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执纪问责简单化

文/震 疆

安徽一名官员仅因晚上洗澡,没有接听省巡查组在 4 分钟内拨打的 4 次电话,被指对脱贫攻坚工作“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被县纪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事件曝光后引发舆情风波,认为执纪人员有矫枉过正之嫌。官方随后回应,原处分处理不恰当,决定撤销。

问责,是追究政府官员的责任,意即权责对等,是政治文明的体现,要建立责任政府,需要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问责也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一事当前, 该不该问责、谁该被问责、怎样问责、问责到何种程度, 关乎问责的作用和实际效果以及党组织的公信力。有权就有责、失责必追究。笔者认为,只有拧紧责任“发条”, 把该打的板子打下去,让党员干部“心里有戒尺,头上有悬剑”,才能防止“破窗效应”。

但也要注意,问责过多过滥、畸轻畸重、悖情悖理等问题,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时隐时现,主要表现有:一是内部发现的不愿追究,不敢追究;二是上级巡视、审计发现的过度追究;三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追究。一有错就问责, 一问责就动纪,不分原因、动机、过程、因果关系、工作成效、一贯表现,一律追究。还有的追下级责任严肃有余, 追本级责任偏少偏软。

党的问责工作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实事求是是党的问责工作一贯坚持的原则。依规治党,必然要求依规依纪开展问责,是哪一级责任就追究到哪一级,该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就采取什么方式,不应当问责的就决不能追究责任。如果问责简单粗暴,或是上纲上线扩大责任,或是自我膨胀,以处理人为快事,就损害了党纪国法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公信力,违背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工作方法。问责是手段,不是目的。强化问责,让失职失责者承担应有责任,意在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对其施加的对象来说,都是一种惩戒,对应的处罚只有于法有据,与事实相符,才能真正起到警示效果。要把工作上的失误和违纪违法行为、一般性的过失与严重的失职失责区分开来,界定责任范围,厘清权责归属,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做到宽严适度、公允客观、不枉不纵。不通人性、不近人情、不做区分的处理,看似更为严格, 不仅不能服众,也消解了执纪行为的严肃性,最终让干部寒心。

严管厚爱干部不仅体现于严格问责,还要在他们受到委屈和不公时及时纠错、鲜明亮剑,让其信赖依靠组织。如果执纪人权力任性,不置可否,当事人既自辩不明又得不到正名,就会产生挫败感和无力感,背负“黑锅”, 内心憋屈、窝火,甚或一蹶不振,自陷沉沦。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下强化执纪问责的态势下,被处分干部的数量也日益增多,后续如何起用和使用也应跟上。对那些政治可靠、经济清白、实绩突出、德才优秀,影响期满后的干部应当理直气壮地继续启用。如果这么多干部被处分后,组织上戴“有色眼睛”将之“一棍子打死”,不仅贻误个人发展,对干部资源也是损失。这既是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题中之义,也是真诚关爱干部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