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一九五八年三月)

   一、
        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2〕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3〕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讲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没有其他办法。政治上、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历史上犯过,但就全党讲,犯这错误的只是小部分人,多数人并无硬搬的想法。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后来才硬搬。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部门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紧,几个章程和细则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的经验,从实际出发,搬得少一些。农业上见物也见人,工业上只见物不见人。商业好像搬得少一点,计划、统计、财政、基建程序、管理制度搬得不少。基本思想是用规章制度管人。
        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没有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否则就丧魂失魄。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部队的规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
    二、
        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坚持原则和独创精神。
        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及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我们党从建党到北伐这一时期,即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虽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4〕,但当时党的作风比较生动活泼。十月革命胜利后三年,我们建立了党,参加党的人都是参加五四运动和受其影响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苏联阶级斗争很尖锐,斯大林尚在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们也是生动活泼的。这个时期,一般说没有教条主义。
        从内战开始到遵义会议〔5〕这一时期,即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我们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6〕,而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线〔7〕最为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斯大林的地位开始巩固,在理论上又战胜了德波林学派〔8〕,而共产国际〔9〕远东部实际上又是米夫〔10〕在负责,他的作用太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去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者,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当时王明〔11〕等人搞了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
        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中国的特色,过去已经作过结论。中国的教条主义表现在战争中,表现在富农等问题上。因为中国富农人数很少,决定原则上不要动它,向富农作某些让步。但是“左派”不赞成,他们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结果地主富农都没饭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白色游击队,赤白对立。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他们主张一概打倒,不仅政治上消灭,经济上也消灭,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对帝国主义也不加分析,认为是一块铁板,没有矛盾,都支持国民党。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工作、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几乎全部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搬得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搬,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喝鸡汤,因为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喝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了。不管人家的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都奉行,总是苏联第一。商业搬得少些,因为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
        各个部门存在教条主义的情况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出原因。
    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这方面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
    二、我们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装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对苏联的和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也比较多了。
    三、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这就是盲目屈服于苏联的压力。马列主义主张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赫鲁晓夫〔12〕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但也有一些人屈服于这个压力,要学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乎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中央苏区时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他们的《布尔什维克》〔13〕刊物把自己说成百分之百的正确,自己吹嘘自己。《实话》〔14〕报攻击中央苏区有五大错误,不讲一条好处,其办法是“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国防费用在和平时期要少,行政费用在任何时候都要少。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斯大林的像,我们挂。一九五○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5〕。对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要顾全整个社会主义的利益。还有两处势力范围,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使那些迷信他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当接受,不好的应当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比较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16〕,群众性的对我们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17〕、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18〕。资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之前是进步的,到社会主义时则是反动的。在苏联的总人口中,俄罗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多,少数民族占将近百分之五十,而在中国的总人口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所以中国不能像苏联那样搞加盟共和国。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真洋鬼子”不许革命。党的七大〔19〕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建立新中国。抗日时期我们同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20〕,王明提六大纲领〔21〕。按照王明的做法,即斯大林的做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革命,我们也不辩护。抗美援朝战争〔22〕一打,这种怀疑才消除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我们讲这个问题,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像又不是真革命了。这个讲话发表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杜勒斯〔23〕说要看一看。讲话是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他就看到了,并在二十三日作出结论,说是“中国要自由化”。当时苏联给了我们一个“备忘录”,怕我们向右转。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半个月后杜勒斯说: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总之,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中国的各个省也如此。
    三、
        各省、市、自治区要每两个月开一次会,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会,检查总结一次工作。协作区〔24〕也要两三个月开一次会。今年要抓紧,因为是群众运动,两个月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调整生产节奏。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和慢的对立的统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和急的对立的统一,劳和逸的对立的统一。只有急和劳,就是片面性。如果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湖北有个县委书记,不看农民的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让修水库,结果民工跑了一半。做事总是有缓有急,是苦战和休整的统一。打仗也是有节奏的。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的时间,不可能一个接一个地打。但在中央苏区,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反对休整,主张“勇猛果敢,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呢?苦战和休整的对立的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苦战和休整,也是如此。劳和逸、急和缓有同一性,苦战和休整也有同一性。睡眠和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就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眠。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不能在成都开一万年的会。《红楼梦》里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这是真理。散会以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团结中就包含不团结,有意见分歧就转化为斗争,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人总是参差不齐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永久的、无条件的。不团结也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做工作。只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斗争,才能达到新的团结。团结转化为斗争,斗争再转化为团结。不能光讲团结和一致,不讲矛盾和斗争。苏联就只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不讲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和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后浪逐前浪好?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党是这样,阶级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是为其他劳动者,生产者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吃饭,一点气力没有,不能生产,吃了饭有了热量,就可以多做工作。马克思认为,生产就包含着消费,新产品的生产就是原材料的消费,机器的消耗,劳动力的消耗。〔25〕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鞍钢的生产就包含消费,几十年就要更换设备。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播种是消费种子,种子播下后,就向反面转化,由种子变为秧苗,以后收获,又得到新的种子。
        要举丰富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互相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
        春夏秋冬也是相互转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与死也是相互转化的,生物转化为死物,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主张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以后开庆祝会,因为人是非死不可的,没有死就没有生,这是自然规律。
        苏联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中有一条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与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相互转化是不对的。〔26〕那末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来的,那是如何而来的呢?地球上原来只有无机物,以后才有有机物。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十二种元素变成的,生物总是死物转化而来的。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也是相互转化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就是这样。当然,我们这个压迫者是对旧统治者阶级而言的,而不是对老百姓讲的。这是讲阶级专政,而不是讲个人压迫者。
        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哪会有“和平”二字。三八线〔27〕一打仗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战争是特殊形式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
        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欧洲教条主义浓厚,苏联因为有伟大的成就,就产生一些缺点,总是要转化的。现在我们讲辩证法,将来也可能产生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的现象可能发生。如果我们工业搞成世界第一,那时就可能翘尾巴,翘得像孙行者的尾巴那样高,那时就可能转变为落后。
        有限转化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久不变的。资本主义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又要转变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段的,不会固定不变的,将来或许要另起个名字。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经过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产生了人,但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太阳的温度现在就比古代低得多了。二百万年以来我们处在第四纪冰河时期,冰河一来,生物就大批死亡。现在南极大陆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见古时候那里是很热的。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和空间无限。无限是由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动的。
        讲这些,是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个系统,有几十万人。要多想,不要死背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过去我们在建设问题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犯得少一点,犯得小一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可免论是不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是形而上学。争取错误犯得最少,这是可能的。错误犯得多少,是高个子和矮个子的关系。少犯错误,是可能的,应该办到,马克思、列宁就办到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部分地方负责人、中央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九日、十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共作了六次讲话。本篇一是九日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十日的讲话;本篇三是二十日讲话的主要部分。
    〔2〕南宁会议,见本卷第362页注〔4〕。
    〔3〕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4〕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见本卷第56页注〔3〕。
    〔5〕遵义会议,见本卷第109页注〔7〕。
    〔6〕三次“左”倾路线,见本卷第109页注〔4〕。
    〔7〕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线,见本卷第47页注〔18〕。
    〔8〕德波林(一八八一——一九六三),苏联哲学家。一九二九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三十年代初,苏联哲学界发动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认为他们犯了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等唯心主义性质的错误。
    〔9〕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见本卷第57页注〔7〕。
    〔10〕米夫(一九○一——一九三八),苏联人。一九二八年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一九三○年冬到上海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他的支持下,王明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
    〔11〕王明,见本卷第47页注〔16〕。
    〔12〕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13〕《布尔什维克》,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创刊,现存的最后一期是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一期。
    〔14〕《实话》,由中共中央出版,一九三○年十月三十日创刊,现存的最后一期是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出版的第十三期。
    〔15〕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见本卷第320页注〔5〕。
    〔16〕见本卷第320页注〔4〕。
    〔17〕杭州会议,见本卷第362页注〔3〕。
    〔18〕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改进商业管理体制、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力。同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原则批准这三个规定,决定自一九五八年起施行。
    〔19〕七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见本卷第98页注〔3〕。
    〔20〕见本卷第129页注〔12〕。
    〔21〕见本卷第129页注〔11〕。
    〔22〕抗美援朝战争,见本卷第45页注〔2〕。
    〔23〕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24〕协作区,见本卷第363页注〔9〕。
    〔25〕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2页)。
    〔26〕参见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6页。
    〔27〕三八线,见本卷第66页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