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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怀周”与《天安门诗抄》出版经过

  • 时间:   2018-03-01      
  • 作者:   李先辉      
  • 来源:   中华魂网     
  • 浏览人数:  187

  1977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童怀周”在民间出版发行了《天安门革命诗抄》(以下简称《诗抄》)第一集。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的王仰晨从老朋友张炜那里得到了一本。他如获至宝,激动地对张炜说:“这是人民的心声,时代的呐喊,应该让它永世流传。”

  他听说“童怀周”十六名成员都是搞教育的,缺乏编辑工作经验,就想,这些同志正在顶住压力,克服困难,利用业余时间编辑这些血泪诗篇,我是专职编辑,为什么不助他们一臂之力呢?

  

         一夜春风来,

 

  万朵白花开。

 

  欲知人民心,

 

  且看英雄碑。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摘自《天安门诗抄》

 

  王仰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最近默默地离开了我们。我为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而深感悲痛!

 

  人们在阅读《青春之歌》、《鲁迅全集》、《茅盾文集》、《瞿秋白文集》和《巴金全集》的同时,也许记住了这些名著的责任编辑王仰晨。

 

 

至于王仰晨帮助“童怀周”编辑《天安门诗抄》的事迹,可能鲜为人知。

 

  1977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童怀周”在民间出版发行了《天安门革命诗抄》(以下简称《诗抄》)第一集。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的王仰晨从老朋友张炜那里得到了一本。他如获至宝,激动地对张炜说:“这是人民的心声,时代的呐喊,应该让它永世流传。”他听说“童怀周”十六名成员都是搞教育的,缺乏编辑工作经验,就想,这些同志正在顶住压力,克服困难,利用业余时间编辑这些血泪诗篇,我是专职编辑,为什么不助他们一臂之力呢?尽管当时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尽管当时“童怀周”一位主要成员刚被捕入狱,《诗抄》的清样还被有关部门作为“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翻案的罪证而被查抄,王仰晨还是向“童怀周”毛遂自荐,主动要求参加编辑《诗抄》的工作。他把自己当年

在天安门广场抄录并珍藏的四十多首天安门诗词交给我,还建议对已编印的《诗抄》第一集进行修订,并继续广泛征集天安门事件的诗文和照片,力争尽快编印出附有照片的《诗抄》第二集。

 

  那时,王仰晨正忙于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他体弱多病,我们不忍加重他的负担,劝他只要指导指导就行了,他却说:“我们大家都怀念周总理,你们把我也当作‘童怀周’的一员好了。”从此,他就成了“童怀周”无名而有实的成员。诗稿,他帮助选;版式,他亲自画;装帧设计,他帮着找人;纸张缺乏,他帮忙设法解决;为了提高印刷质量,他联系新华印刷厂制版排印;校对,他当仁不让,一丝不苟。这一切,他都是利用晚上和节假日休息时间做的,而且没有丝毫报酬,自己还搭上了不少车费。

 

  一个星期天,我去他家取《诗抄》校样,见他倚靠在床头,大腿上放着一块木板,木板上摞着《诗抄》第二集的校样。见他支撑着病体在校对,我很过意不去,要他把未核完的部分给我,让我带回去由“童怀周”的成员分头校对。他说:“这是最后一校了,非常关键。你们缺少校对经验,说实话,我不大放心。”

 

  “好像地球离了你就不转了!”他老伴插话道,“都病成这样了,还不肯撒手。”

 

  “正因为我身体不好,更要争分夺秒抢时间……”他突然一阵咳嗽,随即吐出一口带血的浓痰。见此情景,我既惊慌又内疚。他却安慰我说:“不碍事,这是老毛病了。”看着他那瘦削苍白的脸和厚厚的一摞校样以及痰盂里漂浮的血丝,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蓦地想起了鲁迅的一句话:“在生活的道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

 

  天安门事件平反前夕,先后有几家地方出版社主动与“童怀周”联系,希望公开出版天安门诗词。王仰晨知道后,急切地对我说:“天安门诗词最好由国家级的出版社出版,这样影响大一些。”没过几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派人来与“童怀周”商定公开出版《天安门诗抄》的有关事宜。我问王仰晨是不是他促成的这件事?他笑道:“我哪有这个本事,只是向有关领导汇报了你提供的情况。其实,人民文学出版社许多编辑早就希望编辑出版天安门诗词了。”

 

  对《天安门诗抄》的“前言”,王仰晨不仅提了中肯的意见,还连夜秉笔修改。他说:“能为《天安门诗抄》公开出版出点力是我莫大的荣幸。”

 

  《天安门诗抄》公开出版后,“童怀周”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的七百元编辑费。“童怀周”想对王仰晨聊表谢忱,被他坚决谢绝了。后来,“童怀周”将编辑费捐献给了中国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王仰晨知道后非常高兴。可是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丙辰清明采风记》中提及他为《诗抄》所作的贡献,却引起了他的不安和不快。他说:“天安门诗词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群众血泪的结晶。你应该写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人民,不应该写我,我的事不值一提。”

 

  王仰晨离休在家时,仍旧争分夺秒抢时间,拼命地工作。

 

  有一天,我去他家拜访。他在仅仅只有十平方米的卧室兼书房里,伏案看稿,桌上堆着足有一尺高的校样,旁边放着放大镜,双膝用一床小棉被裹着,窗台上放着几个药瓶。他说风湿病和气管炎又犯了。我问他又在拼命忙什么?他说编《巴金译文全集》。我说您已经离休了,身体又不好,人民文学出版社还交给您这么繁重的工作?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争取来的任务。他说:“我对巴老十分崇敬。在职时,编完了《巴金全集》后,就想编《巴金译文全集》,因为诸多原因,未能如愿。退下来后,经过多方努力,才如愿以偿。”我说,我想写写亲历的天安门事件和《天安门诗抄》的出版经过。他说这些历史事件应该如实地记录下来,并说等《巴金译文全集》编完后,愿和我探讨这些问题。

        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完成了《“童怀周”与〈天安门诗抄〉》初稿。王仰晨看后,认为可以出一本书。我说如果将来出书,就请您写序。他立即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我既不是领导,又不是名人,更不是当年的‘四五’英雄,哪有资格写序!不过,我愿意帮你看看稿子。”

         一个月后,他约我去他家谈我那篇稿子。我一进门,他就十分歉疚地说:“实在对不起,我对你的大作动得太多了。”我接过稿子一看,上面有不少地方用红笔改过,还有一些用蓝笔写的批语。凡涉及到他的内容,他大都删了,并批注道:“删去的部分希望照办!”他淡泊名利的思想品格令我崇敬。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令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