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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实践与创新

文/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于隶群 张廷建


  1949 年 10 月 26 日,毛主席在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中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 1936 年到 1948 年,曾经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陕甘宁边区是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37 年 9 月 6 日,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陕甘宁特区政府成立,首府延安。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时俱进,调整生产关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支援革命战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创造抗日民主根据地典范,进行了艰苦的实践与探索,在局部执政中,为新中国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仍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

  一、摆正关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面对严酷的战争、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经济状况,陕甘宁边区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繁重的建设任务面前,把经济建设摆在什么地位,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高瞻远瞩,指明了经济建设在陕甘宁边区建设中的重要地位。1941 年,在给边区政府副主席谢觉哉的信中明确指出:“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事变来说,经济建设是其它各项的中心,有了穿住吃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① 1942 年 12 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陕甘宁边区“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来说,就大多数同志来说,确确实实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它工作都是围绕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而教育一项也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以发展经济为基础。”否则“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②

  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北起长城之陕北府谷而跨宁夏之盐池,南迄宜川而达富县,东接黄河,西临宁夏至预旺、甘肃之固原,23 个县,面积 12 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200 万,农业基础极其脆弱,加之战乱的破坏,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扣发八路军军饷,实行经济封锁,边区陷入严重的物质困难、财政危机之中。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 。③

  边区一度采取增收公粮的办法,化解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公粮由 1939 年的 5 万石,增加到 1940 年的 9 万石,1941 年更是达到 20 万石。经济负担沉重,群众怨声载道。一个农妇诅咒“打雷怎么不打死毛泽东?”在土匪“共产党又要征粮、征兵了”的蛊惑煽动下,1941 年 1 月,环县 17 个乡的民众和 2000 多名自卫队员跟随土匪赵老五哗变。

  严酷的现实使陕甘宁边区党政领导认识到:“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④“发展边区经济,提高边区生产、增加抗战物质供给与财政收入,改善抗日人民生活,巩固抗日模范地区,推动与帮助全国国防经济建设,争取抗战胜利,成为边区整个工作的重要部分之一。”⑤

  为加强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在 1940 年 9 月 11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成立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 , 同时决定中央局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央局书记高岗任主任,军委、中直机关系统经济生产工作归边区中央局财经委员会统一管理。毛泽东在会议上特别强调“陕甘宁边区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和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在边区的六万五千干部和部队争取全部自给。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同样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民主建设要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⑥为落实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示,边区党委、政府发布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决定和“五一施政纲领”。1940 年 11 月 23 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对财政经济政策发出重要指示,深刻剖析了边区的特点,指出:“一方面她有着全国最民主的政治,有着处在农村环境中最先进的经济(基本上已肃清封建剥削),有着具备活跃与组织性的民力和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因此,经济运动的力量必须经常要扩大很多倍的速度。另一方面经济力量依然落后,交通不便,人口不密等又给财政经济一些限制,因此,充分估计其可能性与现实性,定出确切计划,必能争取速效” 。⑦应该说,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相对稳定的政治、军事环境,也为陕甘宁边区加强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陕甘宁边区从自身特点出发,从农业、工业、商业、财政等诸方面制定了经济发展长远规划,提出了“以发展农业为第一位”、扩大公营企业、发展民间手工业、以外资为主发展商业、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为边区经济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

  针对当时轻视经济工作的观象,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指出,“必须打破忽视财经工作的观点,各级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要挑选一部分最好的干部专任财政经济战线上的任务。”“并且要吸收团结必要的党与非党的专门人才,加强与充实财经组织”。 ⑧中央政治局关于“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的明确要求,更激发了边区军民加强经济建设的积极性。鲜明正确的指导思想、宏伟而实在的规划、具体有针对性的措施,使边区经济建设红红火火开展起来。到 1943 年,耕地面积达 1300 万亩,当年开荒 97 万亩,总产量 184 万石,余粮 22 万石,种植棉花 15 万亩,收棉 170 万斤,满足消费量半数以上。

  在谈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的成果时,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认为,“这一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的完成,不仅解决了边区的基本问题,更加巩固了边区;不仅在边区内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更加推动与活跃边区的民主政治;而且教育全边区的人民如何来管理自己的伟大事业。”“是给全国人民以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具体道路,给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支持长期抗战的财政经济政策的基础,也还是反对内战挑拨者及投降派的武器”。⑨

  二、与时俱进,调整生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实践中,陕甘宁边区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时俱进,正确把握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调整生产关系,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行多种经济形式,繁荣经济;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推动经济发展。

  1. 减租减息,交租交息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土地政策,它与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有着根本的区别。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为了巩固国内和平,实现对日抗战,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四项保证中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保持封建剥削土地关系,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呢? 1937 年 8月,在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实施减租减息的政策主张。

  实施减租减息政策,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因为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另一方面坚持交租交息,即在保证农民的权益的同时,又必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

  任何重大政策的实施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策的实施也遇到了党内和社会上不同思想、不同势力的尖锐斗争。

  陕甘宁边区百分之六十的土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已分配给农民,中央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后,一部分不明大义的地主豪绅采取各种方式要农民归还已被废除了的债务和地租。1938 年 5 月 25 日,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发出布告,明确提出:“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于边区管辖区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本府本告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⑩遏制了反攻倒算风潮的发生。

  鉴于从 1937 年开始的减租减息工作由于内外原因还停留在宣传上,从 1940 年开始,边区开始通过立法贯彻减租减息政策。1940 年 7 月,绥德临时参议会就通过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规定丰年减租 25%,平年减租 40%,歉年减租 55%,收成在三斗以下者免交。1941 年 5 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未经分配区域,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需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

  减租减息光靠立法和制定法令是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的。地主在农村经济中还占优势,他们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抵制,包括:收回租地、假典、假卖,提高租额等等。1942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根据中央决定,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出调查组到边区各地检查减租减息的实行情况。10 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纠正了干部中迁就地主放松减租减息的问题,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要求必须采取发动群众的方针,组织与领导群众坚决的自动的实行政府的减租法令,对地主因减租而加负于农民的一切威胁和压迫,应发动群众以合法方式坚决抵抗之。12 月,边区政府专门颁布《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制止了企图改变租佃关系、破坏减租减息的不法行为。1943 年,从抓典型入手,取得经验,发动群众进行普遍彻底的减租斗争。10 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进一步领导农民群众开展减租的决定》。在普遍减租中,各级政府、农会也注意了交租交息,同时,注意纠正减租斗争中戴高帽子、打骂等过火行为。

  比较普遍、彻底地实行减租减息,在经济上进一步削弱了封建势力,在政治上打击了地主的气焰,大大提高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热忱,恰当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受到各界人士的拥护和赞扬,边区面貌为之一新。

  2. 公私兼顾,繁荣经济

  陕甘宁边区以踏实的实践精神,勇敢的理论创新勇气,坚持发挥公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大力发展私营经济,鼓励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实行混合经济,促进经济发展,进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探索。

  公营经济是指政府、军队机关、学校创办的工商企业,它关乎边区经济命脉和抗日战争的迫切需要,维持数万党政军人员费用。边区采取增加对公营经济的投资;加强对公营企业的管理;团结知识分子,发展科学技术;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副业生产,改善职工生活等多种方式发展公营经济。1941 年,边区政府做出了保障边区工人收入稳定的决定,各工厂实行实物和货币工资混合的工资制,树立了公营企业的良好形象。公营经济掌控了关乎边区经济命脉的产业领域。边区成立盐业公司,统一管理边区盐业的统销,为增加财政收入、实现收支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边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展军工生产,直接支援了抗日战争 , 纺织、被服企业的发展解决了部队的急需。边区公营企业在管理中学习管理,积累了成功的经验:确立了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实行了统一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善企业组织与管理,建立经济核算制,实行计件工资制。令人惊叹的是,1944 年在公营企业中推行了股份制试点,发动工人入股,按股分红,把工人与企业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调动广大工人的积极性。陕甘宁边区从实际出发,既反对陈旧的保守观点,又反对脱离实际的宏大计划,使公营经济健康稳妥地发展。生机勃勃的公营经济成为边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私营经济是指一切私人经营的农工商业,它们以租税形式支持政府与军队,支持抗战事业。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公、私营经济的指导原则,他说,“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证财政和供给。” 边区党委、政府认识到,提倡和促进包括公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在内的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才能使劳动、资本、土地、知识、管理的各种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才能推动根据地经济的发展。理性地认识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努力学会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边区经济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和成功经验。边区实行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的政策,帮助私营企业发展。通过对私营企业投资、贷款、订货等措施,保证他们有资金来源、原料来源、有产品销路、有利润可赚,使私营经济和公营经济同时发展。边区还采取从公营企业抽调技术人员作技术指导,解决生产中的问题等方式,促进私人企业发展。

  鼓励私营经济发展,边区党委、政府保持了政治上的清醒。保护社会经济中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又注意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在工商业经营中,注意兼顾各阶级的利益,不对雇主提出过高要求,又要改善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生活各方面的地位。陕甘宁边区的做法,既体现了坚持党的纲领的坚定原则性,又体现了在执行具体政策中的灵活性,从根本上维护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3. 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

  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群众生活水平低下,生产劳动积极性不高的地区,经过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运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囿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劳动生产率不高。

  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指出,我国的生产几千年来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这是桎梏边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要探索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模式,通过新的劳动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一所劳动大学,提高劳动水平和粮食产量。边区采取以往农民劳动互助的有利形式,总结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实行劳动互助的经验,根据列宁关于合作社的理论,将合作化作为农民致富的必由之路、摆脱贫穷的必由之路。

  1939 年 3 月,边区政府制定了《劳动互助化暂行组织规程》。 《规程》鲜明提出了实行集体劳动互助的宗旨:“调整边区劳动力,养成农民群众互助劳动习惯,提高劳动热忱,增加农业生产”。同时,对社员、组织、劳动互助等重要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将组织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规范化、制度化。毛泽东指出,“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 在大生产运动中,“变工队”、“扎工队”等多种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和农业、手工业、综合合作社蓬勃发展,到1943年,边区 80% 以上劳动力参加了劳动集体互助组织。

  实行互助合作,走集体化道路,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使劳动力缺乏、劳动工具简单、生产力低下的局面大大改观。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人民群众阶级意识萌发,集体意识强化,认清了集体化的光明前景,为新中国实行合作化开辟了道路。在集体劳动互助过程中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的关系。

  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上个世纪 40 年代在陕甘宁边区热火朝天全面开展的大生产运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壮举,它不仅为抗战胜利奠定了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建设中开创了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正确道路。

  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外援,一部分是国民党政府每月 60 万左右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爱国人士、华侨的捐助。1937—1940年这两部分收入约占边区总收入的 50%—80% 多,加之边区约占 20% 多的自有税收和行政性收费,基本满足了低水平的财政支出。当时,边区提出的财政政策也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

  把出发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还是放在依靠外援上?毛泽东清醒地分析了边区的经济状况认为,我们的供应无非是四条来路:一是取之于敌;二是国民党政府发给;三是人民负担;四是自己动手搞生产。前两项都靠不住,根据地人民负担一定要有个限度,只有自己动手搞生产是最靠得住的办法。

  1938 年初,中央财政经济部召开了边区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介绍了军委供给部高桥仓库自己动手开展农副业生产的经验,号召党政机关搞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很多人对此不感兴趣,有的甚至发牢骚说:“一天到晚只吃两碗清汤稀饭,饿得根本走不动,种地能行吗?”“我们连一个铁钉也没有,哪有锄头?总不能用手指刨地吧?”

  1938 年,延安各单位搞生产积极性不高,秋天收获不大。中央财经部对边区党政军机关生产进行了总结,向毛泽东作出报告。毛泽东作出批示:1938 年生产没有搞好是意料中的了,但初步达到了目的,要从实践中摸索经验。这个总结提出没有搞好生产的原因很对,但有一条没说到,就是压力太小。明年党政军机关(有作战任务的部队除外)只发半年粮,不足的自己动手向地要。不想搞生产的人,如果他可以半年不吃饭,就可以不搞。毛泽东的批示震动很大,对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证明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现实意义。从 1939 年开始,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封锁,军事蚕食、经济封锁,1941 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完全断绝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经济援助,禁止汇款至边区,截断了海外进步人士和国内广大民众对边区的捐献。1940 年前后,边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 430 万亩,受灾人口 50 多万。外援断绝,连遭灾害,雪上加霜,边区财政经济状况进入极度困难时期。

  1939 年 1 月初,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参政会上发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1 月 26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边区的生产工作,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高岗任生产委员会主任。2 月 2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中央财经部部长李富春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2 月 4 日,边区党委和政府下达了关于大生产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县成立以县长或县委书记为首的生产委员会,保证完成党中央下达的生产细粮 1.5 万石的任务。1940 年 2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朱德率先提出了屯田军垦的构想,亲自踏荒原、看水情、选基地,发现了适于垦荒的烂泥洼,并为其取名南泥湾。

  1941 年春,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鼓舞下,王震率 359 旅进驻南泥湾,上至旅长下至伙夫,都编入生产小组开荒种地,养猪、种菜。开荒初期,要去几百里外背米,718 团团长陈宗尧和战士一样背,让自己的马也驮米。政委左齐只剩单臂,拿不了镢头,就当伙夫,给战士们做饭、上山送饭。感动了全体战士。毛泽东号召全体干部“学习这两位同志的精神”,他说,只要这样“我们一定会胜利”。

  1941 年,全旅开荒 1.1 万亩,1942 年,开荒 2.68 万亩,种粮 2 万亩,种菜 5000 亩。12 月 12 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边区军民积极实行南泥湾政策,毛泽东亲自题词称 359 旅是“发展经济的先锋”。1943 年,359 旅种植面积已达 10 万亩,将昔日烂泥洼,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塞北好江南,达到了王震旅长提出的“二人一猪、一人一羊、十人一牛”的指标,初步实现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尺布、一分钱的自给自足的目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种菜、种粮、纺纱、织布,带动了全边区机关、学校的大生产运动。整个边区政府直属机关粮食自给由 1939 年的 1639 石达到 1942 年的 114493 石,蔬菜由104820 斤达到 2463656 斤。军队、机关、学校自己动手,满足了自身的大部分需要;“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丰衣足食的美好蓝图成为现实。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气死牛”的劳动英雄。1943 年 1 月 14 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闭幕式上隆重表彰了 359 旅等 3 个先进单位和王震等 22 位在大生产运动中做出显著成绩的领导干部。

  1943 年 11 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和边区生产展览会在延安召开,会议发出了向劳动英雄学习的号召,以英雄为楷模的劳动竞赛也在边区热火朝天开展起来。在开展劳动英雄运动中,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及其代表选举办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使劳动英模运动民主化、法制化、规范化。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陕甘宁边区战胜了困难,渡过了难关,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 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封锁、扼杀陕甘宁边区的企图;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人民生活,密切了军民、军政关系,稳固了革命根据地的执政基础;在生产斗争实践中,党和政府积累了开展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工作的干部和人才。如果说,遵义会议在政治上开创了中国共产党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那么,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中也踏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

  当年毛泽东视察 359 旅大生产运动成果时,就意味深长地指出,“那时,他们没有外援,假如有了外援,也还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革命战争中坚持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的一块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全面加强政治建设、军事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的同时,紧紧扭住经济建设不放,大胆实践,勇敢探索,取得了辉煌成就,创造了“延安奇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指导思想;确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总方针;实行了“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土地政策;“公私兼顾”,建立以公营经济为主导,包括私营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等混合经济成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实施了以“农业第一”,工业、交通、畜牧、林业全面发展的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充分利用财政、税收、金融、贸易等经济杠杆,加强宏观控制,促进经济发展。这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实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进行了成功的尝试。如今,站在宝塔山上,回顾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和各项建设的伟大成就,应该理直气壮地说,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要增强学习本领、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增强改革创新本领、增强科学发展本领、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增强驾驭风险本领。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在局部执政中,显示了强有力的执政能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为新中国的建立以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 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即那种“不唯上、不唯书”,勇于实践,善于学习,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那种一切从实际出发,说实话、办实事、出实招、求实效,扎实工作的求实精神;那种坚持辩证思维,全面的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在注意一种倾向时,注意可能被掩盖的另一种主要倾向的辩证法精神;那种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奋斗精神;那种虚己纳谏,善于听取求同意见,平等协商的民主精神。今天,那些精神仍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研究,大力宣传陕甘宁边区在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中创造的辉煌业绩和伟大的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让它在新时代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注释: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册),第565页,人民出版社,

1986年。

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④《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2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⑤蔡子伟:《抗战阶段的边区经济建设》《党的工作》第44

期,1937年9月。

⑥《高岗传》第8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⑦《陕甘宁边区文献选编·经济建设卷》第10页,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6年。

⑧《陕甘宁边区文献选编·经济建设卷》第12页,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6年。

⑨《陕甘宁边区文献选编·经济建设卷》第12页,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6年。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2页。

 《陕甘宁边区文献选编·政权建设卷》第5页,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6年。

 《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第12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陕甘宁边区文献选编·经济建设卷》第64页,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6年。

 《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885页。

 王恩茂:《南泥湾精神永远鼓励我们奋勇前进》第209页,北

京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