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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陈昌烈士

  • 时间:   2018-08-27      
  • 作者:   陈文新      
  • 来源:   陈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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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烈士

父亲陈昌牺牲的时候,我只有3岁,真正和他在一起生活的时日屈指可数。只听母亲讲过,1928年父亲在家里办农民学校,父亲看作业的时候,我常趴在桌上捣乱,有时候在他本子上画圈圈,但父亲很喜欢我,也任凭我瞎闹。我唯一的印象是那时候局势很危险,我己意识到家里有情况,所以乖乖做一些让母亲高兴的表现,用以安慰母亲。

最深刻的记忆是父亲牺牲后,父亲的遗体被人运回来的情景,一口棺材用凳子架起来放在我家东边的小山坡上的棚子底下。母亲哭着拉着我,从家里到山上去看父亲。因为太高,我并没有看到父亲的遗体,但大家的悲伤让我真正地感觉到,我己经没有了父亲。痛苦和悲伤,在我小小的心中长时间不能消散,经常大哭。哭的时候,便让大姐背着我到山上的父亲坟前去,在那里哭个够才回来。平时我想父亲就只能爬上桌上近近地看看挂在我房墙上的照片,摸摸照片上他的脸庞!

关于父亲的情况只有小时候妈妈给我们讲些点点滴滴她与父亲生活、工作在一起时的故事以及后来我们让妈妈回忆父亲的工作年历和地点。抗日战争期间,鬼子打到了我们家乡,为了避免鬼子的烧杀,伯叔们将父亲遗留的书、刊、日记、照片或烧毁,或藏匿,总之一扫无余。解放后直至上世纪70年代我和姐姐才化了几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到一些父亲革命活动资料,1977年我执笔整理了一份材料。80年代李维汉同志委托钱家楣同志撰写我父亲的传略,我写的材料交给了家楣同志作参考,我大姐协助家楣同志再进行了一些调查,感谢她对我父亲作了迄今最全面的了解,她写的《陈昌》发表在1982年中共党史人物卷,商得家楣同志同意,在这里我全部引用了这份文献资料,只在后面增添了少量后来发现的历史资料。

第一师范群英萃集

我的父亲叫陈昌,字章甫,1894年7月14日生于广西梧州,8岁时随爷爷奶奶回到故乡旧居——湖南浏阳土桥碳坡。

父亲先在叔祖所设蒙馆中念书,后就读于附近的金江高小,他容貌俊秀,聪明好学,雅善诗文,尤善演讲,颇为师友所重。16岁毕业,因贫辍学,在家务农。

次年夏,父亲考入湖南全省中路师范学堂。翌年,中路师范学堂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师”)。第一师范学校是当时办得较好的学校,不仅校舍宽敞、图书丰富,且拥有一批思想开明,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等。学生多系家境贫寒但学业优秀的农家子弟,生活朴素,学习勤奋,故校风良好,为他校所不及。有了这样好的学习条件,加之不收学宿膳费,免去了经济上的顾忌,父亲更专心一致地刻苦学习,自强不息。课堂之外,他不是在阅报室读报,就是在自习室读书,往往读至吹熄灯号才回寝室睡觉。他在日记中写道:“人不能天生聪明也,发愤就是聪明。人一知之,吾十可知也,人十知之,吾百可知也。”他好学兼深思,读书思考有得,必记之笔记。遇有特别喜爱的文章,辄整段摘录,不惮烦劳。尤重实践,教授伦理学的杨昌济先生,在达化齐日记中写道:“阅熊、肖、陈三生笔记,均有长进。煜甫多记读书讲论所得,子升多记思虑所得,章甫多记行事所得。一重博学,—重深思,一重力行……”父亲重气节,轻财货,见义勇为。他常说,“赴义恐后,见利莫先。”“为人要以事为目的,不要以钱为目的。”当时在—师教授历史的黎锦熙先生,对他和毛泽东同志曾有这样的评语:“在润之处观其日记,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其为师长见重如此

1914年春,毛泽东同志来到了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同志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英姿勃发的进取精神,博览群书、独立思考的学习态度,以及他那不平凡的才具、胆略,都使父亲无限钦敬。当时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张昆弟等人也在一师读书,他们也都是有远大理想,志在匡时济世的有为青年,很快他们就成为声应气求的挚友。他们时或同去杨昌济、黎锦熙等老师家中,讲求治学或为人处世之道,或时聚于岳麓山畔、爱晚亭中,纵论天下大事,臧否人物。毛泽东同志纵横捭阖的雄论,深刻精辟的见解,常使父亲心胸豁然开朗,受益良多。

那时候,正是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进—步勾结帝国主义,图谋恢复帝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侵略,企图变中国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湖南正处于袁世凯的爪牙汤芗铭的统治之下,革命人民惨遭屠杀,加之兵连祸结,苛政如虎,湖南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着灾难深重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满怀忧愤。中国如何能富强起来?如何解除人民的痛苦?为了求得正确的答案,他们从清末乃至近代包括孙中山在内各家学说,无不网罗,认真研读,从中撷取有益的东西。初期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通过杨昌济先生的介绍,他们都成为《新情年》的热心读者。《新青年》上的文章,尤其是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给他们的思想以极大的启发。在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下,他们——毛泽东、陈昌、张昆弟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专门研究《新青年》上所提出的新思想、新问题。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父亲在探索真理的程途上,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跨进了一步。

为了将来能承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他们还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他们有意地实践孟子的一段话:“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如大雨滂沱中赤膊冒雨跑步;寒风凛冽却单衣短褐当风而立;炎夏烈日当空时赤膊在骄阳下暴晒;还经常进行远足、游泳、登山等多种项目的锻炼。父亲毕业以后,虽不能如在校时那样锻炼了,但仍有意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以锻炼自己的意志,如外出遇雨就会坚持冒雨步行,不乘肩舆。

和在金江高小一样,父亲的演讲才能名闻全校。每日清晨或傍晚,同学们常见他独自一个跑到猴子石旁,面对湘江,大声练习演讲,如对千百群众一样。风晨雨夕,恒未中辍。他声音宏亮,演辞逻辑周密,说理辟透且极富文采,加之顾盼神飞的丰采,俱令听讲者为之心折。时学校经常举行各种活动,如成绩展览会、演讲辩论会、各种专题学术讨论会、运动会等,他常是辩论会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人称雄辩部长。他的这一过人的才能,后来成为他革命斗争中的锋利武器。

朝着革命的方向前进

1915年秋,父亲于第一师范毕业,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担任级任(教师)。年末返回家乡。12月,袁世凯在各地所谓劝进声中宣布:明年改年号为“洪宪元年”,定于元旦正式即皇帝位。父亲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写下了1915年12月31日的日记:“今日是民国四年之末日,或谓乃共和之末日。今日可恋,今日可悲。呜呼一去几时归,烈士空劳举世悲,沧海桑田成幻影,万民齐上帝王徽。”表达了他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沉痛和惋惜,以及对袁世凯称帝的憎恨。

当时袁世凯拥有军事实权,为帝国主义所支持。在他称帝前后,为了装潢门面,也曾学史上夺国奸雄的样,玩弄所谓“收揽名流的把戏”。一时反动官僚政客、无耻文人争趋附之,甚至有些革命党人也变节在袁的帐下趋之若鹜。父亲对这种趋炎附势、卖身求荣的“名流”、“第一流人才”非常鄙视,他在1916年1月2日的日记中,愤怒地写到:“自五七以后,始知中国之真弱,自恢复帝制之后,始知中国致弱之因。昔之士大夫,败家必有一班败家子。今日败亡之材料,丰富充塞九州,虽有掌火焚山者出,莫能尽此妖孽也。”他沉痛地说:“禹域虽广,举目无人,有人则有士,今既无人,士将安附?宜乎国之亡矣。”日记中固然反映了父亲对趋附袁氏的无耻之徒的憎恨,但也反映了当时他思想的局限性,他只看到了“士”的作用,没有见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因之才会有“禹域虽广,举目无人”之叹!

他预见到,袁氏虽然一时貌似强大,然终究不过是一座冰山,遇到太阳就要触化,不会长久的。当一帮士子纷纷卖身投靠时,父亲“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荫”,他宁可寒窗读书,也不同流合污。他在1916年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生乎今之世,不可趋时,纵令得志,能发展几何事业?不若埋头读书之为益也。”在同年2月3日,阴历正月初一这天,他更写下了“处乱世,贵独善其身”的誓言。

当时曾一度误传正在北京的黎锦熙被袁世凯所罗致,毛泽东同志于1915年10月9日曾致函给黎,信中说:“今方恶声日高,正义蒙尘,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时,不可急图进取……凯臣舜,服善也,杨、刘臣莽,附势也。辩夫今之为舜欤?为莽欤?则何以自处明矣。”事后证日事属子虚,但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到,在政治上坚持操守,不肯随波逐流,父亲和毛泽东同志是何等相似,可见他后来成为毛泽东同志早期革命活动中的得力助手并非偶然。

然则,父亲并非愤世嫉俗、超然物外,他认真读书、锻炼身体,正是为了“以待来时”。他在1916年5月份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读书之要,在体察人心,留意军国,所谓居水边林下,志不忘世道民生。”又说:“非有强力之精神手腕者,不足以当今日之书生,故读书、体育先焉。弟日夜奋张空拳,摩挲武器,良以百重强敌有待武攻之驱逐也。虽属九牛一毛,敢荒匹夫之责。”这一时期,他读了不少书,特别认真研读了《通鉴辑览》。他每天去“北溪草堂读书,朝去暮归……自朝至昃,未尝释卷,夜辄近三更。”还写了不少诗,从这些诗中,亦可看出父亲无时无刻不以洗雪国耻、振兴祖国为念。如1916年4月18日《月下怀友》中“中原方逐鹿,东海又扬波,为问幽燕客,何时一枕戈?”又如5月1日写的感怀诗:“唯有强权足自豪,兴邦雪耻在吾曹,挥戈直渡朝鲜峡,爱国头颅等弁毛。”

1916年上期,父亲在徐特立同志主办的五美小学教授地理和修身课。他在信中对毛泽东同志说:“此时读书颇乐,为教亦有方针。法人某氏曰:战争为一大教育场。吾矣利用之而施其教也。”他在授课时,经常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军阀混战给中国造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以及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人民生活的痛苦,结合课文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在自编的一篇教材中写道:“中国雄踞亚洲之东南,土地辽阔膏腴,罕有能比,诚世界之大国也。然自清末道光以来,外交失败,丧权割地,时有所闻……东三省已在日人势力之范围……他若旅大割,我国失东北第一之军港;香港让,我国失欧亚要冲之商场。环顾中原,强邻虎视,非独撤我藩篱,近且蚕食腹地,势必裂而吞之不已。诸生睹此,能不痛心。尚志沙场,誓图恢复,山河依旧,不难一一收回,庶可以绍祖先之丕烈,洗百年之奇耻也。愿与诸生共勉之。”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首义讨袁,揭开护国战争序幕。次年6月,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中无耻死去。但护国战争后的中国,形成更加混乱的封建割据。湖南的驱汤,也不过是由此一军阀变成彼一军阀的统治而已。正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面对着朝云暮雨、风云变幻的混乱局面,父亲偶尔也感到悲观失望,“愧无击楫匡时略,极目遥天空自悲。”所幸他有毛泽东同志这一良师益友,每当他感到苦闷彷徨的时候,只要一接到润之兄的信,他的心情就会立刻开朗起来。

1916年元旦,他正为袁世凯登基称帝感到无比悲愤的时候,忽接润之兄信,他在日记中写道:“读罢甚感,少去其萎靡气,故人贵有师友也。”从仅存的自1915年12月至1916年5月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和毛泽东同志常有书信往来。毛泽东还常寄书刊给他,如《中华杂志》、《时事痛言》等。这些书信可惜都已亡失,可以想见,必是议论时局及互相策勉之意。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帮助下,父亲始终坚定地朝着革命的方向前进。

成立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7日,在长沙岳麓山荣湾市侧刘家台子蔡和森同志家中,正式成立了新民学会。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是毛泽东同志、蔡和森同志。父亲也是发起人之一。

早在两年前,毛泽东同志就有组织团体的考虑。他深切地感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联合许多有为的、勇于为国为人民献身的青年共同奋斗,才能有所作为。一师虽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挚友,但数量毕竟太少了,必须突破一师的圈子,向社会上广大青年群中去物色,方有可能联合更多的同志。父亲是他这一想法的积极赞助者。1915年暑假之后,毛泽东同志发出了著名的、以“二十八划生”署名的征友启事,这一征友活动的联系人便是父亲。启事寄到长沙各个学校,也在长沙城门口和通衢要道上张贴出来,一位女校校长收到这张启事,怀疑征友者是位登徒子(指好色之徒),想藉此找女学生搞恋爱。于是按照启事上所写的联系人的姓名地址,来到一师附小找着了父亲。经父亲再三解释,说明“二十八划生”是一位品学兼优,胸怀大志的青年,老校长方才放心而去。

这种征友方式效果并不很理想,毛泽东同志后来回忆说,应征者只有三个半人。于是他转而有组织团体的考虑。他和他的朋友们——约15人,其中有何叔衡、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及父亲在内,经过为时两年、上百次的讨论,终于决定“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个革命的青年组织——新民学会,便像—盏明灯,在漆黑如夜的中国的中南一隅——长沙升了起来。

新民学会成立后,实际上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父亲则是这个核心的重要骨干之一。它曾团结湖南的青年和各界人民,发动了一系列革命群众运动,如五四爱国运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新文化运动等,新民学会会员在运动中,都曾起了先锋作用。

从学会成立伊始,毛泽东同志就十分重视学会的建设。为了了解俄国和欧洲革命的经验,探求新的思想学说,以求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会员多到国外去。因此,当北京教育界人士发起勤工俭学运动时,毛泽东同志极力倡导并大力组织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不少会员如蔡和森、李维汉、张昆弟等,相继到了法国。还有些会员则到了南洋、日本。当时父亲亦有东渡日本的计划。毛泽东同志考虑到国内工作的需要,学会的巩固与发展,他不主张父亲到日本去,希望他留在长沙,以学校为阵地,为学会同时也是为革命事业培育人才。从蔡和森1918年8月27日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可以知道,毛泽东同志曾把这一想法写信商之于他。蔡和森和毛泽东同志—样,非常重视学会的建设问题,他认为培养和造就人才是学会的长久之计。因此,也不同意父亲去日本,应当毅然决然,就省中教席,一同提携会中大事,为学9会立其基础。蔡和森给毛泽东同志的另—封信中再次表示,希望父亲于毛泽东同志在湖南时不要外出,留在长沙极力办小学。父亲听从了他们的意见,放弃了自己的出国计划。直到1925年底,他始终坚守教育这块阵地,从事各项革命活动。

会员分散到各地后,为了互通情况,毛泽东同志以通讯方式和会员联系,并将这些通讯按内容编印成集,发给会员和少数爱读者阅读,其中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提出来在会员中间用通讯方式进行讨论。他日益明确地认识到,“学会必须是主义的结合,不可以徒然是人的聚会,感情的结合”,“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树立了,大家才有指望,才知有所趋势。”因此,在组织大家讨论时,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引导大家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问题。通过这样的讨论,父亲的马克思主义觉悟大大地提高了,逐渐地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战士向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无产阶级战士转化,特别是1920年毛泽东同志在长沙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父亲是研究会的成员。在毛泽东指导下,他阅读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及苏联“十月革命”情况的书籍,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更促进了父亲思想的转化。1921年1月1日至5日,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关于学会宗旨的讨论,则是父亲这一重大思想变化的标志。

1920年7月6日至10日,留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在蔡和森同志主持下,在蒙达尼连开了五天会,就会务方针——改造中国和世界,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对会务方针为“改造中国和世界”大家基本同意,但在革命道路和方法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种意见以蔡和森同志为代表,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另一种意见以肖子升为代表,主张温和的革命,即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以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毛泽东同志对蔡和森的意见“表示深切的赞同”,同时认为蒙达尼开会情况及会务发展意见颇关重要,是会友人人应该注意的”。决定邀集在长沙的会员开会讨论蒙达尼会上所提出的问题。会上,毛泽东同志做了重要发言,他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罗素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及社会政策,认为这都是办不到的,只有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父亲赞成毛泽东同志的简介,谈了自己的思想认识过程:“以前单从贫民方面看,以为社会政策亦可,但后来从各方面看,知道社会政策不行,所以我现在也主张用布尔什维主义。”发言虽然很简略,但表明父亲思想已发生了质的飞跃。

教育改革与兴建女校

1920年7月,湖南人民“驱张”胜利之后,毛泽东同志由上海返回长沙,随即开始了以建党为中心的活动。他一方面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反复进行建党问题的讨论,一方面着手进行各方面的建党准备。这时,毛泽东同志在一师附小担任主事,父亲也从北京学完国语注音回来,在一师附小教书兼一师国语注音教员。他们同住在天鹅塘青山祠一所房屋内,还有两位教员也住在那里。毛泽东同志建议成立革命大家庭,由母亲毛秉琴管理大家生活并请一工友买莱做饭,四家同吃同住。毛泽东同志喊我母亲为大姐,我姐称毛泽东同志为舅舅,相处如同家人。

为开展新文化运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做好思想准备,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易礼容、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创办了文化书社,大力经销全国各地出版的进步书刊。父亲也是文化书社发起人之一。为使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迅速普及到全省,毛泽东同志等还计划在各县建立分社。父亲和宋先觉一道,在浏阳西乡建立了浏西文化分社,对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浏阳的传播,起了推动的作用。

1922年春,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父亲携陈作为等回到浏阳,以金江高小为据点,继续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进行教育改革。

当地习俗,每年旧历正月初十,由学正主持召开一次大会,乡里头面人物都要参加。先祭孔,吃酒席,然后研究浏西三镇教育问题。这年大会,祭孔、吃酒毕,首由黄甫生报告一年来的教学工作,次由父亲演讲,历数旧教育积弊,倡导教育改革,获得进步知识界的拥护,公举父亲为校长。父亲为更好地团结知识界,仍推黄甫生任校长,自任训育主任,一起进行教育改革。

父亲等进校后不久,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如学生不再着长袍马褂,改着短衫草鞋;学校有数千石谷的土地辟作了农场,学生不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是读书之外,还要从事劳动生产。为破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陈腐观念,树立“劳工神圣”思想,父亲亲率学生参加劳动。学校周围原是一片荒地,乱石堆积,杂草丛生,遇有雨雪,泥泞难行。父亲率领学生修筑了一条环校马路,还自编了一支修路歌,教同学们边劳动边唱。原在金江高小读书现仍健在的一些老人,至今还记得这首歌词:

修我们的马路,贯彻我们的精神

怕什么寒和暑,雨和风,

拿起我们的锄头、铲子,快来做工。

怕什么高和低,土和石,

凡阻碍我们的,就要把它铲平!

大家起来,大家起来!

做一个真正的劳工!

为增加学校进步力量,并使新文化运动深入其他各乡,父亲又向毛泽东同志请求自修大学派一些人来充任教师。随之,夏明翰、付昌钰、彭介棠、黄建中、陈清河、陈飘飘等先后来校执教。不久,陈清河、陈飘飘、彭道良、黄建中等,又分别赴洞溪、蕉溪、枫林、上东等乡,分别担任各乡高小教师,或为当地新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当时浏阳各校都不招收女生,更没有女学。妇女受着封建宗法的压迫,被剥夺了读书和参加社会劳动的权利。父亲无视社会的非难,排出封建势力的种种阻挠,卖掉学校农场几百担积谷,筹措了一笔经费,创办了浏阳第一座女学——金江高等职业女子学校,校长便是夏明翰的姐姐夏明森。次年,为使更多妇女就学,金江高等职业女子学校改为三座女校,分设在普安、崇义、帐冲三镇。又在二十所规模较大的国民学校增设女生班,当西乡女学蓬勃兴起时,东乡的永和、上东,南乡的明章,北乡的乾乾等高等女子职业学校,也都雨后春笋般,陆续开办起来了。

父亲等还创办了金江农民夜校,除传授文化知识外,还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农民觉悟。

为了团结进步力量,扩大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父亲还组织了浏西文化促进会,自任会长,引导知识分子对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父亲等还把浏阳在省城读书的学生约数百名,组织起来,成立浏阳驻省同学会,并创办了《浏阳旬刊》,由父亲、陈清河、陈飘飘,陈作为担任首届主编。旬刊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以驻省学友和小学教师为读者对象,内容包括国内外新闻、马列主义介绍、学术讨论及文艺小品等。曾经转载过毛泽东同志早期著作《论民众的大联合》及李维汉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演讲辞等。由于刊物能反映时代的精神,满足青年对新文化、新思想的要求,不仅为浏阳驻省同学和小学教师所欢迎,且销行到醴陵、平江等县,在知识界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教书育人

父亲在金江高小进行的一切革命活动,都遭到当地顽固士绅及校中守旧势力的反对。他们对办女学肆意造谣中伤,对学生参加劳动生产极力反对,说什么我的儿子是来念书的,不是来种地的;还用种种卑劣手段克扣学校经费,父亲等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取得上述胜利后,于1922年底离开浏阳,之后在醴陵师范讲习所、宁乡甲种师范讲习所、长沙师范(女部)、兑泽中学等校教书,并在湘区委领导下,参加湘江中学的筹办。在教学中,他热情地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领导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不少学生参加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的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他好比一粒“酒药子”,在他所到的地方,起着革命的发酵作用。

1922年秋,父亲在醴陵师范讲习所教书,团结进步知识分子、讲习所所长张啸虎一起进行教学改革,使醴陵师范讲习所第一次实行男女合校,并把顽固士绅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庙辟作了女生宿舍。在教学方面,增设了社会科学方面的科目,父亲自任教员。还订了许多进步书刊,如《新青年》、《解放》、《改造》等,供学生们自由阅读。

他依靠张啸虎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易足三等,领导全校师生展开反对军阀赵恒惕的斗争。赵恒惕在取谭延闿而代之以后,于1922年1月推行所谓省自治,在省县各级建立选举事务所,限期选举出省县议员。首由选举事务所伪造名册,按照名册将选票分给城乡豪绅,豪绅们即持选票与竞选者大做其交易,每张选票价一二角至二三元不等,演出了一场把持选务、争夺选票的丑剧。8月,醴陵开始“选举”,讲习所本应有选票60张,但选票为劣绅——觉民书店老板刘宗敏所把持,不发给讲习所。为了揭穿赵恒惕所谓选举的欺骗性,经父亲等同志商议后,由张啸虎向全体学生说明真相,学生们异常愤慨,当即推易足三为代表,率领同学直奔刘宗敏家,把60张选票全部追回,当众撕毁,掷在地上。经过这次斗争,同学们受到深刻教育,进一步深刻认识了赵恒惕政权的反动实质。

父亲讲课最受学生欢迎,他能很恰当地把课文同当前时局联系起来。有时讲到帝国主义欺凌,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往往泣不可抑,堂上堂下一片唏嘘。他在宁乡甲种师范讲习所讲授地理时,有一次讲到汉冶萍公司,他从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利用汉冶萍公司掠夺我国煤铁资源,一直讲到“二十—条不平等条约”,深刻而通俗地讲解了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最后归结到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必须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同学们听了个个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又一次讲到上海,他讲了上海沦为殖民地的历史以后,说道: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上海一方面是冒险家的乐园,一方面是劳动人民的地狱,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之一。他举着地球仪,指着莫斯科的方位说: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最光明,那就是莫斯科。接着,他给大家介绍苏联“十月革命”情况,激起大家对莫斯科的向往,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类似事例很多,他的—些学生说,他们就是在父亲的思想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通过教学和实际斗争,父亲在宁乡甲种师范还培养和发展了一批党员,为在宁乡建立党的组织创造了条件。1924年下期,在宁乡甲种师范讲习所建立了中共宁乡直属支部,代号“宁觉”,支部书记就是甲师的学生胡辉。支部成立那天,湘区委书记李维汉同志亲来参加并讲了话。支部成立后,甲种师范成了党在宁乡的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县革命斗争更加有力地向前发展。

1923年,毛泽东同志创办的自修大学及其附属补习学校被赵恒惕下令解散后,部分教职员在湘区委(此时毛泽东同志已离开长沙,李维汉同志担任区委书记)领导下,愤起重新组织湘江中学,首先组织湘江学会(即校董会),最初校董只12人,父亲是其中的一个。当时经费至为困难,会员每人出洋50块,凑合补习学校剩余之款,作为学校开办费用。父亲还把自己的两书橱书连同书橱一起捐赠给学校。

1924年下期,父亲自宁乡返回长沙,就教于长沙师范(女部)和兑泽中学等校。还时常到湘江中学去讲课。

湘江中学和自修大学附属补习学校的性质一样,主要任务是培训革命骨干,1924年增设了农村师范,还为农民运动准备干部。因此,它除了一般文化课外,着重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引导学生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如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为抗议英、日帝国主义屠杀青(青岛)沪工人以及同年10月,为抗议赵恒惕屠杀安源路矿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在湘区委领导下,都曾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当时赵恒惕有所谓“四斩”令((即宣传过激者斩,煽惑军心者斩,造谣生事者斩,扰乱秩序者斩),且派军警特务日夜在学校周围侦探,但湘江中学师生始终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父亲还把三叔陈怀安送到湘江中学学习。三叔在学校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毕业后被派到株萍铁路做宣传员,“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英勇不屈,壮烈牺牲,时年仅16岁。

全力革命工作

1924年国共合作以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组织。1925年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长沙召开第一次大会,选举了第一届执、监委员,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父亲也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并选为执行委员,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如曾以省党部特派员身份,改组国民党常德市党部,促进了国民党的革命化。

1926年春,北伐前夕,为了争取湖南境内民军(贺龙部)和其他杂色部队(如陈渠珍、周则范、周朝武等部),以减少北伐阻力,父亲受党的委派前往湘西以上诸军驻地,进行说服工作,卓有成效。

9月,湘区委派以周逸群为首的国民革命军左翼宣传队到常德贺龙部工作,同时在醴州举办政治讲习所,为贺龙部培训骨干(也包括袁枢铭等部),以备早日开赴北伐前线。父亲曾任讲习所政治教官。政治讲习所共办了两个月,受训学员约二千余人。这批学生结业后,均派往贺龙部担任连、营指导员,成为贺龙部在北伐和南昌起义时的骨干力量。

1926年夏,党派父亲及总工会待派员刘汉之等前往水口山,重建党的组织及工会,深入开展工人运动。父亲还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负责筹备建立国民党水口山市党部。

水口山是我国最大铅锌矿,三千多工人是湖南经济命脉之所在。清末以来,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疯狂掠夺和残酷压榨下,工人生活极其痛苦。1922年,党派蒋先云同志前去水口山开展工人运动,成立了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组织了震惊中外的水口山大罢工,取得了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等重大胜利。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赵恒惕也更加凶残地破坏水口山工人运动,派军队进驻水口山,封闭工人俱乐部、追捕工人积极分子、解雇—千多名工人,蒋先云被迫离开水口山,党组织遭到破坏。

父亲等来到水口山后,首先重建了党的组织——中共水口山县委员会,由刘汉之担任书记(12月,湖南区委派何寅修来水口山担任县委书记,1927年1月,县委改为地委,仍由何寅修担任书记,地委下设9个支部,工会和工人子弟学校是一个支部,支部书记由刘汉之担任,父亲、刘汉之均为地委委员)。同时,父亲也筹建起国民党水口山市党部,自任书记。

党委成立后,他们随即着手成立工会的筹备工作。他们一面深入群众,进行思想发动,一面组织工会筹备处,向矿方提出恢复1922年大罢工时所取得的一切权利,发清欠饷、容纳失业工人、释放在押工人、赔偿工人俱乐部损失等要求。遭到矿方的顽强抵抗,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首先他们收买工贼朱科益、戴子和组织所谓“同乐会”与工会相对抗,同时散布流言蜚语,妄图破坏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父亲、刘汉之等领导全矿工人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及时揭露了他们的工贼面目,指出“同乐会”的非法性质,使他们的阴谋很快地破产了。继之,他们又指使朱科益等率领一批歹徒,手持钢钎、斧头,闯至父亲住处,假借工人名义,反对成立工会,胁迫父亲等人离山。以后,更甚至派人暗杀父亲等。但俱被在暗中保护的、工人秘密组织的义勇队拿获了,押送至正在召开的湖南全省工人代表大会处理。由于工人们的坚决斗争和革命形势所迫,矿方不得不承认工会提出的上述条件。

9月7日,矿工举行成立典礼,除工会会员六千余人全部参加外,附近商民协会、砂船工会、湖南第三师范学校,以及衡阳、衡山、安源等地工农团体也各派代表前来参加,岳北白果农民来了五千多人。当年由—位姓康的老工人秘密保存的工人俱乐部大旗,重新飘扬于高空;工会门口用松柏枝扎了一个牌坊,上书“重见天日”四个大字。父亲、刘汉之相继在大会上做了演说。会后组织大游行,工人沿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呼口号,欢声震天。游行队伍长达十里,观者塞途,真是盛况空前。

工会成立后,刘汉之兼委员长,黎海云为秘书长。为提高工人的文化、政治水平,先后成立了工人师范班、工人子弟学校、工人夜校等。为了方便不能在夜校读书的工人,如敲淀洋炮的工人,还在他们的工作地点设立了读书处。

工人夜校不仅是工人学习文化的场所,还是党组织进行活动的地方。当时党组织尚未公开,共产党人大都以工人子弟学校或夜校教员为掩护进行活动。如当时水口山地委书记何寅修、刘汉之、黎海云等,公开身份都是夜校教员。

为保卫工人斗争的胜利果实,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工人自己的武装——工人纠察队。由原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员涂国钦担任队长。1927年2月,又举办工人纠察训练班,对工人纠察队骨干进行政治、军事训练。4月份,涂国钦通过智取,里应外合夺了矿井队八十多支枪,武装了工人纠察队。“马日事变”以后,这支工人武装会同附近农民约万余人,由涂国钦率领,攻打车江,计划“占领衡阳,打到长沙去,活捉许克祥”。但因缺乏战斗经验而告失败。1928年,编为红四军特务营,在宋乔生率领下,跟随毛泽东同志走上了井岗山。

1926年10月2日,湖南省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农民最低限度之政治、经济要求”三十八条,号召湖南农民起来进行政治上、经济上的各种斗争。10月13日,何叔衡来到水口山,向金矿党员传达了省代表大会的精神,号召党员深入农村,发动农民,以水口山党组织为中枢,掀起新的革命高潮。12月1日,省民协和省总工会在湖南区委领导下,召开了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的毛泽东同志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并作了两次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国革命问题是农民问题”,“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对付他们。”还指出:“湖南现在虽然由国民政府所统治,但实际上仍由国民政府与赵恒惕余孽——土豪劣绅共同统治。他们的势力还很大。”号召大家加强阶级斗争。

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和湖南省委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父亲等在水口山大力开展了农民运动,使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他们先后派出了大批党团员和工人骨干,到宁乡及水口山周围农村进行宣传、协助组织农民协会,到1927年1月止,水口山周围已经建立起18个农民协会,会员达两万余人。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减租减息减押、阻运禁粜,打击团防,建立农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运动,实现了“一切政权归农会”。凡是成立了农协的地方,都建立了党、团组织,形势一片大好。

为了进一步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巩固工农革命联盟,促进工农运动更加深入发展,父亲等人决定在“五一”劳动节,召开第一次工农联合大会,同时组织特别法庭,公审两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烟州的何遥卿和官庄的谷玉衡。大会在矿区四十八间前面大坪上举行,矿区工人和18个地区的农民协会会员全来了,父亲、刘汉之等人在会上讲了话。公审开始,农民们争先恐后地上台控诉两犯罪行,当父亲代表特别法庭宣布两犯死刑时,全场欢声雷动,经久不息。这次大会,大大地显示了工农群众联合的威力,土豪劣绅威风扫地。

北伐军中的政委

国共合作期间,整个中国处在军阀割据状态,当时奉系取代直系成为北洋军阀中占支配地位的势力,张作霖与段祺瑞勾结,操纵北京政府,并将势力向南方扩张。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于1926年夏正式提出国民革命军北伐。共产党中央支持反奉北伐,决定将北伐战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并决定在北伐各军派共产党干部担负政治工作。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在北伐军中建立总政冶政治部和各级政治部,共产党中央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国共合作,宣传反帝反封建,改革部队旧军阀制度,扶助地方工作。为培养政治干部,举办了各种训练班、讲习班,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亲自讲课、作报告。1927年春党从水口山调父亲参加北伐军,任35军2师政治部主任。小时候我看见父亲一身军装的照片。现在还存有父亲在长沙女师的学生黄颐(她当时任浏阳县妇女部长)写的《送业师从军北伐》赠诗,诗云:       

荷花池畔费磋摩,三载殷勤教诲多。

 化雨频添歌德泽,春风笑里舞婆婆。

将军得意披金甲,夫子无情别爱荷。

 今夜老天长勿旦,偕君畅饮赋离歌。

 据同我父亲一道去当兵的老人回忆,父亲在部队狠抓政治教育,很注意搞好军民关系,亲自带政工人员支援农业,指示卫生人员给农民看病,自己常深入士兵、深入农村做政治宣传工作,深得士兵爱戴。

当北伐军进展顺利,随着工人、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此时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列强勾结,在上海约集国民党将领举行反共秘密会议主张以暴力“清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规模屠杀工人、共产党人,随之,四川、江苏、浙江……等省亦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在湖南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大举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开刀。此时,35军正胜利打到郑卅,父亲被扣压在军中,由士兵看守。由于父亲平时与士兵关系处得很好,一日清晨在一看守士兵的帮助下,逃离虎口。

南昌起义,收兵保周

1927年7月中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派李立三等赴九江准备组织由共产党掌握的国民革命军中部分力量重回广东建立真正的革命根据地,决定在南昌起义。在起义部队中有贺龙指挥的20军,父亲从郑卅逃至武汉后,进入了他从1926年春天开始与之多次联系的贺龙部队,任军中20团团长(见南昌纪念馆墙上刻划的起义干部名录)。起义部队在“东征讨蒋”名义下从武汉调到九江地区。在南昌还有原由朱德指挥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部队。7月27日周恩来、李立三等组成前敌委员会,周任书记。8月1日在周恩来为首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的军认两万余人举行起义,歼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8月3日起义军按中央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部队在10月南下途中,在敌人优势兵力围攻下遭到严重失败。退入陛丰县时,父亲发现周恩来同志与指挥机关未曾撤出,他集合了队伍返回寻找。终于接应了周恩来同志从甲子口下船,安全抵达香港。可父亲自己乘的船被风浪打破,飘泊海上。后经不少磨难,最后逃回到家中。这事是父亲在避难期间对我表兄毛汉云所谈的梗概,当时他拟写的回忆录“新西游记”中的一章,其章目名“战南昌八一起义,走甲子收兵保周”

1927年11月父亲回至到家中后,办起了农民学堂,继续培养农民骨干力量。192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浏阳的清乡队几十人来家逮捕了父亲,由我智慧勇敢的母亲将父亲救出脱险(见“我的母亲”章节)。父亲曾隐蔽在长沙县农村我舅母家中,后来耽不下去了,又转移到附近一座名叫飞龙亭的破庙中躲藏。这期间,他一面设法寻找组织一面读书,有时做诗抒发自己的革命情怀,如:“壮志未酬身尚健,豺狼当道志弥坚,鸡鸣起舞迎新岁,披衣秉剑划长天。”表达了父亲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

1929年春,父亲终于接到上海党组织来信,要他即赴上海工作。在上海,他曾在一所湖南人办的群治大学教书,作为掩护,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革命工作。年底,党中央军委派他去湘鄂西,与贺龙同志一起扩大革命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父亲和另一位名叫李季庸的同志,带着党的指示,昼夜兼程,奔赴湘鄂西,行至澧县,被伪县长唐佑越——父亲从前的一个学生诱捕,押解到长沙,关进陆军监狱。在敌人法庭上,敌人用尽种种威逼、利诱等无耻手段,企图使父亲说出党的秘密,但他坚贞不屈,敌人得到的只是无言的蔑视或义正言辞的怒斥。敌人又把母亲找来,企图用骨肉之情软化战士的心,但这一招也失败了,父亲平静地对母亲说:献身党的事业,是我生平志愿。今日我为党的事业而死,正是死得其所、死而无憾,叮嘱母亲千万不要悲伤,好好抚育三个女儿,继承父志。

两个多月过去了,敌人始终一无所获,而浏阳、长沙的保释信却如雪片般飞来。敌人惊恐万状,于1930年2月23日将父亲杀害在长沙浏阳门外。父亲绑赴刑场时,沿途讲演,痛斥国民党反动派之罪行,指出革命最后一定会胜利,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他在就义前高呼“革命一定会成功!劳苦大众一定要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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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上刊载关于父亲被杀害的消息(1930年2月24日)

李季庸和父亲同时罹难。杨开慧之兄杨开明亦于同日下午就义。

父亲牺牲时年仅36岁。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为党、为国、为人民做了许多工作,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虽然牺牲了,但是,他给后人留下的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将与衡山湘水永存。令人遗憾的是,在建国60周年大庆,全国人民追念烈士功绩之时,竟有人在地方党报上发表偷梁换柱的文章,为唐佑越开脱逮捕烈士的罪责,并点污烈士。现特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公报上报道杀害陈烈士消息的同时报道对唐佑越逮捕陈烈士功劳的奖赏的消息转录于此,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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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烈士的坟墓

(宋任穷同志题碑名,此墓现列为湖南省重点保护文物)

陈昌烈士故居前的烈士铜像

 

 

附录烈士遗留的几首残诗:

《除夕偶题》1915年除夕,正值袁世凯复辟帝制,有感而作。

      “呜呼一去几时归,烈士空劳举世悲;

       沧海桑田成幻影,万民齐  帝王徽。
《灯下怀友》1916218日日记:

    “寒窗照孤月,中夜起婆(沙);)气层层起,飞云阵阵过。

中原方逐鹿,东海又扬波: 为问幽燕客,何时一枕戈。

《感时二首》1916228日父亲接毛泽东信及赠书后题:

“商量时局愤孤忠,外患犹将接内让);

大地群雄方逐鹿,(岂堪同室又操戈。

同舟共济尚仑皇,大海茫茫渡未还;

兄弟阎墙先御侮,凯歌高奏太平洋。“

“惟有强权足自豪,兴邦建业属吾曹。

称戈直渡朝鲜峡,爱国头颅等牟)毛。

《怀友诗》191641日又复毛泽东信时附寄:

“久别难为语,阳春付水流;思亲徒洒内)顾国怕登楼。

     家国两危绝,我生逢此忧;何时一蹲)酒,重与话离愁。

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下父亲避难在外写下的几首诗词:

 《除夕感怀》

   “频年羁旅客他乡,跋涉风尘苦备常);

   半生戎马功安在,长使春闺溪)两行;

   岁除独酌愁添醉,佳节思亲惨且伤;

   故园儿女扶娘问,阿爷今夜宿何方。

《咏雪》

      “雪花飘午云飞扬,混吨)乾坤一片霜;

       天寒倦鸟多饥色,地冻贫儿乏宿粮;

       。。。。。。。。。。。。。。。。。。。。。。。。。。(缺失)。。。。。

       苍天岂恶人寰蜀,顿把江山换玉妆。

《问村姑》、

        数檬)茅屋里,窍究)一村姑,容颜十四五,秀骨体轻舒;

         门前有古井,清泉明镜如;烹茶香十里,过客交相誉;

         我行疲且渴,钦之名不虚;茶香招客至,花笑惹人思;

         借问村姑姐,曾否学吟诗;敛眉娇带怒,长叹一稀嘘;

         我乃贫家女,无钱怎读书;何日均贫富,不富终为愚。

 

作者陈文新为陈昌烈士女儿,1926年生于湖南浏阳。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农学院土化系。1958年在前苏联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获副博士学位。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教授、土壤微生物学家。

   陈文新20世纪50年代读书时曾两次去毛泽东家做客。

1951年4月29日,毛泽东写给陈文新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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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陈文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当选院士最开心的就是能够继续搞研究,为国家作贡献!陈院士的话体现出甘于奉献乐于奉献的高尚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