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老红军张敏在京谢世,丧事从简不搞告别仪式

来源: 中华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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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剧照是老红军张敏出席2017年春晚时,张老身着老式绿军装抓拍的照片,遗憾竟成为遗像(1924-2019)  ,享年93岁。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老红军、原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红色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张敏,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7月12日13:37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遵照老红军张敏遗嘱:“病故后一切丧事从简,不搞追悼会,不进行遗体告别等仪式。”

   经家属研究决定:不举行告别仪式等活动。但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追思和慰问。

 

                                                 红色文化研究院张敏治丧委员会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



这张剧照是老红军张敏出席2017年春晚时,张老身着老式绿军装抓拍电视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张老在2017年春晚候场贵宾房休息时的老照片。


张老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返乡是和乡亲们合影留念。


   附件一:《张敏同志生平自述》

   一九二四年,九月九日我出生在四川省巴州平昌县张家湾村。一九三三年九月,红军来到了我的家乡张家湾。一九三四年九月,我在仪陇县加入了红军。当时我十岁。参加红军后,我被编入红四方面军第二六五团。我参军的时候,正是红四方面军反国民党六路“围剿”决战阶段。刚参加红军时,年龄小,背不动抢,不能上战场打仗,营长叫我作宣传员。那时红军中有许多与我年龄差不多的红小鬼,多数是宣传员。我们部队有一个剧团,叫“新剧团”, 我在新剧团任宣传员。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是搞宣传,每到宿营地或者比较安全的地方,我就把小鼓拿出来,蹦蹦跳跳的一边敲鼓一边给大家唱歌说快板,活跃气氛鼓舞情绪,缓解大家的疲劳。1934年11月我从265团调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我到总医院的那个时期是总医院规模最大、成就最辉煌、环境最恶劣、战争最残酷的阶段,在红军历史上,那个时期的红军总医院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辉煌的顶峰。我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工作了将近一年,那段日子使我终生难忘,在那里我结识了许多许多首长和战友,也学到了许多本领,总医院的生活为我后来从事部队医疗工作奠定了基础。 

    1935年,离开川陕苏区革命根据地,我们红四方面军向川西进发,经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到威州、荗州,然后到黑水、六合过毛尔盖、懋功、

    后来部队开向天全、芦山,说要打成都。住了一段时间没有行动,而后敌人向我们进攻,部队撤向道孚、炉霍、瞻化,以后又到了甘孜,翻越夹金山、党岭山,这是两座途中最高的山,终年积雪,没有像样的路。到甘孜后,二方面军来了,两军会合后36年底北上进入草地。

    草地茫茫无际,杳无人烟,东南西北方向难辩,部队像集体阅兵方队一样通过,个人跟不上,掉了队,那只能同野草共存亡了。小便边走边尿,大便不能超过一两分钟,不然赶不上队伍了。绝大部分地平坦,低洼处,下面积水,黄褐色臭气熏天,绝大部分平坦,低洼处下面积水,黃褐色臭乧熏天,表面长长着青草,脚踏上去,软绵绵的,陷进去难拔出脚来,牲口和人陷进去的,我也亲眼见到过。

    出发前上级叫每人带20天干粮,米锅粑、炒面、炒米、再带上一些盐。随走随吃,不到目的地带的干粮就完了,只有找野菜吃,凡是柔软、嫩的能充饥的都是好东西。有水芹菜、灰灰菜、车前草、野葱、黄花草、嫩植物等,走在前面的部队可采到,走在后面的部队就难了,没有办法,只有喝点盐开水。

    进草地还要带一些木柴,干牛粪是最好的燃料,引火器以火镰最为普遍,是两块石头,火柴很少,草地没有树木,烧火用散落在地上的干牛粪,牛粪火力不强,烧水慢,有时水还未烧开,出发号就吹响了,马上就得走。

偶而搞到点牛羊肉,吃肉后,大家分点皮,在牛粪火中把毛烧掉,刮干净煮了吃。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吃野菜和肉皮都很香。有不少同志找不到吃的,体力不支,倒下了。走草地的最后几天,由于过度疲惫和饥饿,身体越来越虚弱了,没力气,迈不开双腿,走不动。坐在地上,心想:这回走不出草地了。过了一会,一支骑着马的小部队赶过来,其中一位首长走了过来,看我虚弱的样子,问道:“你怎么样?是病啦,还是饿的?”我说:“没东西吃了,饿的”那位首长告诉身边的同志给了一碗青稞面,我靠这碗青稞面,算是幸运的闯过来了。后来听说那位首长是个军长,名叫王宏坤。

    走出草地后不久,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而后进入甘肃镇原县休整。上级命令我们30军、33军、4军过黄河西进,到新疆,打通国际路线,一部分部队过去了,就是后来的西路军。我所在的部队刚到渡口,国民党数架飞机狂轰滥炸,伤亡众多,损失惨重,渡河失败,部队回撤。我被炸弹片炸伤头部,昏昏迷迷四五天,幸运地活了下来。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我给肖克军长当勤务兵。同年,我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1937年部队从西安出发,渡过黄河开到山西侯马。部队经过和顺县、昔阳县,数天行军到辽县(左权),我们129师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建立了太行根据地,首战阳明堡,烧日本飞机24架,和日本周旋八年,首先粉碎日本的九路进攻。继而,黄岩洞保卫战,上党战役和最坚苦的百团大战。这时我在129师卫生部、二所给杨世才指导员当勤务,以后在三所当看护,

    1938年经邓班长和彭世才副指导员介绍我入党。当时的党员是秘密的进行活动,1939年组织上选送我们去129师卫生学校第五期学习。学校没有固定校址,随战争变化,不断移动,边学、边打仗。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校址,哪里就是课堂。不管是村庄、庙宇、森木、岩洞、山洼、大树下或墙角都作为课堂。背包当凳子,双膝当桌子,翻书就上琛,敌人来了背上背包就跑。夜间轮班站岗放哨,有时还要出去侦察敌情。

    1942年初毕业,将我派到十八集团军总部特务团当医生,部队驻在辽县桐峪、麻田一带,这是个八路军老医院,设备和技术在当时是军区最好的医院,有很多光荣传统被保留下来了,分配到医院的同学不多,组织上把我放到这个医院是对我一种关怀,所以我在工作学习上都很努力。当实习医生时。单独管病人,有处方权、带医大同学实习。半年后转为正式医生,兼医大教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一般外科常见病,多发病可以 作出诊断和手术治疗。

    1944年,时局比较稳定,我提出去延安上学,要求调动工作。团里同意了,找到卫生部钱部长,他说你年轻多学点知识好,并亲笔给我写了一封致延安中国医大校长王斌介绍信,这时特务团欧志富团长也要去延安,我和他同行,通过敌人重要封锁,到了延安。

    到延安后,我在中央医院门诊部工作,按触到的医生护士比前方好,向他们学习在前方学不到的东西,我很高兴,工作积极主动,值夜班,出诊我都去。后来中央医院工作忙,又叫我去医院传染科,

    1945年8月15日夜,传来好消息,日本投降了,过了几个月后,46年初,学校动员迁东北沈阳。我们以愉快的心情,从延安出,经米脂、绥德、山西的苛兰、五寨、左营。到了承德,这时正巧碰上过去在八路军野战医院卫校的老师徐福静和卫生部的王肇元部长,他说:“你们来得正好,我这里太缺人了,就在这里吧。”于是把我们安排在承德工作。徐老师让我到她工作的热河省陆军医院。

    在这里工作数月之久,征得张政委徐老师同意,热河省中央局组织介绍回到张家口医大(这时学校和晋察翼白求恩卫生学校合并改名--白求恩医科大学),学期四年。本期同学除我以外都是从蒋管区到解放区的初中、高中、个别大学青年学生,因为在蒋管区“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 待不下去了,通过我们城市工作部关系到解放区。

    1948年,我班全体男同学去前线,一面实习,一面等待太原解放,接管太原。住在榆次,每天从前线下来不少伤员,从后方向前方部队运送军需物资,还有棺材。太原外围战争打得很激烈,我军紧紧包围阎锡山半年多,八路军集中兵力用炸药包子于4月27日淸晨解放了太原。我们10时进城,徐帅是军管会接管太原的总指挥,医药接管组组长是张步锋部长,我和赵近贤、赵效东三人接管省立医院,我为组长,虽然我们是战胜者,但是阎军长期统治山西,军事上的胜利只是表面的,敌伪顽还沒有肃清,白天晚上脑子里担心他们杀人、放火,破坏医院,心情很紧张,害怕得发愁,自己年青没有管理医院的经验。原来院长邢玉亭,山东齐鲁大学毕业,六十余岁,医院的主任及各级领导都有很高的学历,年龄三四十岁,我们三人20多岁是尚未毕业的学生,毛孩子,怎么管这样的医院,完全靠军管会这个牌子和党的城市政策。

    接管工作尚未结束,学校宣布我期同学毕业,分配工作我被分别到石家庄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和平医院是医大的附属医院。白求恩增在晋察冀军区工作,病逝在军区的医院。白求恩是国际友人为了纪念他,所以将医院改称为国际和平医院,半年后转为正式医生,兼医大教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一般外科常见病,多发病可以 作出诊断和手术治疗。

    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毛主席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指示,祖国人民积极响应贯彻执行。华北军区组织了赴朝手术队。和平医院领导决定我参加,当手术队队长,勉励我好好工作,以白求恩为榜样,发杨国际主义精神,接到命令后十分高兴,认为是党和人民对自已的信任。50年10月11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配属39军,首次云山战役,接收300多伤员,在美军飞机大炮轰炸下,冒着生命危险,夜以继日的手术,奋战九天。接着二、三、四次战役克服种种困难和危险,救治和转运大量伤员,荣立小功(当时只设大功、小功两级)。

    回国后任职:

    1953年秋回国

    任华北军区北戴河干部疗养院外科主任。

    1954年去东北201医院战伤医疗研究组胸外科,工作学习一年

    1955年任新组建的262医院外科主任。

    1965年去承徳266医院外科主任。

    1967年文革初调任269医院副院长。

    1969年任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

    附件二:【春晚揭秘】长征记忆已刻在每位老红军的生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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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网消息:刚才也提到,最初春晚剧组探访了10个居住在北京和外地的老红军,不过,考虑到老人身体状况问题。因此,除了刚才片子中这位王定国老人外,最终剧组在北京选择了二位身体状况相对良好的老红军。

    今年满一百岁的老红军胡正先身患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脏病,但老人讲到长征途中的故事如数家珍,遥想胡正先当年,14岁参加红军,在长征途中作为被称作“千里眼”和“顺风耳”的通信兵,挽救了成千上万红军战士的生命。80年风雨沧桑,他对故乡安徽六安的感觉都逐渐淡了,但是只要谈到那些在长征途中牺牲的战友,就格外动情。

  老红军胡正先:他们为国捐出了自己的身体,我们今天还健在,我们还想什么?我们应该想到国家,应该想到人民。只有国强了,民富了,咱们才能在世界上成为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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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每一个老红军来说,长征那段记忆已经刻在生命里。今年93岁的张敏刚刚经历了一次大手术,老伴儿心里一直为他提着,在他心目中,和长征的岁月相比,如今没有什么是迈不过去的坎儿。

    老红军张敏:没有裤子穿,冷啊,各发了一条那个牦牛布,穿上的时候啊,那个牦牛裤子很重,老往下垂,这还好,另外呢他磨这个裆,把这个两个大腿的内侧都磨出血来,结果走路的时候就这么走,这个后边的人就说小家伙小鬼把裤子脱了,脱了裤子走,就这样,把这个牦牛裤子扛在肩上就这么行进。  

  再有两年,张敏夫妇即将迎来他们的钻石婚纪念日。这是张敏的夫人23岁的照片,那年二人刚刚相识,青春、热血与那个年代是他们永恒的记忆。

    附件三:老红军张敏儿子张晓川撰写的《德胜往事》

   得胜往事

    张晓川

    一、山中有棵古树

    在我的老家四川巴中市平昌县得胜镇有个古庙,叫做北山寺,它座落在得胜镇的小山上,我的祖先张纬先、字复旦,是一位诗人,在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的时候,在北山寺前种了一棵菩提树,是他历尽艰险翻山越岭从广西带回的树苗种在这里的,这棵古树是那一带唯一的一棵菩提树。从张复旦算起到我这代已经是第六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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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寺菩提树


    在寺庙周围还有一些青杠树、柏树、摇钱树,这些青杠树是1933年红四方面军种植的,并刻有“春天到了,多多培植森林,准备耳山耳棒,为保卫土地而战”的石刻标语。标语现存于北山寺文化站展览室。当地传说红军在北山寺期间,正值木耳栽培时节,红军特地在寺外栽植了100多株用以培植木耳的青杠树。庆幸的是,这片青杠树被保存了下来,已是参天蔽日。不知木耳栽培是否与“准备耳山耳棒”有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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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寺寺门


   另一个当地传说,当年红军进入得胜镇后需要在得胜镇附近的水司坟挖战壕,当时的水司坟有很多“摇钱树”。由于战事的需要,这里的“摇钱树”必须立刻被砍掉,扫清射界。然而,当地村民们对“摇钱树”的感情很深,不赞成将树砍掉。红军对老百姓说:“仗要打,但你们的树我们也要保护,北山寺是个好地方,我们把‘摇钱树’移栽到那里。”村民们同意红军的意见,随后四名红军战士将“摇钱树”从水司坟移到了北山寺,这些树的叶呈椭圆形,果实呈圆形,中间有个叶柄,好似古时候人们使用的铜钱。红军栽植了“摇钱树”,从此绿叶成荫,“钱币”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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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胜镇街景


    得胜是乡级行政区,我的二叔张明清是解放后得胜第一任乡长,那棵菩提树现在长的很好,每年都结很多菩提果,我表姐回老家时曾到那树下收集了很多菩提果带回北京,给了我几十个,是金黄色的,果核稍圆黑亮,能串成佛珠,非常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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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寺菩提果核


    近年来到北山寺看红军遗址的人多了起来,当地人介绍张复旦是前清进士,菩提树是他从山西带回来的,实际张复旦是个“恩进士”,恩进士,只是秀才的一种。根据他的年谱和诗集,他虽然游历了很多地方,也在军中做过一段幕僚,但并没到北京去“进士科考”,那棵菩提树是从广西带回的,不是山西。现北山寺的隐身洞里面石壁上,有首任主持雷自然所书:“恩进士张复旦敬栽菩提树,僧雷自然剑刻”的字迹。我去北山寺时隐身洞的门锁着,没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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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寺隐身洞


    二、民国景像

    辛亥革命后,四川有很多军阀,各据一块地盘“川省军队之多,甲于全国”军阀们自立法律,自委官吏,自征赋税。红军入川前军阀之间正进行着相互战争。盗匪也到处泛滥,人称拦路剪径的劫道匪为“棒老二”。也有大股土匪,川东两大匪首刘三春和袁刚分别出生于平昌和通江,他们窜行于川陕之间。军阀为维持其统治,保有军队及巨额军费,强廹辖区人民种植鸦片以谋利,人民也深受鸦片毒害,男子普遍吸食鸦片。

    这时候张复旦的后人们多数以务农为生了。我的父亲张敏,原名张明久,一九二四年出生于四川省平昌县(原属巴中县)得胜镇五木乡张家湾(现爱国村),贫苦农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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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湾旧民居,虚楼。


    张敏:“我降生于大巴山支脉的农民家中,家中贫农,从小我就参加家务劳动,打柴、抬水、放牛割草。六七岁读私塾,读过《三字经》《千字文》同时也被灌输一些好好读书,将来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思想……

    祖父张元勋,幼读诗书,长务农桑,闲时织布。热心为后人兴建家业。修新房时连下阴雨48天,穿烂4双钉鞋,累劳成疾,54岁即逝。

    祖母杨氏,家庭妇女,不识字,孀居40余年,抚育5男3女,历尽艰辛。训儿耕读为本,育女俱适门名。赋性温恭淑贤,勤劳节俭,热心助人。修新房时,常常饿着肚子为施工人员煮饭、送水。我记事时她已80余岁,双目失明。奶奶的日常生活由我母亲照料,住在小屋子里面。南方房子,木架结构,四面透风,冬天室内比室外冷。姐姐和我拉着她外出晒太阳,晚上和她睡一床,睡在她脚下,让我们抱着她的脚睡。老人说“脚冷,娃娃们身上有火,抱看脚睡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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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湾老屋房前


    张敏:奶奶对孙辈很喜爱,特别是对我。我是长孙,小时候很调皮,淘气,不听话,父母打我时就投向奶奶怀抱,得到庇护。亲朋好友看奶奶送的东西总给我留一份,奶奶留给我的印象太深,至今仍时而萦回脑中。

    我离家十五、六年没有音讯,老人十分想念,常常伤心流泪,以为我死在他乡。每当年节、清明,为我焚香烧纸,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通了信,全家才转忧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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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湾老屋房后


    这时我在石家庄(河北省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和平医院当医生。

    解放后,笫一次优抚红军家属,拔给了1500石小米(折成钱)让寄回家中,我首先想到奶奶冬天怕冷,花了18元钱买了一件滩羊皮祅寄给老人家,她十分高兴,逢人就夸;“这是我孙子给我买的……”

    当时很想回家看老人家,因本地刚解放,交通不便,土匪、散兵、游勇尚未肃清,不安全未能成行。紧接着,上级命令我参加第一批华北手术队,抗美援朝。1950年10月出发,一去就是两三年,五次战役后,停战才回国。回国后,部队调整,仍不能回。1953年6月,奶奶安然辞世,亨年96岁,最终未见老人面,使我愧疚终身。

    我的父亲张文绶,在兄弟5人中,他排行老幺。(兄弟5人中4人务农为主)

    大伯张文经(考三)读过四书五经,是个“清监生”。早年在家和王母育有一男三女,子张明钧18岁出征无音讯(1920年代当兵于何处不详)。大女芸香(早故),二女明琴,婿冉润林。幺女明光,婿苟先忠。

    大伯后来到了巴中县衙门当师爷,又娶李慧卿伯母,生一男张孝泉(早逝)和大姐张桂诊,婿温知新(黄埔学生)。继婿袁树基;二女张德芳,婿刘义先。(参加四方面军,随西路军到新疆。建国后在巴中工作。)幺女张桂华,婿粘青云,王母在老家将小叔之子张明锐抚养承嗣。

    我的父亲张文绶为老幺,小时读过二年私塾,家中缺少劳力,辍学为农,终年辛勤劳动,只能维持全家8口人半饱生活,又吸鸦片,靠打柴、织布卖作些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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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照片前排左起:大伯母王氏;母亲刘玉碧;余略。


    三、红军来了

    32年12月底,红四方面军由陕南迅速入川,一万多红军突然出现在大巴山南,川东人新奇地见到了这些外省军。红军把“鄂豫皖的”的名称带到这里,“我们是从鄂豫皖来的”。虽然川东人很多先袓也是湖北麻城的,但经过多代己经不说湖北话了,他们把鄂豫皖听成了“鄂豫款”。那个“鄂豫款”一定是个神奇的地方。后来红四方面军以四川人居多,鄂豫皖是湖北,河南,安徽交界处的人,说湖北话为主。曾有一个四川人让安徽人吃饭:“你把拦吃上。”意思就是让他都吃光了。安徽人听后说“为什么让我吃八两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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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胜镇五木乡间宴席


    红军很快就从北向南地占了领苦草坝(永安)、南江、瓦斯(瓦室)、洪口、通江,并在通江附近的鹦哥嘴(恩哥嘴,民胜镇)打退从巴中方向来的川军,之后占领巴中。

    最早到达得胜镇的是程世才的一千多人的红11师33团。这是红四方面入川之初到川东最南面的部队,之后33团又向南面的元山、江口(平昌)发展。红军的到来在得胜建立了政权,号召人民打“发财人”,并与川军作战。红四方面军来了之后开始禁鸦片,新政权组织人民戒烟,1934年曾在得胜北山寺集中看管吸鸦片烟者,强制戒烟。只准吃叶子烟,家中送饭旳人都要检查有否夹带鸦片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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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世才记述的在德胜第一仗是1933年3、4月间,与地主武装打的,地主武装就是当地民团,33团的第一次进攻失利,被民团捉到一位连长,民团把连长杀害了。之后经激战33团把民团消灭了。

    根据得胜当地的记载,1933年1月13日33团在得胜新场与民团作战,消灭民团100余人。之后进攻罗迺琼师万选清旅,抢占北山寺、马鞍山、南山寺、得胜山。

    1933年3、4月间33团进行的得胜山战斗,是反川军田颂尧三路围攻战的一部份,程世才在《万里征途》书中详细地记录了战斗过程,这是一场团级规模的战斗。当地叫做“水司坟大捷”。记述是1933年4月中旬打的,如今在得胜水司坟还留有当年的战壕。程世才在这场战斗中腿部受伤了。

    当地记载水司坟大捷之前还有两个较小的战斗,是1933年3月中旬阻击李炜如的双凤阻击战和双鹿场阻击战,有些有趣的战斗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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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世才33团在得胜发展到3000人,得胜山战斗后为集中兵力反围攻,红军收紧阵地,33团退向北面川陕交界的空山坝地区。

    张敏:“1933年,红军入川,来到家乡,贫苦农民欢天喜地,领导人们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参加红军,组织赤卫队、妇女会、儿童团。

    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我和张家湾十几个小孩张明会、张明国、张仕荣等组织儿童团,手拄缠有红布的木棒或镖枪,跟红军一起打土豪分田地,站岗放哨,盘查来往行人,保卫黑榻林建立的苏维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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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胜北山寺红军遗址标牌.


    不久,红军紧缩阵地撤走,随之平昌县苏维埃政权和一切群众组织解散,一切活动停止。老百姓提心吊胆。过了不久,听说红军又回来了,穷人高兴,有钱人害怕。正在这时。我的堂姐夫冉润林带着全家逃离。路过家门,让我为他背孩子,他的小女儿约一岁找不到人背。我家困难时期借过他家钱,就叫我给他背娃儿一块出逃,经过茨巴门、兰草渡逃往岳池、广安、梁山、大竹等地,约半年之久。

    在外的前几个月,八口之家生治可维持,可最后就不行了。姐夫和他父亲还吸鸦片,没有办法,他老母亲说:一大家人不能等死,出去要饭吧!老爷子和姐夫放不下架子;二姐也还年轻,害羞不敢出门,其余都是五岁以下的两个孩子。老太太很波辣,她说:九林(我的小名)走,我们出去要饭,就这样,我走上乞丐的道路。我和老太太早出晚归,出去乞讨。开始要到的是米、面、粮食、米饭、锅耙之类,后来逃难人要饭的多了,老百姓用酒杯挖点米给你,用豆腐渣制成菜团子给你。渐渐的讨到的东西越来越少、质量也越来越差。到穷人家要不到什么东西,到富人家要饭,恶狗成群,既想去,又害怕。一次不慎被狗咬伤我的右腿,痛疼难忍,心里恨有钱人,为了自己逃命,让我跟他出来受罪。这样的经历,给我留下克服困难、吃苦耐劳的精神财富。


   四、决策北山寺


北山寺会议会址內景


    反田颂尧三路围攻胜利后,红四方面军又进行了仪南战役和营渠战役。之后在1933年10月上旬约在15日之前几天,红四方面军在北山寺召开军事会议,制定宣达战役作战计划,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王宏坤、余天云、何畏、李先念、许世友、李天焕、张琴秋等大批领导干部,徐向前回忆录提供参会的人名单是:“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余天云、李先念、王宏坤、周纯全、何畏、詹才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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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寺


    会议期间他们观赏了寺内栩栩如生的壁画,游览了观音殿、避暑池、隐身洞、会仙亭、旗酒台。会议结束后,方面军总部在得胜小学操场检阅了红军部队,下达向军阀刘存厚防地宣汉、达县进军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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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寺内展板


    营渠战役、宣达战役都是进攻战,是城市攻坚战,打下了营山、渠县、宣汉、达县。在这之前还有个仪南战役,是为了夺取盐井而进行的战斗。达县是个较大的县城,那时叫绥定,是刘存厚的地盘。1933年10月17日开始的宣达战役,经11天结束,达成了战役目的,打下宣汉、达县(绥定)、万源三县城。陈昌浩在《占领宣汉、绥定的胜利意义》(1933年10月22日)文中说进攻颇迅速:“…这次胜利,三天打到宣汉,五天打进绥定,前后共消灭刘存厚之第7、第8、第2、第11、第6诸团”并与川东游击队会师了。李天焕:“当红军占领宣达后,于1933年10月底在宣汉城西门外大操场召集有三万群众和数千游击队到会,当场宣布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33军,以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攻治委员。”。

    这一仗收获颇丰,红军没收了刘存厚的一切财产,兵工厂、电报局、钱庒,商店也被没收。有的红军战士见了牙膏、油墨以为是罐头食品,拿着就吃,弄的嘴上到处都是牙膏,见了真罐头食品不认识随便丢掉或送人。陈锡联回忆攻克达县后缴获的东西很多,有很多不认识的东西:“许多战士从来没有见过洋面,就把成袋的洋面搬到城墙上,码在一起做工事。陈昌浩看见后说:你们怎么把白面做工事啊?战士们说:这就是白面啊?”陈锡联把金砖当铜块垫床铺,管财务的郑义斋见到后大吃一惊,告诉陈锡联这就是金砖。

    电台负责人宋侃夫1933年11月11日对于占领绥定的情况,写了《关于占领中心城市的一点意见》。总结接收城市工作之经验。

    五、舒玉章

    当年在德胜山发生了四方面军参谋主任舒玉章被杀的事件,

    舒玉章因营渠战役与总政委陈昌浩发生了争论,舒玉章不主张打营渠杨森部,因为杨森主动派人找红军议和,红军答应了,但是那个谈判代表还没回到杨森那里,营渠已被四方面军打下了。舒玉章认为这样不利于瓦解分化敌人。陈昌浩说我们打了胜仗还有错吗?俩个人越吵越激烈,一位是留学苏联莫斯科孙中山大学的湖北人,叧一位是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辽宁人,口音不同,观念相异,各说各的理,谁也说服不了谁。陈昌浩说舒玉章是托派、日本特务。下令:“马上给我把他捆起来。”后来以反革命罪在德胜山杀掉了。

    从陈昌浩文章《占领营山城的胜利意义》(1933年10月4日)能看到他对营渠战役表述,文中叙述了攻打营山的过程。在第二节这一胜利有什么意义呢?文中写道“……造成了彻底粉碎敌人新进攻之胜利基础,同时打破了一切反革命派别(尤其是托派、右派)之取消革命的反动欺骗。”。在“我们有不有缺点呢?”文中提出:“……尤其要加紧两条战线的争斗,特别要反对目前主要害怕敌人的右倾危险以及轻视敌人的左倾。更进一步要深入肃反,尤其是反对托派,右派的争斗。……”。

    李天焕《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发展与建设》(1945年2月1日)在“营渠战役行动”中记述“……尤其值得检讨的是对杨森的统一战线,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问题。我未打杨森之前,唯恐怕我占领其地盘,而企图阻止我们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不敢公开与红军来往,怕引起别的军阀借口,所以密派人与我们联络试探情形,当时张国焘派军委会参谋吴兰生去成都与杨森谈判,尔后杨派夏炯(第一混成旅旅长)到江口与陈昌浩当面谈判,红军可向绥、宣发展打刘存厚,杨暗中可以配合我们一下(估计杨配合我们打刘存厚是假的,而希望红军不向营渠行动是其真意)。当双方谈判结束后,夏回成都去向场森报告,行至中途,我军已占领营渠。根据这种情形,我们当时在军事上是过左,应当利用敌人的矛盾,集中力量打主要坚决的敌人,而张国焘当时不利用这一矛盾,而非一概打倒不可,结果使四川军阀更加团结起来坚决共同对付红军。”

    关于舒玉章早年生平也有些文章,但多有冲突,也不能判断来源,故不引用了。徐向前说:“舒玉章是东北满族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广州黄埔军校。会几国文字,喜爱翻译或写点军事文章。为人耿直,性格刚强,工作勤勤恳恳,是个好同志。他也是中央派到鄂豫皖的,一直搞参谋业务。”徐向前说打完杨森住在双凤场(徳胜附近)的一个戏台子上,吃早饭后舒玉章与陈昌浩争论起该不该打杨森的事。“争来争去,陈昌浩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消灭了杨森那么多部队,缴了那么多枪,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不对吗?舒玉章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们和人家的代表说的是互不侵犯,你们打杨森,犯了错误,是‘立三路线’,官司打到中央去,我也保留意见!”陈昌浩说舒玉章,你是个日本特务、在这里搞煽动,反政治委员!把舒玉章关进了班房。

    徐向前回忆:“后来,听说以反革命的罪名,把舒玉章杀掉了。这是个好同志,死得冤枉,令人惋惜。”得胜区志记载,10月中旬的一个晚上,舒玉章在得胜冷水垭被杀害。临死时仍高呼:“我坚信共产主义”等口号。

    六、得胜及周边遗址简介

    1大铁山:乡志记载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11师程世才33团,入川后夜袭德胜北面通江大铁山,攻占万选淸之一团在大铁山的防地。并乘胜追击占领龙池山。

    另有当地传说,红军北山寺会议时,红军领导在菩提树下用望远镜俯瞰千沟万壑,重山峻岭,当徐向前总指挥和李先念等人在望远镜里观看到通江大铁山山寨门时,称赞寨门上的对联写的好,有翰林院之才。如今那个对联已失传了。此说不知真假。

    2新场:根据得胜乡志的记载,1933年1月13日33团在得胜北面新场与民团作战,消灭民团100余人。程世才对民团战斗记述较详。

    3双凤乡:徐向前回忆录记述,打杨森后到双凤场住在一个戏台子上,早饭时陈昌浩与舒玉章为打杨森的事发生争执。

    乡志记载1933年3月11日红33团24人,武装学员120人在双凤牌坊梁阻击川军李炜如的进玫,几日后撤至明月台,之后在大渔池防御。

    4双鹿场:乡志证载1933年3月13日,红33团2人在鹿山布疑兵计,把二郎庙的菩萨抬到门口穿红军服装手持木棍,形如站岗,阻滞川军多时。

    5水司坟:1933年3月9日至15日,程世才33团在水司坟阻击川军取得胜利,是反三路围攻初期的战斗。

    6北山寺:红11师政治部旧址,北山寺会议会址。

    7冷水垭:乡志证载1933年具体日期不详,营渠战役后,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被害在冷水垭。

    8玉楼山:乡志证载1934年8月22日,红军在玉楼山设伏,歼灭川军4个连。

    七、参军者

    程世才33团1932年底来德胜时一千多人,在当地扩充正规红军到三千多人,还有在民众中的不脫产的亦卫军,和脫产的游击队。区设游击大队,乡设游击中队,村游击分队,首任大队长陈会先(营长),第二任大队长谢丙良,陈学问和蒲子保为笫三任、第四任大队长。

    陈学问是平昌灵山乡农民,1932年底他听说红军入川,即前往通江迎接红军,在两河口参加红军,入伍在程世才的33团1营,并给红军带路打到得胜山。1933年1月随33团工作队组建苏维埃政权,并加入共产党。红33团收紧阵地撤往空山坝时,团政治部主任周世英安排陈学问任游击队大队长。5月4日深夜他正在二教寺村安排干部群众转移时,被川军1个团包围,陈学问只身掩护大家转移,寡不敌重,重伤被俘,被川军杀害。



    张敏:“1934年,红军撤走,我们回到家中。这时在巴中衙门工作的大伯也回到家中,他回城时叫我和他一起去巴中。到城里人生地不熟,哪里也不敢去,待在家中,带两个小妹妹。桂珍、德芳也只有五六岁,大伯没有儿子,他想让我跟他当儿子。

    巴中城里住着国民党军队,我以为可以平安的生活,让我去读书.不会再有红军来了。哪知过了不久听说红军要来巴中。大伯携全家外逃,让我给他背行李,多日行走,相当疲惫,快到仪陇县城时,人越来越多,道路拥挤,突然!后面有人吼道:‘红军来了!’这时人群炸了!慌忙四处逃窜,我正发烧打摆子(发疟疾)昏昏迷迷,不知东南西北,等我清醒后,找不到伯父家人了,泪流满面,何处求生?稍镇定神后,四周张望,距我约一里之外有一独立人家,急奔而至,家中无人,有鸡群在房周觅食,心想有鸡定有人,待了会儿,见一老人手提一篮走来,这时我又惊有喜,我向老人作了一个揖,叫声老爷爷,他问我干什么的?然后我实话实说:‘逃难的,因为红军追来了,与家人失散,无处可去,来到这里找碗吃’。老人又问了我的身份,家人都有谁和家庭情况,我都一一如实回答,老人看我不像坏人,就留下我了!

    老人是本家的主人,儿女们怕红军,逃难外出,只留他在家看门。那时国民党宣传红军是巨齿獠牙,杀人放火,吃人肉、喝人血。

    后来,老人被红军抓走,好多天没有回来,我一人自已做饭,待在家里看房子,早晨把鸡从笼中放出,晚上关好门,家里没有肉吃,杀鸡吃肉。想来想去,这里待不下去了,但是我每天见红军中的小孩敲锣打鼓从远处走过,外出宣传(新剧团)高高兴兴,顶好玩儿,我很羨慕,于是我才狠心参加红军。”

    张敏讲述怎样参军的:“一天,红军的司务长路过在门口歇脚,我就上前和他说,要求当红军,他说我个子小走不动路,不要我。过了几天他又路过门口,我又找他要求当红军,他还是不肯要我,我说你带我去试试,他说不行。他前面走,我后面跟,到了城里,他看我跟他后边,他说‘怎么还跟着我?你这孩子’我说‘我要参加红军!’‘好,我带你去试试。’他把我带到265团李主任面前,对李主任说:‘这个小家伙想当红军,我说不行,他非要跟我来,你看他行吗?’李主任看了看我,问了我家中情况,念过书没有?拿出一个小册子,‘共产党十大政纲’叫我念,这几个字我都认识,只是不敢念‘纲’字,我把‘纲’字念成‘统’,因为我读私塾时小同学张明国拉屎脱肛,大家都笑话他。我想念‘纲’后,说我骂他就糟了,李主任说:‘你认识几个字,留下吧。’我就这样当了红军。

    这个部队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八十九师(后为八十八师)265团,作战勇敢更善夜战,因此上级授予‘夜老虎团’称号。部队作战频繁,经常行军,我常掉队,哭鼻子,在前方确实不行,领导说,你回家吧。但说什么我也不回家,一定要在部队,于是把我送到后方医院当看护员,护理伤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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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通江王坪四方面军总医院遗址


    1933年2月7日至13日在通江召开的中共川陕省委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有500多人。对于到会的代表几乎人人报名参加红军的情况,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和副主任傅钟等同志立即进行了说服工作,反复强调搞好地方工作和加强地党的建设的重要性,说明军队工作与地方工作的关系。

    余洪远讲述了一些人参加地方政府的情况:“我们经过两个星期的紧张工作,于三月初召开了巴中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百多人,会期七天,最后大会选举了余洪远、冷持斋、汤世付、朱世贤、冯明英、余典章、苟兴才等30人,组成中共巴中县委员会。由余洪远任县委书记,何绪荣任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冷持斋任少共书记,冯明英任妇女部长。”

    冯明英是徳胜人,她1916年5月出生于德胜,一岁时父母双亡,得其舅父抚养,从小给人作童养媳。当时川北妇女深受夫权压迫,婆家欺凌小童养媳非常普遍。

    同是1916年出生的通江人女红军吴朝祥,讲述川北妇女苏大芳受夫家虐待,异常悲惨:“婆婆家姓苟,虽是贫农,但脾气很坏,拿她不当人看。吃饭时只让她吃锅巴和稀饭皮子。一年到头都要干活。冬天,衣服破烂不堪,一只胳膊露在外面,她人小不会做鞋,脚手都冻裂了,有的裂口足有半寸长,走在雪地上,见血迹斑斑脚印,睡觉是睡在牛栏的草窝里,没有被子盖,盖蓑衣,深夜冻醒,寒冷刺骨,没有办法,只有偷着哭泣。身上生满虱子,也没衣服换。……”后来苏大芳当了红军。

    冯明英在1932年12月红33团来徳胜时,她投身革命,成为元山乡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员。冯明英之子王伟伟讲述了母亲冲破阻挠参加红军的经历:“我母亲从小丧失父母便给别人家当童养媳,很苦,红军来了,她常看女红军宣传,说她那时在当地妇女里算长的较高,皮肤白,人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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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冯明英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


    受宣传影响想参加红军。但她当童养媳的那家主人就把她吊起来,要把她的腿用刀割开放上盐折磨她,不让她参加革命。后被红军救下,就像后来说的那样冲破封建阻力参加了革命,在红军的帮助下脱离了这家。”

    1933年3月通过选举任通江妇女部长,当时只有17岁。1933年7月加入共青团,8月入中共川陕省委训练班学习,1934年8月调苍溪县任妇女部长”

    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时,冯明英来到川西高原,1936年在詹化县任少共妇女部长。做藏族工作,在詹化时与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军长王宏坤结婚。建国后在海军工作,1962年2月授予海军中校军衔。

    得胜五木乡女子子苟秀林,自幼给人做童养媳1933年3月参加红军当宣传员,后在红33团分医院做看护。老红军李祥品回忆:“有一次,一位鄂豫皖籍的红军排长来住院,没麻药忍不住剧痛而骂医生,苟秀林听到后,急忙走近说:同志,我知道你们是有功之臣,你们付出的代价穷人知道,但你们的痛苦也是我们医护人员的痛苦呀!这是反动派造成的,有啥子办法呢,若我们护理工作没做好,请多提意见!经她一席话,伤员们都默默点头。那位排长激奋地说:老子们不解放全人类誓不罢休!”

    1934牢苟秀林调王坪总医院工作,红军反六路围攻胜利后,伤病员增多,苟秀林一如既往,日夜操劳,对伤病员更为亲近,体贴若微,对一些闲言碎语一直不顾。没料,一些怀有恶意的人,公然检举她与某某等有男女关系,腐蚀红军指战员。结果,当红军总医院随军撤退后的1935年3月,苟秀林在王坪附近牺牲。(《巴山人民的怀念》杜大廷:白衣女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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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红军离开之后

    红军来德胜镇时,办有苏维埃小学,苏维埃贫民学校。教师待遇、学生伙食及学习费用全由乡苏维埃政府供给。学生按年龄编为童子团、少先队、赤卫队、游击队4班。上午识字背书,下午操练军事。课程遵照川陕苏区统一规定开设,有政治消息、国语、算术、常识、唱歌、体育、美术、劳动实习、文艺等课程。政治为《列宁学校读本》《共产党十大政纲》《红军须知》。由红11师政治部编印,这些政治教材都流传下来了。

    1935年2月4日红军离开得胜镇西去。红军走后,虽然有国民学校,但私塾也流行起来。

    张敏外祖父就是私塾先生,张敏参军前曾是外祖父的学生:“外祖父刘锡祉(刘三恩),外祖母胡氏。外祖父读过四书五经,在家乡教私塾六十多年,他是我和二弟的启蒙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学生的行为举止,按孔孟礼教要求,小学生都怕他。背不了书就会毫不客气地打手心,用一根木棍,一头黑色一头红色,叫做黑红不认人,打过我多少次记不清了,他个人穿戴总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但都是旧的、补了又补,疤上重疤。他说:笑破不笑补。他在乡间交书不收钱,只收点粮食,生活过得很清苦,一个咸鸭蛋要下两顿饭。我在他手下读书,没有见过他买肉吃。乡间红白喜事他帮助写对联、作祭文,可混到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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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刘锡祉(刘三恩)


    大跃进,人民公社吃大食堂时,他吃不饱,去食堂想要块红薯吃,食堂管理人员不给,于是发生争执、口角、拉垃扯扯,对方突然松手,老人摔倒,造成股骨胫骨折,无钱治疗,于是卧床不起,一命呜呼,时年92岁

张敏二弟张明清红军走后又在王启民老师的学校读书,学习新学,有算术地理白话作文。

    张敏:“我的二弟张明清十三四岁就帮母亲承担家务重担,学耕田种地。由于小时读过几年私塾,解放前读过一些新书,接触过一些有志之士,1949年9月参加了地下共产党。解放后第一届得胜乡人民政府成立当乡长,随后任区委副书记,铁厂、煤矿、县印刷厂书记”

    王启民老师于1947年,当上了红军走后的笫五任民国乡长。1948年的一天,王启民在乡公所得到了一封由成都西大街24号寄给本乡毛悠勤的来信,毛悠勤是得胜镇街里人,1908年生。早年靠卖茶饭为生,读过几年私塾。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入川,毛悠勤以去通江买山羊为名,于杀牛坪见到了红军33团首长程世才,向程世才诉说自已的苦难,后来在红军的扩红大会上,他第一个报名参加红军,程世才任命他为得胜乡苏维埃游击队长。1933年2月程世才发展他为共产党员,3月任得胜区委少共书记,之后随33团转战各地,长征到陕北。

    1942年,毛悠勤受上级派遗,从西安南越大山到成都,并回到了家乡得胜场(镇)。路过巴中时听说“巴山游击队”被敌所灭己失败,痛心疾首。他在得胜重操旧业作掩护,进行密秘活动。1946年内战再起时,成为被国民党特务监视者,并勒令他“不准乱说乱动”,逼他声明反共。于是他逃往通江去找同路返乡的熊树林和巴中籍的廖华忠、戴荣祥等同志,没有找到后决定在一个地主家帮长工,等待时机。1948年因鼻子大出血,流血过多去世。

    王启民见到寄给毛悠勤的来信时,毛悠勤已经去世,信没人收了,王启民把信打开,见到的是一张白纸,引起怀疑,速送到省府,经用化学药水显露了字迹:“开展地下活动,待机而行”。 于是四川省保安司令部连电平昌、巴中、通江捉拿毛悠勤、熊树林、廖华忠、戴荣祥等人。1949年国民党特务组织绥靖工作组查抄了毛悠勤的家,并以“赤匪”视之。

    如果不是因为毛悠勤的去世,留下无主信件,可能毛悠勤还不会暴露,至今我们也无从知道他更多详情,不知他的上级是谁,受领了何种具体任务,更不知他在长征时的经历。

    王启民的学生张明清藏书爱书,他说积攒浮财不如藏书万卷,他生于1926年5月,他的读书经历源于幼时的旧学,从小师从外公刘三恩,刘三恩字锡祉,是晚清先生,在五木乡间教书,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朱子家训、增广贤文及声律启蒙。

    时局动荡,1947年后王启民到德胜乡当乡长,而张明清1949年初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常往返于江口镇(平昌)和乡间,秘密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川,等待共产党南下干部的到来,1950年,南下干部来了,是几个山西人,口中常说新词,也吃得惯川北饮食。张明清随南下干部下乡到得胜,并被任命为得胜乡长。上仼时穿上新制的中山装,理头修面,去办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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徳胜镇五木乡


    民国最后一任得胜乡长王启民,见到是自已的学生来办交接,甚欣慰,他交出文薄印章后,高兴地走了,新政府安排他到小学校当了校长。张明清在任一年,组织上派他去达县学习,当时都是山中土路,无车无马,全靠步行,自带吃食行李,迎朝雨,宿落日,渴饮山间水,艰难前行。到达县学习共产主义理论。

    之后在万源矿、平昌印刷厂等任书记,家中收集的都是新书,文革时平昌武斗甚烈,张明清避于五木乡间,找寻古籍。巴中府志载祖先复旦公著有诗集,可惜遗失。张明清在拜访堂伯张文冔时,惊喜得知道诗稿还在,就藏在张文冔家的阁楼里,虽在破四旧时焚毁很多,尚留有《二捂集》《龙山吟》《杂兴》《荐牍》。

    1982年堂伯张文冔将复旦公遗著传给张明清,张明清立志将来定能让诗集流传。但当时只能自我暗中欣赏,后来他写道:“是时我喜出望外,但仍怕生乱,虽喜犹忧,只能密秘珍藏,悄行吟诵,璞玉浑金,难露瑱珉。”

    龙山诗集是七世祖张纬先所作,张纬先,字复旦,他留下了817首诗文,从中能看到很多历史风貌,和家族故事。张明清对祖先传统非常重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川北,宗族,祖坟,圣贤书是人们的最高精神世界。人们有了积蓄后都要修祖坟,写家谱,再就是盖房子,张明清祖父张元勋当年为盖房穿烂四双钉鞋。在破四旧的年代,人们的祖坟荒芜,家谱遗失。张明清的心愿是将来定要重修家谱,出版祖先诗集。但“虽有追记先祖之念,但因公务在身,夙愿难酬。”

    1986年离休后,二伯文冔嘱张明清考证张姓世系渊源,之后走访乡间城镇,查寻祖墓,记录张族人氏故事。特别得到堂侄张国泰及侄媳王正琼提供的珍贵史料,计有复旦祖手迹和《意旨》一书。张氏家族是五木一带二十族系之一,字派为:“先辉元文明,国仕尚大廷,家学永延正,天开汝知新。”现在已传到“国仕尚大廷”字辈。在先字辈之前,尚有六代可查,到明字辈时已是十一代了。先字辈之先祖张纬先,字复旦是清代巴中州著名诗人,张明清是他第五代嫡孙。复旦公有八子(总排代为八世祖),行三晟辉为四川灌县千总,行五昪辉和行七昺辉均为准咨议叙正五品,大伯张文经是民国时的巴中书记官(师爷)。川北30年代初曾是红四方面军的区域,家族中也有一些参加红军的人,在后来的年代中移居于全国各地。家谱也记录了一些荒年走失的一些人名。1990年经多年收集整里,终成两卷家谱,以小楷敬书十余册,留与后人。

    之后1995始张明清开始整理复旦公遗著,有《二捂集》《龙山吟》《杂兴》《荐牍》。合称“龙山寺集”。经选编成书一册。选七律289首,五律146首,五排15首,七绝115首,五绝7首,古风歌行27首,附文集5篇,共604首、篇。“资料丰富,头绪纷繁。”“经年余艰辛,终毕功付梓。”成书后受到平昌诸多名士的好评,有多首诗赞录于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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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张明清编辑出版了《龙山诗集补遗》,这是先祖张复旦的第二本诗集,收录了约200首第一本诗集所未出版的诗和文章,并在封面封底彩印了复旦公所植的菩提树图片。

    《龙山诗集》、《龙山诗集补遗》和《龙山微吟》他自费印刷了几千册,在他乔迁的新居中,用一壁书柜专门收藏这些书籍,另一书柜专门收藏县志、乡志、家谱姓氏类书籍。他每日上街,必带数本书籍,每遇熟人而赠。

    张明清在保存、出版祖先复旦公诗集过程中,深感原稿的珍贵,为让更多的人看到《龙山诗集》真迹原貌,2013年夏自费出版了《龙山诗集手迹卷》,这是影印原稿的全集,此书的印制让人们能更全面的欣赏《龙山诗集》,亦能看到诗人优美的书法,是诊贵的川北清代孤本古籍影印资料。但此时的张明清已病的很重了,他是用生命最后的力量,来完成着文化传承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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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复旦遗著手迹卷及北山寺菩提果


    张敏母亲刘玉碧1949年接到儿子的来信,知道了儿子还活着的消息的,张敏是她的老二,自从1933年失踪后就没有音讯了,传说已死,刘玉碧对他是否还在人间早就不报希望了。儿子的死讯是大伯子张文经吿诉的,那是战争的年代,可是没有找到遗体。刘碧玉很长日子都不能相信,张敏是给他大爹张文经干活期间失踪的,不知是否有什么隐情。张文经在富裕的巴中县府当师爷,家道中庸,刘碧玉去了问几次没能探听出消息,

    刘玉碧每年清明都要给儿子烧香,对于这个儿子成了梦断魂纤的回忆。当老三张明清拿着张敏的来信念给她听后,知道儿子己经当上军医了,但因音讯不畅,为国家计而公务在身,不能回家尽孝,且抗美援朝去了朝鲜。暂时还不能回来探亲。

    朝鲜战争结束,张敏终于探亲回乡,家乡的交通不便,不通火车,山路难行颇费时日。见到家人及乡亲们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各自讲述着离别之情,张敏才知道父亲早己死于30年代的战乱。大伯父张文经也不知所终。张敏吿诉家人及乡亲们,自已当年是在逃难中与大伯分开跑散了,流浪中当了红军,以后没法通信,才分别了这么多年。有些情景真是恍如隔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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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张敏回乡在老屋前


    1981年秋(另记为1980年),昔日的红四方面军将领许世友将军,亲自来平昌看望苏区人民,并参观了当年北山寺会议召开的地方得胜北山寺。

    许世友在平昌,向当地干部回忆徐向前曾谈及黄埔军校生活,讲到一些舒玉章当年在黄埔生活片断。舒玉章在黄埔聆听孙中山讲演,及舒玉章早晚独立珠江边高唱黄埔校歌等情节。之后当地干部走访王宏坤将军亦说有此(明高、元海 文《魂系巴山》)。现许世友谈话记录稿存于平昌党史研究室。

    得胜很多参加红军的没有回到家乡,有位得胜女红军蒲素贞,据说经历颇复杂,长征后落户川西黑水。离家乡不远,她的名字登计在得胜在外红军录之上。

    回乡的山路也很难走,其中一条路是先到达县(现达川市),再到平昌,再去往徳胜,都是山路。80年代时得胜尚不通电,当时五木乡有所唯一能做手术的医院,院长李中徳,有一次夜间做阑尾切除术,病人家属帮助手持油灯,结果由于害怕,手一抖,油灯掉进患者腹腔里了。去平昌县城的土路也很差,汽车很少,很多急诊病人都在五木医院就医。当时连狂犬疫苗都得从外地很远的地方购进。人们常背着背篓步行于乡间的山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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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得胜乡已经通柏油路了,每天有数班车往返于县城。新农村建设使民居有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平昌到达州市的高速路也开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