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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

  • 时间:   2018-04-19      
  • 作者:   祖国网 中华魂网      
  • 来源:   祖国网 中华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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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是多事之秋,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如何了解和看待蒋经国?如何把握好两岸关系?这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作为“特赦战俘”申请赴台被拒滞留香港的蒋经国旧部蔡省三的文章引起了病重住院的周总理的关注。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周总理每期必读。文中,蔡省三凭着对蒋经国先生的了解和理解,判断蒋经国上台后“三不会”:

(1)不会出卖台湾,向外国卖身求荣;

(2)不会投降大陆;

(3)不会把台湾搞乱,而能有一番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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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4日,病重中的周总理看了蔡省三的访谈内容很重视,他在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批示: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四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托。

总理的批示是用铅笔写的,有些笔划显得弯曲,看得出来总理写的时候,手在发抖。1972年总理被发现患膀胱癌,癌细胞已经扩散,由吴阶平大夫领导的医疗小组尽了最大努力,当时只能尽量延长生命、减少痛苦。总理病到如此程度,还在关心台湾情况,还在亲自看材料,还在用颤抖的手亲自作批示,还在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殚精竭虑,看到总理批示的同志无不失声痛哭。

周总理这四个“托”字,决不仅仅是他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的托嘱,而是将他的未竟之业,特别是祖国统一大业托付给事业的后来人及至所有中国人包括台湾骨肉同胞。

周总理一生关心台湾问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心系台湾,这是他的未了之情。

9月8日下午,我父亲在政协礼堂第一会议室约请王昆仑、屈武两同志座谈,总理办公室的钱嘉栋、赵茂丰同志,有关部门负责人熊向晖、李金德同志参加。

事后,我父亲组织有关人员搜集蒋经国发表过的文章,加以摘要,拟分10辑,用大字铅印,陆续送总理便中参阅。出到第4辑,总理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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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周恩来在医院抱病会见外宾。

总理的临终召见

1975年12月20日早晨,生命垂危的周总理迫切提出要见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兼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我父亲罗青长,当时中央规定凡是要见总理都要经政治局批准。医疗组直接请示了中央值班的邓小平副主席,他动情而坚定地说“总理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他要见谁,就见谁,还请示什么!”。 

我父亲赶到医院时,总理正陷于昏迷状态,高烧38度7。看到自己敬爱的老首长身上插满了管子,病体虚弱,我父亲心痛地掉下了眼泪。总理微微睁开双眼说:“青长同志,没想到我一病就病成这个样子,我的时间不长,咱们抓紧时间谈工作吧。”我父亲立即向总理汇报他所关心的工作。看得出,总理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凝聚起体内的最后一点精力,顽强地支撑着。听到我父亲汇报台湾的有关情况时,总理一再嘱咐:“不要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

待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我父亲歉意地说:“我实在太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听到这里,我父亲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脸去,泪如雨下。这就是我们的总理,就是病到这种程度,还一心想着工作,想着体贴他人。他的心里只装着祖国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我父亲守候在周总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1点多钟,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了。我父亲经电话请示邓颖超同志之后,依依不舍地向总理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终生的诀别。敬爱的好总理为人民耗尽最后的一分光、最后的一分热,为革命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父亲每每提起这段往事时,仍然止不住地热泪盈眶。建国后,总理一直亲自领导对台工作,亲自处理具体的涉台事务,为祖国统一大业操碎了心。

我父亲常常听总理谈起张学良。总理肯定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挽救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称张学良、杨虎城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新中国成立前,只要一有机会,周恩来就向社会呼吁,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 

建国后,周总理一直念念不忘在台湾的张学良。1961年在西安事变25周年纪念会上,政协副主席高崇民作诗怀念张学良将军,有两句是“座中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东南。”周总理当场说:“‘憔悴’两字太消极,不符合张将军的性格,应改为‘一人奋斗在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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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8月2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上作关于外交政策和台湾问题的报告

总理多次要办公室通知政协及有关部门照顾张学良的亲朋及故旧,许多事他常常亲自处理。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也是我军的一名战将,他1933年入党,解放后担任海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当他被派往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深造时,苏联人不理解为何中共中央派一个大军阀的儿子来学习,不肯接受。周总理亲自向苏方作解释工作,张学思才被允入学。“文革”期间张学思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病重身危。周总理得知后,亲自批示要医院尽力抢救。但由于林彪集团的肆虐,张学思被迫害致死。又是周总理几次指示海军要查清迫害张学思的问题。

1974年,周总理亲自批示要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要见报。周总理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为被禁多年的张学铭平反,推动查清张学思被迫害一案,更重要的是告慰在台湾的张学良。

总理经常说,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每当我父亲想起总理在重病中写下的“托、托、托、托”,就禁不住地感到痛心和难过,眼前总是浮现出总理关心台湾问题那双明眸,总理生前没能看到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他是死不瞑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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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阐述了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不留骨灰,心系台湾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当天,邓颖超同志向党中央提出了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1976年1月12日至14日,总理的骨灰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供各界人士吊唁。14日晚,在蒙蒙的夜色中,邓妈妈在总理生前党支部成员的陪伴下,将总理的骨灰盒移往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时存放。邓妈妈不愧是周总理相濡以沫的知己,她知道总理走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台湾问题,她想让总理再在这里歇歇脚。我父亲自1955年起即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长期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分管对台工作。他知道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就是在周总理的亲自提议下设置的,厅内的一切摆设都是按照他的安排摆放的。总理为设立台湾厅曾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我父亲具体负责台湾厅从立项到建设的全过程。我父亲记得台湾厅的好多石头、砖块都是从台湾运过来的。台湾厅的说明词是总理亲自拟妥审定的。台湾厅挂什么画,也是总理经过考虑精心挑选的。厅中悬挂的一幅郑成功画像,是总理吩咐我父亲到故宫博物院,向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同志调来的,总理同时嘱咐我父亲复制一幅,通过关系赠送给蒋介石父子,暗示蒋氏父子不要卖国。由此可见总理用心之良苦。 

我父亲回忆,1976年1月15日晚7时半左右,邓颖超同志带着他和总理生前的工作人员缓步走入大会堂西大厅,总理的骨灰盒已安放在那里。大家随邓颖超同志向总理的遗像默哀,然后总理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同志打开骨灰盒,邓颖超同志双手抚摸着骨灰,双眼含满了泪水,她喃喃自语,像是在向总理倾吐着心曲:“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要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恸哭失声。总理生前早已和邓妈妈有约定,死后骨灰不保留,撒向祖国的大地。邓妈妈将总理的遗愿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党中央决定由我父亲和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代表中央治丧办公室,由张树迎、高振普代表总理生前党支部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使命。他们一行人穿过大会堂地下室,护送着总理的骨灰,离开了他生前熬过无数不眠之夜的地方,邓妈妈的车紧随其后。大约晚8时许,他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他们迈着沉重的步伐,登上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2型农用飞机。巨大的马达轰鸣声掩盖不住送行人的哭泣声,飞机缓缓升起,在深沉的夜幕下,我父亲透过朦胧的泪眼,仍然能看见邓妈妈久久地、久久地挥动着双手,向她的亲人、战友做最后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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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骨灰撒放的地点,是邓妈妈根据总理生前的遗愿,与中央有关领导反复商量后确定的,极具象征意义。第一个地点是长城,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周总理曾提议将长城作为我国的国徽和国歌歌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激励民心、凝聚民心;第二个地点是北京密云水库,这是总理多次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劳动人民一起劳动的地方,在这里他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这里也倾注着他对首都建设的心血和对首都、全国人民的关爱;第三个地点是天津海河,这是总理参加革命的发祥地,他在这里认定了自己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他也是在这里播下了爱的种子;第四个地点是黄河入海口(滨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为中华民族哺育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最后又无私地融入浩瀚的大海。总理正是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人类。总理也要从这里走向他魂牵梦萦的台湾岛,去看看那里的台湾朋友、同胞……父亲一行眼含着泪水,按照预定的地点将总理的骨灰撒出,那晶莹洁白的骨灰在风中飘啊、飘啊,他是多么眷恋着他的祖国、眷恋着他的人民、眷恋着他的未竟之业……(本文作者罗振系罗青长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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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青长,建国后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外交、情报、对台工作。


来源:「祖国网」;责任编辑:陈龙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