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北平军调部

  北平军调部

抗战胜利了,全国人民希望天下太平、停止内战,蒋介石一面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另一方面又武力进犯解放区,形成国共两党边谈、边打的局面。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在美帝的支援下,把军队由四川等大后方,运往中原、华北、东北等全国各地,与中共抢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在抗战胜利,国内人民思和平的舆论压力下,1946年1月,国民党被迫同意与中国共产党签署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等四个停战协议,双方限于1月13日24时,完全停战。为监督和保证停战令的实行,国共双方商定在北平成立由中共、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在重庆“军事三人小组”领导下进行军事调处工作。军调部三委员分别是中共代表叶剑英、国民党政府代表郑介民和美国代表罗伯逊。军调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三方谈判,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保证恢复交通,解除敌伪武装,遣返日俘、日侨归国,整编国共军队,处理与和平有关问题。
  中央军委指示各地区,各部队抽调干部参加军调部工作。山东野战军由参谋长宋时轮率20余人参加军调部工作,前往北平。叶剑英让父亲任执行处处长,为工作方便,授予少将军衔。母亲也被分配到北平军调部人事处,负责做机关内政治思想工作,直接上司是李克农秘书长。
    1946年,宋时轮(后排左二)同叶剑英(后排右三)、贺龙(后排左五)、罗瑞卿(后排左四)和北平军调部我方人员在颐和园。
  和母亲住在一起的是北平的革命青年学生叶式春,我父母非常关照她。知道她喜欢读书,父亲就让秘书给她送去许多进步书籍,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鲁迅、茅盾的著作和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小说,帮助她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我母亲与她同住期间,经常与她聊天,常提醒她注意安全,教她学习应付敌特盯梢和其他紧急情况的方法。当了解到她家在国统区,当时物价飞涨,父亲卧病在床,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我父亲就叫母亲给她补助,并给她一天休假,买了罐头和饼干让她带回家去探视病中的父亲,同时叮嘱一定要代我父母向老人家慰问,这使叶式春全家深受感动,久久不能忘怀,激励叶式春更努力做好自己的文书工作。


执行处处长抓情报

父亲到任后首先大力抓情报工作。执行处成立了情报科,收集各方面的情报,分类整理,提供给叶剑英、罗瑞卿和各处谈判代表参考并上报中共中央,以便在国共会谈中论事有据,说理充分,揭露国民党部队违反停战协议向我军进攻,蚕食解放区,不断挑起事端,贼喊捉贼的伎俩。这使国民党代表十分被动,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难欲盖弥彰。
  父亲领导执行处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力争向我军力量薄弱地区,敌军重兵集结地区,派出军调小组,以制止敌人的进攻。军调部先后向全国有国共军事冲突地区派出了36个执行小组,实地调查争端情况,制定协定,使双方部队共同遵守,实现停战。为营救广东东江纵队脱离险境,驳斥国民党所谓“广东无共军”的谎言,父亲四处收集情报,参加谈判,以铁一般的事实驳斥谎言。我方花了半年时间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会谈达成东江纵队乘美舰运往烟台的协定。这支部队改编为两广纵队,继续在华东战场驰骋。父亲足智多谋,斗争策略灵活,成为叶剑英的得力助手。


解决“四·三事件”

军调部三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命令、协议和公告,概由中央社、新华社、美国新闻处发表,根据这项新闻协议,叶剑英在北平领导创办了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报》,并向地方当局办理了登记手续。报社宣传我党的主张,介绍解放区的政治文化及民主生活,揭露国民党玩弄花招,破坏政协决议和停战协议,挑起内战的阴谋,传播正义和时代的声音,深受平津地区广大人民的喜爱和支持。报刊销售量是各报之冠,影响日益扩大,深入人心。国民党怕的要死,恨的要命,于是,开始没收报纸、殴打报童,写匿名信、打电话威胁报社人员。1946年4月3日凌晨3时,北平地方当局出动200多名武装军警、密探以查户口为名,闯入方壶斋9号和西四三道栅栏41号。将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解放报》总编辑钱俊瑞,报社临时发行处经理部副主任马建民等44人强行带走。
  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激起中共代表团的极大愤慨。3日上午叶剑英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他派父亲到西城警察内四分局,李聚奎到梁家园外二分局,慰问我被捕人员,鼓励他们坚决斗争到底。派滕代远参谋长到北平行营十一战区长官部和北平市政府递交我方的抗议书,进行交涉,并将此事件电告延安中共中央和在重庆的周恩来副主席。当日上午,叶剑英委派滕代远在北平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国发布了“四·三”事件的真相,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表明我方坚持斗争的立场。接着叶剑英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军调部国民党政府委员郑介民,美方委员饶伯森分别递交抗议书和备忘录,要求严惩肇事者,并公开向我方道歉。国内外报纸刊登了此事件。4号下午,父亲和罗瑞卿又到北平市立医院探望被捕后受伤的张鸿烈同志,然后前往警察总局进行交涉。父亲见到警察总局局长陈焯,质问道:“我们的人在北平违犯过社会治安法规吗?”“没有。”“那为什么要抓他们?”陈焯沉默不语,父亲又说:“你们随便抓人违背了你们政府在政协开幕会上宣布的‘四项承诺’,现在军调部正在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而努力,你们不要做破坏和平、民主、团结的罪人!”言之有据,铿锵有声,陈焯听了点头连声说:“是,我们不做这样的罪人!”这时,叶剑英、滕代远与北平市长熊斌会谈结束,一起到警察局来了。熊斌只得对陈焯说:“快把他们都放了。”陈焯悻悻地被迫向我被捕人员当面赔礼道歉,之后,我方于4日下午6时乘车离开警察局,沿街燃放鞭炮,高呼口号,胜利返回住地。父亲大闹警察局的故事在北平一时传为佳话。


遭暗算机智脱险

中共代表团的一切活动,都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跟踪、盯梢。在军调处会谈过程中,父亲始终坚持党中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代表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使谈判对手经常处于尴尬被动的境地,因此敌人对他十分恼火,特别痛恨,策划利用特务手段,从暗处对父亲下毒手。5月15日下午6时45分,父亲因公外出,由北新街乘军调部汽车返回北京饭店,途经灯市西口附近的八面槽南口闹市区,车行甚缓,突然遭到预伏在此地特务开枪行刺。子弹从父亲面前飞过,汽车中弹后,受到一股强烈气流的冲击,连续颠簸了几下。在这一瞬间,久经沙场的父亲迅速指挥司机苏庆善加大油门,开足马力,冲出险区,回到北京饭店。
  叶剑英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北平地方当局对图谋暗杀事件切实查处,作出交代,并保证以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否则一切后果将由国民党当局负责。当时许多同志都为我父亲的安全担心,可父亲坚定沉着,泰然处之,他说:“国民党历来如此,明的斗不过,就在暗处耍流氓,不足为奇。”照常领导执行处工作,兢兢业业完成党赋予的使命。同事张烈山说:“这种遇险不惊,一心只为党的事业,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崇高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拍案而起,怒斥美方代表

有一次,三方执行处开会,当勤务人员送上咖啡,父亲在放糖时,美国代表伊利上校突然用极不礼貌的态度嘲弄说:“将军,你放那么多的糖块,不怕把你的牙齿咯掉了?”说时,美蒋方面的与会人员都哄堂大笑。只见父亲拍案而起,把盛满咖啡的杯子猛推到伊利面前,指着伊利的鼻子大声说:“上校,你的态度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咖啡我愿喝就喝,糖愿放就放,喝多少咖啡,放多少糖,有我的自由和权利,你有什么权利嘲弄我?你要知道,这些咖啡和糖,不是你们美国人恩施的,而是用庚子赔款的钱,也就是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买来的(当时协议军调部的费用由庚子赔款中支付),现在我不愿喝,就请你喝好了。但我要提醒你,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你们现在还想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的态度来对待我们,那是绝对不行的……”父亲这一义正词严的反击,顿时使美蒋人员大吃一惊,不知所措。伊利更是震惊不已,狼狈不堪,马上装出笑脸赔礼道:“将军,我是开玩笑的,绝无恶意,请你原谅,原谅!”
  此事成了军调部轰动一时的美谈,听到这个消息,我方人员,个个兴高采烈,扬眉吐气,美方人员反映:“中共代表不好惹,厉害、厉害。”国民党代表私下说:“中共代表胆子真大,敢当面斥责美国人。美国人就是软的欺,硬的怕。他们只敢欺压国民党,共产党一发脾气,一揭底,他们就马上赔礼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