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民族史问题给何干之〔1〕的信(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

        干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2〕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3〕的事业等。你的两本新书〔4〕如出版时,盼各付我一本。敬祝努力!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何干之(一九○五——一九六九),广东台山人。当时任陕北公学的教授和中国问题教研室主任。
    〔2〕陈伯达(一九○四——一九八九),福建惠安人。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3〕班超(三二——一○二),扶风安陵(今属咸阳市)人,东汉名将。曾在西域征战三十一年,迫使匈奴西迁,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
    〔4〕指何干之著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三民主义研究》。前一本书于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后一本书于一九四○年八月由新中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