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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寒奠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伟大探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已50年了。今天我们重读这一著作,深深感到它的思想深邃及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社会主义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已超过半个世纪。这半个多世纪,中国变化之大,面貌之新,为世所瞩目。我国发展变化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在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着上层建筑和整个社会的性质,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是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及其不断发展完善,带来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和发展和整个社会经济面貌的巨大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在“三大改造”时期奠定和建立起来的。这些年来,人们对这一阶段的历史有不同的认识,肯定者有之,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完全否定者也不乏其人。历史是不该忘记的,也不应任意涂抹。我们还是应该应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告诉我们的观察分析问题的基本视觉和基本方法,对这一重要发展阶段作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

  一、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了第一批国有经济,将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生产资料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在全国90%以上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同时对民族资本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到1952年底,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然而好景不长。这种如汪洋大海般的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仍占很大比重的“新民主主义秩序”是无法巩固的,它必然沿着社会发展固有的规律而激烈地出现发展变化。土改完成后不久,全国各地农村就出现大量农户因遭灾生病,缺少资金或其他原因不断出卖土地房屋的现象。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贫农“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7页。】“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力必要泛滥起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17页。】唯一正确的出路,是引导农民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互助合作是我国农村的优良传统。在老革命根据地,互助合作得到很大发展,农业增产,农民乐意。1952年前,全国各地的农民已自发组织起803万户互助组,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总农户的39%;还建立了3600多个农业合作社。互助组和合作社不仅阻止了卖地卖房子,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生产发展。初级社有所不同,不改变土地的性质,土地、牲畜作价入股,统一安排使用,社员分工生产,能够发挥一定的集体优势;初级社的规模又不大,一般只有二三十户,社员有入退社的自由,对促进生产表现出了明显的优越性。后来,在一些地区,由贫农带头,把大牲畜和大农具按照自愿互利原则折价划归集体所有,土地变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办起高级社。高级社可以更合理地使用土地和生产资料,克服生产资料私有和统一经营的矛盾,发挥了土地的活力,能够大范围地兴修水利,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据统计,1955年上半年以前建起的63.4万个合作社中,约80%是增产的,10%是不增不减的,只有不到10%是减产的。合作化所以能增产,根本原因是它能通过土地、生产资料、资金的集聚和劳动力的协作,产生新的生产力,办许多零星分散的个体经济无法办到的事。此外,能够利用集体的力量,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品种,组织工副业生产等。这些不仅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而且为农村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也带有必然性。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很快。1951年比1950年,资本主义工业产值增长39%,商业零售额增长36.6%,批发额增长35.9%。但是,资产阶级却见利忘义,为所欲为,拒绝加工订货,反对社会对它们必要的限制,利用与国营经济的联系,搞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窃盗国家经济情报,企图削弱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抗拒国营经济的领导。并且猖狂提出“分工论”,要国营企业只管重工业,他们管轻工业,甚至要求与共产党平分天下,说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反对工人监督,迫害工人,打击工会,等等。这些活动不但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而且侵蚀国家干部,激怒了已经改变了地位的工人和农民。于是,1952年初,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了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情报等的“五反”运动。“五反”的目的不是要在这个时候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是仍然对它们进行团结和改造,只是对严重违法户,才依法予以惩治。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结果,资本主义经济及其与国营经济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第一,国营经济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地位下降。1952年与1951年比,私营工业在全国工业总值中所占比重由51.8%降为39%,私营商业在批发额中所占比重由76%降为36%。第二,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普遍建立了工人监督委员会,工人阶级的地位提高,资产阶级的权利受到限制。企业的生产计划要经过工人审查,工资福利、利润分配等等,不再由资本家说了算,而是要经过劳资双方协商后解决。第三,扩大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的范围,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企业被纳入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第三,“五反”中,揭露出了金融业的大量问题,私营行庄经营普遍发生困难,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于1952年底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这样,信贷金融业就全部被掌握在国家手中,从而断绝了资本主义经济私人信贷资金的来源,使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靠向社会主义经济。第四,在资产阶级内部分化出一部分进步人士,他们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感到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劳动创造世界,剥削别人,不劳而获是可耻的,要求走社会主道路。这成为促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性条件。此外,决定中国民族资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还有以下几个主要因素:

  第一,中国民族资本具有软弱性。中国民族资本在经济上和政治性都是十分软弱的。民族资本绝大多数规模狭小,生产分散,技术落后,资金短绌,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极低。民族资本工业主要是小型轻工业,缺乏重工业,本身不能形成为一个独立工业体系。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比重很大,要占全部资本的80%以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导致它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尽管他们并不甘心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却由于自身所处的地位、能力和需要,又不能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第二,国际形势。建国时,中国是在被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进行建设的。当时西方工业发达国家除了几个小国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外,完全切断了与中国的联系。中国的资本家没有机会了解资本主义,失去与西方资本主义来往的机会,得不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支持。

  第三,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针对民族资本的特点,进行利用、限制、改造,并通过说服教育、和平改造的方式,由低到高地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改造的每一步都顺其自然,统筹兼顾,正确引导。吸收他们参政,在政治上给以应有的地位;组织他们学习,在工作上、职位上和生活上给以照顾和安排,成为民族资本顺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

  对手工业的改造同样采取了实事求是十分谨慎的方针和方法。

  二、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

  通过“三大改造”,我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变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采取委托加工、加工订贷、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斯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但整个说来,在一个几亿人口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是对我们党这一阶段工作的准确概括和科学评价。

  “三大改造”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是周到细致的,进展是比较顺利的,完全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决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搞早了”,“盲目乱干”,“急于求成”。

  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根据恢复时期工作基本完成后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改变我国落后面貌,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三大改造”,调整和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要求和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进行的,反映了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不进行“三大改造”,资本主义必然在中国泛滥起来;资本主义泛滥起来,短期看也会促进增产,但长期看必定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违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是一条少数人发财、多数人吃苦遭罪的痛苦道路。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走向繁荣强大的唯一出路。

  从实际出发,坚持自愿互利原则,由低到高逐步发展。各地进行“三大改造”,坚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工作做得十分细致,一切都与群众商量,步子稳妥。坚持自愿原则,通过典型示范进行说服教育。互助合作进退自由,大家感到有好处有利就入,感到没有好处不利就不入,入了的可随时退出,退社时候不但带走入社的土地、物资,还要带走归自己那部分的公积金。同样办合作社,各地有不同的办法,一个村也有不同的办法。对手工业的改造经过手工业合作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阶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经过委托加工、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合营几个阶段。毛泽东指出:“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7页。】按照原来的计划,预计15年左右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来于1957年提前实现,那是由于大趋所趋,人心所向,实践表现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和必然性,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推着实践往前走的。

  不断探索,及时总结经验,在调整中前进。“三大改造”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是通过实践—总结—再实践,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发展的过程。成功了的加以推广,失败了的找出原因,加以纠正。合作化过程中由于各地基础不同,干部水平不同,对合作社方针的理解不同,绝大部分地区能够坚持党的方针,紧紧依靠群众,从实际情况出发,步子走得踏实平稳;也有的地方不顾当地实际情况和群众的觉悟,急躁冒进,搞强迫命令,得到适得其反的后果;也有的站在原地不动,任凭贫下中农卖地卖房子,见死不救,对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形势无动于衷。党中央发现这种情况,及时进行总结,指出发展方向,有问题及时进行纠正,促进了合作化的顺利发展。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毛泽东一再提出,“稳步前进,不要太急”,“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17页。】“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8页。】1956年11月,在全行业合营过程中,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出现的一些问题,12月,毛泽东三次找工商界代表人士谈话,立即对政策作了调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不忽视非公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必然性和作用。

  三、几点看法

  1.我国理论界对“三大改造”有不同的认识,但对客观事物只能按照它的本来面貌进行分析和评价。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既不来自其他国家的现成模式,也不来自某个贤圣的先知先觉,而是来自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资本主义商业由国营经济加工订货,到与国营经济合营,到全行业合营,反映了面临困难的民族资本的要求,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过渡得很自然,可以说不这么办不行。个体农业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也是合乎规律的,后期工作粗糙了一些,但发现后就作了纠正。通过“三大改造”,我国实现了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社会制度和历史进步的巨大飞跃。不进行“三大改造”,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中国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2.“三大改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和失误。经验是主要的,失误教训是在前进中产生的,难以完全避免的。经验和失误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最重要的经验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避免两极分化;坚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和共同愿望和要求出发,正确处理我国具体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矛盾;改革落后的生产关系,是完全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和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客观需要,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在处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时,坚持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尊重群众的意愿和切身利益,由低到高,循序渐进,尊重实际,尊重国情;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总结经验,推广成功经验,及时纠正失误。“三大改造”过程中的失误是局部的,主要是方法上的。主要是后期工作粗了一点,匆忙了一点。如提出办合作社“要分派数字,摊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8页。】过分批评邓子恢“好行小惠”(其实那是关心农民的切身利益),“小脚女人”(那是谨慎);甚至提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9页。】

  3.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我们理论上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究竟怎样认识中国国情,怎样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要经过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和逐步深化认识的过程。例如怎样看待农村家庭在现阶段农业发展中的地位,同时又看到个体农业固有的局限性,积极引导农民走集体经济道路,就有一个认识过程。我国耕地少,人口多,农业发展必须十分重视农村家庭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客观地位,长期实行双重经营的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但是,从实际情况看,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实在太薄弱,如果一直依靠一家一户的个体,在二三亩土地上搞农业,而不跳出这个圈子,在有条件、有现实要求的地方,采取不同的形式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力,农村向深度广度进军是很难的,农村是永远不能实现现代化的。组织起来双重经营力量大,集体经济能办更多更大的事。邓小平同志说:“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需的。”“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邓小平年谱》(下),第1349页。】我们应从实际出发,在发挥家庭经营为主的同时,在有条件有需求的地方,因势利导,引导、帮助和扶植农村集体经济更快发展。怎样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同时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有个实践和认识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决不能忽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任何忽视和动摇都违背我国国情。但更不能忽视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公有制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动摇公有制为主体,放任非公有制经济自由发展,让非公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没有社会主义了,也不会有中国的独立自主、民族复兴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持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原则。”【《邓小平年谱》第3卷,第111页。】“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不要谈实现小康,就是连温饱也没有保证。”【《邓小平年谱》第3卷,第138页。】这是真理。类似的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反复实践,有时是极为痛苦的实践,才能达到共同认识,并从根本上解决。而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和时刻不能忘记的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根本,我们时刻不应忘记。

  (作者为《求是》杂志社编审、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