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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进”郝公馆”接高树勋将军夫人

  高树勋将军在邯郸起义,当时他的夫人在徐州留守处里。便衣大队奉命派人前去徐州市,将高夫人安全地接到淮北解放区。

  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双十协定签订不久,蒋介石命令在郑州的国民党十一战区孙连仲部的30军、40军及新8军,共四万五千人,由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兼新8军军长)、马法五(兼40军军长)率领,沿平汉路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犯。

  高树勋率新8军和河北民军北行时,还被蒋介石委以冀察战区总司令的头衔,准备打到长城外。为顺利起见,高树勋和新8军的所有眷属都乘火车,经开封,到徐州,准备沿津浦路到北平。

  我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为阻止孙连仲部沿平汉路北犯,于十月十八日发起邯郸战役。

  高树勋将军经过我党长期争取工作,态度逐渐明朗,并写信给彭德怀副总司令,因彭总回延安,刘伯承司令员给高树勋回了信。这时在我地下党员王定南的说服下,高树勋打算到长城外,再和我军联合向国民党斗争。他把我党党员王定南当作“座上客”,一般人把王定南当作新8军副军长,称为“王军长”。

  刘伯承司令员根据党中央阻拦国民党军北犯的指示,要求高树勋就地起义。高树勋到达邯郸以南,面对两军对峙,虽表示准备起义,而且一切已准备妥当,却仍犹豫不决。他唉声叹气的向王定南说:“还有一个问题,刘秀珍和你的太太都还在徐州火车站,如果我们马上起义,国民党一定会迫害他们的。”刘秀珍是高将军的夫人,王定南的夫人叫唐宏强。

  十月二十八日,王定南穿过火线,连夜赶到刘、邓首长的指挥部,刘、邓首长立即听取王定南汇报。刘、邓首长对所提问题都一一作了答复和说明。对王定南汇报中所谈高树勋犹豫不决的原因是担心其太太在徐州一事,刘伯承司令员对王定南说:“关于高夫人刘秀珍留在徐州一事,我们可以电请中央解决。你先起草个电文,我来批发。”

  遵照刘司令员指示,王定南当即拟就电文,大意是:请中央转新四军陈毅同志,派人到徐州火车站,接出高树勋夫人刘秀珍等。

  刘司令员看了电文,当即签发。

  一条红色电波,传到了徐州市郊。十月三十日中午,在邓庄的四师政治部敌工部吴宪部长,紧急召见淮北便衣大队大队长张宗华和政委刘吉庭,传达:“师首长来电,国民党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要举行战场起义,他的太太刘秀珍和新8军王军长的太太,都在徐州火车站他们的留守处里。张爱萍师长命令我们,要尽快将她们安全接出。”还转达了边区公安局长兼四师政治部保卫部长龙潜的一些具体指示。

  我城工部查明,高夫人和他们留守处的地址,已从火车站搬到“郝公馆”,也就是原老铜山县政府所在地。吴部长决定,由便衣大队派人,首先要找见高夫人,告诉高夫人,高总要起义,必须立即离开徐州。如何离开,要和高夫人商量。时间紧迫,所以由便衣大队立即派人去。

  怎样才能迅速地找见高夫人?由谁去?对于这个问题,大队干部连夜进行了反复研究。研究中大都认为要选熟悉徐州市情况的同志。尽管执行这个任务,风险很大,但只要情况熟悉,妥善处理,可以化险为夷。谈到对徐州熟悉,便衣大队到徐州郊区以来,多次进入徐州市的队员,人数不少,不仅有好几位“三八式[38年入伍的]”,而且每次都完成了任务,但这一次必须万无一失。一一排队,总觉得熟悉的不够。都是生长在农村,对城市生活,特别是对敌伪内部交往不熟悉或不够熟悉。研究来研究去,一中队指导员过晓秋提出一个年纪青,比“三八式”“三九式”入伍都要晚的李家瑞同志。

  李家瑞是一中队五小队的队员,徐州市南符篱集人。1926年生,时年十九岁。在他只有十二三岁时,他的几位哥哥先后参加了新四军。他在家跟着他的父亲,在符篱集街上以炸油条、卖油条为生。十六岁时,被伪军抓到宿县,给敌人骑兵喂马、打杂,并曾跟伪军一起被调到徐州。他有个兄长叫李家祥,一九三八年参加我新四军游击支队,从津浦路西,到津浦路东,在四师政治部保卫部当干事,后又被调到边区公安局当秘书。李家祥在母亲来看望时,得知小弟家瑞身在敌营,他要母亲回家后,千方百计去找家瑞,要其逃离敌营,送来根据地。李家祥母亲回家后,在宿县找到了家瑞。不久,李家瑞从敌营逃了出来,当即被老母亲送来淮北抗日根据地,后被分配来便衣队。

  说起李家瑞,在一中队大家都叫他“徐州通”。来到徐州郊区之初,他就向队的干部和队员介绍市内交通,日伪兵营地址和各种交往情况,有时还摹仿鬼子“小太君”的样子,讲几句日本话;他个子中等,面孔长圆,留一头稍长的西发,穿的衣服比较讲究;说话慢言细语,未见开口先见笑,一双灵敏的大眼,给人以温厚和善良的感觉;他穿大褂子,有商人的形象,走路不慌不忙,虽说只有十九岁,看样子却有二十多岁人的老练。

  经过大队再三考虑,决定由李家瑞前去。

  怎样见高夫人?有的同志提出以外甥的关系,直接找见高夫人;有的同志认为如果见面不相认,反而增加麻烦,主张以商人的身份,说是经过我区受我所托,比较合理。万一见不到,比较容易摆托,出了问题,可以再解救。

  权衡利弊,大队领导同意以商人的身份去找见高夫人,并向吴部长作了汇报。吴部长和城工部,经过反复研究,同意便衣大队的意见,并当即为李家瑞准备了一个“良民证”(日伪制发给徐州市民的身份证),以及城市商人的服装和生活用品。

  大队领导和一中队干部,连天加夜研究一些具体问题。派出小队长张文斌再次前去侦察,为快速起见,借用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过晓秋指导员考虑了出现意外情况,再去的方案。他找出早些时保存的郝鹏举颁布的布告和收缴的信件,研究其上面盖的图章,要队部文书仿刻,准备在必要时派人化装成伪军官,持信到郝鹏举汽车队派汽车,用汽车接高夫人。当李家瑞步行前往徐州后,张宗华大队长派张文斌,骑自行车前去察看。张文斌到市里,住进一家旅馆,放下自行车,走去观察,看到李家瑞顺利进入“郝公馆”,方返回。

  现将李家瑞同志曾在《星火燎原》杂志等发表过的《三进徐州,接高树勋将军夫人脱险》一文摘抄如下:

  受领任务

  十月三十一日,我们大队晚饭后行军20华里,到达离徐州约30华里的王山村,住下后我就睡下。正在睡得香甜的时候,小队长刘春涛同志把我叫醒,说大队长叫我。我迅速爬起赶紧去大队部,大队长、政委都在。大队长张宗华一见面就笑着说:“国民党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在河北邯郸起义了,上级指示我们到徐州把他的夫人接出来。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大队决定派你去完成。”稍停,大队长介绍徐州的敌情说:“国民党军进入徐州以后,就实行了法西斯统治,敌情是严重的,不仅是兵山兵海,而且恢复保甲制度。在每一个保里派驻名为“服务队”的警察、特务,监视居民活动,要家家户户照全家像,夜间抽查,发现生人,立即扣留。同时,在出入徐州的哨卡里,派有还乡团监视行人,所以要提高警惕。要当天去,当天回,不在徐州住宿。”

  又说:“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高夫人已住在原郝鹏举的公馆里,地点就是老铜山县政府。你到徐州以后,从天桥坐黄包车到老铜山县政府,到那里再打听高夫人具体住址。给你准备了一个徐州市的“良民证”,一套服装和日用品。你以行商的身份,借口是从睢宁县返回。城工部徐州办事处赵卓如处长写了一封信,要亲自交给高夫人。我写了封公开信,作为你的掩护用。因为我们封锁了消息,蒋介石还不知道高树勋将军起义,高夫人也可能不知道。你去,高夫人能否见你?见了你是否相信高将军起义?会不会边扣留你、边打听高总的消息,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可以肯定,高夫人是不会伤害你的。最要紧的是时间拖久了,蒋介石及其特务知道了高总起义的事,高夫人就有生命危险,那损失就大了。所以,你要抓紧时间见高夫人,这是完成任务的关键。”

  我思考后,询问了一些有关问题,大队长一一作了回答。我听后表示坚决完成任务。接着刘吉庭政委,张瑞敏副大队长,先后讲了完成任务的重大意义和注意的问题。

  最后商定,次日早晨四点出发,八点入城,晚上六点半,点名以前赶回。

  一进徐州

  十一月一日四点左右,我洗漱完毕,穿上白细布内衣,灰线呢夹袄、灰裤,灰华达呢大夹袍,灰布大褂,灰丝光袜子,青口呢单皮底鞋,戴上灰色礼帽,装好“良民证”、香烟、手纸和30万元伪币,把密信收好,满意地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问大队领导:看,十九岁,化装成二十四岁的像吗?领导很满意地说:“像!太像啦!”接着,就送我出了村庄。分别时握住我的手说:“祝你胜利完成任务!”

  这时天还没有亮。一个人黑夜里走路比白天快的多,我边走边背诵“良民证”里的内容。沿途经过徐庄、前马庄、马庄、大林庄、赵圩、土山等村庄,进城时正好八点。由于进城的人多,化装真切,行动自如,经过一道道哨卡,都没有受到盘查。但却可以看出,敌人的哨卡和哨卡里都戒备森严,所有卫兵、巡逻车队都虎视眈眈。

  到了天桥市场,我叫了辆黄包车,直奔老铜山县政府。

  黄包车经中正路、启名路和中山北路,进入少华街,又行车约300米,见街北有一个大门,大门两旁有持枪的卫兵,门右边挂一个大牌子,牌子上醒目地写着:“第十一战区官佐宿舍”。我叫黄包车在大门口停下,慢慢的下了车。

  在给车夫钱的时候,从岗楼后走出一个尉级军官向我看。车夫接过钱说:“谢谢先生!”并给我施了一个鞠躬礼。这可能与我的穿戴和多付车钱有关。我不慌不忙地扶了扶礼帽,朝大门里走。那个军官向前迈出两三步面对我说:“请问……”我头不转,脚不停,不理他,斜视了一下,大步走了进去。“请问”下面我没听清,也没见他再问。走进大门后,头不转动地向左右环视了一下,看到院子很大,一律是红瓦平房,东边两排房屋是院墙,西边是一长排平房,往北远处是一片林园。我虽在徐州住过,知道有个“郝公馆”,可对这里面一点也不了解。高夫人住在哪里呢?停住观察还怕大门卫兵看出破绽。不能下路,只能往前走,想离门卫远一点再打听,可是看不到一个人,只能走着判断着,一直走到林园,忽见有四幢别墅展现在大路旁的丛林中。我判断身居高位的很可能住在这里面。那么,高夫人如果在这里那又是哪一幢呢?只有先到一幢楼房去问。于是我便下路,朝左前方较近的一座楼房走去。进了小院,顺正门上了台阶。走廊里没有人,从北边的楼台阶走了下来,又往东走。走到两个门,门都被锁住,走到第三个门,从门玻璃看见里面有位妇女。我便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房里传出:“谁呀?进来!”我小心地轻轻地扭开门进了屋,看去,这位妇女四十来岁,身穿黑绸子旗袍,两眼注视着我。我向这位妇女施了个点头礼,问道:“请问,高夫人住在哪里?”她打量了我一下,说:“我就是,有事吗?”我喜出望外,接着我自我介绍:“我叫冯平良,住本市西列巷22号,昨天从睢宁县回来的时候,路上有位张先生托我给高太太捎封信,是亲启信。”说着,就从夹袄口袋里取出一封信,是大队长交给的那封公开问候信,递给高夫人。

  在高夫人看信的时候,我发现室内后门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军人,白皙的面孔,上穿灰色毛衣,下穿黄色呢子裤,脚穿黑皮鞋,腰间佩带转带,背了一支驳壳枪。看样子在洗漱,正在用毛巾擦脸。在向我看时,我和他的目光碰到一起,彼此均未打招呼。高夫人看完信后问我:“还有事吗?”

  我向前走了几步,背着那位军人,压低声音问:“你是高夫人没有错吧?!”

  高夫人非常郑重的回答:“没有错,有什么你说吧!”

  我用手向后指了两下,高夫人立即领会了我的意思,面对那位军人说:“尹副官,你到门外去一下!”

  尹副官走到门外,高夫人向我说:“尹副官十六岁就跟我,是自己人。”向我解释,要我放心。

  我点了点头,又重复的问了一句:“你是高夫人真的没有错?”我必须慎重而又慎重。

  高夫人坦然而又以非常认真的口气回答:“没有错!”

  这时,我从衣缝里取出密信,递给了她。

  高夫人看信时,聚精会神,两眉时闭时张。看完信,两眼愣愣地注视着房门,从表情上我判断她还不知道高将军起义,因而便打断她的思路说:“我来的时候我们领导一再交代说,高将军起义,高夫人可能还不知道,为了安全,请高夫人一面立即搬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去住,一面迅速打听高将军的消息,我们保持联系。”

  高夫人望着我说:“谢谢你们的好意,请向你们领导讲,我这里人多,需要商量,别说搬到别处去,就是出个门,哪个还不知道?这点不好办。”

  我一听,证明了事先领导上的判断,她还不知道高将军起义,没有出走的思想准备,我只能耐心劝说。于是说:“请高夫人进一步考虑我们领导上的意见,抓紧时间打听高将军的消息,要提高警惕,严防万一。明天这个时候我再来。”我说声“再见”,起身准备走,高夫人突然问我:“你吃饭了没有?”没等我回答接着说:“不早啦!”并大声招呼:“尹副官,拿早点来!”尹副官在门外应了一声。

  面对突如其来的留客,使我不能不思考,是关心呢?还是利用吃饭审查我?或者……我作了各种准备。坐在椅子上,继续观察高夫人的态度。

  吃饭时没说话,饭后我燃起一支烟,问高夫人还有什么交代?高夫人问:“李家瑞是你的名字吗?”

  看来高夫人可能认为信是真的,担心人是假的。我答:“是的。”

  “你是哪一部分的?”

  “新四军第四师。”我答

  “你们师住在什么地方?”又问。

  我答:“不好说,因为我们师的地区很大,东到淮阴、宝应,西至涡阳、蒙城,南到淮河,北到陇海路。”

  “你们师有多少人?”高夫人又提问。

  我感到难以回答,又不能不回答,只好实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我们是师、旅、团、营、连、排、班编制,拿旅来说吧!有主力旅,有独立旅,有地方旅,有骑兵旅,有炮兵旅,其他也相同。记得国共合作的时候,造的化名册,双方派代表查对,结果八路军、新四军人册相符,……因为解放区的人民翻身当了主人,自愿参军打鬼子。”我索性大胆地说了好多话。

  “我再问你一件事,有个杜师长你知道吗?……现在何处?”

  我一听,问的是杜新民师长,那是《拂晓报》上登过的,大队作过传达。八月在永城起义的原伪军第四方面军张岚峰所属18师,是在杜师长率领下举行起义,起义后于十月初开来津浦路东,被授予“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军”番号。我立即回答:“知道,杜师长带部队在后方学习,他很好。听说在行军途中士兵中开了几个小差。”

  “你怎么知道我搬到这里住的?”

  “知道,这里我们的人经常来。”

  “你说说,我是什么时候搬来的?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知道是知道,不过未经领导允许,不能具体说,这一点我相信高夫人会理解的。”

  “你们的师长是谁?”

  “是张爱萍。”

  “爱萍!”高夫人深有感触地脱口而出。

  我立即又说:“是的,怎么,高夫人熟悉?”“啊,我们是同学。”高夫人的神态似乎轻松了。

  我这时也松了一口气,高兴地说:“那太好啦!”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前方指挥打仗,固定地点不好说。如果高夫人有事或捎信,我们会很快办到。”

  高夫人笑着说:“好吧!请你回去把我的意思给你们领导报告一下。”看来,对我的身份已经没有怀疑了。

  “好的!”我站起身,又郑重地向高夫人说:“请高夫人慎重考虑,关键时刻要当机立断。时间不留情,千万要提高警惕。我们领导一再讲,在你脱险的过程中,绝对不准出现万一。好吧!明天见。”

  高夫人听我说完,点点头站起身说:“好,谢谢你们领导!”接着喊:“尹副官,送客人!”

  我立即说:“不用送,这里我熟。送,反而不好!”

  高夫人热情地说:“那就好吧!”

  走出“郝公馆”,我回到住地时,虽步行了30华里,晚点名的队伍还没有解散。大队长等早已在村头等我,见我回来,非常高兴,拉着我坐在一棵树下,听了我的汇报。

  当天晚上,大队长向我交代时,先递给我一盒香烟,说:“写给高夫人的一封亲启信,已按老办法装在香烟里。和高夫人在一起,离高夫人住处不远,有一位王太太,是新八军王军长的夫人,一定要把她和高夫人一起接出来。这封信就是请高夫人帮助做的事。

  我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尔后大队领导又向我讲了第二天可能出现的情况,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应采取的措施。

  二进徐州

  吃过晚饭以后,我们便衣大队又行军十五华里,转移到一个新的村庄宿营。睡下以后躺在铺上翻来覆去,初次见到高夫人的情景又重新呈现。明天将会怎样呢?她到底要和哪些人商量呢?尹副官虽是她的心腹,但他愿不愿意来解放区呢?一个个问题在脑海里转来转去。

  入睡不久,有人敲门,听声音是张瑞敏副大队长。开门一看,见他端来了饭。这时我才知道已到起床的时候了。他见面就问:“睡得好吗?”我生怕领导为我担心,回答:“睡得很好!”

  出发时间和昨天一样。路上较之昨天熟练地应付了敌人哨卡的盘查,八点五十分到达高夫人住处。一进小院,尹副官面带笑容的出来迎接,主动跟我握手,客气的引我到会客室坐下,并当即从茶几上的铁香烟筒里取出香烟递给我,为我点上火。我判断,高夫人可能已经得到了高将军起义的消息,并可能有出走的思想准备。否则,尹副官不会有这样的表现。

  我问尹副官:“高夫人在哪里?能立即见他吗?”

  尹答:“她在楼上洗漱,马上会下来。”

  一刻钟后,高夫人下来了,见面握了手,坐下后,我就从香烟里取出密信给她。

  她看完信,有些惊奇的样子,紧闭着嘴唇,慢慢地有所深思地点点头。过了片刻,才向我笑了笑说:“有位阎先生要见你,我们一同去吧!”

  刚才平静了一些的心情,这时又使我不解。我镇静了一下问:“阎先生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见我?可靠吗?”

  高夫人答道:“他叫阎会轩,从小与高先生同学,后来一起入伍,高先生不在,家中的一切事情都由他来照管。记得吗?和日本鬼子在台儿庄会战时,就是他指挥西北军的部队,那时他是军长。”

  显然,非见不可,我只好说:“好吧!只要高夫人信得过,就去见见。”

  高夫人转身拉开房里的南门,引我走进另一间会客室,一位五十来岁身穿黑色呢子中山装、胡须半白的人,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没等高夫人介绍,他就以宏亮的声音,以浓厚的军人的风度,招呼我:“坐!坐!坐!”我立即说了声:“谢谢!”就和高夫人分别坐在南北放的单人沙发上。

  阎先生说:“好!好!好!你谈谈,你谈谈。”

  从哪里谈起呢?为动员高夫人快走,趁此机会可以作作工作。特别是这位阎先生当过军长,对高夫人能否走影响大,从劝他们认清形势说起。我说:“高将军反对内战,反对卖国,反对独裁,主张和平,已在河北邯郸起义,投到了共产党的怀抱,是正义之举……”

  阎先生打断我的话,说:“不!不!不!要你谈谈怎么走?怎么走保险?”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而大队领导早就研究过向我说过走的路线问题。

  我当即回答:“有往东、往东南两条路。东南路经郭庄机场,机场有一个连国民党部队守卫。他们白天不敢出来,一切交通工具可以通过;东路走六道哨卡,途中经过一孔铁路西桥,一般交通工具没有问题,大卡车能否通过没有把握……”

  这时,我从房屋南边玻璃窗见外面有个四十来岁,高个子,留有八字胡,上身穿件黑马褂的人向房门走来。接着听他说:“报告好消息!”高夫人立即把我从沙发上拉起来,开开北边小门,把我推入原来的会客室坐。

  隔着门,我听不到动静,只好坐在沙发上吸烟。过了片刻,高夫人由一位二十来岁的妇女陪同,来到会客室,向我说:“走!到天桥看看路去!”这简直叫我喜出望外,立即回答:“好!”又一想,还得谨慎。我提出:“我们不要一起走,以免引起怀疑,我们可以到天桥再会面。”

  高夫人点点头说:”好!”

  离开高夫人住处,走出大门不远,见三辆黄包车拉着高夫人和那位妇女,还有尹副官。尹的车子到我身边过时,他咳了一声,向我作了个暗示。我也叫了一辆黄包车随后跟上,但保持一段距离。

  我们分别在天桥市场兜圈子,不时有国民党士兵给尹副官行礼。我因不便和他们接触,又怕拖延时间,就走到尹副官前面过,咳嗽一声暗示。接着大步往回返,表示我回到约会地点等候。

  我步行到约会地点,等候了二十来分钟,尹副官一个人乘黄包车来到,被我招进中山公园,在一块无人的草坪上躺下。我问:“怎么样?”

  尹副官回答:“决定走!”

  “什么时候走?怎样走?”我又问。

  回答是:“马上走!因为小车库的钥匙找不到了,决定乘一辆大卡车从东路走。”

  听到这一仓促决定,也是原来没有料到的,这和领导上要求万无一失不符合。我向尹副官说:“现已下午两点,你们住处和路上都没有布置,仓促起程,又走东路,风险很大,出了问题不好处置。我的意见,你们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抓紧准备,明天我按时到达高夫人住处,到达前一刻钟准备好,到达后一刻钟离开。我们便衣迎接到敌人哨卡附近……这样比较安全。你看如何?”

  “好吧!”

  我看出尹副官有走的紧迫感,便进一步问:“你们怎么知道高先生起义的消息的?”

  尹答:“张岚峰是高先生的好友,他今天一大早就告诉做饭的王化成,说高先生起义了,要王化成赶快告诉高夫人离开徐州,否则有危险。王化成以前给张岚峰做过饭。”

  我又问:“离开徐州还有什么困难?高夫人思想还有什么问题?”

  尹答:“走,高夫人没有问题。只是他的外甥、侄子对共产党认识不足,不愿去解放区。我同高夫人做了他们许多工作,开始他们不听,后来我就劝他们,‘为了高老头子,死了也是应该的。’他们才答应一块走。我看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尹副官在这上面立了一大功。谢谢你,再见!”

  我们握手告别后,他先从西面走出公园。

  我从公园出来,经过铁路时,太阳已经下山。脚上磨的泡很痛,脱了鞋,快速往回赶路。到大队住地,大队领导早已等在村头。

  晚饭后,大队移防,行军到达尖山住下后,我向领导作了汇报。大队领导同意我和尹副官商定的方案,而在保证安全上却是全大队一齐出动。大队领导指出:敌人内部可能已知道高总起义的事,完成任务更加艰险。看来高夫人没有什么问题,尹副官是高夫人的心腹,态度已很明朗,要依靠他把握两点:一是王太太一定要和高夫人一同离开徐州;二是按时间,按预定路线开车,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为了路线上不出问题,请地方上派一熟悉路线的同志一同去,帮助带路。

  三进徐州

  十一月三日早上三点左右,全大队起床吃饭。大队领导分头带领部队向徐州方向出发。便衣队员们一个组一个组化装进入徐州市,从“郝公馆”出来车行经过的道口、哨卡散布开来。以卖香烟的、卖糖果的……在那里执行保护行车安全的任务。张副大队长带一个中队在铁路附近一个树林里隐蔽,准备必要时进行掩护。在尖山上,派有瞭望哨;在山下,派有接待组。

  大队长带来一位同志,向我介绍说:“这是地方派来的向导,叫王广深,随你一起进城,负责带路。”我和王广深握了握手,接着一同前去。

  在经过徐州东面敌人一道哨卡时,一个国民党军带班的排长拦住了去路。这个排长是当地人,我们知道他当汉奸班长时就很坏,我地方政府曾予以警告。他说他孩子多,生活所迫,表示今后不做坏事。他有个儿子,长年犯头痛病,是我们部队卫生员给治好的,故有所收敛。这次见我穿戴阔绰,想捞油水,故意找事。在察看我带的“良民证”时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家住哪里?”“来干什么?”“腰里有违禁品没有?”问个没完没了。斜愣着眼瞧着我,问话时摇头摆尾,叫人又气又急。

  任务在身,不能多停,也不能简单从事,只好耐心的回答。我说:“排长,你不认识啦?我叫冯平良,住本市西列巷22号。在对过裕丰糟房干事,你经常去那里打酒,我虽然是外跑的多,也见到过,可能你忘记啦!你大儿子脑子病好了没有?”那个排长听了一愣,眼不斜,腿不摇,一声不吭看我。我又说:“咱们交个朋友吧!……好吧!你对我不放心,那就捡查吧!”我两手伸到夹袄的口袋里,将伪币、香烟、手纸、手绢等掏出来,往上一抬,说:“看,除去乱七八糟的东西没别的。”等他检查。他却把“良民证”还给我,皮笑肉不笑地说:“对不起,耽误你的事了,请原谅!”我说了一句客气话,急忙赶路。

  顺利地到达少华街西段,广深同志以随从的身份,跟在身后。经过留守处大门时,门卫不但没有查问,反而还给我敬了礼。

  进入大门,来到高夫人住处,见院内停放着两辆福特牌黑色小轿车,有人正往车里放东西。尹副官见我就说:“大车不用了。”我点点头,向尹说:‘有要事要见高夫人。”

  到了会客室刚坐下,高夫人来到。我等她坐下后,说:“领导上给我讲了两条:一是务必请高夫人与王太太一起走;二是要按时开车。其它请高夫人放心,我们领导都作了周密安排。”

  高夫人应允后,我在院里观察情况。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还不见王太太的面,心中非常着急。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从楼南走来一前一后两个人。前面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妇女,身穿灰色旗袍,短发,左臂上挎只小提包,右手撑一把黑洋伞。看来秀丽、文静、大方,后面跟了一位像是勤务的士兵。二人不慌不忙地走来,我警惕地转过脸,背过来者,想等说话再证实。

  稍等,听身后有轻声问:“你是从东边来的吗?”

  我转过身,面对这位妇女回答:“是的,你是谁?”

  “我是王太太。”她直接了当地回答。

  我激动地握住王太太的手说:“王太太你好!走的准备,做好了吗?”

  “什么东西不要了也高兴!”“你看!”王太太抬了抬挎小提包的左臂。

  这时高夫人从楼内走了出来,王太太慢慢的离开了我的身边。

  为了显示车内的威风,给诸副官佩戴了一付中将军衔;为了减少车内的特殊目标,给王广深同志换了一身士兵服装,没有挂军衔。高夫人由诸副官、尹副官和王广深同志陪同,坐胡司机开的第一辆车;王太太由高副官、王化成和我陪同,坐的徐司机开的第二辆车。一共十个人。

  第一辆车开出一分多钟,第二辆车还不动,我有点着急地说:“这辆车该开了吧!”王太太用胳膊碰了我一下,然后对着我的耳边小声说:“你别说话,我来指挥!”我点了点头,不再说话。

  两分钟后,王太太才叫司机开车,是那样的沉着、老练。我感到她是一位不寻常的“太太”。

  车子开出大门时,门卫施了举枪礼,但车内的人似乎都屏住了呼息。这是脱离虎口的头一关。

  车子快到天桥,我小声问身旁的高副官:“哨卡敢阻挡我们的车吗?”高副官说:“不可能!”可说归说,他仍把匣子枪的枪把紧紧的握住。汽车经过哨卡,哨兵一律行举枪礼。顺利的通过了第二关。

  在通过哨卡时,我向路两旁观望,看到我们便衣队员三三两两,到处都有。越过铁路西桥,我的心情也就轻松下来。这时,王太太也问起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

  汽车绕道通过郭庄机场,向尖山开行。

  快到尖山时,突然响起警告的枪声。那是尖山附近的民兵岗哨在报警,是因为我严格保密,民兵并不了解。民兵岗哨误以为敌人汽车开来,开枪报警。

  我对在尖山上的瞭望哨,立即大声喊叫:“自己人,别误会!”

  汽车停下,我用礼帽在车窗摇动示意。接着,变成了欢迎的人群。

  “欢迎高太太到解放区来!”“欢迎高太太一行!”人们热情的向二位夫人问好!

  ……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

  汽车开到王山,按计划进行休息。利用休息之时,我当地区政府赵区长派人骑马先行,向沿途民兵通报,以免误会;大队在王山负责接待的同志,特地选了一个饭店,准备了水饺,请二位夫人用饭。

  在那里负责接待的是便衣大队一中队指导员过晓秋同志,他热情的招待二位夫人。其时,王太太向接待的同志一再说:”你们多照应高太太,我可以随便。”可是说归说,大家还是热情地招待她。她走到我一队员身边问:“你们指导员在哪里?我要见你们指导员!”

  过晓秋听见后,立即上前自我介绍:“我是指导员,王太太有什么事请吩咐!”

  王太太热情地和过晓秋同志握手,满怀深情地向过晓秋同志说:“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咱们都要照顾高夫人。”

  听到这句话,过晓秋紧紧地握住王太太的手,以吃惊而敬佩地目光看着她,激动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晚过晓秋指导员向全队讲话说:“这一次任务,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不仅接来了爱国将领高将军的夫人,我们还接回了一位出生入死为邯郸起义作出了伟大贡献的女共产党员——被称为王太太的唐宏强同志。”

  汽车继续开进,行驶在淮北平原的大道上,沿途群众热烈欢迎!地方政府热情接待。到了洪泽湖畔的半城,高夫人一行受到中共淮北区党委和四师首长的热烈欢迎。张爱萍师长、邓子恢政委、张震参谋长设便宴招待时,还特地备用了双沟大曲,为高夫人一行压惊洗尘。当时四师首长讲到:高夫人离开徐州当天,蒋介石派出其中央宪兵四团,空降徐州,直扑高夫人所住的“郝公馆”,抓走了高夫人的家嫂。

  后来得知,当王定南同志于十月二十九日起草电报,经刘伯承司令签发报请中央后,十月三十日下午,高树勋将军召开总部军官会议宣布起义。并打电话告诉马法五。十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时,刘伯承司令员等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和邓小平政委,乘车前往高树勋将军住地,表示欢迎。高树勋将军和刘伯承司令员商议要向全国发一通电。十一月二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向高树勋将军发了贺电。同时,国民党十一战区另一副司令长官马法五被我军俘虏,其所指挥的40军,鲁崇义指挥的30军,被迫放下武器,邯郸战役胜利结束。十一月三日上午高夫人被从徐州接出,同日晚上新华社发出了高树勋将军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起义通电。

  王定南同志在回忆文章中有如下记述:“几天以后,我和高树勋又得到刘、邓首长指挥部传来喜讯,新四军张爱萍师长派侦察员已把高夫人刘秀珍和我爱人唐宏强从徐州接到了解放区。高树勋听了感激地说:共产党办事,真是言必行,行必果,实在了不起呀!他表示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