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章士钊(1)的信(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2〕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3〕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4〕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2〕上部,盼即寄来。敬颂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章士钊(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指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它是一部对柳宗元文集的专门研究著作。
    〔3〕指当时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此文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4〕郭老,指郭沫若。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康生(一八九八——一九七五),山东胶南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旗》杂志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