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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经济和文化合作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

  在50年代的中苏友好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权进行一系列封锁和“禁运”,企图扼杀新中国的条件下,中国政府积极发展与苏联的经济贸易关系,对于巩固革命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对苏联进行友好访问。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同苏联建立经济贸易关系。毛泽东在回答苏联塔斯社记者时表示此次访问所要做的事,“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方针是“积极协作,平等互利,实事求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根据上述方针,中国代表团同苏联有关方面就两国建立经济贸易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并在双方所签署的一系列文件中作了明确规定。

  1950年3月27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联合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和中苏有色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创办石油公司及有色金属公司,其目的是在中国新疆寻找、探测和开采及提炼石油、煤气和有色金属。这两个公司均按中苏平权合股原则组成,公司所得产品由双方平分,公司之开支及所得利润也由双方平分。协定的有效期为30年。这两个公司的创办,使中国能马上利用苏联的机器设备和技术来开发新疆丰富的地矿资源,有利于中苏两国的经济建设。至于民用航空公司也按平权合股原则组成,公司的一切开支及所得利润由双方平分。该公司将开辟北京——赤塔、北京——伊尔库茨克、北京——阿拉木图三条航线。以上三条航线的开通,对于推动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促进中苏两国经济的合作和文化交流起到了很大作用。

  1950年4月19日,中国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率代表团同苏联对外贸易部长孟什可夫为首的代表团在进行充分会谈的基础上,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了中苏贸易协定。这是新中国与苏联政府的第一个贸易协定。根据协定,中苏贸易采用易货记账方式。在整个50~60年代,中苏两国在贸易中的记账货币都用卢布结算,不用现汇支付。每年度由两国政府签订换货和付款议定书,并附有进出口货单,货单金额要求进出口平衡,交换的商品根据双方需要与可能,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相互补充,互通有无。在签订中苏第一个贸易协定的同时,两国贸易部长还签订了1950年至1952年由苏联供应我国各种工业装备及器材之议定书。这些装备和器材计入1950年2月14日协定的贷款之中。另外,双方还签订了两国外贸部门的交货共同条件议定书。

  1952年8、9月份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并同斯大林的会谈,是50年代中苏两国之间经济合作方面的一件大事。当时,周恩来所率代表团的成员有:政务院副总理陈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粟裕、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宋劭文、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炮兵司令员邱创成、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邮电部副部长王诤、外交部政治秘书师哲、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和亚洲司司长陈家康。这是一个强大的阵容,表明中国要在很多方面与苏联商谈合作问题。

  这次代表团访苏有三个议题:一是朝鲜形势;二是中国国内形势和五年经济发展计划;三是旅顺口协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五年经济发展计划问题。据师哲回忆,早在1952年4月,在周恩来和陈云的领导下,政务院各部门就初步做出各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或轮廓框架。“到8月,这些材料已被汇编成两大册。其实,这两大册也只是偏重说明要求苏联援建的项目和愿望,并非完整的、成型的规划或建设计划”【《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中国并没有制订五年计划的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需要苏联的支援。所以,才组织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就中国的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的制订和实施问题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并争取支持。谈判的结果如何?苏联时期的外交官列多夫斯基在他所著《斯大林与中国》一书中写道:“斯大林接受了周恩来在会谈过程中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全部要求和愿望。斯大林当时表示同意苏联将尽其可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做最多的事情。”这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仅举一例,周恩来在这次会谈中希望苏联提供40亿卢布的贷款,斯大林就没有同意,他当时就表示:“款是要贷的,但究竟贷多少,要经过计算。我们不可能贷40亿。”周恩来当时所提这40亿卢布贷款,其中8亿用于偿付提供的工业设备,1亿用于安排天然橡胶的生产,而其余的贷款打算用于偿付中国人民解放军60个师的装备和海军的供货(60个师的装备9.85亿卢布;海军供货21.26亿卢布)。斯大林强调,问题不在贷款多少,而是苏联不可能生产出这么多的设备,至于究竟能够提供多少贷款,需要计算,时间为两个月。【《斯大林与中国》,第194页。】实际情况是,两个月内只确定了橡胶和60个师装备的贷款(合计11亿多卢布),海军贷款经过9个月的“计算”,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才确定下来,实际数额是6.1亿卢布,而工业贷款则没有再提起。【沈志华:《关于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但不管怎样,斯大林当时是表示了对中国的全面支持,只是在支持的程度上有所折扣。

  周恩来这次率规模庞大的代表团访苏还签署了两份总结性文件,即公报和公告。公报中谈及总的会谈情况,公告谈及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给中国政府的问题。双方还签订了《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关于组织铁路联运的协定》、《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公报强调指出:中苏“谈判是在友好的互相谅解和诚恳之气氛中进行的。这次谈判证明了双方都决心努力使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同时用一切办法维护和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周恩来在离开莫斯科时发表讲话,表示:“我们深信中苏两国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将要日益发展,而且要世世代代地发展下去。任何对于这样伟大友谊的挑拨和破坏,在中苏两国人民团结力量的打击之下,必将归于失败无疑。”【《斯大林与中国》,第196—197,203页。】

  在建国初期半年多时间,中苏双方都怀着真诚合作的愿望和根据互利互补的方针,经过一系列会谈,签订了一个贷款协定、三个创办合股公司的协定和一个贸易协定。这标志着中苏经济贸易合作关系已正式建立起来。这种经济贸易关系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以两国政治上和外交上结成的同盟为基础;二是双方的经济贸易关系已不是单一的商品贸易形式,即除了继续沿用传统的商品交换和贷款方式外,还采取了组建合资公司等新的方式。这就使两国经贸关系呈现出多形式和多渠道全面合作的局面。当然,两国在建立经济贸易关系的过程中,也有利益之争。在有关经贸关系的具体问题的会谈时,双方也常出现一些分歧和争执。如在两国货币的比值问题上,苏方违背国际通行的惯例,提出一个将卢布比值定得很高和将人民币比值压得很低的方案。中方对此虽有意见,但从维护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最后同意做出让步。所以50年代两国货币的比值,实际上存在着一个相对不平等和中方吃亏的问题。另外如苏方在移交一些企业和房产时,把一些能拆运走的机器设备和器材物资差不多都运往其国内,以致许多设备残缺不全,给这些企业继续进行生产造成了障碍和影响。中方从顾大局的原则出发,没有同苏方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计较。

  中苏经济贸易关系建立后便很快发展起来。1949年,中国对苏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633万美元,其中进口为858万美元、出口为1665万美元,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排在英美两国之后,位居第三。到1950年,中国对苏进出口贸易总额迅速增加到33844万美元,其中进口为18519万美元,出口为15325万美元,一下跃居第一位。1951年中苏贸易总额达到80860万美元,比1950年增长近1.4倍。1952年两国贸易总额又增加到106421万美元,为1951年的132%。两国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由1950年的29.8%很快上升到1952年的54.8%。

  1953年开始,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拟定了相当宏伟的建设规模,这就需要有大量的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从这一需要出发,1953年5月,中国政府派李富春副总理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和议定书。苏联承诺援助中国建设一大批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其中包括向中国正在建设和改建中的50个企业提供设备,并对中国新建和改建的91个新企业进行设计并提供设备。为了保证这些企业顺利投产,苏联派遣了一大批专家到中国工作。中国也派出一批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到苏联接受培训。为进一步落实中苏两国之间的合作协议,苏共中央于1956年4月做出决定:“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在苏联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允许苏联科学院每年接收118名中国专家进入研究生班学习,接收20名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苏共中央关于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的决定”(1956年4月16日),ЦХСД,Φ.4,on.16,д.42,p.3273,лл.28—31。http://shenzhihua.vip.sina.com/sulianduihua.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