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四十年
    •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 一史二志
    • 十九大学习
    • <
    • >

梁柱毛泽东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创新意义


  历经半个世纪社会主义的辉煌与曲折发展的严峻检验,充分证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科学性及其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

  理论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这是理论创新的唯一正确途径,也是理论能够指导实践的原因所在。1956年,当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之后,党和国家面临着如何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即关系到国家的治理和社会走向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敏锐和深刻的哲学思维,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入总结实践中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于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及相关的一系列讲话中。它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我们党对“什麽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最早的、又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探索和回答,它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根据他对人类社会的演进和繁纷复杂的社会现象的长期研究,指明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基本矛盾,他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虽然他在这里没有使用“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已指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种基本的矛盾是社会发展动力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后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曾明确使用过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他指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宁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他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时指出:“因为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中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他们这个深刻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建立在社会生产的基础之上,一切社会的运动和社会的面貌归根到底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决定的。但社会现象是极其复杂的,这个概括还不能反映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全部特点,还没有涵盖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样人类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矛盾,因为有一部分社会矛盾是由这个基本矛盾产生的。因而,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把经典作家发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种矛盾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并认定这种社会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他说:“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11.15。】这表明,社会基本矛盾存在于包括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它规定和制约着社会各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继而,毛泽东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特殊矛盾及其相互关系,这个分析涉及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指明这些矛盾同以往社会一样,都是受社会基本矛盾所规定和制约的。他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11.15。】毛泽东正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特殊矛盾的分析中,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这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作过某些原则的论述,表现了经典作家的深邃的洞察力,但限于历史条件,他们还不可能对此作出全面的解答。比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科学地考察了未来共产主义的发展问题,第一次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思想。他敏锐地预见到,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各方面还不可避免地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并且具体指出在这个阶段还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以及分配问题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这里虽然还主要是从分配领域作的探讨,但指出这些差别,实际上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这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是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的。应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由于当时还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实践,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还没有提到他们面前,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而不可能作出全面的和具体的描述和论证。

  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根据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实践经验,在他的许多论述中,具体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许多矛盾。他论述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兼有两种经济结构的特点;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及其特点;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及其处理办法,等等。他在批判布哈林写的《过渡时期经济》一文时,曾经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的重要思想。应该特别指出,这时列宁已预见到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将发生变化。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除了原来意义的即各阶级之间斗争的政治以外,还有“从事国家建设的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显然是十分深刻并富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思想。列宁的这些论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是大大地前进了。但是,由于列宁辞世过早,没有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实践,因而也不可能充分地和系统地回答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在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斯大林还比较多地讲到苏联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包括已经大量表现出来的人民内部矛盾。但他这时所讲的矛盾,主要是指过渡时期存在着的社会矛盾。他曾指出,当时的苏联存在着两种矛盾,一种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是“外部的矛盾”,即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他在20年代末批驳托洛茨基的“二次革命论”时,还把无产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之间的矛盾称为“结合内部的矛盾”,把工农群众和国内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矛盾称为“结合外部的矛盾”。对这两种矛盾作了区别。他认为,前一种矛盾,将“随工业化的增长,即随着无产阶级在国内的力量和影响的增长,这种矛盾将日益缓和并顺利解决”。而后一种矛盾,“在我们还没有消灭富农阶级以前,这种矛盾是会日益增长并尖锐的”。【《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斯大林的这些观点基本是正确的。但他没有回答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是否仍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因而远没有形成完整准确的科学理论。相反,当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斯大林就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完全适合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中,才开始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要领导者经常注意发现矛盾和克服矛盾,并认为如果注意不够,搞不好的话还可能发生冲突。但是,这时他还是没有把它作为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因而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

  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观点,不仅在理论认识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由于斯大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否认苏联社会存在矛盾,这就势必对现实政治生活中出现的矛盾问题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而把一切矛盾归结于国外帝国主义的指使和挑动,结果导致混淆敌我的严重错误。苏联这种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矛盾,以及由于苏联对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错误做法造成的严重后果,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进一步暴露出来了。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毛泽东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开始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社会运动的本质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及矛盾的根源,并且指明它同样是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动力。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理论的创新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没有实践(包括经验总结)就不会有理论的升华;没有继承就不会有理论的发展。这充分显示了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

  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社会的和谐不是绝对的、静态的,而是相对的、动态的,它是在不断克服和化解矛盾的历史进程中走向和谐的,不断提升和谐的水准。最近学术界有一种观点,把“和谐”和“矛盾”、“和合”和“斗争”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要用所谓“和合哲学”来回避矛盾,取消斗争,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实际上是不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

  二

  我们所以说我国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巩固,概括地讲,一是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二是社会制度还不完善。这种不发达,不完善,是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的主要原因。毛泽东正是依据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从而为解决上述两大基本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其中适应是主要方面,不适应是次要方面。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所谓相适应,就是指它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他说:“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基于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他认定,我们之所以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主要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就在实际上提出了党的根本任务的转变问题。这同中共八大作出的将党的工作中心从革命转移到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战略决策,是一致的。

  这就深刻地告诉我们: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同国家和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突出表现,也是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刻根源,因而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成为新时期的中心任务。这就是说,党和国家要由原来占居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转变为主要向自然界开战。事实证明,只有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一项长期的中心任务,从根本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才能真正反映和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才能更好地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应该指出,一些论者在分析毛泽东尔后在经济建设上失误的原因时,归结于是他不重视生产力,或是只抓阶级斗争而忽视经济建设。实际上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结论,是有失偏颇的。从毛泽东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活动中,表明他不仅重视发展生产力问题,而且还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一个根本性任务,提到全党面前。众所周知,他在临近民主革命胜利的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就提出了著名的生产力标准问题,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著名原理的重要性,为以后的实践所证明。1947年,毛泽东进一步把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建设作为衡量一个干部的重要标准提了出来,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对广大干部提出:“希望你们好好地领导这些生产事业,否则就不能算作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当全国胜利前夕,党的工作重心准备由乡村转入城市的时候,毛泽东要求全党立即把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经济工作提到首要的中心位置上来。他明确指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而在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毛泽东领导制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就是着眼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他在这时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这条总路线在执行过程中有过偏差,但就其基本方面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上举数端,说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在毛泽东的理论思考和工作部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同样,毛泽东在提出要“走自己的路”,思考如何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时,也是围绕着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展开的。他在《论十大关系》中着重论述的几个关系,都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且主要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内部矛盾。在他看来,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经济搞上去了,才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他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曾尖锐地指出:如果生产力还上不去,你像什么样子?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在此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提出实现我国的现代化问题。他特别强调:“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1957年3月毛泽东在南京的讲话中就提出要用100年时间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他说: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100年吧。分几步走:大概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不同了。这的确是很有创见的。从时间上说,“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同邓小平提出的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相似,一百年“就了不起”,也相当于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应当说,在基本思路上,毛泽东同邓小平是一致的。

  当然,这时毛泽东对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还缺乏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实践中还不能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不能按经济规律办事,同时又常常把经济建设中党内的不同意见错误地当作阶级斗争问题来处理。这就使我们在一个时期内频频失误,以致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和党的根本任务转变的正确主张,未能得到坚持和贯彻,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相适应的方面,他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的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尽管当时还不可能认识到诸如经济体制须要转换等问题,但指明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适应的方面是基本的、主要的,不相适应的方面是次要的,它不是对抗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就是说,我们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地自我完善,充满生机和活力。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由上可见,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特点阐明,为确定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为改革的进行提供了理论的根据。就后者而言,他提出要对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进行自觉的调整,调整也就是改革。这时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他还提出:“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这里,他是从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提出改革和建设的任务的。

  三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反映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毛泽东深入研究了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各类新问题,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同时又指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里所说的“总题目”,就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突出的,在社会矛盾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因而必须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应该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是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学说的核心,它反映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特点,反映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社会矛盾运行的基本规律。

  应当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以前的阶级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反映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一般都表现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就是对抗和非对抗的矛盾。但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在阶级社会和由有阶级向无阶级转变的社会中,两类矛盾运行的特点不同,在社会矛盾总体中所处的地位也是各不相同的。在阶级对抗社会,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处于主要的地位,这种矛盾的对抗的性质决定了它们之间必然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人民内部矛盾则处于次要的地位,这种人民内部矛盾的调整和解决,是为了团结人民内部,服从和服务于反对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因而这种矛盾不是主要的、突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情形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脱离的历史,结束了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这是我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这时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存着敌我矛盾,但它已退居为次要地位,而人民内部矛盾则成为大量的、突出的矛盾,上升到主导的地位,成为关系到国家政局稳定、人民团结以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盛衰成败的全局性的问题。这种状况也决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在指明正确认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前提条件的同时,进而指出,两类矛盾虽然有明确的严格的界限,但也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互相转化。这是对两类矛盾运行规律的一个深刻说明。

  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就曾指出:“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运动中也同样会出现这种情形。当然,这种相互转化都需要在一定条件下才有可能。

  在一定条件下,敌我矛盾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对抗性矛盾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例如,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但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党和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和平改造和赎买的政策,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也接受这一政策,从而使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又如,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是敌我矛盾,但其中一些人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认罪悔过重新做人,这样也就由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

  同样,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激化,发生对抗的形式。毛泽东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种情形,在社会生活中是时有发生的。显然,在理论上正确认识并指明这个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

  应当看到,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存在的,它不仅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一切方面,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十分复杂的。如果对人民内部矛盾这种广泛性和复杂性缺乏正确的认识,采取简单化的办法、官僚主义的办法,甚至用对待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就有可能使矛盾激化,就有可能发生局部的暂时的对抗现象。

  这就是说,人民内部矛盾虽然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当也蕴含着激化的可能。这里,特别应该看到:(1)在我国生产力仍不发达的情况下,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深刻原因在于经济方面。而且大量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如工农之间矛盾、城乡之间矛盾、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等等,往往都与分配问题相关联。这些矛盾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处理不适当,损害了群众的合理的经济利益又不及时纠正,矛盾就有可能激化。刘少奇曾说:“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满意,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在研究了一些地方由于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出现的闹事事件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符合实际并对我们富有启示的。(2)人民内部矛盾还突出地表现在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由于我们党处在执政的地位,对国家负有领导的责任,因而如何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诸如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整体与局部之间以及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等等,都直接关系到人民内部的矛盾。还有许多人民内部的矛盾,诸如工农之间、工人内部和农民内部之间的矛盾,虽然并不直接表现为领导与群众的矛盾,但领导者也负有正确调节和处理的责任,如果处理不当,人民内部矛盾也会通过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机关如果犯了官僚主义错误,采取简单化甚至粗暴的态度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就有可能使本来能够合理解决的矛盾尖锐化,以至被激化成对抗性矛盾。(3)还应该看到,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利用群众关注的切身利益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进行挑拨,煽动群众闹事,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由非对抗性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矛盾,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而不可能出现长期的、全局性的对抗。但毛泽东在指出这一基本特点的同时,他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少数人闹事这种新现象时,又深刻地指出:“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他满怀信心地说:“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总是要前进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1.27。】

  毛泽东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思想告诉我们,要善于创造条件,使矛盾的性质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面转化;要用民主的、说服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防止矛盾向不利于人民的方向转化。

  在毛泽东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两类社会矛盾运行的总的趋势,是人民的范畴越来越扩大,敌人的范畴越来越缩小。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日益发展,促进敌我矛盾向人民内部矛盾转化的可能性愈益增加,而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的可能性则趋向缩小。这是就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说的,而这个总趋势是要通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够逐步实现的。

  两类社会矛盾运行的这种总趋势,是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首先,是同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虽然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不过,这时的阶级斗争已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那种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是历史上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这就是说,这种阶级斗争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引起的,它是广大人民同零散的而不是完整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和一小撮新生的敌对分子的斗争。我们既要看到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在某种条件下有可能激化,同时又要承认阶级斗争不是越来越尖锐,它的总的发展趋势是趋向缓和,直至最后完全止熄。而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敌我矛盾,实质上是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因而它的发展趋势是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相一致的。

  其次,是同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科学文化将获得高度发展的历史前景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还相对低下,由于经济关系的多层次结构还将长期存在,还不可能根绝国外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国内剥削阶级遗毒的侵蚀和渗透,这不仅决定了一定的敌我矛盾的产生和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说明人民内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生逆向转化是存在着深刻的经济原因的。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高度发达,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得到充分涌流,那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获得充分显示,使她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但将有力地促使敌我矛盾向人民内部矛盾转化,而且也将逐步造成敌我矛盾不能重新产生的条件。

  再其次,也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成熟相联系的。社会主义作为新生的社会制度,它还不够完善,还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极少数的刑事犯罪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同时,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不完善性和许多方面缺陷的存在,也使国家机关会产生官僚主义、个人专断作风等问题。而这种恶劣作风的存在,是使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发生逆向转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成熟,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经验积累,发生各种社会弊端的可能性将日益缩小,这也有利于促使敌我矛盾向人民内部矛盾转化,同时也能有效地避免和防止人民内部矛盾的逆向发展。

  不同性质的矛盾,决定了不同的处理方法。毛泽东强调民主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毛泽东认为,领导我们国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一种是“收”的方针,这就是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不承认矛盾的存在。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即使是艺术问题和学术问题,也往往要由领导来作结论,不许争论。这样,从表面上看是空前的统一和稳定,实际上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团结的“万马齐喑”的局面。因为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否认和掩盖矛盾,一旦矛盾出现,势必采取压制的方法,或是导致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而且,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还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严重后果。所以,这是一种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错误方针。另一种是“放”的方针。这就是说,在对待矛盾问题上,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这样做,从表面上看,似乎不那麽和谐和统一,但实际上有利于化解和解决矛盾,能够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认定前一种方针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采取后一种方针。这反映了毛泽东“民主治国”的方略。建国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坚持这种民主治国的正确方针,才能真正构建和推进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进一步指出: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时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虽然已经开始,但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上,毛泽东在理论上仍基本上坚持了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所阐发的思想,表达了他所期望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希望通过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即通过民主集中制的途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毛泽东的这些设想,也正是这一时期党为扩大人民民主而进行探索的重要依据,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可贵的进展。诚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需要经历一个不断探索和逐步完善的历程,特别是不久毛泽东就偏离了他自己的正确思想,又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理论上走入误区,实践上也就不可能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题坚持下去。但必须肯定,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确是为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作者为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教授,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