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军事科学院创科研

 军事科学院创科研

  1958年,军事科学院成立时合影。第一排左起:杨至诚(军科副院长)、彭绍辉(军科副院长)、叶剑英(军科院长兼政委)、宋时轮(军科副院长)、贾若瑜。
  1957年11月,父亲调到北京,这是叶剑英点名要父亲到军事科学院(简称军科),协助他筹建军科。父亲去见叶剑英,叶剑英高兴地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来了,很好!能有你这样有勇有谋,能文能武,又有领导经验的人来作助手,我很满意。希望我们今后还像在北平(谈判)时那样,密切配合,共同战斗,努力把军科的工作做好,以不负毛主席的重托。”父亲也满怀激情地回答说:“能够再次在您老帅的领导下工作,深感由衷高兴!您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本事不大,但愿意学习,还有干劲。今后一定在您的领导下加强学习,好好工作,努力把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事情办好,为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为今后的反侵略作战多作一些贡献。”叶剑英听后十分高兴,接着,向父亲介绍了筹建军科的各项准备工作情况,以及对当前工作的一些初步设想。父亲仔细听了介绍后,既兴奋又焦急地说:“现在要我干什么,老领导您就发话吧!”叶帅点头说:“北平谈判以后,转眼是十多年了,你那一团火的性格仍然一点没变,很好,很好!我很欣赏你的这种性格,这正是干事业所最需要的。那现在就算是正式走马上任了,希望你积极协助我,继续抓好建院的工作,抓紧做好召开全军科研工作会议的准备。


我军第一代条例、条令的诞生


 1958年3月15日,军科举行了隆重的建院庆祝大会。叶剑英任军科院长兼政委,父亲任第一副院长,以后又先后兼任计划指导部部长、外国军事研究部部长,为迅速创建展开军事学术研究,作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中央军委责成军科编写我军第一代的作战条令,这是首项重大科研任务,父亲协助叶剑英领导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各级战斗条令,政治工作条例,司令部工作条例和共同条令,在军科迅速制定科研方针,部属科研任务,健全学术部门,充实科研队伍,继续完成营建任务。并指导全军建立军事研究机构,开展军事科学研究,父亲又是夜以继日,殚精竭虑地忙碌起来。60年代宋时轮(左)与陈赓合影


   1961年2月,验收条令广州会议,左四是宋时轮


  1959年到1960年,采用过去大兵团作战、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集思广益,全军动手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各种战斗条令和概则。由军科、军事学院、沈阳、南京军区以及所属第12、27军区半年内写出了六个初稿,再组织汇稿。经过讨论比较,取其精华,综合汇编成一本,然后拿到部队征求意见。几上几下不断修改,终于写成。召开审稿会议审查,最后军科首长定稿,报请中央军委批准。直到1961年5月1日,以国防部长名义颁发全军试行。其它条令也是这样制定的。
   1961年国庆节。右起:李涛上将、宋时轮上将、张爱萍上将、钟期光上将、傅钟上将。
  在编写条令过程中,他反对照抄照搬外军条令,或不顾实际情况,引用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中的原话,强调条令要与我军实践经验和未来作战特点相符合,切合战斗实际。1961年林彪在中央军委验收条令委员会上作出规定:“要把毛主席的原话写在战斗条令上。”到1964年,林彪又把毛主席的话说成是“最高指示”,谁在文章中不引用毛泽东的原话便会违反“天条”。可是,父亲却不提倡引用毛泽东著作的原话,他再三强调,编写条令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要以毛泽东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客观实际,找出规律,概括成理论,用以指导作战。这就是要贯彻实行毛泽东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正确的。“文革”中,这也成了一条“三反”罪状。
  军科在编写我军第一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工作条例》过程中,关于写不写“平时司令部工作”和“平时转战时司令部工作”问题,课题组内争论很大,意见很难统一,大家决定上报院首长审定。
  父亲连夜审阅了上报材料,第二天就找课题组的几个同志谈话。他首先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我军职能和国际形势的认识问题。他说:“打仗是军队的根本职能。军队工作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作战准备,二是作战。所谓平时司令部工作,其实质也是作战的准备工作。在现代条件下,敌人发动侵略战争都是从突然袭击开始的。因此,司令部在平时就应该做好作战准备,在和平环境下,更应该使司令部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才能随时应付敌人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最后,他告诫大家《条例》中不仅具有法规性,而且具有导向作用。如果写上“平时”或“平时转战时”容易造成一种错误的导向,使部队认为我们目前主要工作是完成平时的任务,一旦战争爆发,那时再进行战争准备也不迟,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将会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有了父亲的明确表态,课题组的同志认真学习以上讲话后,很快统一了认识,不再写“平转战”一章。父亲不仅对重大问题把关,而且对条令的送审稿仔细审改多次,说:“条令是部队的法规,关系到千万人的生命”,“写不好是要死人的”,父亲以严谨治学出了名。
    1963年,叶剑英视察高等军事学院留影。前排左起:钟期光、粟裕、叶剑英、张宗逊、王树声,二排左起:程世才、刘忠、宋时轮、刘金轩,三排左起:周希汉、谭知耕、王宗槐、解方等。


编写《战役学》

 1963年,决定用同样方法,发挥全军各单位科研机构的作用,共同写《战役学》和我军战史等。根据编写战斗条令的经验,父亲注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组织、指导编写战略学、战役学、我军战史、军史。比如写《战役学》,一开始他就明确规定编写的科研步骤和方法:首先要认真学习和掌握理论,然后专题研究战役、战例,从战例中找出战役规律,研究未来作战对象和我军的情况,找出其特点,最后据此写出我军的《战役学》,强调大量占有实际情况资料,实事求是地去研究问题。研究问题的方法对头了,就事半功倍,因此1966年基本编写出《战役学》


   研究编写《战役学》南京会议人员合影。前排左四是宋时轮


分管外军部

1959年,叶剑英院长事先征求父亲去管外军部意见时,父亲颇感突然说:“我外国字不识几个,现在要我去管外军部,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我在计划指导部才一年时间,刚熟悉情况,怎么又要调换呢?”叶剑英笑着说:“事情都是一回生二回熟嘛。我们这个班子里有几个懂得外文的?你不上架别人就得上架。我们相信你肯定能干得好这件事情的。”叶剑英深知父亲的特点,有时说话随便一点,但执行起任务来是从不含糊的。父亲听了叶剑英的这番话没有说什么,略加思索便点头答应了下来:“那我只好勉为其难喽!”并决心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和期望。
  1959年3月16日,外军部正式成立了。外军部究竟研究什么呢?众说纷纭,父亲听取大家意见,经认真思考,向院党委谈自己的想法。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迫切需要了解外军的情况,需要对外军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所以父亲认为外军部主要应进行外国军事学术研究。研究外军军事活动规律,打仗的方法,自然也脱离不了研究外军的军事动态和军事思想以及军事技术。后来根据部队的需要,和其它学术部门需求,外军部除了研究室以外还增设了编译室,资料室,编审室。父亲强调先弄清外军基本情况,再去进一步研究外国战略、战役、战术思想的基本材料,然后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规律。要按毛主席提出的“古今中外法”,进行学术研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通过敌我双方对比研究,取长补短为我所用。他亲自选题,作示范研究。他强调:对西方国家学术界的思想观点不能照搬,要有分析批判,不要受核讹诈,核恐怖影响,害怕核战争,迷信核武器,甚至羡慕西方的物质文明,欣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导致自己退化变质,所以要树立坚定的革命的人生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要的观点去分析和认识问题。利用学术整风,对大家进行一次系统教育,使大家深受震动,很受教育。
  父亲任外军部部长只有短短三年时间。这个期间,在他的直接领导和大家努力下,工作取得可喜成绩。在叶剑英的关怀下,开辟了比较可靠的资料来源,收集了大量的外文图书资料,开始对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军事基本情况的研究。较好地完成了中央军委和院党委赋予的各项研究任务和译校任务,以及高等军事学院的教学和编写教材的工作。3年间,完成对美、苏等主要军事大国的专题研究44项,翻译后选编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许多著作。
  外军部的同志说:“宋院长领导外军部创业,竭尽心力,备尝艰辛,功绩永存!”
  父亲认为:我军的大部分中高级干部过去几十年戎马倥偬,无暇集中精力系统读书,抗美援朝结束后,环境相对稳定,这就有可能让他们坐下来认真钻研一些问题,以便把多年来在实践中获得感性认识提高一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军事理论素养。所以军科成立后,他亲自三次领导和主持译校,出版马恩列斯军事文选(文集),为全军干部的军事理论教育提供了权威性教材。1961年根据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又领导主持选编出版了三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针对四人帮一伙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的歪曲破坏,提出并领导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后1981年领导编辑出版了一套五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和《列宁军事文集》和《斯大林军事文集》。他总是高标准严要求,要求从事译校工作的人,必须十分(九点九分都不行)小心谨慎,不仅文字要搞得非常准确,就是标点符号也不能出错,成品质量务求上乘。8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海因里希·格姆科夫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看到五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时,热情称赞道:“现在世界上真正下功夫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是你们中国同志,摆在我面前的这部文集,内容如此丰富就是证明,希望你们能送我一套,我带回去陈列在图书馆里,好供更多的人阅读和研究。父亲精心领导选编的这些大部头理论典籍,在国际学术交往中也发挥过重要作用。


在北京安家

1958年9月,母亲调到北京第二机械工业部12局任副局长、副书记。后来又担任二机部党委副书记、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孩子们也随母亲来北京上学。


    宋时轮80寿辰时与家人及亲属合影。


  那时,我们住在海淀区厢红旗程家花园(京剧名角程砚秋旧址),家门口有一块石头很多的荒地,父母带领孩子们一有空就去清石头,开垦出来种菜、种果树,培养我们热爱劳动的习惯。六十年代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我家也得益于门前菜地,能改善一下生活。


去黄山农村体验生活

1962年暑假,我们全家一起去黄山休假。到了黄山,父亲就安排我和他侄子志真去黄山附近的农村,和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搞社会调查。我头一次到山区农村,一切都很新鲜。每天,太阳刚映红山顶,我和志真就已经和农民一起喝碗菜糊糊粥,背上竹篓,在竹篓里放一竹筒茶水和一块饼,几块咸菜作为午餐。拿着镰刀、锄头,要翻过一个山梁去山腰间玉米地里锄草。一路上听着山脚下水稻梯田哗哗的水声和小鸟们欢快、悦耳的鸣叫声,随着太阳的升高,山岭又逐渐明亮起来。深山树林,郁郁葱葱的,轻纱般的白云缭绕山腰,不断飘动,上升,像是仙女在舞动绸带。空气是那样清新,山路是那样幽静,令人心旷神怡,美妙极了。虽然爬山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然而我心里却痛快极了,尽情地欣赏着沿途美景。到了地头,坐下来喝口水,休息一会就干活。中午找两根小树杈做筷子,夹着咸菜就饼吃,蛮香的,也不觉得不卫生,喝点茶水再去锄草,直到太阳落山时收工回家。沿途还要割点羊草放在竹篓里。晚饭再喝碗菜糊糊。然后我们去做社会调查,找农民们聊聊天,或在煤油灯下写暑假作业,几天下来腰酸腿痛的,使我对农民的艰辛深有体会。与农民生活在一起,渐渐有了感情,逐渐了解他们了,同时进一步看清我国60年代的农村形势。约二周后,我们回到家人身边,父亲让我们汇报调查结果,谈体会,教育我们要了解社会,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和他们打成一片,生活上不能脱离群众。……我的父母让我们上了这堂终生难忘的、生动的社会实践课。


 

  1962年宋时轮与家人游黄山留影。


  然后,一家人才开始登黄山游览。兰英姐有关节炎,走得慢,母亲鼓励她,说难得来一趟黄山,不爬上去怎么行,于是在后面陪她慢慢走。“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有四绝:“奇松、怪石、云海、瀑布”,真是美极了。

“华野四参座”大漠聚首

     和平时期,部队练兵经常军事演习,研究新时期新战法,研究新武器。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核爆炸试验。一声惊雷,震撼世界。接着,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地对空导弹和地对地导弹的发射试验。新中国的军民为之狂喜,扬眉吐气。
  1966年5月,中央军委根据贺龙元帅的提议,决定抽调各大单位的领导同志组成将军见学团,前往位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核试验基地和导弹试验基地参观见学,并指定由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上将负责具体组织和带人前往。
  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上将风趣地说道:“华野的四位参谋长要在两弹试验场聚会了。”唐若雨、华丽记录下此次聚会:
  华野即华东野战军,按全军的编制序列,也称第三野战军。她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坚持山东根据地斗争的部队。从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胜利的漫长岁月里父亲和陈士榘、张震、张爱萍四位将军,先后在这支大军中担任过参谋长,协助司令员陈毅元帅和粟裕大将出谋划策、调兵遣将。在我军高级干部中,雅称他们四人为“华野四参座”或“三野四军师”。新中国成立后,我军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他们又在研制先进武器,在军事理论研究和教育训练中起着先导的作用。
  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于5月3日上午8时,见学团30多位将军按通知在北京西郊机场候机厅集合,搭乘专机飞赴两弹试验场。当父亲走进候机厅时,陈士榘司令和张震院长等主动上前握手,并口称“宋大哥好!”父亲则笑着说:“小弟们好,我们一起当学生来了。”看着他们如此亲昵,人们既好奇又敬慕。父亲生于1907年,时年59岁,比陈士榘大两岁,比张爱萍大3岁,比张震大8岁。在四参座中他排行老大,任职也早,且因与梁山好汉宋江同姓,性格又豪爽,故不少人尊称他“宋大哥”,他对此习以为常。
  见学团人员全部到齐后,张宗逊副总长讲述了需要注意的事项,并着重指出,军委规定不准带随员。见学团的30多位将军,都是老红军,又都是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此次不准带随员,大家没有悬殊的职级差别,不必顾及官衔身份,可以尽情谈笑风生。专机一起飞,机舱里顿时热闹起来,陈士榘司令讲的小故事一个接一个,父亲说的歇后语一串接一串。当专机飞临居延海上空时,陈士榘上将突然手指着机窗下喊道:“快看,兔子!”父亲也跟着喊道:“还是公的呢,快看!”并煞有介事地嚷道:“兔子,快看!”有的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真的边看边问:“在哪?在哪?”逗得大伙乐不可支,几句玩笑话和恶作剧把彼此的感情距离拉近了。
  飞机经过近三个小时飞行,在一个被人们称为“14号”的机场降落。基地司令李福泽少将等在机旁迎接。在接待室坐定休息时,父亲讲了一段“酒泉”的来历。
  吃过午饭后,大家重登飞机,继续向西飞行,很快将在马兰降落。一提到马兰,就引起陈士榘司令对往事的一段叙述。他说:所有公开出版的地图上,都找不到马兰这个地名。这个地名,是1958年选定在此建设核试验基地后才给取的。我们来到了天山南麓博斯腾湖水边一片盛开着马兰花的地方,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遇到这么一块草青花艳的地方,真是喜出望外。于是张爱萍副总长说,就把这个地方叫“马兰”吧!“马兰”因此得名。将军见学团进入“两弹”试验场。
  见学团被安排先住在马兰附近一个招待所里,由有关专家讲课,并参观核弹实物。
  专家们关于核武器的讲解深入浅出,从铀235、钚239、氘氚锂讲起,讲到裂变、聚变以及原子弹、氢弹的一般构造、爆炸原理、威力和防护等。将军们听得极为认真,尤其是张震院长,每次听讲都及时把未听清或未理解的问题,提请专家解答。父亲上将打趣说:“你问那么细干吗,是不是打算改行造原子弹去?”张震院长则回敬说:“不懂才问么!谁能像你宋大哥,一听就全懂啦。”旁边有人说了声:“哥俩掐起来了!”引得大家一阵笑声。
  理论讲解和实物参观告一段落后,见学团乘飞机进入位于罗布泊的核弹试验场区,降落在孔雀河畔一个叫“开屏”的简易机场上。机舱门刚打开,一股强劲的风沙冲门而入,人们只能眯缝着眼,猫着腰顶着风下飞机。只见张爱萍上将身穿羊皮大衣、戴着墨镜站在机旁,同走下飞机的同志一一握手。同父亲、陈士榘和张震相见时,先是握手,接着擂肩,最后抱到了一起。
  接下来召开见学团全体会议,爱萍同志首先致词:“宗逊副总长率领各路诸侯到基地来检查指导工作,我谨代表国防科委和核试验基地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欢迎。”张宗逊副总长赶忙纠正:“是来学习,不是来检查指导。”父亲则插话:“空口说表示欢迎不行,得有点实际内容!”爱萍同志当即回答:“奉送每人三件宝,墨镜、水壶、羊皮袄。这三件东西,在戈壁滩上活动,绝对不可少。这里的气候大家已体验到了,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太阳一出热得要死,阴天和晚上又冷得要命。俗话说,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自然条件不好,再加上我们接待条件有限,连饮水也只能定量供应,希望大家包涵。”
  爱萍同志把核试验基地的领导成员介绍给见学团:司令员张蕴玉,副司令员张志善、张英……陈士榘司令笑着说:“两个张副总长,又加了三个张司令,我们命中注定,在这里逃不脱姓张的管。”他的话引起一片笑声。张震建议:“请爱萍副总长再给我们讲一讲。”大家热烈鼓掌。
  在座的人都知道,爱萍同志在这条战线上拼搏了五六个寒暑,已成为这方面的权威人士。但他自己则坚持说:“专家们和张司令都讲了,我自己也是在边学边干,没有什么可讲的。”父亲接过话茬:“你拽着胡子爬山,牵(谦)的什么须(虚)哟!”陈士榘司令也附和着说:“你随便讲点什么,都会使大家长见识。”大家一次次热烈鼓掌,这种局面僵持了好几分钟。爱萍同志终于拗不过大家,只好把自己背着的军用水壶提起来,拧开盖喝了两口水,勉强地说:“硬赶鸭子上架,那我就简要汇报几句。”话匣子一开,他如数家珍似的讲述了核武器的基本性能,美苏等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情况,我国发展核武器的方针、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已经取得的成果以及今后的任务。讲得有理论有实际、层次分明、繁简适度,正是军队高级将领需要了解的东西。
 

  1966年5月9日,见学团中午乘车前往西北地区观看核弹爆炸

前排右起:张爱萍、陈士榘、宋时轮

      
  尽管见学团的成员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经历风雨,见过世面,但观看核弹这种毁灭性武器的爆炸,却都是第一次。大家都以激动、兴奋、紧张的心情,等待着这一瞬间的来临。
  约在15时,一架载着核弹的喷气式轰炸机,飞入试验场区上空,大家戴上护目眼镜。又过了一会儿,传来了引爆前半分钟读秒的声音。人们屏住呼吸,瞪大眼睛,注视着预定爆心的方向。只听得扬声器传出5、4、3、2……投下核弹,忽然闪来一道蓝光,脸部象被电针刺了一下,紧接着看到了一个耀眼的火球,火焰从火球中心向四周翻卷,球体越来越大,由亮变红,由红变黄,球体底部变扁;随后听到了震耳欲聋的惊雷声;火球渐渐变暗,从火球下方地面上,升起一个巨大的尘柱,向火球底部接近,与火球形成一个庞大的蘑菇状烟云;接着热烘烘的狂风呼啸而来,顿时天昏地暗。其景象既恢宏壮观,又阴森恐怖,引起人们心理极大的震撼。
  当大家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张爱萍总指挥来到了见学团中间。他如释重负地对张宗逊上将说:“从宏观监测到的主要数据看,爆炸很成功,其威力比美军投在日本广岛的那颗原子弹大得多。已命令专业侦察分队向爆心开进,待得到他们侦察报告后,再请各位到爆区内现场看看。”大家争先恐后地上前同爱萍总指挥握手,表示祝贺。父亲一手握着爱萍同志的手,一手指了指陈士榘司令和张震院长等,亲切地对爱萍同志说:“我们今晚请你喝两杯,表示祝贺和慰问!”爱萍同志笑了笑:“你这哪像是慰问,分明是要酒喝嘛!好吧,今晚请你们喝个痛快!”
  稍事休息后,见学团成员穿上防护服、防护靴,背上防毒面具,分乘越野车向爆区进发。沿途已由侦察分队设了路标,车队沿路标慢速行驶。
  见学团的成员,经过对核爆炸现场实时实地的观看,对核武器的威力有了亲身的体验。闪光、火球、蘑菇云、热风暴、倒塌的建筑、变形的兵器、烧焦的动物尸体、绵软的地面、抢救抢修活动以及洗消等景象,强烈地印在脑子里,引起了将军们深沉的思考:“核武器究竟会对未来战争产生什么影响?……”在返回招待所后,大家分组座谈。
  随后,见学团全体在会议室集合,基地的领导同志简要汇报了检测仪器所搜集到的主要数据,说明实验圆满成功。张爱萍总指挥即席说道:“这次试验的成功,标志着我们已经掌握了制造氢弹的技术,我们将很快进行氢弹爆炸试验,接下来还要进行地下核爆炸试验和导弹核武器的发射试验。”全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接着,大家步入餐厅,父亲和张宗逊、张爱萍、陈士榘、张震、王恩茂等在第一桌就坐。张爱萍起立致词,杯中酒一饮而尽。
  见学团中曾在华野工作过的几位将军,走到第一桌来敬酒,恭恭敬敬地说:“战争年代首长们指挥我们打仗,现在又带领我们学习尖端武器知识,劳苦功高,借基地的酒敬首长们一杯!”席间的话题被华野的战将们带回到了对华东战场的回顾。酒引话,话催酒,酒越喝越有味,话越说越兴奋。其他各桌的同志,酒足饭饱后渐渐离席,华野四参座和他们的部将,仍然围在一起畅谈,平均每人喝了半瓶多茅台,却无人表现出醉意。华野四参座,在人品学识和酒量诸多方面,都与他们的司令官陈毅元帅十分相像。
 

  1974年12月,在海南岛观摩陆海空三军演习期间,留影于天涯海角。

左起:廖容标、廖汉生、宋时轮、顿星云、陈鹤桥。

 

  1981年9月,观看华北军事演习。右起:刘华清、宋时轮。


文化大革命疾风知劲草

为了防修、反修,毛主席错误地以“阶级斗争为纲”,起用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帮,错误地以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为接班人。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四处串联,各单位纷纷展开“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刘少奇国家主席和各级党政军领导,进行全面夺权。军科6月成立“文革”办公室,8月开展“四大”,9月开始对父亲、钟期光等领导人进行批判,次年2月成立造反派组织,宣布对父亲实行管制。以后又强令劳动改造,将待遇从大军区副职降为团职,把他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不断批斗,甚至在院里游斗,强迫他边走边敲打破桶,进行人身侮辱,遭到父亲的严正拒绝,写信要求党委制止并加以正确引导。父亲说:“我这个‘三反分子’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国民党反动派的,难道我反错了吗?”他对踢开党委闹革命,一切由群众组织说了算,把那么多出生入死的革命老同志打成反革命,感到十分难过和困惑,深深为之忧虑。仔细回顾自己的一生,尽管有过不少缺点错误,但没什么路线错误,相信被审查的问题终究会解决的。
  说父亲是“三反分子”,主要根据是写《战役学》时,父亲与执笔人员在一些重要提法上产生了分歧,执笔人员用了“毛泽东创建人民军队”的提法,写我军的作战行动时,用了“在毛泽东指挥下”的提法,写党的路线时,用了“毛泽东为党制定了正确路线”的提法,这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思潮,不这样写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但父亲坚持必须尊重史实,将这些提法进行修改,并耐心向大家讲述我党、我军成长史,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创建和指挥的,党的路线更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制定的。执笔人员接受了他的意见,修改为“我军是在党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和抚育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以人民革命战争战胜一切国内外敌人”的。还有就是,父亲一直不执行林彪“要把毛主席的原话写到战斗条令上”的指示,这些“罪行”在当时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另外父亲去成都时,看望了与彭德怀有关系的战友,也是一大罪状。
 

 文革期间宋时轮在北京郊区参加麦收劳动。


  1967年,上级通知他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到了会场才告诉他要他揭发批判“二月逆流”。主持人板着面孔说:“你宋时轮是陈毅和叶剑英的老部下,应该站起来揭发他们的问题!”父亲当场顶了回去:“他们都是老帅,是元勋,我没有什么可揭发的。”那人一听火冒三丈,立刻声色俱厉地说:“你这种态度要考虑后果。”父亲愤怒至极,不屑一顾地回答:“我老了,随你们的便。”说罢便拂袖而去。这使在场的不少人都感到震惊,一些熟悉他的人更为他担心。以后他的确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被彻底打倒,连续批斗。但即使这样,他仍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态度。长期的革命生涯,铸就了他的坚强刚毅,正直不阿的性格。正如林则徐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不因祸福避趋之。”
  可笑的事是,居然有人来找我调查“二月逆流”的情况。我能知道什么?!只好带他们去看我学校写“二月逆流”的大字报来糊弄他们。
  父亲的老部下栗亚来看他,关切地问他身体能否经受得住,父亲风趣地说:“挨批斗是件好事,它使我对海陆空都有了体验。被批斗时双臂后伸,坐喷气式飞机,那是空军,低头弯腰时间长了,汗流浃背,又是海军,加上我本来就是陆军,不就是三军俱全了吗?”说罢一笑了之。疾风知劲草,要他写交待材料,他坚持实事求是,从不给自己乱扣帽子,从不引用林彪一句语录,从不说中央文革一句好话,他被称为是“顽固到底”的人。
  当解放军测绘学院院长刘清明的专案组来人向他作调查,指明刘清明是“三反”分子,“假党员”,要他写证明材料,父亲说:“1953年在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时,刘清明的历史情况是我亲自审查的,他的政治历史清楚,对党是忠诚的,绝不可能是假党员,三反分子。”刘清明事后得知这一情况,内心激动无以言表,说:“老首长的正直无私,令人由衷感佩。”类似的调查,父亲总是坚持实事求是出证明材料,保护了这些同志。危难见真情,危难时刻展现一个人的风骨和节操。
  叶群曾专程去程家花园,说林彪想见父亲,要他去说说话。我父亲找借口婉言谢绝了。王洪文曾要秘书打电话给父亲,说想来看看老首长,因为王洪文曾在第9兵团当过兵,父亲推说身体不好没有答应。父亲却不顾风险,去看望了当时正在受迫害的邓小平、胡耀邦、谭震林、叶飞、张爱萍等几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说:“做人要老实正派,不能拉帮结伙,吹吹拍拍,应按毛主席讲的做,要跟党,跟路线,不跟人。”“林彪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在井冈山怀疑红旗能打多久的就是他……王洪文不过是我们兵团的一个兵,此人不怎么样”。“江青我也知道她的底细……”
  有一段时间,我在家里给父亲做饭吃,父亲对我说:“我跟党和毛主席干革命,枪林弹雨都过来了。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真理终究会战胜邪恶。要你表态,你就说如果父亲是“三反分子”,坚决划清界限;如果不是,工作中总会有缺点、错误,欢迎群众批评。”父亲对林彪、江青的一套是看不惯的,也了解他们的历史,当我问父亲:“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对吗?”他鄙夷地说:“马屁精,形而上学。”当时,母亲患肺癌并已转移,住北京医院,我去北京医院照顾,父亲要经过军科造反派批准,才能挤公共汽车去医院看望我母亲。兰英姐由南京来北京去医院看我母亲,结果自己胃痛难忍,母亲让我赶紧陪姐姐看病,兰英姐也住进了医院。我紧张地来回跑,照看两个病人。后来姐姐的病好转就回南京了。1993年5月18日,兰英姐不幸患胃癌病逝。
  1967年12月27日晚,母亲病危,打电话给父亲,他却因为没车,没经造反派批准,无法前往医院去见我母亲最后一面,母亲在痛苦中病逝,始终不肯闭目,张着口似乎还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只有我一个人难过地看着母亲咽气。
  逝者长已矣,生者常相思。母亲病逝后,父亲在卧室里挂满了母亲的照片,伉俪情深,陷入深深的悲痛和怀念中,少了共患难的知己,怎能不心痛?母亲当时也是靠边站的老干部,在医院也多次为被冤屈的革命战友写实事求是的证明材料,自己却没有得到申冤的机会就去世了,父亲在与母亲遗体告别时,安慰地说:“以后党组织一定会给一个正确结论的,郑继斯是革命的好干部。”
  1968年我大学毕业,去4647部队大学生再教育两年,然后与出身不好的一些同学一起被分配到门头沟山区教书。宋志真被分配到低压电器厂当技术工人,宋易人被分配到南口机械厂当厨师。都是普通劳动者。


“送”政委保护老同志

1971年,“九·一三”事件标志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调查组竟跑到门头沟山区找我调查林彪事件,我说:“谢谢!你们不来,我还不知道林彪他们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呢!”在毛泽东的关注下,周恩来亲自主持加快解放老干部的问题。“四人帮”对此百般阻挠,借口:“这些人出来后,没地方安排。”1972年,父亲重新工作,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决定尽可能将他熟悉的老同志要到军科工作,过渡一下,待以后再帮助他们调到新的岗位,其中,甚至包括以前与他有矛盾的同志。父亲去世后,我去看望廖汉生伯伯,他激动地跟我谈起我父亲。他说了许多他与我父亲的交往的往事,尤其提到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靠边站,已近7年之久,很郁闷,我父亲刚出来工作不久,1973年11月28日,父亲去看望他,问他今后的打算,建议他去军科工作,廖汉生说:“行,干点工作可以。”我父亲立即向当时主持中央军委的叶剑英元帅报告,建议廖汉生到军科当政委。叶帅听了很高兴,当即表示,这样办好,你们主动要廖汉生当政委,我在中央军委就好说话了,在征得叶帅同意后,父亲提请军科党委研究通过后,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于是廖汉生1973年12月到1975年2月在军科当政委。廖汉生说:“你父亲这样干,是在向四人帮挑战,是要担很大风险的,你父亲历来不怕担风险,包括我,送走了四个政委,真不愧是宋(送)政委啊!”
 

  1973年宋时轮(右)与廖汉生政委在海南合影。


  1992年我去看望张爱萍伯伯,他跟我谈起父亲。父亲与张爱萍早在1932年的中央苏区时期就相识了,相互之间都很了解。张爱萍因为不肯写检讨,一直过不了文化大革命关。父亲便找到张爱萍的老伴,让她代写了一份检讨。父亲安排了人,帮助修改后送上去,不久,张爱萍果然过关,出来工作。
  1974年的“八一”建军节,张爱萍从福建来北京参加建军47周年的纪念活动。由“文革”初期张爱萍全家就被造反派扫地出门,他回京后只好住在招待所里。一天晚上,父亲到招待所找到了张爱萍,一见面,父亲就开门见山地说:“别蹲在家里‘修行’了,该‘出山了’。”
  父亲为了扫除张爱萍心中的阴霾,便向张爱萍开诚布公地说:“到我那儿去吧,院长、政委任你挑。你愿当院长,我就当政委;你愿当政委,我就当院长。”张爱萍却说:“我这个人又不懂科学,怎么能到军科去当院长、政委呢?”父亲幽默地说:“你扯着胡子过河牵(谦)什么须(虚)呢?我对你还不了解吗?”临走时,父亲又强调说:“你再考虑考虑,和尊夫人商量商量,我等你的回话。”张爱萍还是没有答应:“算了,深感你的好意和关心。”父亲不甘就此罢休,便说:“算了?我告诉你,你要不答应,我就到叶剑英元帅那里去要你。”没几天,叶帅还真找张爱萍谈话了,说宋时轮早就向他报告,要他到军科去工作,但张爱萍还是婉言谢绝了。
  父亲病逝后,张爱萍非常怀念他,常常谈起他,有时也后悔在他生前没有多送茅台酒给他,反而劝他少喝几杯,感慨之余,张爱萍写了一首诗,悼念于危难中关心自己的老战友:“沙场百战扬神威,桃李万株正芳菲。笑声常洒真情在,君伴春风带醉归。”
  同样父亲让江渭清的儿子将其父亲的检讨交给自己,由他呈交给叶帅转呈上去,使江渭清于1974年被安排到江西省委工作。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在“文革”中夫妻俩被残酷迫害致死,其子女流落街头,父亲对此深感悲愤,在老部下栗亚看望他时,再三嘱咐要利用家在上海,常去看看陶勇的两个孩子,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尽力帮他们解决。陈毅去世后,“四人帮”继续迫害他的夫人张茜及子女,父亲根据叶帅的示意,将张茜安排到军科外军部任副部长,其大儿子陈昊苏安排到战史部当研究员。当时张茜身患癌症,他又多方请专家为其治病,常去医院看望慰问她,并要营房部抓紧为她维修住房,住在我们家隔壁。

  1978年3月15日,叶剑英、粟裕、宋时轮在一起。


  父亲对“四人帮”的阴谋,作了尽可能的抵制。1974年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为名,实施反党乱军之实,父亲不顾风险,在院党委会上带头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他说:“这次斗争的矛头是指向老干部的。我们一定要听中央军委的指示,即使是第二次被打倒也不能跟着风跑。”话说到大家的心坎里,很快统一了院党委领导的思想认识,他和粟裕政委一起沉着应付。多次指示军科办的《军事学术》杂志,不要“跟风走”、“赶浪头”,不要刊登王洪文搞所谓第二武装的经验,不要采用鼓吹取消常备军的稿件。有的同志对“四人帮”横行公开表示不满而受到追查,他又不惧风险,想方设法保护干部,应付追查,努力保持军科的稳定。1976年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父亲多次去叶剑英处反映情况,提供建议,参与议谋。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抓获反革命集团“四人帮”,隔离审查。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举国欢庆,父亲与一些老战友在家里老泪纵横,喝了好几瓶茅台欢庆胜利。清除“四人帮”后,父亲与其他领导一起,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坚决反对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错误倾向。
  首先父亲对军科“文革”中受审查的干部,逐一复查,落实政策,使全院一大批干部逐一获得“解放”,或得到正确处理,从而极大调动了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积极性,然后从各地选调一些急需的科研人员重建,恢复军科的科研工作。由于“文革”的影响,父亲讲话常常不灵,工作困难重重,他感到十分为难的时候,叶剑英先后找他两次谈话,给他分析做好工作的有利条件,表示领导会对他全力支持,鼓励他尽快把重建军科这副担子挑起来。父亲深受鼓舞,决心努力团结院党委一班人,紧紧依靠中央军委领导,克服一切困难,带领全院人员,作好军科的工作。他说:“我在部队干了几十年,身上受伤10多处,蹲过监狱,杀头都不怕,现在还有什么风险不敢承担?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现在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再不抓紧工作,怎么能弥补这些被浪费掉的岁月呢?”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时轮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拨乱反正既往不咎

父亲恢复工作并担任军科院长,一些在“文革”中批斗过他的同志难免有些顾虑。为此,父亲在大会、小会上反复声明:对“文革”中犯有错误的人,必须按照党的政策处理,但对他个人批错的,一概不算数。他不止一次地说:“我这个人批评人多,平时人家有气,运动来了,人家要出气,这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不是政治上有问题,一定团结大家一起工作。”这种不计个人恩怨,勇于自我批评的胸襟,给全院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军科,父亲提出院务工作、后勤保障各部门都应全心全意为科研服务,对调来的干部和科研人员,专门安排人帮助他们解决住房、家属调动工作、孩子上学等问题,尽可能为研究人员提供各种方便,使他们集中精力搞好工作。分房子,首先考虑他们,自己始终住旧房。
  1980年秋,父亲住的旧房,门窗需要维修,可是院务部指派的一名职工迟迟不来干活,后来再三催促下终于来了。父亲知道后说:“他不来,别怪他,他是有难处啊!文革中,他参加过对我的批斗,给我挂过二、三十斤重的大牌子,上面写着打倒“三反分子”宋时轮。这事不能全怪他呀!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号召搞的,他也是响应号召嘛。”以后,这位职工多次到父亲家干活,父亲总是热情地与他打招呼,让老伴给他倒茶、拿水果,并主动给他做思想工作。宋院长不念旧怨,如此体谅、关心职工,使了解此事的同志十分感动。
  “文革”期间,我国与苏联关系恶化,周边形势日趋紧张,要积极备战。军科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把研究反侵略作战问题作为研究工作重点,着重围绕做好应对大规模战争的准备。研究战争初期的突袭和反突袭,以及城市防空、防卫作战等问题。1971年到1974年,军科指导编写了“三防”教材,拍摄“三防”影片,编写《对原子弹、化学、细菌武器的防护》等书。1971年11月,父亲受中央军委的委托,又率军科的研究人员去新疆参观核试验爆炸。
  在中央军委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军科院党委在党的改革开放、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方针指导下,积极领导大家向军事科研现代化、体系化的高峰勇敢攀登,做了具有远见卓识的重大抉择。军科除了完成了中央军委和总部机关赋予的多项临时性重要研究任务外,还陆续新建了军制研究部、军队政治工作研究室、军事辩证法研究室、作战运筹分析研究室、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审室等研究机构,使军事科研领域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受命任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主任

1977年9月,成立了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任命父亲为主任。父亲受命后,不顾年高体弱,跑遍了各大军区,深入部队和院校调查研究、指导帮助工作。经军委训练教育委员会的同意,反复讨论以后,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调整和增建军事院校的报告》,军委批准实施,使我军在短时间内就恢复了100多所各级各类军事院校。
  父亲下到军事院校作调查中,反复宣传中央军委关于院校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积极帮助院党委把教学工作摆到全盘工作的中心位置,启发带动各级领导重视和抓紧对教员的培训和提高工作,亲自到课堂听讲课,到操场看训练,并对教学进行讲评。使军委的院校工作方针得到贯彻。
 

  宋时轮(左二)与萧克(左一)、段苏权(左三)一起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下部队作调查中,父亲始终坚持“三不”:不看准备好的东西,不看表面上的东西,不听加工过的汇报。他一反从上到下逐级听汇报的作风,而是一杆子插到底,先到基层,通过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而后再向各单位领导机关汇报调查结果。体现他一贯求真务实的作风。他还坚持“两结合”:把调查研究和帮助工作结合起来,把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结合起来。一次,他到某团战术训练场看分队作业,当他看到一个战士的战术动作不符合实战要求时,就立即跳入战壕,言传身教从战士手中接过武器,作示范动作。与战士、干部一起研究未来战争可能带来的新问题,要求干部、战士在训练中一定要着眼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特点,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苦练杀敌本领。在场的调查组同志和部队干部、战士都深深为这位身经百战,战功卓著,满头白发的老首长的工作精神所感动。
 

  1978年,宋时轮下部队调研时,与基层干部、战士在一起


  在带调查组下部队作调查过程中,父亲发现有的部队在投弹练习中,有单纯求远的偏向,甚至提出投出60米以上给予物资奖励,投70米以上立三等功等。许多战士因此早晨练、中午练、晚上练,练肿了胳膊,占用了大量正课的训练和业余休息时间,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正常训练和其他科目训练的质量。于是在父亲的直接指导下,调查组和军科有关人员查阅了手榴弹的构造和技术、战术原理,研究了手榴弹从拉火到爆炸的时间,投掷后的飞行速度,以及其在空中和地面的不同杀伤范围和杀伤力;查阅了国内外使用手榴弹战斗的战例,研究了手榴弹在实战中的最佳投掷距离和杀伤威力,研究了人的臂力和投掷技巧以及经过锻炼后可能提高的程度,得出了在实战中投掷手榴弹最佳距离是30米至40米的结论。最后写出了《关于手榴弹的投掷问题》的论文草稿,送他审阅修改。1978年10月24日,论文以《从手榴弹的投掷问题看当前部队的教育训练》为题,发表在《解放军报》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起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把全军的教育训练指导思想,引导到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实事求是就是要按科学规律办事,要从现代实战需要出发搞训练,引导部队更加科学区分各课目的训练时间和训练质量。
   1978年3月15日,宋时轮(左)迎接邓小平参加军事科学院建院二十周年庆祝活动。
   1978年3月15日,军事科学院庆祝建院二十周年时,宋时轮(左)与叶剑英元帅在一起。
  1979年春,我军在广西、云南边境,进行了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在战斗行动中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父亲受中央军委委托,率领由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军科抽调300多人员组成调查组,去总结这次自卫反击战的经验教训。离京前调查组开会,父亲要求大家必须先下到作战部队的基层去,下到连队,不能待在军、师、团指挥机关。要与第一线战斗的战士和基层干部同吃、同住、交朋友,了解作战的第一手材料,再由下而上逐级了解,核实情况。有的同志有一些自己想法,便试探性地问:“是否可先听听各级指挥机关的介绍。”他当即回答:“你不安排也会有人给你介绍的,问题是作介绍的人并不一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你要想吃现成饭,不如待在北京看材料。”
   1979年宋时轮主任(左3)率调查组到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部队总结经验。
  边境地区生活环境十分艰苦,父亲亲自带领调查组深入第一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和整理加工,共撰写出师团营连战例176个和一些专题报告。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利的教训,为部队教育训练和未来作战提供了大批可供学习和借鉴的宝贵资料。在中越自卫反击战胜利的一片赞誉声中,他这种不怕得罪人的负责任的求实精神,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欢迎的。自然他有时批评人不讲方式方法,易伤人,这是他需要克服的缺点。


建立运筹所迈向现代化

1979年,根据父亲深思熟虑、高瞻远瞩的建议,军科党委向中央军委报告并得到批准,在院里增建了作战运筹分析研究室(简称运筹室,或运筹所),主要是把运筹学、电子计算机引进到现代指挥作战模拟之中。即通过对战略、战役、战术等各种军事模型的计算,提供最佳决策的数量依据,分析预测敌我双方的作战能力;通过模拟演示兵团部队的攻防作战过程,为编写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提供定量分析的结果。同时对中、外文军事资料进行自动检索,为研究工作提供资料;对外文军事文献进行自动翻译;通过中文智能终端编辑文章和文件等等。父亲亲自抓筹建工作,迅速选调和培训一支专业人员队伍,大量收集相关资料,修建一幢办公楼和购置一批科研设备,建作战实验室。他对研究人员说:“现在西方军事大国都把运筹学、计算机用到军事上,用到各个方面,……我们必须搞,而且要力争快搞。我们要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勤想苦干迎头赶上去,要有使命感。历史上,火药是我国人民发明的,今后在新的科学技术上我们也应占有一席之地。你们个个都是哥伦布,要去发现新大陆,这是国防现代化很重要的一着。”他的这些话对科研人员是很大的鞭策和鼓舞。于是,研究人员认真学习运筹学有关著作和现代诸军兵种协同作战及其指挥的著作及文章,在此基础上研制了分队攻防作战模型,接着又解剖了美国的分队模型和战役模型,终于研制了师、团攻防作战模型,并在联机大屏幕上演示成功,初步建成一个可供500多人观看的作战实验室。
   军委扩大会议领导同志观看作战模拟演示。右二为宋时轮


  父亲借中央军委开会之机,邀请各总部、各大军区的首长来实验室看演习,向他们作宣传,引起他们的重视和支持,很快全军便兴起了对军事运筹学的学习和研究之风,各军兵种、院校先后开设了军事运筹学课程。军科还协助军区研制了战役作战模型,供这些军区研究战役作战方案和训练战役指挥员使用,有的成果向全军做了推广,深受部队的欢迎和好评。说父亲追踪世界高新技术的发展趋势,不失时机地建立了军事运筹机构,领导我们在现代科技战场上,打了一场漂亮的“攻坚战”。为缩短我军与西方军事大国现代化的差距,为我军学习到现代化作战指挥及节约开支,学会模拟实战的训练,更好地为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立一大功,同时创立和发展了我国的军事运筹学科,有的成果还参加了国际上的学术交流,受到好评。


第一部《军制学》问世

60年代初,刘伯承元帅建议军科成立军制研究部,叶帅也同意,却因文化大革命此事搁置下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重新提上日程。1979年,父亲颇为激动地说:“老帅们的夙愿终于要实现了。”他对研究人员说,我们没有现成的军制学,要靠大家自己去搜集占有材料,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找出我国军事组织体制、军队体制编制、军队管理制度以及其军事制度的发展规律,创写成为系统的学术著作。可以边组建、边学习、边开展研究工作。
  1982年,军制部对军制学应包括什么内容,其理论体系是什么,是写国家的还是军队的军制学等,带着一些不太清楚的问题向父亲请示。父亲说应写整个国家的军事组织体制和工作制度的理论。对大家提的问题,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一口气谈了近三个小时,一一作了解答。大家对老首长深厚的军事理论修养、丰富的军事知识和严密的思维逻辑十分敬佩。父亲一再告诫大家不要急于动笔,要先读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有关军事著作,要深入调查研究,向总部和部队请教,广泛而充分地占有材料,认真研究和消化材料,真正搞清军制学研究什么问题及军事制度各方面的问题,找出规律,再分工写。
  1987年,一部由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名的《国家军制学》终于问世了,这部研究作品中也凝聚着父亲和其他院首长的大量心血。各研究部门有疑难问题向宋院长请示汇报,他都给明确回答,并带领大家攻下困难堡垒,因此宋院长是大家心目中专家型的领导。父亲历来反对只会在批阅文件画圈圈、不学习、不办实事的领导。


义不容辞撰写《叶剑英传略》

1980年,胡耀邦批准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关于各大单位成立元帅传记组,撰写元帅传记的请示报告。军科负责叶剑英元帅的传记,父亲到军科成为叶剑英元帅的助手,对叶帅这位有儒将风度的参座的知识才干、品德作风感佩殊深,为其写传,他表示责无旁贷。父亲自始至终对这项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他要求编写组广泛收集和充分占有材料,一定要有事迹真实性和准确性,突出重点、有叙有议、文字生动活泼,使传记能真正起到教育后代的作用。
  1984年,《叶剑英传略》定稿时,叶剑英请父亲写序言。他再三考虑后说:“我不够资格,不能写。”后经编写人员再三请求,才答应写个“后记”,高度赞扬叶剑英在革命关键时刻,申张正义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诸如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毛泽东逝世后,挺身而出,同中央政治局同志一起粉碎“四人帮”篡权阴谋,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功勋。这本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书出版后,受到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普遍好评。


暮年负责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

1980年1月4日,中央军委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批示的精神,决定由军队承担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任务,军科受命领导此项工作。父亲在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主任期间,坚持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实行“全军动手,专业对口,军地结合,分工合作”的工作方针和坚持编委会提出的“抓紧时机,好中求快,质量第一”的方针,注意抓好宏观指导,集体领导作用,依靠全军专业人才,依靠专家、学者的科学论证,依靠集体的智慧,去高质量完成这浩繁宏伟的编纂工作。父亲常常是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工作。有时躺在躺椅上思考问题就睡着了,有时甚至工作到天亮,刚躺下不久又立刻起床工作。那时他已是70多岁了,身体还有多种疾病,有时累得筋疲力尽,咳喘得上不来气,他也不放在心上,医生劝他住院,他一笑了之。身边工作人员为此曾多次给他提意见,他常恳切地对大家说:“我年龄大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知哪一天就要去见马克思了,你们还是让我多干一点工作吧。”1979年秋天,有一次由于工作过分劳累,突然晕倒,送到医院,等病情稍有好转,他又立刻要求出院。医生拿他也没办法,说:“宋老头是个最不听话的病号。”在父亲的领导下,我军的百科事业经过艰难创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结束了我军没有自己的现代型的军事百科全书的历史,填补了军事科学研究领域的许多空白,而且全面开展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硕果累累。父亲老骥伏枥、呕心沥血再立新功,是我国军事百科的奠基人。1984年2月父亲又任中央军委战史、军史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为编写我军的战史、军史作了大量工作。
   80年代,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写。
  

 1982年7月15日,宋时轮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第二次编辑工作会议上讲话。
   1984年12月,宋时轮(右一)接受《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姜椿芳的聘书。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主要研究课题

早在60年代初,父亲就提出“要编写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统一文献”。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这个设想都被诬告为:“狂妄”、“三反言行”。在真理与谬误的年代,父亲从没有低过头。当他恢复工作之后,特别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和批判“两个凡是”之后,在某些人中出现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他立即到中央党校给学员和中高级干部讲课,宣传毛泽东思想。可以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多年,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上。领导编辑了《毛主席军事著作中的中外战例简介》、《认真学习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辅导材料,《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论述摘录》、《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毛泽东军事文集》,并亲自动手撰写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探》、《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等8篇专著,还有研究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论文集等等。他的这些著作和领导学术研究的成果,为后人留下了可贵的精神财富,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文献。父亲关注国家的安危,长期潜心研究战略、战术问题。1980年他提出的《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被中央军委采纳。后来,他又连续撰写了《关于今后反侵略战争作战问题的初步设想》、《关于今后反侵略作战的一般战法的问题》、《关于我国军事组织体制问题的几点建议》、《关于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方面的几个问题的探讨》等研究报告,对未来反侵略战争作过深入细致的探讨,从敌军特点、入侵方式,到我之对抗措施、反击方法等,都详加分析、论证,其真知灼见,令人启迪,把运用毛泽东思想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法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980年军科毛泽东思想学术讨论会


 
  院党委成员学习毛主席著作。
   1964年,王树声、叶剑英、宋时轮与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合影。
   

70年代,宋时轮讲战略方针问题。


狠抓科研方法和培训研究员

对于如何办好军科,如何按科研工作规律领导科研,如何总结过去,面向未来,适应现实的需要来搞科研,这是父亲一直关注和狠抓的问题。他始终坚持科研人员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观点、方法来进行研究工作,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是“科研之本”,搞科研不要搞“无米之炊”,不占有材料,不顾实际随便抄袭些文章观点、引用语录拼凑一篇论文,反对抄书本、摸领导意图搞研究,说从主观臆想和抽象概念出发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要不得,弄出来的学术成品是“伪科学”,部队拿去就要多流血、多死人,要害人的。研究任何课题都必须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有关的资料,然后对已占有的资料,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出规律性,探讨事物本质,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具体方法主要有:专题研究,纵横法和古今中外法等。父亲倡导从我军建设、作战的实际需要选择研究课题。多次组织研究人员深入部队、院校调查研究,发现战场管理方面问题较多,就组织力量,很快编写出《战场勤务教令》,经中央军委批准下发部队执行。
  为了提高研究人员的素质和研究水平,在父亲的倡议下,军科院党委决定从1981至1985年连续举办了5期研究人员的培训班,使全院近90%的研究人员受到培训,大大丰富了他们的军事知识,提高了做研究工作的能力。父亲还主持进行了规章制度和组织体制方面的改革,为军科今后的改革开放和更大发展奠定基础,创造有利条件。80年代以后,建立了院、部两级学术委员会。在党委领导下,由学术委员会负责科研工作的计划制定、组织实施、督促检查、经验总结以及成品审查等,党委主要在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上实行领导,改变了过去用行政方式领导学术研究工作的方法和党委包揽事物性工作的现象。他领导实行研究工作责任制,明确部、室领导和每个研究人员的分工与要求,所有的研究课题要实行“四定”,即定任务、定题目、定质量、定时间。同时,建立相配套的考核、奖励制度,每年对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进行考核鉴定,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学术领导要亲自参加科研工作过程中去,保证科研高质量、高效率。1984年,又提出科研工作实行“主编制”,提出科研成品的质量管理,要逐步采取“党委领导、专家审查、群众评议”,以减少审查层次缩短科研周期。逐步使领导科研工作更科学化、制度化。


退下来是个人,前进的是党的事业

1985年,父亲主动向中央军委提出退出领导岗位,获得批准,不再担任军科院长,但仍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审工作。他继续在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下,充分调动大家积极性,努力完成军事百科全书的艰巨任务,同时仍关注国内外军事战略、国防问题,希望再能向中央军委提一点建设性的建议。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按当时的说法,这叫“退居二线”。可父亲却不这样说,干脆称自己“退休”,他说:“退下来的是个人,前进的是党的事业。”党的十二大确定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在新老干部交替中,父亲认为自己应带好这个头。他深知革命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奋斗,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党还没有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历史又一次把他们这一代人推到了建立我们党的正常退休制度的先行者之列。所以他说的“退休”,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进建立新的干部制度,以保证党的事业不断发展,这饱含着父亲对党的赤胆忠心和高风亮节。
 

  1985年冬,宋时轮退居二线时的照片。
  宋时轮(右)与张震交谈合影。
   何长工85岁寿辰时,宋时轮前去探望祝寿。
  

 1988年7月30日,宋时轮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9年春节,在上海市团拜会上,邓小平、江泽民与宋时轮交谈。
 

  80年代留影。


保持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

父亲对工作严,对别人严,对己也严。父亲从不吹嘘自己有什么功劳,总是承担责任,检查工作中有什么缺点和不足。平时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一直坚持艰苦朴素作风。有一次,父亲到部队检查工作。用餐时,开始说就弄几个菜,哪知后来上菜就没完没了。他很不高兴,立即问在座的一位领导同志:“这顿饭是你请的吗?”那位领导一听老首长这样问,马上发话,菜不要上了。饭后,他又专门找那个部队的领导谈话,对他们讲:“你们这样做不得了啊!这不是在吃战士们生产的东西吗?我们一走,战士会骂娘的,你们想了没有?”这话很快传到其他部队领导耳朵里,以后再到别的部队时就没有搞宴请的了。
  父亲在北京30多年,一直住的是程砚秋遗留的老房子。坏了翻修一下,没有为自己盖新房。家具旧了,舍不得丢掉,总说还能用,内衣破了,补了再穿。父亲不接受任何馈赠。有一次去第一军作调研,第一军参谋长原是军科的研究员,对他十分敬重。临走时说部队用自己种的棉花织了一批白布,问他是否买一点。他不同意,说:每人每年才发15尺布票,部队生产的棉布是官兵们辛勤劳动的果实,我们不能侵占他们的利益。有一年冬天,在青海的老部下给他寄来2斤虫草,他收到后,立即让秘书去药店问清价钱,把药钱寄去,并写致谢信作适当的解释。
  平时家里来了客人,无论是办公事,还是办私事,从不用公款招待,就是来京开会的老战友、探望他的老部下,也是自费热情留客吃饭。院里要给他报销一部分,他不肯,说:“谁请客,谁花钱,不能揩公家的油,这是一条规矩,我不能带头破坏。现在社会上用公款请客送礼之风盛行,我们共产党人应坚决抵制。”父亲语重心长地说:“想占党和国家便宜的人,还能为党和国家奋斗么?,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还能带好兵么?”没客人时身边工作人员公务员、司机、炊事员和家里人一起吃饭。母亲因为工作地点较远,一星期才回家一次,所以伙食费交给工作人员管,一个月给她报次帐就行了,把工作人员当作一家人一样信任。开始工作人员吃饭不交钱,后来工作人员一再要求,就象征性的交几块饭钱。尤其1962年苏联人“卡我们的脖子”撤走专家,停止援助,加上三年自然灾害,领导工作失误,大家都不够吃,甚至吃树叶。父亲对工作人员说:“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工作人员都是年青人,吃得多,我们家的粮食也不够吃,他们很不好意思吃。父母就把吃的往他们碗里夹,说:“吃饱些,不够再想办法。”我们一家人同工作人员一起在门口空地一起种菜,菜吃完了,就把胡萝卜缨子和着玉米面一块蒸着吃,并再挖些野菜吃,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当时司机肖焕荣同志家里有3个孩子,确实有困难,母亲每月给他20元,一旦有什么好吃的就让他带回家一些,非常体贴,肖焕荣心里热乎乎的。司机王顺昌也给首长开过车,家在农村,生活困难,父母就在自己家里给他操办婚事。警卫员于百川没有文化,父亲就送他去上学,培养他成为革命干部。因此,在我们家工作过的同志都与我父母感情深厚,始终把首长家当作自己的家,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并照顾好这个家。所以,父亲在上海病重时,王顺昌一家和炊事员邓仕政两家人都自费赶到上海去看望我父亲。


带头移风易俗简办丧事

  在上海殡仪馆全家人与宋时轮遗体告别


  父亲多次谈到:“丧事要简化,要移风易俗,用更适当的方式来缅怀逝者,我死了,烧了就是,只要组织上说我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就行了。”1991年6月,党中央要求党和国家高级干部实行丧事改革,后事简办,推动社会风气的进步。父亲是第一个带头后事简办的高级干部。
   1991年9月21日宋时轮的骨灰送回北京。左起:宋兰英、宋崇实、宋百一、王友卓。
  1991年9月17日下午17时10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4岁。我在北京安排好学校的课程,急急忙忙赶往上海,正值上海傍晚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我没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彻夜悲痛难眠,第二天急忙写了付挽联:“文韬武略卓功勋,刚直不阿响铮骨;不计荣辱为人民,我们永远怀念您。”19日上午9点30分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了一个只有数十人参加的小范围的送别活动。10时,父亲的遗体即入炉火化,前后不满两天时间。随后,我捧着骨灰随家里人坐飞机回北京。在骨灰放在家中的时候,康克清坐着轮椅就赶到家中来悼念父亲,许多白发苍苍的老首长和经历烽火硝烟的战友以及长期与父亲一起艰难创建军事科研的同志们,闻讯纷纷来我家向父亲告别,令人感动。
  军科写给父亲的挽联是:
  赫赫上将,少壮显风流,金戈铁马,整师三十载。赣江立马,淮海血战,鸭绿扫敌顽。韬钤永存,忠贞为党,一生奋斗垂青史。
  蔼蔼宗师,华巅育英才,硕学博识,设账四十年。学海攻关,石城树人,京都建阆苑。风范长存,德望在军,万人洒泪祭英灵。
  父亲随着时代前进不停飞转的车轮终于停下来休息了。一个人一时一事显光辉显风流容易,难的是一生一世光辉灿烂,然而父亲、母亲用毕生的忘我奋斗,谱写了一曲最壮丽、雄伟的时代乐章。回顾父亲的一生,我不禁写了首诗慰祭父亲。
  黄埔从戎初请缨,风云叱咤鬼神惊。
  南征北战驱顽敌,武略文韬任纵横。
  总高步校桃李盛,军事科研硕果丰。
  忠魂已逝恸天雨,伟业长存育后人。


继承父母的遗愿

  80年代宋时轮与女儿宋崇实在程家花园家门口留影


  父母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虽然我是母亲郑继斯的独生女儿,从小体弱多病,在农村什么时候得了肺病,什么时候钙化了,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手指有老鼠咬后留下的牙印。回到父母身边,他们从来没有娇惯过我,我也没有得到父母全部的爱。他们是以革命工作为重,让根据地的老乡、警卫员、医务人员等先后照看过我。因革命需要,他们调动工作频繁,顾不上我时,曾让我到陈赓、聂洪钧等朋友家去暂住一段时间,或住校过集体生活。父母的爱主要献给了革命,献给了人民,这是高尚的爱。平时与他们聊天的机会都很少,父母有时间管我时,历来是严格要求。政治上,让我关心国内外大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要学好《矛盾论》、《实践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思想上对自己要高标准、严要求;生活上却要低标准,不能脱离工农生活水平;学习上要刻苦努力。父母告诫我:高干子女没有任何特权,自己的路要自己走,自己去经风雨、见世面。这是革命干部家庭的特有的爱。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家里所有的孩子都是普通劳动者。父母的言传身教,使我始终憧憬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热爱党和人民,要求上进,为人正直,以诚待人,能关心帮助他人。为让贫困地区失学的儿童能上学,主动参加“希望工程献爱心”活动,负责供养两名失学儿童上学。我从不张扬家庭出身,许多长期与我共事的人不知道我是高干子弟。我在社会实践中摔打,努力学习和工作。在中学教了30多年的书,入了党,是高级教师。我积极投身于教学改革,关心国家环境保护工作,多年被评为环保教育先进工作者。我从不讲究吃、穿、用,自己做饭、种菜、踏缝纫机做衣服,培养女儿大学毕业。母亲病故后,她的遗物分给姨妈、舅妈等亲友,积蓄的钱,每月以我的名义寄给广东汕尾的外婆、外公和郑晓存姨妈作为生活费,直至寄完;父亲的财产都留给他文化大革命后结婚的妻子郑晓存。我父亲说,他与郑晓存年龄加起来是110岁,所以他老来得子,给他们的女儿起名叫宋百一,比我女儿还小,因此父亲去世时,我们没有一个人提出要分遗产。我虽然没有继承父母的任何财产,但我得到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好思想、好作风。父母都不愧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公而忘私、克己奉公的优秀老前辈。我们国家要繁荣昌盛,永不变色,难道不需要大力宣扬和学习老一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吗?不少年轻人没有了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认为不讲究吃、穿、享受是傻瓜,一切向钱看的风气盛行,各种损公肥私的犯罪行为猖獗,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不能见怪不怪。没有了信仰就没有了前途,令人担忧,需要我们向革命老前辈学习,大刀阔斧,从严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涤荡一切丑恶现象,实现社会主义文明、和谐社会,需要我们真正实施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建立环保型、节约型、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我们这些革命的后代,希望前辈的好思想,好作风代代相传,希望前辈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代代相传,使我国更快地成为世界强国屹立于天下,所以我很敬重我的父母。父亲那刚毅威武的身影,自信豪爽、求真务实、嫉恶如仇的性格,那幽默、诙谐、知识渊博的言谈话语,那天天像打仗一样紧张工作,连想跟他说话、聊天都好像没工夫的形象,始终浮现在我眼前。而母亲那慈祥、关怀的目光,那自尊、自强、自立、沉稳的女性,那须眉不让男儿,工作同样出色的革命干部形象,同样让我难以忘怀。我为我有这样的父母而感到自豪,他们从来不是经过艰苦的岁月,经过挫折以后就想如何养尊处优,过安逸平静的生活,始终百折不挠、奋发图强、忧国忧民,全心全意地去搞好工作。在苏联专家撤出我国的时候,为了我国原子弹早日试验成功,母亲不顾受核辐射的危险,坚决深入工矿区工作。父亲退居二线后,不顾自己年老体衰,不知疲倦地继续为编审军事百科全书出力,并继续关注国际风云,研究未来战争。他参与黄埔同学会活动,关注台湾回归问题,关注红一方面军史的出版,关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直至病逝。我们的革命事业不正是需要这种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才能兴旺发达吗?他们的一生是充实、光辉的,是问心无愧的,是我们后代的学习榜样。正如军事科学院悼念父亲文章中写的:


   1958年在聂洪钧家中。左起:聂洪钧、郑继斯、宋涟(聂洪钧妻子)、宋时轮


   60年代宋时轮(左)与陈赓合影



  “宋时轮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军事指挥员”,“他以治军严明,决心果断著称,英勇善战,功绩卓著。他既是智勇兼备的战将,又是文武双全的军事理论家、教育家。”同时也是“军事科学研究战线的一位辛勤开拓者和优秀领导人。”他“表现出的共产党人的坚定性,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勤奋忘我的工作精神,以及廉洁奉公等优秀品质,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父亲永远活在我心中。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中央军委准备召开纪念父亲诞辰百年座谈会,湖南家乡准备搞纪念活动,父亲,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您永远活在党和人民心中。
  如今神州大地上的巨龙已经苏醒,腾飞了,父亲您可以感到欣慰、自豪,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祖国儿女为了更美好的明天,正继往开来,发奋图强,继续开创新天地,您可以放心地去了。在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满怀豪情地继续为我军的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为祖国早日成为世界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父亲和母亲,你们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