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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鑫良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

  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毛泽东指出: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毛泽东还强调:“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星移斗转五十年,神州沧桑喜亦忧;继往开来须指南,伟人思想今长在。如今,我们认真重温和贯彻落实毛泽东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于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依然具有十分重要而紧迫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

  一、我国在现阶段存在大量的错综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重大变化。我们总的形势是好的,同时也面临不少问题;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切不可盲目乐观、忘乎所以!

  在现阶段,面对国际上一方面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另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加紧推行“和平演变”和西化、分化战略图谋的大背景;面对国内“九个多样化”(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利益关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都日趋多样化)的大环境;面对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各种腐败丑恶现象沉渣泛滥的冲击和诱惑;面对党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歪风邪气屡禁屡犯的侵蚀和干扰;在我们的面前依然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由于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外、党内和党外、主观和客观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在现阶段既处于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运行的高风险期,普遍存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既有改革开放(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主要标志)以前乃至建国以前长期积累和遗留下来的“老矛盾”(有些是根深蒂固的);又有改革开放二十八年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产生的“新矛盾”(有些已经积重难返)。这些矛盾,前后关联,相互交织,彼此渗透,错综复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正确处理,切不可等闲视之、无所作为!

  以“收入问题”为例。当前,各种各样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矛盾,就非常普遍,非常复杂。有关资料显示,反映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我国从1978年的0.25上升到这几年已经超过0.45,突破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0.4(到0.6为“动乱线”)。我国占总人口10%的富人,占有全部社会财富的45%(其中,占总人口1%的最富裕的人,占有全部社会财富的35%);同时,占总人口10%的最贫穷的人,只占全部社会财富的1.4%。

  笔者认为,积极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努力纠正贫富悬殊的趋势,已经成为我们治国理政的一种当务之急。为此,必须坚持各级领导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党性原则;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必须坚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既要不断提高经济效率,又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必须坚持“四管齐下”,下决心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这就是“补低”(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中”(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在社会群体的比重);“调高”(有效调节过高收入);“治歪”(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从而,切实促进共同富裕,坚决制止两极分化。

  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方针。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根本宗旨(没有第二个,也不能有第二个)。从革命战争时期“解放人民”,到和平建设时期“执政为民”,这个根本宗旨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执政党应当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但是,不论形势和任务怎么变,这个根本宗旨始终都不能变。如果宗旨变了,就意味着蜕化变质,就会失去人心,就会垮台。这既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古今中外的“史镜”。建党八十五年、建国五十七年以来的历程充分说明,人民群众是我们的立党之本、力量之源、执政之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老百姓就没有共产党;这是一个真理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因此,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能“饱汉不知饿汉饥”,不能“嫌贫爱富忘了本”。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主题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更加积极主动地(不是消极被动地)正视问题(不是回避和掩盖问题)、化解矛盾(不是扩大和激化矛盾),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定》鲜明地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继往开来的坚定决心、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求真务实的负责精神。科学发展观关于“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就是在新形势下对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战略方针的继承和创新。毫无疑义,忠实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方针。因此,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贯彻落实这个方针,做到兴利除弊,扬长补短。

  我们党执政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二十八年以来的成功和失误、经验和教训都说明,在各种决策和各项工作中,是不是真正做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对于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关系极大。下面,以“城乡差别”的矛盾为例加以说明。

  本来,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可是,这些年医疗卫生资源80%集中在城市;教育投资77%在城市;文化事业费73%在城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3%在城市;农业银行的贷款“跑冒漏滴”,真正用于农村的比例,从八十年代的98%,下降到近几年只有10%左右;中央下拨的“三农”资金和救灾救济资金,也经常发生“雁过拔毛”甚至“拔肉”的问题……从全国总体上来说,农村比城市落后15年左右,市民与农民的实际收入差距高达6倍左右。在北京、天津两个大城市的周围,河北省也存在大面积的“环京津贫困带”(包括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贫困人口达到272万多人)……这些违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顾此失彼、畸形发展的问题,正是“城乡差别”矛盾扩大的重要原因。对此,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曾经明确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如今,我们应该说,所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离开了九亿多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5年12月31日制定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共三十二条),主题就是统筹城乡的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机制,动员全党全社会的力量来关心、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笔者认为,这是我们正确处理和解决新形势下“城乡差别”矛盾的重要依据和根本途径。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准确地贯彻落实,真正做到关注农村、扶持农业、善待农民。

  三、深入反腐败是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和谐”的两大要义是:改善民生;发展民主。和谐社会决不是“和稀泥”,也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党内和谐更不能庸俗化,搞一团和气、自由主义那一套。无庸讳言,形形色色的腐败已经成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心腹大患”,也是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大的拦路虎”。如果腐败不除,就会改革变质,发展夭折,稳定不实。我们切不可熟视无睹、掉以轻心!

  例如,老百姓和媒体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新三座大山”(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是近几年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突出反映。那末,它们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权力消费、职务腐败”无疑是重要原因。有关资料表明,近几年公款用车、公款吃喝、公款出国中的问题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这三项支出每年就高达9000亿元以上(2005年仅公款用车就支出约3500亿元,其中有三分之二是违纪违规支出)。有些领导干部甚至“吃喝嫖赌开发票,改头换面都报销”。难怪群众怨声载道:以权谋私,官商勾结,腐败的“三把刀”(公款用车、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把“蛋糕”切得太多了;政府用于教育、医疗、住房方面的公共投入就太少了!所谓困难弱势群体“仇富”,中小企业主“仇官”,实质上也都是“仇腐”。

  古今中外正反两个方面的大量史实和现实都说明,“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腐败是执政者(个人、集团、政党)的天敌,民主则是腐败的天敌。我们党八十多年的历程也说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国家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和谐,民主不足就会扩大和激化矛盾。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真正有效地统一起来。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曾经与黄炎培(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在延安“窑洞对话”。黄炎培问,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历史周期率的覆辙呢?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由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等革命根据地初步构建了“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雏型即“十个没有”的景象(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叫化子,六没有小老婆,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六十多年过去了,两位领袖人物都已经逝世。然而,深谋远虑的“窑洞对话”言犹在耳,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话题并没有过时,执政党开拓民主新路、防止人亡政息的使命依然任重道远;“十个没有”也恰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面明镜。我们必须居安思危,警钟常鸣,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当前,尤其要坚决纠正那种“监督难,监督领导干部更难,监督一把手难上加难”以及“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假,下级监督太软,群众监督太难”的现象,坚决防止领导干部由人民公仆异化、蜕化为人民公贼。

  毛泽东明确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正如《抉择》主人公李高成一针见血指出:在改革开放时期,腐败分子(不包括犯错误的同志)就是人民的敌人;千万不要人为地把老百姓“逼上梁山”。建国以来的实践也说明:“腐败像弹簧,看你强不强;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对腐败分子的容忍,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人决不能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原机关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