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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 三十七岁

1月1日 在猴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和大多数与会者反对博古、李德坚持不过乌江,要回头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必须争取时间,使部队得到休整和补充。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个人包办的状况,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准备。

  1月2日-6日 红军从瓮安县江界河、余庆县回龙场、开阳县茶山关三个渡口渡过乌江。

  1月5日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向各军团负责人发出《关于我野战军迅速休整,准备进入反攻战的指示》,令各军团须于六七两日先后到达遵义地区,迅速休整补充,并准备反攻,红军“仍分三路前进,坚决并迅速消灭阻我前进之黔敌,并实行追击”。令红二师及干部团为主力担任攻占遵义消灭黔敌的任务。周恩来在江界河渡过乌江。

  1月7日 红二师占领遵义。十一日占领桐梓,继续北上,向松坎、赤水县前进。

  1月9日 随中央纵队进驻遵义。十三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命令红九军团压缩军团部、师部、营部机关人员,充实战斗连队。在遵义期间,为创建根据地,中央及各军团成立地方工作部;部队进行休整,扩充新兵四五千人。

  1月13日 电告李卓然、刘少奇十四日赶来参加将于十五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1月15日-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博古先作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说红军失利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地承担责任,同时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李德坚决不接受对他的批评。会议指出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主要是由于红军的军事领导在战略战术上基本是错误的,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也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会议认为书记处、政治局对军委领导非常不够;书记处应负更多的责任;军事领导的错误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同志负责,而李德、博古应负主要责任。会议提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会议改变了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会议最后作出下列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二)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1月19日 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赤水、土城前进。周恩来及中央纵队离遵义到泗渡。此后政治局加强对军委的领导,每天讨论作战及行军路线。周恩来、朱德等出席会议,根据决定下达作战或行军命令,组织实施。周恩来改变了指挥方法,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之能机动。

  1月20日 翻越娄山关到桐梓。军委发给军委委员及各军团首长渡江的作战计划,规定“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计划决定改变战术,“对尾追之敌应使用少数得力部队(约一团左右兵力)进行运动防御”,或“集结主力进行消灭敌人的进攻战斗”,“先遣兵团应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

  1月22日 经九坎向西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指示四方面军“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1月中下旬 蒋介石认为红军已威胁川南,可能北渡长江,急电驻川参谋团贺国光和川军刘湘组织“川南剿总”,派潘文华任总指挥,进驻泸州,集中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置堵击,封锁长江。令滇军龙云派兵入黔。令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调上官云相部由豫、鄂入川集结于川黔边之松坎,令薛岳以周浑元部渡乌江进至黔西、大定(今大方)侧击,控制主力吴奇伟部在贵阳待命。

  1月23日 和朱德致电各军团首长,要求各军团在接近赤水时查明渡河点及地形,架桥占领左岸,并规定各军团执行任务的地段。

  1月29日 拂晓,由于陆续由桐梓地区西进到图书坝、猿猴场(今元厚)、土城的中央红军在土城同川军作战失利,遂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域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四川南部,准备相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周恩来、毛泽东指挥部队渡河。

  2月2日 因攻永宁(今叙永)不克,红军西行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前进。

  2月5日 前后在鸡鸣三省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洛甫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2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央军区的问题后,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及中央分局:“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区分会,由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成。

  2月7日 因川军兵分三路向古宋、兴文、长宁堵击,中共中央及军委在云南扎西院子地区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

  2月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内容与遵义会议决议相同。中央常委开始在各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2月9日 红军占领扎西(今威信)。

  2月10日 在扎西。出席洛甫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因川军十二个旅沿长江布防,并入滇追击,滇军三个旅由镇雄向扎西急进,为迅速摆脱追兵的侧击,会议作出部队“缩编”、“回师东进”、“特别注意党的民族政策”等决定。

  △ 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命令缩编中央红军充实连队的战斗力。红一、红三军团各编四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三个团,加上干部团、警卫团,红一方面军共十六个团。

  △ 红军入川后,因山高路险,给养困难,屡有技术人员离队。本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李富春发出《关于优待技术人员问题的指示》。

  2月11日 离扎西,经石坎子东进,十四日到四川摩泥。

  2月16日 向中央纵队二局作报告。

  △ 在古蔺白沙。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建立根据地。”“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周恩来和朱德命令各军团迅速向赤水河岸前进,准备渡河。

  △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电告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负责人:红一方面军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并创造新的苏区。

  2月18日-21日 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向桐梓地区急进。

  2月20日 在古蔺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和朱德电令各军团进攻桐梓。二十四日红军占领桐梓。二十五日攻下娄山关。二十八日进入遵义,乘胜追击,直到乌江北岸。这一战役击溃黔军王家烈部八个团,吴奇伟部两个师,俘虏约三千人,缴枪一千以上,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2月23日 在仁怀大坝地区。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告项英:游击的部队必须绝对轻装,一切供给应取之于活动地区,干部应分散到游击队、被占领区、白区。应向干部解释清楚,“万一被敌人冲散或隔断时,应有决心独立进行工作,顽强奋斗”。你们“必须特别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机械的使用老苏区的一切办法的倾向”。

  3月2日 进入遵义。在遵义期间和洛甫出席团以上干部会,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并派肖劲光到红三军团当参谋长。

  △ 蒋介石飞往重庆“督剿”,下令围歼红军于乌江以西地区。

  3月4日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决定“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五日规定:“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但第一、三军团后方部则受野战司令部指挥。”

  3月7日 离遵义到鸭溪。

  3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指出:最近遵义战役的胜利“是在党反对了军事的单纯防御路线之后,证明了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决议的正确”。这一胜利给了我们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将配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的胜利,赤化整个云、贵、川以至湖南的广大地区。

  3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研究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毛泽东认为红军十二日才能赶到新场,届时滇军也将赶到新场和黔军会合,同时川军还可侧击红军,因而反对这个计划,但是由于大多数同志赞成,计划仍被通过。晚,毛泽东到周恩来处,建议推迟发命令,再加考虑。周恩来当即召开负责人会议,再次研究作战计划,说服了与会者。二十一时,军委下令不进攻打鼓新场,而向平安寨、枫香坎、花苗田地域集中,寻求新的机动。其后,鉴于作战双方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在渡乌江前,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团。

  3月13日 在青坑地域。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红军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控制赤水河上游,作转移枢纽,消灭薛岳、王家烈部。

  3月16日 中央红军于十五日攻打鲁班场未下后,在茅台及其附近西渡赤水(三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将国民党军主力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在仁怀路口,周恩来指挥中央纵队让野战部队先行,保证部队占领渡口。

  3月20日 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达到后,中共中央令各军团首长坚决迅速东渡赤水河,事前不得下达命令,以保守秘密。二十一、二十二日红军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四渡赤水)。周恩来在九溪口渡河。红军渡河到贵州后,在国民党军的间隙中穿插疾进南下。

  3月24日 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指挥。

  3月27日 红军从遵义、仁怀大道南侧南下。军委命令红九军团暂留乌江北岸,在狗坝西马鬃岭地区“伪装主力活动”,“钳制周、吴纵队,以配合主力作战”。此后,红九军团经川、云、贵三省单独行军,军委通过电台指挥红九军团。周恩来特别指示电台注意收听红九军团电台呼号,要优先接话。

  3月31日 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四月二日佯攻息烽,前锋逼近贵阳,后又派一部兵力东渡清水江,佯作东进湖南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之势。蒋介石在贵阳急调滇军入黔增援,并急令中央军和湘军、黔军堵击红军东出湖南。四月五日,滇军到清镇、贵阳一线。

  4月7日中央红军从洗马河、龙里、贵阳之间南进,从十日起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今长顺)、长寨(今属长顺县)等。十六日至十八日在贞丰县白层跨过北盘江,接着连占贞丰、安龙、兴仁等县。二十三日进入云南,随即占领平彝(今富源)、罗平。

  4月25日 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首长,指出云南东北地区是“战略机动的枢纽,背靠西北天险,便利于我们向东及向南作战,在不利与必要时亦便于向北向西的转移”。鉴于国民党军主力正向云南东北地区运动而滇军距红军较远,中革军委命令红一、三、五军团“首先在白水、曲靖、沾益地域消灭滇敌的先头部”,“然后迅速进入另一机动地区”,消灭周浑元、吴奇伟部,以开展新的局面。

  4月27日 红军连克白水、曲靖、沾益、马龙,前锋逼近昆明。

  4月29日 在寻甸县鲁土。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敌人集中七十个团以上的兵力追击,红军在云南不可能机动作战,而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决定红军“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为此,军委派刘伯承率干部团直奔禄劝县皎平渡。周恩来到干部团了解情况并作布置。同时决定红一军团夺取龙街,红三军团前往洪门渡,占领渡口。

  5月3日 干部团抢占金沙江渡口皎平渡。四日周恩来过江,和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一起指挥红一、三、五军团于九日全部渡过金沙江。与此同时,红九军团也在云南巧家过江。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5月8日 中央红军到达四川会理城下。攻城未克,在城郊进行休整、扩军、筹款。

  5月10日 蒋介石由贵阳抵昆明,命令川军杨森、刘文辉扼守大渡河、西康,主力在富林;令薛岳、周浑元及滇军孙渡向金沙江边追击。由于缺乏渡江器材,国民党军十六日才渡江。

  5月12日 在会理郊外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批评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意见;赞扬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用了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两进遵义,甩掉了敌人,取得顺利渡过金沙江的重大胜利;进一步阐述只有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方针。会议决定立即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根据地。

  5月14日 离会理大湾营北上。十七日到永定营。二十一日到泸沽石龙桥。

  5月19日 军委派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经泸沽、冕宁,夺取大渡河渡口安顺场。同时派左权率红一军团第五团在大树堡佯渡,并广为散布红军将由此强渡,攻打富林、雅安、成都。

  5月20日 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我军过江后方针任务的训令》,指出:“敌人已预知和预防我军北渡大渡河进入川西”,蒋介石企图以刘湘部及彝民与红军的隔阂“突击我军于大渡河南岸”,另以刘文辉、杨森、郭勋琪所部在北岸层层扼守,红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

  5月22日 红军进入彝族地区。由于正确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在彝族同胞协助下,用两天半时间顺利通过小相岭。

  5月24日 红军占领石棉县安顺场。二十五日,红一团第一营第二连十七名战士在连长熊尚林率领下强渡大渡河成功。二十六日下午,周恩来等中共中央负责人赶到安顺场。因大渡河水流湍急,不能架桥,且只有四只小船,每天只能渡一团余人,军委决定夺取泸定桥为渡河点,部署红一军团第一师及干部团归聂荣臻、刘伯承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彪率红一军团指挥部、第二师主力及红五军团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

  5月29日 红一军团第四团第一营第二连二十二名战士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占领泸定桥,至六月二日,全部红军胜利地渡过大渡河。

  5月 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统治华北的要求。六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通过与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达成的协议(“何梅协定”),攫取了中国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

  6月1日 红军占领化林坪。二日,军委决定取小道转向天全、芦山前进。七日,红军占领天全河上的铁索桥,突破杨森部的防线,占领天全。八日占领芦山。

  6月8日 鉴于国民党军在后面又占泸定桥,红军只有北上一条路。中共中央及军委发布《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指示》,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取得懋功及小金川流域是关系全局的枢纽”,号召“全军以最大的勇猛果敢,机动迅速完成战斗任务。以顽强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

  6月9日 到达天全。听取红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的汇报。赞扬红九军团不但完成了任务,而且扩大了队伍,有不少缴获,表示慰问。十日,军委决定红军向懋功前进。

  6月11日 离天全。十二日到宝兴县野茅坪。十四日到硗碛。十五日到筲箕湾、新寨子,准备过雪山。

  6月12日 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过宝兴县西北的雪山夹金山,到达懋功(今小金)的达维,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李先念部会师。

  6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联名发布《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6月16日 和毛泽东、朱德等翻越雪山,到达达维镇。当晚,红一、红四方面军举行了会师的庆祝大会。

  △ 朱德、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及红一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转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每次得到你们的捷电就非常欣喜,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消灭蒋介石、刘湘、胡宗南①、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是为苏维埃而奋斗。”

  △ 朱德、毛泽东、周恩来、洛甫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宜“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电文指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大渡河西岸和西康“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因此,邛郲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备注:

  ①胡宗南,时为国民党第一军军长。

  6月18日 洛甫、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若红军“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郲)、大(邑)南出,即使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

  △ 中共中央令李先念部进占崇化、绥靖、丹巴,控制大金川。

  6月20日 洛甫、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①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电告红一方面军各军团负责人:目前所处地域给养非常困难,每天改为两餐,一稀一干。

  备注:

  ①田颂尧,时为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6月22日 离懋功向两河口进发。

  6月25日 在两河口出席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大会。

  △ 会见张国焘。张问及红一方面军实力,周恩来告以约三万人。张国焘自恃有八万人,对中共中央的态度立即变得强硬,并说红四方面军计划西去。

  6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首先作报告,阐述在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去的理由:(一)川陕甘地域便于机动;松(潘)理(县)茂(县)地域道路狭窄,利于敌人封锁,不利于红军反攻。(二)川陕甘群众条件好,人口多,是汉人区域,便利红军扩大;而松、理、茂一带人口只二十万,又是少数民族区域,不利于红军扩充。(三)松、理、茂地域粮食、牛羊缺乏;川陕甘物产较丰富。红军如陷在松理茂地区,将无前途。并指出,向南是不可能,敌人已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人已集结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向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更艰难,只有向北,只有采用运动战,发扬红四方面军的勇猛果敢精神,迅速打松潘的胡宗南部。为此,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中央军委。红军分三个纵队北上,派六个团攻松潘,对岷江东岸佯攻。会上,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北上意见,决定红军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统一领导,责成司令部做出计划。

  6月28日 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此,“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 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精神,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前进。左路军以林彪为司令、彭德怀为副司令率十六个团向卓克基、壤口、噶曲河、色既坝前进。中路军以徐向前为司令率十个团经马塘、墨洼向黄胜关前进。右路军以陈昌浩为司令率十二个团经黑水、芦花,向松潘前进。王树声率八个团在岷江东岸,何畏率四个团在懋功、两河口、抚边,钳制敌人。派一个团到阿坝侦察并征集粮食。周纯全在卓克基负责后方事务。中央军委及总司令部随中路军前进。

  6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会议听取博古关于从无线电得知日军向北平打炮情况的介绍,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宣言或通电;在部队中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育;做东北军、白军的工作;研究了派人到白区工作的问题,以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

  △ 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下达《松潘战役计划》。计划指出敌人已调集一百五十个团以上的兵力,阻止红军入甘南与岷江东岸,防止红军复渡大渡河,利用西北广大草原封锁、困饿红军;胡宗南部首先向南坪、松潘集中兵力截击红军。计划要红军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控制这一地区的道路,以利北上。计划规定红军分三路北进,部署同二十八日的军委决定。

  7月1日 和朱德、洛甫等发布《中央决议售粮政策》,规定:不得侵犯被压迫群众的利益,对喇嘛寺严禁私人筹粮,除没收反动头目的粮食外,其他应照价收买。

  △ 张国焘认为红一、红四方面军离开根据地是总退却,革命处于低潮,不同意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及北上战略决定,想再向西退却。在返回红四方面军总部理县后,于本日致电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洛甫,提出“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

  7月2日 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命令各部队每人带十五斤粮食和够吃一个月的食盐。

  7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告康藏西番民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书中号召藏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实现民族自决。

  △ 离开两河口,翻越雪山梦笔山,到卓克基(今属马尔康县)。在卓克基期间派军委三局的干部带电台到红四方面军工作,说:红一、红四方面军各有特点,作风不大一样,一定要尊重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搞好团结。

  7月6日 翻越雪山,到马塘(今属马尔康县)。八日,军委组织筹粮别动队,以解决粮食困难。

  △ 张国焘向李富春提出解决“组织问题”,“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中央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十八日,陈昌浩致电张国焘转朱德,要求由张国焘任中央军委主席,并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的权力。

  7月10日 翻越雪山到上芦花(今黑水县)。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指出:“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勿(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要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速来芦花集中指挥。

  7月16日 红一、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占领毛儿盖,十九日攻到离松潘十里的地方。

  7月18日 在芦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暂时由周恩来帮助。会议决定陈昌浩参加中央军委常委;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及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同志任副主任;徐向前任前敌司令部司令,陈昌浩任政委。会后,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发出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

  7月21日 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决定规定“前方一切作战部队统归其统率指挥并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

  △ 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发布《关于松潘战役军队部署的决定》,命令作战部队于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分别到达松潘外围的哈龙、小姓沟一线,集中完毕。

  7月21日、22日 在芦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张国焘等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汇报。会议肯定红四方面军的政治路线、战略战术是正确的,指出轻敌、分散兵力是四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退出通南巴根据地后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在少数民族未发动的情况下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不妥的。周恩来发言指出,建立根据地要有很多条件,要重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批评张国焘宣传中央红军有十万人,使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失望。

  7月25日-8月20日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通过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战胜法西斯,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大会通过《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决议,提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路线及策略路线,一般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务。周恩来被大会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7月28日 到松潘毛儿盖。

  7月31日 在张国焘延误战机,使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①下,军委取消松潘战役的部署。

  备注:

  ①七月,张国焘要求增九位同志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未达目的,即借口“组织问题”未完满解决,迟误军机,并将进攻松潘的命令改为佯攻松潘,从二十六日起停止进攻,致使胡宗南集中兵力于松潘。薛岳部进抵松潘东面的平武、文县,策应胡部,于二十六日占领懋功,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

  8月1日 张国焘等发出《红军攻占阿坝,向夏河流域进发的指示》,指示红军钳制松潘、岷江之敌,并在有利时机集中一部回击。八月初得到红二十五军在天水一带活动消息后,朱德、张国焘发布《夏洮战役计划》,提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反蒋抗日,提出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主张。

  8月4日-6日 在沙窝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五日,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决定,指出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等活跃在这一地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力量增大;西北几省反动统治薄弱,又接近苏联、蒙古;这些都是有利条件。会议确定“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为此,要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会议强调红一、红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指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是创造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申明“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决议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并指出其“具体的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会上,张国焘在发言中对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表示怀疑,不承认退出通南巴是由于轻视根据地造成的。他的发言遭到与会同志的反驳。周恩来指出,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现在的最高原则是取得作战胜利,其他问题要服从这个原则。会议决定朱德为中央军委常委,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补选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会议还决定为加强与统一红一方面军的领导,组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

  8月上旬 中共中央及军委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红一、红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红四、红三十军组成,由中央率领,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的红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红五、红三十二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以朱德为总指挥,张国焘为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右、左两路军分别从毛儿盖、卓克基北上。

  △ 和朱德、刘伯承告别。朱、刘随左路军出发,八月十五日由卓克基向阿坝推进。

  △ 自长征以来,一路上十分辛劳。每到驻地,参加中央或三人团会议,处理各军团来的电报,研究战情,下达作战及行军命令,遇有紧急情况,常常彻夜不眠,终于积劳成疾。沙窝会议后,不能进食,发高烧,昏迷不醒,诊断系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经多日抢救治疗,脱离危险。

  8月8日 军委发布命令,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

  8月11日 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要他们依照夏洮战役计划,准备七至十天内出发,经班佑北上。同时抓紧物质准备,并在部队内详细解释与讨论沙窝会议的决定。

  8月15日 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班佑以北粮、房均备,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五军、三十二军速开毛(儿盖)。”“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8月20日 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因病未参加。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为实现北上方针决定,“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的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决定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指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会上,陈昌浩提出右路军待左路军到班佑后才可行动。会议决定左路军随右路军行动。二十四日,中央将此决定电告张国焘,强调红军主力出洮河东岸向东进攻,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由于地形、经济、居民等不利条件,只能派支队出黄河西岸。命令右路军出哈达铺,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断不宜出青海,免失先机。

  △ 以红一方面军政委名义和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发布《关于北进前的政治保证工作指示》:北上要“经过相当时间的草地行军,与可能的战斗,因此在北进前,必须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与必要的物质补充”。特别在毛儿盖,要动员割麦子、做草鞋,准备羊毛、皮子做衣服。并要向排以上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8月下旬 随红三军北上,带病过草地。由红三军迫击炮连的战士组成担架队,干部团团长陈赓负责护卫。从毛儿盖出发,经七星桥、蜡子塘、分水岭、后河、色既坝、小森林、班佑,到阿西(今属若尔盖县)。九月四日,周恩来电告林彪、聂荣臻:“据三军收容及沿途掩埋死尸统计,一军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四百以上”,望“特别注意改善给养恢复体力”。

  9月2日 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水涨,提出不能北渡。三日,张致电中央:“决于明晨(四日)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要右路军立即南下回击松潘。

  9月6日 在阿西得知甘南仅国民党军鲁大昌①一部,和彭德怀、李富春电告红一军集中俄界,向罗达侦察,探明北上路线。并告红一、红三军休整五天。

  备注:

  ①鲁大昌,时为新编第十四师师长。

  9月8日 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在周恩来住处召开会议。会上,陈昌浩表示再走草地不好,但北上有王均、毛炳文等敌人,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主张南下。周恩来认为北进有出路。经讨论,决定七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文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有绝食之虞”;“(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希望左路军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并告拟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配合,吸引敌人,以利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9月9日 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周恩来、洛甫、博古、毛泽东、王稼祥,仍坚持南下,并说“左右两路军决不可分开行动”。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①,企图危害中央。叶剑英看到电报后,即到中共中央驻地将它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感到情况紧急,立即与洛甫、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当即到红三军驻地与周恩来、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中共中央和红一、红三军立即北上。周恩来率后梯队出发,途中制止了前来追赶的红四方面军同志动武,保护红一方面军干部危秀英等人脱险。中共中央北上后致电张国焘并转徐向前、陈昌浩:“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备注:

  ①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共中央会议记录,毛泽东的发言。

  9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敌人在那里已筑成堡垒线,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挨冻挨饿,白白牺牲,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绝路。

  △ 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因张国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的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及政委并责成实现之”。中央已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红四、红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红一、红三军后前进。并告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

  9月11日 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9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北上的决定,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央的争论实质是由于对目前形势与敌我力量的对比估计有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藏边退却,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在自动放弃通南巴苏区时已经开始形成。并指出:张国焘有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会议认为目前仍是党内斗争,为等待张国焘的醒悟,暂不做组织结论,此决定暂不在党内下达,只发到中央委员。会议决定红一、红三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会议还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罗迈五人组成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整编工作。

  △ 下午,率后梯队到达俄界。电告徐向前、陈昌浩:沿途粮食甚多,敌情无变化,望率部于十四日经腊界、俄界随红一方面军跟进。

  9月14日 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等:“一、四方面军目前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和电令,总政委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团结与一致。”电文再一次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和命令,并具体部署左路军与红四、红三十军继续北上。

  9月17日 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周恩来过白龙江到麻牙。

  9月18日 陕甘支队占领哈达铺(今属甘肃省宕昌县)。

  △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和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本日举行党政军民大会。会师后,组成红十五军团。

  9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组织部工作及地方干部等问题,并决定陕甘支队编制方案,除红一、红三军改为第一、二纵队外,原中央机关、红军总政治部等机关组成第三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

  9月22日 在哈达铺期间,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本日,和毛泽东等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关帝庙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并宣布红一、红三军改编为陕甘支队,下属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林彪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第二纵队彭雪枫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委;第三纵队叶剑英为司令员,邓发为政委。

  9月26日 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青、晋五省军队。

  9月27日 陕甘支队占领榜罗镇。随后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在此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陕甘支队向陕北苏区行进,和当地红军会合。

  10月1日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红军将领率红军全体指战员向全国党政军界发出快邮代电,呼吁为了抗日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停止内战,共同御侮。

  10月3日 陕甘支队到静宁界石铺。随后在宁夏固原县翻越六盘山。

  10月5日 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的党籍,“免职查办”杨尚昆、叶剑英。

  10月12日 陕甘支队经甘肃环县西北地区向陕北苏区前进。

  10月19日 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受到苏区军民热情接待。

  10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后的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会议还提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要将保卫苏区的斗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把反帝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因此要加强白区、白军的工作。随后中央派贾拓夫为先遣人员,寻找陕北红军主力及其负责人,李维汉同行。

  10月下旬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决定陕甘支队南下和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会师,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巩固、扩大苏区,解决给养。常委内部分工为:毛泽东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领导组织部、宣传部及后方军事工作。

  10月底或11月初 和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陕甘支队到甘泉县下寺湾,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等会面。

  11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听取郭洪涛、聂洪钧关于苏区、红军、肃反及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的汇报;在研究他们的汇报后,认为肃反有问题,需要调查解决。随后,中央成立董必武等五人委员会负责此事。本日,还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目前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苏维埃西北办事处的名义;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负责组织局和后方的军事工作,目前先到前方工作;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属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彭德怀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红一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红十五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会议还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南下和红十五军团会合,以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洛甫、博古等人率中央机关到瓦窑堡(今子长县)。

  11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听取陕甘特委范向真的汇报,决定为配合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将陕甘特委改为陕甘省委,朱理治任书记。在此期间,中央决定陕甘晋省委改为陕北省委,郭洪涛任书记。为此,周恩来两次和郭洪涛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

  △ 拟订西北军委后方工作计划。计划规定后方办事处设于瓦窑堡,管理前后方供给、粮食运输、后方医院、学校、地方的武装动员、兵站及军委委托指挥的军区、军分区。

  11月8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本会设立后方办事处,以周恩来兼主任。

  11月12日 和彭德怀到鄜县(今富县)张村驿,负责筹粮并拟订肃清土匪的计划。

  11月18日 出席军委会议。会议部署直罗镇战役。

  △ 和毛泽东、彭德怀联名致电洛甫、博古,指出:陕北肃反中,“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应予以平反。月内,中央作出决议并释放了被错捕的同志。

  11月20日 和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直罗镇战役。二十一日,周恩来到前线观察地形,指示徐海东:对固守寨内的敌人不要强攻,在运动中消灭它。二十四日战斗结束。这次战役歼东北军第一○九师及第一○六师一个团,俘五千余人,缴枪三千五百余支。

  11月中旬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到瓦窑堡,带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八一宣言》以及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

  11月25日 日本在河北发动“冀东事变”,成立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11月27日 率军委机关部分人员离前线,十二月八日到瓦窑堡。

  12月上旬 在瓦窑堡接见曾被错捕的刘志丹等人,并给他们分配了工作。

  12月9日 “一二·九”运动爆发。

  12月上中旬 召集副参谋长张云逸、中央供给部长叶季壮及陕甘晋军委供给部长白如冰开会,宣布:一、成立工农红军总供给部,叶季壮任部长,白如冰任副部长;二、清理陕甘晋供给部库存物资,优先补充红一军团;三、加强军需工厂的建设。这次会议解决了冬装问题,使部队安然过冬。

  12月17日 致电彭德怀,同意攻打甘泉、宜川。并告已向前方送棉衣三千七百套。

  12月17日-25日 在瓦窑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形势及任务,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规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确定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的方针,主张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决定红军东征山西,以便准备对日直接作战。会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在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和军事思想方面的错误。之后,中共中央设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

  12月24日 毛泽东、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制定《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

  12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在会上发言指出:现在学生运动大活跃,他们起着开创革命的作用。学生运动的根本出路是到工人中去,到士兵中去,主要是到农村去。北方局的基本工作是工人运动,要克服关门主义,工人运动应同农村的斗争联结起来。河北各县有武装,在日本吞并河北的情势下,容易发展为武装斗争。红军东进,可以得到赤色游击队的响应。发言还提议准备人及款项,由北平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经上海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渠道。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准备作组织问题的报告;派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

  12月 指示中共陕甘省委做东北军一○六师等部工作。

  △ 出席中共陕北省委会议。在会上提出将苏区的游击队编为红军。三十日,红二十八军成立,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随后红二十九军(军长谢嵩、政委甘渭汉)、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相继成立。

  12月31日 红军和驻甘泉东北军达成抗日协定,双方互不打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