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 一史二志
    • 十九大学习
    • <
    • >

熊华源毛泽东怎样取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初步成果的


  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和理论家的毛泽东,称1956年为“多事之秋”。这一年,在国际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在上半年召开的苏共20大会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下半年发生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一年下半年,在国内,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他一直关注着1956年相继发生的这一连串国际国内重要事件。然而,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透过这些事件的表面现象,认真思考,积极应对,使思想认识逐步深入,正式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概念,强调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由此形成了一些重要判断,取得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初步成果。

  第一,反映在对苏共20大会议特别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进行认真思考和积极应对上,产生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20大,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大都派出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揭露和批判。会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指出斯大林犯了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前夕对德国的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处置等一系列严重错误,并对斯大林进行了集中的揭露和批判。6月4日,美国国务院首先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同一天《纽约时报》转载了全文。随即,在全世界引起巨大轰动。美国等西方国家借机在全世界掀起一个反苏反共的潮流;国际共运内部因为这个报告引起极大混乱,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内一批党员退党。

  苏共20大召开之时,毛泽东正在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苏共20大否定斯大林的新动向,特别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认为,赫鲁晓夫的报告,触及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强调:“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页。】但是,他指出,赫鲁晓夫过于追究个人的品质和责任,对斯大林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做法。

  为此,毛泽东开始研究和思考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所引发的涉及国际共运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且准备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他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主持起草并于4月5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一论》)。根据毛泽东的思想,这篇文章旨在破除对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矛盾”的思想的迷信,重点是要引导人们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一客观事实,主要讲的是人民内部矛盾。【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些思想,在1956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的多次讲话里,特别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当然应该看到,在《一论》里,还只是一般地论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的问题。

  第二,反映在对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铁托的普拉演说进行认真思考和积极应对上,产生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

  波兰人民对俄国在18世纪、19世纪曾3次参与瓜分波兰领土,早有积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再次参与对波兰领土的瓜分、对波兰党和国家事务的横加干涉,以及对波兰经济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等,更引起了波兰人民的不满。1956年6月,因为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的严重官僚主义,致使矛盾激化,导致了波兹南事件。随后,波兰统一工人党认真总结波兹南事件的教训,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改革措施,并决定在10月召开八中全会,准备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这些本属于波兰党和国家的内部事务,却引起苏共领导人的高度紧张,他们决定强行干涉。从10月17日起,赫鲁晓夫一面命令驻扎在波兰及其附近的苏联军队向华沙及波兰其他地区调动;一面率领苏共代表团强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并以粗暴态度对待波兰党的领导人。接着,又在《真理报》发表严厉批评波兰的文章。苏波两国关系骤然紧张。为此,波兰人民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支持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中央,波兰事件爆发。【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参见《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第302—306页。】10月21日、22日,毛泽东先后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并决定应苏共中央的邀请,由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同苏共中央商议解决办法。10月23晚,抵达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在表明立场和意见后,苏共中央改变了解决波兰问题的方针,撤退了军队,承认了改组后的波兰党中央和哥穆尔卡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形势缓和下来,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正在中苏两党协力解决波兰问题的时候,匈牙利事件爆发。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2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一些敌对势力也乘机活动,煽动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制度和执政党的不满。在混进队伍的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的煽动下,游行群众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党和政府的机构,群众游行已经演变为反对政府、残杀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袭击电台的暴乱。

  也是在10月23日晚上,正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刘少奇获悉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后,立即打电话报告了毛泽东。从10月24日到31日,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匈牙利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29日,毛泽东指示刘少奇,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时,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苏方最后接受了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的意见。30日,苏联政府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这个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对于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这个宣言。

  正好在10月30日,中共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获悉,匈牙利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保安部队和保安机关已被解散,人民民主专政体制实际上已经解体。在如此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在电话中听取了刘少奇就匈牙利局势所应采取的对策的汇报,表示同意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同苏方商量的两个方针:一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同时,他明确提出,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随后,中共代表团在向苏方提出这些意见时,还指出:在还可以挽救的时候,是不是尽最后的力量把它挽救一下,不要就放弃了;否则,就要犯错误。匈牙利问题同波兰问题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

  10月31日晚上,赫鲁晓夫等到机场为中共代表团送行时,一改原来的绝望立场,对刘少奇说苏共主席团决定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以上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参见《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第307—311页。】11月初,苏联军队越过边境深入匈牙利国土,并再次回到布达佩斯;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其他地区的暴乱很快被平息下来,国内局势趋于稳定。

  11月1日刘少奇一行回到北京后,毛泽东从当天晚上开始,接连3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他说,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9页。】这样,他产生了再写一篇重要文章、有针对性地继续回答一些问题的想法,指出:我们4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9页。】

  在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又发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发表演说事件。11月11日,铁托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发表演说,谈了他对斯大林问题的评价。他指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头上。【《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2003年12月,第607页。】他认为,“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并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分为“斯大林主义者”和“非斯大林主义者”。【1956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文章《铁托同志在普拉发表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的反应》。】

  从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到波匈事件,再到铁托发表普拉演说,半年多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一连串的国际事件,国际共运所出现的大波折和对斯大林评价的莫衷一是,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他深入思考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问题,从而引发了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深入思考,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11月下旬,毛泽东连续召集5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的演说和一些共产党对它的评论。最后,会议正式确定就目前东欧各国发生的问题写一篇文章。经毛泽东提议并由胡乔木草拟出文章初稿后,从12月10日起,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和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讨论中,他明确指出:这篇文章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这篇文章在讲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还要讲敌我矛盾。他强调:我们在上篇文章中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8—78页。】

  12月27日晚,毛泽东召集会议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进行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修改。按照毛泽东半个月前提出的意见,《再论》在《引言》中就明确地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并把它作为必须首先解决的“根本立场问题”和全篇立论的根据。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引言》的一大段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新形势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高屋建瓴的思考。【《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562—563页。】

  《再论》同《一论》一样,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不同的是,《再论》已经开始围绕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展开论述,所涉及的问题比《一论》更为宽广一些,对问题的论述也更加展开和深入一些。但是也应看到,《再论》主要是论述国际问题的,国内问题讲得不多,而且对于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还只有一个原则性的说明,并没有详细的分析。

  第三,反映在对中国国内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事件进行认真思考和积极应对上,提出用整风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再论》文章基本成型特别是发表以后,毛泽东把主要注意力从国际方面转移到国内方面。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变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客观历史背景下,这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大约有1万多工人罢工、1万学生罢课。从10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对政府的批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了起来,此起彼伏,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应该说,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始料不及的:人们刚刚欢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竟然还会出现这么多问题?!

  对这类事件怎么处理,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造成了矛盾激化。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的十分严峻的新课题。他意识到,需要有新的理论、方针和方法来解决这些在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对此,毛泽东坚持运用矛盾的观点来考察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他把出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并强调:“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会上,毛泽东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这是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特别关心的三个问题。他强调,整风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接着,毛泽东从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信中得知,11月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针对一部分成员认为“现在不应当再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因为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两面性中的消极一面已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了”的想法,针对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和地位、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等问题上的一些不同认识,开展了充分的讨论,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他为中国民主建国会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有效地解决了党内存在的不同思想认识问题,感到由衷的高兴。12月4日,他复信黄炎培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接着,他就怎么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谈了自己的意见,指出:“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他还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4页。】

  以上事实表明,毛泽东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重要事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思想认识在递进式的发展着,已经取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初步成果,而且到年底,他的主要注意力也从国际方面转移到国内方面,为他以后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从而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以后,从1957年1月中旬至4月上旬,毛泽东从实践中遇到的大问题出发,从调查研究入手,通过由小范围到大范围、党内党外相结合、北京到外地的若干次会议上的讲话和座谈等途径,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再思考,讲出新观点、新思想,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从4月下旬到6月中旬,又经过毛泽东对讲话稿进行13次的反复修改,于6月19日正式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完整形态的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正式形成。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