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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走教育救国之路(1904—1922)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4月,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关于结束甲午战争的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这表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民族危机。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华,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对华不仅进行商品输出,而且进行资本输出,通过投资,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开办银行,对清政府进行附有政治条件的贷款,控制了中国的财政。

  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全国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爱国志士的爱国热情。他们在北京发动1300名应试举人上书光绪皇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组织强学会,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戊戌变法)。1898年4月,康有为等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北京创建了保教会,光绪皇帝接受变法主张,重用维新人士,从6月至9月陆续颁布维新法令,推行新政。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操纵军政实权,坚决反对变法维新。9月21日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害,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日本,历时103天的变法运动失败,史称为百日维新。

  1898年在戊戌变法期间,以山东为中心的义和团运动陆

  续出现,到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掀起。为了镇压中国人民反帝运动,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义和团在保卫京津的廊坊和紫竹林等战斗中英勇奋战,迫使侵略者多次退却。但因实力悬殊,在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下,义和团运动终遭失败。1901年9月,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逼迫下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这个条约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扩大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清政府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这时年仅20岁的李鼎铭,同全国爱国青年一样目睹清政府的软弱无能,祖国大好河山被洋人践踏,变成殖民地,忧国忧民之心使他深感不安。他经常和舅父杜良奎探讨中国之弱,探讨挨打的原因。他深深地认识到中国人如此受欺,关键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知识太重要了。要救国必须从办教育、培养人才入手。于是他便产生了教育救国的思想。1903年,22岁的李鼎铭虽然考取廪生,但他拒绝到地方做官,决心致力于振兴地方教育事业。

  1904年李鼎铭在家乡桃花峁兴义学教私塾。那时候,农民生活困难,无力供子女上学,他把自己的窑洞让出作教室。一些上学积极性高、无力交费的困难户,他可以免费或半免费,这样他的收入就很微薄。一些村民不愿让孩子上学,他走家串户,给他们讲国家的危难,讲没有文化要吃亏,讲知识的重要,使他的私塾学生由7人增至20多人。一时家乡掀起读书热,方圆数十里创办学校几十个,学生发展到近1000人(含冬学)。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在孙中山倡导下,以兴中

  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组成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孙中山任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李鼎铭十分推崇拥护这16字的纲领和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即推翻清王朝统治,是为“民族”;建立资产阶级之民主共和国,是为“民权”;为民求生,平均地权,是为“民生”。)他经常想着要为实现三民主义做些事情。他在教学中为学生讲解三民主义,在群众中宣传三民主义,在行动上拥护三民主义。他通过舅父杜良奎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同学,找到《大陆》《直说》《江苏》等进步刊物,特别是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等文章,他把孙中山指出的清朝统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的论断,工工整整地写在笔记本上反复思考,充满救国的信心。他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瓜分的事实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宣传教育群众,在那偏僻的陕北山村,民主革命的思想开始传播。

  当时,李鼎铭的家庭生活十分贫困,十多口人的家庭生活全靠他维持,惟一能为他分忧解愁的是夫人张氏。张氏省吃俭用,经常上山挖野菜充饥。所以他十分体谅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他在群众中常说:“国家不改革,鞑虏不驱除,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他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杨家沟有一家地主,平时十分敬重李鼎铭先生,见他家境困难,送他两袋小米,先生断然拒绝,夫人张氏怪他难为了人家的一片好心。先生说:“自古无功不受禄,地主家的东西更不能收,宁叫肚子饥,也不愿脸沾灰。”又有一次,一家地主因为不会算自己仓库里究

  竟有多少粮食,请李鼎铭先生帮他算一算。李鼎铭问清仓库尺寸,随口算出,准确无误地与账面上的数字对上了号。此事使这个地主大赞不已地说:“先生的脑子真聪明。”并再三请李鼎铭为他当管家,但被李鼎铭拒绝。他说:“我为地主做事,就一定会给人民造孽,我还是办我的教育。”他旨在实现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

  1910年,创建于雍正年间的绥德雕山书院,改为绥德中学堂后,招聘当地博学多才之士任教,李鼎铭先生也在招聘之列。当时他认为中学堂学生年龄较大,对他宣传三民主义是十分有利的,于是他欣然应聘。

  绥德中学堂位于绥德县城东北疏属山的山腰。那时候办学条件极差,一排石窑洞住人和几间瓦房作教室。为了改善办学条件,先生经常和学生一起扛石头、搬砖,补修围墙、铺校园。他利用课余劳动时间和学生共同探讨中国之路,在那师道尊严的时代里,他和同学们打破师生界线,以国人的身份研讨国家大事。他主动请求学校,承担了国文、历史的教学任务。自编教材,利用课堂宣传民主革命,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救国之本,讲给学生听。一些学生经常到他办公室研究民主革命之路,探讨如何唤起民众。他还发动学生在校报上发表文章,以抨击腐败无能的政府,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11日,革命军的旗帜终于插上了武昌城头,成立革命政权的问题就提上了革命党人的议事日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他在就职宣言中,提出以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的行政方针,宣告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封建帝制的崩溃已无可挽

  回。

  李鼎铭坚决拥护孙中山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法令和政策。他说:  “我们必须团结国人建设这个百废待兴的中国。”他身体力行,提倡破除迷信,禁止赌博,建立村规民约,成立村级禁赌委员会、家庭禁赌小组。当时其弟李丰勋有赌博的毛病,他严加管教。村中李加彦、李子升等赌徒见李鼎铭下决心为其弟戒赌,也主动戒了赌,参加了劳动,改善了家庭生活。李鼎铭的禁赌不仅教育了这些人,而且在邻村也产生了影响,不少人说:“鼎铭做得好,做得对。”便也主动戒了赌。

  李鼎铭一生是无神论者,他从来不信鬼神。他经常回忆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人们破除迷信。他常说,世界上没有鬼神,如果有鬼神,从开天辟地以来不知死了多少人,如果有鬼,整个世界都被鬼占完了,人怎么生存?神,只不过是人思想中的一种崇上寄托,是一种信仰罢了。某些地方神鬼只不过是一种幻听幻视幻觉而已。每年附近村庄庙会很多,山墕的东岳庙会、姬岔的三官庙会、青云山的祖师庙会,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李鼎铭借机宣传他的无神论,同时对庙会上的赌博等丑恶现象实行禁止。经他宣传,庙会冷落,赌博绝迹。

  村里一些人有盗窃行为,李鼎铭主张用村规民约去约束,一旦发现,以吃“鸽虎”①的形式予以重罚。这段时间乡村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好风尚。

  李鼎铭坚决提倡男剪发女放足。他从自身做起,让女儿瑞兰、嗣兰,夫人张氏带头放足,他和弟兄们主动剪掉长辫子。

  他的行动影响了全村,推动了全乡乃至县城的剪发放足运动的开展。

  当时陕北一带土匪猖獗,百姓时常提心吊胆,他想:民无

  宁日岂能安居乐业。于是他组织民团,习拳练武,保卫家乡,乡间一些地痞流氓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

  1913年(民国2年),32岁的李鼎铭担任了米东区区长。下设七个分区,他要求区上的工作以办教育为中心,每个分区办一所小学。为了致力于教育,造福家乡,他利用印斗乡陈岔村临水寺的210亩庙产和庙宇建筑,创办了米脂县农村第一所国民小学——临水寺觉民小学,并兼任校长三年。这所学校贯彻“团结一致,共同建校,启发引导,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方针,课余时间他带领学生参加建校劳动,种菜植树,自力更生,以减轻家长负担。这所学校受到家长和社会的好评,一年多的时间不仅有四乡百余名学生就读,而且吸引了佳县乌镇一带学生来校上学。李鼎铭先生感慨万千地说:“这种学校,我愿终身以之。”

  然而,学校好景不长。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窃取大总统之后,国内封建复辟思想的复活,给学校也带来厄运。当地一些土豪劣绅、地痞纠集一批落后村民,利用封建迷信思想,散布庙产庙宇不能办学,否则会触怒神灵,降祸百姓的谣言。城里的绅士们本来就嫉妒这所超过城市水平的乡村学校,这时借机到处散布谣言,恶意中伤,暗中作祟。有一天,他们指使一个和尚在学生灶饭菜中投进毒药,学生食后中毒,轻者头晕眼花,重者不省人事,好在李鼎铭精通医术,及时抢救,才免于死人。他将此案告到县里,将和尚判处死刑。后来乡绅重金贿赂县官之后,竟将罪犯无故释放。1916年(民国5年)冬,又煽动100多名不明真相的村民哄抢学校财产,进校抢饭吃。这所好端端的学校,便在旧势力的无情摧残下,关门停办了。李鼎铭只好带着他的教师马龙宾、杨春华(米脂人)、王

  廷俊、王廷成(佳县人)和部分学生回到桃花峁继续办学,为此他病了一场。后来,李鼎铭在《我的身世》中回忆到:“我的教训一是做事要依靠群众不能靠少数人。二是要因地制宜,不得操之过急。我们的群众没文化,封建思想严重,有一个教育的过程,我们还得抓紧办学。教育我们的群众,只有人民大众都有了知识,才能破除迷信,到那时我们事就好办了。失败乃是成功之母,是我事业的动力。”他总结教训后,更加注重了科学知识研究。为了寻求救国之路,体现他的人生价值,他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教育事业。

  1917年(民国6年),著名教育家、政治家、爱国主义者、“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杜斌丞②先生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毕业,他不恋京城烟云、津门富贵,谢绝朋友师长的挽留,毅然接受了陕西督学袁刚的聘请,回到荒凉的故乡陕北,以教育救国的雄心壮志,在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师,“开拓新文化的处女地”(杜斌丞语)。翌年任了校长。杜非常重视选聘教师,作为其“十年教育”计划的头等大事。他采取“革命元老文化泰斗”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聘请一批地方名儒任教,杜斗垣、李鼎铭被聘。李鼎铭虽然比杜斌丞长9岁,但教育救国的思想是共同的。李鼎铭担任国文、数学、历史和地理教员。这年,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他编纂了《蒙古历史教科书》,后改为《北方民族历史教科书》。他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待历史上北方各民族,不受封建正统偏见的影响,采取不偏不倚、不褒不贬、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撰写了这部教科书,对蒙古作为统治阶级的元朝所实现的空前统一予以肯定;对忽必烈的人才观、元朝的交通建设高度赞扬。全书2.7万字,分为总

  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四部分。后三部分又分为11篇13章。从夏商时期北方的猃狁、荤粥开始,中经北狄、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党项、女真到蒙古的勃兴,元朝的盛衰,明清时期的蒙古及其与俄国的关系,都加以系统叙述。以王朝更替为顺序,主要交待了各民族兴衰交替的历史过程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李鼎铭先生在翻阅了大量的史料,进行认真的综合分析归纳、研究探索的基础上,才完成了这部著作。全书脉络清晰,史实准确,自成体系。此书已成为研究北方民族史,加强民族团结,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1918年仲夏,在榆林中学一年多的教育生活中,他深受杜斌丞教育思想的影响。他想,陕北这块土地,交通闭塞,人才匮乏,加之办学思想守旧,沿袭旧制,尊孔读经,基础教育差,要从旧教育的樊篱中走出来,尽快实现新文化教育,必须从小学抓起。然而,各县小学基础教育,一般只是冬学、私塾。十多名学生集资请一名教师,坐在土炕上背诵《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启蒙识字读物,用土盘石板练习写字。学生入学的思想只想识几个照门字,没有多少为社会为民族服务的雄心壮志,所以学校得不到发展。于是李鼎铭先生以陆游的“人才泯灭主堪虑,士气峥嵘未可非”的诗句表达他教育救国的志向。他向杜斌丞递上一份辞职报告,决心为地方兴办学校,搞好基础教育,以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李鼎铭的想法得到杜斌丞的支持。送别时,杜斌丞同李鼎铭谈到深夜,他们谈得海阔天空,谈家乡,谈教育,谈国家前途命运,谈救国之道。杜斌丞要李鼎铭不遗余力地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以改变父老乡亲的命运。李鼎铭坚定地表示一定要把家乡

  的教育办好,为榆中输送合格的学生,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7月的一个清晨,李鼎铭告别了二舅杜斗垣老先生,乘着“驾窝子”③从榆林启程。杜斌丞和许多师生依依不舍地为他送行,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出南关的榆阳桥,“驾窝子”已经走远了,李鼎铭一次又一次探身向送行人挥手致意。

  1918年秋,他回到米脂继续担任米东区区长。当时经费十分紧张,他利用所创立的桃花峁集市所收的斗捐、秤佣、牲口交易税、粮仓税作为办学资金来源。为了解决经费不足问题,他又将自己家的12垧地交给学校,让学校出租,所得租金作为办学补充经费。这一年,从外地来了一些蛮婆④组成团伙,专搞迷信活动,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乡民的钱物,甚至偷盗抢劫,为所欲为,使乡民异常痛恨。一次,这些团伙又偷了本区姬岔村李生馨家的粮食数十石。李鼎铭先生组织全区乡民与蛮婆展开激烈斗争。最后终于破了盗案,抓获了参与盗窃的蛮婆,处罚300两银子。他利用这些经费,在黑龙峁山脚下一块公地,连同80吊钱买下了堂兄李加栋的三亩地,经过长子李振三⑤一年多的筹办,区立桃花峁初高等小学终于开工了。当时为了节约经费,动员村民义务投工。每一项开支他都是算了又算,为节约经费他和振三在两里多远的家里跑灶吃饭,亲自到工地施工。这样先后共建了8孔窑洞、3间小房、1栋大房、1个戏台(兼作教室),还打了一口水井。为了节约平时的办学经费,李鼎铭先生既当校长又兼作教师,但除在区上领取工资外,学校的工资他分文不取。

  李鼎铭先生非常重视选聘教师,将其作为兴办家乡教育事业的头等大事。他聘请了当地饱学之士印斗村的刘甫成,沙店乡的常驾武,杨家沟乡的马思尊和他的长子李振三作为教师。

  他给学生讲修身课时,十分注意言传身教。作为区长、校长,他平常十分俭朴,他把好的窑洞让给刘甫成、常驾武、马思尊老师住,自己和儿子李振三住在教室北面的一间小房子里。冬天他住在家里,免得生火费炭。

  李鼎铭先生兼讲国文、历史、地理和修身课,他讲课很活跃,方法灵活,讲得简明扼要,很受学生欢迎。特别是他那新法教学,打破了八股文的条框,一律使用白话文。他抛开了“仁义道德”,学生们不读三纲五常,他以从榆林中学带回的新文化运动思想教育学生,当他讲到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时,学生深受教育,爱国热情溢于言表。李鼎铭先生治学严谨,教学质量高,不少远路学生慕名而来求学,学生由几十人增到120多人。该校毕业的学生李力果⑥、李善英、李长继、石如璧、马瑞亭、马原堂等均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榆林中学和绥德四师(绥德师范的前身)。他的学生郭洪涛⑦、李力果、艾楚南⑧、马明方⑨、张汉武⑩、张成德(11)等,后来均成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李鼎铭先生在办学中冲破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同校。后来学校设立女生班,开始乡民们不愿送女孩上学,他让自己的女儿李嗣兰和儿媳张蕴珍(12)带头上女生班,这样,有十多名女孩相继报名入学。

  当时学校设置课程较全面,有国文、拼音、算术、珠算、英语、历史、地理、修身、唱歌、体育、美术等。还专门为女生教刺绣,这样很是吸引学生。

  李鼎铭先生为地方兴办教育事业十余载,呕心沥血,成绩卓著,备受当地乡民的好评。群众称他:“米脂一卧龙”,“银州一圣人”。

  注:

  ①吃鸽虎,又叫吃割事,民国《米脂县志》记载“秋吃合伙”:“万室告成,小偷遍野,禁无可禁,捕不胜捕。万不得已,诸农户宰羊聚饮,悬羊头于高竿,俾众周知,有侵犯禾稼者,则公众议罚,至少限度令于赔偿外,任饮聚之资。亦古昔守望相助之谊。伙中有究红究黑诸人,公众推举管理。”(原注:究红者议罚,究黑者巡夜,皆完全义务职)此俗历史悠久,小偷慑于村民舆论压力,不敢违犯。这个办法有效地制止村中盗窃事件发生。

  ②杜斌丞(1888—1947),名丕功,字斌丞,陕西省米脂县城关镇城隍庙湾人。一生追求救国之道,是著名教育家、政治家、爱国主义者、“彻底唯物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朋友”。早年从事教育工作,西安事变前后,曾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总参议和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成都、重庆、昆明、西安等地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政策。i947年,在西安被国民党政府杀害。1948年10月,陕甘宁边区各界人民在延安隆重纪念杜斌丞殉难一周年,毛泽东主席亲笔为杜斌丞烈士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周恩来副主席赞扬他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挽词敬献烈士:“告慰先生应瞑目,千章红叶满睛臬。”

  1948年3月,在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关注以及各方面的支持下,创建了米脂斌丞图书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亲笔题写匾额,同时在馆内附设了纪念室。1985年投资近30万元,在县城南街重建了斌丞图书馆和杜斌丞纪念室。纪念室陈列有反映杜斌丞烈士生前活动的历史照片、文件、烈士遗物和1948年追悼大会的部分挽联挽词照片。

  ③驾窝子,是由两个牲口抬着用木杠绑成的轿式卧铺,人可以在中间躺坐,是当时长途旅行的交通工具。

  ④蛮婆,蛮是我国古代居住在南部的各民族。旧时也用以泛指四方

  的少数民族。蛮婆是指这些民族的女性。

  ⑤李振三,原名李之纲,是李鼎铭先生的长子。1898年9月26日(农历)生于米脂桃花峁村。1906年随父在临水寺觉民小学读书。1915年肄业于绥德中学堂,1917年春受命于父在家乡筹建桃花峁小学,继而任教于该校。同时钻研国医,研制中药,为乡亲们治疗疾病。因家庭生活困难,1930年,李振三外出行医治病,以维持生活。1938年知其弟李力果在山西从事革命活动,便奔赴山西参加了工作,在兵工厂任职。1941年赴延安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此后,在延安兵工厂(外称农具厂)、难民工厂、毛纺厂任职。解放战争中从事边区救灾工作。建国后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科长等职。1952年因对中医有所建树,被卫生部调往北京华北行政委员会中医实验所,参与创建卫生部北京中医研究院,任门诊部主任、内科研究所所长,为国家五级医师,1956年任中华医学会委员、中医学术交流会委员等职。1958年3月20日,因患癌症于北京逝世,享年60岁。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参加了追悼会,后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李振三一生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刻苦钻研中医,他把一生献给了祖国的中医事业。

  ⑥李力果(1907—1959),又名之常、烈飞,李鼎铭的次子。1907年4月8日生于米脂县桃花峁村。1918年随父在桃花峁小学上学,1923年考入榆林中学,1924年协助刘志丹主持学生自治会。1926年11月加入共青团。1927年春随魏野畴到安徽阜阳进行革命活动,3月在太和县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当选为中共皖北特委委员。4月参与高桂滋部所属的教导团兵变,去阜阳王官集发动农民暴动,组织赤卫大队,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当选为副主席。暴动失败后,继续隐蔽下来从事活动。被捕后机智脱险,经上海转北京读书,秘密担任中共北平城区书记。1929年10月,返回陕北任特委宣传委员一年,开展游击活动。不久,转北平、天津,任北平市委委员,河北省委、军委委员。1931年夏,军委书记廖化平叛变,他被捕关入草岚子监狱,坚持斗争5年。

  1936年10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因受长期折磨,患多种疾病,经治疗好转后赴太原。在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任常委兼组训部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阎锡山抗日。阎受形势所逼,同意牺盟会建立新军山西抗敌救亡决死先锋队。李力果于1937—1939年先后任新军师政治部主任,十总队、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副司令及随营四分校负责人,领导部队打击日寇。1939年冬,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与共产党反目成仇,李力果在贺龙师长指挥下,作针锋相对斗争。新军四纵队并入八路军十师后他任师党委组织部长。1940—1945年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延安城防司令部秘书长。1946—1949年,历任中共本溪市委书记、辽宁省委民族部长、秘书长,东北局城工部长、沈阳市委副书记等,为反内战带病工作。1950年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代市长。河北省委常委。1956年调北京任一机部部长助理,后任副部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在肝病与糖尿病折磨下仍然积极工作,刻苦学习外语、科技和工业管理科技知识。终因病重,于1959年5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52岁。中央领导习仲勋、薄一波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⑦郭洪涛,原名郭洪恩,1911年生于陕西省米脂县姬岔乡黑圪塔村。1925年上榆林中学参与学生运动,加入共青团,同年冬转为共产党员。后任中共榆林特支书记,榆林地委组织部长。土地革命时期参与领导陕北革命根据地及陕北红军的创建,先后担任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西北工委秘书长,陕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领导沂蒙山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任山东省委书记,山东分局书记等。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领导运输工作,任东满铁路局长,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铁路局局长,中央铁道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能源基地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曾当选为第二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⑧艾楚南(1900—1987),原名艾克生。陕西省米脂县姬岔乡井家

  河村人,农民出身。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1934年中共米东县委创建后,担任组织委员兼互济委员,在黑圪塔、小寺则一带开辟米东苏区。1935年米东县委被国民党驻军破坏,他和郭文华突围脱险。后历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在陕北革命发展中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殊死斗争,为新生的革命政权筹款理财。抗日战争时期,任绥德警备司令部供给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纵队司令部供给部政委,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处长,山东省民主政府委员、副秘书长、秘书长、财政厅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兼实业厅厅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央财政部部长助理,哈尔滨市委书记、副市长,政协陕西省委常委、副主席等职。

  ⑨马明方(1905—1974),又名汝舟、济民。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乡叶家岔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春考入绥德第四师范,秋季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校党支部书记。在李子洲指导下参与反军阀、反基督教会等学生运动,鼓动农民抗租反霸。1926年到西安国民革命第二军史可轩(共产党员)部任营政治指导员。1927年秋返回陕北以小学教师身份做掩护,先后担任中共横山响水堡区、绥德北区、镇川区委书记。秘密发展党团组织,筹建农会、互救会、盐IT会等。1931年,在米脂、佳县、镇川组织游击队袭击土豪。1932年,代理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和刘志丹等共同领导陕北游击活动。1933年7月2日,在佳县主持召开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决定以武装斗争打击反动势力,会议决定由他分管组织工作。不久被国民党驻军追捕,他摆脱敌人,转安定地区领导工农红军一支队。1934年当选陕北省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主席、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任民政厅长。日夜辛勤,积劳成疾。1938年赴苏联医治和学习。i941年回国,经新疆时受道路阻滞,中央指示他去迪化(今乌鲁木齐)任八路军新疆办事处支部书记。1942年4月遭军阀盛世才软禁,次年与办事处150余名战友被捕。他顶住各种威

  逼利诱,团结难友两次作绝食斗争。1946年6月,经周恩来与张治中多次交涉,获释回延安。此后任中央西北局副书记,第三书记,晋绥工委书记。1949年至1953年任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共西北局第三书记等。1953年至1960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秘书长,财贸部部长。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务委员。1960年任东北局第三书记,肩负东北地区经济工作重任。

  1967年10月,被“四人帮”一伙强加“叛徒”罪名关押,长期遭到人身摧残和精神折磨。1974年8月14日含愤与世长辞。1979年1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他召开隆重追悼会,平反昭雪。

  ⑩张汉武(1911—1988),原名本志。陕西省米脂县姬岔乡圪凹店村人,出身农民家庭。1927年3月在桃花峁高小读书时加入共青团,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桃花峁支部委员。1928年考入米脂三民二中,任党小组长、交通员,往来佳县、绥德等处秘密传送文件。1934年米东区革命兴起时,任共青团米东县委书记、中共米东县委二区区委书记。1935年5月米东区革命活动遭到破坏后,离乡出走,转任共青团秀延县委(1935年1月后,活动于安定县东、北区和米脂县西区的地下党成立中共秀延县委)秘书、宣传部长,共青团神府特委书记,红军三团政委。1937年后历任分区青救会主任,西北青救会、陕甘宁边区青救会社会工作部部长,神府抗敌后援会主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科员,延安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书记。1946年起,任横山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游击总队政委,后任绥德分区党校副校长、陕北党校校长、延安专署专员等。1953年至1966年,任陕西省委统战部部长兼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斗争,始终坚持真理。“文化大革命”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省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省五届人大常委副主任、省顾委常委等职。

  (11)张成德(1911—1963),原名张驾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陕

  西省米脂县姬岔乡圪凹店村人,出身农民家庭。1928年考入米脂三民二中,由毕维周介绍加入共青团。1929年失学回家务农。1933年在马明方、郭洪涛回米东地区开辟苏区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村党支部书记和米东二区区委宣传委员,与郭文华、张汉武等一起“闹红”。1935年夏加入红军十五支队任经济员,后相继任六支队政委、红二十八军一团政委、独立四营政委,随军在佳县、米脂、吴堡、绥德、清涧一带与国民党井岳秀、高桂滋、阎锡山军队周旋。1936年红军东征前后,带领四营三上神府,执行护送过往负责人和归队伤病员任务,多次打退敌人围追堵截。1938年赴瓦窑堡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学习。1943年回延安,1946年赴东北参与开办抗日军政大学(原抗大),任大队政委。1947年3月任军大西满分校政委,后随军南下,任军大江西分校、湖南分校政委;1951年后任第二十二步兵学校政委,第一高级步校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中央军委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兼总政保卫部副部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

  (12)张蕴珍(1899—1989),陕西省米脂姬岔乡圪凹店村人,是李鼎铭长子李振三之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