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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周恩来

文/高振普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任开国总理长达 26 年。在周恩来眼里,“总理”这个职务对他来讲,意味着责任和服务,意味着为人民的幸福努力工作。他始终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要“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周恩来忠实地实践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

一、保持清正廉洁的生活

用餐上,总理坚持两菜一汤。不用鱼翅、燕窝之类的高档菜肴,只是普通的鱼、肉、蔬菜等食品,到各省市视察工作仍坚持这种生活方式,唯一的一次在广州用餐,备了三个菜,总理只吃了两个,剩下一个菜,留作下顿吃,接待人员很受感动。

穿着上,1954 年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做了一双皮鞋,到 1963 年为出访亚非欧 14 个国家,又添置一双皮鞋,直到 1974 年总理因病脚肿,才又做了一双较肥大的皮鞋。1954 年—1974 年整整 20 年周恩来只穿了两双皮鞋。中山装的袖子磨破了,补个补丁,他照样穿着见外宾。出国访问时,他穿着换了领子和袖口的衬衣出国访问,使大使馆的同志深受教育。

其实总理不是没有条件吃好一点,穿好一点。总理、邓大姐的工资收入在党的高层领导中是比较高的:周总理月薪:404.80 元,邓大姐月薪:342.70 元,合计747.50 元。他们把节省下的钱补助他的亲属和有关人员,从 1958 年算起至 1976 年两人收入 16 万多元,补助亲属近 4 万,补助工作人员及相关人员 1 万多,占去他们工资的 1/3。再节余下的钱,存够 5 千元,就交党费。总理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他和邓大姐一生中的全部工资积蓄都交了党费。

总理赴地方视察工作时,轻车简从。随行的身边人员除必要的警卫、医护人员外,主管业务的秘书可以去,与此次视察无关的其他秘书不能随同。地方主要领导同志不得迎送,不能陪餐、设宴。只是开会超过用餐时间,方可共同吃饭,规定四菜一汤。总理出国访问时,也只由外事秘书陪同,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是外出最少的了,他虽为主任,也不可每每必去,只有像 14 国访问这样的大型出访,办公室主任才有随访机会。

二、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虽身居高位,却从不搞特殊,严于律己。凡要求党员和群众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国家的大政方针,总理都参与制定。很多的规章制度,他是参与制定者,更是严格执行者。例如,规定的自费用药,总理亲嘱我们准时交钱;因私用车按公里交费;看戏买票、进公园交门票钱;当时国家外汇紧缺,总理出国不领按规定可以领取的零用费;外出视察工作主动交伙食费和粮票;反对走后门当兵,他动员已经穿上军装的侄女周秉建,脱下军装回内蒙古继续当牧民;三位工作人员的子女去当兵也被总理劝止。

这些例子都说明总理在一些生活细节上特别注重影响。我认为他不是为个人,他是处处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形象,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做表率,成为执行各项政策的楷模。他不仅自己这样做,对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也是严格要求的。他曾对我说:“你们在我这里工作,做事情,要和我这个人联系起来,要和我是总理这个职务联系起来,要和我的工作联系起来,要和六亿人民联系起来。”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来自各机关,当要调整职务和级别时,都要和原单位的同志去评比,不能因在总理身边工作就照顾,更不可超前晋职提级。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同志是由统战部调过来的,保持着原副部级,到 1965 年调中办任副主任仍为副部级,下放到中办干校直至恢复工作还是副部级,他没有因调总理办公室当主任而由副部调为正部。其他秘书也是多年保持原来的处级和局级。在总理身边工作,耳濡目染,我们在生活上也学着总理,不会随同总理外出时买回土特产,更不会私下受礼。不会以总理办公室的名义去为这个集体或个人托关系,走后门,办违纪的事。

三、心系人民,和广大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周恩来是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是无私奉献的人民公仆。哪里有灾情,哪里群众有困难,他就及时出现在哪里。他多次奔赴抗洪前线、地震现场。1958 年黄河发生特大洪水,郑州黄河大桥被洪水冲垮了,正在上海的周总理立刻中断会议,乘专机赶到郑州,亲临现场冒雨指挥抢修大桥,慰问抢修职工,鼓励群众战胜困难,早日修好大桥。

1966 年 3 月 8 日凌晨,邢台地区突然发生 6.7 级地震。灾情发生后的第二天,周总理就冒着余震的危险,来到震中,视察灾情,慰问灾民。1966 年 3 月 22 日邢台第二次地震,总理乘直升机一天起降 5 次,全面视察受灾情况,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向群众讲话,鼓励大家“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那天风沙很大,地方干部请周总理站在背风的位置向群众讲话。周总理发现,群众迎着风,大风吹起地上的土,好多人都用手捂着脸站在那里。他立即一言不发地疾步走向相反的方向。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和当地干部不知怎么回事,见总理走了,赶忙跟过去,在场的群众也疑惑不解,目光紧随着总理的身影,总理走到人群的正后方,才停下来,自己迎着风沙讲话。这时我们才明白,总理这么做使群众在不知不觉中把身子完全转了过去,背着风听总理讲话。周恩来以自己的无声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为人民服务。

50 年代初期,上海住房紧张。为了解上海市民居住情况,总理深入徐家汇肇家浜。他跨过发臭的污水,在里弄高低不平的路上登门串户,和居民群众、三轮车夫、小摊贩亲切地拉家常,问寒问暖,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他对陪同的同志说:“我们有多少工作要做,我们做得太不够了。要看到我们的国家还很落后,还很穷。”视察后,总理与上海市领导同志研究如何改善上海市民的居住条件,治理和改善城市的环境卫生。

1958 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首都北京兴建“十大建筑”。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兴建人民大会堂等各项建筑,当地众多居民响应政府号召主动搬迁让地,投亲靠友。总理非常关心这些群众,多次出面过问此事,并指示按照规划在和平里修建新住宅楼,妥善安置搬迁的居民。当他察觉住宅建设进度缓慢时,便召集会议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严肃指出:“你们加紧修建人民大会堂,也要注意群众的生活、住房;大会堂盖好了,群众没安置好也不行!我们的人民群众多么好啊,我一想起他们就日夜不安……”由于总理亲自过问,搬迁的居民较快地住进了新的住宅。总理又指示有关部门:“人民大会堂建成以后,要把全部搬迁的群众请回来参观。也请他们来看一场文艺演出!”总理真是想到了人民群众的心窝里。

三年困难时期,在全国粮食大饥荒的岁月里,为了安排好 6 亿人的吃饭问题,被称为“粮食调度总指挥”的周总理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为了带领全国人民共渡难关,总理以身作则,他带头减少口粮定量,由原来每月 27 斤减至 15 斤,邓颖超同志由 25 斤减至 13 斤。1962 年,总理到长春视察,当服务员端上炸油条时,

他心疼地说:“炸油条要费多少油啊!老百姓一个月只供应几两油,这一顿油条要吃掉多少人的油啊!”仅仅吃根油条,总理首先想到的是老百姓。

总理对事情想得细致、周到。有些是别人很难想到的。这体现在很多小事上。

逢外国国家元首、政府总理等贵宾来访,我国家领导人亲赴机场迎接,也组织群众夹道欢迎。遇有下雨天,总理见群众没打伞,他也不穿雨衣不打伞,与群众同在雨下迎送外宾。但只要任务一结束,他就特地嘱咐工作人员,一定要准备好姜汤,让淋雨的群众多喝姜汤,防止感冒。此时此刻他想着的是群众的健康。1972 年 8 月,有关部门考虑到中央领导同志需要办公环境安静,保证中南海进出安全,把经过中南海北门外的文津街公共汽车站挪走。总理发现后,立即指出:“不要改动,不要影响群众。”把已挪走的汽车站又迁回来。总理还教育有关部门的同志:“不要只想到自己的便利,要想到人民的便利。”

总理每天的工作日程安排得很满,乘汽车外出时,总理经常提醒司机:在路口人多的地方,不准猛按喇叭,以免行人受到惊吓;遇上雨天,总理嘱咐司机开慢些不要把泥水溅到行人身上。

周总理一生忠于的信念就是“为人民服务”。他常说:“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他多次讲领导干部要“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他说:“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

“文革”十年,给所有中国人留下难以磨灭印象的是周总理胸前始终佩戴的“为人民服务”像章。“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不只是挂在他的胸襟上,更是挂在他的心头上。

在那动乱的“文革”期间,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担负着保障 8 亿人民衣食住行和维系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难以想象的重任。他以“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誓言,挺身而出,拼死一搏。为最大限度地减少这场内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周总理忍辱负重,巧妙斗争,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作用,正可谓“一身系天下之安危”。叶剑英元帅讲:“最艰难处显奇才。”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周总理一生为之奋斗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他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人民,乃至在他住院的最后日子里。

1975 年 3 月,大手术之后,他依然牵挂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锡矿工人的多发矽肺的原因,指派为他治病的李冰院长亲赴矿区研究防治措施。总理病成那个样子了,仍然关心着工人的健康。

总理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心头萦怀的始终是国家和人民。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总理逝世前还交代医务人员解剖他的遗体。他说:“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死后,你们要彻底解剖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1976 年 1 月 7 日深夜,临终前,他坦然地对大夫说:“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心里装着的依然是人民。一个人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还想着为人民服务,这是何等的境界!

总理和邓大姐早已约定死后火化,不保留骨灰,要求把他们的骨灰撒掉。总理说:“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到地里可以作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他多次说“死人不要与活人争地盘。”从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也是一场革命。总理逝世后,邓颖超同志报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将总理骨灰撒掉,中央决定派飞机执行。在罗青长同志的率领下,由张树迎和我把总理的骨灰撒向了祖国的江河大地。

今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 120 周年,虽然他离去已很多年了,但人民依然怀念他,怀念他的品德、他的作风、他的为人、他的处事,更怀念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怀念他处处做表率,时时联系人民。今天我们缅怀周恩来总理,就是要永远铭记和认真学习他的光辉思想和优良作风,并且付诸行动。今天,我们要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按照党的十九大战略部署,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决胜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把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变成现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