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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勇进五河北店 乘隙夺取炮楼

  五河城四面环水,敌人戒备森严,便衣队夺取了五河城渡口敌炮楼,采取什么办法夺取的呢?

  夜半,五河城北小河岸上,合唱的歌声向五河对岸传去:

  “正月里来正月正,隔着小河我说你来听;别的都不讲啊,伪军弟兄:当兵为那个?扛枪为什么?

  中国抗战已经四年整,鬼子失败人人都看清;别的都不讲啊,伪军弟兄:鬼子滚了蛋,你们怎么办?”

  这是泗五灵凤便衣队在五河城北小河对岸,进行合唱。上面的歌词是文化教员王家瑞同志所编。

  早在1942年夏天,便衣队在苏会队长带领下,在五河等日伪据点附近,对敌喊话唱歌,开展政治攻势。

  五河城是日寇在淮河下游的一个重要据点,不仅孤立,而且兵力不足。常驻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五个连。伪县长兼保安司令余乃贵,吉林省人,他和他的弟弟余乃春,以及伪保安团的一些军官,是鬼子从东北带来的,特别坏。余乃贵、余乃春这对汉奸兄弟,作为日寇的忠实走狗,带领他那几个连的保安团队,配合鬼子烧、杀、抢、奸,无恶不作。五河人痛恨之极,称其为“大炮冲”,“二炮冲”[按:冲在当地是枪毙之意]。

  五河城四面河流纵横,以五条河而得名。淮河从城东南紧靠城东东流;浍河流经城西一分为二,一支南流入淮河,一支东北流经城北而东流[称为小河],和沱河汇合东去;东北有潼河,东南有崇河,城东还有一条城河沟。形成天然屏障,易守难攻。五河城有东门、西门、南门,唯独没有北门,相传把北门借给了泗州。北城墙外到小河中间,是一片乱坟和水塘。人们相传说:为什么不建北门呢?当年有风水先生说,开了北门鬼就会进城。所以在北城墙上[北门的地方]建了一个城隍庙,请城隍老爷专管魔鬼。那个城隍老爷只管死鬼,不管活鬼,对鬼子汉奸在城里胡作非为不闻不问,成为五河人谈五河城的一个话题。

  便衣队的队员有不少是五河城北人,对五河城比较熟悉。我便衣队员进出五河城侦察并不困难,但因我便衣队经常在小河对岸活动,引起敌人注意。日伪军多次过河到五河北进行扫荡,并在渡口[北店子]和东门外加强岗哨。夜间除了岗哨,还加派巡逻,白天则严格盘查。一天,队员丁万涛、汤献礼进五河侦察,在北店子被炮楼岗哨盘查来,盘查去,折腾了大半天。

  丁万涛,家在五河北丁湖,入伍前以木工为生,时年二十四岁。身强体壮,忠厚而又稳重,说话一字一句,显得比较老练。汤献礼,五河北汤湖人,时年十九岁,聪明好学,活泼天真。学哑巴,像哑巴;眼皮一翻,像个巴拉眼;学拐子,像个铁拐李。那天他们二人在被盘查时,汤献礼就是装的哑巴,打也打不出一句话,全由丁万涛一人回答。敌人找不到破绽,快到天黑才将二人放出。

  丁万涛、汤献礼回队后谈了在被盘查中所看到的情况,也谈到从城里老百姓口中听到的情况:北店炮楼有伪军一个排住守,担负渡口的巡逻警戒;东门外会馆台子[山西会馆]炮楼也是伪军一个排,担负东门外一带巡逻警戒。这两处敌人夜间巡逻警戒占用人员一半,早上城头上军号一响,夜间担任巡逻警戒的回炮楼睡觉。除了一二个岗哨,只有一半人集合去城里出操。苏队长对早操之时敌人活动情况问了又问,非常注意。

  不久,便衣队奉命回到沱河西大于家休整。前村是泗五灵凤县总队总队部机关住,村西头是县人民政府机关住。县长兼总队长徐崇富,副总队长兼总队司令部参谋长金荣功,县公安局局长张文炳,都经常来便衣队看望。金荣功副总队长,是苏会同志在抗大四分校学习时的队长,苏会等早就知道金副总队长在红军时期就当过便衣队长,见到时就请副总队长为全队讲红军便衣队的传统作风,讲战斗故事,深受全队同志爱戴。这天见面,苏会同志汇报了对五河侦察所了解的情况,特别提到:五河城的敌人夜间防范很严,白天盘查很认真,说明敌人非常警惕。可是,他早上集合出操的时候,一部分人进城出操,一部分夜间担任巡逻警戒的回到炮楼睡觉。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利用的空隙。苏会同志提出:利用敌人早操之时,化装成赶集市的,渡过小河,把北店炮楼端掉,叫余乃贵防不胜防。

  金荣功副总队长听后,深思了片刻,笑着说:“好,你这个脑筋动得好。敌人日夜严密防范,还是有漏洞,有机可乘。”又说:“你们在五河北岸一带活动,对敌开展政治攻势,已经引起敌人警觉。把你们调回休整,然后突然再到五河城附近,出其不意,打击敌人。”经过总队首长的反复研究,决定由总队司令部侦察班配合便衣队,夺取五河北店炮楼。总队首长指出:一、严格掌握时机。敌人起床号响,集合出操,不仅说明一切正常,而且为我提供了准确的开始渡河时间;二、认真掌握渡口渡船。沱河、小河[浍河叉子]渡船都要掌握好,掩护分队要组织好,保证能进能退;三、防止敌人“马后炮”。

  根据总队首长指示,便衣队干部进一步对北店子作了具体研究。

  说起北店子,其实那里并没有一家店。当年有过一二家小店,早被日兵一烧二平,无踪无影。北店子实际上是五河城北的渡口,渡口地处五河城北偏东,离城有四华里。因为五河没有北门,也就没有北关,城北仅有一条小路从渡口向南经东门外,通到双栅栏[集市]。距渡口向南500余米,有一炮楼,为小河和渡口一带执勤的伪军所驻守。

  在苏会同志带领下,便衣队和总队部侦察班渡过沱河,到达双庙子附近,夜行到达五河城北小河对岸。按预定计划,苏会队长和高得良副队长各带一个突击组,化装成赶集市的渡河赶集。

  早春,河岸上的柳树悄悄抽芽,却又是青黄不接之时。日伪军下乡抢粮屡屡遭我痛击,被迫大力收购粮食。广大乡村农民为买油、盐、酱、醋,将少数粮食拿到城里变卖。这样,我便衣队突击组也就和进城的人混在一起。指导员陈绍刚,带领两个步枪班,担负掩护任务,在渡口东侧河岸附近松林里隐敝。

  苏会和高得良都是四二年七月在抗大四分校一队毕业后,被分配来便衣队担任正副队长。苏会时年二十五岁,陕北米脂县人,一九三六年刚刚十八岁,结婚仅仅三个月,为抗击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毅然参加了红军。抗日战争开始后,随军到达山西,被调到八路军太原办事处警卫排,后跟张震首长当警卫员。随首长在新四军竹沟留守处、新四军六支队,新四军四师。四一年底进入抗大四分校学习。他具有粗壮而结实的体魄,长方的面孔,浓眉大眼,显得朴实而英俊;一副粗壮的手臂,使他在抗大学习时,越障碍,爬高墙,刺杀,劈刀,成绩优异;说起话来,一口陕西口音,笑容满面,使人感到和蔼可亲。可面对敌人时,两眼怒视,令人生畏,判若两人。高得良,河南省南阳人,在我党影响下,一九三八年跟国民党地方部队一些人一起参加我军,后来在四师政治部当警卫员。年龄比苏会小两岁。

  拂晓,有许多人在渡口等候。直至天亮时,五河城传来了军号声。起床号响过不久,集合号吹响时,渡船才开始起动。提篮子的,挑担子的,背口袋的,穿戴不一的人,争先上船,上了满满一船。船刚开始划行,对面传来了“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跑步走”的口令声,说明一切如常。船上的人,不约而同地向喊口令声的方向观望。船靠岸后,人们争着下船,只有一个人坐在船老大旁不动,说是丢了什么东西,要跟船回去拿,无人多问。那是我押船的便衣队员。

  人们上岸后沿路南去,只有一个跟船过来的小贩,提着篮子在河岸上叫卖。河岸上的伪军岗哨,面对一个个赶集市的行人,瞪起双眼,看看这个,望望那个,对其中有的人还盘问一下,然后也都一一放行。岗哨看到河岸上卖香烟的小贩,向小贩停的地方走来。小贩拿出讨岗哨欢喜的样子,笑着迎了上去。“老总,要烟,还是要糖?都有。”

  哨兵瞪着大眼对小贩看了一会,这才哼了一声,看着篮子粗声说:“抽烟!”然后伸手从小贩篮子里拿了一包香烟,从中抽出一支,又从篮子里拿了一盒火柴,点火抽烟。哨兵抽烟抽得津津有味,可一支烟抽了不到一半,他把半支烟往地下一摔,骂骂咧咧的说:“老子不抽你这个烂烟!”其实他早把一包烟装进他的军装口袋,而摔的只是半支烟。接着眯着眼疑视小贩,问:“不对,我怎么没有见过你?”

  小贩笑着说:“你是贵人多忘事……”并改变了话题说:“烟不好,那就吃糖!”

  “你的糖甜不甜?”哨兵无话找话。

  小贩忙答:“甜,不甜不要钱!”

  伪军哨兵狡猾地笑了笑,伸手从小贩的篮子里抓了一把糖:“好,这是你自己说的,不甜可别怪我!”随之一颗一颗往嘴里丢,把抓在手里的糖吃得剩下不多了,两眼一翻,说:“这是什么糖,一点也不甜!”

  这个伪军哨兵比小贩约大十岁八岁,小贩看着伪哨兵一个劲耍赖皮,一点也不在意,并且连连奉承:“老总吃几颗糖算什么?甜,我也不要钱。我在渡口卖烟,全靠你多关照。”

  伪哨兵听了,得意地满面笑容,把枪背在身上,伸手从篮子里又拿了一包烟,放进衣袋里。

  这个小贩名叫柳贤卫,时年十九岁。早在一九三八年冬,只有十四岁,就参加了徐崇富领导的部队。四零年编入八路军胡大队,胡大队东进时,因病留在地方,便衣队组建时被调来,当了便衣队员。他身材矮胖,白皙的园脸,配了一双大眼。说话办事,一本正经,都说他是少年老成。这次行动他的任务是看住渡口伪军岗哨,保证我经渡口进退安全,相机逮捕敌岗哨。

  向东门方向走去的一行人,苏队长走在前面,跟着的是班长陈虹、队员王克伦、张立代、陈敬池、张荣贵等一个突击组。当走到离敌炮楼约五十米时,突然发现从敌炮楼旁边走出一个军官。走到路边,站住张望。可能看到苏会同志走在前面,穿的是一件大褂子,却走的比较快,两眼盯住不放。当接近时,拦住路厉声大喊:“干什么的?”

  苏队长面对这个身佩武装带、背着驳壳枪的,估计是驻守炮楼的伪军军官。为了不惊动城墙上下的敌人,没有动枪。边向伪军官身边走,边用半像不像的五河话压住声音回答:“做点生意,进城办点货。”

  伪军官一听,似乎听出口音不对,更加放声喊:“过来!过来!”

  苏队长想尽量靠近点,也就一直向伪军官身边走。可跟在后面的队员却十分紧张。不由自主的都在嘀咕:怎么还不动手?

  苏队长不快不慢的走到伪军官身边,突然从腰中掏出驳壳枪,枪口对准伪军官的脑袋,严厉地却又是压住声音说:“不许动!缴枪不杀!”

  伪军官身上虽背有驳壳枪,却惊地发呆。个头不算小,也不由自主地双手一举,跪在地下。

  苏队长迅速地摘下伪军官的枪,挥手示意后,突击组奔向敌炮楼。高得良和他带的另一个突击组随之跑步赶到,先后拥进敌人炮楼。

  炮楼里的伪军,除了一半人去城里出操外,留下的全是夜间执勤的,都在睡大觉。

  当我将伪军的枪支弹药一一收缴后,这才把睡觉的喊起。勒令他们穿上衣服,走出炮楼,集合列队,共有排长凌谊迁以下十八人。在苏队长指挥下,将炮楼点起火,押着俘虏跑回渡口。

  在渡口的柳贤卫看到炮楼起火,立即解除了伪军岗哨的武装,押在渡船上等候。待俘虏全部上了船,苏队长检查了突击组人员到齐后,方指挥北渡。两条渡船顺利地回到北岸,和在北岸担任掩护的分队汇合。

  五河城炮楼和城墙上鬼子、伪军岗哨,发现北店炮楼起火,看到我便衣队跑向渡口,当即报警。敌人因大队人马都在操场上,待从城里赶到北店炮楼,便衣队早已渡过小河[浍河叉子],而且渡过第二条河———团河[沱河叉子]。日伪军渡过河尾追,便衣队已经远走十华里之外。就这样,“马后炮”变成了“空跑”,日伪军一直追了二十余华里,这才灰溜溜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