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叶飞将军

来源: 中华魂网

    叶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一个“八个没有”的上将:没有上过黄埔,没有参加过南昌起义,没有上过井冈山,没有到过中央苏区,没有参加过五次反围剿,没有参加过长征,没有到过延安,没有上过抗大。直到1948年4月,在濮阳他才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全国解放之前,他只在陈毅一位元帅领导下战斗过,并且没见过其他元帅,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1953年冬天他才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叶飞这样的将军,古今中外没有过。叶飞真的天生不是一个军人。我看他1937年从闽东下山时的那张相片,简直像一个中学生。难怪当时国民党的福建省长陈仪说他是一介书生。他年轻时身材瘦弱,老年以后,发福了。他和别的将军完全不一样。将军们不是行伍出身,就是放羊种地揭竿而起,摸爬滚打,从士兵干起,他却不是。     1932年18岁的叶飞——一个只有4年革命经历,两年党龄的年轻人,领导了闽东的霍童暴动。从此他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很难想像,一学生模样的少年(几乎是)能够把一群彪悍的山民弟兄团结起来向旧世界宣战。他历尽磨难,九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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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飞叔叔这样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作为晚辈,我有幸直接接触并熟知两个上将,除了叶飞,另一个就是王震。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们两人的一生,在我脑海中不停地交替着,闪烁着。我和胡子叔叔王震有过数不清的话题,可与叶飞叔叔几乎没有直接的交谈。把他们相提并论,很不合适,我却不由得同时想到了他们,多么使人不可思议!

    他们太不相同了,他们的出身完全不同, 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又太相同了。

    他们都从15岁开始投身革命,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从此,接受一个又一个的对生命极限的挑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阅历和经历几乎完全相同,同是百战百胜的上将,同是“封疆大吏”,对共产主义的忠诚, 对事业的百折不挠,思想的睿智,同是对战友和人民的深情厚意,……但他们的出身完全不同,性格完全不同……

    我一直想写胡子叔叔。他的一生是一团火,全都是故事,可一提笔就不知从何写起了。反而是叶飞叔叔好写些。

    当银幕上出现猛将、将军的时候,不是电视剧《亮剑》里的李云龙就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将军的相片无不是气宇宣昂。叶飞却不是这样。第一次看见叶飞时,我还才8岁,不过我也已是军中生活8年,听过炮声,进过作战室,见识颇广的“小兵油”了,什么职务,司令员政委,我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可就是对这个赫赫有名的十兵团司令员,看走了眼。他梳着不整齐的分头,消瘦的身材,随便套着一身稍嫌宽大的军服,既没有皮带,也没有手枪,背着手在众人中踱步。直到我认识的黄火星(十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军事检察院检察长),走到他面前,行一个毕恭毕敬的标准军礼时,我才领悟这是司令员。不过当他随意的举起右手回礼时,我笑了。我心里想,这么厉害的十兵团司令员,没有一点威严,司令员像个助理员,还不如他的警卫员老葛叔叔有派。

    那是在1976年4月。王震住在北京医院,叫我和胡子叔叔的三儿子王之去说说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走进病房,叶飞和万里正在。王震躺在病床上听王之说,越听越火,眼看着要发作,叶飞拍拍王震的被子,劝说:“王老,不要急,我们听毛主席的!”王老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吼道“他怎么不听我们的!”大家全都愕然!

    叶飞叔叔的形象就这样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叫我说说叶飞。我立即会想起小楠(叶飞的大女儿)告诉我的三件事:

    我的父亲虽然不是将军,但是他有带枪的相片;我小时候常见许司令提着卡宾枪打麻雀;见贺老总带狗打大雁;叶帅打狐狸。听警卫员们议论***百发百中,***有支多好的枪,可我竟然没有见过穿军装的叶飞,没有见过叶飞带枪的相片。可乐的是我听小楠说,叶飞已经是闽东部队的主要指挥员了,竟然是曾志教他躲机枪,打手枪。

   还有可乐的事情,那是解放战争初期了,叶飞已经是身经百战战功卓著,叫黄埔们闻风丧胆战的三野一纵的司令员了。一次战事异常激烈,由于我军没有足够的炮火支援,地势开阔,许多战士倒在敌人的扫射下,情急之下,叶飞向陶勇建议:我看让战士们顶着门板冲吧!陶勇调侃道,你顶块门板试试!从此这成了将军们互相调侃的趣事。

    还有更令人可乐的事。将军们都喜欢狼狗。十兵团的副司令成钧就养着这么一头黄色的大狼狗,闲暇时,成钧父子带着狼狗散步,煞是威风。叶飞却养着一只小猕猴。当他看书时,小猕猴在身旁跳来跳去,煞是惬意。这小猕猴不光是小楠的玩伴,也是司令部指战员闲时的乐趣。于是这小猕猴竟然得意忘形起来:那正是漳厦战役紧张之时,叶飞匆匆走进办公室,那小猕猴竟然蹲在叶飞的办公桌上,专心地,一张一张地,颇有兴趣地撕着电报。叶飞顿时拍起桌子,大声命令“拉出去!枪毙它!”这已经是60多年前的往事了。每逢我和小楠聊起这件往事,都忍浚不住,捧腹大笑!

    1999年叶飞叔叔去世了。他和王于耕阿姨一同安葬在厦门烈士陵园,墓碑是从家乡运来的朴实无华的大石头,放置在一个六平方米的小山头上。他和那些牺牲在金厦战役中的战友在此长眠。陵墓面向金门、台湾。祖国统一是他未完成的心愿。

   叶飞叔叔去世了!叶飞为中华民族奉献了他的一生。他担任了17年福建省的“最高长官”,但是他没有为自己的家乡多批一斤粮,多分一分钱,私自安排一个人。50年代初,他大妹家中负债难以偿还,母亲病重,以为叶飞这个“封疆大吏”不知有多阔绰!从南洋来信找他要钱,岂知这个供给制的共产党干部,口袋里只有几块钱的津贴费,无钱可寄。母亲60年代去世了。

    家乡的人是那样为他而自豪。他们在自己的小家庙中,安放一尊泥做的叶飞像。叶飞就是他们的神。叶飞从山中走出,又回到养育他的人民中。

    三件小事使我体验到叶叔叔不清高,也不冷漠

    我八、九岁时几乎天天看见叶飞。那时几乎每天晚上省委的领导,福建日报的社长杨西光等等,总有十数人,聚集在我家住的,福州乌山半山的小楼里(此时我父亲张鼎丞任福建省委书记),看福建日报的大样,修改社论。叶飞是参加的。半夜,他们会吃一顿夜宵,常常是菜花米粉。我见他们在福州道山路乐群中学的会议室里,在西门外的一处乡村的西式小别墅里,在鼓山顶上的庙里……其实细想起来,几十年,我一共并没有直接和叶飞叔叔说过几句话。能记起的大概只有三次。

    一次是因为我儿子王强想见“上将”,我觉得这是一件“太容易”的事了,就带了王强去交道口叶叔叔家。说了些什么,我竟然忘记了。后来听小楠说,叶叔叔曾问王于耕(叶飞的夫人)九九(我的乳名)来,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还有一次,是叶叔叔刚刚任命为交通部长不久,我去叶叔叔家,很简单地向他反映了交通部原监察组长刘亚雄,尚未解放,身体不好,希望交通部给以生活上的照顾。他马上指示落实照顾事项。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亚雄阿姨落实政策是交通部负责的。以后看了叶叔叔的回忆录才知道,为亚雄阿姨未落实政策事,他专门做了指示,亲自过问,才落实的。

    再有一次,则是张定远来找我,想请叶飞给他父亲张元寿的墓碑题词。张元寿是解放战争时华东野战军的副参谋长,是莱芜战役之后牺牲的。那天已经很晚了,又是王于耕阿姨去世不久,但我还是马上给小楠打了电话。小楠来电话说,叶叔叔叫我们马上就去。我们静静地走进叶叔叔的房间, 叶叔叔坐在昏暗的灯光下,显然还没有从悲痛中走出来。张定远自我介绍,提出要求后,叶叔叔沉思着,大家都不说话,过了好长一阵,他缓缓地对定远说,我和张元寿同志熟悉。又沉思了。过了一会,他对定远说,我明天写好,通知你来拿。接着又沉思。这时已经很晚了,于是我说,“叶叔叔,已经很晚了。你该休息了。”他没有立刻回话。却说了一句“新四军是8省游击队组建成的。解放战争华东战场打的那么漂亮。确实要好好总结。”那时我还不知道叶叔叔已经在着手研究新四军和华东战史。其时他全部的精力都投入这一思考中。

    我们这一代年轻的时候,也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自视甚高,以为有资格去评论任何人。 在我的脑海里叶飞是一个清高,对人冷淡的人。不过我经历的这三件事,使我体验到,在他冷漠清高的外表之下,对人是那样体贴入微,对战友是那样一往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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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飞在文化革命中的“奇迹”

    2006年,因为拍摄《浴血坚持》这部电视剧,我必须深入一点了解叶飞叔叔。而我真正从心眼里钦佩叶叔叔,是从我认真阅读他的回忆录开始的。

    1971年1月叶飞担任了交通部长。毛主席点的将,他最坚决地执行了邓小平的指示,并圆满地完成了国家赋予他在交通部的使命。如果说文革初期的“当头一棒”,打的叶飞有点“晕”,颇为狼狈,则这一次与“四人帮”的斗争,他是有备而来,大获全胜。众所周知,在“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时,科学院的胡耀邦,铁道部的万里等再次下台。而叶飞却既没有遭到狠斗,更没有下台。这在中央,国务院部委,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当我把自己这一“重要发现”,和叶葳葳(叶飞的三女儿)讨论时,她甚至还误解了我的意思,和我争论了起来。在一般人看来,叶飞在文化革命后期的“命运”,如此幸运。几乎令人无法相信,然而这却是事实。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复杂的年代,想说清楚那一段的事情很不容易。在那波诡云谲,乱云飞渡的时期,许多东西说不清,但我反而觉得,从1974年1月17日到1979年2月19日叶飞在交通部工作的这5年,交通部的事情清清楚楚,并不复杂,这是我读完“叶飞回忆录(续)”之后的感觉,使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我自己都觉得“奇怪之极”。

    奇迹一——使用了庐山会议点名的周惠

    叶飞到交通部所做的第一件事,和所有在邓小平二次上台,进行整顿时所做的第一件事一样,就是解放干部。

    被打倒了的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就是叶飞亲自动手解放的第一个干部。彭德清的问题彻底解决了,但那时整个交通部解放干部的工作基本尚未开展;派性还在作怪,大量的派头头还要清理;交通秩序要整顿,生产要恢复,交通事业要大发展……。因此组建来自五湖四海的,坚强的交通部党组,就是交通部能在文化革命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完成党赋予的伟大的使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这其中最为引起思索的是叶飞对周惠的使用。

    叶飞在回忆录中写道“从彭德清同志平反事,使我非常具体地体会到了落实政策工作的艰巨性。我很希望有一位党性强,有水平而身体又较好,耐得起磨的同志来主持这项工作。我想到了周惠同志”

    大致了解一点“庐山会议”的人,都会知道周惠是在庐山会议上受了批判的人,从湖南省委书记降职到交通部担任副局长。 叶飞亲自三次到中组部去看周惠的档案,整整看了5个小时,档案中既无庐山会议对周惠的点名记载,也没有不能担任党的领导职务的批示。叶飞和当时的组织部长磋商多次,就是谈不通。叶飞只好提议自己担任交通部机关党委书记,周惠任副书记,以后任代理书记,代书记是不需要中组部批准的。于是周惠这个自己还没有落实政策的人,竟把交通部落实政策的工作担当了起来。叶飞就这样恰当地重用了周惠。重用周惠这件事,竟然没有被四人帮“抓住”,作为打倒叶飞的罪状,是因为叶飞能够慎密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把党一贯的干部政策的原则性、纪律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创造性地使用干部,解放干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叶飞自己就是榜样,以后周惠也是这样做的。因此无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是文化革命后清理“三种人”,交通部在干部问题上都没有“翻过烧饼”,这在全国是很少有的。

    奇迹二——解决派性,太岁头上动了土

    解决派性,又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万里在徐州开万人大会,捅了四人帮在徐州的马蜂窝;王震在有色研究院说“有色院是冶金研究院,不是历史研究所”,直接捅了四人帮一刀;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可是叶飞在上海摸了“老虎屁股”,在天津“太岁头上动土”,并且打了一场持久战而且打了个胜仗,此事却鲜为人知。

    天津港是江青在天津的点。到了1975年,已经乱作一团。

    叶飞坚决执行邓小平整顿的指示。组织了懂生产的、旗帜鲜明、有党性而无派性的陶琦副部长为领导的工作队,同时还调原大连港务局局长,旅大市长为副队长,又派了政治上很强的,有水平,有丰富经验的周惠协助。 显而易见他布署了一个打硬仗的战斗集体。工作队进津之后,宣讲学习中央9号文件,深入生产一线,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其中的曲折复杂,自不待言。整顿有条不稳,坚定地照小平同志的部署向前推进。当比较全面地揭露和批判几个派头头和严重派性时,叶飞同志在请示了当时的天津革委领导孙健的同时,指示:一是不挂不联,二是肯定了派性头头的进步。对派性头头不仅没有调动他的工作,名都没有点。江青们抓不着交通部党组一点辫子。

    紧接着就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在工作队撤出天津港的总结大会上,陶琦同志按交通部党组的决定,报告了半年多贯彻中央9号文件和13号文件的成绩。当问革委会诸位同志还有什么意见时,唯有那派行头头说“他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陶琦同志火了,说你不是坚持党的领导,是派性,批了他一顿。批邓最热闹的时候,天津港的造反派到交通部闹事,要揪斗陶琦同志,叶飞当即严厉的斥责了他们,明确指出:工作队所做的一切,完全是贯彻党中央9号,13号文件,中央文件是正确的,是毛主席肯定的。

    这里要多写几句,文化大革命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派性问题。其实这派性也不是什么新鲜的问题,只是新形势下,宗派主义的特殊的表现形式而已。在这时候能够团结最大多数,分清敌我,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没有经验,没有坚强的党性,没有群众路线,没有周密的调查研究,没有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是很难做到的。感情用事,用派性解决派性,是常见的,最容易犯的错误。  

    交通部和四人帮派性的斗争不仅在天津港大获全胜;在青岛,在上海等地都取得了全面胜利。总理去世,黄浦江上,海面上,鸣起的汽笛,就是胜利的号角。叶飞就这样“摸了老虎屁股”,“太岁头上动了土”。

    在“阶级斗争”这一条战线上,叶飞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法宝,仔细地总结17年一切成功的经验和吸取了过去犯过的错误的的教训。继承发扬了党的光荣传统,他紧紧倚靠党中央,组织好战斗的司令部,倚靠各级党组织,干净利落地正确处理了交通部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奇迹就是这样创造的。

    奇迹三——全面整顿交通,画出中国交通壮丽的蓝图

    1975年,邓小平上台的时候,全国各行各业的生产已经十分混乱。港口,码头,车站堆满货物,工厂停产,打砸抢事故不断;当叶飞乘船顺长江而下时,在浩荡的长江上24小时,迎面只漂来9条船。这场面令叶飞感到心疼。他经过过的事情太多了。想当初初进福建,1000万人饥寒交迫,到处是土匪特务,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妓女赌棍,社会很乱。为了几十万厦门人民烧柴,十兵团司令竟然把金门战役的指挥交给了别人。金门的失利,使他刻骨铭心,死不瞑目。接着就是建设大发展,修海堤,修铁路,修电站,农业增产,办教育,抓文化,等等。几年下来,面貌大变,一片欣欣向荣。后来,全党头脑的发热,在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教育等方面犯有过左的错误,造成一片混乱。但要指出的是,在那些年月,没有人想自己多吃一口,想往自己的腰包里装一点,大家都是想把建设福建的宏伟蓝图赶紧变成现实!全都是想快!快!快! 当时全党全国国人民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是前所未有的,不可能完全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啊!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错误和失败引出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不久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规模是全世界不曾有过的。这体现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气魄。在会上,中央和省市的领导总结了经验教训,各自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在这次会议上,叶飞就流着眼泪,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大会之后,叶飞和省委贯彻执行大会精神和政策,不到三年,福建和全国一样又呈现了一片欣欣向荣!

    有了福建的经验,叶飞对面前的局面心中有数了。他一到交通部就郑重宣布“我要当的是战略部长,不是战术部长”。他和交通部党组的一班指挥员们,按照党中央的部署,遵循着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有条不紊的,不仅很快使港口,码头,工厂恢复了正常, 而且对海洋,港口,公路,内河航运,造船,修船……做出了中国交通——江海河湖,陆路交通的全面的近期远期的规划蓝图。时间的长河已经流过40年,这一蓝图依然是先进的,一直延续至今。

    2011年我和小楠等到上海看到“上海艾维通信有限公司”为长江所做宽带无线技术、长江航运网络运营、云计算、物联网以及物流行业的“智慧航运”建设建议的沙盘,极为兴奋。但当我读叶飞回忆录时,才惊讶地发现交通部党组早在1978年就提出了建立以宜昌、武汉为中心的《在长江全线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通信导航调度系统》的设想。这是在以叶飞为班长的交通部党组领导下,在那个年代,全体交通部的同志对后代交出的一份最好的“答卷”,是中国共产党人远见卓识的体现,不能不说是奇迹。

    奇迹四——用外汇买船,建立了强大的远洋船队

    几乎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文化大革命对生产力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但中国强大的千万吨远洋运输船队恰恰是在文化革命中发展建设起来的。

    当我和叶小歧(叶飞的小儿子)讨论“叶飞买船”时,连他竟也惊讶地喊起起来,这样做不正是“唯生产力论”“洋奴哲学”的“样板”嘛!怎么可能用外汇买这么多船?!他怎么没被打倒?!”   

    四人帮搞的那个“风庆轮事件”,说什么买船就是卖国,在全国沸沸扬扬,造成很大影响,1974年9月11日交通部核心组为此做了检讨,“关于我们对待国内造船的错误”。叶飞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准备到交通部上任的。

国家非常需要强大的船队。毛主席早在1956年就指出“在世界航海吨位中,我国不到0. 3%,这表明我们太穷,希望我国将来能有一二千万吨船。” 1970年毛主席更加具体地指示:“力争到1975年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

    1974年邓小平向叶飞当面下达了中央确定3至5年建成1000万吨远洋运输船队的“作战任务”。这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下达的作战命令啊!

    当时国内的造船能力,充其量每年只有10万吨;就是想“买船卖国”,也没有几个洋钱啊!国家就是这么困难!再困难也要干!

    那个年代,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难道就是一句浪漫主义的空话吗?绝不是!中国共产党哪件事不是这么干的?叶飞一生中,有哪一件事是在具备了现成条件干成的?

    对境外的“洋钱”叶飞不陌生。直到文化革命前,福建的侨汇都是全国最多的,早在50年代,福建就有华侨投资公司,用过“洋钱”,并且是用的最多,最好的。下决心,贷“中国银行”的洋钱买船!!经周密的调查研究,经中央同意,“贷境外的中国洋钱“在”境外买洋船”。花的是境外的中国人自己的洋钱,不是借外债!

    1975年7月31日,叶飞签发了《关于继续利用贷款买船及有关问题的请示》,提出1975年-1978年还要买250万吨。只隔了三天,叶帅,邓小平,李先念就批准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也划了圈。当时正值世界经济危机,船价低的惊人,真是“捡洋漏”,天赐良机,中国之幸也!“批邓”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买船的速度丝毫不减,直到1976年3月20日,国务院领导直接给叶飞打电话暂停买船的时候,叶飞批准了最后一个合同。到了1976年8月,远洋船队的规模已经增长了一倍。

    买船由党性(我这里用了现在不大用的党性二字)强的同志,有经验的专家,组成极有战斗力的买船组负责,大事必请示,每一批购船报告都由叶飞“签署后径送李先念副总理,先念同志核准后还转送党中央和国务院各位领导批准。整个部的同志众志成城。这俨然就是解放战争完成中央军委下达战斗任务的过程啊!仅1975年贷款买船400万吨,无一差错,连一点小纰漏都没有,四人帮想“打倒叶飞 ”也无从下手。抓不住辫子,怎么“打倒”?

    船买了,能不能建成船队,船能不能变成战斗力、生产力是另一回事。船员、船长、学校、码头、泊位……等等,几乎都没有着落,真的是一穷二白。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以外,对任何国家,任何精明的资本家、商人,用5年建成1000万吨的远洋船队,是不可能办到的。但是经历过人民战争,经历过17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办到了,办好了。还是毛主席那句话“世界上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奇迹就这样诞生了!

    在文化革命中,叶飞就是这样忠实地、创造性地执行了党中央的决定,创造了奇迹,靠的就是党的领导。叶飞的靠山是党中央毛主席,是坚持党的原则和党的作风。

    叶飞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在特殊历史时期创造的奇迹,不应该被遗忘,应该进入历史研究的范畴。

    叶小宇(叶飞的大儿子)在“叶飞回忆录(续)”后记中,写了一段非常平实精彩的话: “父亲在晚年之后,开始对他后半生的经历进行回忆和总结,他感到自己的这段经历,无论是成功还是挫折都是和我们党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决心动手将这些经历记录下来,以为后人留下来,以为后人留下一些借鉴。

    父亲晚年在回忆录的写作,首先着手的就是在交通部工作的这一部,这正是我们国家从结束“文化大革命”向“改革开放”过渡的时期,他认为对这一段工作进行总结的时机已经比较成熟,而且他自己似乎也对这一段的工作经历比较满意。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这是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经历了建国初期开始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而后又经历“文革”浩劫中的沉痛而深刻的反思,因而到交通部工作时的信念和方向都是十分明确和坚定的。…因此虽然在交通部工作只有短短四年,他的努力和奋斗却见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而且完全可以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对于父亲这样性格的人来说,这自然是人生一段弥足珍贵的经历。”

这正是我心里想的,也是我下面想展开写的。

    福建的十七年和“叶飞回忆录”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情,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1949年叶飞率部进军福建。跟随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叶飞熟悉的战争,已近尾声,保卫共和国,建设共和国的新时代开始了,他将面对过去所不熟悉的困难重重的复杂环境,担任新的角色。福建是叶飞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时期。是可以大书特书的。但是叶飞晚年写“回忆录”时,这最重要的17年和文化大革命隔离审查的那几年他没有写。

    胡平同志说:“80年代起,叶飞同志开始写回忆录。……唯独解放后17年他主持福建地方工作这段历史没有动手写。……我听说,他决心不写了,说这段历史让后人去评说吧!……我知道,这是他希望福建团结一致,一心一意搞好建设的用心所在。”

    胡平同志这番话,让我想了很多。

    写17年是很困难的事情。这17年,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经历过风雨,遇到过挫折,有过成绩,也有过教训,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成绩?什么是教训?什么是对?什么错?谁对?谁错? 仁智之见,至今还是各持其说。

    叶飞不写17年,是自己没有清楚的识吗?不,不是。1961年他曾经说过一段话“经验哪里来的呢?错误当中得来的。打了多少败仗,栽了多少跟头,然后才能够得到一点经验。看来要取得经验,就要付出代价。”毛主席无数次教导过我们这一真理,叶飞这样说,不是重复,是因为他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

    文革4年隔离审查”,他有机会冷静思考,大量阅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通读了马恩全集,精读了三遍《资本论》,《毛泽东选集》则读了更多遍,写了30本笔记。……他把自己走过的路总结清楚了,他把17年理清想透了。

    叶飞在福建工作期间,从没有“抵制过”,也没有“违心”地执行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示。(“都抵制”,都违心”党还有战斗力吗?)在实践中即使是按照毛主席教导的“把马列主义和福建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执行中,也必然会犯错误,这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必然过程。

    在错误路线领导之下,也可能会做正确的事情;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在执行中,也可能犯很严重的错误。事物是复杂的,原因是多样的。但叶飞任何时候都坚持维护党的团结和纪律。我想,只是我想,叶飞是一个守纪律的共产党员。党是他的信仰,是他生命的归宿。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说,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并没有对30年做全面的总结。叶飞不能违背党的原则,把自己的认识,写成回忆录,评判党的对错。

    叶飞退休后,中央请他主持领导编写新四军军史和华东地区军史资料。他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忠实地搜集资料。在这个过程中,他竟然也受到一些熟人,老关系的压力,迫使他对历史重大问题表态翻案,但是他坚决严厉地拒绝了。他表示要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要对历史和后代负责任, 党中央做过结论的问题,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战争时期,在他担任高级领导职务期间,他是遵守纪律的模范;在党风不那么正的时候,党对党员甚至有些放任的时候,他依然一丝不苟地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表现出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这意义是重大的,本质上是自觉地抵制了一股制造混乱,利用党的历史失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逆流,维护了党的利益。

    对叶飞们而言,写回忆录,不是为讨公道,不是吹嘘自己,邀功请赏。叶飞写回忆录,是为了未来,不是为了过去;他没有个人的恩怨,也并不在意别人怎样对待自己,他历来是这样。

    叶飞和粟裕是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的亲密战友。但在1936年,叶飞差点被粟裕错杀。这件事不仅不为一般人所知,党中央也并不清楚。58年批判粟裕的时候,李富春曾问过此事,并认为叶飞应如实向中央报告。但叶飞说,这是过去了的,已经解决了的事情。以后这件事,还是“粟裕战争回忆录”先提到,叶飞才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友善地提起这件往事。

    叶飞不能违背党的原则,把自己的认识,写成回忆录,以此来评判党内的是非对错。虽然叶飞没有写出这17年,但他后半生创造的“奇迹”,正得益于他在福建工作的那17年。

    这里仅就我所知道的,说说叶飞在福建的几件事。

    解放初期,福建曾处理了两个党内的重大历史案件,一个是“陈华案”,一个是“城工部案”,两案牵扯极大,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百姓,涉及成百上千人。

    “陈华案”,正确地处理了一个有变节行为的县委书记。划清了这位县委书记个人的行为和整个组织的关系,没有冤枉一个革命同志。

   “城工部案”,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由张鼎丞,叶飞主持,由一个省委书记直接领导参与工作组,审查清楚了2000多位干部的历史问题,为130多位被误杀的同志平反昭雪,所有这些同志及他们的家属都得到妥善安置。案件本身的事实无一不落到实处,经过60年,没有一例在事实证据方面,可以“翻得了案”。 这应说是一件古今中外处理的非常漂亮的案例。

    1952年,福建曾发生过“冷楚事件”。和全国各地一样,福建也有过三反运动,反地方主义,反右;叶飞参加了庐山会议,领导经历了福建的“反右倾运动”……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的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任的应当是我。”

    在福建发生的所有失误,无一例外由曾经担任第一书记的张鼎丞和叶飞负主要责任。很多公开书报上都有叶飞作风霸道,“整人”,不能团结干部的说法,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还做过检讨。毛主席在他的检讨上所做的“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好,而是根本没有改造”的批示,他也在省委常委会上公开了叶飞对自己所犯过的错误,都在不同的场合做了检讨,他“整”错了的,“整”过了头的人,他都倒过歉了,他没有个人恩怨;对上级有意见,他都是态度明确直言不讳,他没有私利。

    17年即使付出代价,也是伟大的艰苦探索。经历文化革命的6年,叶飞已经理清了福建的17年,总结了经验, 正是认真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在交通部、海军,直至他去世,他再也没有犯在福建曾经犯过的同样的错误。因此叶飞才能在交通部,指挥了一场场胜利的“淮海战役”。这正是小宇说的“他已经经历了建国初期开始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而后又经“文革”浩劫中的沉痛而深刻的反思”。

    我再一次想起叶飞1961年曾经说过的那段话“经验哪里来的呢?错误当中得来的。打了多少败仗,栽了多少跟头,然后才能够得到一点经验。看来要取得经验,就要付出代价。”由此看来,福建17年,叶飞的回忆录只是没有落实到文字上,而是是流淌在他的血液里,融入了他整个的后半生的征程上。

    我在福建碰到许多老人,总有人对我说“你父亲(张鼎丞)在福建工作的时期,是福建最好的时期”,言语间流露出对叶飞的不满。我因此很担心自己些的文章这样过份“吹捧”叶飞,会让别人,尤其是在他长期工作过的福建人,产生错觉,似乎叶飞是一个不可信服的完人。我和小楠与突然离去的小歧,不断的讨论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再次仔细审视自己所写的,倒反越发觉得我不是过分“吹捧”了叶飞,而是我的笔,没能把叶飞这一代人的精神风貌完全表现出来。

    除了领袖们,我最亲近的,最钦佩的是王震。然而在写叶飞叔叔的过程中,我竟然常常把他和胡子叔叔相比。当这篇文章快写完时,我已经理清了为什么当我写叶飞时,脑海里总浮出王震的原因。那就是他们最终都具备了坚定的纯粹的共产主义信念。

    叶叔叔在卸任最后一个军职——海军司令员时(1980年8月11日),放下准备好的讲稿,即兴发表了一个讲话,题目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他满怀深情地说:“我们要高举共产主义旗帜,为此奋斗到底。我们这一代不能实现,下一代要继续努力,下一代不能实现,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继续努力,世世代代奋斗下去,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讲到这里,叶飞眼睛有些湿润,老骥伏枥,不坠“愚公移山”之志。台下的听众是他麾下的将士,也是他的后辈。这个讲话,是他对自己一生追求的宣示,也是对后来人的托付和期盼。

    叶飞叔叔留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因为这番宣誓,而愈加清晰了。那是他们一生的追求,永远的追求,更是我们今天怀念他的理由和意义。(张延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