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育桃李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领导权

     1952年9月1日,父亲回到北京汇报工作。由于在朝鲜长期住在潮湿的山洞,左肩肿痛难忍,于是去医院作了短暂的治疗,又奉命去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简称总高)任校长兼政委。1952年到1958年,我母亲郑继斯也调到南京,先后任工业部重工业处副处长,南京机床厂党委书记,南京监委会副书记及江苏省工业厅副厅长,我和兰英姐随母亲到南京上学,见到才40多岁的父亲,头发已全白,古铜色的脸上闪着威严和睿智干练,可以看出他戎马半生、南征北战和抗美援朝的辛劳。从此全家生活开始安定下来,然而父亲并没有吃老本、享清福。而是由战将变成儒将,由搏杀的沙场到舞文弄墨的军事学校。
    1952年9月1日,父亲回到北京汇报工作。由于在朝鲜长期住在潮湿的山洞,左肩肿痛难忍,于是去医院作了短暂的治疗,又奉命去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简称总高)任校长兼政委。1952年到1958年,我母亲郑继斯也调到南京,先后任工业部重工业处副处长,南京机床厂党委书记,南京监委会副书记及江苏省工业厅副厅长,我和兰英姐随母亲到南京上学,见到才40多岁的父亲,头发已全白,古铜色的脸上闪着威严和睿智干练,可以看出他戎马半生、南征北战和抗美援朝的辛劳。从此全家生活开始安定下来,然而父亲并没有吃老本、享清福。而是由战将变成儒将,由搏杀的沙场到舞文弄墨的军事学校。


   50年代的宋时轮


  9月22日,父亲乘火车前往南京,列车23点多到达南京,接到住地安排就绪,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杨勇副校长考虑,父亲一路辛苦,应先歇息几天,再去学校上班,没想到第二天一早,父亲就整装来到学校。在校领导临时召集的欢迎会上,父亲没有客套话,开门见山地说:“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样的道理,没有调查就没有领导权。我不懂教学,再不调查研究,就更无法当这个校长了。因此,请大家给我三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再开始工作。杨勇调任第二高级步校校长即刻去赴任。”
  当天,父亲在一位同志的陪同下,察看了教学区,学员宿舍区和家属区。随后,他深入各教授会,各教学班,各机关部门,广泛接触广大教职员工,分别召开教员,学员座谈会,与各级领导干部进行谈话,了解他们的工作、学习、思想和生活情况,倾听他们对学校教学、管理及生活上的意见和建议。他一面听一面记,有时还提出问题和大家一起探讨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他对学校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针对存在的问题,积极加以解决,使学校各方面很快有了新的发展。 
  9月22日,父亲乘火车前往南京,列车23点多到达南京,接到住地安排就绪,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杨勇副校长考虑,父亲一路辛苦,应先歇息几天,再去学校上班,没想到第二天一早,父亲就整装来到学校。在校领导临时召集的欢迎会上,父亲没有客套话,开门见山地说:“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样的道理,没有调查就没有领导权。我不懂教学,再不调查研究,就更无法当这个校长了。因此,请大家给我三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再开始工作。杨勇调任第二高级步校校长即刻去赴任。”
  当天,父亲在一位同志的陪同下,察看了教学区,学员宿舍区和家属区。随后,他深入各教授会,各教学班,各机关部门,广泛接触广大教职员工,分别召开教员,学员座谈会,与各级领导干部进行谈话,了解他们的工作、学习、思想和生活情况,倾听他们对学校教学、管理及生活上的意见和建议。他一面听一面记,有时还提出问题和大家一起探讨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他对学校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针对存在的问题,积极加以解决,使学校各方面很快有了新的发展。

把握办学方向


 父亲首先提出了关于学校的性质、任务和办学的指导思想方针等根本问题。他派政治部主任刘浩天专程赴京,请中央军委给予明确指示。
  1953年1月7日,毛主席为总高写了训词,训词中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我们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父亲组织大家学习训词,一再强调只有明确了办学方向,有了工作总纲才能办好学校。
  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总高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有素质和军事思想的基础上,为我军培养出具有优良军政素质,能组织指挥现代化步兵作战的中上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把学校建设成现代化、正规化、具有我军光荣传统的军事学校。
  为了把握和贯彻好总高的办学指导思想和方针,父亲要求全校师生做到“三个必须”,也就是必须认真学习苏联军事科学技术,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


“干在孝陵卫,死葬紫金山”

 有一天,战术教授会副主任田长华向父亲谈到很多教员不安心教学工作,总觉得在学校不如在战斗部队提拔快,当教员吃亏。宋校长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马上解决。第二天他抽出时间到战术教授会对大家说:“我军现代化建设需要培养大批优秀的指挥员,现在组织上调你们来当教员,是党的需要,是你们的光荣,要学习淮海战役中的人桥精神,个人吃亏了,让别人冲上去。这叫胸怀全局,服从需要。”父亲十分激动,大声对大家说:“当教员就应铁心干教育,要干在孝陵卫,死葬紫金山。”讲话既有充分说理,又有严格的要求,对大家触动很大,教育很深。
  后来,父亲多次在校党委会上建议:进一步加强对全校干部和教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并提出检验思想政治工作业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干部和教员是否有牢固树立安心于教育工作光荣岗位的事业观。这对不断提高广大教员思想觉悟,搞好教学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50年代宋时轮在南京留念


  1954年底,父亲的一位老部下在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结业。领导决定他留校在战役教授会当教员。因为他想到部队工作,就去找我父亲,想请他帮助说说情,哪知得到父亲劈头盖脸的一句话:“干革命不是摆花瓶。”接着,父亲又说:“战争结束了,不打仗了,提高训练,学习学习,有什么不好?再说,学校是个好地方,作教学工作,研究学问,总结作战经验,你也是有这个条件的。”碰了一鼻子灰,这位同志心里不是滋味,早知道这样,又何必来找这老头子呢?回去以后,他仍不能忘怀,反复考虑“干革命不是摆花瓶”是什么意思?后来他终于想明白了:老司令员是一贯反对计较个人名利的,反对把自己当成花瓶一样,总想摆在突出的地方,显眼的位置上,好让别人看得见。干革命特别是搞教学,更需要有甘为孺子牛,默默作奉献的精神。这个问题不解决,是绝对当不好教员的。想通这个道理,这位同志愉快地接受留校任教的决定,经常用“干革命不是摆花瓶”这句话自勉,一直在学校勤奋耕耘了30多个年头。

一切以教学为中心

   南京是全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每年夏天7~8月份,气温高达摄氏37~38℃左右,教员讲课满身流汗,学员听课也热得难熬。一些学员要求提前放假。这个意见反映到父亲那里,他没有马上表态,而是身着制式军装,在课堂内坐着听课。几堂课下来,他有了实际体验,然后召集教授会的同志说:“天气是热了一点,但还可以坚持。野外课可以做些调整,你们要说服学员,不要打乱教学计划,影响学业。”经耐心做工作,学员们思想很快安定下来,坚持按原定计划完成了全部课程,学员按时毕业。
  开始讲授“原子条件下作战”课程时,由于对这种武器的原理和性能知之不多,教员照本宣科,不大敢讲,教授会便向父亲作了汇报。他听后说:“让我们先体会再定。”接着,他便自己备课试讲,摸索教学经验,然后要求教授会正副主任亲自任课示范,很快便形成了以领导为主,教员为辅的特种课教授群,解决了教授“原子条件下作战”课的困难。在教学过程中,他经常坚持到课堂听讲课,到现场看操作,具体指导,然后当场进行讲评,父亲说:“抓教学也要象打仗一样,动真的,干实的”。

培养自己的教师队伍

父亲非常重视领导班子的组建,教师队伍的挑选,培训。努力提高教员的政治素质和教学水平。父亲要求干部精通业务,注意培训干部,并十分爱护干部,对于干部的历史问题,他说解放了,有条件查清楚,让有关部门查清楚,使这些同志放下包袱工作。学校教员多数是国民党军中的留用军官,必然许多看法、认识不同,不能满足我军教学需要,应培养我军自己的教员。于是,父亲从优秀学员中选苗,从部队中选优秀人才。他深谙“名师出高徒”的道理,1953年至1956年期间,学校开办了5期师资训练班,培养起500多名自己的教员。经过培训后,大大提高了教员们的军政素质和教学能力。另外,还陆续送外校深造或鼓励教员函授学习,通过各种培训方式,使学校的教学质量年年有提高。教授会除试讲、示范教学研究外,还专门就一些理论、教学难点进行专题研究和争辩,学术研究气氛相当浓厚。
  1953年全校第一次干部党员大会时,父亲提出:“一切以教学为中心,一切为教学服务;以苏联为师,全心全意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提高共产主义思想水平,克服个人主义;深入教学,建设正规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大会决议把4个口号及“一切以教学为中心,一切为教学服务”的思想原则写进了决议中。这对总高步校的建设起了很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解放后,我军要迅速现代化,正规化,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是很有必要的,苏军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宋校长问上级要了一些苏联新式武器装备,进行教学。并着重研究现代条件下诸兵种的合同战术,他亲自带领师生进行实战演练,工作作风深入扎实。实战演习搞得有声有色。

编写自己的教材

1953年夏,苏军总顾问苏普鲁诺夫陪同父亲到合同战术会第四教学组二班五组,进行团进攻想定作业考核。作业结束后,教员联系我军战例进行讲评,苏普鲁诺夫听后很不高兴,批评了这种做法。苏普鲁诺夫走后,父亲立即找教员们谈话,他在强调与苏军顾问搞好通气协调以后,充分肯定了联系我军成功经验进行教学的做法,说要使苏军的经验为我所用,这使教员们受到很大鼓舞,进一步提高了运用我军成功经验进行教学的自觉性。刚开始主要依据苏联军事理论教材进行教学,但中苏国情,军情不同,应编写适合我军情况的教材。父亲亲自组织编写人员研究教材的构思,指导编写人员深入部队、院校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在军事学院支持下,用半年时间编写出自己的教材。教材特点: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总结了我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着眼于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又吸收了外国的先进军事科学。教学方法采用理论学习和实际运用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为了适应全军开展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初期,急需大量经过系统培训的各类人才,总高还举办了四期各种短期班,如各种射击训练班,战斗训练法班,战斗侦察训练班等,为部队输送了2400多名各种骨干。父亲还派干部去朝鲜战场去实地学习,将志愿军作战经验充实教学内容。

发扬我军优良传统

苏军是“一长制”领导,我军是党指挥枪,军事指挥员、政治委员双重领导,为此,苏军顾问提出质疑,并汇报给父亲。父亲认为在学习苏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经验时,要取其长,避其短,不能照搬照套,脱离我军实际,必须充分重视和保持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所以,让一位曾任过政委的领导,用切身的体会跟这位苏军顾问解释,双首长制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我军就是靠双首长制打胜仗的。谈了半天,苏军顾问终于表示理解。
  1954年,父亲在全校广泛开展“创造先进支部,先进党员,先进教员,先进学员”的创先进活动,使党支部真正起到团结、领导群众的核心作用,教员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学员勤学苦练,好学上进,蔚然成风。


规划校园建设、关心师生生活

父亲是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一丝不苟的人。他对校园绿化非常重视,说:“我们要努力把学校建在森林之中。”有一次,他找校务部一位管理员了解学校的植树的情况,问学校到底有多少棵树。管理员搞不准确,随口回答说有1950棵树。管理员一走,他便叫秘书通知有关部门给每棵树编号。后来有人问管理员,是否真有1950棵树,并对他说如果说了假话,应主动找首长认错。管理员听后很紧张,立即找父亲作了检查。父亲听后说:“知道错了,改了就是好同志,以后再也不能骗人了,说话办事一定要老老实实,绝不能弄虚作假,敷衍塞责。”
  父亲能够体恤下情,他时刻把师生员工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放在心上,很关注学校的房区建设。有一次,父亲去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之前,把干部科萧剑秋叫去了解学校干部住房情况。萧剑秋反映尉官住房尤为紧张。全校在职尉官846人,现在只有285人有单独宿舍,其余住集体宿舍。现在有好些人结了婚没有单独宿舍,有的人由于没房子住,已将婚期推迟。父亲听后,沉思了片刻说:“要想方设法腾出一些房子来,或者挤出一部分办公室来,把大房间隔成小房间,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已婚尉官住房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干部结了婚还能住集体宿舍?生了孩子叫人家睡马路去?”萧剑秋汇报说:“上级已有通知,要停止搞基本建设。”父亲听后,没有再多说什么。到北京开会期间,父亲找总后勤部长洪学智和总后营房管理部的领导,详细汇报总高干部住房的困难情况,要求他们从实际出发,给予特殊照顾。终于获得总后领导的理解和支持,拨给总高一笔专款。总高很快建起了一批尉官宿舍楼,住房紧张问题得以解决。
  为改善大家的生活,总高还办有豆腐房,粉房,养猪场等,不但能保证食堂需要,还能拿出一部分发给家属。在食堂开展了“卫生好,伙食好,团结好,学习好”的红旗竞赛活动。父亲经常突然亲自去食堂检查饭菜,并进行评比,使食堂伙食越办越好。不久总部下达了停止部队机关、学校搞生产的文件。父亲看了文件后说:“我们搞生产是为了自给,减轻市场供应的压力,减少国家的负担,又不与民争利,停止它干什么?”决定养猪场继续办下去,由他向上级领导报告说明情况。后来市场供应紧张,总高的肉类仍供应充足。他还关心幼儿园的扩建和孩子入学等问题。许多教员说:“总高有这样一位好校长,我们更应集中精力搞好教学。”
  我采访过军医朱云和,他说:为担心学员在稻田,河湖搞军事演习训练时染上血吸虫病,我父亲让他去上海参加如何防治血吸虫病会议。朱云和回总高汇报说:“专家们说要从国外进口昂贵的仪器设备才能防治血吸虫病,我们可没那么多钱,你看怎么办?我提出用滴滴涕杀田螺中血吸虫病的毛幼,专家们都不吱声或摇头。”父亲立即拍板说:“行,省钱,简易可行,去实践一下。”于是,朱云和在河的上游用线串起许多砖头,砖头下压滴滴涕药片,让它慢慢溶化,结果河下游的血吸虫毛幼全部杀死了。这时父亲才让学员们在河湖,稻田演习训练,没一个得血吸虫病的。
  父亲仍像战争年代那样,充满高度责任感,从不计较早晚,还是节假日,始终忘我地孜孜不倦地工作着。经常夜深了,书房还亮着灯。可是清晨,我一睁眼,父亲早就不见了。有一次,我问父亲:“没到上班时间,你干什么去了?”父亲说:“去检查学员出操、内务和教员、干部出勤情况。”我说:“听说你要求太严格了,批评人都不留情面,别人都怕你。”父亲严肃地说:“只有严格要求,才能带出过硬的作风,才能战时少流血。”他在学校教学、行政、生活各方面都规定了一套正规制度,同时还建立了一套检查,考核评比,奖惩制度,并坚持认真贯彻执行,从严治校。在学校近六年时间,父亲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并具有我军光荣传统的军事院校,为培养新中国自己的大批德才兼备的,具有现代化军政素质的营团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作了大量工作。许多在总高工作、生活、学习过的师生都深深怀念那段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校生涯,称赞宋校长办学有方,业绩卓著,有口皆碑。


实事求是,反“教条”说

1956年,毛泽东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验教训时,强调学习外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批评了某些方面的教条主义错误,强调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据自己的情况,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父亲及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从当时总高的实际出发,着手纠正学习苏军存在的问题。
  1957年3月,彭德怀遵照毛泽东这一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思想,到总高视察工作时指出:“部队,特别是院校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要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之后,宋校长几次主持校党委开会,学习彭德怀这一指示的精神,进一步检查,纠正学校教学训练中存在的某些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偏差。
  1958年,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和检查建国8年来的军队建设工作,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的重要批示,全军开展反对“教条主义”运动。斗争重点集中于军事院校,尤其是南京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上级派工作组进驻总高,发动群众,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小批判会对揭发问题随意扩大,无限上纲,硬说父亲领导总高的教学训练中,全部照搬苏军经验,不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忽视了我军的经验和光荣传统,脱离了我军的实际情况,违背了我军的建军原则,违背了我国的国防战略方针,犯了方针路线错误,是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这种形势下,父亲虽做了合乎实际甚至有某些违心的检查,但始终不承认犯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曾任总高教务长的高锐说:“宋时轮同志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斗争精神,令人钦佩,值得学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军委已有明确结论:1958年5月下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发动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一些单位实际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军性的系统的教条主义,把工作中属于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上升到反对党的军事路线的高度,错误地批判了很多高中级领导干部,对当时和今后的军事建设都产生了很大消极影响。父亲虽受到错误地批判,但没有因此消沉。因为父亲深知革命道路总是曲折的,党内、党外斗争永远避免不了,革命事业总是在矛盾、斗争中不断前进。革命造就了父亲有一股真金不怕火炼,百炼成钢的坚韧精神。


母亲是贤内助

母亲郑继斯历来是父亲的好内助。父亲去抗美援朝时,无私地劝刚回到他身边的兰英姐去参军,于是兰英姐改名宋志先,报名参军去朝鲜。但是走到东北出车祸,宋志先的腰摔坏了,住了几个月的医院,去不成朝鲜了,只得回来找我母亲。母亲无微不至地关心她,找保姆给她带孩子,也就是我的外甥顾振安,安排她上学学文化,不断给她讲革命道理,提高她的认识,鼓励她入党,宋志先很快具有了中学文化程度,并入了党,成为国家干部。姐姐身体不好,一次,切除胆结石后,母亲天天炖鸡汤、参汤给她喝,去菜场买鲫鱼、肉给她吃,说:“兰英小时候吃苦太多了,体质差,要多补养才能身体好。”母亲对李天佑的爱人杜昆说:“兰英这孩子从小失去了父母的爱,我应该多付出一些爱给她。”姐姐在家乡的丈夫神经失常,他们离了婚,父母又帮着给姐介绍军区司令部招待所所长王友卓认识,并结婚,又生一儿子,取名叫王健。姐姐很感动,曾对别人说:“父亲说:‘继斯对我这么好,是因为他们夫妻关系好’。我看不完全是,还因为继斯妈品德高尚,政治素质、思想修养高,我真有福。”一次,我姐骗我说:“人家都说我长的像妈,你不像,我是妈亲生的,你不是。”我将信将疑忙去问妈道:“我是不是你亲生的?”我妈笑笑说:“傻孩子。”所有的亲朋好友们,一提到我母亲都不约而同地夸我母亲对我姐是“后妈赛亲妈。”


    50年代,宋时轮、郑继斯夫妇与女儿宋崇实在青岛海边



   1957年,宋时轮和郑继斯漫步在南京玄武湖


   在南京中山门外苜宿园的家中。后排左起:宋时轮的女儿宋兰英、宋崇实、侄子宋志真,前排为侄子宋易人。
  父母出来干革命早,无法顾家,解放后,母亲每月给自己过继的父母寄钱,负责赡养老人。她有兄妹十几个,谁家有困难,有问题都找她,她都管,成了郑家的顶梁柱,包括她妹妹郑晓存,从上学、工作、生活都由我妈来关照,就是母亲去世,还以我的名义每月给她和老人寄40元,一直到他们来北京。伯父宋方桂解放后,作为地富扫地出门,生活困难,来信要钱,我父亲适当寄些钱,伯父的3个孩子先后到我家由我父母抚养长大。我母亲对任何一个孩子都一视同仁,同样精心照料,耐心教导,使他们又得到了母爱。刚开始我还不理解,我父亲一直说他哥哥怎么不好,地富及其子女还要管,阶级立场上哪去了?我长大后才逐渐理解,父亲这样做是为国家多培养几个革命接班人,不给国家增加负担。所以给伯父的三个孩子重新起名叫宋易人,宋志真,宋志军(原名宋炳珍)。


父母严格管教我们

虽然父母就生我一个亲骨肉,但是由于母亲会恰当处理家庭成员的关系,对每个人都好,所以这是一个和睦的革命大家庭。孩子们从没有打过架,吵过嘴。家庭消费大,母亲都能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妥善安排。我父母对子女要求是严格的,不许我们以干部子弟、亲属自居,搞特殊。父亲常说:“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是伟大的。”饭桌上不允许挑食。碗里的饭菜要吃干净,不要浪费。有一次我吃饱了,饭碗里剩了口饭和两块肥肉,父亲火了,一定要我吃下去,我眼泪汪汪的就是不吃,父亲给我背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讲农民种粮不易的道理。我磨蹭半天,最后才勉强吃了下去。父母要求我们和工农子弟交朋友,学习工农子弟热爱劳动,艰苦朴素,学习刻苦等优点。平时我们住校学习,假日回家,除完成学业外,要洗自己的衣服,打扫卫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要求尊重公务人员。记得志真从学校回到家中,讲起周六有些小汽车到学校门口接送孩子时,父亲听了严肃地说:“我们乘坐的小汽车是因为工作需要,是党和人民配给的,你们绝没有任何权利和资格乘坐,不要把自己看成是特殊的公民,更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去办自己的事情,向领导伸手要什么。”



    57年,宋时轮夫妇与家人、亲属在南京玄武湖


  我姐的孩子王健长大后想当兵,请父亲帮忙,父亲说:“我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只能为党和人民办事,不能谋私利。”我姐住的房子连个厕所都没有,然而父亲始终没有和当地组织打声招呼,帮助解决厕所问题。我姐的大儿子顾振安在部队表现不错,准备提干,当单位知道他和我父亲的关系后,要求他走我父亲的后门,为单位弄一个彩色电视(当时很少),顾振安只好跟我父亲说了,父亲说:“你们单位也不能走我这个后门。”结果顾振安不仅没有提干,不久就复员了。
  在父母的严格管教下,孩子们从不炫耀家庭出身,不搞特殊化,个个都很朴实,艰苦朴素,倒像是工农子弟。父亲一有空就把孩子们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着地图给我们讲国内外形势,考我们各种地理、历史知识。要求我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领会其精神实质,学会用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要求孩子们积极求上进。他经常告诫我们,要懂得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就是他自己干革命也是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的,谁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到今天。父亲还说:“我过去因为闹革命曾被学校开除,没能上大学。现在解放了,条件好了,要珍惜幸福时光好好念书。”父亲学识渊博,说话风趣,我们很愿意聆听他的教诲,只是他与孩子们交谈的机会并不太多。
  1954年9月,父亲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27日,参加国务院授衔典礼,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军勋章。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