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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贵社会和谐与社会矛盾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取得了重要进展。”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的《正处》的重要讲话,就是我们党在这方面进行艰辛探索所取得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它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在全党全国人民深入贯彻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重温五十年前毛泽东的这篇重要讲话,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论述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前提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这个论断表明,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是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为理论前提的。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这个问题在毛泽东以前是没有完全解决的。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也没有在理论上明确地阐述这个问题。列宁初步地接触了这个问题,但也没有明确地说明这个问题。斯大林则严重地陷入了形而上学,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

  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起,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全面阐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十个重大关系,毛泽东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1956年国际共运中出现的大动荡,促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这一年的12月29日,我们党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提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呈现许多突出的矛盾,如分配问题、住房问题、学生升学问题、社会就业问题、官僚主义问题等等,也出现了一些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其他群体性闹事事件;加之国际共运中的动荡波及到国内,在人民内部引起许多思想混乱。国际国内这样一种情况,把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特别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更加鲜明地提到我们面前。适应这种需要,毛泽东发表一系列讲话,如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处》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57年3月17日、18日、20日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的四次讲话【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41页—654页。】,集中地阐述了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毛泽东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它不是对抗性的,而是非对抗性的;是基本适应、部分的不适应,即“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在人际关系上,这些矛盾主要不是表现为阶级矛盾,而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我们要自觉地坚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科学思想,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客观地分析矛盾,正确地化解矛盾,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促进社会持续和谐发展和全面进步。

  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研究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毛泽东说:“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7页。】好好研究,就有一个研究方法问题。毛泽东当年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方法,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

  (一)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毛泽东不仅坚持矛盾普遍性的原理,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矛盾;而且坚持矛盾特殊性的原理,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既然矛盾性质不同,毛泽东说,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前者用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决不可以将它们混淆起来。不能正确处理敌我之间的矛盾,没有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自然谈不上社会和谐;不能正确处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会受到损害,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充分调动起来,也谈不到社会和谐;将二者混淆起来,颠倒敌我,混淆是非,更没有社会和谐。这里的关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相当复杂,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有时还会出现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的情况,因此,毛泽东说,如果处理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人民内部矛盾也会激化,也会发生对抗现象。针对当时出现少数人闹事的情况,毛泽东具体分析了闹事发生的原因,并提出了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和正确处理闹事的两条根本办法:第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第二,如果由于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发生了闹事事件,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

  (二)着力解决事关全局的重大矛盾

  毛泽东说: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全局上面;而要照顾好全局,又要把自己注意力的重心放在那些对全局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和动作上。这里讲的是战争,同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要坚持这个方法论原则。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正处》两篇著作集中地体现了紧紧抓住并着力解决事关全局的重大矛盾这一方法论原则。《论十大关系》侧重于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研究事关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正处》侧重于从人民内部矛盾的角度研究事关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毛泽东这两篇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所提出的上述一系列重大矛盾在今天仍然是需要我们继续正确处理的现实重大矛盾,而且还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作为执政党总揽全局的战略思维方法,即:重视研究和处理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与人民内部矛盾全局的重大矛盾的方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其研究问题的方法同毛泽东是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东部发展与中西部发展的关系,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思想多样化与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关系,发展、改革、稳定的关系,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以及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等。从《论十大关系》到科学发展观,从《正处》到和谐社会论,其间存在明显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思想轨迹。

  (三)对社会矛盾作系统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典范。从1956年a2月14日起,到4月24日结束,毛泽东用了整整43天的时间,几乎天天开调查会,一共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的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1页。】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认识,结合听汇报,从4月12日到17日,毛泽东又连续六天参观机械工业展览,每天下午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三个来小时,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讲解,还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资料作进一步钻研。正是在又听、又看、又讨论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理清了思路。4月19日,他提出三个重大关系:“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部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4月20日,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他说:“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4月24日,毛泽东又加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成为六大关系。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讲话,最终成了十大关系。《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始形成一个尽管是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正确思路。这一思路形成的直接原因,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了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正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之后,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这就是在1957年3月6日至13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连续召开的五次座谈会。调查对象集中在知识界。第一次是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第二次是文艺工作座谈会,第三次是新闻出版工作座谈会,第四次是大学教育工作座谈会,第五次是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座谈会。毛泽东一边了解情况,一边发议论,主要涉及的是宣传思想工作、科学文化教育工作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于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进一步发挥了《正处》这篇讲话的基本精神。

  三、毛泽东提出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在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中仍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今天的人民内部矛盾,同五十年前的人民内部矛盾相比,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年的许多具体政策在今天不能简单移用。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有新的思路和方法。但是,毛泽东当年所提出的许多基本方针,在今天还是适用的。

  (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这是处理人民内部是非矛盾的基本方针。它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的方针是根本对立的。毛泽东强调,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争论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的方法解决,不但没有效力,而且十分有害,其结果,错误的东西并没有真正克服,思想并没有真正统一,而有时被认为错误的东西反倒可能是正确的东西而受到打击和压制。在今天,坚持这一方针,就是要既讲是非、又讲团结,既讲原则、又讲宽容,既讲统一思想、又讲解决思想,努力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这是处理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基本方针,也是我们党历来坚持的方针。在《正处》这篇讲话中,毛泽东专立一节“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说:“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六亿人民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统筹兼顾这一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毛泽东:《讼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82、783页。】我们党的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五个统筹,是毛泽东“统筹兼顾”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指导我国艺术和科学发展的基本方针。它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负责人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1956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发言中,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这个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总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也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1957年2月27日,在《正处》这篇讲话中,毛泽东对这个方针展开了详细论述。他说,这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它的实质,就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这一方针,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总结国际国内科学艺术发展历史经验、又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果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方针,在今天对于我们建设和谐文化、促进科学艺术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始终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四)“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处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一项基本方针。毛泽东说,这个口号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就提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更明确地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起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3页。】在《正处》中,毛泽东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标题更加鲜明地提了出来。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在肯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础上,又提出坚持“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邓小平说,“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在今天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这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总方针。毛泽东《正处》讲话中讲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讲工商业者问题,讲知识分子问题,讲少数民族问题,讲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问题,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等等,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调查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今天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在分配上,坚持各种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同时又要对分配差别进行必要调节,注重社会公平,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努力缓解地区之间、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都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方针的具体体现。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