版。

  ⑧《解放日报》1944年6月15日第1版。

  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⑩《解放日报》1944年2月29日第1版。

  (11)《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1日第1版。

  (12)《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4日第1版。

  (13)《解放日报》1945年4月1日第1版。

  十、反对内战  迎接胜利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订投降书。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国内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基本形势,制定

  了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国民党反革命的两手的策略。在领导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反对国民党反革命的内战阴谋,积极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

  李鼎铭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之后,多次发表演说和谈话,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号召人民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民主。1945年9月5日,李鼎铭出席延安各界在南门外广场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他在痛斥了半个世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史后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伟大胜利,中国革命将步入一个新阶段,这是值得中国人民庆贺的。今后,中国人民要努力巩固胜利果实,发扬民主、团结、艰苦奋斗的传统,做和平建国的模范。”1945年10月7日,李鼎铭出席延安各界群众庆祝十月革命28周年纪念大会。他高度赞扬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援助和友谊,揭露了国民党调集军队进犯解放区的罪行,强烈要求国民党军队立即撤出解放区,解散伪军,严惩汉奸,履行“双十协定”。

  1945年10月20日,李鼎铭对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大代表应由人民重新选举,人民应该是国家的主人,国民党反动派应停止独裁。

  1946年3月12日,李鼎铭对记者发表了对时局的观感,他揭露了国民党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破坏和平反对民主,仍坚持其独裁统治的险恶用心。指出西安一批特务分子和流氓歹徒,纠集一部分青年学生举行反苏反共游行,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进行破坏和捣乱,号召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力争和平民主,实现和平建国。

  1946年4月2日,李鼎铭出席了在延安大礼堂召开的陕

  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界各阶层及少数民族的参议员139人,还有来宾、旁听者和中外记者共1000多人。4月6日,李鼎铭作了题为《边区人民的伟大胜利》的关于选举工作的报告,总结了这次边区选举工作的巨大成绩,驳斥敌人对边区民主制度的诬蔑。他指出:“现在环境是变了,停战协定、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和全国整军协定奠下了全国和平民主的基础。但是有些反动分子正在继续挑衅,因为他们在八年抗战中浑水摸鱼,所以他们还想继续浑水摸鱼,他们就想推翻这个和平、民主的基础,想乱、想打内战,想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我们中国人是受不了,我想全世界人民也受不住了。”李鼎铭希望“全国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大家团结起来,反对这种自私自利的、祸国殃民的大阴谋,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他说:“我今年66岁了,本来没有什么力量奋斗了,但是诸位参议员为民主奋斗的热情鼓舞了我,我愿意追随在诸位之后,追随在全国社会贤达之后,为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奋斗下去。”①

  1946年4月13日至19日,李鼎铭参加四八烈士②治丧委员会,陪祭并题词。这不仅表达了他争取和平民主的强烈愿望,更表达了他对为和平民主而斗争而牺牲的烈士的敬仰。

  25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一次参议会上,李鼎铭以111票连选连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后,受到议员姬伯雄、吴满有、赵占魁等120多名议员的致贺。26日,李鼎铭被选为边区出席国民大会正式代表。

  由于蒋介石倒行逆施,一意孤行,不断扩大内战,引起国民党中央航空第八大队三十五中队队长刘善本③上尉和同伴们的不满,他们决心退出内战漩涡。1946年6月24日,刘善本

  由成都飞延安,宣布起义。7月5日,李鼎铭和林伯渠、刘景范代表边区人民政府致书刘善本和他的同事们,表示祝贺与慰勉。信中说:“你们退出内战。驾机飞延的义举,对国民党当局违背人民公意,依仗外国援助进行内战,屠杀同胞的罪行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于中国独立和平民主事业的推进,有着很大的帮助。”7月10日,李鼎铭同林伯渠代表边区政府特地设宴招待刘善本等,勉励他们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进行斗争。

  1946年4月李鼎铭为“四八”烈士题词

  1946年8月2日,八架国民党美式飞机轰炸延安,边区进入了战时状态。9日,李鼎

  铭向《解放日报》记者发表谈话④,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号召边区人民团结起来,彻底粉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为建设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李鼎铭指出:“那天蒋介石飞机轰炸延安,这件事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先声。”“抗战八年,全国人民已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希望抗战胜利以后,能够休养生息,而国民党区仍在继续抓丁征粮,作为内战之用,让成千上万的人民饿死。”李鼎铭历述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国进行内战及各种丧权辱国的事实之后,叹息

  道:“这就是满清末年慈禧太后‘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传统。”李鼎铭痛斥国民党反动派,他说:“解放区人民何罪?共产党何罪?为什么要进攻他们?轰炸他们?我是无党无派的,我想站在人民立场上讲几句老实话:边区及各解放区由于执行了‘三三制’,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及各种正确政策,在八年抗战中,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任何接济,但却胜利地抵御了日寇的进攻,人民生活还过得很好。几年来部分地区虽然遭受天灾和困难,共产党和人民一起共谋办法把它战胜了,故在边区及解放区没有人饿死,像这样的好政府,如果蒋介石再要继续进攻,则必然遭到广大人民的一致抵抗。”至此,李鼎铭激愤地说:“如果美国反动派再要继续帮助蒋介石来破坏这样的好政府,那么,边区各界人民将要用对日寇的办法来对付它!”“现在蒋介石究竟有什么出路?我看只有自取灭亡。就算美国帮助到底,有了武器,也没有人拿呀!”号召边区人民排除国民党反动派的骚扰、轰炸,集中全力从事和平建设,贯彻第三届参议会上制定和通过的三年建设计划方案,千百倍地努力加强自己力量,用实际行动来抗议美帝国主义打着要“帮助中国恢复和平秩序”的幌子,实质是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罪恶行径。1946年10月10日,延安万余人参加了各界响应“美军退出中国”运动暨保卫边区动员大会⑤。李鼎铭愤慨地斥责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罪行,他说:“今天蒋介石卖国独裁专政所造成的民族危机,较之满清政府的‘宁赠友邦,勿予家奴’尤为严重。”他告诫大家说:“美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决不当亡国奴,我们一定要美军退出中国,否则,我们要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来对付!”就在这天晚上,在欢迎以范龙章⑥将军为团长的民主建国军参

  观团的晚会上,李鼎铭在致欢迎词时十分自信地说:“去年在高树勋将军领导下的邯郸起义,意义是非常伟大的,他给一切爱好和平反对内战的军队做了榜样,起了带头作用。今天,蒋介石还想挣扎,坚持他的一党专政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打击他,并在不久还有更多力量来打击他⑦。”李鼎铭指出:胜利一定是属于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的。他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团结,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先烈们的奋斗精神,制止美帝援蒋反共政策,停止中国内战,实现和平。

  毛泽东早就指出:“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⑧

  1946年8月,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这是蒋介石蓄谋已久,进攻陕甘宁边区计划的开始。林伯渠和李鼎铭、刘景范主持召开了边区政府会议,讨论了如何使政府的一切工作适合战争的需要,提出:“我们的工作机构、制度以至作风等,都必须迅速转变。战争必然是残酷的和持久的,只要我们有准备,有坚强的武装力量,充分的物质力量,严密的内部团结,就一定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11月13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在边区参议会礼堂召开的“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干部动员大会,使边区军民由战备动员进入战斗动员,确实搞好参军、参战、劳军、防奸、担架、运输救护、后勤和坚壁工作。李鼎铭在讲话中指示三点:“一、大家要负起责任站在自己岗位上坚决保卫边区。二、每个干部要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以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三、每个干部要抱定牺牲决心,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参加战时工作。”⑨在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下,边区人民决心以战斗的精神,保卫自由民主幸福的生活。实行坚壁清野,不给胡宗南军队留一粒粮、一寸布,让敌人饥不择食,

  渴不择饮。边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参军参战热潮,出现了很多父子、弟兄争相参军,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上前线的动人场面。1947年元旦、春节期间,出现了群众性的拥军优属高潮,整个边区充满了高度团结、同心协力、等待消灭来犯敌人的战斗气氛。

  注:

  ①摘自《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件汇编》。

  ②四八烈士: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而牺牲的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烈士的概称。1946年春,国民党政府破坏《国共停战协定》,进攻解放区。出席重庆国共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为了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于4月8日和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邓发、进步教育家黄齐生等冒着恶劣天气,飞返延安。同机还有八路军军官李绍华、彭踊左、魏万吉、赵登俊、高琼和叶挺的夫人李秀文及其子女等17人。当日下午,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浓雾失事,机上全部人员罹难。

  ③刘善本(1915—1968),山东昌乐人。1935年考入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毕业后任国民党政府空军上尉参谋。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对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产生不满。1943年奉命到美国受训,1945年5月回国。1946年6月26日毅然驾机飞向延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国民党政府空军起义第一人。1947年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副校长。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军事训练部副部长,空军学院导航室主任、副教育长,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

  ④摘自《解放日报》1946年8月10日第1版。

  ⑤摘自《解放日报》1946年10月11日第1版。

  ⑥范龙章将军原系高树勋将军所部第六师师长。1945年1月30日邯郸起义后,任民主建国军第一军军长。

  ⑦摘自《解放日报》1946年10月12日第1版。

  ⑧摘自《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页。

  ⑨摘自《解放日报》1946年11月15日第1版。

  十一、转战陕北  鞠躬尽瘁

  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经过八个月的作战,被歼灭67个旅,70万余人。为了挽救他失败的命运,1947年春,又向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发动了所谓的“重点进攻”。他指使在陕甘宁边区南线的胡宗南,西线的马鸿逵①、马步芳②,北线的邓宝珊③,共20多个旅20多万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3月13日,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④指挥15个旅约14万人,由洛川、宜川一线向延安进犯,并出动飞机50余架,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考虑到敌我态势与各战场的情况,为了诱敌深入,寻找有利时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决定撤出延安。

  3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机关离开延安。中共中央于3月18日撤离延安。19日清晨,彭德怀亦率我守城部队最后撤出延安。下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延安。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仍继续留在陕北,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主持领导和指挥全国作战。另外,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委,前往华北地区进行中央所委托的工作。以叶剑英(书记)、杨尚昆(后方支队司令员)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带领部分中央机关、学校转移到晋西北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否依然存在?假若还

  存在,其具体内容和统战对象及方针政策是否应该有所变化?假若变化,又如何在后方实际工作中体现出来?这个问题变得扑朔迷离、模糊不清起来,而每天遇到的实际问题,又时时刻刻摆在人们面前,叫你无法回避。这种情况已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在小河会议上谈到土改和“三三制”时说,“三三制”不变,仍是共产党、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而不包括反动地主,土改政策“平分”是原则,但应按情况可以有些伸缩,如杜斌丞,但对共产党员不应例外。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中,显然体现着统一战线的对象和政策的某些变化,但尚未来得及条理化、具体化,因此没有引起各级负责干部的高度重视,出现了一些偏向,对统战对象的热情似乎降了温。

  当时根据边区政府的部署,1947年元月份,李鼎铭已随部分机关转移到离延安40公里的安塞县真武洞。

  真武洞是安塞县县城,这里山大沟深,是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这里群众生活十分困难,而当时转移的机关生活更是困难,连豆腐、豆芽也没有,机关连买醋酱的钱也没有,整天白菜小米饭,李鼎铭和大家一样生活。当时他身边除工作人员外,还有一个警卫班和他的小儿子李之纪。李鼎铭在这里住了两个多月。他一面工作,一面动员当地老百姓参加保卫延安的战斗。有时李鼎铭拄着手杖和工作人员到附近村庄进行战时动员,做到工作与战时结合,老百姓和地方干部十分感动。

  3月11日,李鼎铭被安排离开了真武洞,到老家桃花峁养病。边区政府为了他的安全,配了一个警卫排护送,为防止敌机的轰炸,他们夜间行路,白天休息。他一路上心情十分镇静,很少说话,有时骑马,有时步行。他拄一根电镀金属手杖,碰到石头上发出铛琅铛琅的声音。每当大家疲劳的时候,

  他总鼓励大家:困难是暂时的,胜利终会到来的。遇到紧急情况,李鼎铭很冷静。离开真武洞的第二天晚上,他们行军到一个山沟,听到山上有哨子集合声,警卫排的战士立即拔枪准备战斗。他叫大伙别急。这时对方喊话,问是哪部分的,这时工作人员对话,才知是自己人。离开这支部队刚走不久,到了河边,河水很急,三月天气,冰冷的河水十分刺人,工作人员何海旺说李副主席年龄大了,蹚水怕有不适,要背他过河,他拒绝了,在大家互相搀扶中过了河。他们整整走了一夜,凌晨到了贺家湾,见到村干部,便了解村里工作,问干部老百姓的安全工作做好了没有,粮食藏好了没有,战时动员有多少人支援前线了,他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认真地记了下来。当村干部汇报后,他满意地笑了,鼓励村干部:“你们干得好,就应该这样,不要让狐儿子(胡宗南一笔者注)吃一粒粮。蒋介石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我们的胜利就在眼前。”大伙累得很,炊事员做了小米干饭,大家谁也没吃就休息了。可李老还向老乡了解情况。李鼎铭经常说,我们要同甘苦,共患难,我们要像毛主席那样和人民在一起,保卫边区,解放全中国。李鼎铭的生活很俭朴,路上吃不到肉和油,连菜也没有,只吃粗粮稀饭,工作人员怕影响他的身体,到地方上联系搞点面,他总说:“战争年月地方上干部很忙,老百姓很困难,我们住一天就走了,不必给地方上添麻烦。”有时搞到点面,他总让做成汤面,大家都吃。一天,他们来到一个村庄,刚要开饭,他听见老乡院子的隔壁传来呻吟声。李副主席问村干部是不是有人病了。村干部说:是贫农王老大爷病了。老人的儿子参军了,前些日子老人感冒后引起伤寒,在这年月哪里去治,家里人已把后事准备好了。李副主席立刻放下碗过去为王老大爷诊断,先是用针

  灸,后开小偏方,并安慰病人:“你的病不要紧,明天就会减轻。”同时,把一碗汤面条让给病人吃。第二天当他出发时,王老大爷的病情真的好转,家人十分感激,问村干部哪里来的老医生,村干部说:这是边区延安来的。王老大爷脸上露出了感激的微笑。

  李鼎铭走到哪里工作到哪里,心里时刻揣着工作。1947年3月18日,李鼎铭回到老家米脂桃花峁。在家两个多月期间,他与米脂县委经常联系工作,县长姬伯勋隔三过五来桃花峁,一是请示工作,二是看望李鼎铭副主席。李鼎铭一面养病,一面坚持工作。4月底,他接到唐洪澄⑤、范子文于4月21日给他写的信,喜获全国各战场连连打胜仗的喜讯。5月12日,他又接到边区主席林伯渠的来信,信中告诉他,军事方面,青化砭之战⑥提高了我军士气,羊马河之战⑦打出威风转变了战局,蟠龙之战⑧更奠定了胜利基础。边区军民即使不靠外援,完全可以靠自己力量消灭蒋胡贼军,争取最后胜利。而从全国战略说来,我边区军民努力将蒋介石之嫡系胡军吸引并消灭在边区,以利晋南豫北等其他地区进行反攻,也是应当如此的。他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读完唐洪澄、范子文和林老的来信,并夜以继日地写下了《中国目前的战争》⑨这篇讲稿,准备为当时转移在仁义山(离桃镇五里地的一个村庄)的米中学生做形势报告。文章分四部分:目前战争的性质;战争的发展;战争的前途;学生的任务。他从大革命到抗战胜利,以一桩桩、一件件血泪斑斑的事实,控诉了蒋介石卖国主义的罪行。他从战争的发展趋势,得出了人民必然胜利,蒋介石必然失败的结论。号召全国人民投入自卫反击战,预言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李鼎铭说:“我们要明白这次战争的性质,不得不

  从历史上搞清楚我们的敌人——以蒋介石为首的封建法西斯集团是什么东西。在大革命要成功的当儿,蒋介石在南京组织了政府,夺了政权之后,马上背叛了革命,和张、阎等旧军阀妥协,投降了帝国主义,把人民收回的武汉英日租界地交给英、日,反转枪杆在全国各地成千成万地屠杀革命人民,开始了残酷的内战。组织了近百万的特务,实行了法西斯独裁专政统治。

  “内战结果,引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中国。蒋介石在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荒谬口号后,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味的妥协、屈服、投降,而且替日本打先锋,公开下命令:‘言抗日者杀无赦’。北京、南京学生被残杀,是为了抗日;七君子被下狱,是为了宣传抗日;吉鸿昌被杀,蔡廷锴被解决是为了组织抗日军队。他呢?则坚决执行其残杀人民的政策。

  “双十二事变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一致压力下,勉强参加了抗战。然而在武汉失守后,则由消极抗战,变为坐观抗战。一心保存其实力,准备消灭人民力量,以后索性变为取消抗战,在其‘曲线救国’⑩的无耻口号下,打发了一批军官和特务投降了日本,和日本联合起来消灭人民力量,现在汤阴被俘的孙殿英(11)就是一个,更往后则公开摧残人民力量,皖南事变是最著者,对人民武装停止任何供给,且时时勾结敌伪夹攻人民武装。

  “但是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在敌人残酷扫荡之下,在蒋介石封锁下,在蒋敌伪联合进攻之下,开辟了19个解放区,解放了三分之一的土地和人民,牵制了80%的日军,几乎全部的伪军。发展了一百几十万的正规军,二百多万民兵,坚持奋斗了八年,终于在苏联红军出兵打击之下,日本投降

  了,抗战胜利了。平心而论,如果没有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艰苦奋斗,蒋介石早当了溥仪第二,中国早亡国了。在那种情况之下,不但中国不能存在了,国际问题也恐怕成了另一个局面了。

  “可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马上下了峨嵋山,大发其令,要日军给他守城,伪军给他绥靖。企图里应外合,消灭人民力量,这就是蒋日伪合流。但是人民在抗战中流血流汗,得到胜利的果实,他们有权享受,他们应当得到民主、自由和平的生活,因而提出了他们的要求。蒋介石看见了人民的力量强大,于是采取了边打边谈的策略,双十协定刚签字,‘剿共密令’‘剿共手本’已发到各部队,‘停战命令’‘政协决议’‘整军方案’的笔迹未干,各地的惨案接连发生,内战也由东北打起,一直打到各解放区。

  “可是蒋介石有什么资本和人民作对呢?他的资本就是靠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蒋介石将中国的领空、领海、领土卖给美国,让他们自由行动,所有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权完全让美国掌握,换来美国的飞机、军舰、各种车辆、坦克、大炮、火箭炮等等。同时给他训练装备和运送军队,给他订军事计划。因此,我们说蒋介石是美国的儿皇帝,杜鲁门(12)是中国(国民党)的最高统帅。

  “由上所述,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是自古少有的独裁专制魔王,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决心内战的狰狞恶鬼,有史以来的一个大卖国贼。美国是中国内战的制造者,是要将中国变成为他的殖民地的侵略者。因此,目前的战争是反独裁、内战、卖国,争取民主、和平、独立的民主革命战争,是反对美国企图把中国殖民地化的民族革命战争,所以它是正义的神

  圣的。”

  在讲战争的发展时,李鼎铭以敌我战局的形势和我军取得伟大胜利,蒋介石惨遭失败的事实,极大地鼓舞了边区人民战胜敌人夺取自卫战争胜利的信心。李鼎铭说:  “自去年(即1946年)7月到11月底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蒋介石是进攻,我们是防御。蒋介石的战略是打通交通线、侵占大城市。我们的战略是分散敌人兵力,消灭有生力量。这一阶段,蒋介石的收入是100多个空城,支出是33个旅,杂牌军和保安团队还不在其内。打通交通线的企图亦未达到。第二阶段是从11月至1947年3月为止。在这一阶段战局已起转变。我们自己开始了局部反攻,如鲁西、晋西等战役。而蒋介石也发动了鲁南进攻、东北进攻,以及边区进攻等。但在鲁南虽然占了临沂空城,而在鲁中我们消灭了他的7个师,活捉了李仙洲;在东北蒋介石正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我们一举消灭了他的两个师。在这阶段他又支出了33个旅。第三个阶段是从4月份到现在。我们逐渐由守势转为攻势,蒋介石逐步由攻势转为守势。在东北继松花江之胜利,在东线又歼灭了两个师。中央社现在叫喊说我们在长春到四平街一带出动了30万大军,这说明东北我们已占主动。在鲁中又消灭了3个旅,收复了泰安、东阿、阴平、宁阳等县,粉碎了打通津浦线的迷梦。在冀鲁豫刘伯承收复了近30座城市,活捉了孙殿英。在晋察冀我解放军在平汉中段及郑太东段收复10座县城,包围了石家庄,控制了郑太路300余里,在晋南解放了20座县城,控制了秦晋豫咽喉风陵渡及其他重要渡口。只有我们边区,胡宗南集中了18个旅,并有马鸿逵邓宝珊的配合,占了一些空城,但是截至现在胡宗南已被消灭了5个多旅,逼使他不得不撤离绥德。局势已经开

  始了转变。将来不但不能占边区,就是要撤离边区也成问题。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现在阶段,已开始成为全面反攻阶段。”

  在谈到战争的前途时,李鼎铭肯定地说:“蒋介石反动派必然要灭亡,人民必然要胜利。我们分析一下蒋政府的情况,就知道这不是武断。”李鼎铭指出:“第一,蒋介石的政治危机。蒋介石自召开了破坏政协决议的二中全会,订了卖国的中美商约,召开了伪国大,以及现在的改组政府,全国人民认清了他是独裁卖国的民族败类。全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就是很好的反映,再加上各级政府的贪污腐化,营私舞弊,使全国人民无不切齿痛恨。虽有美国的捧场,青年党和民社党一群汉奸流氓的帮忙,也只能使危机更加严重。第二是经济危机。四大买办家族和美帝国主义构成了剥削网,使蒋管区工商业倒闭、破产,人民失业。加上战费、军粮,使人民负担加重,法币暴跌。据最近报载,美元换法币3万元,金价110万元,较2月份涨了2倍到3倍,因而人民无法生活。美国最近又给蒋介石5万万美元,也只能使危机更加严重。第三是军事危机。蒋介石因官兵矛盾,正、杂牌军的矛盾,上下级的矛盾,战略与战术的矛盾,使他每一场战争无不失败。战士到战场上就想放下武器。虽然有美国的大炮、坦克,不但不济事,反而运到了我们手里来打他,使他早日灭亡。有此三种危机,已足够使他死亡。所以我们有把握说:将来人民一定要胜利。”

  谈当前任务时李鼎铭说:“战争前途虽然是光明的,胜利是有把握的,但是胜利不是会自己来到的,全靠我们全体人民来争取。你们是中学生,在这伟大的战争中必然要担负些任务。”他号召中学生:“第一,要争取机会作战勤工作。如医护工作、宣传工作、组织担架运输等。第二,要争取机会教育群

  众。例如时事宣传,战略路线的解释,坚壁清野的重要意义等。第三,争取时机抓紧学习。我们的战争是要胜利的,局面要开展的,干部的需要,更将迫切,我们应当抓紧时间学习充实自己,以备将来为人民更好地服务,并且要服务得很好。”

  报告刚刚写完,6月14日林伯渠急电令米中学生渡河,前往山西省临县,故未能作这个报告。直到7月5日,米中学生东渡前,在佳县木头峪才为学生作了这场报告。李鼎铭的科学分析,给学生们以极大的鼓舞。

  李老年老体弱,劳累过度,组织决定让他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待身体恢复后再工作。在家休息期间李鼎铭十分忧虑,他乘绥德敌人溃退之际,派工作人员何海旺去找绥德地委,打听边区政府,以便取得联系。何海旺几经周转,后来到子洲县的马蹄沟找到了边区政府副秘书长常黎夫,与边区政府接上了头。

  何海旺回到桃花峁村向李鼎铭汇报情况后,他十分高兴,长长地叹了口气说:“这总算找到了组织。”于是要何海旺做好出发的准备,第二天傍晚来到黄河西岸的佳县木头峪,准备过黄河去晋绥边区。这些天李老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留在陕北,坚持战斗,他心情很好。每天除看文件、学习外,便提着他那爱不释手的旱烟袋在村里走走,与老乡们拉些家常,给老百姓讲些时事。有时和群众交换着烟袋抽烟。几天来,榆横特委统战部部长朱侠夫(14)、米脂县县长姬伯勋、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陆续来看望李鼎铭。加上身边的女儿李嗣兰、小儿子李之纪和儿媳妇侍候,李老的身体恢复得很快。李老留恋陕北,留恋家乡,他很不愿意离开陕北过黄河。但是因为战时的需要,工作的需要,只得于7月8日早上同边区法院、榆横公署等部分机

  关登上了东渡的木船,到了晋绥边区临县境内的曲古镇。临行前他特意到木头峪河的源头找到山泉水,贪婪地喝了个够。又吃了当地加工的白嫩豆腐,表示他对家乡的留恋之情。

  9月4日,李鼎铭在曲古镇接到边区主席林伯渠的来信,说晋绥行政公署主任续范亭病危,要他去治疗。李鼎铭带上工作人员,日夜兼程,两天后到了临县都督村为续范亭治病。但因病情严重,未来得及吃药,续范亭就不幸逝世了。对此李鼎铭十分遗憾。9月12日,晋西北各界成立了续范亭治丧委员会,李鼎铭担任了治丧委员会委员。9月26日,晋西北各界在临县召开了由林伯渠主持、1800多人参加的续范亭追悼大会,贺龙、杨明轩、谢觉哉、吴玉章等参加追悼大会。李鼎铭虽然回到曲古镇未能参加追悼大会,但他送了挽幛,表示对续老的哀悼。

  1947年10月7日,是李鼎铭终生难忘的日子,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先生在西安惨遭国民党杀害。李鼎铭十分悲痛。因为杜斌丞与李鼎铭既是同乡又是同事,1917年李鼎铭受聘榆林中学任教,是杜斌丞推荐的,他们之间对民主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是一致的。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当时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总参议、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杜斌丞,对杨虎城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西安事变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李鼎铭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表示极大的愤慨。他说:“杜斌丞先生遇难,一定要蒋介石偿命,不要以为蒋介石猖狂一时,中国的领土将来一寸也不会给他,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后简称五四指示),边区政府开始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47

  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以后,李鼎铭极表赞同,说:“共产党发动群众彻底平分土地,这项政策伟大极了。”10月24日,李鼎铭随边区政府返回到绥德县义合镇雷家沟村。11月1日至25日参加了西北局传达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义合会议。这次会议,是边区自卫战争八个月以来空前的一次大会,参加会议的有边区一级干部80多人。这时人民解放军已进入全面反攻,各个解放区都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义合会议依照李卓然传达的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确定了在边区贯彻土地法大纲,作出了彻底完成边区土地改革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会上李鼎铭对土地改革政策表示赞成和拥护。他说:“共产党发动群众彻底平分土地,审查干部和党员,这两项政策伟大极了,有了这两项政策,将保证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然胜利成功。”

  11月14日,李鼎铭同林伯渠发出了关于各县政府改组领导机构以适合战时需要的命令,为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土地改革做了极为重要的准备工作。

  就在贯彻土地法大纲、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正在进行之际,出现了一股极“左”思潮,给统一战线罩上一层阴影。河东临县出现了土改过火的问题。在河西,边区副议长安文钦、边区教育厅副厅长贺连城、建设厅厅长霍子乐,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他们是开明绅士,是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座上宾,如今,贺连城、霍子乐成了封建地主,孤零零地住在乡下,没人理睬。安文钦被没收土地、财产并扫地出了门。义合会后又派工作队下农村,发动老百姓搞土改。虽然当年老区的土改早已搞过了,按照土地平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规

  定办了,这次却要强调再分。甚至把地主、富农吊着严刑拷打,仅义合境内就整死两个地主。这股“左”的思潮渗入各项工作,波及机关干部、边区政府机关,有人甚至提出批斗林伯渠的夫人朱明,说她是资产阶级的小姐,满脑子享乐主义,工作态度不好,弄得林老左右为难。

  李鼎铭看到当时的形势,担心地说:“这怎么行呀!共产党能这样干吗?这样会失掉群众的。”这对李鼎铭来说不能不产生一种不安。他想,我们这些统战对象,将来又会怎样呢?因为他看到了安文钦、贺连城、霍子乐的处境,联系自己转战陕北,一直被冷冰冰地安排在真武洞、桃花峁、木头峪,要不是主动找边区政府,这么长的时间,像断了线的风筝,与政府失去了联系,直到四五月份,才接到林伯渠和范之文、唐洪澄的两封信,而且也没有给任何具体任务,一些人也不那么接近他了,似乎亦有一种孤立的感觉,他心情十分沉重。

  这时候李鼎铭已经病了。当时主持西北局义合方面工作的马文瑞得知后,前去看望。躺在炕上的李鼎铭,见马文瑞竟然在有些人躲避都惟恐不及的情况下来看自己,感动得要挣扎着坐起来,马文瑞急忙上前把他扶住。老人下颌颤抖着,眼睛里聚满了泪水,神情显得非常复杂。马文瑞仍像过去一样热情地说:“李副主席,你躺下吧!”过了一会,老人的情绪开始平静下来,他躺在那里,暂时忘了病痛的折磨。病魔显然使得本来就很瘦弱的老人越发虚弱了,但他的目光依然像过去一样炯炯有神。这位老人曾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得到毛主席的赞赏,并被党中央积极采纳,作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十大政策之一,成为陕甘宁边区以至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受人尊重的人物。而今,却被疾病折磨,心情也因忧虑而变得沉重。他看着马文瑞,一时不知说

  什么好,他那瘦弱的手握着马文瑞的手,眼泪夺眶而出。一阵沉默之后,马文瑞问:“李副主席,你还有什么要求和愿望?”老人没有立即回答,沉吟了半晌,突然双眼里闪着泪光说:“也许不该开口,临了,我想见见毛主席,哪怕不说话,看上一眼……”说着两股热泪涌出那深陷下去的眼眶。马文瑞听了李老的话,十分感动,他完全理解老人的心情,知道老人的感情是真诚的,却不知怎么回答他,就安慰他:“毛主席正主持召开中央会议,你安心治病,等病好了,一定有那么一天。”

  在李鼎铭日夜盼望见到毛主席的时刻,毛主席在杨家沟会上还念叨李鼎铭先生哩。当毛主席知道李鼎铭等民主人士遭冷遇的处境后,十分生气,当众动情地对林伯渠说:“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是天下最讲信誉的,怎么能过河拆桥呢?”“林祖涵(即林伯渠一笔者注)同志呀,像李鼎铭这样一位对我们有过帮助的开明绅士,与你共事多年,竞把人家丢在乡间不理睬,这成什么话?你们是怎样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这样对待民主人士,你们将来进西安,还搞不搞统一战线?!”可惜这一切李鼎铭先生永远不知道了。

  李鼎铭先生由于年高体弱,积劳成疾,1947年12月9日患了脑出血症。虽经边区政府延请卫生院医生张介夫、高枫、阎华山、沈继中和李鼎铭的大儿子李振三等两次会诊,并由李振三亲自扎针,开方服药,终因年老体弱,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2月11日上午6点,与世长辞,享年67岁。李鼎铭逝世后,12月12日,由边区政府副秘书长常黎夫和长子李振三等家属亲视入殓。李鼎铭的逝世使边区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运灵柩回米脂县桃花峁时,沿途群众夹道迎灵,吊唁致祭者,络绎不绝,16日抵家,19日安葬,隆重的葬礼表达了

  人们深深的怀念。

  注:

  ①马鸿逵(1892—1970),甘肃河州(今临夏)人,字少方。回族。早年毕业于兰州陆军学校。曾在冯玉祥部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十二师师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后投向蒋介石,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曾率部与马鸿宾、马步芳等对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进行过阻击。1949年被人民解放军击败后去台湾。后赴美就医,死于美国。

  ②马步芳(1903—1975),甘肃河州(今临夏)人。回族。曾任国民党青海省政府委员、青海省南部边区警备部司令、青海省保安处处长、青海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9年任西北军政长官,率部在陕甘青等省同人民解放军作战,失败后出国移居埃及。1957年出任台湾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60年辞职。1975年死于沙特阿拉伯。

  ③邓宝珊(1894—1968),甘肃天水人,名瑜。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曾参加伊犁起义。后任国民第二军第七师师长、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第八方面军总司令。1932年后,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甘肃省政府代主席、新编第一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驻守榆林。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政府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兼华北“剿共”副总司令。1949年初与傅作义一起率部起义。建国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④刘戡(?—1948),湖南桃源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历任国民党第八十三师师长,第九十三军军长,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等职。1947年2月率两个整编师由洛川、宜君一线驰援宜川,被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包围。同年3月在瓦子街被人民解放军击毙。

  ⑤唐洪澄(1908—1960),原名贺生春。1934年,化名唐洪晨。后经李维汉建议,易晨为澄,真名自此不彰。陕西清涧县人。12岁时在华严寺小学就读。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考入绥德四师。1928年在故里从事地下工作。是年秋,发动家乡农民开展了影响巨大的抗粮抗税反对成立民团的群众斗争,失败后遭通缉。1929—1932年,以教书为掩护播种革命火种于清涧东区。1935年,他同李景林、贺生荣等一并领导农民进行了三次围城斗争。1934年2月,清涧北区区党委成立,唐任书记。4月,中共清涧县第一届党代会召开,由于政策规定知识分子不能担任书记,会上选工农出身的刘玉春任县委书记,唐为组织部长。因刘没有文化,特委又让唐实际负责县委的工作。到1935年,在唐洪澄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清涧四乡普遍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使清涧、子长、绥德、米脂、吴堡根据地连成一片。当彭德怀1936年2月东征来到清涧后,赞扬这里“不亚于江西兴国”。1936年后,他历任关中特委书记,陕北省党校校长,神府特委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厅长等职。曾当选为“七大”代表。建国后先后任甘肃省省委委员及定西、天水地委书记,陕西省委副书记、书记等职,党的“八大”和“二届人大”代表。1959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在北京治病,终因肝硬化已属晚期,无法手术,1960年3月11日在北京逝世。

  ⑥青化砭伏击战: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陕西延安青化砭歼灭国民党政府军的战斗。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政府军胡宗南12个旅8万余人占领延安后,主力继续北进,企图寻找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西北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在主动放弃延安后,以小部兵力将敌人诱向延安西北安塞一带,而以主力第一、第二纵队及教导旅和新编第四旅预伏于延安东北青化砭地区,待歼敌人。3月25日,当国民党政府军第三十一旅旅部率一个团进入石棉沟伏击圈时,我埋伏部队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国民党政府军2900余人,并生俘国民党政府军旅长李纪云。

  ⑦羊马河伏击战:又称羊马河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陕西子长县羊马河设伏击圈围歼国民党政府军的一次战斗。1947年3月青化砭战斗后,国民党政府军由安塞调头东进,集中强大兵力于延川、清涧地区,企图寻找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但屡次扑空。4月12日,当国民党政府军9个旅又向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进犯时,西北野战军以2个旅进行阻击。由于判断留守在瓦窑堡的国民党政府军一三五旅有可能南下配合主力行动,西北野战军又以4个旅的兵力设伏于瓦窑堡以南的羊马河地区,伺机歼敌。4月14日,国民党政府军第一三五旅进入伏击圈内,西北野战军预伏部队突然发起猛攻,经过6个多小时战斗,全歼国民党政府军4700余人,生俘代旅长麦宗禹。

  ⑧蟠龙战役:解放战争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政府军在陕西延安蟠龙地区进行的一次战斗。1947年4月羊马河战斗后,国民党政府军误认为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主力已转至绥德,遂以第一六七旅主力及地方保安团队约7000余人守备延安东北的蟠龙镇补给点;以9个旅的兵力于4月26日自蟠龙、永坪分兵两路向北进犯;以驻守榆林的1个军和1个旅向米脂、葭县(今佳县)策应,企图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西北野战军利用国民党政府军的错觉,以小部兵力诱敌北进,而主力集中两个纵队和两个旅,乘国民党政府军后方空虚,突然南下,于4月29日包围了坚固设防的蟠龙镇。5月2日,当国民党政府军主力9个旅到达绥德时,西北野战军于当夜对蟠龙国民党政府军守军发起进攻,全歼国民党政府军守军6700余人,俘虏旅长李昆岗,缴获大量粮食和物资。

  ⑨《中国目前的战争》:是1947年6月李鼎铭在转战陕北期间,于米脂桃花峁村,为米脂中学学生进行时事政治报告所写的讲话稿(未刊稿)。

  ⑩“曲线救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投日反共政策而制造的一种谬论。他们指使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为伪军、伪官,在日本指挥下进攻抗日根据地。在日本战败时,这些投降部队立即宣布“反正”,乘机占领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人民的

  胜利果实,配合国民党主力军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这一谬论,最早由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于1939年提出,国民党亲日派则大加鼓吹。在这种反动理论和政策的影响下,到1943年8月先后投敌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有20人,高级将领67人,军队将近52万人,占伪军总数的62%,造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

  (11)孙殿英(1889—1947),河南永城人,又名魁元。早年为匪。1922年在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任连长。后收罗土匪扩充队伍,升到旅长、师长。1925年投靠张宗昌,任第五师师长,第十四军军长。1927年投靠蒋介石,任第六集团军第十二军军长。1928年在河北蓟县掘开清东陵中的乾隆、慈禧等墓,将墓中财宝洗劫一空。1930年中原大战时投靠阎锡山、冯玉祥,任安徽省主席。1931年投靠张学良,任四十一军军长。1933年率部在热河抗击日本侵略军。1939年在河南任新编第五军军长。1943年率部向日寇投降,自称“曲线救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三纵队司令。1947年4月在河南汤阴县被解放军俘虏,不久病死。

  (12)杜鲁门(哈里·杜鲁门,1884—1972),美国总统,民主党人。1922年参加过三K党,1934年起任参议员,1944年任副总统,次年在总统罗斯福死后继位总统,并连任到1953年。

  (13)朱侠夫(1911—1977),原名朱维昌,陕西省榆林市镇川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青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战争时,任过团支部委员,党的区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等职。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游击队,受党的委派,到西安、河北、绥远等地搞兵运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到中共陕西省委工作,奉命参加抗日义勇军。不久回西安,历任西北工委科长,中央民族学院教育处副处长,米脂县委副书记、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榆横特委统战部部长,镇川县委书记,榆林工委书记。解放后,先后任榆林地委书记兼榆林行署专员、军分区政委,1952年任甘肃省统战部部长、甘南工委书记。1954年任青海省委副书记、常务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77年1月23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