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往事话当年

文/苗作斌

2018 年是《求是》杂志暨《红旗》杂志创刊60 周年。

1960 年秋我大学毕业,为《红旗》杂志选取做教育编辑。从那时到现在整整过了 58 个年头。我的人生主要岁月是在中央党刊的怀抱中度过的,是党的事业的实践者、参与者,一天一天在党的关怀教育下锻炼成长的。我没有“转瞬间流光逝去”的感受,而是往事经常涌上心头,许多人许多事历历在目。

本世纪初,《中共中央党刊史稿》出版不久,一位同志去看望《红旗》老领导邓力群同志。邓老对他说, 这部书有关《红旗》史部分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就是编辑人才的培养这方面写得不够。当时,我们很注意这个问题,从各省市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中要了一些人, 还从大学毕业生中选了一些人。这些人经过长期培养和实际斗争的磨炼,的确出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人才。还有许多后来在各个部门成了骨干。在书中要写人才培养问题,可能有点难,但这个问题重要,需要很好地研究和总结。邓老的意见,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最近,因为一项任务我翻出在《红旗》工作期间的所有笔记,令我感慨万千,产生一个新的想法:我进入《红旗》最初四年的编辑工作,实际上是进入当时最好的“大学”学习。这里有好的导师,社领导都是党中央的“秀才”,中央重要文件起草的参与者和思想理论界的领军人物,编委们也都是参加过民主革命而又有很高理论修养的。有好的教材:马列经典著作、毛泽东著作和中央领导的重要文章、讲话及党的文献、文件。有良好的学习写作条件和浓厚的学习研究气氛,有丰富的图书资料、报刊,还经常单独或与中宣部合办,请一些专家学者开讲座,增加我们有关知识和开阔我们的眼界。在这里工作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当然,对于党刊工作者来说, 这些都是客观的外在条件,还必须有个人的自觉和努力追求。对此,邓力群同志在 1963 年 6 月一个会上曾说到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他说,小平同志多次提到,从各省拔尖子调到《红旗》),你们《红旗》如何培养这些人成龙成虎,靠你们了。这对我们是一种压力。成龙成虎一靠中央,二也靠自己。社领导正是在这两个方面结合上下功夫。

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记。第一件事是我们这批大学生进社不久,编委会连续两天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讨论全社人员的学习提高问题。会后发出《关于学习问题——红旗编辑部会议纪要》文件,对学习的要求、学习的方法与步骤,学习时间安排、检查与领导,都作出具体的规定和说明。各编辑组据此订出必读书目及学习计划(组的及个人的),对保证学习和学习成果作出具体安排,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社领导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大会讲、小会谈、个别交流,促进提高大家学习的自觉性,引导大家从党的历史使命、人民的期望和时代发展的要求的高度,充分认识作为共产党员在学习问题上的应有担当和胆略。他们不仅注意言传,还注重身教,把在中央起草文件的方法搬到编辑工作中来, 同编辑一起写稿、读稿、改稿。正如邓力群后来讲的“我们用搞文件的方法,通过写稿、改稿,而不是用嘴巴说道理,—个字一个字地斟酌,把方法传授给他们。”一个字一个字斟酌什么?正是看你的行文、你的表述,是不是准确有力地表达党的思想精神,是不是符合马列主义科学理论?是不是与实际相一致?我参加过胡绳、邓力群主持的读稿改稿会。改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是实实在在的,非常具体而非抽象的。为了提高编辑人员的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他们反复提醒大家,学习经典著作一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要通过语言文字把握精神实质。首先,也就是第一步, 一定在书本中,弄清作者的结论、重要原理是如何得出的,作者是怎样从历史的现实的千变万化的各种事物中, 通过现象掌握事物内部联系,揭示其发展规律的。这才叫弄懂弄通,才能真正把握理论的实质。其次,也就是第二步,要联系历史的现实的实践,验证理论是否正确, 是否正确科学地反映了实际,解决了实际问题。我们读毛选、读中共党史、读国际共运史和世界史,就是这个目的。我正是在这样的气氛和指引下,读书学习,搞编辑工作,一步一步提高,一天一天成长的。

另一件事是 1964 年 8 月,编委会作出《关于红旗杂志编辑部干部加强党性锻炼问题的一些意见》。在一年前五反运动(指《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开始进行时,编委会就提出,干部在自我教育中应以党性锻炼为中心,进行检查和讨论。为此邓力群同志作了《党刊与党性》、《党性锻炼与学风》的报告,提出要办好一个有党性的刊物,办刊物的人必须有党性。不能设想,办有党性的刊物是由没有党性的人来办。为把刊物办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增强党性,克服违反党性的错误。党性是什么?一是无产阶级立场,二是实事求是的学风。增强党性就是要学会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观察、分析、处理问题;就是要贯彻实事求是的学风。邓力群说,过去听到毛主席讲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与以前自己了解的党性不同, 过去多是从政治、组织、思想意识方面,没有想到思想认识、思想方法也是党性问题。要认真检查自己哪些习惯、作风、想法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学风,认真改进。《意见》正是对五反运动一年多实践经验的总结,开宗明义提出,作为中央党刊的工作人员,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必须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思想战线上具有坚强党性的无产阶级战士。这就是说,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既能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又能贯彻实事求是的学风。”为了继续加强党性锻炼,必须注意以下一些问题:(一) 关心国际国内阶级斗争;(二)参加实际锻炼; (三) 做好编辑工作;(四)学会研究工作;(五)重视积累资料; (六)认真读书;(七)学会写文章;(八) 要善于思索;(九)加强思想意识锻炼;(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意见》把党性锻炼和业务提高紧紧结合在一起了,党性锻炼同业务提高联系在一起,就使业务的各个方面有了灵魂,有了方向。党性展现在方方面面,成为推动业务提高的强劲力量,用今天的语言说,真正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按《意见》的要求做,不仅提高了我们的业务,也影响到了我们的人生。做编辑、写文章的过程,也是在书写自己人生历史这篇大文章的过程。“文化大革命”中《红旗》大部分工作人员带着家属去了五七干校,被冷冻整整 6 年,大家没有丧失信念、消极消沉、心灰意冷、虚度光阴,而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暗下决心,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用功读书,钻研问题,为将来有朝一日恢复工作,做好理论的、知识的准备。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些同志的工作表现, 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上述的一些感受和认识,是自己长期工作中,把自己和党刊事业融合在一起过程中逐步得到的。当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红旗》时,马上将工作单位告诉农村的父母,他们对我的工作究竟是干什么,根本不清楚。母亲曾告诉我当时发生的一件事。那年解放军秋后拉练住在我家,一位军官问我父亲,“老大爷,您儿子做什么工作?”父亲答:他在北京上大学,刚毕业,分到一个叫红旗的厂子上班,也不知他们做什么旗子。那军官一听笑了,说老大爷,您儿子不是在厂子里做旗子,是编书,一月出两本。经过半个多世纪岁月的磨洗,重温这个类似笑话的故事,我有了新的想法,也可以说我们是做“旗子”的。我们编的每期杂志,杂志的每篇重要文章,不都应当是一面旗帜么!一面马列主义的旗、毛泽东思想的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我们一定要高扬党的理论旗帜,把这些旗帜高高举起,使我们的文章, 我们的杂志更鲜活生动,更具亲和力、吸引力、战斗力、影响力,实现毛主席在《红旗》创刊时说的,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它,听到它的声音。

回顾过去,是为了迎接未来,为了把未来的事情做得更好。现在我国已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所有这些,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了,努力学习,提高党性,提高本领,不仅不能停下, 而且还要加紧进行,把党刊办得越来越好,以不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2018 年是《求是》杂志暨《红旗》杂志创刊 60 周年。

1960 年秋我大学毕业,为《红旗》杂志选取做教育编辑。从那时到现在整整过了 58 个年头。我的人生主要岁月是在中央党刊的怀抱中度过的,是党的事业的实践者、参与者,一天一天在党的关怀教育下锻炼成长的。我没有“转瞬间流光逝去”的感受,而是往事经常涌上心头,许多人许多事历历在目。

本世纪初,《中共中央党刊史稿》出版不久,一位同志去看望《红旗》老领导邓力群同志。邓老对他说, 这部书有关《红旗》史部分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就是编辑人才的培养这方面写得不够。当时,我们很注意这个问题,从各省市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中要了一些人, 还从大学毕业生中选了一些人。这些人经过长期培养和实际斗争的磨炼,的确出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人才。还有许多后来在各个部门成了骨干。在书中要写人才培养问题,可能有点难,但这个问题重要,需要很好地研究和总结。邓老的意见,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最近,因为一项任务我翻出在《红旗》工作期间的所有笔记,令我感慨万千,产生一个新的想法:我进入《红旗》最初四年的编辑工作,实际上是进入当时最好的“大学”学习。这里有好的导师,社领导都是党中央的“秀才”,中央重要文件起草的参与者和思想理论界的领军人物,编委们也都是参加过民主革命而又有很高理论修养的。有好的教材:马列经典著作、毛泽东著作和中央领导的重要文章、讲话及党的文献、文件。有良好的学习写作条件和浓厚的学习研究气氛,有丰富的图书资料、报刊,还经常单独或与中宣部合办,请一些专家学者开讲座,增加我们有关知识和开阔我们的眼界。在这里工作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当然,对于党刊工作者来说, 这些都是客观的外在条件,还必须有个人的自觉和努力追求。对此,邓力群同志在 1963 年 6 月一个会上曾说到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他说,小平同志多次提到,从各省拔尖子调到《红旗》),你们《红旗》如何培养这些人成龙成虎,靠你们了。这对我们是一种压力。成龙成虎一靠中央,二也靠自己。社领导正是在这两个方面结合上下功夫。

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记。第一件事是我们这批大学生进社不久,编委会连续两天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讨论全社人员的学习提高问题。会后发出《关于学习问题——红旗编辑部会议纪要》文件,对学习的要求、学习的方法与步骤,学习时间安排、检查与领导,都作出具体的规定和说明。各编辑组据此订出必读书目及学习计划(组的及个人的),对保证学习和学习成果作出具体安排,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社领导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大会讲、小会谈、个别交流,促进提高大家学习的自觉性,引导大家从党的历史使命、人民的期望和时代发展的要求的高度,充分认识作为共产党员在学习问题上的应有担当和胆略。他们不仅注意言传,还注重身教,把在中央起草文件的方法搬到编辑工作中来, 同编辑一起写稿、读稿、改稿。正如邓力群后来讲的“我们用搞文件的方法,通过写稿、改稿,而不是用嘴巴说道理,—个字一个字地斟酌,把方法传授给他们。”一个字一个字斟酌什么?正是看你的行文、你的表述,是不是准确有力地表达党的思想精神,是不是符合马列主义科学理论?是不是与实际相一致?我参加过胡绳、邓力群主持的读稿改稿会。改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是实实在在的,非常具体而非抽象的。为了提高编辑人员的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他们反复提醒大家,学习经典著作一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要通过语言文字把握精神实质。首先,也就是第一步, 一定在书本中,弄清作者的结论、重要原理是如何得出的,作者是怎样从历史的现实的千变万化的各种事物中, 通过现象掌握事物内部联系,揭示其发展规律的。这才叫弄懂弄通,才能真正把握理论的实质。其次,也就是第二步,要联系历史的现实的实践,验证理论是否正确, 是否正确科学地反映了实际,解决了实际问题。我们读毛选、读中共党史、读国际共运史和世界史,就是这个目的。我正是在这样的气氛和指引下,读书学习,搞编辑工作,一步一步提高,一天一天成长的。

另一件事是 1964 年 8 月,编委会作出《关于红旗杂志编辑部干部加强党性锻炼问题的一些意见》。在一年前五反运动(指《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开始进行时,编委会就提出,干部在自我教育中应以党性锻炼为中心,进行检查和讨论。为此邓力群同志作了《党刊与党性》、《党性锻炼与学风》的报告,提出要办好一个有党性的刊物,办刊物的人必须有党性。不能设想,办有党性的刊物是由没有党性的人来办。为把刊物办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增强党性,克服违反党性的错误。党性是什么?一是无产阶级立场,二是实事求是的学风。增强党性就是要学会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观察、分析、处理问题;就是要贯彻实事求是的学风。邓力群说,过去听到毛主席讲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与以前自己了解的党性不同, 过去多是从政治、组织、思想意识方面,没有想到思想认识、思想方法也是党性问题。要认真检查自己哪些习惯、作风、想法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学风,认真改进。《意见》正是对五反运动一年多实践经验的总结,开宗明义提出,作为中央党刊的工作人员,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必须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思想战线上具有坚强党性的无产阶级战士。这就是说,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既能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又能贯彻实事求是的学风。”为了继续加强党性锻炼,必须注意以下一些问题:(一) 关心国际国内阶级斗争;(二)参加实际锻炼; (三) 做好编辑工作;(四)学会研究工作;(五)重视积累资料; (六)认真读书;(七)学会写文章;(八) 要善于思索;(九)加强思想意识锻炼;(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意见》把党性锻炼和业务提高紧紧结合在一起了,党性锻炼同业务提高联系在一起,就使业务的各个方面有了灵魂,有了方向。党性展现在方方面面,成为推动业务提高的强劲力量,用今天的语言说,真正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按《意见》的要求做,不仅提高了我们的业务,也影响到了我们的人生。做编辑、写文章的过程,也是在书写自己人生历史这篇大文章的过程。文化大革命中《红旗》大部分工作人员带着家属去了五七干校,被冷冻整整6 年,大家没有丧失信念、消极消沉、心灰意冷、虚度光阴,而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暗下决心,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用功读书,钻研问题,为将来有朝一日恢复工作,做好理论的、知识的准备。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些同志的工作表现, 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上述的一些感受和认识,是自己长期工作中,把自己和党刊事业融合在一起过程中逐步得到的。当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红旗》时,马上将工作单位告诉农村的父母,他们对我的工作究竟是干什么,根本不清楚。母亲曾告诉我当时发生的一件事。那年解放军秋后拉练住在我家,一位军官问我父亲,“老大爷,您儿子做什么工作?”父亲答:他在北京上大学,刚毕业,分到一个叫红旗的厂子上班,也不知他们做什么旗子。那军官一听笑了,说老大爷,您儿子不是在厂子里做旗子,是编书,一月出两本。经过半个多世纪岁月的磨洗,重温这个类似笑话的故事,我有了新的想法,也可以说我们是做“旗子”的。我们编的每期杂志,杂志的每篇重要文章,不都应当是一面旗帜么!一面马列主义的旗、毛泽东思想的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我们一定要高扬党的理论旗帜,把这些旗帜高高举起,使我们的文章, 我们的杂志更鲜活生动,更具亲和力、吸引力、战斗力、影响力,实现毛主席在《红旗》创刊时说的,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它,听到它的声音。

回顾过去,是为了迎接未来,为了把未来的事情做得更好。现在我国已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所有这些,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了,努力学习,提高党性,提高本领,不仅不能停下, 而且还要加紧进行,把党刊办得越来越好,以不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