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9兵团显神威

  第9兵团显神威

     1949年2月,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下辖第7、8、9、10兵团,父亲担任第9兵团司令员,政委郭化若,参谋长覃健,政治部主任谢有法,下辖第20、27、30、33军。这时父亲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运用更加娴熟,指挥艺术水平发挥得更加运用自如,仗越打越漂亮。
 

 宋时轮(右)与原九兵团政治部主任谢有法合影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主力被大部分消灭,仅有200余万,而我军兵力达400多万。党中央、毛主席英明地号召“讲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蒋介石又故伎重演,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国共和平谈判阴谋,为向全国人民揭穿其阴谋,我们接受了谈判,同时积极备战。
  一天,兵团的几位领导在一起议论形势,说着说着父亲兴头又起来了,提议让政治部保卫部瞿道文写首诗,大家赞成,瞿道文略加思索写了首清平乐:“解放大军何向?”
  淮海决战,歼敌六十万,收拾金瓯中原一片,世界人民称赞。歼敌精锐集团,禁令贼军丧胆,解放大军何向?旗帜直指江南。


渡江战役第一船

      1949年3月,第9兵团与第7兵团组成渡江战役的中突击集团,部署在安徽省无为县裕溪口至棕阳镇地段,两侧是东西突击集团。我方派出多批侦察人员南渡侦察敌情,我父亲亲自同军里领导商讨,组织侦察工作。第27军开始只准备派一个连,父亲指示增加为一个营,作了具体部署。电影《渡江侦察记》就是以第27军先遣渡江侦察大队为原型拍摄的。百万雄师待命渡江。
  父亲历来善于抓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关键,部队大部分是北方人,不谙水性,他积极组织部队收集船只,在湖、河、港、汊进行水上练兵。学习游泳、划船,并展开军事民主,探求渡江战术和方法。江北正处春寒时节,指战们泡在水里不停地练习下船、划船、登岸,被水打湿的衣服冷风一吹,冻得直打哆嗦。但是谁也没有一句怨言,因为大家知道,只有练好真本领,才能打过长江去。战士们怀着“打过长江去,为人民立大功”的必胜心态,苦练水上本领。
  为动员民船,父亲和第九兵团领导专门邀请巢县地委书记寿松涛商议通宵,做通这位老书记的思想,统一了认识,议定了军民军地合作,集中船只,组织船夫,训练演习等复杂的方案的措施。由于第9兵团渡江准备工作做的扎实,从思想、组织、物质、技术、战术各方面做好渡江作战的作战准备。第三野战军首长曾将其经验通报全军学习。
  父亲深入一线部队掌握当前敌情后,向总前委提出建议:为达成战役的突然性,改第一天打江心据点,第二天再正式渡江计划为同一天同时进行。很快,建议获得批准。
 

 突击队员跃出船头登陆的一刹那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晚,父亲命令我军提前开饭,多做了几个菜,让大家美美吃了一顿,将士们还共饮齐心酒。夜幕降临,各连迅速按照预先规定的位置,将早已隐蔽在河汊里的船只拖出,霎时,成千上万艘各种船只,在长江北岸一字排开,做好了一切出击准备。“调好船头,开船”!渡江命令一下,20时20分第一梯队率先发起渡江作战,21点15分,27军第79师235团一马当先,已登上长江南岸,为第9兵团赢得“渡江战役第一船”的荣誉。22日第9兵团全部突破长江天险。
  父亲令部队沿青弋江,走宣城,日夜兼程,冒雨追击,不为小股敌人阻滞,抢占吴兴。上级命令父亲统一指挥第9、10兵团7个军,将南京、芜湖、常州、镇江等地溃逃之敌5个军合围于朗溪、广德地区,经两昼夜激战,全歼敌军8万多人。真是“百万雄师过大江”,“横扫千军如卷席”。由于父亲指挥果断正确,再一次得到上级表扬。


瓷器店里打老鼠

     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南岸、濒临东海。当时上海是中国也是远东最大的城市,是全国经济、金融中心,还有50多个国家领事馆和3万多侨民,也是国际性大城市。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上海。守备上海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有国民党军队20多万,构筑了4000多处坚固的永久工事和3000多个钢筋水泥美式碉堡,还埋了2万多颗地雷。汤恩伯自我吹嘘其防御体系“固若金汤”,比斯大林格勒还要坚固。海上布有军舰30多艘,机场备有120多架飞机,是海陆空立体防卫。中共中央指示明确: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又要将上海完整地接过来,以利于今后的建设。陈毅形容这次攻打上海叫作“瓷器店里打老鼠”,意思是既要消灭敌人,又不能把上海打烂。这种高难度的仗,谁都没打过。毛主席指示:不仅要军事进城,还要政治进城。
  1949年5月9日,第9兵团接到解放上海的作战命令,战役发起前,中央军委还决定上海解放后,由第9兵团负责上海市的警备工作。父亲兼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郭化若兼任淞沪警备区政委。第9兵团党委作出“一定要打好、进好、管好上海”的决定。“打好”,就是既要歼灭敌人,又不打烂上海;“进好”,就是要讲政策,守纪律,爱人民;“管好”,就是要肃清匪特,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保护上海人民和对上海实行军管。
  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直接统筹全局的指挥下,第三野战军部署了夺取上海的总体计划:以第9、第10兵团首先采取钳形攻势,从浦西、浦东两翼迂回,进逼吴淞口,先断海上退路,尔后围攻市区,分割歼敌。
  命令下达后,父亲率第9兵团,向浦东进发。先扫清上海外围之敌,歼灭青浦、松江、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等敌军后,向川沙进发,威胁上海守敌侧翼的安全,迫使汤恩伯把第51军从市区掉到白龙港地区。叶飞率第10兵团向浦西行进,敌军重点防御浦西,第10兵团走了70公里的时候,敌人的阻力越来越大,我军行动迟缓。第三野战军首长考虑要浦东、浦西两个方向协调行动,因此要求第9兵团加快浦东的作战节奏,为第10兵团减压。这时第9兵团虽然进展较快,可也打得十分艰苦,父亲接到命令后调整部署。5月16日第9兵团向敌人发起猛攻,在运动中全歼国民党第51军和暂编第8师。很快调动了敌人。
  坐镇复兴岛指挥上海防御作战的蒋介石,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手谕汤恩伯:一定要保证浦东的安全,保证吴淞口出海口的畅通。他是为了抢运物资,掩护其撤退到台湾自立小朝廷。蒋介石从1948年到上海解放前夕,掠夺走黄金200多万两,美钞3000多万元,白银无数……汤恩伯接到命令后,马上把指挥中心移向浦东,迅速组织浦东兵团,并狂称:“浦东之战是国军胜利的转机。”此时第9兵团已重创国民党第37军,由川沙、白龙港打到高桥以南,用炮火封锁了高桥以东海面,切断了敌人海上逃路。汤恩伯从市区急调第75军增援高桥,主力集中于吴淞口岸两侧,市区内兵力空虚。把市区内“大老鼠”调到浦东郊区消灭,又能给叶飞的第10兵团减压,第9兵团豁出去了,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激烈搏斗。敌首汤恩伯十分恼怒地说:“浦东的共产党真是打疯了!”父亲指挥第9兵团在浦东的英勇作战,有力地配合了叶飞的第10兵团,他们在浦西的作战行动加快了,两支铁钳很快合拢,完成了封锁吴淞入海口的任务。
  5月23日,上级命令与上海市区敌人决战时,父亲才把全部预备队都用上,第9兵团由东、南、西三面与北面的第10兵团一起对上海市区守敌发起总攻。父亲要求部队:作战“要打得猛,打得狠”,“消灭上海守军愈迅速,上海就会保存得愈好。”但是有的敌军凭借高楼大厦进行顽抗,以猛烈的火力阻止我军前进,一些部队遭到较大伤亡,攻击一度受挫。这时,有的指战员产生了急躁情绪,请求使用火炮对敌人死守的楼房进行轰击。父亲坚决重申兵团的决定:在市区作战不得使用重武器,火炮和炸药,要尽量减少对城市的破坏。但是仍然要千方百计消灭顽抗的敌人,继续前进。部队一边奋勇歼敌,一边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群众动员起来护厂、护电、护校,并积极提供敌军的情报。汤恩伯早早逃离上海,军心大乱,我军加强政治攻势,瓦解敌人,多渠道争取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兼北兵团司令刘昌义等约4万人投诚、起义。经过16个昼夜的激烈战斗,共歼敌15.3万人,上海解放。我军攻克有永久性设防的大城市,又没有对这座大城市造成重大破坏,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个大奇迹。
 

  1949年,上海解放,宋时轮(前排右一)与粟裕(前排右二)、陈毅(前排右四)等在主席台上检阅入城部队


淞沪警备区司令

     上海解放后,父亲仍是第9兵团司令员,又兼任淞沪警备区司令。父亲对工作十分严谨,要求部属“组织战斗,开展工作要像绘花绣朵一样,细之又细,慎之又慎。”上海战役前,父亲就带领参谋看地图、查资料,进行精确计算,制定周密用兵,合理布岗,将上海划分为5个警备区域,设置5000多处岗哨,任务下达给各军,因此,21万大军在上海刚一解放,就迅速展开,投入警卫,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宋时轮
  

 露宿街头


  部队进驻上海初期,严守纪律,普遍不住民房,露宿街头,谢绝馈赠,在新货币没确定兑换办法前,不买不动用群众东西,连饭菜、开水都是郊外送进市区。部队的生活较艰苦,每人每月只有一斤猪肉的津贴费,吃得清淡。全军看管16处仓库,库房里罐头、饼干等物堆积如山,但是官兵们始终没有任何人动过,没动过库里一块银元。正如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描绘的那样,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纪爱民,成为闻名于世的正义、文明之军,受到群众爱戴。第9兵团领导指导部队把入城教育同拒腐防变教育结合起来,开展“查思想,查斗志,查作风,查纪律”的四查活动,组织大讨论。部队进驻上海获得军政全胜。这也是对父亲严格治军的最好褒评。
  上海解放时,工业已处于解体状态,失业严重,奸商囤积货物,物资、粮食匮乏,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难民、乞丐、妓女、游民达60万,流散在上海的蒋军官兵2万人,潜伏下来的特务组织共3万多人,还有根深帝国的黑帮组织,社会秩序混乱,敌人破坏活动十分猖獗。在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上海市长陈毅的领导下,采取有效措施,开展经济斗争。6月10日,我军派出2个营,协同400名便衣公安人员,突然包围大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黑窝证券交易所大楼,清理盘查,扣押了主犯250名,立即把银元价格压下来,物价连续下跌,民心大快。随后,我军在市政府统一组织下,从外地运来粮食销售,充分供给人民,沉重打击了囤积粮食的奸商,保证了人民生活的稳定。
  父亲向上级建议成立淞沪警备区司令部军法处,成立便衣队和搜捕队,全面负责对匪特的侦破、拘捕、审讯和上报案情、结案处理工作,严厉打击搞各种破坏活动的敌人,得到上级赞同。在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支持下,他率领部队大力清缴残敌,搜捕土匪、特务,镇压反革命活动。父亲说:“上海是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汽车在马路横冲直撞,帝国主义、反动派说我们管不好上海,会被上海的大染缸染黑,会红的进来黑的出去,我偏不信邪。”为了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密切配合行动,加快社会治安治理过程,父亲提出把警备部队和地方干部及公安部门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使用,成立以区为单位的治安委员会,市成立军警民联合办事处,父亲任主任,市公安局长和民政接待处处长任副主任,定期联合办公,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一些大案、要案迅速破解。比如:争取破获上海潜伏军统特务电台长为我工作,逮捕派来上海暗杀陈毅的特务上校行动组长刘全德,以及消灭阴谋炸我发电厂、火车机车修造厂的“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在长江口血洗鸿生客轮的“反共救国军”长江纵队,各种名目繁多的“反共救国军”,伪陆军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等反动组织。特别是侦破和一网打尽了军统局、中统局在上海的潜伏站。还派人去昆明策动军统西南区负责人沈醉起义……上海青红帮流氓集团是黑社会的核心,对其头目杜月笙、黄金荣,我党、我军交待共产党政策,要他们交出名册,服从管教,争取教育集团多数成员,只对极少数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恶霸先后正法。同时部队派出工作队,宣传、发动群众,在群众中建立社会治安组织,开展查坏人、报坏事,惩治不法之徒活动,让坏人无处藏、没处逃。两个月的时间内,500多万人口的上海就秩序井然了。
  一次,陈赓到了上海故地重游。父亲跟我说:当时,陈赓放在上衣口袋的钢笔给小偷扒走了。陈赓半开玩笑地埋怨我父亲说:“你这警备司令怎么当的?”我父亲说:“没关系,我给你找回来。”他问清了钢笔的特征及丢失地点,交待公安局长杨帆通过帮会组织找,第二天钢笔就完璧归赵了。陈赓高兴地说:“老宋呀,你真行啊,没想到你成了上海帮会的总司令了!”周围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这显示了父亲卓越的军政才能,证明我党、我军不仅能占领上海,而且还能管好上海。


准备解放台湾,送“瘟神

 1949年7月下旬,第9兵团奉命解除上海市的警备任务,移驻郊区,实施准备进攻台湾的登陆作战训练。军医朱云和跟我说:你父亲办事从来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在准备解放台湾过程中,部队进行水上练兵,父亲深入部队,很快发现许多战士染上血吸虫病的严重情况。父亲深知血吸虫病的危害,果断报告上级,决定一律停训,突击治病。在党中央、军委、华东军区、上海市委的全力支持下,紧急动员上海全市医院的专家、医生、护士,组织医疗队下部队紧急集中治疗,每个战士查体,部队瞬时变成“医院”,国内没特效药(三价锑等),就向国外买,经过一、二个月的治疗,大都基本治愈了,很快使战士们都恢复健康,更好地投入备战中,也为以后抗美援朝打败美帝,从体质上奠定了战斗力的基础。1949年9月,上海市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父亲被推选为主任委员。1950年1月至7月,在上海市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使上海大批患者得到及时治疗,恢复了健康。为全国“送瘟神”血吸虫病拉开了序幕。父亲与上海的感情很深,解放后多次看病、治病都到上海去。


 一家人团聚在上海

我随母亲也来到上海,我上了华东保育院,母亲调到上海沪东区委任委员兼组织部长,后来沪东区委一分为三,划为杨浦、榆林、提蓝桥三个区,母亲就到榆林区任组织部长。母亲热爱革命工作,经常加班加点,甚至有时星期天也带着我去机关,让我在旁边玩,她专心工作,忙完再带我回家。在我父亲一度去舟山群岛前线时,母亲接到我姐姐宋兰英托人写来的诉苦信,就自己做主去信,让兰英来上海。父亲的哥哥宋方桂(又名宋香泉)脸皮很厚,却让自己的女儿炳珍及另外3个亲戚跟着兰英姐一起来上海上学,找工作。兰英姐带着小孩回到父亲身边,从此脱离穷困生活。
 
  

宋时轮、郑继斯与女儿宋崇实在白崇禧宾馆门口留影。
  夫妻俩各忙各的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在繁华的大上海好好玩一玩。父亲在战争年代养成了火爆脾气。因此我小时候很敬畏他。有一次,他在家里办公室开会,约6岁的我还不谙世事。大概在过道里跑来着,父亲出来大声喝道:“站住!跑什么?”就回办公室了。吓得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秘书看见我站在那里不敢动,就进去跟他说,父亲出来让我回屋里去。不过父亲休息时,就变得和蔼、慈祥了,有时和我玩扑克牌,谁输了刮谁鼻子,我偶尔赢了,就爬到他身上,美美地刮他一个鼻子。
  我主要由母亲照看。母亲周六有时没时间去保育院接我,就让同事接孩子时顺便接我,等她忙完工作再带我回家。我母亲待人始终和蔼可亲,所以我父亲的秘书,警卫员等工作人员有什么事都愿意和我母亲讲,我母亲经常劝父亲改脾气,他发完火后,我母亲又做善后工作,同志们知道首长脾气大,但心眼好,也就不计较了,都安心、愉快地为首长服务,这与我母亲善于作思想工作、非常关心人是分不开的。
  我母亲在与父亲的秘书王剑君、朱星闲谈中,得知他们过“牛郎织女”的生活,朱星的爱人泽生在华东局做机要工作,因年岁大些需要调离。有具体困难,不好意思找组织说,母亲就把这些情况报告区委,取得同意后,先后把他们的爱人陈英明、泽生调到区委组织部工作,使秘书们后来参加抗美援朝没有后顾之忧了。其实,我父亲也很关心人,当他知道秘书王剑君的小孩患有气管炎病,久治不愈,家中老人非常担忧,束手无策时,就拿起笔来开了一个方子,叫用川贝母和蜂蜜熬了服用,说他年轻时患有很重的气管炎,服了这药就好了。王剑君的父母照此方喂孩子,果然好了,绝根未发,都非常感谢我父亲。
  司机肖焕荣,从1949年到1963年一直给我父亲开车。他是出生于台湾的穷孩子,让国民党抓壮丁抓走,解放战争中被俘虏后参加革命队伍。父亲经常给肖焕荣讲革命道理,让他学文化,看革命书报,还经常提出问题考他,肖焕荣进步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宋时轮题词发表在第9兵团机关报《长江》上


  父亲平时非常关注国内外形势,说了解全局,才能知道自己的局部工作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作为一位高级领导干部更应该掌握全局。他经常找一些闲住上海的国民党的黄埔同学座谈,谈我党的政策,了解台湾国民党军队情况,为率部解放台湾作准备。他让秘书许胜将“每日新闻”抄录下来,他看完后的签名,被细心的秘书保存下来。秘书还剪贴了我父亲1950年元旦在第9兵团机关报《长江》上的题词和1950年5月28日在上海《解放时报》上的题词。以及珍藏了我父亲1950年2月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上发言的后半部分等宝贵资料,象许秘书这样的有心人可不多,许秘书告诉我,他在我父亲身边工作了三年半,深深体会到首长是一位可敬、可亲的严师。说首长高标准、严要求的领导作风和勤于思索、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思想品德,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自己一生。父亲诞辰90周年时,许胜又写字和诗纪念我父亲


 

 

 宋时轮90寿辰时,许胜写的祝寿字和诗。


情动陶勇副司令员


1949年冬,中央军委任命陶勇为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但陶勇迟迟没有到职。陶勇的秘书苏荣曾跟我说过,他问过陶勇,为什么不愿意去9兵团,陶勇说:“我知道,宋司令员在军事理论,作战指挥和文化程度等各方面都比我强,是我的老师。但听说宋司令员脾气大,我也是个火爆性子,今后碰到一起,怕不好办,影响工作。”
  陶勇的顾虑很快传到了父亲的耳朵里。一天早上,父亲突然到陶勇家。一见面,父亲就说:“老陶,我还没吃早饭呢。”陶勇听后,立即吩咐炊事员赶快去给父亲备饭,两人的距离拉近了许多。两人十分真诚地谈了几个小时。之后,父亲挥笔疾书,写好了一张字条,突然从秘书苏荣身上掏出陶勇的私章,在字条上盖好章,放进口袋。父亲高兴地对陶勇说:“再见,我今天总算完成任务了。”边说边快步走出门去。待陶勇与苏荣送他上车时,他一把抓住苏荣说:“上车。”苏荣还没有反应过来,父亲已叫司机赶快启动汽车。上车后,苏荣问:“你拉我去哪里?”父亲不理他,一直将汽车开到上海大厦。下车后,父亲又拉着苏荣往二楼跑,边跑边喊:“唐主任,陶勇同志同意到职了。”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唐亮不敢相信:“什么?陶勇同志同意到职了?我不相信。”父亲兴冲冲地说:“你不信有什么用,你看这里有封信,陶勇的秘书也来了,他是专门送这封信的。”唐亮看完字条后,要苏荣回去向陶勇说,要他过一两天就到兵团报到。
   宋时轮(右)与陈赓(中)等在住地合影


  苏荣回去后向陶勇传达了唐亮的话,陶勇说:“我们明天就去兵团部。”接着陶勇跟苏荣详细说了他与我父亲的谈话内容。父亲对陶勇说:“上面对我下了军令,一定要我花时间、下苦功,把你陶勇说服,愉快地去兵团到职。”随后,父亲开诚布公地把两人的长处、弱点一一摆出来,要求互勉互帮,共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尤其是要努力改掉性子急、脾气大的毛病。最后父亲说:“老陶啊!我这个人这样当面来请人到职,到现在为止,还只有你老陶一人啊!我脾气大一点,以后一定改。咱俩今后一定努力合作,很好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每一项任务。”这次谈话令陶勇十分感动,他动情地对苏荣说:“我陶勇从心眼里服了宋司令,他的一片真诚,深深打动了我。”于是愉快地去9兵团任职。
 
  1950年,宋时轮与陈赓在辽宁炮校合影



第9兵团提前秘密赴朝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帝乘机纠集16个国家军队,号称“联合国军”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一直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同时派第七舰队到台湾,直接威胁我国安全。
  9月,中央军委命令第9兵团停止渡海作战训练。10月转移到山东曲阜附近地区进行整训三个月,准备抗美援朝。父亲请山东省委领导帮助解决冬装,并收集美军作战特点和朝鲜情况,加以研究,以便“知己知彼”。为解决部队如何在寒区防冻的问题,父亲带着部队干部特意去总政治部,请教曾在东北战场的肖华同志。
  10月23日,中央电令我父亲立即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他。当父亲全面汇报了第9兵团的详细情况后,毛泽东说:“时轮同志,为何劳师远征把你的兵团调入朝鲜,而不就近调动部队,这一点不用说你是清楚的。军委要用人所长,解放战争你的兵团练就了一身的硬骨头,是善打阻击,勇战恶敌的部队之一,现在用你兵团的目的就在于此。我们要争取战略主动,扭转战局,长津湖地区位于东线,西线志愿军侧后,要在这里划一条线,绝不让‘联合国军’跨过这条线。你兵团的任务就是占领有利地区,割裂敌人东西联系,以消灭美军两个团为主要目的,特别是以打美陆战第一师为主。战役要立足于兵团独立作战,不要寄希望于增援,德怀也没有兵力增援东线,战役部署和指挥由你全权承担,我不遥控。战役目标是让敌人从何而来,从何而退,之后稳定战局,这是最理想的方案。”父亲被任命为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兵团党委书记。最后,毛泽东决定:一是第9兵团全部运东北整训,并让代参谋总长聂荣臻与宋时轮商定北运计划和防寒装备的解决办法;二是让朱德总司令亲赴兖州慰问第9兵团,并进行战前动员。
   

1950年10月26日,在山东曲阜,朱德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作抗美援朝动员报告后,与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右)合影
  10月31日,父亲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命令第9兵团11月1日开始继续北进到东北,然后迅速入朝作战。任务紧迫提前,第9兵团在山东休整不到一个月,各项准备工作都未完成,尤其寒区必需的棉衣还未解决,部队面临极大的困难,战前动员和其它一切准备工作都只能在坐火车中进行了。
   

1950年冬,宋时轮在朝鲜前线中国人民志愿军九兵团司令部驻地某山坡上留影


  到东北后,父亲一再请东北军区帮助解决冬装。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在1935年秋任红15军团第81师师长时,父亲任红15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两人相识。贺晋年得知第9兵团的困难,就将库存的5万件日军大衣、棉鞋全部拿出来调给第9兵团使用。朝鲜形势更加紧张。11月5日,中央军委确定9兵团立即入朝,去东线战场,以转变不利的战局。11月6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致电父亲宋时轮、陶勇,命令第9兵团到小白山以东,诱敌深入旧津里、长津一线,歼灭美陆军第一师两个团。父亲给东北军区领导高岗打电话,想请示毛主席,推迟两天,等部队换好冬装再入朝,高岗不同意父亲直接与毛主席通话。父亲以大局为重,不讲条件,坚决执行命令,按时率部出发。父亲和陶勇副司令反复研究,一致认为,要打好这一仗,首要的任务是隐蔽地完成战役行进,出敌不意地发起攻击。他命令各军严格执行兵团制定的保密规定和伪装措施,关闭电台,加强伪装,夜行昼宿,严控灯火。他对部队一贯高标准严要求,所以大家也习惯地严格执行。
  

 志愿军战士通过长津湖大桥


  11月7日,第9兵团开始隐蔽入朝。昼伏夜行,风餐露宿,在地陌人疏,语言不通,高山密林和冰天雪地中途步行进。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发源于黄草岭的长津江向北流,在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形成长津湖,最后注入鸭绿江。21日,第9兵团的第20、26、27军约15万人全部秘密完成了战役开进行动。这时,突然天降大雪,海拔1000—2000米的盖马高原,气温骤降到零下30多度。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坐飞机巡视前线。白雪皑皑一片,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麦克阿瑟于11月24日狂妄宣称:即日开始发动“总攻势”,两星期内结束朝鲜战争,让美军官兵回家过圣诞节。美空军每天平均出动1000多架飞机进行空中侦察和狂轰滥炸。26日,美军陆战第1师少将师长史密斯乘直升机由兴南抵柳潭里,听取战场情况报告,返回途中,又仔细对地面情况作了观察,也没有发现我志愿军行动的任何迹象。其实第9兵团已秘密集结在柳潭里、长津湖地区,完成了对敌战略包围,西方一些军事历史学家称第9兵团神不知鬼不觉的入朝开进行动,是当代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古代兵法有“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父亲和兵团领导们经缜密计划和精心部署,并多次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介绍美军战术特点和我军对敌作战要领,大家做到心中有数。
  中美双方劲旅将在长津湖地区展开较量。这时第9兵团大部分指战员们仍然穿着单薄的过冬服装,部队入朝自带干粮已吃完,由于敌机的轰炸和封锁,后续运送供应物资只能完成实际需要量的1/4,有时几天吃不上饭,靠吃冰雪解渴,造成大量冻伤冻亡减员。如在黄草岭1081高地,有100多人的连队,在摄氏零下40度严寒中,没有一口热饭进口,坚守在简易掩体中几昼夜,除一个掉队的战士和传达命令的通讯员外,全部冻死在阵地上。父亲心痛地说:“条件比长征时还要艰苦。”但为了朝鲜战争全局的胜利,必须坚持继续战斗。后来,才运一些炒面、土豆等缓解饥饿。另外,武器装备远远不如美军,除了解放战争用的杂牌步枪,仅有些手榴弹,轻便火炮,重型武器也运不上来,与其说是陆军,不如说是地道的步兵。美军有飞机运送物资,他们吃得好、睡鸭绒袋,装备优良,清一色自动武器,兵种齐全,陆海空联合立体作战。然而第9兵团广大指战员久经战争磨练,发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高度爱国热情,英勇顽强,人数略占优势。在长津湖地区,有以美军陆战1师和步兵7师为主力的美第10军3万余人。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前夕,1950年11月17日志愿军九兵团司令部宋时轮(中)、党委秘书王剑君(左)、机要秘书朱星(右)在朝鲜视察时合影。

首创歼灭美军一个建制团


令美军想不到的是,11月27日普降大雪,地面积雪很厚,气温骤降零下40多度,第9兵团突然发起进攻。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方法,是毛泽东作战指导思想的核心。趁狂风、大雪和夜暗,迅速围歼新兴里美第7师第31团和第32团第1营及师属炮兵营。对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取牵制性攻击,对社仓里美第3师取守势。经激战,新兴里之敌部分被歼,敌军在40余架飞机掩护下,以10多辆坦克开路,向南突围,我军围追堵截,敌人又被歼灭过半,还有一部分敌军企图乘汽车越过封冻的长津湖与湖西美陆战第1师会合,结果因冰冻的湖面难以承受重压,全部落水冻溺而死。小部残敌窜到后浦里、泗水里地区,被我方阻击部队全歼。新兴里战斗,首歼美军第7师31团,开创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全歼美军建制团的光辉范例。过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说:“全歼美军一个整团,一个人也未跑掉,只在第二次战役中有过一次,其余都是消灭营的建制多。”也就是说这也是朝鲜战争我军独一无二的战例。缴获的美军第7师31团团旗现陈列在军事博物馆展厅


 

  朝鲜战场的志愿军


  29日,又围歼长津湖中部地区乾瓷开之联合国军,敌军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被迫投降,沉重打击了阿尔蒙德的第10军。12月2日毛泽东致电,庆祝第9兵团两次全歼敌人的胜利。阿尔蒙德令东线美军全部向咸兴、文山地区撤退,西线战场“联合国军”也开始全线溃退。第9兵团又速围歼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这时涌现了杨根思等英勇献身的英雄。父亲和政治部主任谢有法立即抓住这个典型,在兵团大力开展“学习杨根思”活动。28岁的杨根思在解放战争中就已是著名的战斗英雄和爆破能手。1950年11月29日,在长津郡下碣隅里围歼敌人的战斗中,带领一个排坚守小高岭阵地,打退敌人数次反扑。当战斗到只剩下杨根思和两名伤兵时,所有的弹药已经打光了,杨根思让两名伤兵把我军不多的重机枪带走交给后面的部队,并向上级汇报阵地情况,自己留下来坚守阵地,当敌人第九次反扑时,他抱起最后一个炸药包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中国人民志愿军授予他“特级英雄”称号,同时他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各级党支部始终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特级英雄杨根思


  敌人拼命夺路而逃,第9兵团和人民军第3军团不顾连日作战疲劳,追歼敌人,志愿军层层阻击,炸桥,破坏公路。父亲惊奇地发现,水门桥被我方炸毁后,美运输机又空投8套架桥设备,当天就将水门桥架通,并在坦克掩护下,用推土机将公路障碍推掉,抢修公路。我方靠两条腿与敌人车轮赛跑,靠缴获食品物资和武器弹药的补充追击美军。1951年1月24日,第9兵团收复兴南和沿海各港口。东线美第10军的一部分和南朝鲜联合国残军仗着全部机械化运动,从海上撤到“三八线”以南。毛主席高度赞扬:“第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第9兵团苦战20多天,共歼敌1.39万余人,歼敌数量与第一次战役歼敌总数相近,给有百余年历史,自诩“重装备典型”的美国“王牌军”陆战第一师以及第七师、第三师以歼灭性打击,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退却,为转变朝鲜战局做出了重大贡献。第9兵团打出了国威和军威。美军被志愿军“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顽强战斗精神深深震惊,尊敬地称志愿军有“迷一般的东方精神”。牛津大学罗伯特·奥尔博士说:“中国人从他们的胜利中冒升为一个不能再被人轻视的世界大国。”吃败仗的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不久被撤换。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从此,美军再也没有能越过“三八线”。
  第二次战役第9兵团减员也较大,在朝鲜元山、咸兴地区集结、休整、补充。父亲严令各级领导,采用一切手段,解决部队过冬问题,组织部队抢修公路、桥梁,建立兵团汽车团运输物资。发动大家献计献策,克服困难,自己动手解决问题,没鞋穿用旧衣服打草鞋,武器缺乏取之于敌,各部队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人员一律转入地下,粮食不够就挖野菜充饥,使冻伤亡情况迅速减少。并继续发扬军事民主,总结、交流、推广好的作战经验,认真吸取教训。例如:针对我反坦克武器少,敌坦克可深入我阵地数公里横冲直撞,大家集思广益,想出针对坦克视界狭窄的弱点,实施近距离用炸药手雷爆破,并在坦克必经路上埋反坦克地雷等办法在部队推广。结果1951年5

辆、我军无一伤亡的光辉战绩。
 
  抗美援朝中的宋时轮。
  父亲对各部队领导说:战争中进行精神和心理瓦解,是与军事斗争紧密配合的一种作战形式,是不战而胜或小战而大胜的一种重要手段,是现代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战时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军出国作战,虽语言不通,但敌人进行的是非正义战争,而且内部存在着许多矛盾,瓦解敌军的工作仍大有可为。各部队认真贯彻父亲的指示,果然取得很好成果。比如在第二次战役中,第61师第179团包围敌英、美军一部于乾瓷开南北公路一线,进行战地宣传,大讲我军宽待俘虏政策,答应敌军投降后准与家人通信等要求,终于敌军240人拂晓前放下武器投降,开创志愿军瓦解美军的先例。

第5次战役后转入战略防御


第9兵团的26军参加了第四次战役,之后,第9兵团又全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共歼敌8.2万余人。战后,我方由进攻转入长期持久战,敌方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迫使他们不得不考虑停战谈判。在这几次战役中第9兵团仍然打得很好,做出了重大贡献。第5次战役后,敌人在局部地区发动进攻。第9兵团在华川,平康、金城地区担任阻击,共歼灭美军和南朝鲜军2.1万人。
  部队在金化地区防御期间,因敌人炮火威胁,庄稼熟了,朝鲜群众不敢前去收割,第26军组织部队帮助群众抢收庄稼,进一步密切了志愿军与朝鲜群众的关系,父亲号召各部队向第26军学习,为朝鲜人民做好事。
  1951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父亲宋时轮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兼第9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出现边打边谈局面。志愿军总部及各兵团负责同志常去沈阳办事或经沈赴京开会。父亲因过去坐牢落下寒腿痼疾,因此爱吃去寒发热的狗肉。他去沈阳办公事之余,常拉上志愿军第一副司令邓华,去向老相识贺晋年要狗肉吃。于是在贺晋年家,炖一锅狗肉,炒几个菜,再配以茅台酒,三人开怀小酌。战友亲情,溢于言表。后来连彭德怀都知道了他们之间的“狗肉小聚”,一次见到贺晋年问:“你为什么不请我吃狗肉?”贺晋年说:“哪敢请老总到寒舍去啊。”彭德怀听后哈哈一笑,说:“以后你要叫上我,我也喜欢吃狗肉嘛!”
  后来,父亲兼任东海岸司令部司令员,负责东海岸的防御。他指导部队改进兵力“前轻后重”,火器“前重后轻”的运动防御部署,为积极阵地防御部署,即加强一线兵力,兵器;重点防守战役、战术要点;并在要点要“少摆多屯”兵力;以火力和反击,大量杀伤敌人,坚守阵地。部队按宋司令指示调整了部署,都很好完成了东海岸防御作战任务。在我军前沿阵地上写着战士们的豪言壮语:
  一、
  为祖国,为人民,祖国称我们是“最可爱的人”
  二、
  石头圆似鼓,告诉纸老虎,
  胆敢来进犯,给你吃个苦。
  三、
  坚守阵地如泰山,反击敌人猛虎般。
  敌人如要来冒险,有来无回别怪咱。
  四、
  钢铁般阵地,
  猛虎样英雄。
  五、
  松树万年青,
  英雄留美名。
  六、
  高山面对望海峰,
  伸出四爪象条龙。
  此山专出英雄汉,
  杀敌立功显威风。
  七、
  艰苦就是英雄。
  八、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我们有这样一些最可爱的志愿军战士,能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世界头号强敌——美帝,也就不奇怪了。这时父亲总结作战的经验教训,亲自动手编写了《步炮协同作战的基本原则》和《防御作战的战术原则》,下发部队指导军事训练,分期、分批不间断训练,以提高部队战斗力。

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

在抗美援朝中,敌机经常空袭,司机肖焕荣把父亲安置在安全地方,然后开空车把敌机引开。有一次下雪,经车轮一压雪结成冰,山路变得很滑,汽车不由自主地滑向山涧,幸好山崖伸出一棵树挡住汽车,避免车毁人亡,但是父亲伸出车的腿却被汽车卡住动弹不得,这时陈赓坐车路过,截住一辆卡车,从卡车上找了根大铁链子,把汽车和人拽上来,父亲才没丢了性命,腿却肿痛了很长时间。回国以后我母亲听父亲说老肖救了他,激动地拉着肖司机的手,表示感谢。我父亲去世后,看到当时警卫员于百川写的回忆文章,才知道朝鲜的这段故事。
  父亲历来体恤爱护下属。文书贾华岳说:“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发起前夕,一次特务长拿着一份文稿要我迅速誊清,文稿写得十分潦草,为了辨认这些字,费了很大力气,抄着抄着眼睛渐渐模糊起来,怎么也抗不住袭来的倦意,竟伏在桌上睡着了。
  宋司令员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拣起散落在地上的纸和笔,轻轻拍打了几下贾华岳的肩膀,笑着说:“小鬼,你是从电话排来的吧,怎么在我这里架起这么多电话线和电话杆呀?”小贾睡眼惺忪地回答:“首长,我不是电话班的,没干过架线工作。”突然记起自己还没有誊写完文稿,如果误了事,即使杀了头,也挽回不了造成的损失啊!深感内疚,不觉低下了头。宋司令员看小贾这样,不但没有责怪,反而十分怜爱地说:“小鬼,你的字写得很认真清楚,笔画横平竖直,横笔象电话线,竖笔象电话杆,你这不是从电话排来的吗?”接着又说:“还有半张写了就去休息吧。快把这两片白参含在嘴里,5分钟后拿出来用干净纸包起来收好,以后再疲劳又有急事的时候再拿出来用,记住了没有?”小贾曾经听说,白参是金日成将军送给中国人民志愿军首长的野山参,于是急忙说:“这是您的保健药品,我不能吃。”这时,宋司令员严肃地说:“不行,你要执行命令。”说着就把白色参片塞进小贾嘴里,贾华岳心里顿时感到一阵激动,精神忽然振奋起来,目光也觉得清亮了,加快了抄写的速度,大约半个小时便完成了任务。”这段感人的经历,贾华岳终身难忘。
  抗美援朝期间,第9兵团司令部的一位同志爱人来到前线。因为运输困难,能拿出待客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卫生队长朱云和知道我父亲床底下有10多个配发的罐头,就写了一张条子要通信员交给父亲的秘书:“请你在宋老头床底下偷几个罐头给来人带回。”事不凑巧,秘书不在,父亲正坐在坑道口休息。他看见通信员来回转悠几趟不走,就问:“你在这里转什么?”通信员说:“卫生队的朱队长写了一个条子要交给朱秘书。”父亲要过条子看了后,二话没说,转身走进坑道,在床底下拿出4个罐头交给通信员,让他交给朱队长。朱云和听了通信员的述说,吓了一跳。心想自己对司令员如此不敬,肯定要挨熊,与其等着挨熊,不如争取主动,借口看病摸上门探探虚实。哪里知道,父亲竟关切地问“罐头够不够?”朱云和松了一口气。
  一个战役结束后,前线部队送来的战利品,父亲总是让送的同志把东西拿回去给部队战士。平时兵团首长和机关人员一样,也是一碗米加野菜煮一锅稀水汤当一顿饭。由于敌机和炮火的封锁,给养供应不上,部队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稀饭,因时常缺粮,不少人患了浮肿病,夜盲症,体力严重下降。父亲派陶勇专管此项工作,想办法解决。同时父亲规定机关人员(包括领导干部)每天定量一至二两粮,二线部队三至四两粮,不够部分自挖野菜充饥,一线部队每人每天定量一斤,前沿部队则每人每天一斤半,以克服缺粮给部队作战带来的影响。父亲如此关心下属,爱护部队,官兵同甘苦,深受大家拥戴。它成为一股巨大的无形力量,鞭策着广大指战员,扎扎实实地做好自身担负的工作。
  1952年初,父亲离开第9兵团到志愿军总部工作。这期间,受彭德怀之托,与陈赓一起,抽调各部队参谋人员,总结志愿军入朝作战经验教训,编写了40万字的《朝鲜战场对美军作战的11个战术问题》,下发志愿军指战员,后来,这份资料成了我军院校战术教学的重要参考教材。这年6月,敌人又发动猛烈攻击,父亲与邓华指导这次作战,大量杀伤敌军,还首次创造了依托坑道进行坚守作战的经验(坑道战术雏形)。
  为培训、锻炼全军,国内部队与朝鲜前线部队换防。7月,父亲接到回国的命令,一个多月交接完成,临行前金日成授予父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父亲始终为朝鲜战场的非战斗减员而内疚,严于自责,总结时,多次做自我批评。离开朝鲜前,他向先烈们长眠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起身时已是泪流满面。
   1973年9月,以宋时轮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友好参观团访问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康良煜(前排左五)根据朝鲜中央人民委员会政令,代表金日成授予宋时轮(前排左四)一级国旗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