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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媳妇眼里的周恩来

  • 时间:   2018-03-01      
  • 作者:   邓在军      
  • 来源:   (石明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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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在军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电视艺术家,是中国电视晚会特别是春节晚会的开拓者之一。但她还有个相当“特殊”的身份——她的丈夫周尔均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子。因此,邓在军撰写的《屏前幕后——我的导演生涯》一书,除了披露一个电视导演的幕后故事外,还有不少内容事关她与中南海西花厅的交往。我们分两次刊出该书的精彩内容。

  初见恩来伯伯

  1955年5月的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当时,西南军区撤销不久,我也从昆明调到了北京海政文工团。离开昆明前,我接到周尔均从重庆的来信,信中有句话让我有些莫名其妙:“你到北京后,应该去看看伯伯,看看总理。”对于信中的“总理”,我没反应过来,还以为是尔均写掉了字。到了北京我才问清楚,他所说的伯伯和总理,就是国务院周恩来总理。

  果然,调到北京不久,我那天正在练功房练舞,突然接到总理卫士长成元功的电话,他说总理要见我,让我等着,他会来接我。

  我的心就怦怦跳起来了。我赶快换了海魂衫,重新结好两条长辫子,梳洗打扮了一番。我猜想,总理派人来接我,这下可以坐一回小车了,我还从来没有坐过小卧车呢!

  成元功来了,真的是“小车”,而且比一般的小卧车还小:是辆三轮车。

  总理的卫士长坐着三轮车来接人,我非常惊讶,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一个骗局。但想来想去,这种骗局是没有理由的。走着瞧吧,我不再多想,坐上了三轮车。

  中南海大门有当兵的站岗。通过门岗后,我的心放下来了。这里是过去的皇宫,又正是春夏之交的五月,琉璃飞檐,红花绿树,显得很有气派。这天阳光很好,花香扑鼻,可是,越往前走,我的心情越紧张,就像个临考前的小学生。我不知道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样的场面,也不知道见到周总理后该讲些什么。

  西花厅终于到了。总理和七妈(按照周家的大排行,侄儿女辈通常称呼总理为“七伯”,邓颖超伯母为“七妈”)邓颖超在厅门口迎接我。当时还没电视,但从新闻纪录片上,我已经多次见过总理形象,因此一眼就认出来了。总理微笑着打量了我一下,连说:“好好好。”七妈很高兴,说:“我们一直在等你。”他们一下就让我感到了亲人般的温暖,也就不那么紧张了。

  进屋后,他们让我坐进沙发。七妈一直对我笑眯眯的,问我多大啦,工作怎么样啊,高兴地问个不停。当听说我是独女时,七妈更乐了,说:“那你跟我一样,我们家我也是独女。”又转头对总理说:“她是独女,我也是独女,而且都姓邓,好。”总理也特别高兴。我的心情也就越来越放松了。

  可是,当问到另一个问题的时候,屋里的气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是总理问的,他问到了我的家庭出身。——刚到部队填入伍表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成分”,只晓得我爷爷是“大爷”,一旁的宣传队分队长说:“大爷,就是地主嘛。”我说大概是吧,就不知轻重厉害地填了上去,稀里糊涂地成了“地主”的后代。

  以往想到出身,我心里也不好受,但因为是业务骨干,在文工团的环境里,也还没有因此受过罪。这会儿,我忽然意识到事情不妙了。可是,我不能撒谎,只能老老实实回答,难过地吐出那两个很重的字:“地主。”

  听到我的回答,总理似乎愣了一下,七妈的表情也有些变化。这多少出乎他俩的意料。注意到这种变化后,我才真正感到事情的严重性,突然意识到我的出身已经变得非常可怕,它可能是我和尔均之间的巨大障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时间我泄气地低下了脑袋。

  总理很体贴人,看到我在发愣,他立即笑着哦了两声,说:“没事,没关系,我也是出身在一个封建的大家庭嘛,我们都需要学习,需要改造。”

  我抬起了头。我注意到,刚才总理说的是“‘我们’需要学习”,非常平等的口吻,这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我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也产生了一丝新的希望。

  七妈也插话进来,进一步缓和了尴尬的局面:“孩子,你今天就在我这儿吃饭。为了你,我们特意加了一个菜。”

  那会儿,我心里装满了佐料:苦辣酸甜全都有。不过,这顿饭吃得很香。记得的菜有伯伯爱吃的“狮子头”、梅干菜,还有一盆汤和一盘青菜。开饭时,七妈说:“今天请你吃二米饭。”我当时不懂什么是二米饭,端上来一看,有黄的,有白的,其实就是小米和大米。七妈说:“你们年轻,千万别忘了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二米饭不好吃,那盘梅干菜却非常合我口味。

  临走,七妈笑眯眯地对我说:“孩子,常来玩儿,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

  一听这话,我心里踏实了。心想,“面试”过关了,以后还有机会再吃总理家的梅干菜。

  我的冒失

  当时,尔均还在重庆工作,我们只能“千里共婵娟”。此后几个月,星期天没事,我就老往伯伯家跑,成了西花厅的常客。随后不久,我和尔均办了一件让我们后悔的事情。

  当时尔均出差,从重庆来到北京,我们便相约一起去看七伯和七妈,他俩很高兴。七妈喜爱照相,她用那种方框的“莱卡”相机,特地给我们照了几张照片。饭后,伯伯让人给我们拿来两张票。当时,北京正要召开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这是两张开幕式的票。总理说:“我也没什么好招待你们的,送两张票子,你们明天一起去吧。”交给我们票的时候,伯伯还特别交代两条;“一,票子不要送给别人;二,要坚持看到底。”

  我们答应了,却没有认真想过伯伯为什么要强调这两点。

  开幕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我们的座位很好,紧挨主席台。可是,我们两人对体育兴趣都不很大,又是久别重逢,因此有些坐不住。看了一会儿,尔均说:“后天就要回重庆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咱俩去照张相吧!机关同志托我带的东西也没去买。”这话正中我下怀,我立马就站了起来:“走。”

  恋爱的人注意力太专一,我们都忘记了总理的叮嘱。

  第二天,我们又到了西花厅。总理笑着问:“你们见到毛主席了吧?”

  我莫名其妙:“毛主席?没见到啊。”

  总理说:“怎么,你们没去看开幕式?”

  我突然想起了总理的叮嘱,有些惭愧:“我们没看完就走了。”

  总理苦笑着叹了口气:“你们这些孩子啊。”

  七妈说:“你们伯伯对党和国家机密,总是守口如瓶,从来不和我说,我也不问。他知道毛主席要去看运动会,中间才能去,但伯伯又不能事先告诉你们,只好预先给你们打招呼,叮嘱你们坚持看到底,给你们亲眼见一次毛主席的机会。”

  我们自然后悔不迭。

  伯伯还问我们退场后票怎么处理的,我们说门口等票的人很多,送给他们了。伯伯批评我们缺乏安全观念,因为我们的位置紧靠主席台。

  我和尔均还同总理打过几回乒乓球。总理亲切随和,在他面前,我慢慢就变得无拘无束了。当时,我不知道他胳膊有问题,上了球桌,就有一份好胜心理,为了赢球,我又抽又吊,

  希望他会夸奖我的球技。伯伯打得也很高兴。可是秘书出来干预了,提醒我:“总理胳膊不好,你别那么吊球!”伯伯正打得兴起,连说:“没问题。”我这才知道自己有点冒失。

  我真正的冒失,是自作主张,给伯伯转过一封陈沂的信。陈沂叔叔是位很有才华的老革命,50年代曾任总政文化部长,后来被错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我去贵州采访,他和夫人马兰阿姨正好回家探亲,碰见我,就对我说了他的事情。他写了封信,希望我帮他转给总理。我很同情他的遭遇,不知深浅,居然满口答应,回来后真的把信递给了伯伯。总理对陈沂的情况很了解,他亲自过问了。但事后伯伯对我讲:“以后,不要再给我递信了。你给递信来,又没有批件,这算公事还是私事?今后不准这样做了。”我这才醒悟,政治的事情太复杂,远不像和伯伯打乒乓球那么简单。

  周家的家规

  周家家风严谨,家规严格,我深有体会。众多的家规中,恩来伯伯特别强调的一条是:“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造成不好的影响。上几代,周家是个封建大家庭,你们要自觉改造自己。不能学八旗子弟。”

  在这方面,长辈的表率作用很好。尔均的父亲、我的公公周恩是总理的弟弟,他是个文化型的革命者,早年曾跟随恩来伯伯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过一段时间,兄弟俩情谊很深。建国后,周恩从不因此自我标榜,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周恩来的弟弟。他热爱京剧,和戏剧大师梅兰芳私交甚笃。梅兰芳去世,公公为《文汇报》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回忆了上海沦陷期间,他遵周恩来所嘱,想方设法请梅兰芳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的往事。这是一篇很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发表时,为了隐蔽身份,用“翕园”署名。七妈看到文章后很高兴,特地告诉我和尔均:“你们爸爸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他这篇文章的署名用的是别号,没有用恩,这样做很对。”应该说,这条家规,我和尔均都遵守得很自觉。“文革”中,总理有时会问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邓在军在你们那儿表现怎么样?有一回,军宣队的头头问我:“邓导,总理特别关心你呀,问你在这儿表现怎么样,你怎么认识总理的?”我就装糊涂,说我原来在文工团,跳舞认识的。

  后来搞电视转播,我被中央电视台列入进出人民大会堂等场合的“常备名单”,经常见到总理。可是,见面我从不打招呼,谁也不知我是总理亲属。一次在民族文化宫转播,里面有个过道,临时作为安放摄像机的位置,过道正好通首长休息室。巧了,那回总理和一群领导过来,和我碰了个面对面。我愣了,不知该怎么办?那会儿,我就像一个经验不足的地下党员,接上头了,又怕被人识破,脸上没表情了,也没有一句问候,最后竟然生硬地转身就走。当时,我的确是个没经验的教条主义者,心里就想着那条家规:公开场合不能给他打招呼,不能让人知道我是他的亲属。回来想想,又觉得这样处理有些不对头,好像挺别扭的。后来和伯伯见面了,我说起这次遭遇,问伯伯是不是生我气,伯伯笑了,说:“你做得对。”

  (石明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