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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年,谢声华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基层社会矛盾的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反映在基层。有效地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特别是解决一些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固本强基,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社会稳定,共建共享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把今年确定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年”,就是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一、当前基层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

  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多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开始显现出来。当前,基层所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大都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主问题和其它社会问题,出现了多发多样状况。

  从基层社会矛盾的主体看,涉及的人群主要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我国几千万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居住在农村,这是一个数量很大的贫困群体;农民工的状况也不容忽视,他们在从事各种脏苦险累等工作并接受低收入待遇的同时,却极少享受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及住房、教育等相关福利;还有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特别是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重病患者。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广大劳动者阶层相对贫困化,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利益失衡导致心理失衡,成为基层社会矛盾的表现。

  从基层社会矛盾的主导方面看,绝大部分是涉及利益关系的人民内部矛盾。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投入相对不足,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不尽人意,普遍存在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也存在很大困难。还有许多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拆迁中的补偿问题,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的遗留问题及职工的合法权益问题,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经济发展中环境的污染问题等。随着家庭结构和稳定性发生变化,与家庭相关的社会问题也明显增多。此外,腐败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也大量存在,使基层社会矛盾进而凸显。

  从基层社会矛盾的态势看,出现了多发多样状况。基层大量的矛盾和问题,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以湖北省荆州市为例,2006年县市两级共受理信访总量达35940件人次,其中集体访1097批次,赴省上访225批次,进京非正常上访326人次。市委、市政府分析认为,信访问题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信访主体呈多元化,内容以求决类为主。信访主体中,农民占22.7%,企业职工占35.8%,教师占8%,个体经营人员占6.5%,退役军人占4.9%,干部占5.5%,其它占17.5%。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矛盾和困难,诸如求学、就业、安置、补偿、养老、医保等现实问题,求助于政府解决的比例大,占总量80%。二是成因复杂化,解决问题的难度加大。既有历史遗留问题,又有现实的原因;既有合理合法的诉求,又有无理取闹的纠缠;既有制度不规范造成的,也有政策没有完全落实到位和地方财力不足等原因。三是矛盾交织化,重访率比较高。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纠纷和分配不公等问题。尤其是涉法信访,分流较难,原本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民事纠纷、协议合同纠纷、工程承包结算等问题,希望行政干预来解决,普遍有信访不信法的现象。四是问题深层化,多种深层次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如出租车行业,“车份钱”高,市场缩小,超强度劳动严重损害司机身体健康,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曾多次引发司机停营集体上访事件。五是方式激烈化,负面影响较大。反映和要求处理矛盾的组织化倾向增强,行为日趋激烈,大规模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居高不下,围堵党政机关、堵塞交通要道现象时有发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上述情况并非个别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基层社会反映的许多问题,绝大部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倘若任由这些矛盾和问题发展下去,特别是困难群体的利益如果长期被忽视,就可能使他们在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时采取非理性的方式,就有可能引发社会震荡和冲突,影响社会稳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矛盾,增强危机意识、忧患意识,高度重视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这也是我们党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针对性所在。

  二、引发基层社会矛盾的多种因素

  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多发多样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现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不相适应。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我们面临着大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面临着地区间、城乡间以及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拉大这一经济成长前期阶段的普遍性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差别和矛盾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思想认识和具体工作上就不存在问题了。因此,我们要正确把握现阶段社会发展的特征,科学分析引发基层社会矛盾的各种因素。

  经济发展的因素。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仍不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近几年,城乡经济差距有所扩大,农民增收难,特别是农村社会主义事业严重滞后于城市,“三农”问题还很突出。地区之间差距仍然较大,在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地方财政比较充裕,就业比较充分,基层社会矛盾相对平缓一些;经济发展比较慢的地方,基层社会矛盾相对要突出一些。上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方式的公共财政不能弥补由市场因素引起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由于经济发展缓慢,财力不强,缺乏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使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态难以改善。经济发展不足,就业机会少,也使一些人难以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由于地区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呈逐步扩大的态势,在短时间内出现贫富分化,导致一部分人严重心理失衡,这也是引发各种新的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

  改革深化的因素。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与体制转轨进程交织在一起,使新旧矛盾呈现异常复杂的状况。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部分群众的利益。有的地方,偏重改革速度,忽视改革成本合理分配,在出台政策时,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经济发展,不顾社会稳定。一些地方急于国有企业“民营化”,企业改制一阵风,不规范,改革导向出现某些偏差,不仅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而且使大量职工失业,就业困难,生活无着落。许多辛辛苦苦为社会主义干了几十年的老职工,也加入到社会贫困群体。

  社会保障的因素。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制度不够健全,覆盖面仍然很窄,困难群体得不到有效援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功能仅限于食物保障,乡村贫困人口缺乏制度化生活保障机制,难以使贫富差距偏大的局面得到扭转。一些地方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不够,如一些企业或雇主,不仅不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与职业福利,甚至不参加法定的社会保险,加剧了劳资矛盾。

  民主法制的因素。在不少地方,基层民主管理制度不完善,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有些地方政令不畅,甚至对于中央政令“打折处理”。法律服务,特别是对困难群体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工作不规范。有的地方漠视群众合法的利益诉求,或是诉求渠道不畅,有困难无人关心,有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个别地方还出现徇私枉法、失职渎职现象。社会上执法不公等因素,演化成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不满。

  社会环境的因素。当前社会精神风尚的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不明是非、不知荣辱、不辩善恶、不分美丑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也引发了社会矛盾。不少地方,社会治安混乱,侵害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各种犯罪活动有高发势头,“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亦有泛滥之势。有的地方,地下“六合彩”赌博活动蔓延到市区和乡镇,此消彼长,“码民”有工不做、有农不务,痴迷赌码致倾家荡产仍执迷不悟。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也使各种矛盾增多并复杂化。

  干部作风的因素。有的领导干部作风不扎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少数地方和单位,不能正确对待上访群众,甚至把自己摆在群众的对立面,把矛盾和问题推向社会。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人员,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自己的小团体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破坏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直接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加剧了社会的利益矛盾,导致人民群众产生许多意见甚至不满情绪,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基本原则和途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正确处理基层社会矛盾的总方针和总原则。如果我们各地各部门真正树立起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战略决策和政策措施,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着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牢固树立固本强基的思想,就能最大限度地把各种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

  第一,继续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更多的物质基础,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保证。各地应从实际出发,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发展理念,转换发展模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公有制经济活力。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尤其要重视县域经济发展,增强县域经济实力。在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扎实稳步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全体人民的主要力量凝聚到发展上来,努力创造更多财富,为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达到共存多赢的目标。与此同时,要进一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特别注意维护困难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使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和各个阶层的人民群众和睦相处。

  第二,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起,是改善党群、干群关系,从源头上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关键所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把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着力解决领导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的要求落到实处,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自觉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积极实施惠民行动,多办顺应民意、化解民忧的实事好事。市、县、乡镇三级联动,层层分解,使惠民之举落实到社区、村组、人头,让惠民行动成为惠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在制定地方性政策时,要做到没有兼顾各种利益的政策不出台,得不到大多数群众支持的政策不出台,与民争利的政策不出台,配套措施跟不上的政策不出台,从根本上减少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发生。

  第三,建立科学合理的调处机制,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是及时了解社情民意,迅速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措施。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应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群众接访中心,开设“民声通道”、“市长热线”,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并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和部门联动接访机制,抓好预防、调处、稳控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对有关本地区本部门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深入摸排,并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调、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着力解决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涉法涉诉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

  第四,健全民主制度,坚持依法行政,夯实社会和谐的民主法治基础,是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消除社会矛盾的重要保障。各级党委、政府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深化政务公开,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听政于民,真正让人民做主。要加大执法力度,着力提高和坚决维护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化解矛盾,为群众排忧解难。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群众正确履行公民权利和义务,自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对无理缠访、闹访影响社会稳定的当事人,尤其是组织者,要加强教育,对带头闹访造成严重后果者,必须依法处理,以避免和减少对抗与冲突。

  第五,积极推进社区建设,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生活共同体,是加强社会管理,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基础性工作。从建设和谐社区入手,使社区在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上发挥服务作用,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发挥桥梁作用,在维护社会稳定、为群众创造良好环境上发挥促进作用。城乡基层组织特别是农村居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要通过民主议事、民主恳谈等形式,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纠纷,成为保障城乡居民安居乐业的重要组织形式,并在调处矛盾的过程中,努力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

  (作者为湖北省荆州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