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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最后征程

  • 时间:   2018-03-01      
  • 作者:   李立      
  • 来源:   《目击台海风云》     
  • 浏览人数:  437

身患绝症的周恩来说过,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光辉一生的最后征程

 

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在北京举行,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出席的最后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周恩来的努力,一批在文革初期被打倒或停止工作的老同志进入了中央委员会。邓小平随后还进入了政治局。

 

意味深长的6个字:不倒、不走、不死

  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他们又进一步影射攻击周恩来和叶帅等老同志在搞修正主义。许多老同志见到周恩来时都对他的处境和身体表示担忧,周恩来则意味深长地表示,无论如何要做到六个字:不倒、不走、不死。

最后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

  1975年7月23日,最后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嘱咐工作人员对新同志要搞好“传、帮、带”。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见厅,周恩来伫立“迎客松”画前,沉思良久。

 

对台湾问题的最后嘱托

周恩来

  总理一直亲自领导对台工作;领导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还亲自处理具体的涉台事务。

 

1975年是多事之秋,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大陆如何了解和看待蒋经国?如何把握好两岸关系?这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绝不可掉以轻心。应该说,周恩来对蒋介石接班人蒋经国的了解,远不如对他老子蒋介石看得“入木三分”,而对自称是蒋经国“嫡系”的蔡省三就更知之甚少了。

 

  周恩来:“托、托、托”

 

  罗青长说,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至今已有20多年了,但他的丰功伟绩与不凡风采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他在病重的最后一年,直至临终前仍惦念着祖国的统一大业。每每想起这些,我就心里特别难受,它不断地鞭策我加紧进行对台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方针,特别是1974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长沙再次重申:“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为此,1975年3月20日,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共同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其中第6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也向世人公开宣布,获释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一重大新闻,立即引起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内国际舆论一片震动。

 

  3月2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等受重病中的周恩来的委托,在北京饭店宴会大厅,接见并宴请全体获特赦释放人员。

 

  一些在台湾有亲属的获释人员,因担心回台湾会受到歧视或陷害、报复,所以大部分释放人员没有回台湾。只有王秉钺、陈士章、蔡省三、周养浩、王云沛、段克文、杨南屯、赵一雪、张铁石、张海商等10人提出回台湾,并被立即批准。

 

  蔡省三等10人一直滞留香港达140多天。其间,台湾当局一次次地不批准他们入台。先是张铁石因感到回台无望而被迫自缢身亡;后有赵一雪、杨南屯、张海商重返大陆;而王秉钺、段克文、陈士章、周养浩则相继远赴美国,除段克文接受“国际救总”救助,其余都住在留美的儿女家。留在香港的只有蔡省三和王云沛,王云沛于晚些时候病故香港。这样,留居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了。

 

  据蔡省三介绍,他在香港到港英移民局办理了8次延期居住手续,仍无台湾当局允许其入境的消息。他决计以“中间派”身份长期居留香港。一方面,以写作为生;另一方面,寻找机会主动从事对台湾方面的沟通工作。

 

  在此期间,蔡省三的行迹及其在香港多次发表的言论,不但引起了台湾当局对他的警惕,也引起了重病中的周恩来的注意。

 

  1975年是多事之秋,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大陆如何了解和看待蒋经国?如何把握好两岸关系?这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绝不可掉以轻心。应该说,周恩来对蒋介石接班人蒋经国的了解,远不如对他老子蒋介石看得“入木三分”,而对自称是蒋经国“嫡系”的蔡省三就更知之甚少了。

 

  蔡省三自从决定长期留居香港,便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1975年冬,经蔡省三申请,并得到中央统战部的帮忙,其已离婚、失散的妻子曹云霞被找到,并来到香港与他团聚。妻子靠从江西农村一位长者那里学来的医术在香港开了一家诊所;蔡省三则为谋生而从事写作。他每天为香港《新报》特辟的《蔡省三专栏》写时事评述,每天800字左右,开了香港报业的先河。《蔡省三专栏》每天同时在香港、台北、美国三藩市和澳大利亚等四个地方见报。期间,蔡省三还同妻子先后用本名或笔名出版了《蒋经国与苏联》、《中共释俘的来龙去脉》、《赣南忆旧录》、《蒋经国系史话》等等。

 

  蔡省三的文章,病危中的周恩来不可能都能读到,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新华社大本《内部参考》连载4期),病危中的周恩来每期必读。文中,蔡省三凭着对蒋经国先生的了解和理解,判断蒋经国上台后“三不会”:

 

  (1)不会出卖台湾,向外国卖身求荣;

 

  (2)不会投降大陆;

 

  (3)不会把台湾搞乱,而能有一番作为。

 

  蔡省三在香港发表的一些言论,引起了病痛中的周恩来的极大兴趣。

 

  罗青长说,1975年9月4日,病重中的周恩来总理看了蔡省三的访谈内容很重视,他用颤抖的手在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批示:

 

  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

 

  这是周恩来就台湾问题的最后批示。

 

罗青长最后一次见总理

 

   罗青长说,1975年12月20日早晨,危在旦夕的周恩来迫切提出要见我,因为当时我兼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但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无理拒绝。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急了,“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邓小平坚定地说。

 

  我赶到医院时,总理正陷于昏迷状态。我在外面等着,眼泪直往心里流,为总理的生命担心;为总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操心国家大事,关心台湾问题的解决而心痛。

 

  一直等到中午,总理苏醒过来,我在总理病床前坐下。看得出,总理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凝聚起体内的最后一点精力,顽强地支撑着,听我汇报台湾的有关情况。总理在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

 

  经医生抢救,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我歉意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脸去,泪如雨下。这就是我们的总理,就是病到这种程度,还一心想着工作,他的心里只装着祖国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我守候在周总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1点多钟,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终生的诀别。敬爱的好总理为人民耗尽最后的一分光、最后的一分热,为革命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今天再讲这段往事时,仍然止不住地要流泪。总理一直亲自领导对台工作;亲自领导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还亲自处理具体的涉台事务。

 

  我常常听总理谈起张学良。总理肯定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挽救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新中国成立前,只要一有机会,周总理就向社会呼吁,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

 

  建国后,周总理一直念念不忘在台湾的张学良。1961年在西安事娈25周年纪念会上,政协副主席高崇民作诗怀念张学良将军,有两句话是“座中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东南。”周总理当场说:“‘憔悴’两字太消极,不符合张将军的性格,应改为‘一人奋斗在东南’。”

 

  我想起总理多次要办公室通知政协及有关部门照顾张学良的亲朋及故旧。许多事常常是总理亲自处理。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也是我军的一名战将,他1933年入党,解放后担任海军副参谋长。当他被派往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深造时,苏联人不理解为何中共中央派一个大军阀的儿子来学习,不肯接受。周总理亲自向苏方作解释工作,张学思才被允入学。“文革”期间张学思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病重身危。周总理得知后,亲自批示要医院尽力抢救。但由于林彪集团的肆虐,张学思被迫害至死。又是周总理几次指示海军要查清迫害张学思的问题。

 

  1974年,周总理亲自批示要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要见报。周总理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为被禁多年的张学铭平反,推动查清张学思被迫害一案,更重要的是告慰在台湾的张学良。

 

  总理经常说,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每当我想起总理在重病中写下的“托、托、托”,我就禁不住地感到痛心和难过。眼前总是浮现出总理关心台湾问题的那双明眸,好像总理在责备我没做好工作。台湾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我心里总感到愧疚,对不起总理生前的最后嘱托。总理生前没能看到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他是死不瞑目啊!

 

  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挂念着台湾问题。他还嘱告叶剑英等人,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并要求丧事从简,遗体解剖,不留骨灰。

 

  伤心最是一月八

 

  周恩来的逝世对罗青长来说是最难过,最痛苦的,至今回忆还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他满怀深情地说:

 

  1976年1月8日,一个极平常的日子却因为一位伟人的去世而平添了几分凄凉悲壮,增加了无限的哀思愁绪。每逢这个日子我就会回想起当年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氛围,就会感受到当年那万人空巷送总理的感人场面,就会追忆起当年我手捧着总理的骨灰掺和着悲伤的泪水缓缓地、缓缓地将它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每逢这个日子,我的心就会颤抖,泪眼中浮现出那难忘的往事。

 

  1976年1月8日凌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一个不祥的念头在我脑海中掠过,莫非是……我不敢去想,也不愿意去证实那我们亿万人民最不情愿面对的事实,尚未听清对方的通报,泪水已模糊了我的双眼。此后几天,我和我的家人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我自30年代起即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40年的风风雨雨,40年的谆谆教诲,40年的关怀庇护,而今一朝失去,悲痛之情难以言表,往事历历在目。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帮”的怂恿和操纵下,一小撮坏分子大搞打砸抢,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残害革命干部,甚至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也受到严重威胁。我实在想不通,跑去请示周总理。当时,总理正忙于辅佐毛主席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艰巨任务,同时担负着内政外交的浩繁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我从夜里7点钟一直等到次日清晨7点钟,周总理才在百忙中抽空见了我一面。他听完我的汇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心中无他,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揭发。”三句话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周总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崇高品格和光明正大的磊落襟怀。这三句话,使我的心胸豁然开朗。在那非凡的岁月里,正是这三句话,使我和一些同志经受住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

 

  我记得,林彪、“四人帮”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道路,极力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在那种极端复杂困难的环境里,周总理一方面要保证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一方面又要花大力气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确实很难啊!但是,周总理为了党的事业,无私无畏,旗帜鲜明地为广大干部说话,为广大干部伸张正义。他曾经对我讲过:“对干部就是要挺身而出,该保就是要保。要一分为二,要功过分明。”总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凡是周总理力所能及的事,他都为干部们想到了、做到了;凡是周总理鞭长莫及、爱莫能助的事,他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给那些处于逆境的干部送去党的温暖,鼓舞他们的斗争勇气。傅崇碧同志曾十分激动地跟我谈起,在他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被投入冤狱前,周总理一再叮咛他,要经受住考验,好好读书,注意身体,将来工作总是有的;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他的人身安全,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周总理不仅关心党内同志,他还十分关心诸如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李宗仁、章士钊等党外人士,关心他们的生活,也关心他们的学习、进步和健康,嘱咐我们要多方照顾。1974年,周总理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当他得知傅作义先生病重时,仍要我陪同前往医院探望。总理向傅作义先生亲切问候后,拉着他的手说:“傅作义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劳的。”当时已在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先生,听了这诚挚而温暖的评价,心情十分激动。他虽然已经不能讲话,但他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表示深切的欣慰。

 

  我记得,周总理对我个人的关怀与教诲更是一言难尽。他不仅在革命道路上引导我前进,而且在政治上、生活上对我严格要求,并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这种阶级之情、师长之谊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当一小撮坏人对我实行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时,周总理多次出面干预。特别是1969年,有人纠合一伙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冤案,诬陷罗瑞卿同志和当时已故的李克农同志以及我们一些同志为“反革命阴谋集团”,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私设专案审查,使我积愤成疾,又不能得到应有的治疗。这时,周总理将外出巡视,临上飞机前,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派随从医生赶到医院,代表他老人家看望我,并向医院传达了他的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为我积极治疗。这样,我的疾病及时得到治疗。1972年,我因病要动手术。周总理不仅请邓大姐前来看望,而且派他的保健医生和医院主治大夫共同研究了医疗方案。动手术时,周总理和叶副主席商量,委派了一位领导同志临场观察。在周总理和叶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手术顺利成功。

 

  

 

  送总理最后一程

 

   罗青长说,当时党中央已任命我为周总理治丧办公室副主任,我必须强忍着悲伤为敬爱的总理送好最后一程。

 

  那时,仍然是“四人帮”当道,他们肆意横虐,提出种种限制,刁难人民群众悼念自己的好总理。罗瑞卿大将在总理生前关怀下,从监狱里刚出来,正在福建就医。“四人帮”以京外人员不得进京为由,不允许他回京吊唁。他得知我在治丧办公室,便给我打电话请我帮忙。我回答他说:“你是中央军委的顾问,当然是京内的人,可以回来。”李鹏同志当时在水电部工作,他的父亲李硕勋烈士是总理的老战友,李硕勋牺牲后,李鹏母子受到总理多方面的关怀照顾,可是他们也被剥夺了与总理告别的权利。李鹏同志找到我,我当即安排他们母子与总理见最后一面。李鹏同志的母亲赵君陶大姐看到总理憔悴的遗容,当场晕倒过去。长期担任总理警卫任务的龙飞虎同志(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慕丰韵同志(原公安部局长)一个“下放”在陕北榆林,一个尚未“解放”,我设法通知他们,并安排他们向自己最敬爱的首长致以最后的敬意。当时找我的人很多,有我认识的,也有素昧平生的,我都尽量给予安排。其中感人最深的是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他给总理理了20余年的发,两人感情至深。总理病重期间,朱师傅多次恳求去给总理理一次发,总理怕朱师傅看到自己的病容难过,宁肯自己的胡须长得很长,也谢绝了朱师傅的好意。如今,谁也无法再阻止这位老人的请求,他饱含着热泪,小心翼翼地为总理理完了最后一次发。事后他告诉我,为了表达对总理崇高的敬意和永志的怀念,他悄悄地将总理的头发屑保存了起来。这就是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和一个平民百姓之间感人至深的生死之交。周总理无私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人民,甚至连自己的骨灰都毫无保留地归还给了养育他的土地,但是,人民留住了他。

 

  1976年1月11日下午,根据周总理生前的遗愿,他的遗体将送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火化。这对全国人民来说,不啻又是一声晴天霹雳。连日来,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往治丧办公室,人民群众强烈要求保留住总理的遗体,以便今后瞻仰。我的办公室里也电话声不断,许多老同志抽泣着希望不要让总理离开我们。我把他们的请求转告给了邓颖超大姐,邓大姐说,“感谢大家的好意,但烧骨灰、撒骨灰是恩来生前和我约定的,这也是一场革命,希望你们理解、支持。”她嘱咐我和统战部副部长李金德同志主管好火化事宜。我随即请来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冯晋臣同志,叮嘱他万无一失。下午3时许,总理的灵车缓缓地离开北京医院,驶向长安街。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人们扶老携幼,冒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伫立在道路的两旁,秩序井然,象往日迎候着总理的来,今日又迎送着总理的去。灵车所过,哭声四起,撕心裂肺,人们翘首仰望,希望再看一眼自己的好总理,希望自己的好总理再看一眼他心悬不下的人民。灵车最后驶入八宝山,总理的遗体静卧在鲜红的党旗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邓大姐向她的亲人、战友作最后的告别,人们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任其宣泄,一下子扑向总理的棺椁,嚎啕大哭,希望唤醒总理,希望留住总理。最后的告别终于不可避免了,在人们的哭唤声中,身穿崭新制服的殡仪工人恋恋不舍地将总理的遗体送入粉刷一新的火葬炉,熊熊的烈火燃起,总理在烈火中得到了永生。

 

  1976年1月12日至14日,总理的骨灰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供各界人士吊唁。14日晚,在蒙蒙的夜色中,邓大姐在总理生前党支部成员的陪伴下,将总理的骨灰盒移往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时存放。邓大姐不愧是周总理相濡以沫的知己,她知道总理走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台湾问题,她想让总理再在这里歇歇脚。我自1952年起即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长期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分管对台工作。我知道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就是在周总理的亲自提议下设置的,厅内的一切摆设都是按照他的安排摆放的。总理为设立台湾厅曾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我具体管理台湾厅从立项到建设的全过程。那时,林彪想要搞个什么他个人的纪念馆,总理力主要建台湾厅,并得到中央的同意。我记得台湾厅的好多石头、砖块都是从台湾运过来的。台湾厅挂什么画,也是总理经过考虑精心挑选的。厅中悬挂的一幅郑成功画像,是总理吩咐我到故宫博物院,向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同志调来的,总理同时嘱咐我复制一幅,通过关系赠送给蒋介石父子,暗示蒋氏父子不要卖国。由此可见,总理用心之良苦。还有台湾厅的说明词也是总理亲自拟妥改定的。

 

  1975年1月15日,全国下半旗向周总理志哀。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四人帮”千方百计地阻挠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悼词,叶帅和先念等同志据理力争,才使小平同志得以代表党和人民向他的亲密战友致以最后的敬意。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同志光辉的一生,他眼含热泪,情真意切,全场一片呜咽之声。我的老伴杜希健同志当场哭晕过去,从此她的身体便每况愈下。

 

  不留骨灰,心系台湾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就在这一天,邓颖超同志向党中央提出了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总理留下了对他的骨灰处理的遗嘱,也体现了他对台湾问题的关心。邓大姐(邓颖超)根据总理“不留骨灰”的遗嘱,尽快作了处理。

 

  1976年1月12日,邓大姐对总理生前的两位警卫高振普和张树迎说:“恩来同志(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就不称呼总理了)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你们俩跟随恩来同志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由你们2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们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

 

  邓大姐说到这里嗓子哽咽了,她强忍着眼泪,克制住自已的感情,继续对他们说:“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高兴。高兴的是,恩来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以办成,就要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还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我岁数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办,你们二人是党支部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们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

 

  听了邓大姐的一番话,我们更加理解邓大姐此刻的心情。总理去世后的这几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非常悲痛,人们冲破各种戒律,用各种方式悼念总理,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为了给人们以安慰,给广大群众更多的悼念机会,高振普向邓大姐提出,是否可以把总理的骨灰多保留几天,然后再撒。邓大姐摆了摆手说:“我的请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们俩说一遍,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邓大姐让她的秘书赵炜和高振普、张树迎去找一找,哪个地方可以撒,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但当时天气寒冷,很多地方都结了冰,没有选中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并规定了投撒的时间、地点。

 

  罗青长说,晚7时半左右,邓大姐带着我和总理生前的工作人员缓步走入大会堂西大厅,总理的骨灰盒已安放在那里。我们随邓大姐向总理的遗像默哀,然后总理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同志打开骨灰盒,邓大姐双手抚摸着骨灰,双眼含满了泪水,她喃喃自语,像是在向总理倾吐着心曲:“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要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恸哭失声。原来,总理生前早已和邓大姐有约定,死后骨灰不保留,撒向祖国的大地。邓大姐将总理的遗愿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党中央决定由我和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代表中央治丧办公室,由张树迎、高振普代表总理生前党支部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使命。我们一行人穿过大会堂地下室,护送着总理的骨灰,离开了他生前熬过无数不眠之夜的地方,邓大姐的车紧随其后。大约晚8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登上飞机。这是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2型农用飞机。巨大的马达轰鸣声掩盖不住送行人的哭泣声,飞机缓缓升起,在深沉的夜幕下,透过朦胧的泪眼,仍然能看见邓大姐久久地、久久地挥动着双手,向他的亲人、战友做最后的告别……总理骨灰撒放的地点,是邓大姐根据总理生前的遗愿,与中央有关领导反复商量后确定的,极具象征意义。第一个地点是长城,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周总理曾提议将长城作为我国的国徽和国歌歌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激励民心、凝聚民心;第二个地点是北京密云水库,这是总理多次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劳动人民一起劳动的地方,在这里他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这里也倾注着他对首都建设的心血和对首都人民的关爱;第三个地点是天津海河,这是总理参加革命的发祥地,他在这里认定了自己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他也是在这里播下了爱的种子;第四个地点是黄河入海口(原垦利县,现在的滨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为中华民族哺育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最后又无私地融入浩瀚的大海。总理正是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人类。总理也要从这里走向他魂牵梦萦的台湾岛,去看看那里的台湾朋友……我们眼含着泪水,按照预定的地点将总理的骨灰撒出,那晶莹洁白的骨灰在风中飘啊、飘啊,他是多么眷恋着他的祖国、眷恋着他的人民、眷恋着他的未竟之业……

 

  在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了最后一包骨灰。整个过程经历了近4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有停留,没有惊动任何人,更没有搞什么仪式,完成了总理生前的遗愿和邓大姐的重托。

 

    本文节选自《目击台海风云》 出版社:华艺出版社 作者: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