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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新简论《正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现实意义

  10年前,我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当时任《当代中国史研究》社长兼主编。】,参与了一些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发表40周年的学术活动,包括组织了一组理论文章,参加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在那组文章中,由齐得平和张锡江署名的《一篇科学名著形成纪实》,依据档案材料对毛泽东讲话稿的修改过程和修改情况做了认真的考证,在当时可以算是最新研究成果。而那次研讨会是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办,有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国防大学、《求是》杂志社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会后我以“渲伯”为笔名,发表了讨论会述要。一晃10年,又到了毛泽东发表《正处》50周年纪念的日子。5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讨论《正处》的时候,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还是对社会主义的主观认识,都与当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是巨大的变化。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出发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背景下,我们该怎样理解《正处》的现实性呢?

  一、《正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基本判断和认识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运用矛盾普遍性原理,分析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这一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及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详细阐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把正确处理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对于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内在机制,揭示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这一点,恰恰也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所追求的目标。

  六中全会的《决定》指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这和《正处》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仍有矛盾,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而正是这些人民内部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由于时代的不同,历史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容易使一些人产生疑问,似乎我们既然讲和谐,就不应再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既然我们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那么一切不和谐的方法、手段就都是不适用的。与此相关的还有的人为求和谐而和谐。这既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不符合思想认识规律。

  就思想认识规律看,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相互矛盾、相互联结的对立双方构成的矛盾统一体。矛盾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两个基本属性。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社会是以人为主体的复杂的有机体,社会运动是由多种矛盾构成的矛盾系统。社会和谐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一种状态。矛盾的解决是动态的积极的过程,不是静态的消极的结果。所以,讲社会和谐,一要承认矛盾和矛盾的运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产生了,没有矛盾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二要重视解决矛盾的方法,克服矛盾的过程就是达到和谐的过程。“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所以,承认矛盾,正视矛盾,采取有效的方法解决矛盾,是达到和谐的正确的方法和手段。和谐从来都是由不和谐产生的。在不断取得相对和谐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就取得了进步,得到了发展。

  从社会发展规律看,就长时段的历史时段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从不和谐到和谐的过程。胡锦涛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胡锦涛:《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没有这个政治前提,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那么,这个政治前提是怎样实现的呢?首先我们经过土改,根本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土改是一场“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是不和谐的方式。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社会变革,消灭了地主阶级,才使得广大农民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而且在经济上得到解放。随后的三大改造,又进一步消除了导致社会对立、产生社会不公的制度根源,为实现社会和谐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才形成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本一致的政治局面,也才为在人民内部求得和谐创造了重要的前提。同样,如果不是经历了20年的曲折反复,我们也不会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不可能提高的这样迅速,社会经济文化不可能取得这样长足的进步,我们也就没有条件在这里大谈和谐社会这个议题了。这又是一个由不和谐到和谐的过程。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并不是说没有必要再讲矛盾的斗争性了。因为一方面正像《决议》所指出的,我们还“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劳动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些矛盾和问题里面有些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有些则属于敌我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中,有些可以靠说服教育,提高认识的方式加以解决,有些则需要通过一定的强制手段达到将其克服或消除的目的,所以,矛盾斗争性是不可回避的。另一方面,对斗争性本身的确切含义也要加以澄清。从哲学意义上讲,用同一、统一、一致、依存、平衡、稳定、协调、团结、和谐等概念来表术矛盾的同一性,用差异、排斥、对立、斗争、批评等概念来表述矛盾的斗争性。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的活力,也带来巨大的挑战,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社会的生活方式、就业选择、利益诉求、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等出现多样化趋势,不同区域之间、阶层之间、代际之间的认识差异日益明显。所以化解矛盾的手段也需多样化,差异、排斥、抵制、批评同样是必要的,而这都体现了矛盾的斗争性一面。社会矛盾学说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这也是《正处》的一个鲜明的观点。毛泽东指出:“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作为世界观,就是要承认矛盾。作为方法论,就是要承认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观点、矛盾的运动有其内在规律的观点、矛盾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构成社会前进动力的观点、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是解决矛盾的基本方法的观点等等,并且运用这样的观点解决现实问题。不仅在静态的研究中要有这种理论素养,而且在动态的研究也要有这种理论勇气。要敢于标新立异,提出不同于前人或他人的观点,不是陈陈相因,人云亦云。要理性地平等地对待学术研究中分歧与不同意见,不要动辄就进行阵线划分。只要坚持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真正建设好和谐社会。

  二、在具体论断上,《正处》所提出的一些原则至今仍具有现实操作性。

  比如,关于国家政治关系,提出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的论断,这对于我们把握好当前的社会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有着两面性的阶级,这是毛泽东的独特的理论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毛泽东这样判断问题的根据是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同样如此。毛泽东并不是不认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属于对抗性矛盾,相反,他明确指出“这两个阶级本来是对抗性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这个条件有二,一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二是民族资产阶级接受这个政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的经济有了飞速发展,经济总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排名第10位上升到第4位,对外贸易总额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排名第27位上升到第3位,外汇储备已经排名世界第一。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是,在工人阶级中知识分子成分大大增加,农民数量随着城市化进程数量不断减少的同时,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新的阶层。这是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讲话中讲的。2006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他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促进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最近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时总结出新社会阶层的8个基本特征:由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分化形成;相当部分是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领域;聚集了大部分高收入者;职业和身份不稳定性大;政治诉求逐步增强;多数是非中共人士;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必然带来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对于如何认识新的阶层,他们其中的某些部分是否已经成为新的阶级,在理论界是有争论的,对这部分人员采取何种政策也是各执一词的。我想,只要这部分人遵守国家法令,依法经营、合法纳税,在共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就没有理由把这种矛盾引向对抗性。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政策会给当代人以启示。再比如,关于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当时的判断是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斗争,而且大量地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在这里,一方面要按照毛泽东对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主要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细致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办法,另一方面,也不要忘记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真理,也要在同错误思想做斗争中,在各种批评中间,不断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听任各种错误思想泛滥,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六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正确导向,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又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掌握好这两手,“两手都要硬”并非易事,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教训不少,就连提出这个重要理论的毛泽东本人也走过弯路。但是,走了弯路不等于理论错了,何况,正是因为经历了曲折,才越显得该理论的价值所在,才越觉得如果我们真正把这个理论贯彻好执行好,我们的事业就会更加兴旺发达。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所务委员、第三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