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

文/冯晓蔚

廖乾五,1886 年 2 月出生在陕西平利龙门乡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和优秀的军事政治干部,历任中共汉口地委委员、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党代表、北伐军第 4 军政治部主任。曾率部参加北伐战争,转战湘、鄂、赣、豫诸省,参与指挥攻占平江、汀泗桥、贺胜桥、武昌、马回岭、九江等战斗,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十分重视发挥党员的骨干作用,注重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意发动和组织民众。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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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乾五塑像

恩来曾说:北伐军的许多政治部中, 以 4 军政治部成绩最好。1930 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时被捕,于同年 9 月 3 日被秘密杀害于长沙,时年 44 岁。

 

铁甲车队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

1924 年 5 月,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岛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不久, 中国共产党对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也有所认识和要求。这年秋天,中共广东区委与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商量并征得他的同意,由区委负责人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筹建一支全名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武装部队,任务是保卫大元帅府,维护广九、粤汉两条铁路的安全,同时作为中共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基地。

周恩来从黄埔军校选调了特别官佐徐成章和黄埔一期毕业生周士第、赵自选,又选调了廖乾五和原在北京工作的曹汝谦 5 名共产党员, 具体负责筹建工作。11 月底,铁甲车队正式成立,廖乾五任铁甲车队国民党党代表、在车队共产党组织内任小组长,徐成章、周士第任正副队长,赵自选和曹汝谦分别担任军事教官和政治教官。队员共约150 人,绝大多数是中共广东区委选派或各地工会、农会等革命组织介绍来的青年工人、农民、学生, 分别编入三个排。铁甲车队名义在大元帅府的编制内,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指挥的一支革命武装,具有很大的独立性。部队所有人员的调配,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一切活动、训练等问题,也都由廖乾五、徐成章等向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汇报请示,有时也找苏联军事顾问沙非爱夫商量。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和廖乾五、徐成章等具体负责下,铁甲车队从成立起,就执行严肃的组织纪律,进行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

建队初期,只有廖乾五等 5 名共产党员,随着铁甲车队的发展, 又吸收了一批先进战士入党,形成了 20 多人的共产党员队伍,这就保证了共产党员是铁甲车队的骨干力量,把枪杆子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使铁甲车队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

在廖乾五、徐成章领导下,把政治教育放在重要地位,成为铁甲车队区别于其他军队的一个特征。

通过政治活动,铁甲车队的官兵树立了明确的革命目标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铁甲车队刚建立一个月,彭湃就请求开赴广宁县支援农民减租运动。经中共广东区委和大元帅府批准,除第3 排留守广州外,其余1 排、2 排共 80 余名官兵,在廖乾五、徐成章、周士第等率领下,于 1924 年 1210 日进驻广宁县社岗。广宁的农民减租运动在彭湃、周其鉴等领导下蓬勃开展,但遭到反动地主豪绅的残酷镇压,形势对农民不利。廖乾五、徐成章等带队刚到社岗不久,粤军第 3 师副官长詹学新率两个连也开到这里。詹学新明显偏袒地主,指责农民。廖乾五、徐成章一方面向詹学新摆事实、讲道理, 据理力争,另一方面发动铁甲车队官兵和农协会员向第 3 师官兵开展工作,将其中一批出身贫苦的下级军官与士兵争取过来。1216 日, 大元帅府发来电报,指示由廖乾五、彭湃、蔡鹤朋、詹学新 4 人组成广宁县绥缉善后委员会,负责处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开预备会时, 廖乾五首先提出惩办镇压农民协会的祸首江汉英、谭侣松等 8 人、恢复农民协会等五项提案。蔡、詹二人态度暧昧,敷衍塞责。会后,廖乾五、彭湃决定立即发动农民游行示威,向绥缉善后委员会请愿。在农民的压力和廖乾五、彭湃的斗争下,蔡、詹被迫作了让步,在正式会议上通过了惩办镇压农民协会的祸首、解除反动地主武装两项提案。

广宁县县长蔡鹤朋是个老奸巨滑的政客。他口头同意两项提案, 但一项也不肯执行,继续明目张胆地为地主出谋划策,撑腰打气。12 29 日,广宁县团保总局局长谭侣松送来一张请帖,请铁甲车队全体军官和彭湃出席宴会,企图进行拉拢。廖乾五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将计就计:由廖乾五、徐成章、彭湃身藏手枪,带警卫员参加宴会,席间逮捕谭侣松。

晚上 8 时,廖、徐、彭和警卫员准时应约赴宴。席间,廖乾五突然拔枪在手,以广宁县绥缉善后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谭侣松的罪状, 将其逮捕,押回驻地。蔡鹤朋等吓得呆若木鸡,手足无措。

广宁县有江、黄两家反动地主的炮楼,构筑坚固,配有大炮、土炮等火力,是广宁反动地主残害农民的老窝子。廖乾五、徐成章接受农民的要求,决定拔掉这两个炮楼。但由于铁甲车队没有重火器,多次组织进攻均未奏效。廖乾五等经反复研究,决定改变打法,带领铁甲车队、卫士队(廖兼任党代表)和千余农民武装,先将江家炮楼团团围住,切断其一切物资供应,打退了几路地主武装的援军,采用挖隧道用炸药爆破、堆草火攻等办法, 终于迫使江家地主投降,接着又攻下了黄家炮楼。这两个最顽固的钉子拔除后,其他反动武装不攻自破, 全县农民扬眉吐气。

廖乾五,徐成章等在广宁支援农运 97 天,击溃反动民团数千人,消灭 1000 余人,缴获大炮、土炮数门,长短枪 100 多支,将全县反动武装一举荡平。

1925 年 2 月 19 日, 廖乾五等奉命率队返回广州。广宁人民依依难舍,夹道欢送。广州各界于当月 23 日召开数万人大会,为铁甲车队庆功祝捷。

 

铁甲车队在艰苦 斗争环境中发挥作用

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 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中共广东区委于 6 月 19 日发动了省港大罢工。23 日,广州 10 万工农兵走上街头,举行反英大示威。廖乾五、徐成章率领铁甲车队和黄埔军校的队伍走在游行队位的尾部。当大队行经沙面对面的沙基路时,遭到预先理伏的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帝国主义军队突然开枪射击,当场死伤 200 多人。廖乾五等怒火中烧,指挥本队官兵,奋不顾身地在弹雨中疏散、抢救群众。

为了反击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中共广东区委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广东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全面封锁香港。此时,徐成章调往省港罢工委员会任纠察队总教练,赵自选调任飞机掩护队队长兼党代表,铁甲车队的重担落在廖乾五、周士第(升任队长)、曹汝谦 3 人肩上。

10 月初,廖乾五、周士第奉命率铁甲车队开赴深圳一带驻防, 协助工人纠察队设置封锁线,断绝对香港的物资和粮食供应。10 月 30 日,粤军残部邓文烈、罗坤部 300 余人,悍然在沙鱼涌绑架工人纠察队员 10 余名。铁甲车队闻讯后,即由廖乾五、周士第率领 40 余名队员前往救援。

11 月 4 日凌晨 4 时,1000 余名敌军和民团团丁趁着夜色从东、南、北三面向铁甲车队的驻地偷袭。廖乾五、周士第立即指挥铁甲车队队员和工人纠察队队员共 90 余人抢占制高点,与敌展开激战,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天亮时,发现三面山头布满敌兵,又有两艘英国军队的小兵舰拖着 4 条民船,满载敌军强行登陆。面对 10 倍于己的敌军, 廖乾五下定牺牲决心和周土第沉着指挥,用机枪、手榴弹、刺刀一次次将敌击退。

早晨 7 时半左右。一艘英国大军舰从香港驶来,用机枪猛烈向铁甲车队据守的山头扫射,同时,一架英军飞机也俯冲扫射,掩护地面敌军进攻。廖乾五、周士第指挥士兵和纠察队员英勇进行反击。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至上午 9 时,沙鱼涌以及所有高地几乎全被敌人占领,廖乾五、周士第决定突围。周士第在前,廖乾五和纠察队员居中, 排长李森断后,向敌军猛冲猛杀, 将守卫沙鱼涌街口的敌军一个排打垮,杀开了一条血路。

突围后,廖乾五清点人数,仅剩 17 人(铁甲车队 15 人,纠察队2 人),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这时,已经三个昼夜没有很好休息,20 多个小时滴水粒米未进,不少同志喉咙干哑得发不出声音。廖乾五找来当地一位农民,请他去散布“黄埔学生军从淡水打过来了”的假情报。这位农民欣然接受了任务。当敌人听说黄埔军校的队伍到来的消息时,吓得丢下没有做熟的饭,急忙逃跑,使铁甲车队和纠察队一些负伤、被俘或躲藏起来的同志,得以乘机脱险。

 

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取得南征的完全胜利

1925 年 11 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组建叶挺独立团,指示刚从深圳撤回的铁甲车队并入该团作为骨干。廖乾五由铁甲车队党代表升任国民革命军第 4 军第 12 师(叶挺独立团受该师指挥)政治部主任。到任不久,他即和代师长张发奎率部随 4 军(军长李济深,政治部主任为共产党员张善铭)讨伐广东省南路军阀邓本殷。邓本殷盘踞在雷州半岛和整个海南岛,既和帝国主义勾结,又与北洋军阀呼应,拥军两万,觊觎广州,是个危险的祸患。

当时在国民革命军里,许多军事长官看不起政治部,把它当做时髦的摆设。政治部人员少,权力小, 工作很难开展。但在南征过程中, 廖乾五以共产党人的胸怀和胆略, 大刀阔斧地在 12 师开展政治工作, 取得很大成效。

南征途中,廖乾五和士兵同甘共苦,一同徒步行军,和士兵边走边谈,还把自己仅有的食物送给伤员、病号。在他的行动和宣传鼓动工作的影响下,部队坚持不拉夫、不筹饷、不征粮、不占民房、买卖公平,在人民中传为美谈。军队对人民的爱护,激起人民拥军的热情,沿途人民之担任向导,报告敌情, 传递消息,率民团追击敌人,其为我军助者,不一而足。”在短短一个月内,由于政治工作密切配合, 促进了军事行动,南征军很快将雷州半岛敌军肃清。12 师政治部的工作实绩使代师长张发奎很满意,他很敬佩廖乾五,也更加重视政治部的工作。师政治部从初设的十几人增加到 30 余人,各团也增设了政治指导员一职。政治部不但在军队中站稳了脚跟,而且树立了威信。

1926 年 1 月 17 日,12 师用两艘小火轮和几十条木船横渡琼州海峡,进攻海南岛。在开船前,张发奎因未见廖乾五而派人四下寻找。廖正在一条木船上向士兵作战前动员,并坚持要和士兵同船渡海作战。经张发奎再三坚请,他只好上了小轮船。12 师在海南岛新榄港登陆成功后,立即向铺前墟推进。张发奎劝廖乾五留在后卫部队,廖回绝说:“越是战斗激烈、越是危险,越需要做好政治工作,鼓舞官兵士气!” 他不听劝阻,和张发奎同乘一辆指挥车前进,官兵们看见师长、政治部主任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深受鼓舞,一鼓作气攻下铺前墟,乘胜向文昌、湖山、三江方向发展。

12 师攻占海口后,廖乾五叫政治部科员魏鉴贤请当地师范学校几位学生来座谈。学生们听说和革命军的师政治部主任见面,一下子涌来几十个人。廖乾五非常高兴, 热情欢迎,亲切接待。在毫无拘束的交谈中,他了解到许多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情况,同时,也对青年学生们进行了启发和教育。事后他根据了解到的情况,编写出了《宣传大纲》,即发给政治部宣传队员和学生,勉励进步学生们利用寒假“到民间去”,宣传、组织群众,把革命推向深入。这样做,既壮大了宣传力量,又解决了语言不通的困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廖乾五及政治部工作人员,还指导协助地方建立了国民党琼山县党部、各区分; 组织起琼崖船艇工会、农民协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琼崖分会、澄迈学生救国会、除盗安民会等进步团体。为了建设、巩固地方政权, 廖乾五还指派专人主持职能部门工作,召集人民代表推选临时县长。

廖乾五身为军队高级政治干部, 按规定可配备 4 名护兵。为了方便接近、深入群众,他常常一个护兵也不带,只带会说广东话的科员魏鉴贤帮助“翻译”。张发奎对他的作法很赞赏,常以他为榜样告诫部下。以后 12 师的军官外出时,护兵、马弁前呼后拥的现象大为减少。

南征战斗中,由于廖乾五领导的政治部在联系民众、鼓舞士气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南征主力军 4 12 师官兵同仇敌忾,奋勇杀敌, 和友军一起,经过短短两个月的战斗,邓本殷军便土崩瓦解、一败涂地,邓乘小船逃往国外,南征取得完全胜利。

 

“铁军”的威名传遍了天南海北

为了彻底推翻军阀统治,将革命推向全国,中国共产党敦促广东国民政府迅速出兵北伐,并决定派力量最强的、受 12 师指挥的叶挺独立团为北伐先锋队。

5 月底,独立团挥师入湘,首战攸县,击溃吴佩孚 6 团之众, 在湘南南部站稳了脚跟。6 月15 日, 第 4 军 12 师在副军长陈可珏、师长张发奎、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率领下,由广州出师北伐。4 军主力在湘南和独立团会合后,接连攻克醴陵、浏阳、长沙、平江,毙伤俘敌万人之众,于 8 月 22 日入湖北,占领通城。

25 日晚,军部下达了次日凌晨进攻汀泗桥的命令。汀泗桥是武汉第一道南大门,三面环水,一面高山如壁,素称天险,易守难攻。26 日凌晨,张发奎、廖乾五指挥第 12 师主攻汀泗桥守敌。战士们冒着弹雨奋力冲杀,敌军凭险固守,拼死顽抗,形成隔河对峙局面。下午, 敌军集中所有大炮,掩护 1000 余名精锐步兵疯狂反扑,直打到 4 军军部和 12 师师部附近。廖乾五临危不惊,急调担任预备队的独立团投入战斗,将敌击退。8 月月 27 日凌晨, 张发奎、廖乾五指挥 12 师及叶挺独立团再次发动进攻,在 10 师和第 8 军一部配合下,于晨 8 时突破敌阵, 占领汀泗桥。当夜,吴佩孚亲率大刀队督战,将其夺回。28 日,经 4 小时激战,革命军二克汀泗桥。吴佩孚调马济武“武卫军”凶猛冲杀, 又将桥夺去。

当天,陈可珏、张发奎,廖乾五等正在筹划战事,叶挺前来报告, 说从农民口中探知东面高山上有小路可达敌后,要求率独立团执行偷袭任务。陈、张、廖当即批准。8 29 日午夜,叶挺独立团在农民带领下,攀越险峻的山间小道,绕道从敌军侧后突然发起攻击。在独立团和友军腹背夹攻之下,吴军被彻底击溃,汀泗桥终于被北伐军占领。陈可珏、张发奎、廖乾五等乘胜挥军北上,直逼贺胜桥。吴佩孚搜罗汀泗桥残兵、武汉援兵及贺胜桥守军共两万余人,调集大炮、机枪,配备铁甲列车,妄图负隅顽抗。

4 军 12 师、10 师和 7 军协同作战, 发起攻击。廖乾五熟悉铁甲车性能, 命士兵向农民筹集大量稻草堆于铁轨,使铁甲车不能前进。革命军官兵乘机沿铁道冲杀,和敌军展开白刃格斗。敌军支持不住,如潮水般溃退。吴佩孚命大刀队一连砍死 4 名团长旅长,也弹压不住。败兵自相践踏,吴佩孚见危局无法收拾, 抢先爬上火车,逃回武汉。贺胜桥大捷,打开了通向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

贺胜桥大捷后,北伐军乘胜前进。9 月 2 日,第 4 军在副军长陈可珏和军政治部代主任廖乾五的指挥下直指武昌城下,与第 1 军第 2 师三面包围武昌。9 月 3 日凌晨, 北伐军对武昌发起进攻。敌军在城垣以及蛇山、凤凰山制高点用重炮向北伐军轰击,停泊在长江中的敌舰也开炮助战,北伐军战至天亮未克。北伐军包围武昌,不断组织进攻,经月余苦战,城内弹药、粮食日渐匮乏,民心惶惶,兵无斗志。

10 月 8 日夜,廖乾五派军政治部宣传队员数人爬城墙进入城内,张贴布告、标语,散发传单,动员敌军献城投降并宣传安抚城中群众。9 日夜,陈可珏、廖乾五再次下达攻城令。10 日早晨,北伐军终于攻克了武昌。廖乾五一面令政治部工作人员领导原武昌警察维持秩序、救济灾民,一面向广州国民政府等发电报捷。

湖北省和武汉各界人民为了感谢和表彰第 4 军在北伐战争中战胜强敌的卓著功勋,特地制造了一面刻有“铁军”两个红字的铁质盾牌, 排着队伍、敲锣打鼓送往第 4 军军部。从此,“铁军”的威名传遍了天南海北。


官兵奋勇杀敌足以证明政治工作效力甚大

为了扩大北伐战果,巩固武汉的地位,第 4 军仅休整了一个多星期,即由军政治部主任兼 12 师政治部主任廖乾五和 12 师师长张发奎, 12 师及 10 师一部, 于 10 21 日出发,配合友军讨伐盘踞在江西的直系军阀孙传芳部队。

进入江西后,廖乾五率领 3536 两个团和张发奎分兵作战。11 月 2 日上午,35、36 两个团与孙传芳在江西的主力颜景崇、上官云相部遭遇于德安以北马回岭, 经 5 小时血战,将敌击退并占领所有高地。敌军用火车将援兵源源运来, 猛烈反扑, 将 35、36 两团紧紧包围。廖乾五指挥部队左冲右突,无法破围。友军独立 2 师却隔岸观火,见危不救,使廖部陷于弧军苦战的危境。身临困境的廖乾五,沉着坚定地勉励官兵发扬“铁军”敢打敢拚的精神,指挥余部殊死血战一昼夜,终于反败为胜,于次日将敌击溃并歼灭其大部,进而攻入上官云相的旅司令部,缴获其未及带走的作战计划。这一仗,廖乾五所率的两个团虽有 700 余名官兵壮烈牺牲,但消灭了孙传芳在江西的主力部队,为江西讨孙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马回岭大胜后,11 月下旬, 廖乾五、张发奎率部回师武汉。为了提高士兵政治文化水平,廖乾五于 11 月 29 日领导士兵教育委员会编辑《国民革命军士兵读本》,共三册,含 100 课,计划每天讲课一小时,三个月讲完。廖乾五是《读本》审查者之一。1927 年 2 月初, 在廖乾五主持下,4 军政治部制订了“士兵训练计划”,对各级政治部和政工干部规定了详细具体的职责和任务。3 月 14 日,武昌各界 240 多个团体共计10 万余人召开大会,热情慰问劳苦功高的第 4 军将士。廖乾五担任大会赞礼。316 日, 4 军和第1 军召开军官联席会议。廖乾五在会上慷慨陈词:“我们受了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毒,几十年帝国主义的毒,而帝国主义又是利用封建制度压迫剥削我们的。要解除我们的痛苦,必须推翻封建制度, 建设民主制度!”表现了彻底的革命精神。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 引起廖乾五的极大愤慨。他和国民党第 4 军特别党部、第 4 军政治部20 余名将领联名通电,严词斥责蒋介石收缴上海工人纠察队武器,屠杀工农群众,摧残民众运动, 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要求全军上下“破除个人感情,下大决心,一致声讨”,恳请中央将蒋介石“停职查办并永远开除党籍”, 呼吁“全国民众及本党同志一致声讨此帝国主义最新式、最得力之工具蒋介石,以挽救革命危机”。

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后不久,决定进行第二期北伐消灭河南、河北等省境内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部。1927 年 4 月,4 军军长张发奎任第一纵队司令官,统第 4 军、第11 军和贺龙独立师担任右翼。第 4 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受命负责指导 11 军政治部和独立师政治部在前线的工作。

4 月 24 日,廖乾五率 4 军政治部乘火车抵达豫南重镇驻马店。沿途每至一地,都先由政治部工作人员与地方接洽一切。到驻马店后,4 军政治部组织了图画宣传委员会, 绘制大批宣传画、标语画和壁报。四处张贴,老百姓竞相围观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廖乾五还把军政治部宣传队分为 7 个小队,深入农村,向农民和红枪会成员进行宣传和讲演。由于政治思想工作的深入细致和军纪严整,4 军官兵宿营时坚持露宿空场,不占民房,遇到下雨群众腾房来请也谢而不进;民众设“茶水站说明不要钱,士兵喝水后仍投一枚铜元方去”。老百姓高兴地说 :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