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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  艾石善

  李鼎铭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抗日战争时期,他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1941年后,他先后出任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和边区政府副主席,成为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一位爱国民主代表人物,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

  李鼎铭先生是我的同乡,距我老家仅五里之地。从我懂事起,先生关心民族命运、国家命运,致力于振兴中华的精神和爱国忧民的思想,就在我心目中树起了一座丰碑。在我走上工作岗位后,先生的精神和思想又成为我学习的典范。

  李鼎铭先生于1881年9月28日出生在米脂县桃花峁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因家贫无力延师,14岁寄读于外祖父杜伟高家,受二舅杜良奎(字斗垣,清朝举人,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后任全国政协常委杜聿明之父)的八年严教,其间勤奋学习,博览群书,他的刻苦精神和聪颖天资,博得杜老先生的钟爱。李鼎铭学有专长,精于天文、地理、数学、气象,酷爱中医。1903年考取廪生。

  先生一生公正无私,疾恶如仇。

  1920年,国民党政府向米脂县征收杂税2700元大洋,县政府实行个人承包,加重了群众负担。先生挺身而出,发动乡民抵制,结果废除了承包,实行区乡自治,减轻了群众负担。1921年,群众反映县财政官员中有巨额贪污,先生提议各区抽调人员,组成清查组,对县财政实行清查,结果查出县财政官员4年贪污大洋7000余元。井岳秀统治陕北时,放种大烟,实行田亩登记征税制,一些贪官借机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百姓忍无可忍。先生走村串户,明察暗访,掌握税官王公甫贪污受贿400余元大洋的事实,直奔政府请求处理,结果王如数退出赃款。

  先生一生热心公益事业,造福人民。

  为发展城乡贸易事业,先生发动群众集资,在桃花峁村建通济桥等五座大桥,创办集市贸易,繁荣地方经济。引导群众解放思想,提倡女人放脚,破除迷信,禁止赌博,严惩盗窃。当时陕北土匪横行,他组织民团保卫家乡。先生目睹政府腐败无能、内忧外患的现实,深知中国人吃了无知识的亏,于是萌发了教育救国的思想。1904年先生回到家乡桃花峁村办了义学教私塾。1910年,受聘到绥德中学堂任教,生活十分清苦。1913年,先生任米东区区长时,致力教育,造福家乡。他要求中心区下设7个分区,每区必须办一所小学。他亲自创办了临水寺觉民小学,推行新法教学。1917年,应著名教育家、政治家、爱国主义者杜斌丞先生聘请,赴榆林中学任教。1918年底,辞去中学教师职务,毅然回乡,兴办地方教育,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创办桃镇区立初高级小学,自任校长兼教师。

  先生在乡间造福人民,德高望重,颇受民众爱戴。1926年,五区公民联名送他“造福桑梓”大红匾,以示敬誉。

  1925年,陕北党组织不断壮大,先生的不少学生加入共产党,二儿子李力果参加了北伐军。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革命群众经过多次武装斗争,建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这一历史性巨变,也使李鼎铭先生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由拥护旧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转向关注和同情新民主主义革命。

  1935年,党中央和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李鼎铭先生拥护共产党提出的争取国家民族独立自主、团结抗日的主张。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先生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进步的政党,而国民党的对日不抵抗,对内挑起内战,镇压人民、镇压共产党的政策是违背民心的。”这更加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正义感,他公开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米脂建立民主政权后,李鼎铭先生担任米脂县财务委员会主任。

  1941年,党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李鼎铭先生作为民主人士代表,当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同年11月15日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政府委员。他在就职演说中说:“中国今日强敌压境,但当这生死存亡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就是团结二字。共产党的领导人很是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地步,我们从他宣布的施政纲领与‘三三制’就可以看出来。共产党居三分之一,其他居三分之二,大家果能开诚相见,自然就团结了。第二,是经济问题。我们处在资源薄弱的地方,又连年灾荒,经济的困难,达于极点。但是无论如何困难,我们抗战建国的事不能不做。因为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人人都应该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再说别的事。”李鼎铭先生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出于爱国热诚,毅然走上了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共赴国难、团结抗日的道路。

  李鼎铭先生参加边区政府工作后,处处以主人翁的态度,工作兢兢业业,乐于奉献,勇于负责,团结各方人士,共同抗日救国。

  1941年,边区财政极度困难,军政机构庞大,工作效率不高。面对这一情况,李鼎铭先生本着为国为民献计献策的精神,以其真知灼见,在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他认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然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的状况下,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他的建议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重视,毛主席将这一建议一字一句地抄在他的笔记本上,并加了一段批语,指出“这个办法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同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毛泽东主席还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策》的社论,阐述了它的重大意义。这样边区政府从1941年至1944年,先后三次精减冗员,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标。克服了边区“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机关工作效率,对度过难关,巩固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对精兵简政作了高度评价,其历史功绩,永载史册。

  中西医结合是我党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针。在

  民主革命时期,人们对中西医孰是孰非很有争议。一种是立西医,废中医;另一种是鄙夷西医,而独崇中医。两种观点水火不容。如何正确对待中西医,是当时亟待解决的一个方向性的问题。被颂为“医教巨擘”的李鼎铭先生,虽为中医,并有丰富的医疗理论和实践经验,但在新文化浪潮中,能客观地对待西医的长处,不持狭隘的门户之见,较好地摆正了中西医的关系,他主张中西医结合。一次毛泽东主席问李鼎铭先生:“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应如何发展?”他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求得进步。”1944年11月,在边区文教大会上,李鼎铭先生作了中西医结合的发言。他说:“大家都要打破门户之见,中西医多接触,多研究共同为边区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的办法。”1945年3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西医研究会,他当选为会长,并提出中西医医务工作者要打破成见,亲密团结,为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而努力。

  李鼎铭先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早年编著《蒙古历史教科书》,晚年在民族危亡之际,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中国数千年历史,撰写了《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提出了中国的历史传统有两个根本不同的传统,一个是平等自由群众观点的传统,另一个是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他认为前者应该继承,后者必然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他说:“必须把外国数百年来科学的结晶体接受过来,中国才有前途。”这种“科学的结晶体”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中国能接受这种主义,自然会经济发展,民族繁荣”,马列主义与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是完全统一的,“把中国哲学与民族传统的真正遗产作为经线,

  把西欧的进步学说马列主义作为纬线,就能够很好地织成中国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他认为首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然后中国才能马列主义化。充分体现了李鼎铭一颗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民族传统,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耿耿忠心。

  李鼎铭先生爱国忧民的思想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1948年2月25日,在他逝世后,边区政府举行的“李鼎铭副主席追悼大会”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李鼎铭先生的丰功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中共中央的挽词说:“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中,作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贡献,人民对他的功绩将永志不忘。”毛泽东主席的挽词说:“李鼎铭先生与其他许多和李先生一样的开明绅士,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时期,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蒋介石匪帮举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独裁,赞助人民革命战争,同情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土地改革的真正爱国的民主的开明绅士,无论在过去与现在,都是中国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份子。对于李鼎铭先生的逝世,表示我们的悼念之意。”

  今天出版的《爱国典范李鼎铭》一书,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作者旨在纪念李鼎铭先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民主爱国精神,学习他公正无私、刚直不阿、淡泊名利、忧国忧民、造福桑梓的高尚品德,从而启迪我们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形势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学习党的十五大精神,继续贯彻执行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加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勤政务

  实,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1998年12月12日于西安