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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蓥伯“双百”方针:形成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堪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著作,这篇讲话作于1957年2月,正式发表于同年6月19日,至今已整整半个世纪了。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系统阐述。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实践中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积累和比较,它的伟大指导意义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双百”方针提出的时代背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略早于《正处》。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讲话,其中第五个问题便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毛泽东文集》第7卷,54—55页】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是1951年给中国戏曲研究院写的,这在建国伊始对于保护京剧,促进各剧种之间的自由竞赛和相互观摩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还没有作为一个普遍的方针提出来;至于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确实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和繁荣,但属于自发性质,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把“双百”连在一起,作为执政党的方针提出来,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同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

  ——这基于对社会矛盾的科学分析。在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如果有矛盾,同阶级社会的矛盾又有怎样的区别?这个问题异常突出地摆在人们的面前。1920年5月,列宁读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当读到书中写的“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一语时,他批注道:“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列宁全集》第60卷,281—282页】这就是说,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并且指出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以及二者的联系和区别。这个见解非常精辟,但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意见,没有来得及展开。1938年9月,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斯大林选集》下卷,449页】,既然完全适合,也就不存在矛盾。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不存在矛盾,那么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呢?1950年7月,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说:“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只要上层建筑拒绝起这种服务作用,……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了。”【同上书,502—503页】这实际上也不承认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矛盾,因为按照这种说法,上层建筑总是适应经济基础,如果不适应,它就压根儿不再是上层建筑。本来,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现在却说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矛盾,那么它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呢?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这些说法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是解决矛盾的方法,矛盾才是动力;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解决矛盾的结果,动力仍是矛盾。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就被否定了,唯物辩证法就中断了。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领导苏联人民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生产力以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向前发展,战胜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功绩彪炳千秋;但是由于他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上离开了辩证法,陷入了形而上学,没有能够掌握解决社会矛盾的主动权,没有能够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主动地及时地加以调整和改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毛泽东总结历史的经验,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在《正处》发表之前,1956年4月,他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就强调:“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是有的。一个矛盾克服了,又一个矛盾产生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总是有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有人以为已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就十分美好,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了,这其实是一种迷信。”【《毛泽东文集》第7卷,66页】在《正处》中,他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同上书,204页】在《正处》发表之后,1957年11月,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同上书,332页】这才是彻底的唯物辩证法。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科学分析,离不开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的正确估量。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斯大林由于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存在矛盾,当遇到实际上存在的矛盾时,往往归结为外来敌对势力的破坏,从而混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造成苏联肃反扩大化的认识论的根源之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能否正确估量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状况,关系重大。毛泽东在《正处》中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同上书,216页】半个世纪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证明,这个估量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但是,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毛泽东没有把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等同起来,他认为,我们社会里的阶级矛盾除少量属于敌我矛盾外,大量的已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而不应当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而主要地应当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就为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了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双百”方针的提出正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这种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这缘于对党的根本任务转变的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那么哪一面是主要的呢?毛泽东认为,适应的一面是主要的,由此发生党的根本任务的转变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同上书,218页】他说,之所以要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同上书,216页】这个根本任务的转变,要求我们从过去集中力量变革生产关系转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双百”方针的提出正是适应了这个要求,因为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迫切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艺术的繁荣和科学的进步尤其离不开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离不开科学上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如果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只会有害于艺术的繁荣和科学的进步。

  ——这出于对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殷切期盼。“双百”方针,就其具体的针对性而言,主要是强调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但就其深广的意义来说,又不限于此。这实际上涉及如何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来看,关于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方针。一种是“收”的方针。这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强调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对于实际上存在的不同意见不允许充分发表,即使是艺术问题和学术问题,往往也由党的领导来做结论,这样,从表面上看来是空前的统一,但其实却是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万马齐喑”的局面。这不仅不利于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真的、善的、美的东西,不是在同对立面的充分的比较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没有很好地经风雨,见世面,可以说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这就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不同的意见包括错误的意见不让发表,并不等于它们就不存在,而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这其实是不团结、不稳定的因素。这种“收”的方针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巩固,不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经受可能遇到的风险。另一种是“放”的方针。这就是坚持彻底的唯物辩证法,如实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其中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从而不是回避矛盾,而是承认矛盾,并且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这看上去七嘴八舌,不是那么的空前统一,但其实却能够形成一种与“万马齐喑”相反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就不仅有利于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和文化,而且有利于使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毛泽东主张采取“放”的方针而不是“收”的方针,他殷切期盼的是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形成。他十分欣赏清代诗人龚自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便是他这种殷切期盼的生动体现。

  毛泽东不仅有这种殷切期盼,而且身体而力行之。1956年初,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在访问孙中山故居途中,向中方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不同看法。中宣部向中央报告,认为这“有损我党负责同志威信”,提出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毛泽东在批语中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他不仅不同意向苏方反映此事,而且指出:“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当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40页】1956年4月,毛泽东看到一个材料,反映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说过去宣传苏联科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而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这不对,科学可以有各种学派。哈格尔还说,过去德国哲学界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毛泽东对这个材料非常重视,在批语中说:“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同上书,74页】1957年4月,北京大学教授李如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要《人民日报》转载,并重拟了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他在代拟的报纸编者按中说:“我们将原标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同上书,453页】毛泽东还提出让高等学校开设资产阶级学术课程,扩大《参考消息》的订阅范围,这都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体现了这位伟人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彻底性和对真理战胜谬误的信念的坚定性。凡此种种,都对当时贯彻“双百”方针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放”与“争”的辩证关系

  “双百”方针的要义,一曰“放”,二曰“争”。“放”,就是要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鼓励人们发表各种各样的理论见解,创作内容和形式各异的艺术作品。有人认为,只能让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放,不能让假的、恶的、丑的东西放,只能让正确的东西放,不能让错误的东西放,毛泽东不赞成这种意见。他在《正处》中指出:“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毛泽东文集》第7卷,229页】这就是说,为了避免鉴别不清,压抑合理的意见,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应当允许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提倡自由讨论。他又指出:“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同上书,209页】这就是说,即使是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也不能简单地加以禁止,不能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只有让各种意见发表出来,经过比较和讨论,才能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争”,就是要充分展开各种意见之间的讨论和争论,进行对各种作品的批评和反批评,以求得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求得学术研究、文艺创作水平的提高。毛泽东指出:“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同上书,232—233页】这就是说,“放”和“争”,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有“争”无“放”,“争”又不讲道理,以势压人,结果可能是“万马齐喑”;有“放”无“争”,对错误的东西放任自流,不闻不问,结果可能是一片混乱;有“放”有“争”,才能真正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双百”方针提出以来,我们既有贯彻执行得比较好的经验,也有偏离乃至违反这个方针的教训。毋庸讳言,反面的教训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一个重要方面,恰恰在于他违反了自己在《正处》和其他一些著作中提出的正确思想。他违反了原先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科学分析和正确估量,重新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再采取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的形式,大搞群众运动,以至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有机可乘,导致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他期盼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结果造成的却是“万马齐喑”的局面。对此,他自己也深感不满。他针对当时的文艺状况曾经指出:“样板戏(‘样板戏’的提法不符合‘双百’方针——引者)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443页】命运捉弄人,本来要进这个房间,偏偏进了那个房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是,对于真理的误解和曲解,即使这种误解和曲解来自原先揭示真理的人自己,并不能毁灭真理本身。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别开来。“双百”方针属于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必须认真贯彻的;违反“双百”方针的那些做法属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是我们必须坚决纠正的。

  肩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重任的邓小平说得好:“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300页】我们对待内容极为丰富的毛泽东思想,包括“双百”方针,都应取这种态度。这里很重要的是要善于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只有这样,才能把毛泽东“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从贯彻“双百”方针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正确处理“放”和“争”的关系,既不能有“争”无“放”,又不能有“放”无“争”,特别要注意一种倾向往往掩盖另一种倾向,从一个极端往往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早在1983年10月,邓小平就提醒我们:“‘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47页】信哉斯言!遗憾的是邓小平言之谆谆,有些人却听之藐藐,甚至把邓小平指斥的“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也名之曰“不争论”。必须指出,这种态度是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这里,似有必要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有关论述。恩格斯在致格·特里尔的信中说“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87—688页】俄国有一位评论家卢巴金,他声称“一生从不参加任何论战,并且认为在绝大多数场合,论战是利用人的各种感情来模糊真理的一种极好的手段”。列宁为此驳斥道:“难道写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不正是用可能有的最坏形式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论战吗?”与此针锋相对,列宁主张:“请黑帮分子、自由派分子、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分别来写,那公开论战就会多些,而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读者就会容易一千倍、迅速一千倍地找到真理。”【《列宁全集》第25卷,117页】毛泽东在修改一个党的文件时曾经加写过这样的话:“只许老爷开腔,不许小的吭气,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法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248页】“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12页】1977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毛主席讲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辩证法嘛,不‘辩’怎么能‘证’呢?经过‘辩’才能‘证’。”v1977年8月,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邓小平文选》第2卷,57页】1979年10月,他在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大家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这是很自然的。……我主张采取辩论的方法,面对面,不要背靠背,好好辩论辩论。真理就是辩出来的。”【同上书,201页】1989年5月,他在《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的谈话中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297页】这些年来关于两种改革开放观的争论验证了邓小平的预言。以上这些精辟论述,难道还不能使我们从中获得关于“放”与“争”的辩证关系的启示吗?

  有一种说法,认为开展争论会把错误的东西“炒热”,意思是错误的东西本来影响不大,你一批评,反而扩大了它的影响。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也是对真理、对群众缺乏信心的表现。错误的东西是客观存在,它的影响的产生和扩大也是客观存在,是不以某些好心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何况人家还在拼命炒作呢?还记得,将近十年前有一本宣扬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的书被炒到了热得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根本不是人们对它提出了批评,因为批评的声音虽然有,但要发表出来,传播开去,又谈何容易。那么,它是怎样被炒热的呢?这里有:名人要员的接见宴请,地方部门的公款购发,新闻媒体的鼓噪捧场,书肆坊间的群起仿效……。当然,有了批评,并不等于影响就能消除,甚至在有的时候还会出现“批了反香”的不正常现象。对此,邓小平曾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他指出,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一则批评本身的质量和分量不够,二则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为此,他语重心长地强调:“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同上书,46页】这话是二十多年前说的,如今读来,是多么亲切,多么切中时弊啊!

  “放”和“争”中判断是非的根本政治标准

  “双百”方针要有“放”有“争”,才能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放”和“争”都有一个是非问题,既有艺术上、科学上的是非问题,也有政治上的是非问题;既有具体的是非问题,更有根本的是非问题。对于艺术、科学上的是非问题,对于具体的是非问题,不需要也不应当提出统一的标准,这才有利于各种艺术作品的自由竞争,有利于各种学术观点的自由争论。毛泽东指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文集》第7卷,229页】采取简单的方法,例如由党和政府作出某种决议,肯定某类作品和某个学派,否定某类作品和某个学派等,这不仅不能达到分清是非、统一认识的目的,而且会阻碍艺术的繁荣和科学的进步,会导致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封闭性和脆弱性,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极为不利。

  但是,这并不是说不需要有判断是非的根本政治标准,因为如果连根本的政治标准也没有,势必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社会的政治局面就不是生动活泼,而是一团混乱,这同样极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而且会给敌对势力在乱中夺权以可乘之机。正是有鉴于此,毛泽东在《正处》里提出了在“放”和“争”中判断是非的根本政治标准。他说:“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他强调:“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为了鉴别科学观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v应当说,这几条标准是根本性的,涵盖的范围很广,而且还给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留了余地,充分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在“放”和“争”中既要切实贯彻这几条标准,又绝不能简单从事。这里,重要的是,不能把根本的政治标准当作简单的标签往具体的对象身上一套了事,而是要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条分缕析,令人信服。这样,这几条标准才能成为引路的航标、指针,而不是整人的帽子、棍子。毋庸讳言,过去在实践中确曾出现过简单化的做法,以致损害了这几条标准的声誉。纠正这种简单化的现象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因噎废食,怀疑乃至否定判断是非的根本的政治标准,那就更是错误的了。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提出“放”与“争”中的根本政治是非问题。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家知道,这四项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164—165页】的确,这里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同毛泽东在《正处》中提出的六条标准是一脉相承的。更为可贵的是,邓小平并不是简单地提出这四项基本原则,而是根据过去在贯彻这四项原则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它的内容,这充分体现在他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阐述中。再就精神实质而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也是紧密联系的。只要我们回顾过去走过的弯路和经历的挫折,就会深切地感到,邓小平的有关论述都不是浮泛之谈,而是具有极强针对性的精义要旨。

  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正值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由于“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又利用我们党纠正自己所犯错误的时机兴风作浪,当时的政治思想领域既空前活跃,又相当混乱,形形色色的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瓦釜噪音震耳欲聋。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的讲话犹如黄钟大吕,奏出了时代的主旋律,给正直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指明了方向。但是,对于那些压根儿不赞成在“放”和“争”中要有根本的政治标准,追求鸣放的绝对自由的人来说,要让他们接受四项基本原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采取各种手段来否定这四项基本原则,一种惯用的伎俩是把四项基本原则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立起来,认为三中全会提倡解放思想,是“放”,四项基本原则妨碍解放思想,是“收”。这纯属无稽之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就批评了这种论调:“有人把中央的方针说成是‘收’了,说中央把发扬民主的方针变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只有坚持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克服妨碍实现三中全会方针的不良倾向,我们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同上书,178页】1980年1月,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又说:“有人说,三中全会是放,四项基本原则是收。这完全是歪曲。共产党员决不能容忍这种歪曲,而且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歪曲。”【同上书,256页】但是,不愿意听的人比聋子还要聋。在邓小平发表上述讲话二十多年之后,有个自称“中国文艺界的一位重要作家”出版了一部小说《青狐》,被炒得火热,书中有这么一段叙述:“一大批党内的学者、知识分子去开‘理论务虚会’,大家本来是很兴奋地在那里批极左的,然而批着批着又传出了新的精神,好像还是得反右,光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还不行,更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说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的事情啊,永远不会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其揶揄贬抑之意,溢于字里行间。须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庄严地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党章的,党员作家居然发出此等言论,堪称一道奇观。可见,要在贯彻“双百”方针中坚持判断是非的根本政治标准,实在是难矣哉!

  毛泽东在提出判断是非的根本的政治标准的同时,还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毛泽东文集》第7卷】“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同上书,281页】历史的经验证明,这个极为精辟的论述,对于正确掌握判断是非的根本政治标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必须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对待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教条主义,当然更在反对之列。联系如今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人们对此感触良多。

  应当看到,如今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不容乐观,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奇谈怪论并不鲜见。虽然经过多年来的清算,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已经式微,但对待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教条主义却颇为行时,似乎那里句句是真理,只要照抄照搬,就通体光明,前途无量了。宣扬各种错误思潮,诸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文章连篇累牍。有人竟然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刊于国内公开刊物时改为斯大林等人——引者注)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如此向四项基本原则挑战的言论令人叹为观止。四项基本原则是在“放”和“争”中判断是非的根本政治标准,中国共产党党章称之为“我们的立国之本”,本之不固,国何以堪?由此可见,贯彻“双百”方针,判断是非的根本政治标准实不可少,这同各类艺术作品的自由竞赛和各种学术见解的自由争论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使这种竞赛和争论健康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作者为《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兼《中华魂》杂志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